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1月，在反对旧文学的斗争中，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问题。认为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陈词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随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把“八事”改为“八不”，谓之“八不主义”。又把“八不”总结为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把其宗旨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文体改革，强调白话文，并且用白话文写作，影响很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学校进行重大改革。他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封建教育宗旨，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任职期间，提出修改教育制度、改革学制、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到北大后，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高一涵、刘半农均被请来任教;同时一些思想十分保守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等也被请来任教。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北大一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划时代的 “五四”运动即是在该校首先发动的。
府院之争
1917年初，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展开权力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凭借皖系军阀的力量，拉拢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掌握北京政府的军政实权，与黎元洪明争暗斗。这种争斗，在要不要参加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公开化了。以段为代表的皖系军阀，企图借参战名义取得日本借款，组织参战军，扩大皖系军事力量，推行“武力统一”方针，以消灭异己势力，因而主张对德宣战。黎害怕皖系军阀乘机扩展势力而反对参战主张。4月，段祺瑞在北京组织督军团，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未果，即要求解散国会。恰在这时，报纸揭露段以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等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利用群众的反段情绪，在英美帝国主义以及直系军阀支持下，于1917年5月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愤而去天津，唆使皖系并联络奉系军阀宣布独立，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谋以武力倒黎。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
1917年2月，上海钱庄业资本家的同业组织 在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朱五楼任会长，秦润卿任副会长(后长期担任会长)，订立《同行规则》。“五四”运动时期，领导同业参加罢市，并毅然议决统一鹰洋、龙洋的洋厘行市，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洋厘行市涨落对中国人民压榨的行为。1921年创办《钱业月报》。“五卅”运动时期，再次领导同业罢市。1927年3月，参加发起上海商业联合会，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提供财政支持。在其存在期间，特别是20年代，带有封建行会的性质。1928年1月，废除董事，改为委员制。 1931年10月，改组为上海钱业同业公会。1943年，又改组为上海特别市钱商业同业公会。1949年12月，该会结束，与银行业、信托业合并改组为金融业同业公会。
孙中山著作《中国存亡问题》出版
1917年2月，孙中山著作《中国存亡问题》出版。年初，对德外交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主题。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休。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2 月，孙中山口授要点，朱执信执笔，撰成该书，以朱执信名义发行。此书要点是，中国为救亡图存，不应参战;加入协约国的条件可自外交斗争取得，而不必参战; 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应当友好亲善。其核心就是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立场。孙中山的主张在国会中得到一些议员的支持。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和思想伦理革命联系起来，指出“盘踞于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乃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也须继起。于是他主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上书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认为，欲革新思想、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精神界之文学”。他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指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它与八股文选家之“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坚决反对以文学作为宣传封建思想的工具，他希望中国文学界出现一批像欧洲雨果、左拉、狄更斯等那样的文学战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躯”。
北京政府与德国绝交
1917年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唆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以便攫取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并进一步控制中国。把持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头目、国务总理段祺瑞则企图假参战之名，取得日本借款以扩充本系实力，对内推行武力统一，因而力主参战。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但总统黎元洪等亲英美派则为抵制日本和段祺瑞扩张势力而反对参战。4月，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督军来京开会，指使督军团向黎施加压力。6月，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团，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弄巧成拙，黎元洪乘机下令将段免职，引出张勋复辟丑剧。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把持北京政府，并于8月对德宣战。
川滇军发生冲突
1917年4月下旬，川军与滇军发生军事冲突。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任命滇军将领罗佩金为四川督军。这一任命使川军将领刘存厚大为不满。1917年1月，罗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且饷银优于川军。4月，为了“强滇弱川”，罗又大力缩编川军，引起川军更为不满。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10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来省城，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滇军当场死10余人，余均被禁闭。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成都通惠门，刘又下令开枪射击，“刘罗”之战在成都正式爆发。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3000 多人，财产损失达47万余元，房屋烧毁780户，被抢劫的达1194户。
段祺瑞召开督军团会议
1917年4月，段祺瑞召开督军团会议，以挑动督军团反对黎元洪。中华民国建立后，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称为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曾改称将军。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更名为督军。北洋政府的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因争权夺利，在关于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矛盾激化。4月，段为实现假借“参战”之名以扩大本系势力的目的，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十余省督军到北京开会，指使他们对黎元洪施加压力，并企图利用各省军阀的武力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该集团后成为督军干政的组织，时人称为督军团。
北京公民请愿团滋扰众议院
1917年5月中旬，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滋扰众议院。4月，当段祺瑞再次提出对德参战案时，遭到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此案。段祺瑞和督军们根本不把议员们看在眼里，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层层包围，要求当日将参战案通过，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段祺瑞这一暴行激起了议员的愤慨，予以抵制，停议此案。非皖系的内阁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鍾秀、海军总长程璧光等相继辞职。孙中山、章炳麟、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参战案，并要求惩办滋扰众议院暴徒的主使者。黎元洪得到国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随即指使皖系督军宣布所在8省脱离中央，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以雷震春为总参谋，实际是一个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组织内公开领袖人物是声名狼藉的军阀倪嗣冲、亲日派曹汝霖、段的亲信徐树铮，日本顾问青木将军也参与其事。这就使北京政府陷入了瘫痪状态。
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1月，在反对旧文学的斗争中，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问题。认为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陈词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随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把“八事”改为“八不”，谓之“八不主义”。又把“八不”总结为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把其宗旨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文体改革，强调白话文，并且用白话文写作，影响很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学校进行重大改革。他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封建教育宗旨，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任职期间，提出修改教育制度、改革学制、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到北大后，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高一涵、刘半农均被请来任教;同时一些思想十分保守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等也被请来任教。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北大一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划时代的 “五四”运动即是在该校首先发动的。
府院之争
1917年初，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展开权力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凭借皖系军阀的力量，拉拢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掌握北京政府的军政实权，与黎元洪明争暗斗。这种争斗，在要不要参加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公开化了。以段为代表的皖系军阀，企图借参战名义取得日本借款，组织参战军，扩大皖系军事力量，推行“武力统一”方针，以消灭异己势力，因而主张对德宣战。黎害怕皖系军阀乘机扩展势力而反对参战主张。4月，段祺瑞在北京组织督军团，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未果，即要求解散国会。恰在这时，报纸揭露段以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等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利用群众的反段情绪，在英美帝国主义以及直系军阀支持下，于1917年5月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愤而去天津，唆使皖系并联络奉系军阀宣布独立，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谋以武力倒黎。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
1917年2月，上海钱庄业资本家的同业组织 在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朱五楼任会长，秦润卿任副会长(后长期担任会长)，订立《同行规则》。“五四”运动时期，领导同业参加罢市，并毅然议决统一鹰洋、龙洋的洋厘行市，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洋厘行市涨落对中国人民压榨的行为。1921年创办《钱业月报》。“五卅”运动时期，再次领导同业罢市。1927年3月，参加发起上海商业联合会，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提供财政支持。在其存在期间，特别是20年代，带有封建行会的性质。1928年1月，废除董事，改为委员制。 1931年10月，改组为上海钱业同业公会。1943年，又改组为上海特别市钱商业同业公会。1949年12月，该会结束，与银行业、信托业合并改组为金融业同业公会。
孙中山著作《中国存亡问题》出版
1917年2月，孙中山著作《中国存亡问题》出版。年初，对德外交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主题。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休。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2 月，孙中山口授要点，朱执信执笔，撰成该书，以朱执信名义发行。此书要点是，中国为救亡图存，不应参战;加入协约国的条件可自外交斗争取得，而不必参战; 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应当友好亲善。其核心就是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立场。孙中山的主张在国会中得到一些议员的支持。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和思想伦理革命联系起来，指出“盘踞于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乃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也须继起。于是他主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上书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认为，欲革新思想、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精神界之文学”。他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指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它与八股文选家之“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坚决反对以文学作为宣传封建思想的工具，他希望中国文学界出现一批像欧洲雨果、左拉、狄更斯等那样的文学战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躯”。
北京政府与德国绝交
1917年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唆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以便攫取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并进一步控制中国。把持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头目、国务总理段祺瑞则企图假参战之名，取得日本借款以扩充本系实力，对内推行武力统一，因而力主参战。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但总统黎元洪等亲英美派则为抵制日本和段祺瑞扩张势力而反对参战。4月，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督军来京开会，指使督军团向黎施加压力。6月，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团，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弄巧成拙，黎元洪乘机下令将段免职，引出张勋复辟丑剧。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把持北京政府，并于8月对德宣战。
川滇军发生冲突
1917年4月下旬，川军与滇军发生军事冲突。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任命滇军将领罗佩金为四川督军。这一任命使川军将领刘存厚大为不满。1917年1月，罗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且饷银优于川军。4月，为了“强滇弱川”，罗又大力缩编川军，引起川军更为不满。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10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来省城，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滇军当场死10余人，余均被禁闭。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成都通惠门，刘又下令开枪射击，“刘罗”之战在成都正式爆发。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3000 多人，财产损失达47万余元，房屋烧毁780户，被抢劫的达1194户。
段祺瑞召开督军团会议
1917年4月，段祺瑞召开督军团会议，以挑动督军团反对黎元洪。中华民国建立后，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称为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曾改称将军。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更名为督军。北洋政府的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因争权夺利，在关于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矛盾激化。4月，段为实现假借“参战”之名以扩大本系势力的目的，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十余省督军到北京开会，指使他们对黎元洪施加压力，并企图利用各省军阀的武力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该集团后成为督军干政的组织，时人称为督军团。
北京公民请愿团滋扰众议院
1917年5月中旬，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滋扰众议院。4月，当段祺瑞再次提出对德参战案时，遭到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此案。段祺瑞和督军们根本不把议员们看在眼里，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层层包围，要求当日将参战案通过，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段祺瑞这一暴行激起了议员的愤慨，予以抵制，停议此案。非皖系的内阁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鍾秀、海军总长程璧光等相继辞职。孙中山、章炳麟、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参战案，并要求惩办滋扰众议院暴徒的主使者。黎元洪得到国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随即指使皖系督军宣布所在8省脱离中央，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以雷震春为总参谋，实际是一个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组织内公开领袖人物是声名狼藉的军阀倪嗣冲、亲日派曹汝霖、段的亲信徐树铮，日本顾问青木将军也参与其事。这就使北京政府陷入了瘫痪状态。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
1917年5月，最早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主要负责人为黄炎培。该社主旨在于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在上海曾开办中华职业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比乐中学、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还创办重庆白沙沱中华职业学校、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中华小学等。建国后，1951年创设业余函授师范学校。1962年创立中华函授学校。198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北京总社恢复。昆明中华业余学校、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和中华函授学校等也陆续恢复。
金城银行成立
1917年5月，金城银行在天津成立。总经理为周作民。为南北七行之一。早期业务重点在华北，日本势力进入华北后，于1936年总行迁往上海。抗战前，该行规模和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长期居第二位。
国会第二次被解散
1917年6月12日，国会第二次被解散。3月10日，国会两院通过对德绝交案;5月10日，段祺瑞欲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遭到反对。段遂组织军团，要求解散国会。国会则针锋相对，要求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5月23日，黎元洪在国会支持下免去段职。部分地方督军则宣告独立，并准备进兵北京。在此军事压力下，议长汤化龙辞职，国会停会。黎元洪则请张勋进京调停。6月8日，张勋提出包括解散国会在内的7项条件。6月12日，黎元洪发布解散国会令，国会第二次被解散。此后，部分议员南下广州，组成国会非常会议。
黎元洪申令遵行约法
1917年6月29日，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决定恢复旧约法，废止新约法。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即以副总统的身份任大总统，这一点南北军阀都无异议，但在出任的法理根据上却发生了新旧约法的争执。以西南军阀集团组成的军务院认为，黎的出任系根据1913年10月总统选举法(旧约法)的规定，应该是“继任”;而以北洋军阀集团组成的北京政府则根据1914年12月总统选举法(袁氏新约法)的规定，应该是“代行”。北方之所以这样做，是怕因此会恢复旧约法后，诸事受国会的制裁，从而妨碍他们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这样便展开了南北之间的新旧约法的争执。孙中山此时也多次致电致函黎元洪、段祺瑞，敦促他们“恢复约法”和“尊重国会”;在上海自行集会的国会议员200多人也发表通电，不承认袁氏的新约法，召集旧国会，依法补选总统及组织正式国务院等主张。6月29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开会，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决定恢复旧约法，废止新约法，并决定于8月1日前召集国会。段起初态度迟疑，但不久还是同意这一命令。从而为消除南北对抗，实现和解，扫清了最大障碍。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1917年6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辛亥革命后，国务院设国务总理、行政各部和各部总长，国务院各直辖机关构成内阁。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均称国务员，总理为行政首长，通过国务会议处理重要国务，对国会(参议院)负责。1914年袁世凯取消责任内阁制(国务院)，代之以集权独裁的总统制。内阁被解散，于总统府设政事堂，置国务卿一人，听命于总统。各部组织犹存，但性质地位则发生变化，总长由国务员降为总统属员。1916年3月，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袁世凯死后，恢复责任内阁。1917年6月29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开会，除决定恢复旧约法，废止新约法外，大总统黎元洪又颁布命令，任段为国务总理。新旧约法之争暂获解决。
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
1917年7月，孙中山发表讨伐张勋的宣言。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孙中山在上海得知这一丑剧后，极为愤慨，当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随即发表《讨逆宣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讨伐逆贼张勋，指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并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还派员北上策动。
张勋复辟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在紫禁城“登极”，演了一场复辟丑剧。本年春，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为了争权夺利酿成“府院之争”。6月，黎召张勋赴京调停。6月7日，张勋以13省“盟主”身份，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带领3000名“辫子军”自徐州北上。到达天津时，通电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14日进入北京后，又逼黎元洪去职。这时，复辟势力纷纷麇集北京，康有为也剃去胡须，带着为复辟起草的十几道“诏书”，从上海秘密赶到京城。“武圣”张勋和“文圣”康有为，经过一番紧张策划，于7月1日，拥12岁的废帝溥仪在紫禁城“登极”，演了民国以来第二场复辟丑剧。复辟的头一天，连下了9道由张勋、康有为等早已拟定的“上谕”。在“即位诏”里，定国名为“大清帝国”，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申明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张勋被授以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徐世昌、康有为分授为弼德院正副院长;各省督军一律改为巡抚;其余官制均按宣统初年办理。
段祺瑞宣布讨伐张勋
1917年7月3日，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5月23日，总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段怀恨在心，为了东山再起，想借张勋等军阀之力驱逐黎元洪和解散国会，曾暗中允许张勋复辟。7月1日张勋率军入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段祺瑞利用这个时机，组织“讨逆军”，进军北京，驱走张勋，自己复任国务总理。
“讨逆军”收复北京
1917年7月12日，为讨伐张勋而组织起来的“讨逆军”收复北京。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各地报纸，也都口诛笔伐，痛斥复辟行为。就连处于张勋白色恐怖下的北京，人民也纷纷拒挂龙旗，有的且把它撕碎扔在大道上任人践踏。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讨伐张勋。段祺瑞接过反对复辟的旗号，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于7月5日誓师马厂，带兵5万余人，进军北京。“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此时聚拢在段的左右，成为主要策士，作了“讨逆军”总司令部的首席幕僚、参赞，并通过日本朋友借到100万日元。7月12日上午10时，“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兵缴械，每人得到60-80元奖赏，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康有为避往美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复辟丑剧仅12天，就完全失败了。
黎元洪申令惩办帝制祸首
1917年7月14日，大总统黎元洪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将杨度、孙毓筠、顾鳌(前法制局局长)、梁士诒、夏寿田(内史，一切帝制文电多出自其手)、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亚细亚报》经理)8人列为帝制祸首，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其余一概宽免。关于惩办帝制祸首，西南军阀集团原提出一个名单，除筹安会 “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外，加上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共13人(人称“十三太保”)。段祺瑞起初不同意惩办，主张将帝制派与被缉拿的国民党人一起予以特赦。黎元洪认为不能将两者混同起来，因而黎、段在这个问题上一度发生意见分岐。后经过多次磋商研究，黎才于7月14日发表惩办帝制祸首命令。惩办祸首令是十分宽大而不彻底的，而且在命令发表前祸首们早已逃之夭夭，命令发表后又未采取有力措施将他们拿交法庭惩办。
中日“西原借款”
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内阁总理后，为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大量向日本借款。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签订了一系列公开或秘密借款，其中八次借款约1亿4500万日元，由段祺瑞之日本顾问西原龟三从中联系、经办，故称“西原借款”。通过这些借款，段祺瑞把我国山东和东北地区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
1917年7月，英美烟厂3000工人，进行了坚持最久而风潮最烈的三星期罢工，反对资本家减低工资，愤怒撕毁警察署贴出的“不许聚众滋闹及殴辱洋人”的告示。
中日军警发生冲突
1917年8月13日，中日军警在郑家屯发生冲突。这是日本破坏中国统一的一幕丑恶历史。郑家屯属奉天辽源县，为四郑铁路的终点。此地原无日本驻军。8月13日，住在郑家屯一位名叫吉本的日商，向一位中国小渔民买鱼，因出的价钱太低，渔民不卖，吉本即挥拳殴打这位小孩，此事恰为该地中国驻军——奉军第28师冯麟阁部士兵看见，即上前劝解。吉木却恼羞成怒，转向中国士兵动武，但不是对手，吉木急忙向日军驻地求援。一会儿，他引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企图闯进中国士兵营房，被卫兵阻拦，日军不但不听劝阻，反而痛打卫兵，这引起中国士兵的公愤。矛盾恶化，日军开枪，中国军人被迫还击，结果中国军人死亡4名，伤数人;日军死7名，伤9名。21日，奉天督军张作霖接到日本关东都督照会，要求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内的中国军人全部撤离，虽经交涉，但无效。郑家屯事件后，日军到处寻衅。9月3日和9月18日，中日两国军队又在朝阳坡和吉林长岭县发生一些冲突。
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对德国及其盟国奥地利宣战。《布告》指责德国实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宣布即日起，对德奥处于战争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日两国均怂恿中国对德宣战。1917年3月，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案。5月，段祺瑞内阁又通过对德宣战案，但在众议院审查中没有通过，后因发生张勋复辟事件而被搁置。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因国会不复存在，北京政府才正式发布对德奥宣战。宣战后，中国派出数万华工到欧洲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
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
1917年8月25日，南下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7月，张勋复辟失败，皖系军阀段祺瑞重新上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进一步控制北京政府。孙中山在广州号召护法，受到国会议员的拥护，纷纷离京南下，因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只有15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根据孙中山提议于8月25日召开非常会议，讨论护法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
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大元帅，宣告军政府成立。他在誓词中重申护法目的是：“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竟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决心讨除段祺瑞等民国叛逆，维护民主共和。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段。西南各省滇军、粤军和部分桂军、黔军、川军以及海军在军政府统领下开始了讨段战争，护法战争揭开序幕。
护法军政府成立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就大元帅职，任命各部部长，护法军政府正式成立。但唐继尧、陆荣廷等人不愿和孙中山真正合作，他们附和护法主张只是为了抵制段祺瑞的武力吞并政策，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们最初表示不肯就军政府元帅职，当他们与直系军阀勾结之后，即对军政府百般刁难，排挤孙中山。次年1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法”，同护法军政府对抗;4月，西南军阀拉拢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分子，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非法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排斥孙中山。7月推选伍廷芳、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葆择七人为总裁，岑春煊为主席。孙中山见事不可为，未就职而赴沪。军政府继被桂系军阀取消。
南北军会战湖南
1917年10月6日，南北军激战于湖南之衡山、宝庆一带，护法战争开始。孙中山是日复电湘军林德轩等，望其“勉事进行，以树大勋”。次日又通电各省号召讨伐段祺瑞等。
中日改订吉长铁路草约
1917年10月12日，中国与日本订立吉长铁路借款，共650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资本过剩，亟欲向外寻找出路。而当时日本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又遭到中国人民的严重抗议。因此，1916年10月日本寺内内阁继大隈内阁成立的时候，即决定对华大量投资。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继续获得大量利权;另方面又可转移中国人民对日之恶感。日本为了避免其他列强的干涉，许多借款不以官方名义公开行之，而是组织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为主秘密进行，并以西原龟三其人奔走于东京、北京之间。所以人们又把这一时期的大借款，称为“西原借款”。1917年8月，又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兴银行(华股代表为陆宗舆，日股即为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办理西原借款的接收等事宜。吉长铁路草约共20款，利率为年利5厘;借款还清期限为30年;借款的担保，为本铁路的财产及收入。财政总长梁启超，交通总长曹汝霖，南满洲铁路公司代表理事龙居赖三分别在草约上签字。
临时参议院成立
1917年11月10日，段祺瑞为了夺取总统宝座，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以对付临时大总统冯国璋和冯系的长江三督。14日，由该院选举皖系政客王揖唐、那彦图为正副议长，以此为政治武器，积极进行“合法驱冯”活动。自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组阁，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中国。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中国。两人明争暗斗，终于搞成直皖反目。段祺瑞借着反对孙中山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之机，成立临时参议院“倒冯”。
海军整编为三个舰队
1917年下半年，段祺瑞面对北洋海军内部分裂的局势，将海军整编为三个舰队。1917年6月，张勋率辫子军攻入北京发动复辟后，任命萨镇冰为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但程璧光不承认这个命令。不久，程璧光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乘“海圻”军舰，并率“肇和”、“永丰”、“同安”、“豫章”、“舞凤”、“飞鹰”和福安运输舰，陆续南下护法，开抵广州，组成西南护法舰队。段祺瑞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为了保持北洋海军原来的体系，北洋政府将剩下的舰艇仍改编为第一、第二、练习三个舰队。调升饶怀文为海军总司令。任命林颂庄、杜锡珪为第一、第二舰队司令。并改设海军总司令处于南京下关。12月，内阁改组，刘冠雄担任海军总长，将南京下关海军总司令处改为海军总司令公署。
中国垦业银行创办
1917年，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民族资本金融企业——中国垦业银行创办。总行设在天津。有发行钞票权，会计独立。1924年6月改组，由王伯元、秦润卿、徐寄廎、李馥荪等上海金融界人士集资接办。资本总额250万元，总行迁往上海。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实权操在常务董事兼总行经理王伯元手中。该行以贷款给农村垦牧等事业和辅助实业发达为宗旨，实际上与一般银行类似，经营商业银行、储蓄、仓库及发行业务。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采用法币后，该行结束发行业务。1948年，该行改称中国垦业商业储蓄银行。上海解放后，1950年，该行加入新成立的上海金融业联营集团。1952年，同其他行庄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王国维发表《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文
1917年，王国维发表《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他利用甲骨文资料第一次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据卜辞加以纠正。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他还提出了商周之际礼制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他研究商代甲骨文不仅仅局限于文字学范围，而是将卜辞作为原始的史料，用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创建
1917年，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化工企业——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由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建。总工程师为侯德榜。初名“永利制碱公司”，1934年改名。生产纯碱(兼烧碱)，1936年达6万吨，是国内最早的制碱企业。北洋政府曾免征其原料盐的税捐，国民党政府曾予以贷款并准许其发行公司债券。该公司又在江苏六合建硫酸铵厂，生产硫酸、硝酸。抗日战争时期，工厂为日军霸占，另在四川五通桥建厂。战后塘沽、六合两厂恢复，川厂停产。解放后，1952年公私合营，1956年国营。
“伶界大王”谭鑫培去世
1917年，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去世。谭鑫培生于1847年，湖北江夏(今武昌)人。原名金福，字鑫培，以字行。幼年随父学艺，父志道演老旦，称叫天子，故艺名一度为小叫天。1858年进金奎科班学昆乱老生。后来因“倒仓”，改演武生兼武丑。继入三庆班，拜程长庚为师。1882年与孙菊仙改搭四喜班。1890 年首次奉诏入清宫演出，赏四品服。1905年，受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任景丰聘请，拍摄《定军山》片断，为京剧艺术搬上银幕的最初尝试。1912年任正乐育化会会长。1917年被迫带病在黎元洪总统府演《洪羊洞》后，忧愤而死。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独特风格，唱腔平稳婉转，做工生动活泼，世称谭派。擅长剧目有《卖马》、《定军山》、《空城计》等。
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
1917年，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成立。主要活动是与华法教育会共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1917年到1918年，先后在河北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县)设立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学校，在保定南关育德中学设置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学校，在北京开设法文高等专修馆和在长辛店开办留法预备班等，训练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其间，上海、成都、重庆等地亦相继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或公会，开办留法预备学校及各种形式的留法预备班。1919年至1920年，全国共有17批计 16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广东(251人)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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