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苦学生活
邹韬奋，原名恩润 (乳名荫书)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 (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 生于福建省长乐县①，成长在福 州，祖籍则是江西省余江县。他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旧式大 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他的父亲名国珍，号庸倩，同辈 总排行第十四。母亲浙江省海宁查氏，娘家也是个大家族，排 行第六，当她十五岁出嫁的时候，邹家已经是一个破落户，她 在这里感受到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以后患了肺病，长期缠绵在 病榻上，二十九岁便离开了人间。留下了年幼的三男三女。韬 奋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这时还不满十二岁。
他的祖父，幼年贫困，曾由曾祖母背着讨过饭。以后由于 苦读，考中前清拔贡做了官，最后曾任福建省延平府知府。在 他的祖父年老告退以后，父亲携眷在福州做候补盐大使，以后 在浦城做盐大使，这个时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 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当中渐渐产生了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某 种改革，以突破帝国主义的桎梏，保障自己地位的想法。同 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刺激 了一部分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变法图强”，希 望从改良政治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父亲曾经受到 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九一五 年前后在北京财政部任科长的时候，虽然薪资微薄，还非常热 心地集资筹办纱厂。结果欠了一身巨债，弄得终生潦倒，一事 无成。
韬奋后来一度在南洋公学攻读电机工程科，就跟父亲这种 “实业救国”的思想直接有关。这种实业救国的主张，对韬奋 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韬奋初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 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正是起源于实业救国，是从要在 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观点出发的。自然，这种思想 也有它积极的一面，曾有助于韬奋早期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 确立; 但是整个看来，它的消极面是主要的，结果使他长期不 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此外，韬奋以后在相当长时期没 有完全克服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从这种家庭承受的 “遗产”。
当时福州本来已经办有新式的学校，但象他们这样的家 庭，还是自设私塾教育子女。他从五岁起就攻读经书，漫长时 间的私塾生活堵塞了接触新思想的道路。但因这时读的古书很 多，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下过一番功夫，他的语文修养却打下 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一九一○年春天，韬奋结束了牢狱式的家塾生活，进入福 州工业学校。一九一二年，父亲为了要他将来做一个工程师， 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在这里， 他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工程科二年级，但他并不专 心于准备做工程师，对于学习数学、物理一类课程也全无兴 趣，所以他父亲要他做工程师的幻想便逐渐归于破灭。一九一 九年暑假过后，他便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
韬奋从小学起，所最感兴趣的科目是国文和历史，最敬爱 的先生就是这两门课的老师。他原来的语文根底比较厚实，只 靠教师在课堂上教的几篇古文感到不满足，在课外读了很多 书，这些书的内容很杂，其中他最喜欢看、对他影响也最大的 是新书报。他是当着中国人民正处在极端痛苦的黑暗岁月中开 始自己的生命的，幼年时代目睹耳闻的中国社会情况，帝国主义 列强大举侵略我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使他和同时代的许多青 年一样感受很深。当他进入南洋公学附属中学时，就把原先在 私塾中“看纲鉴，读史论”的兴趣，很快转为对于新书报的爱 好。他曾一度热中梁启超主编的 《新民丛报》 ，“简直看的入 了迷”。同时，对于上海《时报》 上面远生 (黄远庸) 写的 《北京通讯》也非常喜爱。远生通讯里面的丰富内容，特有的 写作技巧，都使年轻的韬奋非常佩服，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一 个这样的优秀的新闻记者。
一九一三年，在由南洋公学附小升入附中的时候，正逢父 亲失业，经济上十分困难。他只得在学校里争取前三名的优良 成绩，获得“优行生”的资格，以此取得豁免学费的待遇。这 样他就日夜苦读，曾有两次累得咯血。如此苦读的结果，整 个中学时期，直到大学二年级，每学期他都是“优行生”。当 时“优行生”免除的只是学费，其他费用仍无着落。为此，每 逢暑假他都设法谋求短期家庭教师的职务; 从中学时代就向报 社投稿。当他决心转到贵族化的圣约翰大学以前，还特地辍学 数月，到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去当家庭教师筹款。
转入圣约翰大学，韬奋主修课是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这 时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经济上的窘迫却更加严重。他只得继 续卖稿，经常担任家庭教师，有时还在学校图书馆里作过夜里 上班的助理员。尽管这样，还是欠了同学和朋友们许多债。他 能够坚持读完大学，主要是靠自己坚强的意志，经过异常刻苦 的奋斗才达到的。
他进圣约翰大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正逢五四运动发生。他 虽已有纯朴的爱国思想，但因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从 苏俄传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能够接触到。如同他自 己所说的，当时在政治上“还很混沌——说得更老实些，就是 无所谓思想”。但是，不管怎样，在圣约翰大学的两年中，韬 奋学好了外文和西方文学的课程，给他后来从事写作和新闻工 作打下了基础。
踏进新闻界
一九二一年暑假，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想从事新闻 工作，一时却得不到机会。在校拖欠的一身债急需偿还，眼前 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使他在职业上不得不暂时“走曲线”。 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在上海工商企业和教育机关中任职，所接 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他是一个踏实的人，那些琐 屑的无兴趣的事务工作，虽然不合他的心意，他却十分尽职， 从中养成了细针密缕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实际精神。
不久，韬奋进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 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 他还参与“职业指导运动”， 到好几个省份里去宣传过。一九二六年十月，他担任了 《生 活》周刊主编。这是韬奋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
韬奋那种热爱工作，全力以赴的事业精神，他所具有的实 事求是和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作风，在办《生活》周刊的过程中 曾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主持《生活》将近七年，由于国民党的 政治摧残和经济上的困难，经历过无数辛酸、困难的日子，但 他排除阻力，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费尽心 血把自己的事业维持和发展下去。这种坚强的事业精神使他养 成认真负责、刻苦实干的工作作风。他在接办这个刊物以后，就 集中全力去做，从看稿、编辑到跑印刷所、看清样、封面设计 以至广告、发行工作和处理读者来信，都采取严肃态度，亲自 动手。每期刊物付印的前一天，他都留在印刷所里监督拼版， 校样都要亲自仔细地看三次，尽力不让刊物上出现一个错字。 这个刊物由他负责的七年当中，从来未发生过脱期的事故，每 期都准时地送到读者手里，他为刊物写的文章，也从未曾有过 一次“脱班”。
《生活》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一年以后韬奋初接 办的时候，连他在内总共只有两个半职员 (三人中有一人还在 别处兼职) ，又因稿费过低，约稿不易，每期稿件大半都得自 己撰写，曾用过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 还要做 收发，看信复信。他因日夜伏案，劳累成疾，发生胸部剧痛， 疼痛时坐卧不安，医生束手，缠绵数年方渐痊愈。
他一接手，就对《生活》的内容进行革新，根据社会和读 者的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使它从单纯谈论“职业教育” 和 “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 后，它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转向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 奋斗的立场。
韬奋十分重视工作中的独创精神。凡是他主编的刊物，都 有鲜明的个性; 他所写的文章，也有独特的风格。一九二七 年，他主编不久，就宣布说，《生活》 “力避 ‘佶屈聱牙’ 的 贵族式文字，采用 ‘明显畅快’ 的平民式的文字”。在这个方 针下，《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它有 报纸的长处，又有杂志的优点。里面充满各种体裁的有趣文 章，字数大多在一二千字左右，很少长篇大论，既不是空洞的 议论，也不是繁琐的叙述，很少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他在写作和编辑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自己的言 论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所写的文章都能随时 注意广大读者所关心、所急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反映出当时苦 难重重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他这种文章风格，是与他办 刊物的群众观点分不开的。当时《生活》周刊的读者对象，主 要是文化水平不很高的知识青年，如小市民、小职员、小学教 员和中学生等，他们既没有很多时间，也没有较专门的知识。 因此，写给他们看的文章，既要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 又要 短小精悍，浅易近人。他这时期的经验证明： 越是以人们日常 关切的具体问题进行宣传，就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为广大群 众所喜爱，并能发生唤起群众觉醒、鼓舞群众进步的巨大作 用。
韬奋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就重视跟群众取得联系，特别 注意读者来信工作。《生活》从第二卷开始就设立《读者信 箱》，选刊读者关于各种问题的来信，并且给予简短的答复; 大量的来信，分别回信答复。七年中间，阅读、答复读者来信 的工作，耗费了韬奋无数心血与宝贵时光。到了后期，每年收 信总在两三万封以上，最多时每天收三、四百封。来信内容形 形色色，无所不包。其中许多青年男女，时常把一些连自己父 母都不愿意告诉的“秘密”，提出来跟他商量，韬奋异常感 动。他把“读者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 酸苦辣打成一片”; 他“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也不 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他在复信里面，对广大读者表 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切，在思想上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求学 就业以及社会活动各方面给予指导，其同情的深厚，关切的周 到，谋划的细致，如今读起来还是生气勃勃，令人感动不已。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真诚热情地为读者服务的作风，和 《生活》周刊一贯敢于主持正义的精神，使它在广大读者群众 中取得了很高的信仰，而广大读者群众的爱戴、信任，反转过 来又给他以无限的兴奋、鼓舞。
这个本来不大被人注意的，只是在较小的社会层中流行的 小刊物，经过韬奋尽心经营，很快就有了显著的进步，在社会 上的作用也一天比一天增大。他接办不到三年，每期销数便由 两千份增至四万份; “九一八”事变后，更跃至十二万份。那 时，《生活》风行海内外，不仅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可以随 处见到，就是内地穷乡僻壤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 可以见到它。甚至在订户中还有“传代”的： 父亲死了，儿子 还要接订下去。不久，它的销路达到十五万五千份，打破了当 时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
“九一八”前后
韬奋在青年时代正赶上五四运动和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 的革命风暴，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韬奋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和在 职业中所接触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在思想上受到资产 阶级的影响。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他跟那时为数 相当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受 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当时流行在知识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 的、错误的政治观点，阻碍了他的思想进步。直到经过一九三 一年的“九一八”事变，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政治影 响的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韬奋才逐渐地接受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韬奋 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从他所主编的《生活》周刊找出鲜明的 痕迹。
《生活》周刊创办的时候，是想着重传播职业教育消息， 进行职业指导的，不过第一卷中也反映了各种“小人物”的社 会生活，特别是曾以较多篇幅暴露了学徒生活的痛苦和他们的 要求。但据编者声明： 暴露这些“小人物”生活的痛苦，并非 它的宗旨。至于这个刊物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未十分确定。它 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还很小。韬奋主编以后，就想努力改进。 《生活》的宗旨原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 会改造”，涵义比较含糊。他在第二卷第二十一期写的《本刊 与民众》 中，才明确提出新的方针。它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进 步倾向： “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 可是他提 出的政治纲领，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 认为这是全国大多数民族的利益之所在。实际上，这些要求只 是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于阶级的观点还是模糊的， 文中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虐待职工不顾人道的残酷的资本 家”和“优待职工热心群众利益的实业家”; 对前者表示痛 恨，对后者表示赞同。这时他所宣传的教育理论，基本上还是 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
因此，在相当时间以内，《生活》未能表现出很大的进 步。从第二卷到第五卷，它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总表现着摇摆 不定的态度。韬奋在五卷上发表过些评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 章，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的腐朽黑暗 统治深表不满，但还不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他还继续鼓吹 “振兴实业”，认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 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些主张并不同国民党反动统治 秩序根本对立，依旧是倾向于不必根本改变这种统治秩序、而 使中国按资本主义方向前进的改良主义的幻想。
韬奋和这个刊物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是在“九一八” 事变以后。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情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 急的任务和普遍要求。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阶级 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而退出革命的 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因受民族危机的刺 激，已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要求蒋介石改变政 策; 一般没有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原来主要是苦于个 人的出路问题，这时更不能不警觉到个人的出路和整个民族的 出路之间的关系。
还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生活》就对日本准备大举侵 略东北的迹象不断地加以揭露，表示极大的愤慨。“九一八” 事变后，它就把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并且逐渐成为新闻评 述性质的周报。直到它被查封之前，始终高举着抗日救国的大 旗前进。
韬奋这种坚决反日的态度，对于他的思想发展，他的走向革 命道路，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是因为，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是中国 革命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被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了一百多年而 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人如果对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企 图在帝国主义的“恩惠”下找寻中国的出路，这样的人就必然 要堕落到最卑污的泥坑里面; 反过来说，只要真正敢于反对帝 国主义，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而奋斗，这样的人就终究 能够成为人民大众的朋友。
韬奋和《生活》在中国民族危急关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 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的集中反映之一。韬奋曾就这一 转变过程写道：
《生活》 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 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以个人主义做出发 点; 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 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 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 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①。
自然，跟通常所见的情况一样，韬奋思想上的转变并不是 直线向前，而是经过一段长远、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在 “九一八”后的初期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还常残留着前期 思想的烙印。当时他的有些政治主张，仍然带着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的色彩，例如他对国民党政权还是采取希望它改善的态 度，仍旧是不主张革它的命。这是因为，当时他的正确的阶级 观点还未形成。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个心地善良、热爱祖国 的知识分子，韬奋在政治上很敏感，早就痛感民族危机日深， 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他曾错误地把希望 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可是，冷酷的现实使他的幻想全部破灭。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蒋介石却命令东北 军“不抵抗”。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 政策，散播失败主义，镇压抗日运动，宣称“侈言抗日者杀无 赦! ”在这种情形下，韬奋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已经完全失望。 可是，中国的希望究竟何在?暂时他还彷徨歧途，没有找到真 正的出路。
在这以后，他的思想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前进。这 种变化，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出版《生活》第七、八卷 来看，十分明显。首先是在抗日问题上，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 国民党军阀的“觉醒”上，而把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群众身 上，坚决主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运动。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权 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有了根本 的改变： 主张“把国家从少数压迫阶级手中夺回来还给全国民 众”; 认识到“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 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同时在党派观念上，他已 不是否定一切党派，而是完全肯定为大众谋福利的党派的必要 性。在实际行动上，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并为实现这一主张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这 个时期，他还通过《生活》，对日本军阀捧为“中国现代思想 界之泰斗”的胡适进行了斗争。
一九三二年冬天，韬奋参加了宋庆龄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与鲁迅等同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和他素 所尊敬的鲁迅先生有较多的接触，对于鲁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当时鲁迅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一个优秀的党外布 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亲密的联系，对于共产主义的必 然胜利怀着坚定的信念。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文化“围剿” 当中，韬奋所主持的生活书店，此刻正在逐渐成为革命阵营在 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的坚强堡垒之一，作为“文化新军 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的鲁 迅，对韬奋所主持的进步文化事业给了最大的关怀和帮助。生 活书店所出版的进步刊物如《文学》杂志、《译文》月刊、 《太白》半月刊和《世界文库》等，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 投稿; 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 (俄国爱罗先珂著) 、《小约 翰》 (丹麦F·望·蔼覃著) 、《錶》 (苏联L· 班台莱耶夫 著) 等书，都交由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韬奋编译 了一本传记《革命文豪高尔基》。鲁迅听到这部书脱稿的消 息，就把自己保存的有关高尔基生平事迹的图片送给他作插 图，还亲自翻译了说明文字; 出版后，鲁迅又向青年推荐。这 种真挚的关怀，深深地鼓舞了韬奋。鲁迅那种“战而不屈”的 积极的战斗精神，进一步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鲁迅从一 个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启蒙大师，成为最坚强最勇敢的共产主义 战士所经历的光荣道路，尤对韬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也曾引起当时在 上海和鲁迅比邻而居、朝夕晤面的瞿秋白的注意和赞赏。他在 这年十一月间，接连写了两篇评介文章： 《关于高尔基的书》 和 《 ‘非政治化’ 的高尔基》。这是两篇写得很出色的书评， 实事求是地肯定这本书的优点，也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对于 瞿秋白的批评，他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韬奋非常重视; 并且 根据这些意见，在这本书第六版付印前作了认真的修改。高尔 基一生的革命事迹也使韬奋深受感动，有力地推动了他的革命 思想的发展。
韬奋在思想上的转变和进步，是他极力追求真理、不断进 行自我改造的结果。韬奋一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从不掩盖 自己的思想错误，也不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 能够不断地虚心 学习，永远不以已有的进步为满足。不过，这时他和共产党人 的接触还少，对党的政策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他在这时还未树 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他 通过《生活》所号召的“群起自救”，也还缺乏具体的途径。 这个时候，很多曾被《生活》周刊启蒙教育过的知识青年，已 不能够满足于《生活》所提供的回答了，他们大踏步地向前跃 进，走向无产阶级的行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生 活》对于他们所做的启蒙与引路工作，是永不会被人忘记的。
幼年的苦学生活
邹韬奋，原名恩润 (乳名荫书)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 (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 生于福建省长乐县①，成长在福 州，祖籍则是江西省余江县。他的家庭是一个官僚地主旧式大 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他的父亲名国珍，号庸倩，同辈 总排行第十四。母亲浙江省海宁查氏，娘家也是个大家族，排 行第六，当她十五岁出嫁的时候，邹家已经是一个破落户，她 在这里感受到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以后患了肺病，长期缠绵在 病榻上，二十九岁便离开了人间。留下了年幼的三男三女。韬 奋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这时还不满十二岁。
他的祖父，幼年贫困，曾由曾祖母背着讨过饭。以后由于 苦读，考中前清拔贡做了官，最后曾任福建省延平府知府。在 他的祖父年老告退以后，父亲携眷在福州做候补盐大使，以后 在浦城做盐大使，这个时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 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当中渐渐产生了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某 种改革，以突破帝国主义的桎梏，保障自己地位的想法。同 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刺激 了一部分染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求“变法图强”，希 望从改良政治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父亲曾经受到 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九一五 年前后在北京财政部任科长的时候，虽然薪资微薄，还非常热 心地集资筹办纱厂。结果欠了一身巨债，弄得终生潦倒，一事 无成。
韬奋后来一度在南洋公学攻读电机工程科，就跟父亲这种 “实业救国”的思想直接有关。这种实业救国的主张，对韬奋 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韬奋初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 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正是起源于实业救国，是从要在 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观点出发的。自然，这种思想 也有它积极的一面，曾有助于韬奋早期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 确立; 但是整个看来，它的消极面是主要的，结果使他长期不 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此外，韬奋以后在相当长时期没 有完全克服的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从这种家庭承受的 “遗产”。
当时福州本来已经办有新式的学校，但象他们这样的家 庭，还是自设私塾教育子女。他从五岁起就攻读经书，漫长时 间的私塾生活堵塞了接触新思想的道路。但因这时读的古书很 多，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下过一番功夫，他的语文修养却打下 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一九一○年春天，韬奋结束了牢狱式的家塾生活，进入福 州工业学校。一九一二年，父亲为了要他将来做一个工程师， 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在这里， 他由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工程科二年级，但他并不专 心于准备做工程师，对于学习数学、物理一类课程也全无兴 趣，所以他父亲要他做工程师的幻想便逐渐归于破灭。一九一 九年暑假过后，他便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
韬奋从小学起，所最感兴趣的科目是国文和历史，最敬爱 的先生就是这两门课的老师。他原来的语文根底比较厚实，只 靠教师在课堂上教的几篇古文感到不满足，在课外读了很多 书，这些书的内容很杂，其中他最喜欢看、对他影响也最大的 是新书报。他是当着中国人民正处在极端痛苦的黑暗岁月中开 始自己的生命的，幼年时代目睹耳闻的中国社会情况，帝国主义 列强大举侵略我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使他和同时代的许多青 年一样感受很深。当他进入南洋公学附属中学时，就把原先在 私塾中“看纲鉴，读史论”的兴趣，很快转为对于新书报的爱 好。他曾一度热中梁启超主编的 《新民丛报》 ，“简直看的入 了迷”。同时，对于上海《时报》 上面远生 (黄远庸) 写的 《北京通讯》也非常喜爱。远生通讯里面的丰富内容，特有的 写作技巧，都使年轻的韬奋非常佩服，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一 个这样的优秀的新闻记者。
一九一三年，在由南洋公学附小升入附中的时候，正逢父 亲失业，经济上十分困难。他只得在学校里争取前三名的优良 成绩，获得“优行生”的资格，以此取得豁免学费的待遇。这 样他就日夜苦读，曾有两次累得咯血。如此苦读的结果，整 个中学时期，直到大学二年级，每学期他都是“优行生”。当 时“优行生”免除的只是学费，其他费用仍无着落。为此，每 逢暑假他都设法谋求短期家庭教师的职务; 从中学时代就向报 社投稿。当他决心转到贵族化的圣约翰大学以前，还特地辍学 数月，到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去当家庭教师筹款。
转入圣约翰大学，韬奋主修课是西洋文学，副修教育。这 时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经济上的窘迫却更加严重。他只得继 续卖稿，经常担任家庭教师，有时还在学校图书馆里作过夜里 上班的助理员。尽管这样，还是欠了同学和朋友们许多债。他 能够坚持读完大学，主要是靠自己坚强的意志，经过异常刻苦 的奋斗才达到的。
他进圣约翰大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正逢五四运动发生。他 虽已有纯朴的爱国思想，但因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从 苏俄传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能够接触到。如同他自 己所说的，当时在政治上“还很混沌——说得更老实些，就是 无所谓思想”。但是，不管怎样，在圣约翰大学的两年中，韬 奋学好了外文和西方文学的课程，给他后来从事写作和新闻工 作打下了基础。
踏进新闻界
一九二一年暑假，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想从事新闻 工作，一时却得不到机会。在校拖欠的一身债急需偿还，眼前 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使他在职业上不得不暂时“走曲线”。 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在上海工商企业和教育机关中任职，所接 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他是一个踏实的人，那些琐 屑的无兴趣的事务工作，虽然不合他的心意，他却十分尽职， 从中养成了细针密缕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实际精神。
不久，韬奋进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 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 他还参与“职业指导运动”， 到好几个省份里去宣传过。一九二六年十月，他担任了 《生 活》周刊主编。这是韬奋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
韬奋那种热爱工作，全力以赴的事业精神，他所具有的实 事求是和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作风，在办《生活》周刊的过程中 曾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主持《生活》将近七年，由于国民党的 政治摧残和经济上的困难，经历过无数辛酸、困难的日子，但 他排除阻力，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费尽心 血把自己的事业维持和发展下去。这种坚强的事业精神使他养 成认真负责、刻苦实干的工作作风。他在接办这个刊物以后，就 集中全力去做，从看稿、编辑到跑印刷所、看清样、封面设计 以至广告、发行工作和处理读者来信，都采取严肃态度，亲自 动手。每期刊物付印的前一天，他都留在印刷所里监督拼版， 校样都要亲自仔细地看三次，尽力不让刊物上出现一个错字。 这个刊物由他负责的七年当中，从来未发生过脱期的事故，每 期都准时地送到读者手里，他为刊物写的文章，也从未曾有过 一次“脱班”。
《生活》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一年以后韬奋初接 办的时候，连他在内总共只有两个半职员 (三人中有一人还在 别处兼职) ，又因稿费过低，约稿不易，每期稿件大半都得自 己撰写，曾用过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 还要做 收发，看信复信。他因日夜伏案，劳累成疾，发生胸部剧痛， 疼痛时坐卧不安，医生束手，缠绵数年方渐痊愈。
他一接手，就对《生活》的内容进行革新，根据社会和读 者的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使它从单纯谈论“职业教育” 和 “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 后，它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转向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 奋斗的立场。
韬奋十分重视工作中的独创精神。凡是他主编的刊物，都 有鲜明的个性; 他所写的文章，也有独特的风格。一九二七 年，他主编不久，就宣布说，《生活》 “力避 ‘佶屈聱牙’ 的 贵族式文字，采用 ‘明显畅快’ 的平民式的文字”。在这个方 针下，《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它有 报纸的长处，又有杂志的优点。里面充满各种体裁的有趣文 章，字数大多在一二千字左右，很少长篇大论，既不是空洞的 议论，也不是繁琐的叙述，很少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他在写作和编辑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自己的言 论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所写的文章都能随时 注意广大读者所关心、所急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反映出当时苦 难重重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他这种文章风格，是与他办 刊物的群众观点分不开的。当时《生活》周刊的读者对象，主 要是文化水平不很高的知识青年，如小市民、小职员、小学教 员和中学生等，他们既没有很多时间，也没有较专门的知识。 因此，写给他们看的文章，既要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 又要 短小精悍，浅易近人。他这时期的经验证明： 越是以人们日常 关切的具体问题进行宣传，就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为广大群 众所喜爱，并能发生唤起群众觉醒、鼓舞群众进步的巨大作 用。
韬奋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就重视跟群众取得联系，特别 注意读者来信工作。《生活》从第二卷开始就设立《读者信 箱》，选刊读者关于各种问题的来信，并且给予简短的答复; 大量的来信，分别回信答复。七年中间，阅读、答复读者来信 的工作，耗费了韬奋无数心血与宝贵时光。到了后期，每年收 信总在两三万封以上，最多时每天收三、四百封。来信内容形 形色色，无所不包。其中许多青年男女，时常把一些连自己父 母都不愿意告诉的“秘密”，提出来跟他商量，韬奋异常感 动。他把“读者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 酸苦辣打成一片”; 他“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也不 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他在复信里面，对广大读者表 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切，在思想上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求学 就业以及社会活动各方面给予指导，其同情的深厚，关切的周 到，谋划的细致，如今读起来还是生气勃勃，令人感动不已。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真诚热情地为读者服务的作风，和 《生活》周刊一贯敢于主持正义的精神，使它在广大读者群众 中取得了很高的信仰，而广大读者群众的爱戴、信任，反转过 来又给他以无限的兴奋、鼓舞。
这个本来不大被人注意的，只是在较小的社会层中流行的 小刊物，经过韬奋尽心经营，很快就有了显著的进步，在社会 上的作用也一天比一天增大。他接办不到三年，每期销数便由 两千份增至四万份; “九一八”事变后，更跃至十二万份。那 时，《生活》风行海内外，不仅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可以随 处见到，就是内地穷乡僻壤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 可以见到它。甚至在订户中还有“传代”的： 父亲死了，儿子 还要接订下去。不久，它的销路达到十五万五千份，打破了当 时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
“九一八”前后
韬奋在青年时代正赶上五四运动和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 的革命风暴，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在这个时候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韬奋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和在 职业中所接触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在思想上受到资产 阶级的影响。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他跟那时为数 相当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受 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蒙蔽。当时流行在知识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 的、错误的政治观点，阻碍了他的思想进步。直到经过一九三 一年的“九一八”事变，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政治影 响的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韬奋才逐渐地接受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韬奋 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从他所主编的《生活》周刊找出鲜明的 痕迹。
《生活》周刊创办的时候，是想着重传播职业教育消息， 进行职业指导的，不过第一卷中也反映了各种“小人物”的社 会生活，特别是曾以较多篇幅暴露了学徒生活的痛苦和他们的 要求。但据编者声明： 暴露这些“小人物”生活的痛苦，并非 它的宗旨。至于这个刊物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未十分确定。它 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还很小。韬奋主编以后，就想努力改进。 《生活》的宗旨原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 会改造”，涵义比较含糊。他在第二卷第二十一期写的《本刊 与民众》 中，才明确提出新的方针。它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进 步倾向： “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 可是他提 出的政治纲领，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 认为这是全国大多数民族的利益之所在。实际上，这些要求只 是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于阶级的观点还是模糊的， 文中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虐待职工不顾人道的残酷的资本 家”和“优待职工热心群众利益的实业家”; 对前者表示痛 恨，对后者表示赞同。这时他所宣传的教育理论，基本上还是 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
因此，在相当时间以内，《生活》未能表现出很大的进 步。从第二卷到第五卷，它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总表现着摇摆 不定的态度。韬奋在五卷上发表过些评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 章，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的腐朽黑暗 统治深表不满，但还不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他还继续鼓吹 “振兴实业”，认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 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些主张并不同国民党反动统治 秩序根本对立，依旧是倾向于不必根本改变这种统治秩序、而 使中国按资本主义方向前进的改良主义的幻想。
韬奋和这个刊物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是在“九一八” 事变以后。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情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 急的任务和普遍要求。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阶级 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而退出革命的 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因受民族危机的刺 激，已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要求蒋介石改变政 策; 一般没有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原来主要是苦于个 人的出路问题，这时更不能不警觉到个人的出路和整个民族的 出路之间的关系。
还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生活》就对日本准备大举侵 略东北的迹象不断地加以揭露，表示极大的愤慨。“九一八” 事变后，它就把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并且逐渐成为新闻评 述性质的周报。直到它被查封之前，始终高举着抗日救国的大 旗前进。
韬奋这种坚决反日的态度，对于他的思想发展，他的走向革 命道路，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是因为，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是中国 革命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被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了一百多年而 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人如果对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企 图在帝国主义的“恩惠”下找寻中国的出路，这样的人就必然 要堕落到最卑污的泥坑里面; 反过来说，只要真正敢于反对帝 国主义，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而奋斗，这样的人就终究 能够成为人民大众的朋友。
韬奋和《生活》在中国民族危急关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 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的集中反映之一。韬奋曾就这一 转变过程写道：
《生活》 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 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以个人主义做出发 点; 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 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 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 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①。
自然，跟通常所见的情况一样，韬奋思想上的转变并不是 直线向前，而是经过一段长远、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在 “九一八”后的初期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还常残留着前期 思想的烙印。当时他的有些政治主张，仍然带着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的色彩，例如他对国民党政权还是采取希望它改善的态 度，仍旧是不主张革它的命。这是因为，当时他的正确的阶级 观点还未形成。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一个心地善良、热爱祖国 的知识分子，韬奋在政治上很敏感，早就痛感民族危机日深， 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他曾错误地把希望 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可是，冷酷的现实使他的幻想全部破灭。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蒋介石却命令东北 军“不抵抗”。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 政策，散播失败主义，镇压抗日运动，宣称“侈言抗日者杀无 赦! ”在这种情形下，韬奋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已经完全失望。 可是，中国的希望究竟何在?暂时他还彷徨歧途，没有找到真 正的出路。
在这以后，他的思想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前进。这 种变化，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出版《生活》第七、八卷 来看，十分明显。首先是在抗日问题上，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 国民党军阀的“觉醒”上，而把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群众身 上，坚决主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运动。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权 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有了根本 的改变： 主张“把国家从少数压迫阶级手中夺回来还给全国民 众”; 认识到“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 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同时在党派观念上，他已 不是否定一切党派，而是完全肯定为大众谋福利的党派的必要 性。在实际行动上，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 张，并为实现这一主张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这 个时期，他还通过《生活》，对日本军阀捧为“中国现代思想 界之泰斗”的胡适进行了斗争。
一九三二年冬天，韬奋参加了宋庆龄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与鲁迅等同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和他素 所尊敬的鲁迅先生有较多的接触，对于鲁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当时鲁迅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一个优秀的党外布 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亲密的联系，对于共产主义的必 然胜利怀着坚定的信念。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文化“围剿” 当中，韬奋所主持的生活书店，此刻正在逐渐成为革命阵营在 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的坚强堡垒之一，作为“文化新军 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的鲁 迅，对韬奋所主持的进步文化事业给了最大的关怀和帮助。生 活书店所出版的进步刊物如《文学》杂志、《译文》月刊、 《太白》半月刊和《世界文库》等，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 投稿; 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 (俄国爱罗先珂著) 、《小约 翰》 (丹麦F·望·蔼覃著) 、《錶》 (苏联L· 班台莱耶夫 著) 等书，都交由生活书店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韬奋编译 了一本传记《革命文豪高尔基》。鲁迅听到这部书脱稿的消 息，就把自己保存的有关高尔基生平事迹的图片送给他作插 图，还亲自翻译了说明文字; 出版后，鲁迅又向青年推荐。这 种真挚的关怀，深深地鼓舞了韬奋。鲁迅那种“战而不屈”的 积极的战斗精神，进一步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鲁迅从一 个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启蒙大师，成为最坚强最勇敢的共产主义 战士所经历的光荣道路，尤对韬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也曾引起当时在 上海和鲁迅比邻而居、朝夕晤面的瞿秋白的注意和赞赏。他在 这年十一月间，接连写了两篇评介文章： 《关于高尔基的书》 和 《 ‘非政治化’ 的高尔基》。这是两篇写得很出色的书评， 实事求是地肯定这本书的优点，也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对于 瞿秋白的批评，他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韬奋非常重视; 并且 根据这些意见，在这本书第六版付印前作了认真的修改。高尔 基一生的革命事迹也使韬奋深受感动，有力地推动了他的革命 思想的发展。
韬奋在思想上的转变和进步，是他极力追求真理、不断进 行自我改造的结果。韬奋一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从不掩盖 自己的思想错误，也不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 能够不断地虚心 学习，永远不以已有的进步为满足。不过，这时他和共产党人 的接触还少，对党的政策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他在这时还未树 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他 通过《生活》所号召的“群起自救”，也还缺乏具体的途径。 这个时候，很多曾被《生活》周刊启蒙教育过的知识青年，已 不能够满足于《生活》所提供的回答了，他们大踏步地向前跃 进，走向无产阶级的行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生 活》对于他们所做的启蒙与引路工作，是永不会被人忘记的。
第一次流亡
随着韬奋的转变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韬奋办 的这个刊物，是处在帝国主义所控制的租界里的，经常受到国 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刊物内容有时触犯了帝国主 义，这一期刊物就不能在租界内发卖; 有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 政府的罪恶，这一期刊物便会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禁止。特别 是在它打出抗日的鲜明旗帜以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 动派就越发不择手段地来迫害它。
韬奋和他主持的事业所受到的压迫、摧残是多方面的。一 九三二年初，韬奋发表反对剥削制度、赞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的《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不久，反动军官胡宗南马上来 “访”。胡宗南花了整整四个钟头，未能使韬奋的政治观点有 任何改变。这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加给《生活》 以“言论反 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递; 同时对韬奋散布流言 蜚语，中伤、威胁。这年十月，韬奋自料 《生活》 被封已不 可免，预先写好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重申“宁为保全 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国民 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一时人心浮 动，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中，但他毅然前往万国殡仪馆杨 氏灵前致敬。此后韬奋常受特务钉梢。朋友们担心他的安全， 都劝他出国暂避，遂不得已而出国流亡。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韬奋离开上海，经三万里海程， 于八月七日到达意大利威尼斯。继又转到罗马、日内瓦、巴 黎，九月底到伦敦。以后他又遍历德、比、荷等西欧各国、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前后历时 二年多，足迹遍世界。
韬奋自谓这次出国的目的，是在观察“世界大势怎样?” “中国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面在各国实地考察，一 面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革命理论。他前后在伦敦住过十四个半 月，除了参观和写文章，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攻读 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后到了苏联，又和一群美国大学生一起进 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经过刻苦地学习革命理论，加上对于社会 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地考察，使他在思想上有了飞跃 进步，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开始有所改变。从他写的 《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看，他的观察是锐敏的，能够透 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和里面”，看到“华美窗帷的后面” 乃是“大规模的贫民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的前 景。针对国民党报刊大肆吹嘘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宣传，他把 法西斯“领袖政治”的虚弱和罪恶，揭露得体无完肤。他写了 二十来万字的文章，如实地报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方 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详尽地记述成就的丰盈，也不掩饰当 时还存在着的缺点。他和某些专门到苏联去寻找“缺点”的西 方记者不同，能以客观的态度，指出“这些缺憾都是革命前遗 下而在革命后未除尽的产物”，苏联人民纠正这些缺点的态度 是坚决的，改进速度是快的。对他出国访问的上述两个目的， 原想“看过美国以后，才来试答这些问题”。实际上，他在苏 联参观以后，就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本主 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此又肯定了中国发展的方 向，认识到在中国应该走的道路： 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 争，在国内应当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袖，在国 际上应当以社会主义的苏联为盟友。
以后到了美国，他和美国工人运动有过较密切的接触，还 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在美国南方黑人区域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地 下支部的秘密会议。他从南方回到纽约曾经表示，他在国内的 时候，对于美国原是有好感的。但他看过美国南方那种露骨的 贫困、凶残、压迫，以及黑人与白人革命者的艰苦工作，坚决 奋斗，更深刻地体会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没落，这时对于资 本主义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
在纽约，韬奋曾向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过加入共产党 的问题，表明他已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的真 理。他这种衷心倾慕、靠近共产党的心情，在他当时写的许多 文章中都是随处可见的。
一九三五年八月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已完全摆脱了出国 时的苦闷情绪，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全身带着鼓舞 的力量。在他回国后追叙他的国外见闻的文章中，已经坚定地 站到革命的立场上。他说：
中立的态度就等于参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挣扎，在形 式上尽管好象你是中立，实际上还是助桀为恶，时代巨浪 一天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线， 没有什么中立余地。
由此看来，这次环绕世界的旅行，实是韬奋思想转变的重 大关键。
“生活精神”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韬奋由美国回到上海。他下船 第一件事，就是“眼眶里含着热泪”跑去探望因 《新生》事件入 狱的战友杜重远。随后又到四马路生活书店，和阔别两年多的 同事欢聚。这个时候，生活书店因有全国广大读者的同情、爱 护与支持，已经大大发展，工作人员由他出国时的二十人左右 突增至六七十人。
生活书店业务的发展是经过艰苦奋斗的道路的。它的前身 就是生活周刊社。一九三○年成立《生活》周刊 “书报代办 部”的时候，只用二十元印了一份书目，就此开展了业务，并 无其他的资金和开办经费。这个书店是由韬奋和他的伙伴们 “白手起家”苦干出来的。
“书报代办部”时代，就以诚恳、热诚、周到、敏捷，对 读者有礼貌等服务精神，和广大读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取得 他们的信任。从一九三一年秋季起的半年中，韬奋曾通过《生 活》发起“援助黑龙江省卫国健儿捐款”，不几天它的读者和 人民群众就捐款十二万九千八百多元; 接着又为东北义勇军捐 款五万多元，领导书店同人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前方将士 服务; 筹办《生活日报》公开募股，很快收到十六万元。在他 接连举办的轰动全国的这三件大事中，广大读者对韬奋和《生 活》表现了高度的信任。
作为一个企业，生活书店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其中最主 要的是它采用了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来经营： 书店不是任何个人 借以牟利的私产，而是全体职工以劳动所得共同投资经营的文 化事业单位。凡是店中正式职工任职在六个月以上的，都可入 股成为社员。店内资金归全体同事所公有，经济完全公开，每 年都由会计师查账证明。
与此相适应的，是实行科学管理，采取民主集中制，什么 事情都经过大家讨论，决定以后交给负责人去办。书店的最高 领导机构，是由全体职工选举出来的理事会; 负责处理人事的 机构，是民主选举的人事委员会; 还有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 会，其主要任务在查阅账目。由此树立集体的管理，民主的纪 律，使每个职工都把店务视为自己的事情，以主人翁的态度对 待店中的工作，成为推动整个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吸收和培养干部问题上，韬奋坚持人才主义的用人政 策。一切干部的吸收，都经过严格的考试。录用的标准，是要 有实在的本领和一定的政治认识。他很注意干部的培养提高， 许多人本来没有受过很多教育，进入书店工作以后，很快就会 在各方面有所提高。
生活书店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最大的困难 是经济上的穷困，同时还有国民党的政治压迫。但它作为一种 纯粹私人管理的事业，能够自始至终朝着进步的目标前进，为 人民忠诚服务; 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历尽艰险，未被恶势力冲倒 而屹然长存，终于在事业上作出巨大的成绩。这固然是书店全 体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也倾注着韬奋的无法计量的心血，是 和他在组织领导工作上的成功分不开的。他在领导工作当中律 己之严，治事之勤，爱人之诚，知人之明，以及这种领导作风 感人之深，就在当时进步文化界中也很罕见。但他一向谦虚， 从来不肯把书店业务上的成就归功于己，总是把它看成集体的 事业，认为一切成就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书店的发展，还得力于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支持。一九三五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店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商号注册资本十 五万元，在广大读者热心赞助下，依靠读者预订刊物的巨额订 费，依靠全体职工勤俭办店的苦干精神，书店业务得以迅速地 发展起来。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如此的爱护和支持呢? 韬奋回答说： “说来也很简单，它内部的基础建立在苦干的精 神和民主的纪律; 它外部的基础，除了书刊有着正确丰富的内 容外，最重要的是自从《生活》周刊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对于读 者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
关于生活书店工作作风的特点和事业获致成功的原因，韬 奋曾经归纳为“最可贵的八种传统精神”。这就是： 一曰坚 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 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
这个由两个半人起家的小小书店，很快地发展成为一个巨 大的企业，成为革命的文化堡垒。生活书店和其他进步书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坚持为谋求广大人民的利益， 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努力奋 斗。它所致力的出版事业，对于冲破蒋介石文化“围剿”，提 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有重大功绩的。在当时的救国运动 中，生活书店是直接起了支柱的作用的; 韬奋参加救国会，不 只是带着书店同人这支“小小军队”，并且是代表着海内外的 广大读者群众的。《大众生活》以及其他报刊，实际上成为救 国会的机关报。
生活书店不仅是韬奋个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 文化斗争的物质基础，也是当时革命文化运动的物质基础 (虽 然不是唯一的) 。它所出版的进步书刊，团结了千千万万的作 家和读者，在政治上起了巨大的宣传组织作用，维持住很多革 命作家简单的物质生活(靠稿费收入) ，使他们能在“文化围 剿” 中顽强地作战。生活书店就是这样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事业 中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 中央发布的关于三联书店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 “三联书店 (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 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 该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 同志 (已故) 等，作了很宝贵的工作。”这个指示还明确指 出： “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之下的书店。”
转向集体主义
韬奋第一次流亡归来，正值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更加深 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韬奋立 即全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文化界救 国会成立，他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国各界 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的时候，他又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他从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长期以来摸索着寻找中国的出路，终 于选定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革命斗争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从此他便愈靠 拢党，更加自觉地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呼吁。一九三五 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词中 曾把“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列作三大纲领之一 (其 他两项是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 。他在这时写道：
民族未解放，个人何以获得自由?个人不是做集团的 斗士的一员，何从争自由?个人离开了集团的斗争，何从 有力量争自由?以个人的利害做中心，以个人的利润为背 景，又怎能团结大众共同奋斗来争自由，所以我们要应现 代中国的大众需要，就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 义。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地抛弃个人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觉悟。就韬奋的情形来看，是他又向无产阶级立场迈进了一大 步。
《大众生活》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 的主 张，迎接了由“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 运动的高潮。这个刊物深受读者欢迎，销数很快就达到二十万 份。韬奋在刊物上坚持革命立场，十分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 主张，推动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走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人害怕《大众生活》的巨大影响，曾经禁止它从邮局里 邮寄，不准它在各地发售，还放出许多流言蜚语，对韬奋进行 无耻的诽谤中伤。如同过去一样，韬奋蔑视敌人的迫害，坚守 岗位，坚持战斗。
敌人的诽谤、恫吓无效，又派两个特务头子到上海找韬奋 “谈话”。这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总书记刘 健群，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统”特务头目张道 藩。他们见到韬奋，开口就逼迫他停止抗日活动，并且向他吹 嘘了一通荒谬的“领袖脑壳论”，说是一切国家大事只能由蒋 介石的“脑壳”决定，人民群众根本无权过问。刘健群还拿死 来威胁他： “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 生什么问题! ”韬奋听了，异常愤慨，干脆回答说： “我不参 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 生死早置度外! ”
这两个特务头子悻悻然回南京后，对韬奋仍不放松，又唆 使上海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担保”，诱骗韬奋到南京和 蒋介石“当面一谈”。韬奋久居上海，对于这位“上海闻人” “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和“人品”是清楚的，晓得他的“担 保”究竟值几文钱。韬奋当即和救国会几位负责人商谈，认为 去南京凶多吉少，是会发生意外的。——事后韬奋有次碰见张 群，张群透露说： “那次蒋先生约你赴南京面谈，就因为陈布 雷太忙，要请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足见韬奋不去 南京的决定是正确的。
韬奋把他拒绝前往南京的决定告诉杜月笙的时候，在座的 一个和蒋介石有交情的“老资格银行家”说： “你不知道老蒋的 脾气，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度流亡海外，国内是 休想驻足的! ”
对于韬奋来说，这种威胁当然完全无用。这样一来，“就 只有再度流亡”。韬奋从海外回来不过半年，欠的债尚未还 清，无力远行，决定出走香港。
一九三六年二月，《大众生活》出到第十六期，便同《生 活》、《新生》 一样，又被查封。韬奋愈战斗愈坚强，并不因 此而消极。在《大众生活》被封后，仅隔了一周时间，生活书 店就又创办《永生》周刊，由韬奋的战友金仲华任主编。一九 三六年六月，《永生》 刚出到第十七期又被查封。这时韬奋已 经又在香港创办了 《生活日报》 和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韬 奋所擎起的光芒万丈的火炬，正“永生”不息地引导着广大的 爱国青年前进!
韬奋这时所创办的《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等报刊，比他 前期主办的《生活》周刊，表现了很大的进步。他和中国共产 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一九三六年潘 汉年从延安到了上海，同救国会诸领袖联系，韬奋便在这时和 党派到上海去的代表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当时他虽不是共产 党员，对党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表示衷心的景仰，他的政治 态度和党的主张没有隔阂。他不但遇事和党组织商量，诚恳地 听取党的主张，并且努力使党的主张变成自己的实践，严格地 用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在有关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去 留问题上，也总是和他所能接触到的党组织商量。至于他平日 的言论，尤其是他主编刊物每一期的社论和主要论文，凡是属 于原则问题的，他没有不征求党的意见的。
韬奋在敌人面前是充分地表现着正当的高傲，对于革命组 织却十分谦虚。他不但尊重共产党的负责同志，也尊重党的基 层组织和一般党员。他和共产党员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是极 为友爱的。在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里面，有不少党的地下工 作的同志。国民党特务经常向他提出警告，有时提出名单来恐 吓他。韬奋不仅没有被吓倒，而且想尽各种方法保护他们，到 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他就赶快把受到逮捕威胁的同事偷偷地送 走。当时他对在生活书店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所表现的深厚友 谊，所流露的亲如手足般的真挚感情，令人十分感动。
当然，这种情感并不是简单地从私情出发的。韬奋热爱 党，热爱我们的同志，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党，心悦诚服地服从 它，拥护它，完全基于他对它的深刻了解。他在那时由于种种 原因尚未参加党的组织，但他并不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选定 了中国共产党的。
创办《生活日报》
一九三六年六月，韬奋冲破重重困难，在香港创办《生活 日报》 与《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想要创办一种合乎人民大众需要的日报，是韬奋脑际“梦 廻已久”的心愿。早在一九三二年间，他就曾与新闻界的朋友 共同发起由读者集资创办《生活日报》，登报公开招募股款， 很快由读者认股十六万元。但因遭到国民党的阻挠破坏，韬奋 不愿意拿着二千多个读者热情凑集的股本作孤注一掷的冒险， 遂在当年十月宣布《生活日报》停办，将已收的股款连同利息 照数发还入股的读者。
这次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仍旧是在十分艰难的条 件下创办的，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报馆不得不设立在香港的 贫民窟中，印刷条件也很困难。而在香港办报遇到的最大困 难，则是英国统治者的政治压迫。费了很多周折方才解决了登 记问题，每天又要遇到严格的“新闻检查”。香港的殖民者就 象秃头佬害怕人家说“亮”一样，连“帝国主义”这个名词都 不准用。光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到韬奋这一代报人的痛苦有多 么大!
在韬奋流亡到香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政治路线，已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韬奋在《生活日报》时期的全部言论，十 分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他曾一再撰文，阐述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理论，既抨击狭隘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又 责斥妥协屈服的投降主义。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走狗托洛茨基派 的“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无耻伎俩，更不断地加以揭露。韬 奋根据党的政策，为了实现团结抗日的方针所作的斗争是坚决 的。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跟党的认识一致的。
这时在白区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密切注视 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热情关怀各地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的进步报刊。对于站在抗日斗争前列的韬奋，对于他在抗日救 亡旗帜下面举办的出版事业，给予特殊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听到《生活日报》行将出版 的消息，就写了一封长信给韬奋，详细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我认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 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 的刊物。”韬奋收到这封署名莫文华的信，就在这年六月七日 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号上，以 《民族解放的人民 阵线》为题全文发表; 同年六月九日，刘少奇又写了第二封 信： 《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发表在七月十二日出版的该刊 第六号上。这两封信，并不是普通的“读者来信”，而是刘少 奇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通过韬奋主办的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 报刊，向共产党员发出的公开指示，进行的公开号召。莫文华 是谁，当时韬奋可能还不知道;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 从信中的内容自然不难理解。当时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公 开发表这些使用“赤色语言”写成的宣传我党统一战线主张的 信件，是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那个时候，正当 《大众生 活》 刚被查封，韬奋再度被迫流亡避难到香港。但是，韬奋不 但发表了这些信件，还在《生活日报·创刊词》 中接受了党的 这些主张并且加以阐述，号召广大读者响应这些主张。尤其难 能可贵的，韬奋身体力行，还把这些主张化为自己的行动。七 月十五日，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 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积极地推动救国会的工作，并 且在实际斗争中成为著名的爱国运动领袖，直到最后被捕入 狱。这样做，需要具有很大的决心与勇气。由此看来，韬奋不 只是党的忠诚朋友，而且接受党的领导，逐渐成为和共产党人 并肩战斗的一员勇敢的革命战士。
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 《生活日报》 ，对于报纸的编 辑业务作了许多大胆的改革和尝试，从形式到内容都创造了独 特的风格。
这个报纸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所表现的人民立场和进步 思想。这一点，是继承和发扬了韬奋历来所办刊物的光荣传 统。其次，他特别注意评论工作，主张“每天除了正确精警的 一篇社论外，还要有两篇以上的很有精采的有关各种专门问题 的论文”。第三，当时一般报纸在版面上很不统一，各版往往 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生活日报》独创一格，一方面力求 避免那种分裂不统一的倾向; 另一方面，尽量作到内容的广泛 性。第四，那时供应报纸采用的国内新闻，都是经由国民党官 办的中央社发布的; 国际新闻则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所 垄断。这些新闻稿的观点自然大成问题，它的文字风格也不合人 民大众的胃口。因为这些新闻都是用文言文写的，掺杂许多半 文不白的语句，“佶屈聱牙”，十分难懂。《生活日报》根据自己 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需要，对收到的电讯原稿，用白话文加以重 写改编。它对编排的生动活泼，版面的大方美观，也很注意。
这个报纸也和韬奋办的所有刊物一样，保持着密切联系群 众的传统作风。报纸出版不久，就和读者建立起来广泛的联 系。对于报纸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韬奋总是依靠群众的帮助来 解决的。他以多年来的切身经验深信： “只要人民大众都赞成 本报的主张，同情本报的态度，以集体的力量扶持本报，任何 客观上的困难，没有不能克服的。”
旧中国报纸的经营方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各国学来的， “洋场恶少”加上封建余孽——很受“才子+流氓”式的影 响。非科学的笼统和专制主义的专断，与美国黄色新闻传染过 来的色情和恶意宣传相结合，造成了旧中国新闻界特有的恶 毒、残忍、低级趣味与不精密、不确实的格调。韬奋唾弃这种 风行一时的作风，在报纸经营以至广告的选择上，也能一反旧 式报纸的传统，显示自己独具的特色。韬奋认为，“报纸上面 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 数读者的利益。” “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换 句话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 读者负责的。”
这些主张和作法，都是同时出版的其他报纸办不到的。
《生活日报》 出版时间不长，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救亡 运动。但是香港究竟不宜于办全国性的报纸。因为香港地理位 置偏于南部，新闻采访和报纸的推广发行，都有种种不便。读 者纷纷来信，要求迁至旧中国新闻事业中心的上海出版。这时 国内局势有了新的变化，救亡运动很需要韬奋回上海工作。 《生活日报》 出到七月三十一日即自动停刊，宣告从八月一日 起移上海筹备出版。但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这个报纸终 未能再和读者见面。
韬奋是一个决心要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人，并且向来怀 有要办一个人民报纸的志愿。由于遭受国民党的压迫，除掉在 香港这五十五天，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来重新实现他的这个心 愿。这是韬奋终生的憾事。
《生活日报》存在的时间很短促，在整个历史上只算是 “昙花一现”。但是，由于它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始终高举抗 日的旗帜，并且在业务上作了勇敢的革新，创造了独具的特 色，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它一定的地位的。
在法庭上
韬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从香港回到上海，国内形势有了新 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日伪军开始侵犯绥远。驻防绥远的中 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人民展开了支援绥远前线的抗日运动。 到了十一月间，全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勇敢的反 日斗争，上海、青岛等地日本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 北 平、上海等地的学生和市民，也举行了多次的抗日示威游行。 所有这些表明抗日运动已经向前发展。八月二十三日，韬奋将 《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 《生活星期刊》 ，在上海继续出 版。同时，他又与救国会的几位负责人奔走援助绥远抗战事 宜，还组织了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后援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 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位救国会负责人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 捕。他们先后在上海被关押讯问，十二月四日又被押往“苏州 高等法院”。敌人无法加给他们什么罪名，却蛮横无理地把他 们拘留起来。
韬奋等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对他们的“侦讯” 整整拖了两个月。该案侦讯期间，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 检查官翁赞年，使尽各种卑鄙伎俩，要把他们罗织入罪。韬奋 在每次侦讯时都坚决果敢地据理争辩，驳斥检查官的诬蔑。
当时纠缠不清、被检查官问讯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人民 阵线”和“民族联合阵线”的问题。他们故意歪曲韬奋所写的 文章，硬说他主张“人民阵线”，反对国民党政府。这个问题 是怎么引起的呢?它的背景就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 反对正在各帝国主义国家抬头的法西斯势力，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曾经提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口号，即由共产党领导 一切反法西斯政党和人民群众组织统一阵线——人民阵线。一 九三五年前后，人民阵线曾在法兰西、西班牙胜利取得政权， 后被国际反动势力所击败。当时救国会为了团结御侮、共同抗 日所提出的口号是“民族联合阵线”。韬奋在香港曾经撰文明 白指出： “中国努力民族解放的联合阵线和法国的联合阵线是 有着根本的差异，不应混为一谈的。”国民党法官所以要歪曲 韬奋的主张，故意把这两个名词“混为一谈”，其目的是想要 从这里面做文章，加予他以“危害民国”的罪名。
韬奋看到检查官三番四次地问讯这个问题，就从家里要来 全份《生活日报》和星期增刊，送给检查官附在卷里作为证 据。可是送去以后，还是继续追问。有一次，这个检查官还一 定要他承认主张的是“人民阵线”，韬奋反抗他的压迫，从理 论、事实上予以反驳，怒斥他是“断章取义，故入人罪”。韬 奋说，在他写的那篇文章里已说得非常明白，可以复按。不料 那个姓翁的检查官却回答说： “文人著述全是 ‘言不由衷’ 的。”这一句话，直气得韬奋跳起来，连声大呼： “抗议! 抗 议! 抗议检查官的无理! ”本来，韬奋从来是言行一致，严肃 不苟的。他在政治上一贯采取老实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不隐 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完全采取了光明磊落的革命者的立场。他 的政治主张都写在公开的文章中，而且一写再写，力求日益明 确。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是他的实际的政治生活的根据。因此， 韬奋坚决驳斥“言不由衷”的诬蔑，声明他对自己写的一切文 字，都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检查官说他“言不由衷”就是侮辱 他的人格，他要求记明笔录。
这场争论极为激烈，由争论而奚落，由奚落而冲突，韬奋 气得脸色发青，连续地高声呼叫： “我要抗议! 我要抗议!”那 个姓翁的检查官理屈词穷，只是不断地说：“我有权这样说! ” “我有权这样说! ”
当时国人尊称七位被捕的救国会领袖是“七君子”。他们 被捕的消息一传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营救。同 时，海内外广大人民群众，进步团体，名流学者，都打电报要 求立即释放他们; 各地学生纷纷举行罢课、示威，抗议国民党 非法逮捕。全国舆论界，都把他们称作“爱国犯”。
国民党反动派原来的计划是异常狠毒的。韬奋等人刚被 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就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布告，宣布他 们的“罪状”。在这个布告里面，凡是足以构成罪名的，都唯 恐遗漏地一一捏造出来强加在他们身上。同案的几人当中，沈 钧儒、沙千里和史良都是律师，是深知国民党政府的“法律” 的。沙千里曾经计算过，按照当时的“法律”，只须有上海市 政府布告中任何一个“罪名”，已经可以枪毙一次; 这张布告 宣布他们共有七个“罪名”，——如果侦讯属实，每人都应该 被枪毙七次。
从他们被移送高等法院，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一共经过五 次侦讯。到第二、三次便已没有可问的事，早该结束侦讯了 ——这时如果认定有罪，就应该立刻起诉; 罪嫌不足，则应释 放。但是在二月二十九日，他们忽然又接到了江苏高等法院的 “裁定书”。根据检查官的声请，裁定他们的羁押时间延长两 个月。
在这以后，三月九日又对他们进行一次侦查讯问。这次问 话，以“西安事变”做中心，检查官咬定说西安事变时张学 良、杨虎城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中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 领袖”，据此就说他们和张学良有“勾结”，他们应对张杨的 义举承担责任。本来，韬奋和救国会诸公，对于张杨的义举， 理所当然是同情支持的，可是法庭硬要给他们扣上“勾结军 人，图谋轨外行动”的“罪状”，使得他们不能缄默。韬奋等 申辩说： 他们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上海被捕的，西安事变是十 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发生的，在牢狱中不能“联络接洽” ，是连 小孩子都明白的事情。法官无法回答他们的驳斥，可是以后在 起诉书中仍然将此列为“罪状”之一，继续纠缠。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比较大的 变化，抗日救亡运动也迅速地向前发展，各界人士要求释放他们 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四日——羁押四个月 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间，检查官送来了“起诉书”，竟然 诬蔑他们是“共产党犯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而 正式提起公诉。
真理在韬奋他们这一边，审判长和检查官，在法庭内外都 是孤立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举行的第一次“审判” 中， 韬奋等对国民党的诬陷逐一驳斥，并且要求法庭调查证据。不 料，这些要求均被法官拒绝。审判长当场宣布，第二天下午一 时照常开庭。这时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决定第二天结审后， 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罪。当天晚上，为了打乱国民 党政府随审随判罪、强迫送反省院的布置，经有关律师、被告 亲属和沈钧儒等共同商定，先发制人，首由自动从上海来替韬 奋等辩护的二十一名律师向法庭提出，因阅卷及法院调查需 时，请稍展缓。答复却是“碍难变通”。审判长的无理拒绝， 激起众怒，向法庭提出“声请回避状”，要求承审本案的合议 庭各推事回避。全体律师也都宣布“罢席”。第二天无法开 庭，审判由此中止，韬奋等在斗争的第一回合取得了胜利。
六月二十五日，举行第二次“审判”。韬奋在法庭上义愤 填膺，以高昂响亮的声调，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地历述救国会 的各项主张，声色俱厉地驳斥检查官所捏造的那些“罪状”。 他指责检查官东拉西扯，“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完全莫名 其妙。”检查官理屈词穷，大摆其臭架子，胡说什么： “本检 查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责! 请审判长禁止被 告发表另外意见。”韬奋愤然说： “我不能侵犯检查官发表 起诉意见的权利，检查官就能有无理禁止我发表意见的权利 吗?”这时审判长摇手制止韬奋发言。他却毅然决然地抗议 说： “如果审判长认为检查官的话是对的，那么请不必再审下 去了! ”
审判长把一份过去救国会致张学良的电文拿给韬奋看。韬 奋看毕，大声讲道： “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 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并且同时还打了同样的 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 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检查官说： “因为这 个电报引起事变。”韬奋毫不退让，继续反驳： “这个电报是 关于绥远的事，三个电文一样。请检查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 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骂得检查官没 有话说，使全法庭的国民党官员愕然相顾。
这次审判历时七个小时，法庭上的气氛，从头到尾都很紧 张。韬奋和所有出庭的被告，再次用坚定明白的语言，雄辩有 力的道理，驳复了法庭的讯问，使审判长、检查官理屈词穷， 十分狼狈。经过两次审判，国民党政府看见自己露出马脚，慑 于公众舆论的谴责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反对，审判就未敢再举 行。但仍继续无理地把他们囚禁在监牢里。
韬奋是最勤奋不过的人，工作就是他的生命，任何时候都 不愿意空度时日。这时他便抓紧被囚禁的日子，利用国民党慑 于社会舆论而对他们的管制稍稍“放宽”的条件，异常勤奋地 读书和写作，他常开出一张张的书单来，托请外边的朋友去 借。他在狱中的著译文稿总共有三十多万字。前后八个月中， 除了出庭受审，其余时间全都用来读书和写作。
从韬奋的经历可以看出，在他一生的奋斗和他走向革命的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时为了 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寻找借口和摧残进步文化事业和抗日救国运 动，他曾经一再强调他的无党派立场; 可是，在狱中所写《经 历》一书中，他痛斥了反动势力用“戴帽子”来陷害人的卑鄙 手段，而且有力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 “其实戴帽子也不 一定是丢脸的事情，有害尽苍生的党，有确能为大众谋幸福的 党; 前者的帽子是怪可耻的，后者的帽子却是很光荣的。”又 说： “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只要它真能 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 我已加入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 要努力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这时他又正被囚禁在 狱中，他虽然不能讲明他所指的是什么党，但很显然的，他已 经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一记清脆的耳光。
自从韬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以后，加上跟共产 党人并肩战斗的实际锻炼，对于自己的出身、教养、受到的环 境影响和青年时代所走过的路，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留恋， 而且已经坚决地和这一切诀别，走向新生的战斗的道路。这种 思想上的进一步的转变，给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力量。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巨大变 化，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 一日，经过韬奋和同案战友们顽强不屈的斗争，由于全国人民 的热烈声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交保释放出狱，结束了 为时二百四十三天的牢狱生活。面对欢迎他们出狱的人群，韬 奋讲道： “在狱里很觉得 ‘心安理得’ ，因为始终不是争个人 的自由胜利。现在出来是大众的胜利，更觉‘心安理得’ 。可 以告慰大家的是没有背叛大众，没有说过辜负大众的话。将来 也只求‘心安理得’ ，永不背叛大众。”又说： “有人问我在 狱中有何感觉，我常感觉的只是自己的渺小，大众的伟大。”
经过这段牢狱生活，韬奋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了。
“对反民主的抗争”①
韬奋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他对自己 应该走的道路已非常明确。开始，他和其他六位同获释放的救 国会领袖，应邀到南京去。国民党派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伧 同他们谈判，要他们解散救国会。韬奋等据理力争，坚持救国 会不能解散，一连谈判了三天都没有结果。他们回到上海， “八·一三”抗战已经开始了。韬奋立即站到自己的战斗岗位 上，于八月十九日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积极地响应中 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并且深信这是能 够引导抗战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从此开始致力于抨击 国民党的寡头政治，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有自己的政治代表驻在国民党统治区，并且 出版了公开的党报与党刊——《新华日报》和《群众》，但是 韬奋和他所主编的刊物，在总的斗争中仍然起着重大作用。他 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斗争，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斗争，还要跟统一战线内部的投降动摇分子进行斗争。他在这 个时期最大的贡献，是有力地揭发了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阴 谋和反民主的法西斯面貌。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二月，韬奋住在重庆。他 在这时进行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要求实现民主政治以保证团 结抗战。韬奋自一九三八年六月起，就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 一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这个“国民参政 会”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 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当局“遴选”的，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 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占有压倒的多数，只有极少数是中国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它对国民党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 约束的权力。其后，由于蒋介石日趋反动，国民党反动派和其 他反动分子在参政员中的比例更有增加，民主分子更其减少， 而且民主分子的言论更受束缚。因此，它就日益表现出是国民 党反动派的单纯的御用工具。对于它的性质和作用，韬奋从一 开始就未作过高估计，认为它“似民意机关而又说不上民意机 关”。尽管如此，韬奋还是尽可能地利用这个合法地位，一直 积极争取言论自由，从不放过发言的机会，也不抱过高的幻 想。他曾经说过： “别人请客，我是把自己当作主人的。”他 在参政会上是一个雄辩家，一个被顽固分子认为是“可怕”的 人物。
自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到第五次大会，韬奋共提 出过九个提案，都贯穿着“加强团结”和“争取民主”的内 容，其中有三个提案是力争言论自由的。从第一届第四次大会 掀起“宪政运动”以后，韬奋不顾国民党的威胁，一直站在人 民的立场上，向一切破坏宪政运动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他毅 然地发起组织重庆各界宪政座谈会，坚决参加各抗日党派发起 组织宪政促进会的筹备工作，到处作公开讲演，在刊物上发表 文章，编印关于宪政问题的参考材料，努力从各方面推进宪政 运动，为早日实现民主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国民党恣意发动内战，大批亲日反共的“摩擦专家” 接连在各地制造摩擦事件。韬奋忧国忧时，不断地大声疾呼， 使国民党深感“讨厌”，常以无耻的诽谤和凶恶的威胁加诸于 他。韬奋异常气愤地说： “我一参加调解国共摩擦，国民党的 反动派便振振有词，说国民党请我做参政员，我却帮助共产 党，他们好象把参政员看做养走狗似的，一旦豢养，便感恩图 报，助桀为恶，便当闭着眼睛帮助他们 ‘消灭异党’ ，置国家 民族的前途于不顾! 他们自己也许这样做惯了! 为什么不略为 张开眼睛把人看看清楚?说得出这样肮脏的话，听了令人作三 日呕! 记下来都污了我的笔! ”
抗战期间在上海、武汉、重庆各地，韬奋都经常地与共产 党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后在重庆期间，他和党的 领导同志有了较多接触，对党的政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韬奋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由于韬奋的邀请，周恩来、董必 武、林伯渠、叶剑英、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都到生活书店 总店向工作人员作过报告。韬奋极为赞同党提出的必须实现民 主政治才能动员全国人民得到最后胜利的主张，深信我党提出 的新民主主义是挽救时局的良药。他认识到现在的民主政治， 不能再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套，应当是“适应激变时代 以促进国家进步的民主政治”。一九三九年初，他翻译了 《苏 联的民主》一书，把那时“渗透于苏联全国人民各部分生活中 的民主精神”，介绍给中国人民，以推动我国的民主运动。一 九四○年春天，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传到重庆，在未 出版之前，韬奋先在曾家岩五十号十八集团军和中共代表驻渝 办事处读到这一巨著的抄本，内心异常兴奋，到处向朋友们滔 滔不绝地讲述这部著作的内容。
韬奋热爱革命理论，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时也捍 卫它，努力通过书刊向群众传播。从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反 动集团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逆流，他们 一方面在军事上到处制造“摩擦” ，向八路军、解放区大举进 犯; 同时在各地还开始了韬奋称之谓 “文化摩擦” 的罪恶行 动，向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猖狂进攻。一时在国民党反动派所办 的报刊上，反对共产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国民党所豢养的一 小撮文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大肆诋毁与诬蔑。这个时候，韬 奋挺身而出，为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一 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他在一封回复读者的信中，严厉斥责一 切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于革命理论的冒渎。
一种进步的、正确的理论，有铁一般的事实做它的 根据，任何攻击批评，都不能摇撼它本身的价值。某一些 人，因为自己不能接受正确的理论，相反地，正确的理论 所发生出来的力量，会影响到他的私利，于是，不惜用种 种方法来污蔑它，企图把它消灭。殊不知在聪明的读者根 据事实研究之后，真伪立辨，那些奇奇怪怪的挂羊头卖狗 肉的招牌，终于会被事实所粉碎的。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国民党反动派所以极力诬蔑革命理论，正因为它是真理，它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就 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就会以排山倒海，锐不可当的气 势，冲毁一切腐朽的反动壁垒。
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各解放区的民主建设，韬奋 一开始就十分关切向往。他在重庆的时候，每逢有人从解放区 来，他都热情地前去访谈，虚心就教。一九三八年十月，当国 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会时，韬奋曾跟林伯渠商 量，要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以便对解放区 人民进行文化服务工作。这年十二月间，韬奋派到延安去的生 活书店工作人员杜国钧，曾随李公朴先生会见毛泽东。毛泽东 谈到： “将来我们的后方要缩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 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 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一 九四○年夏天，党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邀约生活书店的徐 伯昕、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和新知书店的徐雪寒谈话，提出以 民间企业的形式派干部去延安和华北敌后开展图书出版发行工 作。经过很短时间的准备，生活等三书店于当年九、十月间分 两次派人到晋东南解放区和延安开设了华北书店; 这年秋季， 新四军挺进苏北，上海地下党与三书店留沪人员商量，派干部 到苏北和苏中开设大众书店①。
现实的斗争推动着韬奋不断前进。他从实际的经验中，深刻 体会到党的政策、主张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代表真理的，而 这一切又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制定的。因此，他相信 党，相信党的政策和主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心 无条件地靠拢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完全不象有些知识分子 那样，在国共两党之间，站在中立的地位，幻想 “第三条道 路”，做事情看“行情” ，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留“后路”， 而且一遇到困难就动摇。相反地，他是遇事和党商量，他的立 场是鲜明的，总是和党的立场一致的。他不但坚信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并且觉悟到自认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助手。从 他被聘请为参政员，直到辞去这个职务，他在参政会上的政治 态度一贯是鲜明的，始终坚决地站定人民立场，在国民党的讲 坛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相呼应，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 罪行。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韬奋决心无条件地靠拢党，很 显然地并不能因此得到什么个人利益，而是意味着要准备牺牲 掉许多东西，要遭受种种诬蔑和迫害，要过穷困的日子，要颠 沛流离，要失去自由，甚至有丢掉脑袋的危险。韬奋既已决心 准备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个人利益，就没有为这一切所吓倒， 他坚决地向党靠拢，因为他相信真理与正义是在这一方面。
在韬奋走向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地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 怀。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并且负责党的文 委工作。无论在武汉或是重庆，韬奋和周恩来都有许多直接来 往，从他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问题上 得到周恩来的关切和帮助。在重庆，当时著名的曾家岩五十号 “周公馆” ，经常出现韬奋的身影。在生活书店管理处逐月举 行的茶话会上，也能经常看到周恩来出席，并且发表趣味风生 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密切注意着韬奋的事业，经常在百忙中挤 出时间，阅读韬奋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并且给予很高的评 价。他特别推崇韬奋撰写的 《萍踪忆语》 一书，曾经对韬奋 说： “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到过有比这本书搜集材料 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 毫无疑问，周恩来的关怀和推 崇，给在白色恐怖压迫下艰苦奋斗的韬奋以无比的鼓舞，使他 在斗争中增长勇气，在敌人面前更加坚定顽强。在此以后，当 着韬奋遭受通缉、隐名埋姓流亡的途中，在癌症的病痛折磨 中，一直有一个光辉的名字铭刻在他的心头。韬奋在临终前特 别提到，周恩来是他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韬奋在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正确，认识到它是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为人民服务 的先进组织，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政党，曾 经多次要求参加党的组织。但是，为什么他直到逝世以后才为 党中央追认作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呢? 韬奋说道： “我在抗 日战争开始，在武汉时，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要求入党。恩来 同志说： ‘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 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 我接受恩来同志的指示。到重庆 后，我又向恩来同志提出入党要求，他还是以前的意见，说 ‘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 。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 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 都是在党和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韬奋对周恩来怀着无限 敬仰的情愫，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指示。历史实践证明，周 恩来综观全局，高瞻远瞩，做出韬奋暂不入党的决定，是完全 正确的，因为韬奋的特定岗位和特殊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代 替的。
因为韬奋坚决靠拢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便千方百计地迫 害他。他从上海初到武汉不久，蒋介石就找他和杜重远一块去 谈话，诱迫他们加入国民党。蒋介石的大奴才陈布雷也在一旁 帮腔; 后来，国民党又以官爵诱迫他，以“三民主义青年团” 的“中央干事”诱逼他，全都遭到他的拒绝。
在重庆期间，敌人对于韬奋以及他所主持的新闻出版事 业，进行了更疯狂的迫害。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言论所采取的 最恶毒的办法之一，就是实施图书报刊在出版前的原稿审查办 法。这种审查办法是极端蛮横无理的，他们常常禁止刊登一些 文章，或对那些没有全文禁刊的文章随便进行删节，往往改得 面目全非，笑话百出，而且删掉的地方不许你标明记号或注明 “被略”字样，常使文字接不上气，弄得前言不对后语，使人 读到这些地方莫名其妙; 甚至胡乱删改，把你的原文浓墨涂 掉，另外替你写上他的胡言乱语，算作你的文章。他们对于有 引号的中外名著原语，也随便加以篡改;这班以“总理信徒” 自居的家伙，有时竟把孙中山先生遗著中的引语也删改得一塌 糊涂，不知所云。
对国民党这种摧残言论的罪行，韬奋坚守岗位进行斗争， 常亲自跑到国民党审查机关去，严词驳斥“审查老爷”的无理 取闹。一次重庆审查会把《全民抗战》送审的一篇文稿扣发， 刊物当晚等着排印，而审查机关的“办公时间”已过，韬奋径 去审查机关头子刘百闵家，在他的客厅里坐等四个小时，直到 深夜十二时刘百闵返回，终于把这篇文章救出来。在“和审查 老爷力争”，跟他们“讲理”的时候，韬奋受过不少气。有次 “审查官”竟说： “我是主管机关，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 和我是不平等的，你不能和我讲理! ”韬奋认为“这样的坏蛋 完全是高尔基所谓只有坟墓才能解决他的代表型的东西”，无 理可讲，不屑和他计较，愤然走开。但也决不在他们面前屈 服。有次一篇题作 《农民的智慧》 的小说，也被删得乱七八 糟。韬奋气极了，就告诉助理编辑全部恢复，按照原文发表。 他说： “登出后如老爷要将刊物没收就让他们没收罢，在这样 ‘官吏至上’ 的情形下，我们编辑原已干不下去，要拉倒就此 拉倒可也! ”
愤极时韬奋虽然也说几句气话，但是不论受到何等残酷的 压迫，他决不灰心丧气。《全民抗战》每期文稿二万八千字， 平均总有四分之一被禁止刊载，多时常被抽掉大半，社论有时 竟要重写三次。几乎每一次他都跑到审查机关“据理力争”， 照例要和这些家伙争吵半天，回来还要忙着改写，或改换其他 文稿。尽管有时气得脸色发青，但也从不消极退缩，始终坚持 《全民抗战》存在，永不“自动撤退阵地”，一直坚持到他不 能不离开重庆的时候。当时刊物的出版，还遭受极大的经济困 难，和日本飞机轰炸的烦扰。一九三九年夏季，重庆的空袭警 报特别多，他总是带着文稿到防空洞里，手里拿着书和笔，不 停地看，可以写的时候就写。空袭紧张的时期，杂志的排印只能 在夜里进行，不论是深夜或是凌晨，任何时候需要他写一篇社 论或是其他文章，他总是即刻提笔就写，从不推托。所以，即 使当时的印刷条件十分困难，杂志从不脱期。
当时国民党曾多次造谣说： 生活书店“接受共产党津贴十 万元”，并且派特务到书店总管理处查账; 国民党中央党部还 三番五次地派大员找韬奋 “谈话” ，进行威胁。一九三九年 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找韬奋“谈话”， 公开强迫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店、独立出版社合 并，组织一个总管理处或成立一个董事会，直接由党部领导并 派遣总编辑，还要韬奋加入国民党。韬奋断然拒绝，告诉潘公 展说： “我五十多个书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 丝毫的改变。”
国民党看到不能迫使韬奋屈服，就变本加厉，进一步摧残韬 奋主持的生活书店。许多分店遭到封闭的时候，所有图书、现 款以及家具等，连同工作人员的行李衣物，全被洗劫一空，甚 至连租房的押金也从房东那里要走。从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 四○年六月，生活书店所建立的五十六处分支店，除五处是因战 局关系撤退外，全国仅剩下六个分店，被国民党查封者竟达四 十五处，工作人员被捕者有数十人。一九四一年二月，国民党 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把仅存的六 个分店中的五个加以封闭或限期停业。最后，只留下一个重庆 分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的一 个暂时保留性的措施。
这个时候，国民党里头出名的党棍陈立夫，一面下令到处 查封生活书店，一面又派特务头子徐恩曾请韬奋“吃饭”，利用他 和韬奋在南洋公学同学关系，前来拉拢诱迫，百般威胁，又强 迫韬奋加入国民党。韬奋怀着满腔怒火，痛斥国民党的法西斯 罪行。徐恩曾最后抹去“同窗”的脸面，终于露出国民党特务 那种流氓恶棍的本相说道：“韬奋兄!我们总算是老同学，不要 好说歹说不听，你当心一点! ”韬奋见他如此一副丑相，愤然 拂袖而去。他临走时只向对方说了一句话： “我就是这样，看 你怎么办! ”
韬奋在重庆共住了两年零五个月。那些严峻困难的日子， 丝毫未曾挫伤他的斗志。他以惊人的刚毅意志卫护着自己的事 业，总是那么紧张而又兴致勃勃地战斗着，工作着。他在争取 抗战胜利和实现民主政治的斗争中，表现了无比勇敢、异常坚 强的战斗精神。不管碰到多大的风暴，他从没有向暴力屈服，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绝无妥协的余地。敌人对韬奋的迫 害，在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之后达到了顶点。韬奋和数 百同人，经过多年惨淡经营，艰苦发展起来的出版事业，被国 民党一个个地先后毁掉。有一天，他曾接连收到八处书店被封 的电报。这时情况十分清楚： 如果不向反动势力投降，全部事 业就要被摧毁。当时有那么一个心怀叵测的“朋友”，曾向韬奋 “劝说”： 创办一个事业不易，可以考虑适当的让步，以“保 全”书店。韬奋严词拒绝，决心牺牲整个生活书店，让国民党 特务封闭全部书店，绝不在政治上屈服。他宁可牺牲整个生活 书店而保持政治立场，他既为革命而建设事业，也就可以为革 命而牺牲事业。
“皖南事变”掀起的政治风暴，是对许多人的一场考验。 韬奋坚持革命立场，是和党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当时国民党曾 以“封门”相威胁，并且多次派 “大员” 向各报刊 “面授机 宜”。韬奋蔑视这些“大员”的“指示”，按照自己的观点为 《全民抗战》写了一篇社论，对国民党进行严正的谴责和强烈 的抗议。送去审查的结果，和《新华日报》就此事所写的社论 同样全文被扣留。他便故意在刊物上开天窗，以示抗议。不 久《全民抗战》被迫停刊，韬奋在最后一期发表题为《言行一 致的政治》的社论，痛骂蒋介石辈“满口仁义道德，实际男盗 女娼”，是“说尽好话，做尽坏事”的无耻之徒。接着，他就 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出走香港。
出走香港
韬奋决定出走香港，并不是要消极地逃避强暴，而是作为对于当时的政治逆流的一个积极的抗议，对于他所身受的种种 压迫的一个坚决的控诉，并且是为了到那里去更有力更有效地 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的文化工作。他的行动是曾经征求中国共 产党南方局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赞助的。在皖南事变以后这 一个时期，在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的策划和领导之下，有相 当数量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愈来愈严 重的重庆疏散出去，建立分散的文化据点。党很赞同韬奋和其 他一些人到香港去，以他为中心在那里办报办刊物。
二月二十五日拂晓，韬奋乘坐福建省公路局的一辆客车，悄 然离开重庆。他弄到了重庆一家汽车公司顾问的身份证明书， 临行时脱下多年习惯穿着的西服，换上一件古铜色的呢袍子， 戴了一顶黑呢帽，活象一个商人的样子。一路上，曾有两次他 是满车中特别受到了严格盘问的。三月四日晚间，韬奋到达桂 林。
国民党反动派发现韬奋出走，表面假惺惺地用国民参政会 主席团名义电桂林“挽留”，暗中却密令桂林国民党特务“探 询”韬奋的踪迹，准备把他扣押起来。这些电报在三月五日下 午四、五点钟到达桂林，恰好韬奋乘坐的飞机已在当天上午起 飞去香港了。韬奋到达香港不久，他的夫人不堪特务的烦扰， 也带着三个孩子赶来。
韬奋初到香港，在廖承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就曾表 示，为了尽快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击，他已决定先把《大众生 活》 复刊。经过短时间的筹备，这年五月十七日，《大众生 活》就在香港复刊。这是韬奋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也是 他一生所办刊物里面最好的一个。同时，韬奋又在党的南方工 作委员会领导下，参加了创办《华商报》的筹备工作。从这年 四月八日这个报纸创刊号起，韬奋就撰写《抗战以来》为题的 长篇回忆录在这个报纸上连载。他根据切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 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一切 倒行逆施，作了无情的揭露。此外，他还为 《保卫中国大同 盟》英文半月刊与救国会同人办的《救国丛刊》经常撰稿。他 在香港这个时期的言论，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言论的精华。他 把国民党反动派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 所积蓄起来的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 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
韬奋这个时期的言论所以能成为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 华，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韬奋长期受到党的教育而在思想 上日趋成熟的象征。这个时候，他和党的关系已经达到水乳交 融的程度，他的精神，他的意志，早已和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真正做到了与党共患难，共甘苦，共战斗，共呼吸。这样，他 就经常感觉到自己有力量，有智慧，有依靠，有前途，能够坚 决无情地解剖自己，在党的教育、帮助下，认真地改造自己的 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这年六月间，苏德战争爆发，韬奋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 随时驳斥国民党“官报”、“准官报”的反苏滥调和他们那种 无耻的幸灾乐祸的态度。到了秋天，希特勒的军队迫近了莫斯 科。这时候，永远常驻在韬奋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变得又憔 悴，又焦急，时常在一张苏德战争的大地图前面徘徊，也常常 在深夜打电话到报社去打听前线的消息。直到十一月七日，韬 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演说，他笑了，兴 奋地拉着朋友们到街上去散步，满怀信心地说： “我定心 了。”
韬奋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他到香港以后，就根据 救国会领导机关的决定，成立了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组成 包括韬奋、杨东莼、范长江、张友渔、于毅夫、金仲华、韩幽 桐七人的常务干事会，由邹韬奋、杨东莼负总责，领导开展救 国会在海外各地的工作。这年五月二十九日，韬奋和茅盾等九 名救国会留港代表发表《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痛斥国 民党反动派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对进步文化事业的 摧残。这年九月十八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 《光明 报》出版; 十月十日，公告同盟的成立，并发表了十大政纲， 韬奋曾予以积极支持。救国会这时虽然未加入民主政团同盟， 韬奋和金仲华、张友渔三人署名发表宣言，响应同盟的主张， 保证完全同它合作。因此，他在香港的几个月，一直都是异常 忙碌的。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经常忙到深夜一两点钟，放 下笔倒头便睡，“直如僵尸一般”。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中国大 陆上沿着广九铁路进攻香港。这时韬奋住在九龙的弥敦道尖沙 嘴口三十号四楼，他和一些朋友商讨港九战局，估计英军守九 龙难以持久，当天下午就搬到香港去。
九龙那边的战局不断恶化，敌探特务在香港大肆活动。朋 友们为防万一，便劝韬奋暂时和眷属分开，隐蔽起来。十二月 十二日，九龙全部陷落。此后由留港的共产党人帮助，他曾经 辗转搬家，先后在坚尼道、永安街、湾仔、云咸街等许多地方 住过。最后，在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里找到一张 “碌架 床”。
这时韬奋只和夫人同住，把孩子们安置在另外一个地方， 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所贫民窟是在灯笼街一家小照相馆的 二层楼上，有楼梯直达街道。这一带贫民窟的房子都是很龌龊 的，房东把一间房隔成很多铺位，每个铺位都住着一户人家， 饮食、坐卧、工作、休息都在这张狭小的铺位上。铺位之间只 用一条白布帘隔开，实际上仍和同住一室没有两样。住在这个 地方的客户，不用说都是些“鸠形鹄面”的贫民。韬奋和房东 同住一间小房，两家共用一个一点点小的厨房，因为没有厕 所，大人小孩就在厨房里随地便溺，地下脏得穿上木板鞋才敢进 去。房东白天在街边摆摊出售小鱼和咸菜，晚上把摊子收回家 里，隔着布帘飘过来的咸鱼臭味，令人欲呕。韬奋夫妇初次经历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每天不分昼夜地躺在这种 “碌架床” 上，从早到晚听着满楼噪杂不堪的人声，乍上来是非常不习惯 的。但他既不叫苦，也不厌烦，反倒觉得这对自己是最好的锻 炼。他很快就能适应贫民窟的环境，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亲自 动手，还帮助他的夫人劈柴、烧火。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把笔杆 放下，拿起柴刀劈柴。他却很愉快地劳动着。
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经过十八天戏剧性的战争终于沦 陷。这天下午六时，香港的英国总督挂出了屈辱的白旗，野兽 一样残暴的日军，冲进创痕斑斑的街道。从此，香港成了“日 本仔”和“烂仔” (流氓) 横行的世界。这时候，不但香港人 民的生活和原来的市容有了巨大的变化，在人物和事业方面也 有了重大的变化。汉奸报纸都出笼了，原属国民党开办的几家 反动报纸也都跟着出版。韬奋等一向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怕被这 班新闻界败类告密、迫害，都在设法争取能够尽早地离开香港。
东江——苏中——苏北
党中央一直注视着香港战局的发展，关怀着香港文化界人 士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安全。这个时候，南方工作委员会收到党 中央的紧急指示： 为了保护我国革命文化界的精华，必须立即 动员一切力量，把全部旅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者抢救出来。
南方委员会接到中央的电报，马上召集东江纵队和十八集 团军驻粤港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开会，经过周密研究，拟定了抢 救计划，即由东江纵队派出部队负责沿途的护送、接待工作。 在香港市区，地下党设立起一个偷渡指挥部，专办营救进步人 士偷渡到九龙去的组织工作。他们派了一个秘密使者到灯笼街 贫民窟中，把党的抢救计划一一告诉韬奋，征求他的意见。韬 奋非常高兴，望着对方频频点头，末了郑重地说： “应付这样 的局面，我自已是没有经验的，你们告诉我怎样做我就怎样 做。”当时韬奋的子女都还年幼，考虑到沿途的艰难、复杂情 况，他决定要夫人和三个孩子暂时留在香港，托请朋友们照料， 等到局势平定了，再设法回到内地去。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韬奋穿上法蓝绒的“唐装”，由交 通员带领着偷渡到九龙。以后接连数天，韬奋背着简单的行 李，将眼镜取下来藏进衣袋，和一批文化界的朋友离开九龙， 踏上了流亡的路途，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次流亡。他们徒步翻 过崎岖的山路，冲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通过一些 “绿林好 汉”控制的区域，最后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白石龙。
韬奋在白石龙受到曾生司令员和尹林平政委的热烈欢迎。 他们还转达了党中央对韬奋一行的亲切慰问。当天晚上，就留 韬奋等在司令部驻的楼房里过夜。——到二月底，留港的一千 多名抗日文化工作者和各阶层知名人物、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 人，经过党的营救都脱离了虎口。在此期间，东江纵队还在惠 阳、宝安的广九铁路沿线设立施粥站，接待了几万名离港过境 的难胞，使他们顺利地回到安全地带。
韬奋原来打算经由东江前往桂林、重庆，但是国民党反动 派仍然不放松他，这时密令其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和搜索他的行 踪，准备在任何地方捉到他的时候，“就地惩办，格杀勿 论”。结果逼得他只有继续流亡，暂时留在东江游击队参观考 察。
当时东江纵队的部队不多，活动地区不大，又常处在日本 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中。尽管主人殷勤款待，生活仍然是艰 苦的，还得随时跟着游击队移动。韬奋居住东江的两个月中， 多次随军在深山密林中行动，有时在黑暗里摸索，有时要冒着 倾盆大雨走路。驻军的时候，也有很多困难。有一段时间，他 跟许多一同由香港来的朋友住在阳台山上的茅寮里面。那是在 很高的山顶上，经常被蒙在浓密的云雾中。在这些草棚里，铺 的是稻草，四面通风; 吃的是大灶上烧的大锅饭菜。这对从未 经历过战斗生活的人，确实是非常困苦的。但他始终显得精神 愉快，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他把游击区看作是接近工农 兵，锻炼自己的机会。他常不顾劳累，应部队的要求给战士们 讲话，为部队报纸撰写文章，领导同来的文化界人士进行政治 和学术上的讨论。他在这时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的高尚品 格。
这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东江游击区，情况紧急。地 方党组织帮韬奋离开东江游击区，来到梅县畲坑圩附近的江头 村。他在这里扮作一个商人，化名李尚清，隐居在归国华侨陈 炳传家里。
在这以前，韬奋从来没有在农村里生活过，没有同农民相 处过，这里农民说的客家话也很难懂。但他具有强烈的群众观 点，想尽办法接近村中的农民，刻苦地学习当地的语言。住了不 久，他便能够用客家话和农民谈天，农民们纯朴坦率的谈话， 使他增长许多前未接触过的知识，也解除了他内心的郁闷。
到了六、七月之交，广东、广西等省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大 规模捕人事件。特务已经发现韬奋在粤东乡下，蒋介石派文化 特务头子刘百闵来侦寻他，同时电令特务组织加紧缉捕，在沿 途的重要关卡张贴悬赏捉拿韬奋的文告。这时他的战友专程从 桂林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周恩来认为，韬奋是 否还要继续隐居在这里需要考虑，建议他考虑是否前往苏北根 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到了九月，党便派来一位生活 书店工作人员接送韬奋。韬奋知道在这里再住下去无益，又恐 连累了好客的主人，当即准备经由上海前往华中解放区访问。 他打算从苏北解放区开始，遍访中国各解放区，然后根据考察 所得写一本书： 《民主在中国》。
九月二十三日，中秋节刚过，韬奋换上香港穿出来的那套 唐装，继续扮作商人模样，再次踏上流亡的路途。这是他一生 中的第六次流亡，也是最后一次。他从梅县到上海，经过曲 江、武汉等地，曾遭遇到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多次盘查。由于 他和同伴的机警应付，安然度过了这些险关。他在汉口发现右 耳淌黄水，因为时间匆促，无法医治。十月初到上海，那里正 处在极端恐怖的时刻。韬奋隐蔽在辣斐德路(现为复兴中路) 东升里一位老同事家里，不敢出来走动。等到上海地下党和华 中解放区取得联系，决定了上路的日子，才找来一位医生诊 治，结果没有诊断清楚，说他患的是中耳炎。由于环境险恶， 未及治疗就带病走了。
韬奋从南通对岸一个地方上船，渡过长江，进入苏中解放 区，受到新四军第一师粟裕师长的热情款待。当时敌人正在准 备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他一到这里，部队就给他一匹马。 每逢发现情况，他就骑上马出发，开始了紧张的战斗生活。他 抓紧时间，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广泛接触，参观过民兵、妇 救会、儿童团的活动，参加过一些干部、群众、中小地主的座 谈会，还接触过一些革命“两面派”的乡保长。
他在苏中解放区各地参观一个多月，准备照原计划去苏北 盐(城)阜(宁) 区新四军军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华中局 和新四军军部，已经转移到洪泽湖以南的苏皖边境。苏中区党 委接到华中局的电报，欢迎韬奋仍然到盐阜区去参观考察，然 后视情况从那里经由海道去山东解放区，再经晋冀鲁豫和晋绥 解放区前往延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旬，韬奋辞别了粟裕、陈丕显等，由 第一师师部派人护送前往苏北解放区。离开苏中解放区前，韬奋 曾向陪同他在各地考察的刘季平郑重提出要求入党的问题。韬 奋恳切地说： “我曾经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 党。周恩来同志回答说，你现在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同国民党斗 争，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作用更大。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 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希望同意我入 党。”刘季平回答说，他会立即向苏中区党委汇报，并向华中局 报告韬奋的要求。
韬奋进入盐阜区的时候，首先见到第三师黄克诚师长和其 他领导同志，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时敌人正在根据地四周纠集 日伪军，准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新的“扫荡”，形势十分紧张，部 队行动频繁。他同部队一起行动，一面了解部队作战、生产的 情况，一面到处参观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考察解放区的民主 设施。虽然十分艰苦，他却异常欣奋。
不幸的是，他的耳病突然转趋严重，右耳到右颊，常常 隐隐刺痛。痛得厉害的时候，口角向右歪，右颊有些牵动; 最 严重的时候，里面象有虫蚁咬啮。这时韬奋到达苏北的消息已 经传开，许多人热烈希望听到他的声音。临近新年时，苏北文 化界请他对群众作一次公开讲演，一家报馆也请他写一篇新年 献词，要求他在讲演前一天能连夜赶出来。刚巧他在这时发 病，头部象有几十根烧红了的钢针在扎刺。他极力忍着疼痛， 提笔疾书，痛得眼里涌出泪水，右颊涨红着，不时用手抚着痛 处，一会儿起来在屋里走动，一会儿又坐下去继续撰写。一位 同志劝他不要写了，他却无论如何不肯放下笔来。他说停笔已 一年多，长久蕴积在心里的许多话，都要趁这机会倾吐出来。 又说，明天开大会，住得远的人不能来听他的讲演，许多人想 知道他的言论，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就这样，他在同病痛搏斗 中写完了文章。第二天又准时来到讲演地点，向从四面八方来 的几千名听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听众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
新年刚过，敌人拼凑了日伪军五万多人，开始一次规模空 前的残酷“扫荡”。因他病重不便行动，组织上决定请他在苏 北边缘地区阜宁的“八滩”隐蔽下来。这时他已不能骑马，只 能躺在一把藤靠椅上，由战士们轮流抬着走。到了八滩，民主 政府把他安顿在一位民主人士家里。他在这里饱受战争的风 险，又要和日益恶化的疾病斗争，但是他的情绪始终很好。
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敌人的“扫荡”被我彻底粉碎。 他在这里亲眼看到新四军英勇杀敌，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更深切地体会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党领导的正确。这个时候， 他的行止更加为解放区各界人士所关怀。新华社记者特地来访 问他，谈到对根据地的印象，韬奋说： “我到根据地来是我平 生最兴奋的事情，在这里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忠实而充分的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使全 根据地的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根据 地内人民普遍参加政治生活，热烈拥护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 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韬奋十分景仰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不但衷心感佩他在军 事上杰出的指挥才能，而且非常喜爱他那豪气磅礴的诗文。至 今还能看到他在苏北书写陈毅诗词的墨迹。这次刚一进入苏中 解放区，他就受到华中局和陈毅的欢迎和关怀。十二月间，他 从苏中进入苏北，已经进入严冬，陈毅特地叫人缝制了一件崭 新的羊皮袍子送给韬奋。遗憾的是，他在苏北始终未能见到陈 毅。当时军部已经不在盐阜区，陈毅正去安徽第四师视察。这 个期间，韬奋曾经写过几封信给陈毅，热烈地祝贺新四军的战 斗胜利，赞扬华中解放区的建设成就。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也 都爽直地提出来。
在苏北解放区参观的时候，韬奋带病行动，备历艰辛。但 他不顾疲劳，不管病痛，到处参观、访问，日夜找干部和群众 谈话，一面谈，一面从怀里掏出笔记本来不停地写，而且问得 那么仔细，态度那样虚心。同时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干部和群 众都热烈地欢迎他讲演。他在这里，精神焕发，到处讲演，热 情洋溢地赞扬解放区的光明，深恶痛绝地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 的罪恶。他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本身也受到了进一 步的锻炼和教育。从解放区民主建设的蓬勃发展，看到祖国的 光明前途; 他在这时更进一步从中国共产党身上，从党所领导 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韬奋的精神很好，他的耳病却日益严重起来。三天两日发 病一次，饮食难以下咽，夜间无法安眠。疼痛得不能抑制的时 候，竟在地下打滚。本来，他已决定要去向往已久的延安，苏 北党政领导机关已经帮他准备停当。这时经过诊断，他的病并 不是中耳炎而是耳癌。这病在正进行着艰苦战争的解放区根本 没有办法，只得送他回上海去医治。
他带着沉重的病，靠着一群勇敢的海员负责护送，终又到 了日军魔爪下的上海。这次有一位同志伴随着他，两人一同去 找住在东升里的老同事。因为这是一个很老的里弄，巷口写的 “东升里”字迹已经模糊，再加天色已晚，他们两人的眼睛又 都近视，一时寻找不到这个里弄。韬奋恐怕坐着车子走来走 去，目标太大，万一引起人们注意，可能会出毛病，急叫三轮 车夫停下来付了车钱，两个人依次找了过去。费了很长时间， 才好容易找到了。
他们刚刚敲开门走进去，韬奋便软瘫在椅子上面。……
光荣的归宿
党对韬奋的病，给予深切的关怀。他到上海重新经过诊 断，证明确是癌症，必须开刀。当时国内很少有人能够施行这 个手术。正在着急，忽然听说北平有个外国医师，施行这个手 术最有把握，中共华中局就准备去请。可是很快又知道，这位 医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被日军逮捕。后又听到他有一个中 国助手，也能开刀，华中局立即派人秘密到北平去请。这人应允 前来上海，却索取治疗费二十万元。为了治好韬奋的病，立刻 答应了他。不幸在这位中国医生行将动身的时候，又被日本军 队逮捕了。于是，只好就地另请名医开刀。
韬奋在东升里住了几天，就进红十字医院。由于身体孱 弱，由他胞妹照料两个来月，到五月才施行手术。他的病经常 痛楚。每逢发作，疼痛难忍，坐卧不安，须连续注射麻醉性药 针，才能减轻一些痛苦。虽然受尽病痛折磨，因在苏北看到了 人民的力量，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希望，他比以前更加乐观。 他计划在痊愈后继续同大家一起努力二三十年，真正能为人民 大众有所作为。第一，他要恢复书店; 第二，他想为失学青年 办一个图书馆; 第三，他要创办一个日报，以遂夙愿。
不久，他的病又转重，到九月间已不能起床。十月间，他 听到国民党调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愤不可抑，于二 十三日口述由友人笔录下来，成为《对国事的呼吁》一文，严 词斥责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这时他的病情突然变化，医生判断，很难拖过十月。上海 党的组织，专门派人到苏北向华中局汇报他的病情。党中央毛 泽东和周恩来对韬奋都很关怀，这个时候，党中央特地打电报 给华中局，要华中局马上派人专程去上海探望韬奋的病情，向 他表示慰问并致赠医药费用。华中局马上派了一位同志前来上 海探望韬奋。他很感动，特地写信给陈毅等道谢。信中说： “我死也要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四年春天，韬奋的 病情进一步恶化。华中局得知，特地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他的 治疗问题，并且再次派人携款前来，代表华中局看望韬奋; 和 他的亲属及生活书店在上海的同事商量他的后事。
党的关怀使韬奋倍增和疾病搏斗的力量。不久病情稍趋平 定，他便决心将他一生在患难中所经历的未曾公开的事情，写 成一部《患难余生记》 。这本现巳流传开来的著作，全是韬奋 忍着病痛，坐在床上写的，个把月光景，就写了五万多字。不 幸第三章还没有写完，便因病势加重不能再写下去了。
他在上海就医的一年当中，为免遭敌人的暗算，前后用过 四个假名——邹恒逊、李晋卿、季晋卿、沈白甫，调换了五家 医院——红十字医院、剑桥医院、瞿直夫医院、德济医院、上 海医院。风声特别紧张的时候，还到新闸路一个老同事家里躲 了一个多月。他怕连累住处的同事，又嘱家人将他送入医院。 这时除了夫人和他妹妹在身边，三个孩子中也有两个来到身 边。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深夜三时左右，韬奋突然昏厥数分 钟。他怕病情突变，二日就召来在上海的亲友，预嘱了后事处 置，并且口授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 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 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 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 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 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 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床经 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惓念同胞，愿 以最深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 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 国。我死后，希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 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 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 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习医学，幼女嘉骊爱 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 业。
七月初旬，他又昏厥了一次，病势已极危殆。党组织千方 百计，尽力救治，终于无效。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早晨七时二十分，民主战士邹韬 奋与世长逝!
韬奋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哀悼，在成长中受到韬奋影 响的广大青年莫不异常悲痛。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致电韬奋同志的家属吊唁，对于韬奋一生的事业加以热 烈的赞扬，并且追认他入党。唁电写道：
邹韬奋先生家属礼鉴：
惊闻韬奋先生病逝，使我们十分悲悼; 接读先生遗 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 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 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 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 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 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 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 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 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谨此电唁，更望家属诸位节哀承 志，遵守先生遗嘱于永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亲题挽词：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 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 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是对韬奋英灵的最大慰藉，也是 对他毕生斗争历史的最高评价。
回顾韬奋光辉的一生，他以一个朴实的真正的爱国者，从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出发，在寻找中国出路时接近中国共产党，成 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朋友。革命斗争的实践推动他步步前进，经 过曲折的道路，终于选定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坚定不移地在以 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看到了中国的光明未来， 使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韬奋所走过来的光荣道路， 但这并不是他独有的道路，而是中国许多具有善良愿望的爱国 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韬奋则是一个光辉的代表。正象周恩来 所指出的： “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 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是什么决定韬奋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 共产主义者呢?一个知识分子走向无产阶级的营垒，是有一定 过程的。他必须首先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各种个人主义因素， 再用集体主义的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如前所述，韬奋 的一生，就是一部痛苦地顽强地进行自我改造的历史。他并不 是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受过资产阶级的影响。他的最大 的长处，就是虚心勤恳地学习，勇于批判和放弃一切不适合人 民大众需要的思想，热烈地追求和接受对人民大众有利的新事 物和新思想。因为他没有个人的虚伪自尊心与各种主观成见的 包袱，只有为群众服务的高度责任心，和不断追求有益于人民 的新知识的热烈欲望。这就使得他能够在思想上经常进步，能 够不断地更加密切地和劳动人民靠拢起来。
一切具有善良愿望的爱国知识分子，都应当从韬奋所走过 的道路，更深刻地认识到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 党，认识到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这是我们研究韬奋的生平， 学习他的思想的时候，应当首先着眼的地方。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邹韬奋的主要著作，特别是几部自传性的 著作和邹韬奋所编的报刊，以及邹韬奋逝世后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 有关纪念文章; 还访问了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和二十多位韬奋的亲 友; 先后有一百多位同志对本文的写作给过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注释
①关于韬奋的出生地,另一说是福建永安。这里是根据沈粹缜的文 章:《邹韬奋的早年生活》见《文化史料》第2辑第25页。
①这是韬奋在《经历》中的话。本文以下凡是引用韬奋的话,均不 再注明出处。
①这是1941年邹韬奋在香港出版的一本论文集的书名。
①邹韬奋逝世后,延安的华北书店和苏中的大众书店,都改名为韬 奋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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