巴枯宁(1814—1876年)是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巴枯宁主义与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是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大机会主义派别。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后，在国际内部从事分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曾对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对巴枯宁在国际内部的阴谋分裂活动进行彻底的揭露。
巴枯宁早年的活动及其泛斯拉夫主义
巴枯宁诞生在俄国特维尔省一个官僚贵族家庭，1833年毕业于彼得堡炮兵学校。1836年，他到莫斯科，参加了斯坦凯维奇哲学小组①的活动，同别林斯基等人一起研究德国哲学。1840年秋，巴枯宁到德国，于第二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1842年10月，他在卢格主编的《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的反动》一文，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1843年6月巴枯宁写了《论共产主义》一文，发表在瑞士资产阶级保守派杂志《观察家》上，表示不同意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从1843至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巴枯宁曾在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国居留，结识了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当时流亡在瑞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等著名人物。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巴枯宁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同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他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先是在巴黎参加法国二月革命，后又曾到德国参加德累斯顿人民武装起义(1849年5月)，并且是这次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对此，恩格斯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巴枯宁在德累斯顿起义中是“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①。
但是，当巴枯宁积极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的时候，同时也开始宣传泛斯拉夫主义观点。
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于十九世纪初叶产生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布拉格等地。这一思想的倡导者是捷克语文学家多勃罗夫斯基和斯洛伐克诗人科勒。捷克民族主义者、历史学家帕拉茨基后来成为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先是加强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进而达到政治上的团结。泛斯夫主义思想出现后，在俄国出现了一个斯拉夫派，其代表人物有卡特柯夫、波哥金、阿克萨柯夫，等等。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是为沙皇政府向外扩张作舆论宣传。
斯拉夫派分子主张所有的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主体、以俄国沙皇为首的斯拉夫联邦国家，使遭受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斯拉夫人获得“解放”，同正在兴起的日耳曼人抗衡。当巴枯宁还未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也主张建立斯拉夫联邦国家，以反抗泛日耳曼主义。虽然巴枯宁不象斯拉夫派分子那样，美化东斯拉夫人的那种封建宗法制度和反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但在宣传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上，却同斯拉夫派分子有某些相似之处。
1848年6月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巴枯宁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之一。他向大会提出一个名为《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的方案，试图以它作为解决斯拉夫民族问题的纲领。他说，斯拉夫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分散，如果联合起来将是不可战胜的。可惜，他们陷于四分五裂，而且狂热地坚持这种状态，忘记了无疑应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来完成共同使命的种族和血统的神圣关系。因此，巴枯宁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建立“斯拉夫联邦”的主张，使各斯拉夫民族结成联邦的统一体。他认为建立代表斯拉夫民族的“斯拉夫委员会”，是各斯拉夫民族共同联盟的体现。这个委员会作为首要的政权机构，领导所有斯拉夫民族;所有斯拉夫民族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和执行它的决定。
巴枯宁关于建立斯拉夫联邦的思想是反动的。恩格斯在1849年批评了巴枯宁的这种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无非是要给在各方面“都依附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零散的奥地利斯拉夫人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由斯拉夫人的多数所统治的、依附于俄国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①。显然，斯拉夫联邦的建立意味着俄国对奥地利的庇护，是让中欧和南欧的斯拉夫人寻求沙皇政府的保护，这在客观上正符合沙皇俄国向外扩张侵略的愿望。
巴枯宁在《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一文中还认为，构成斯拉夫人联盟(斯拉夫联邦)的原则是：一切人平等，一切人自由和兄弟之爱。后来，他又以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告斯拉夫人书》(1848年12月)，要求斯拉夫人按照联邦原则组成一个统一的巨大的政治机体。他向斯拉夫人空谈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人道。
根据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针对巴枯宁等人的观点，1849年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认为，沉痛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①。由于巴枯宁当时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所以恩格斯对他的批评，其语气还是比较缓和的。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把巴枯宁引渡回俄国，将他投进彼得堡的监狱里。他在狱中仍在鼓吹泛斯拉夫主义。1851年夏天巴枯宁写成了一份很长的《忏悔书》，呈交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在这份《忏悔书》中写道，如果陛下举起斯拉夫的旗帜，那末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投身于俄国雄鹰的宽阔翅膀之下，同仇敌忾地去不仅反对不共戴天的德国人，而且向整个西欧挺进”。他甚至要尼古拉一世当“全体斯拉夫人的皇帝”。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巴枯宁逃出西伯利亚后，再次到西欧，发表了《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以下简称《告友人书》)和长篇文章《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以下简称《人民事业》)，又在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在《告友人书》中，巴枯宁主张把居住在俄国的鞑靼人“发送到亚洲去”，把居住在俄国的日耳曼人“发送到德国去”。在《人民事业》一文中巴枯宁说，“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以便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他希望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邦的首脑，大胆地举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帜，充当“斯拉夫世界的救主!”
巴枯宁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泛斯拉夫主义言论，比他在1848年所宣传的泛斯拉夫主义更为露骨，并且直接吹捧俄国沙皇，因此后来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1873年他们对巴枯宁的《告友人书》和《人民事业》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做了揭露，说《告友人书》是一篇泛斯拉夫主义宣言，而在《人民事业》中巴枯宁所提出的建立全斯拉夫族的联邦和其他主张，则是沙皇式的人民事业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巴枯宁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他们认为，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①。这就是说，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客观上也是为沙皇俄国政府的向外侵略扩张效劳的。
当然，巴枯宁也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对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表示过同情。比如说，1847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纪念波兰人民1830年反沙皇政府起义十七周年大会上，巴枯宁向参加大会的波兰侨民和法国人士发表演说，抨击了沙皇俄国专制制度。他说在俄国“没有正义”、“没有自由，也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他批评沙皇政府对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镇压是丧失理智的，是犯罪行为。
巴枯宁(1814—1876年)是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巴枯宁主义与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是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三大机会主义派别。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后，在国际内部从事分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曾对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对巴枯宁在国际内部的阴谋分裂活动进行彻底的揭露。
巴枯宁早年的活动及其泛斯拉夫主义
巴枯宁诞生在俄国特维尔省一个官僚贵族家庭，1833年毕业于彼得堡炮兵学校。1836年，他到莫斯科，参加了斯坦凯维奇哲学小组①的活动，同别林斯基等人一起研究德国哲学。1840年秋，巴枯宁到德国，于第二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1842年10月，他在卢格主编的《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德国的反动》一文，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1843年6月巴枯宁写了《论共产主义》一文，发表在瑞士资产阶级保守派杂志《观察家》上，表示不同意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从1843至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巴枯宁曾在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国居留，结识了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当时流亡在瑞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等著名人物。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巴枯宁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同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他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直接参加者，先是在巴黎参加法国二月革命，后又曾到德国参加德累斯顿人民武装起义(1849年5月)，并且是这次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对此，恩格斯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巴枯宁在德累斯顿起义中是“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①。
但是，当巴枯宁积极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的时候，同时也开始宣传泛斯拉夫主义观点。
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于十九世纪初叶产生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布拉格等地。这一思想的倡导者是捷克语文学家多勃罗夫斯基和斯洛伐克诗人科勒。捷克民族主义者、历史学家帕拉茨基后来成为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先是加强斯拉夫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进而达到政治上的团结。泛斯夫主义思想出现后，在俄国出现了一个斯拉夫派，其代表人物有卡特柯夫、波哥金、阿克萨柯夫，等等。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是为沙皇政府向外扩张作舆论宣传。
斯拉夫派分子主张所有的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主体、以俄国沙皇为首的斯拉夫联邦国家，使遭受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斯拉夫人获得“解放”，同正在兴起的日耳曼人抗衡。当巴枯宁还未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也主张建立斯拉夫联邦国家，以反抗泛日耳曼主义。虽然巴枯宁不象斯拉夫派分子那样，美化东斯拉夫人的那种封建宗法制度和反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但在宣传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上，却同斯拉夫派分子有某些相似之处。
1848年6月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巴枯宁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之一。他向大会提出一个名为《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的方案，试图以它作为解决斯拉夫民族问题的纲领。他说，斯拉夫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分散，如果联合起来将是不可战胜的。可惜，他们陷于四分五裂，而且狂热地坚持这种状态，忘记了无疑应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来完成共同使命的种族和血统的神圣关系。因此，巴枯宁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建立“斯拉夫联邦”的主张，使各斯拉夫民族结成联邦的统一体。他认为建立代表斯拉夫民族的“斯拉夫委员会”，是各斯拉夫民族共同联盟的体现。这个委员会作为首要的政权机构，领导所有斯拉夫民族;所有斯拉夫民族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和执行它的决定。
巴枯宁关于建立斯拉夫联邦的思想是反动的。恩格斯在1849年批评了巴枯宁的这种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无非是要给在各方面“都依附于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零散的奥地利斯拉夫人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由斯拉夫人的多数所统治的、依附于俄国的奥地利联合君主国”①。显然，斯拉夫联邦的建立意味着俄国对奥地利的庇护，是让中欧和南欧的斯拉夫人寻求沙皇政府的保护，这在客观上正符合沙皇俄国向外扩张侵略的愿望。
巴枯宁在《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一文中还认为，构成斯拉夫人联盟(斯拉夫联邦)的原则是：一切人平等，一切人自由和兄弟之爱。后来，他又以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告斯拉夫人书》(1848年12月)，要求斯拉夫人按照联邦原则组成一个统一的巨大的政治机体。他向斯拉夫人空谈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和人道。
根据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针对巴枯宁等人的观点，1849年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认为，沉痛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①。由于巴枯宁当时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所以恩格斯对他的批评，其语气还是比较缓和的。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把巴枯宁引渡回俄国，将他投进彼得堡的监狱里。他在狱中仍在鼓吹泛斯拉夫主义。1851年夏天巴枯宁写成了一份很长的《忏悔书》，呈交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在这份《忏悔书》中写道，如果陛下举起斯拉夫的旗帜，那末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投身于俄国雄鹰的宽阔翅膀之下，同仇敌忾地去不仅反对不共戴天的德国人，而且向整个西欧挺进”。他甚至要尼古拉一世当“全体斯拉夫人的皇帝”。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巴枯宁逃出西伯利亚后，再次到西欧，发表了《告俄国、波兰和全体斯拉夫族友人书》(以下简称《告友人书》)和长篇文章《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人民事业》(以下简称《人民事业》)，又在宣扬泛斯拉夫主义。在《告友人书》中，巴枯宁主张把居住在俄国的鞑靼人“发送到亚洲去”，把居住在俄国的日耳曼人“发送到德国去”。在《人民事业》一文中巴枯宁说，“我们将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实现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立伟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联邦”，以便有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他希望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邦的首脑，大胆地举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帜，充当“斯拉夫世界的救主!”
巴枯宁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泛斯拉夫主义言论，比他在1848年所宣传的泛斯拉夫主义更为露骨，并且直接吹捧俄国沙皇，因此后来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1873年他们对巴枯宁的《告友人书》和《人民事业》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做了揭露，说《告友人书》是一篇泛斯拉夫主义宣言，而在《人民事业》中巴枯宁所提出的建立全斯拉夫族的联邦和其他主张，则是沙皇式的人民事业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巴枯宁在1862年为了俄国政府的利益宣扬种族战争。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它的目的无非是要把俄国的欧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进。他们认为，从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义一直到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实质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一致的”①。这就是说，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客观上也是为沙皇俄国政府的向外侵略扩张效劳的。
当然，巴枯宁也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对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表示过同情。比如说，1847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纪念波兰人民1830年反沙皇政府起义十七周年大会上，巴枯宁向参加大会的波兰侨民和法国人士发表演说，抨击了沙皇俄国专制制度。他说在俄国“没有正义”、“没有自由，也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他批评沙皇政府对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镇压是丧失理智的，是犯罪行为。
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巴枯宁早在1842年写的《德国的反动》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某些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口号：“破坏的欲望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欲望!”1844年秋天，他又在巴黎结识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巴枯宁还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形成于六十年代中期，在这以后他才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后来，人们把他同施蒂纳、蒲鲁东并称为无政府主义三大鼻祖。巴枯宁还被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之父。可见，他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在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幻想破灭之后形成的。1863年波兰人民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起义，巴枯宁对于这次起义是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这次起义一开始，巴枯宁就想直接奔赴波兰，亲自参加战斗;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时机在波兰宣传他的泛斯拉夫主义。但因他从瑞典搭乘的海轮在途中遭到强大的风暴袭击，致使轮船遇难，未能抵达波兰。而这次波兰人民起义也很快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于是，巴枯宁主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西欧国家的社会革命运动上。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巴枯宁居留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地。在这些地方，他时常混迹于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并接触了一些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对现状不满，他们因受失业之苦而滋长了一种绝望的心理，怀有“憎恨一切”的情绪。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工人运动落后的意大利，巴枯宁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前途，而把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和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作促使旧社会消亡的动力，把这些人作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的主要支柱，并依靠这些人建立起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团体。
1865年秋天，巴枯宁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国际兄弟会”(又名“国际革命协会”)。他认为这个团体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一切现存的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和机构，并且首先在欧洲，然后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以自由、理智、正义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秘密团体，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其宗旨是与第一国际的革命纲领相违背的。
巴枯宁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说“不害怕无政府状态，而且呼吁这种状态”。他把“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它是由小型的城乡公社组成，实行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普遍联合。在这里，每个公社、每个乡镇以及每个人都应该是自治的，不要任何权威原则。巴枯宁所希望的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只不过是各自独立、互不往来、不受任何社会联系约束的自治公社的总和。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这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时写道：“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①。
巴枯宁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是在废除一切权威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的。他把任何权威原则看成是“祸害”、“罪孽”，主张“要绝对消除权威原则的任何利用和表现”。他认为，任何由官方强加于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力的影响，都会直接变成压迫和虚伪，都会把奴隶性和荒谬性强加于人。他说，权威原则应用到成年人的身上，就会变成一种怪物，变成否认人性的罪孽，变成奴役和精神堕落与道德堕落的源泉。恩格斯认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排除权威原则的。社会政治斗争需要权威，自不待说。就是在人们的集体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中同样需要权威和权威原则。恩格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权威论时说，现代社会的大生产需要权威。现代化的工农业大生产就是联合活动。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所以，一方面是要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要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①。
巴枯宁幻想不存在任何权威原则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立刻到来，所以他象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主张立刻“废除国家”。他试图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变为实际行动。
1870年9月4日，正是普法战争期间，巴黎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涌入波旁宫，要求成立共和国和保卫祖国。同一天在法国里昂也成立了民众救亡委员会。9月11日巴枯宁来到里昂，当时这里的城市政权还是属于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委员会。但过了几天之后，在里昂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通过建立拯救法兰西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巴枯宁也成为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于是，巴枯宁就准备在里昂举行武装暴动。9月28日，巴枯宁和他的支持者带领一批工人和市民，夺取里昂市政局，赶跑了市政局官员。
巴枯宁等人立即颁布了他们预先拟订的无政府主义纲领：一、废除已变得无能为力的行政的和政府的国家机器。由法兰西人民自己掌握全权。二、关闭一切刑事和民事法庭，代之以人民审判制。三、停止缴税款和支付抵押借款，以向各联邦公社的纳款代替税收，这些纳款根据拯救法兰西委员会的需要向富有阶级征收。四、业已解体的国家不能对私人租税的交付再进行干预。五、解散一切现行的市政机构，由一切联邦公社中拯救法兰西委员会取代，后者在人民的直接监督下行使一切权力。六、每个省会的委员会派两名代表，共同组成拯救法兰西革命公会。七、这个公会将立即在里昂市政府开会，里昂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它比其他城市更为关心保卫国家。
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在夺取里昂市政局之后，便陶醉于他们这种无政府主义式的“社会革命”的胜利，根本不去考虑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当巴枯宁等人宣布他们这个无政府主义纲领不过24小时，很快就被法国政府派来的一支不大的军队赶出市政局。巴枯宁遭受了一顿毒打，仓忙逃出里昂，返回瑞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巴枯宁的这种轻率行动时指出：“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诺言。但是，只用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赶忙溜往日内瓦去了。”①巴枯宁本来是想在里昂进行所谓立刻废除国家政权的试验，却遭到彻底的失败。
巴枯宁是从蒲鲁东那里接受关于废除国家政权的理论。他完全赞同蒲鲁东的这种观点：“谁谈论国家政权，谁就谈论着统治，但任何统治都是有以服从于这一统治的群众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国家是群众的敌人”。于是，巴枯宁不加区分地把任何国家政权都看成是对人类的最大否定，因而一律持反对态度。
由于巴枯宁是一切国家政权的反对者，所以他不承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规律性，竭力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必要性。他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是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是同人民格格不入的。他在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1873年出版)中写道，“所谓的人民国家(指无产阶级国家——引者)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他说这种人民国家本质上不外是从上而下的统治人民，它同任何国家一样，“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总之，巴枯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会施用强制手段或暴力措施，同样会对广大人民进行新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这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时指出：“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①。
在对待巴黎公社问题上，明显地反映了巴枯宁主张废除国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说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人民，“为了法国、欧洲、全世界的自由和生活而抛弃了自己的桂冠，热情地摈弃了自己的权力!”并认为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他歪曲巴黎公社，说在巴黎公社里可以以自愿联合的自由公社来代替工人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建立工人国家。事实上，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相反，巴黎公社正是法国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巴枯宁之所以竭力反对革命权威，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政权，因为他认为任何国家政权限制并扼杀个人自由。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正是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要求无限制的个人自由，鼓吹唯意志论。他认为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
事实上，巴枯宁所鼓吹的这种不受任何法律和纪律所约束的绝对自由无论在有阶级或无阶级的社会里，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在不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们的意志自由、活动自由才有可能，也才是合理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绝对自由观和唯意志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空想。恩格斯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①。
巴枯宁在谈论个人自由的同时，并鼓吹“阶级平等”。因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实质上“是通过两个抽象的原则——‘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的一致而得到的总和”。他认为平等是自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个人自由只能在一切人的平等中才能得到实现”。他从平等是自由的必要前提出发，主张“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在巴枯宁看来，只有实现各阶级的平等，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但在阶级社会里，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律平等，这只能是一种空想，而且是一种鼓吹阶级调和的反动空想。
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的这种论调时指出：“‘各阶级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是‘各阶级平等’——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相反地是历史地必然出现的‘消灭阶级’，才是国际工人协会力求达到的最终目标”②。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
巴枯宁在谈论“阶级平等”时，同取消财产继承权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同私有制有密切关系的继承权促使土地和其他社会财富发生有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的异化，一切形式的继承权是造成一切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巴枯宁不但把财产继承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不平等的根源，而且说它是私有制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废除财产继承权，使人们把财产交给全社会，那末将消灭私有制。也就是说，取消财产继承权是进行“社会革命”(“社会清算”)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财产继承权绝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它不过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纲领时说，“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这是“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①。
揭露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的阴谋活动
1864年11月3日，当第一国际成立后一个多月，巴枯宁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在会见之前，马克思从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列斯纳(1825—1910年)那里得知巴枯宁正在伦敦。 在这次会见中巴枯宁在马克思面前表现得很热忱，表示愿为国际工人协会效劳，答应“不懈怠地为协会工作”。因此，马克思也答应接受他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但后来巴枯宁不但没有履行自己对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所许下的诺言，而且从事反对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活动，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莫大的危害。
1868年秋天，当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巴枯宁纠集了一批人，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名曰“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以下简称“民主同盟”)。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与自由同盟”(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组织)成员，旅居瑞士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等等。巴枯宁妄图以“民主同盟”这个组织作为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工具和后盾。
“民主同盟”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阴谋组织。在这个组织的纲领中虽然也不乏激进的革命词句，但就其总的思想内容来看，却是巴枯宁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及其章程是相抵触的。民主同盟的秘密纲领规定：1.在欧洲破坏任何统治和一切权力，从而也就是破坏现在的一切国家及其全部政治、法律、官僚和财政机构。2.在以集体所有制、平等和正义为起点的，自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
民主同盟的秘密章程规定，在同盟的上面还有“国际兄弟会”和“民族兄弟会”，民族兄弟会受国际兄弟会领导，国际兄弟会的人员只限于100名。这些人被称之为巴枯宁的“百人近卫军”，是他最积极的支持者。因此，对于第一国际的危害性来说，主要还不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而是他所建立的阴谋组织本身。所以马克思指出，“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①。
巴枯宁要求把“民主同盟”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他指使约翰·贝克尔②出面代表“民主同盟”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申请书，提出加入第一国际的要求。1868年11月29日，贝克尔将“民主同盟”的公开文件寄给国际总委员会。而巴枯宁却对国际总委员会隐瞒了“民主同盟”的秘密纲领和秘密章程。巴枯宁要求把“民主同盟”作为集体成员加入第一国际后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和纲领，并且有权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识破了巴枯宁的阴谋。1868年12月15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巴枯宁“躲在幕后活动”，国际总委员会决定拒绝承认“民主同盟”这个团体。恩格斯给马克思回信说，国际不能赞同巴枯宁“这种欺骗行为，这是十分明显的。否则，就会有两个总委员会，甚至两个代表大会;这是国中之国……正如不能有两个总委员会一样，在国际内也不能有两个国际的(按任务说)组织”①。同恩格斯商量之后，马克思于1868年12月22日起草了一个题为《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发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这个通告明确指出，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这个通告的发布，使巴枯宁的初步计谋未能得逞。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却耍弄两面派的手法，表示愿意接受国际总委员会所提出的条件，口头上答应解散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直到1869年6月，这个组织表面上宣布解散，被合并于第一国际瑞士支部。但巴枯宁及其支持者暗地里继续保留自己的组织，在第一国际内建立自己的秘密支部。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前几个月内，巴枯宁指使其亲信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发展他们的宗派组织，企图在1869年9月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造成巴枯宁主义者“人多势众”的局面，以便夺取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权。
巴塞尔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权限问题。巴枯宁的反权威原则本来是同加强国际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相抵触的。但在这次会上他不但同意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而且建议赋予总委员会以解散旧支部和拒绝接纳新支部的权力。这样，如果当巴枯宁被选进国际总委员会领导机构，则将更便于他发号施令，把国际变成他手中的工具。对此，恩格斯写道：“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①。
巴塞尔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巴枯宁未被选进国际总委员会，致使他的希望落空。于是，他寻找各种借口，攻击马克思领导的国际总委员会。他反对总委员会直接领导英国各支部，要求总委员会必须放弃对英国事务的监督。他反对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总委员会有关爱尔兰问题的决定，是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
1870年3月底，马克思起草了一个《机密通知》，说明根本不能同意巴枯宁要求国际总委员会放弃对英国事务的“直接监督”，驳斥他企图使英国工人运动脱离国际的领导以及他对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问题所作的决定的歪曲。在这个文献中，马克思还揭露了巴枯宁自第一国际成立以来所玩弄的两面派手法以及所干的阴谋活动，并且指出巴枯宁“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②。这个《机密通知》的发出，使巴枯宁处境颇为不利。但他仍然指使其信徒，以扩大“国际”的组织为由，继续发展“民主同盟”的队伍，与国际总委员会相对抗。特别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巴枯宁进一步加紧分裂国际的活动。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发生后，以马克思为首的国际总委员会积极支持了巴黎公社，第一国际中的不少会员积极参加了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公社起义失败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对第一国际进行了反革命的“围剿”，迫害国际各支部的成员，使第一国际处于不利的境地。巴枯宁趁机加紧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活动。这时候，巴枯宁力图把日内瓦的汝拉联合会作为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据点，并指使他的一些信徒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加紧建立和发展他们的宗派组织，扩大自己的队伍，以便实现自己的篡权阴谋。
为了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和揭露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国际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在1871年9月召开了伦敦会议，马克思亲自到会。会上几名巴枯宁分子根据巴枯宁的指示，要求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不赞成讨论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恩格斯在会上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①这次会议还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说明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伦敦会议对于主张放弃政治和否认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巴枯宁主义者以严厉的批判。
伦敦会议之后，巴枯宁主义者于1871年11月在瑞士桑维耳耶召开了汝拉各支部代表大会(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他们把这次大会称为“反权威主义大会”，攻击伦敦会议，诬蔑国际总委会正在成为“勾心斗角的策源地”，要求国际总委员会“仅仅作为一个普通的通讯机关和统计中心”，必须“抛弃一切追求权力，追求专政的思想”。他们鼓吹国际各支部的“自治原则”和“自由联合”。
针对巴枯宁主义者的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国际写了一个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他们在通告中指出：“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民主同盟——引者)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①。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各国工人阶级说明了巴枯宁主义者的真正面目，指出他们同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的联系，揭露巴枯宁的“民主同盟”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阴谋活动及其危害性。
巴枯宁把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批判和揭露，说成是“为了个人的野心而在协会中散播纠纷和瓦解的种子”，对此“要负可怕的责任”，将“受到公意审判”。巴枯宁还诽谤马克思是“独裁者”、“国际的教皇”，“搞自我中心主义”。
为了回击巴枯宁的挑战和彻底揭露巴枯宁的阴谋活动，国际总委员会于1872年6月确定，这年9月在海牙召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前，马克思指示国际会员拉法格、吴亭②等人在西班牙、瑞士和俄国等地大力搜集巴枯宁分子的材料，以便在海牙大会上作为揭露巴枯宁分子的有力证据。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是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有15个国家的67名代表，其中约40名是拥护马克思路线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有20多个。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会，但巴枯宁没有参加大会，而是派其亲信吉约姆前来。
大会认真地审查了巴枯宁所控制的“民主同盟”。国际总委员会根据大会前和会上所掌握的材料，以确切的事实揭露“民主同盟”自1868年成立以来在第一国际内部所进行的阴谋活动，给国际造成很大的危害。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吉约姆等人开除出第一国际。这次大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海牙大会的召开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结束。半年多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法格的协助下写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于1873年8月在伦敦和汉堡出版。作者根据海牙代表大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经过认真的分析，系统而又全面地揭示了巴枯宁所施展的种种阴谋和篡权活动，完全暴露了他的两面派真面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同巴枯宁的阴谋活动作斗争的经验时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①。同时，他们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还警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必须“永远放弃秘密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幻想”②。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发言
巴枯宁从事政治活动几十年，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政治活动范围是很广的，从东欧俄国到西欧英国，从北欧瑞典到南欧意大利，甚至还到过日本和美国，其足迹遍布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他往往以超革命的词句，迷惑一些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巴枯宁主义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流派，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当时小生产占优势的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法国一些地区有着较大的影响，它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展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而这一斗争的胜利则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历史功绩。他们对巴枯宁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有利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各国的传播，促进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推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主义者阴谋活动的揭露，使巴枯宁主义者篡夺国际领导权的图谋不能得逞，从而保持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纯洁性，保证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为各国工人阶级锻造出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不但为以后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指导原则和宝贵经验，而且在这一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工人运动骨干，为以后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提供了一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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