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作人、朱自清、刘大白、刘半农、俞平伯、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许地山、田汉、郁达夫、庐隐、王鲁彦、欧阳予倩、熊佛西、冯至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诞生于福州市，原籍福建长乐县横岭乡。
冰心回顾家世时说：“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这农民裁缝就是冰心的曾祖父以达公。他因天灾背井离乡，流入福州，弃农学艺。“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我的故乡》)他们的儿子是谢家第一个读书人，就是冰心的祖父谢子修，以后他长期在福州道南祠坐馆授徒为业。祖父和父亲将这段家世告诉幼小的冰心，在她的童心中培育了怜念贫病，关注民间疾苦的深厚同情心。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中任职。在甲午中日海战时，他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在海战中这艘军舰被击沉。谢葆璋泅水回到大东沟。这位有爱国思想的海军军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是切齿痛恨的。1904年，他奉命到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面对大海他常对童年的冰心说：“我们的北方大港，不止一个烟台呵，但是你看……大连是日本的，青岛是德国的，秦皇岛是英国的，都被他们强占去了。现在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自己的了!”(《人民坐在“罗圈椅”上》)这种家庭教育在冰心的幼小心灵上布下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种子，萌发了爱国主义的幼芽。
冰心在烟台海边度过了八个年头。海，不仅是播种爱国思想的媒介，而且也是她童年耳鬓厮磨的友伴，更是赋予她诗人气质的保姆。“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泼满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银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海恋》)童年的冰心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海的女神陶冶了她的最丰富最灵慧的想象力，赋予她最华美最奇丽的诗情画意。她幻想海的女神就“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乌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往事·十四》)她希望长大后要象海一样，成为具有宽博心胸的“海化”的青年。为什么作为作家的冰心“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往事·十四》)，这是因为海象乳母一样，哺育她成长为一位“海化”的诗人。
在独游无伴的童年，冰心的另一位莫逆之交就是“书”。从四岁起，冰心便跟着父亲认字片。后来，又缠着舅舅讲《三国演义》。当舅舅公务繁忙，讲书便常常中止，于是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为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冰心全集·自序》)从此冰心沉醉于“书海说林”之中，接受文艺女神的熏陶。到十一岁，冰心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 《东周列国志》等等。童年嗜书的冰心甚为惬意的“模拟游戏”之一是“偷偷的也写小说”，虽然因为写到第三回就将“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了几十次而中缀，但这也不失为勇敢的尝试精神，也是日后成为作家的一种有意义的“预演”。
冰心和父亲
冰心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会员，在她的家庭中，那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的氛围是十分浓郁的。于是冰心就从读小说发展到开始看禁书。有时还帮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卷装在肉松筒里，邮寄出去。1911年春，海军军官学校中长期蕴蓄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爆发，酿成风潮。有人向北京清政府密告谢葆璋是“乱党”。谢葆璋就递上辞呈，南下返回福州。在途中，他们一家在上海小停时，迎来了辛亥革命。冰心回忆道：“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我的母亲》)幼小的冰心在辛亥年间的表现，也预示着她在八年之后，随五四号角而奋起。在民族民主的大潮中，她不会无动于衷。
1912年，冰心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这是她第一次过学校生活。读了两个学期，也即1913年，因父亲要到北京海军部任职，全家迁往北京。从此冰心就定居北京，除了抗战内迁和身在异域之外。
刚到北京的一年内，冰心没有入学念书。但凭着她的博览群书，一年中每天给弟弟们讲一则故事。她将自己读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冰心全集·自序》)冰心的这种编纂故事的本领和效果，比童年的偷偷写小说，更靠近文学创作的大门。只要一旦冰心的生活泉源略为充实，她就会将生活“差来错去”，通过“虚构”自成片段的，于是她就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叩文学之门。
1914年秋，冰心进贝满女中;1918年考进协和女大理预科。正当这时，伟大的“五四”运动使她接触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呼吸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新潮。冰心的胸中蕴积着许多人生问题，于是她倾听时代的召唤，凭着童年偷写小说、编纂故事的“幼功”，以她的“问题小说”登上五四新文坛。
相关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作人、朱自清、刘大白、刘半农、俞平伯、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许地山、田汉、郁达夫、庐隐、王鲁彦、欧阳予倩、熊佛西、冯至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诞生于福州市，原籍福建长乐县横岭乡。
冰心回顾家世时说：“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这农民裁缝就是冰心的曾祖父以达公。他因天灾背井离乡，流入福州，弃农学艺。“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才可以到人家去要账。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账，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我的故乡》)他们的儿子是谢家第一个读书人，就是冰心的祖父谢子修，以后他长期在福州道南祠坐馆授徒为业。祖父和父亲将这段家世告诉幼小的冰心，在她的童心中培育了怜念贫病，关注民间疾苦的深厚同情心。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中任职。在甲午中日海战时，他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在海战中这艘军舰被击沉。谢葆璋泅水回到大东沟。这位有爱国思想的海军军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是切齿痛恨的。1904年，他奉命到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面对大海他常对童年的冰心说：“我们的北方大港，不止一个烟台呵，但是你看……大连是日本的，青岛是德国的，秦皇岛是英国的，都被他们强占去了。现在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自己的了!”(《人民坐在“罗圈椅”上》)这种家庭教育在冰心的幼小心灵上布下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种子，萌发了爱国主义的幼芽。
冰心在烟台海边度过了八个年头。海，不仅是播种爱国思想的媒介，而且也是她童年耳鬓厮磨的友伴，更是赋予她诗人气质的保姆。“在清晨，我看见金盆似的朝日，从深黑色、浅灰色、鱼肚白色的云层里，忽然涌了上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泼满了诸天……在黄昏，我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变成一道道一层层的，由浓墨而银灰，渐渐地漾成闪烁光明的一片……这个舞台，绝顶静寂，无边辽阔，我既是演员，又是剧作者。我虽然单身独自，我却感到无限的欢畅与自由。”(《海恋》)童年的冰心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海的女神陶冶了她的最丰富最灵慧的想象力，赋予她最华美最奇丽的诗情画意。她幻想海的女神就“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乌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往事·十四》)她希望长大后要象海一样，成为具有宽博心胸的“海化”的青年。为什么作为作家的冰心“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忆起的就是海。”(《往事·十四》)，这是因为海象乳母一样，哺育她成长为一位“海化”的诗人。
在独游无伴的童年，冰心的另一位莫逆之交就是“书”。从四岁起，冰心便跟着父亲认字片。后来，又缠着舅舅讲《三国演义》。当舅舅公务繁忙，讲书便常常中止，于是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为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冰心全集·自序》)从此冰心沉醉于“书海说林”之中，接受文艺女神的熏陶。到十一岁，冰心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 《东周列国志》等等。童年嗜书的冰心甚为惬意的“模拟游戏”之一是“偷偷的也写小说”，虽然因为写到第三回就将“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了几十次而中缀，但这也不失为勇敢的尝试精神，也是日后成为作家的一种有意义的“预演”。
冰心和父亲
冰心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会员，在她的家庭中，那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的氛围是十分浓郁的。于是冰心就从读小说发展到开始看禁书。有时还帮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卷装在肉松筒里，邮寄出去。1911年春，海军军官学校中长期蕴蓄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爆发，酿成风潮。有人向北京清政府密告谢葆璋是“乱党”。谢葆璋就递上辞呈，南下返回福州。在途中，他们一家在上海小停时，迎来了辛亥革命。冰心回忆道：“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我的母亲》)幼小的冰心在辛亥年间的表现，也预示着她在八年之后，随五四号角而奋起。在民族民主的大潮中，她不会无动于衷。
1912年，冰心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这是她第一次过学校生活。读了两个学期，也即1913年，因父亲要到北京海军部任职，全家迁往北京。从此冰心就定居北京，除了抗战内迁和身在异域之外。
刚到北京的一年内，冰心没有入学念书。但凭着她的博览群书，一年中每天给弟弟们讲一则故事。她将自己读过的“新旧译著几百种的小说，人物布局，差来错去的胡凑，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们，聚精凝神，笑啼间作。”(《冰心全集·自序》)冰心的这种编纂故事的本领和效果，比童年的偷偷写小说，更靠近文学创作的大门。只要一旦冰心的生活泉源略为充实，她就会将生活“差来错去”，通过“虚构”自成片段的，于是她就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叩文学之门。
1914年秋，冰心进贝满女中;1918年考进协和女大理预科。正当这时，伟大的“五四”运动使她接触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呼吸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新潮。冰心的胸中蕴积着许多人生问题，于是她倾听时代的召唤，凭着童年偷写小说、编纂故事的“幼功”，以她的“问题小说”登上五四新文坛。
二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从“五四”到“四五”》)。的确，在五四的狂飙巨澜中，冰心是一朵蕴着时代精神的浪花，欢快地随着汹涌的激流奔跃着。
“五四”那天，冰心正陪伴二弟谢为杰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住院。五月五日才回校销假。“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回忆五四》)冰心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又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成员。“联合会还叫我们将宣传的文字，除了会刊外，再找报纸去发表……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用的是我的学名谢婉莹，发表的是职务内应作的宣传的文字。”(《冰心全集·自序》)1919年8月25日在《晨报》上发表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就是为声援被捕爱国学生的“呼吁书”，也是揭露北洋军阀扼杀爱国运动的“起诉书”。
除了全身心投入青年爱国运动之外，冰心还热心于为社会服务。从她写的一篇《女校纪事》中我们知道她和同学们一起办“半日义校”，招收失学儿童。作为学生自治会文书的冰心还兼任校长。为了北方五省严重旱灾赈灾，她们还举行义演，剧本是比利时梅特林克的《青鸟》，翻译剧本的任务又落到冰心的身上(她当时译为《蓝雀》)。她们还在望都县办赈济所，招收了二百零八个孩子。冰心还担任燕京大学女校(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文学会会长。
冰心说，投身爱国运动，接触社会的结果，“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我只想把我所看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从“五四”到“四五”》)。
谈到“问题小说”，在有些现代文学史中都推冰心为代表。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有其特定概念的。最早论述这个概念的是1919年2月2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仲密的“文艺时评”： 《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仲密说：“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中国从来对于人生问题，不大关心，又素以小说为闲书，这种小说，自然难以发生。”按照仲密所说的去创作”问题小说”，恐怕是带有浓重的概念说教味的。但有一点却是颇有价值的，他指出“问题小说“是探索者的小说，寻求新道德的小说，创新例的小说，论及人生问题的小说。用这样的观点去考察冰心当时的作品，我们不得不给予较高的评价。
作为作家的冰心，她的处女作是1919年9月18——22日在《晨报》上刊登的小说《两个家庭》。从这篇小说起，她才正式有了一个笔名——冰心。“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冰心全集·自序》)
冰心在1919年所写的几篇“问题小说”是植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涉及的社会面还是较为广泛的。从家庭问题(《两个家庭》)到爱国运动中发生的矛盾(《斯人独憔悴》);从妇女问题(《秋雨秋风愁杀人》 )到国家毁灭专门人才问题(《去国》)，冰心都是通过自己的小说沉痛陈言，具有很大的启迪效果。当时有人认为她作小说“多作悲观语”，“满纸秋色”。冰心写了《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作答：“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所以她要“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可见，冰心的“问题小说”的揭露力量是较为有力的。她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大致可分三类题材。
一是揭露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她的处女作《两个家庭》否定了封建官僚家庭培育出来的女子，她们游手好闲，不事家政，影响丈夫的事业，摧残丈夫的身心。而《秋雨秋风愁杀人》中写冰心的两位好友淑平和英云，淑平不幸病逝;而英云在中学毕业时，被迫和一富家子弟结婚，从此只能过着“少奶奶”的生活。作品告诉阅者：“你以为肉体死了，是一件悲惨的事情，却不知希望死了，更是悲惨的事呵!”《斯人独憔悴》的反响更为强烈。作品写的是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父与子的冲突，它反映了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失去了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青年的苦恼与憔悴。据当时的《国民公报》所载，有的读者阅后，“蹙眉顿足骂旧家庭的坏处”。小说发表不到三个月，就被北京的学生剧团编成三幕话剧在新明戏院演出。正因为小说是直接反映五四运动的一个生活侧面，当时不少青年都与颖铭、颖石有着类似处境，所以这种父子之间的保守与革新的矛盾冲突，才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产生了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去国》也同样来自切实的生活体验。在当时，冰心的父亲所在的衙门里就有许多留学归国的青年，他们学非所用，牢骚满腹;壮志雄心，消磨殆尽。《去国》的主旨就是同情这些爱国青年的遭遇，怒斥北洋军阀毁灭人才的罪行。英士留美七年，名列前茅，学成归国希冀大展宏图。但冷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击成碎片。他株守半年，一事无成，反倒要他抛却真才实学，学那奴颜婢膝的行为。他坚决不肯随波逐流，沾染恶习。最后只好再次“去国”。他痛苦地喊出了：“可怜呵!我的初志，决不是如此的，祖国呵!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呵!”《去国》发表仅一星期，一篇评论中说：对此作品“万勿当作普通小说看过就算了，还要请大家起来研究研究才好。”(鹃魂《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一位作家的“问题小说”得到了读者如此的积极反响，证明其社会效果是相当不错了。
冰心的第二类题材是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与惨苦。冰心在1921年为燕大青年会的《赈灾专刊》写《发刊词》时说过：“要完全的抛掷自己在他们中间，分担他们的忧患，减少他们的疾苦，牵扯他们到快乐光明的地上来。”这种为劳动人民造福的思想，是她的父母在她童年时，就一再向她灌输的。例如冰心曾回忆烟台卡子门下的一条路的来历时说：“那是有一年我父亲过生日，学生们要给他祝寿，他把他们带到那儿，修了这条路，他说要为老百姓造点福。”(《“烟台才是我真正的故乡”》)但对冰心说来，要为劳动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是，首先用笔为他们鸣不平。在《三儿》中，冰心写了一群失学的拾荒孩子，为了活命竟到靶场上去拾弹壳结果三儿中了弹。而那个军官却对哀伤的母亲说：“这牌上不是明明写着不让闲人上前么?你们孩子自己闯了祸，怎么叫我们偿命?谁叫他不认得字!”冰心的揭露是相当深刻的：这个劳动人民的孩子正因为赤贫而失学，所以才不识字;而现在却又以他看不懂牌上的告示为理由，宣布他自己找死。旧社会用失学、贫困为凶器，杀了劳动人民的孩子。他们哪里是在“拾荒”，简直是在饥饿线上“卖命”。在冰心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问题小说”中，《三儿》是最出色的一篇。这是和冰心作为“半日义校”的校长的生活是分不开的。这个学校就是招收失学儿童的义学性质。冰心为这一义学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她写道：“在放年假后我们委办见失学的孩子太多，因此通过再招单级生三十五名，另外为他们开新班，将先来的学生改为上午部，新招的为下午部……”(《女校纪事》 )正因为有如此见义勇为的服务精神，冰心才能以扎实的生活功底。用《三儿》这样惨绝人寰的故事，向旧社会进行最强烈的抗议。
1923年8月乘船前往美国留学
冰心在五四时期所写的“问题小说”的第三种题材是，强烈反对军阀混战，揭露“主战者”是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作为海军军官的女儿，冰心把兵舰上的军官和普通水兵，都看成是友爱和善的长辈和“朋友”。在冰心的笔下，从不一般地将普通官兵处理成奸淫掳掠的凶神。即使是《三儿》中的军官最后还是叫一个士兵送去二十块钱。以此说明杀三儿的是不义的旧社会，这个推卸责任的军官毕竟不是“主犯”，而发动战争的“主战者”才是“主犯”。她的作品的矛头指向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封建军阀而将同情献给下级官兵。她深情地为这些无辜的“炮灰”唱着凄凉的挽歌。冰心的这类作品有《一个军官的笔记》、《一个兵丁》和《一个不重要的军人》等等。
瞿秋白在1932年对冰心这类“问题小说”有所评价：“记得还是十年前，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冰心的小说，她说：那些披着‘老虎皮’的兵士和警察其实也是人呢，他们一样的有一颗人的心……那时候，正是“打倒军阀”的口号流行了不久。的确，一些资产阶级的政客造作了些‘有枪阶级’的名称，把一切小兵都当‘军阀’看待。这样的观念居然传播得很广，胡里胡涂的影响了很多的人。”因此，瞿秋白认为“对于兵，对于战争的态度，她总算提出了新的问题”。当然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还批评了冰心的“婆婆妈妈的和平主义，只有些安居乐业的‘理想’……至多，只有‘为着不要打仗而反对军阀’的态度是反映出来的”。(《老虎皮》)
冰心的“问题小说”中的主旋律是挣扎和呼号，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弱点。茅盾曾评论道：“是那时的人生观问题，民族思想，反封建运动，使得冰心女士同‘五四’时期所有的作家一样‘从现实出发’!然而‘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那就是说，她曾将一些革命理论视为“好高鹜远”、“不适国情”的空谈，而认为一些“改良”手段和办法反有实效。这就影响她笔下的人物的反抗性。颖铭兄弟只好被禁闭而嗟叹憔悴;英云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去做“少奶奶”，英士也只好“去国”，痛苦地去另觅乐土。冰心既听从时代的召唤而前进，又要思考改良方案而后顾。她的心中不免时时激起矛盾的漩涡。
三
当时，有个迫切的问题摆在冰心面前需要解决：她具有两重身分的矛盾——既作为理科预科的学生，又作为广大读者知名的作家的矛盾。当冰心因热衷于写作而使理科功课落后一大截时，在人们的劝说下，她改学文本科：“1921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文本科，还跳了一班。”(《从“五四”到“四五”》)这一矛盾解决得较为理想。
但是另一个矛盾更苦苦地缠绕着冰心，使她久久无法自拔。那就是她提出了若干社会问题而未曾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之间的矛盾。作家的责任感却勒逼她去寻求和探索。1921年，许地山和瞿世英两位学长介绍她参加文学研究会，她欣然同意。在冰心加入文学研究会前后，她正在研究泰戈尔的诗文、酝酿《繁星》和《春水》。她迫切希望从哲理的高度，解决人生之谜，寻觅人生真谛的答卷。在1920年写的《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对诗哲说：“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冰心用倾服的口吻说：“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这“不能言说”的思想，就是冰心内心蕴蓄的“爱的哲学”的元素。早在冰心的童年，从母亲既严格又温存的爱心中，从潮汐云霞变幻无穷的自然中，从天真无邪的童心中，都是冰心与泰戈尔思想“在‘梵’中合一”的“无调无声的音乐”。在写《遥寄》后的五天，冰心又写了《“无限之生”的界线》。对泰戈尔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哲理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实验。在这篇散文中，冰心与宛因的“交锋”，实际上是冰心内心世界中的灵魂的“自我论辩”，是“梵”中的我与尘世中的我的“心灵搏斗”。冰心说过：宛因这个人物是虚拟的，宛因就是我的婉莹的谐音。文中宛因开导冰心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宛因终于“说服”了婉莹。
其时，冰心在生活征途上正处于预科、文科之交，在人生历程中，一个青年的世界观日趋成型，在创作道路上，“问题小说”的作家正在寻求答案。从哲理的高度，冰心开始信奉“大调和”的“万全的爱”。冰心自认，这种“万全的爱”的理想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应该将它作为当务之急去植根于青年的心中。
当时，正是五四落潮期。北京“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鲁迅语)。而与五四运动的火刺刺的精神相比，不少青年处于“半睡半麻醉的状态”。“热烈的运动已经过去了，兴奋之后疲倦的颓丧的一刹那，正在继续着，虚空的苦闷，攫住了人心，在这当儿，给予慰安，唤起新的活力，是文学家的责任。”(雁冰《杂感》)冰心是看到这些身患“时代苦闷症”的青年的，她自己也苦恼着;她希望以“慰安者”的身姿出现，也希望得到心灵的自我安慰，她认为唤起新的活力的良药就是“万全的爱”。于是，她写出了堪称她早期代表作的《超人》。
《超人》的代表性在于它既提出了问题，是“问题小说”的格局，又较为完整地宣扬“爱的哲学”的体系。它正好落实在正确地提出问题和错误地开出药方的交错点上。
冰心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女
《超人》发表于1921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何彬是个“冷心肠的青年”，也是一个时代“苦闷症”患者。他的恨世哲学使他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沉默的人。他还受了尼采的影响，认为“爱和怜悯都是恶”，他否定“同情心”，否定人们应该“互相牵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互相遗弃”。
对这恨世哲学的信奉者作第一次进攻的是“凄惨的呻吟”，这声音叩击着认定“爱和怜悯都是恶”的人的心扉。何彬竭力想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去抵御那种深夜中会令人萌生慈悲之心的颤音。他在凄惨的呻吟面前应“毫不动心”，他要矢忠于这“恨的哲学”。可是，正面的“火力”似乎顶住了，“后园”却失火了：那就是呻吟使他失眠，失眠又使“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这使得他的“恨的哲学”很有崩塌的危险，于是他慷慨地给了禄儿一笔医药费，但丝毫也不是出于“爱和怜悯”，而是为了花钱买得深夜的宁静，为了花钱修补“恨”的防线。但何彬的如意算盘失灵。
向他作第二次正面进攻的是比“呻吟声”更厉害的武器——一颗诚挚赤热天真的童心。带来的是自然美的象征——一篮金黄色的花儿，为了彻底轰毁这“恨的哲学”，在禄儿蹑手蹑脚走来之前，冰心还让何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仿佛在摇篮中享受母爱的甜蜜温馨。于是这“致命”的一击临头了：花篮底下压着的一张纸，织锦般地呈献出一颗赤诚的童心：“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也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在母爱与童心的轮番夹击之下，“恨世”的堡垒终于被轰毁;何彬这座冷心肠的冰山，也被这母爱和童心的巨大热能所融化。他忏悔，呜咽失声，象秋风秋雨中的一张颤抖的秋叶。
《超人》不仅充满散文美和诗意美，而且渗透着耐人深味的哲理。莫看“呻吟声”带来“失眠”，“失眠”带来“追忆童年”，再加上“梦见母亲”和“儿童赠花”等等普通的生活情节，从另一角度来看，却是一场哲理的交锋。终于，母爱、自然、童心这三个温柔而刚劲的冲击波，象一个伟大的拳师，将何彬的“恨世哲学”击倒在地。这是在哲理的擂台上的惨败。
冰心还将小说的主旨“格言化”：“小朋友呵!不错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这格言在当时曾在部分青年口头流传。但现实必然会粉碎这则超越阶级界线的格言。
冰心认为，只要是“母亲的儿子”，就会受母亲的爱抚，他就会有爱的本能，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间，“人之初，心本爱”，只要外界略一诱发，就能如火山之喷薄，如大海之澎湃。这当然是唯心的哲理。但是我们还应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评价《超人》的社会影响。正如茅盾所说：冰心的“即使不是很明显的‘问题小说’，也是把‘人生究竟是什么’在研究探索的。《超人》发表于1921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并不是偶然的事。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冰心论》)冰心的确为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而烦闷。她说：“‘是非’的问题，便是青年时代最烦闷的问题中之一。我竭力的要思索它，了解它，结果是只生了无数的新的‘是非’问题……这问题水涡般，只是圆的运动，找不出一个源头来……我还是烦闷。”(《是非》)
《烦闷》可说是《超人》的续篇。《烦闷》中的“他”可说是何彬形象的补充。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中“不能升天，不甘入地，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的青年形象。《烦闷》比《超人》略有高明之处是： 《超人》只写了“一个冷心肠的青年”，而《烦闷》却写出了为什么“他”会成为冷心肠的青年。她将青年的烦闷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紧紧联系在一起。文中的“他”写了一篇“文中之文”，题名《青年人的危机》：“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进社会，他逐渐的看破‘社会之谜’。使他平日对于社会的钦慕敬礼，渐渐的云消雾灭，渐渐的看不起人。”这样，一部分青年的“孤冷”就不是个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虽然在《烦闷》的结尾中，冰心还是求助于亲子之爱的灵药，画出一幅儿童在母亲怀中的极乐安眠图，而且呼喊出“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但这只是一个空幻的希望而已。一经与社会接触，作家的哲理就会碰碎在现实的墙壁之上。
因此，当冰心在大学时代形成她的人生观时，“爱的哲学”已在心中颇具规模，不过还未为它彻底征服。因为冰心又说过：“这只是闭着眼儿想着，低着头儿写着，自己证实，自己怀疑，开了眼儿，抬起头儿，幻象便走了!乐园在那里?天国在那里?依旧是社会污浊，人生烦闷!”“世俗无可说，因此我便逞玄想，撇下人生，来颂美自然，讴歌孩子。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那里是快乐光明?”(《问答词》)
在探索人生而又处于极端矛盾的历程中，很有“诗人的天分”的冰心，心灵中常常撞击出电光一闪的灵感。她就用《飞鸟集》的形式凝聚成《繁星》、《春水》两本小诗集。冰心曾自歉地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冰心全集·自序》)实际它们是探求人生过程的哲理诗。
冰心的《繁星》与《春水》，的确象镶嵌在夜空中颗颗晶亮的星星，又如一池春水漾起织锦似的漪涟。在《春水·一○五》里她这样诉说自己的祈求：“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许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这首诗是最简捷最形象地说尽了她对人生的追求：把母爱、自然、童心三者和谐地织入了诗的经纬中。母爱、童心、自然，也就成了冰心小诗集的基调。但她既然愿意袒露心灵的矛盾，她的探索人生过程中的烦闷也会自然呈现在小诗中：“我的心呵!/你昨天告诉我，/世界是欢乐的;/今天又告诉我，/世界是失望的;/明天的言语，/又是什么?/教我如何相信你!”冰心不仅仅叹息自己的心灵的潮汐起落无定，而且婉劝读者不要轻信自己： “我的朋友!/你不要轻信我，/贻你以无限的烦恼，/我只是受思潮驱使的弱者呵!”
《繁星》、《春水》既保持爱的基调，又是“不满的情绪”的产物。其中一部分诗篇也揭露了时代的浓重黑暗，同情涂炭的百万生灵，讴歌探索前进道路的先驱者，鼓舞青年人珍惜青春和砥砺向上的精神。
“五四”以后，小诗曾在新诗坛中流行一时，因冰心小诗的成就较高，所以有的评论家对这些小诗命名为“春水体”。朱自清在《繁星》发表后，《春水》正在连载时，著文评论短诗道：“短诗底效用原在‘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或说‘表现一刹那的感兴’;所以贵凝炼而忌曼衍。勃来克底诗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依田汉君译文)正可借来形容短诗底意境。在艺术上，短诗是重暗示、重弹性的表现，叫人读了仿佛有许多影象跃跃欲出底样子。”冰心的一些短诗正在向这种境界迈步。冰心自己谈及她所追求的艺术风格是：她的“诗的女神”“是这般的;/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她的诗歌是以含蓄、温婉、典雅、清丽著称。
四
1923年，当冰心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她已是中国新文坛上一位第一流的小说家与诗人了。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大，并获得了金钥匙——“斐托斐”(Phi Tau Phi)名誉学位——的奖赏，准备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她想以手执的金钥匙去更深地开掘文学的宝库，开启人生奥秘的宫门。1923年8月17日，冰心乘约克逊号邮船赴美。据人们回忆，这批中国留学生“在海船上摇晃了十几天，许地山、顾一樵、冰心和我都不晕船，我们兴致勃勃的办了一份文学性质的壁报，张贴在客舱入口处，后来我们选了十四篇送给《小说月报》，发表在第11期(1923年11月10日)，作为一个专辑，就用原来壁报的名称《海啸》。其中有冰心的诗三首，《乡愁》，《惆怅》，《纸船》。”(梁实秋《忆冰心》) 9月1日冰心踏上太平洋彼岸，9月17日来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从此过起了异乡的学校生活”。
这次出国留学，对留学生冰心来说，自有她学业上的收获;但对作家冰心来说，却使她成为中国鼎鼎大名的散文家和儿童文学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那本名垂新文学史的《寄小读者》通讯集。
冰心
冰心在通讯集中，没有渲染这个金元帝国的“物质文明”，也不依恋资本主义制度;相反，通讯中时时激荡着“我爱我的祖国”的一往深情。她抒写着“离开了可爱的海棠形的祖国，在太平洋舟中”的凄恋思念;她叙述途经日本时在“游就馆”中看到“中日战胜纪念品”等日本侵华的罪证，俨然作为战利品陈列其间，“我心中军人之血，如泉怒沸”;刚踏上美国领土，她自诉：“正不知北京怎样，中国又怎样了?怎么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这样的关心?”从此，身在客中的冰心时时泛起乡愁，眷恋着“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她在《往事·二》中倾诉：“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痛苦，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正是因为这种深挚的对祖国的爱，所以冰心告诉小读者说：“小朋友，我不是一个乐而忘返的人，此间纵是地上的乐园，我却仍是‘在客’。”她假设道：故国“纵是一无所有，然已有了我的爱。有我的爱，便是有了一切。”冰心在美国也游历过许多繁华的城市，但她毫不欣慕那里的豪华与奢侈，这些在她眼中不过淡淡“如过眼云烟”。而她“突起的乡思”，却“如同一个波澜怒翻的海”!应该说，冰心对祖国万分依恋的感情是《寄小读者》这本通讯集中最珍贵的情操。
除了对祖国的深沉的挚爱，在《寄小读者》中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对母爱的颂扬，童心的放歌，自然的礼赞。冰心在《超人》中倡导的“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的“爱的哲学”当然也会渗透在这本通讯集中。在美国留学时，冰心也呼唤道：“携起手来罢，青年有为的朋友!愿与你一边流迸着血泪，一边肩起爱的旗帜，领着这‘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的人类，在这荆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回开天辟地的第一步上来!”(《悟》)“爱的哲学”作为一种救世的药方，当然为我们所不取。在《寄小读者》的《通讯十》和《通讯十二》，冰心也同样将母爱夸大为支撑世界的柱石，是改造世界的动力。这无疑是作品中的严重局限性。又例如，冰心认为孩子们个个都是善良天真可爱的，但当他们长大受了各种坏影响，就会起质变。于是她在通讯中有时与小读者一道嘲讽“大人”：“大人的思想，竟是极高深奥妙的，不是我们所能以测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是非，往往和我们的颠倒。”这种讽嘲实质上就是冰心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心绪的折光反射，但它又等于承认人类和世界的前途永远是黯淡的。因为无一例外，儿童未来的必由之路就是“无恶不作”的成人。《寄小读者》中对童心的顶礼膜拜，正是冰心当时缺乏阶级观点的反映。
当然，无产阶级并非不讲亲子之爱，鲁迅在《答客诮》中写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对亲子之爱的首肯。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冰心《寄小读者》中颂扬的母爱。除了夸大母爱的功能部分之外，冰心将慈母之爱描摹得深浓、甜美、无私、忘我。特别是慈母与游子相隔万里，离情别绪更增加了对亲人的怀念。她母亲的“眷眷的心”和冰心的“拳拳的心”飞越重洋，在梦魂中紧贴着一起跃动，这是亲子之爱的柔美甘淳的诗章。
所谓童心，主要应该理解为重视儿童的心理特点、年龄特征和生活情趣。对冰心笔下的童心也须作具体分析。除了“人之初，性本爱”之类的说教外，在二十年代初期，冰心的《寄小读者》能以一种平等和诱导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儿童，这对封建的注入式、填鸭式、棍棒式的教育方式是一种否定。这本通讯集之所以有如此深广的影响，甚至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还使鬓发如霜的当年的儿童由衷感激，就是因为作者以“童心来复”的情愫，象一位知心贴意的大姐姐一样与他们娓娓而谈，产生心弦和鸣的效果。冰心的这种教育方式无疑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寄小读者》中，冰心显示了自己是一位用文字代替色彩的超等画家的卓越才能。特别是到了美国不久，冰心因病到青山沙穰疗养院休养了七个月，更是“完全来与‘自然’相对。以读书、凝想、赏明月，看朝霞为日课”。“自然”成了冰心的形影不离的莫逆之交，她笔下的自然画图更是绚丽多彩，千姿百态。她发挥了以文字绘景的最大潜力。她试揭自然的帘幕，引领小读者蹑足走入仙宫。冰心的另一种帮助小读者欣赏大自然的妙法是精选古人的诗句词章，与眼前的自然图画相映成趣，使小读者既象画中人一般步入自然画幅之中，又使他们领会了古诗的意境，启迪他们的睿智。正如冰心所说：“小朋友，愿你们用心读古人书，他们常在一定的环境中，说出你们心中要说的话。”
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
在此之前，冰心写过一些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离家的一年》、《寂寞》等等都是此类题材中的佼佼者。但只有《寄小读者》才是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读物，它使冰心成为颇享盛名的儿童文学家。这本散文集植根生发于几代小读者的心坎上，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时还久久不能忘怀《寄小读者》曾赋予他们优美的灵魂和高洁的心胸，还铭感冰心这位童年时代就似曾相识的启蒙老师。
《寄小读者》在中国新文学的散文文体史中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郁达夫曾评价道：“冰心女士散文的倩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冰心散文的文字美的特点，主要是在白话文中巧妙地融进唐诗宋词元曲的韵味，也渗和着西洋文学名著的琼浆，形成了一种当时部分青年人悉心刻意仿摹的“冰心体”。这种散文的特有的风采，冰心是有她自己的理论根据，也说明她是在自觉地探索和追求的。冰心曾借宛因之口说：“文体方面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能无形中融会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遗书》)《寄小读者》就是冰心在“文体论”上放一异彩的实践和示范。
在美国留学的三年中，冰心因肺气管扩张病于1923年11月进圣卜生疗养院，至12月，转到青山沙穰疗养院，直到1924年7月才离开。而这七个月，也正是冰心在美国时的创作丰收季节。她的《寄小读者·通讯十一——十八》、十则《山中杂记》以及小说《悟》、《六一姊》、《别后》等等均是在青山沙穰疗养院写成。从疗养院回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后，冰心就忙于课务，并研究汉诗英译的问题，创作数量就不多了。值得注意的倒是《剧后》这篇小说。这里所指的倒不是它的内容，而是要说明这是冰心在美国参加演剧活动后，写成的作品。当时留学生参加演出的，人数不少。据冰心回忆，在美国学美术的闻一多不仅参加画布景，而且还帮冰心化装。而据梁实秋回忆：“14年(即1925) 3月28日波士顿一带的中国学生在“美术剧院”公演《琵琶记》，剧本是顾一樵改写的，由我译成英文，我饰蔡中郎，冰心饰宰相之女，谢文秋女士饰赵五娘。”(《忆冰心》)可见冰心的艺术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冰心在研究院的毕业论文是论李清照的词。学成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1926年7月，她又登上三年前载她离开祖国的约克逊号邮船，于7月27日抵沪。“亲爱的母亲!我的脚已踏着了祖国的田野，我心中复杂的蕴结着欢慰与悲凉!念七日的黄昏，三年前携我远游的约克逊号，徐徐的驶进吴淞口岸的时候，我抱柱而立。迎着江上吹面不寒的和风，我心中只掩映着母亲的慈颜。三年之别，我并不曾改，我仍是三年前母亲的娇儿，仍是念余年前母亲怀抱中的娇儿!”8月她回到北京。她欣喜雀跃地向小读者报告：“我回家了!”“小朋友!你若是不曾离开中国北方，不曾离开到三年之久，你不会赞叹欣赏北方蔚蓝的天!”(《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九》)家庭是温暖的，祖国是可爱的，连异国的天穹也不及祖国穹苍那么明净蔚蓝!
五
冰心在1926年归国后就返母校——燕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助教。冰心说： “1926年，回国以后直至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罢，我爱》、《往事集自序》等。”(《冰心全集·自序》)她自述的原因是“课务忙”，家庭在上海而造成假期时的“南北奔驰”。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她自己没有说。她是在北伐战争的炮火隆隆声中归国的，不久又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在蒋介石的“安内”政策下，一个强邻——日本军国主义的魔影又投射在祖国的版图之上。这是一个最容不得“爱的哲学”生存的时代。难道去爱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封建军阀，希望北伐大军的炮火对这帮丑类温存一点吗?难道面对蒋介石的滴血的屠刀去宣扬世界上的儿子与儿子都是朋友吗?难道向欲壑难填的日本军国主义颂赞“万全之爱”而去开门揖盗吗?冰心的良知和爱国心是对压迫者和侵略者无比憎恨的。冰心在当时虽然不具备阶级观点，但她还是凭着她的正义感在生活在行动。
在燕京大学“三·一八”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镌行的《三一八周年纪念》刊中，冰心写下了题为《哀词》一文，内容为悼念“三·一八”惨案中殉难的魏士毅女士。冰心在文章的结尾中写道：“感愤和不平充满了我们的心坎!未曾相识的同学! 一死重于泰山的魏女士!我以最高的羡慕与崇敬，来俯首到你的座前!”冰心对回国以后，“看见各种政治上，社会上，教育上的纷扰和杂乱”，是“入骨的伤心”的，因此，她写《哀词》，不仅是悼念一位“未曾相识”的同学;同时也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抗议。文末署“1927. 3. 9阴霾中”。面对这种政治气候的阴霾，冰心难道不在严肃的沉思吗?
在1928年的一个国耻纪念日的深夜，冰心写下了《我爱，归来吧，我爱》，这是一首爱国主义高扬的诗篇。面对日寇侵华的济南事变，祖国母亲召唤海外儿女归来保卫祖国。这不是一位母亲的哀音，而是“泰山的乱石惊鸣”，“东海的狂涛怒生”般的激愤。
晚年时期的冰心
可以说，在北伐军的呐喊，反革命的屠刀，侵略者的魔影的现实面前，冰心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壁垒分明的搏斗中，回顾过去的创作历程，权衡自己的“答案”——爱的哲学在现实中的分量与作用。在1929年4月22日，她写了《我曾》：
“我曾梦摘星辰，/醒来一颗颗从我指间坠落;/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惆怅?/我曾梦撷飞花，/醒来一瓣瓣从我指间飘散;/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凄怆?/我曾梦调琴弦，/醒来一丝丝从我指间折断;/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感伤?//我曾梦游天国，/醒来一片片山河破碎;/觉悟后的虚空呵，/叫我如何不怨望?”
在这首诗中反复出现了“梦”和“醒”的对比的境界。如果说过去的理想中有着“梦”的成分，那么1929年的冰心却有了“醒”的征兆。梦中的星辰坠落了，飞花飘散了，琴弦折断了，天国破碎了。这不失为是一种“觉悟”，但是“觉悟”后却又感到“虚空”，因此情绪是惆怅、悽怆、感伤而怨望的，这一时期的冰心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欲离乍分的势态。但有一点是可喜的，“万全之爱”的歌音是再也不唱了。
在写《我曾》后的一个多月，冰心在写《往事集》的“以诗代序”时，她承认自己过去是一个盲者：“我是一个盲者，看不见生命的道途。只听凭着竿头的孩子，走着跳着的引领，一步步的踏入通衢。”冰心自述她唱的第二部曲是;“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将过去吟唱的“爱的哲学”比喻成“兔儿”与“狮子”相伴，是颇具否定色彩的。所以在诗中她说：她正唱得陶醉时，“听得见大家嘘气”，“听得见人家在笑，笑我这般的幼稚，痴愚……”这第二部曲她唱不下去了。而她的“第三部曲还未开始”，她将唱什么呢?她竿头的孩子也不知去向了，把她撇在中途。但冰心在诗的结尾充满希望地说：“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
《我曾》与《往事集自序》可谓是“异曲同工”，都反映了冰心在人生道途上感到自己有进一步探索新答案的必要。终于在新的探索途中，冰心用自己的歌音唱出了《分》、《冬儿姑娘》、《我们太太的客厅》和《相片》等展露新姿的作品。
《分》和《冬儿姑娘》的发表引起了文坛的注目。茅盾评论道：“《往事集自序》写于1929年夏，到现在是五年了 (茅盾写此文时为1934年——引者);这五年内世界的风云，国内的动乱，可曾吹动冰心女士的思想，我们还不很了了，但是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一些‘消息’了。”“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如果我们把她最近的一篇《冬儿姑娘》 (见《文季月刊》创刊号)合起来看，我们至少至少应该说，这位富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作家不但悲哀着‘花房里的一朵小花’，不但赞美着刚决勇毅的‘小草’，她也知道这两者‘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了’!”(茅盾《冰心论》)
《分》这篇小说的最大意义是宣布了冰心和她信奉的“爱的哲学”有了分道扬镳的兆头。这个作品不再宣扬人人都能享受母爱的平等了。因为屠户的妻子将被生活所迫去当奶妈，这初生的婴儿只好以米汤糕干代替母亲的乳汁。冰心看到了母亲也有欲爱自己的儿子而不可得的时候。《冬儿姑娘》则象《分》的续篇。当《分》中屠户的孩子长大时，大概一定象冬儿那般向不平抗争，以取得生存的立锥之地。这两篇小说虽然对劳动人民表示了强烈的同情，又显示了他们的反抗，但毕竟还有些“夹生感”。《分》是现实和童话的杂揉，主要还是靠婴儿之口说“真理”;而冬儿却较多地显露了流氓无产阶级求生的抗争。能表现冰心思想变化深度的作品应该是《相片》。
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是并不困难的，它用的“亲善”的工具是大炮与屠刀;但要教会学校出身的知识分子懂得英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实质，就非易事。在《相片》中，冰心至少已觉察了英美帝国主义这种“自私心”，而且由此更引起了“背叛”那种“布施感”的民族自尊心。
《相片》中的美籍女教师施女士来华二十八年，似乎将青春献给了中国;她收养中国孤女淑贞，真可谓“慈爱的化身”。但冰心深深挖掘了慈善背后隐藏的自私。施女士用“温情脉脉”的“占有欲”去夭折淑贞的美丽的青春的梦。在《相片》中，冰心还塑造了一个教会的叛逆者的形象——李天赐。他对外国教会对中国的所谓“恩赐”，极为反感，在这种以“施舍者”自居的洋人面前，他不肯低下为民族而自尊的头颅。从《相片》的思想和艺术的水乳交融的和谐中，我们看到了冰心的新姿。
而1934年写的《新年试笔》中，反映出冰心在期待着变革，这是一种期待社会的变革和自我变革的化合体：“我愿有十万斛的泉水……洗出一个新鲜，活泼的我。这十万斛的水，不但洗净了我，也洗净了宇宙山川人物。”
在这段作品不多却颇有起色的日子里，冰心于1926年6月，与吴文藻博士结婚。他们的婚礼是那样的俭朴，就在北京西山大觉寺的一间简陋的客房中度过了新婚之夜。在小说《第一次宴会》中写道：“这次的婚礼，一切都太简单，太随便了!首饰没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几件;新婚没有洞房，只在山寺里过了花烛之夜!”母亲“和父亲隐隐的谈起赠嫁不足的事，总在微笑中坠泪。父亲总是笑劝说：‘做父亲的没有攒钱的本领，女儿只好吃亏了。我陪送瑛，不是一箱子的金钱，乃是一肚子的书!——而且她也不爱那些世俗的东西。’”这些描写实际是冰心的自我写照。1930年1月7日冰心的母亲杨福慈逝世。冰心的著名散文《南归》就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悼念文章。
1930—1931年冰心为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讲师;1933—1934年，又任清华大学国文系讲师。1936年冰心随吴文藻教授出国考察一年，冰心自述在这一年中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那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1936—1937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从“五四”到“四五”》)
六
抗日战争爆发后，冰心于1938年从北京辗转到了昆明。并在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兼课。
冰心是这样回顾到昆明前的一段时日的：“民国26年6月29日，我们从欧洲，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东三省，进了山海关，回到北平……7月7日，芦沟桥上，燃起了战争之火……为着要争取正义与和平，我们决定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尽我们一分微薄的力量，但因为我们的小女儿宗黎还未诞生，同时要维持燕京大学的开学，我们在北平又住了一学年。这一学年之中，我们无一日不作离开北平的准备……”(《丢不掉的珍宝》)到了昆明之后，冰心是这样倾诉她对祖国之爱的坚韧的心的：“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的死去了!……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裂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淫笑……北平也跟着大连沈阳死去了，一个女神王后般美丽尊严的城市，在蹂躏侮辱之下，一般恹然的死去了。我恨了这美丽尊严的皮囊，躯壳!我走，我回顾这尊严美丽，瞠目瞪视的皮囊，没有一星留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尘恨土，饱饱的呼吸一下兴奋新鲜的朝气，我再去，我要掮着这方旗帜，来招集一星星的尊严美丽的灵魂，杀入那美丽尊严的躯壳!”在《默庐试笔》中呈现出冰心一副精忠于祖国母亲，矢志收复失地的赤诚肝胆。
1940年冬，宋美龄写信邀冰心到重庆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聘请她担任文化组组长。这是一个联合抗日的妇女工作机构，进步力量同反动力量在内部的斗争是很复杂微妙的。冰心由昆至渝，正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加强专制统治，妇女指导委员会内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迫逐步撤离。原担任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的史良和训练组组长刘清扬婉劝冰心不宜在此时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冰心接受了她们的忠告，退回了聘书和薪金。其时旧历年关迫近，冰心的经济拮据，连年夜饭也无从着落。正巧吴文藻的一位同学主编《星期评论》，约冰心撰稿。冰心为救燃眉之急，用“男士”笔名在刊物上连载《关于女人》。冰心说：“我对这本书有点偏爱，没事就翻来看看，不但是要和书中的我所喜爱的人物晤面，而且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来由，很有意思：一来我那时——1940——1943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的)。二来，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关于女人·三版自序》)其实，冰心用男士为笔名还有一层用意，她刚婉辞妇女委员会职务，化名写稿可免得国民党来包围她，也拉她撰文。
冰心虽为生活卖文，但她决不为此而粗制滥造。《关于女人》篇篇皆属精品。因为这些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是早已摄入她脑海的底片上。这本人物散文特写集是围绕着抗日的生活而写的，作者就是通过记叙她们的嘉言懿行来为抗战服务。但如若说得更真切一点，冰心探究的是“伟大的中华女儿的精神”，每提起这种伟大的精神，她总是“脱帽”、“肃立”，表示崇高的敬意。当然，因为冰心还不熟悉抗战第一线的浴血战斗生活，所以她选择的题材都是后方生活，却又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生活，在她们的平凡生活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精神来，令读者肃然起敬。
至于“开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倒主要在于冰心用“反串”的手法，把“我”说成是一位四十岁尚未婚娶的男子。这位男士是冰心用她的整个人格和毕生教养来塑造的。这是一位学识渊博、彬彬有礼、尊重女性、爱而不恋的男性。所谓“玩笑”，就是冰心以她的机敏，为作品增添了许多雅谑。如《我最尊敬体贴她们》、《我的择偶条件》等篇。冰心又以她的智慧，在行文中流露不少神来之笔。
《关于女人》在国内外都极畅销。主要是人物气韵生动，真切感人;文笔绘声绘色，传神畅达，隽语双关，妙趣横生。叶圣陶曾推崇为难得的美文，说冰心“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圣陶《男士的<我的同班>》)。
从1941—1947年，冰心担任“旧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见冰心1953年所填《工作人员登记表》)这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形式上包括各抗日党派代表的最高咨询机关。冰心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聘的。据有人回忆说：“冰心是一位女参政员，有人说她是参而不政的……据说她在重庆每次开参政会时，虽然出席而不发一言，她对政治感不到兴趣……”(天行《记老大姐谢冰心》)但我们倒认为，冰心参加参政会无疑象进一座政治学校。当年，她的座位就在董必武同志边上。通过这个参政会，她可以听到许多不易听到的道理。国民党要拉她加入国民党，她不入。“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那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这难道不是进了这座“学校”后学得的政治倾向性吗?
抗战胜利后，冰心随吴文藻去日本。他们是1946年11月13日由上海乘飞机到东京羽田机场的。她是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去日本的。其中也多次回国探亲和出席参政会。1947年5月，冰心参加了参政会的最末一次会议(四届三次)。在1947年7月12日出版的《燕大双周刊》上，有记者所写的《冰心女士一夕谈》，报导冰心与会的观感：“谈到参政会，冰心有点激动的样子。她说：参政会一年不如一年，而以今年的最糟。开会时感觉无从讲话，闷坐在那里，倒写了不少打油诗。女参政员们却有些热心过度，一有人提和平，她们一个个站了起来，大同小异地每人述说一段所谓事实，然后大声疾呼，主张下讨伐令。有一次，一个女参政员站到冰心旁边，双手扶桌，问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你这是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之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告诉她：‘请你先回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话题就此转入京沪的学潮。冰心说：在南京，曾参加一次十几个作家的茶会，有巴金、靳以等人，也谈起学潮，大家都认为政府对待学生还不如对待汉奸。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到医院;但学生受伤了，却从医院里抓进监牢。……冰心讲着讲着，脸上就严肃起来。她的话给每人心中投下一块愤怒的岩石。”
冰心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但她当时对祖国的前途还是忧心忡忡的。她飞回日本时的心情是感到空漠而无所依托的：“这一段空程，我经过三次了。天空象海水一样的蔚蓝，海水象天空一样的淡白，上下都是透明，无色彩，……在这透明无色的太空中，我一点感想都不起!在这海和天的后头的，牵挂也罢，眷恋也罢，忧愁也罢，都扔在背后了!在这海和天的前头的，欢喜也罢，希望也罢，且让它迎面扑来，现在只是一个静默，乏倦，无力的我，隐藏在海天之中，一点极微小的空壳里，听眼前一片一片的影子，滑翔过去。”(《无题》)灾难深重的祖国已在身后，而在异国如果能争取到什么“欢喜”和“希望”，冰心当能尽力而为。
1948年秋，“当时在东京港区麻布，集居着一些中国人，大家都为孩子们的教育和未来而焦虑，许多人推举热爱儿童的冰心，筹办中国人子弟小学。那时，冰心的儿女都已上中学了，她不需要象别人一样为幼小儿女的入学问题而悬忧，可是，她还是在繁忙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抽出时间，辛苦劳瘁地筹集资金，聘请教师，寻找校舍。在她竭尽全力的努力下，1949年初，中国人子弟小学宣告成立。这是由几十个学生组成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校，冰心任校长。她不仅是闻名于世的文学家，精明干练的事业家，而且是执教有方、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来上课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们的谢校长。这个小学，由于经费问题，没能维持多久，学生们也大都转入家居附近的日本小学。但是，爱国主义的教育，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记住了他们是‘中国人’……”(郭存爱《冰心在东京》)
1949—1951年，冰心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谢冰心老师讲课，深得学生们的欢迎。她善于了解学生们的心理，深懂教学方法，讲起课来诗情画意般，妙趣横生，使每个同学都‘着迷’。用当时的日本同学的感受来表达：谢老师学识渊博，文思丰丽，语言生动优美，声调和谐自然，态度慈爱安详，动作优雅端庄。谢老师讲课用的教材很多，有楚辞、秦汉散文、唐诗以及现代文学作品。”(郭存爱《冰心在东京》)冰心的讲课讲义已辑成《如何鉴赏中国文学》一书，由仓石武四郎教授翻译，由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
“1949年冬(或1950年初)，老舍先生由美国回新生的祖国，乘船路经日本横滨。吴文藻先生和谢冰心老师特意从东京相偕出迎到横滨港。虽然冒极大的风险，她回来后，还是讳莫如深地用只有我们自己能理解的话，讲述她的横滨之行。她真心地笑着，目光中闪动着难以抑制的激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她的心，早已飞越天边的大海，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临别日本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由仓石武四郎教授做翻译，讲演的题目是《诗人与政治》……列举了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五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屈原、陶潜、杜甫、李清照、闻一多，来论证政治对诗人的影响和诗人不可能超越政治而存在。她在讲演中提到‘毛泽东’光辉的名字，也悲愤地提到爱国诗人闻一多因抨击国民党政治腐败而惨遭杀害。”(郭存爱《冰心在东京》)
1951年，冰心负载着炽热的爱国深情，踏上解放了的中国大地。祖国啊!您的女儿又回到您博大温暖的怀抱。
七
“我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她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归来以后》)
在1934年的《新年试笔》中，冰心就期望有十万斛的活泉洗出一个“新我”，同时也洗清祖国的宇宙山川。
今天，冰心如摸索着走出了黑����岩洞，眼前是豁然开朗的平川，清新明丽的晴空。她在《归来以后》中带着浓重的感情色采说：“在从前那种‘四海皆秋色，一室春难暖’的环境中，我的创作欲望，一天一天地萎缩淡薄下去渐渐地至于消灭。如今在这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的环境中，举目四望，有的是健康活泼的儿童，有的是快乐光明的新事物，有的是光辉灿烂的远景，我的材料和文思，应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正因为冰心对旧中国的怨憎，对新中国的热爱，到现在为止，台湾的国民党文人还在咒骂冰心，而骂声中还要历数他们对冰心的“恩赐”。他们说：谢冰心“抗战期间得到政府的优遇，首先是蒋夫人派专车把她由昆明接到重庆……更做了国民政府参政员”。可是她却“全力埋怨政府，祈祷‘我的国家醒起来’，真不知道是怎样的心肠。”(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
就在国民党文人的诅咒声中，踏上祖国大地的冰心，燃烧起新的生命之火的创作热情。
品味冰心解放后的作品，与她昔日的篇章相比，给我们最深的感受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冰心是以她的明耀欢怡的新姿与读者再见的。
过去，冰心的作品习惯于泛游于自然的海波之中，她曾经以“赏明月，看朝霞为日课”。可在解放后，冰心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雄壮的波涛。例如，由于新时代赋予这位老作家的荣誉，她有幸于春秋佳节的爽风朝阳下，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观礼台前涌过浩荡的彩旗的海，欢呼的声音象雄壮的波涛一般的起落……”今昔相较，这是多么不同的画面，迥然相异的境界。因此，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更新，作品的笔墨就不能不变。
往昔，她曾作为“问题小说”的作者，作为探索人生的学子，以温暖的家为模式，宣扬“爱的哲学”。解放后，她对过去不熟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产生由衷的敬意。又因被遴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南北奔驰，视察各地。以学得的马列主义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她的指导学说不同了，思想境界和视野的宽窄不同了。这位老作家的笔墨就不能不变。
过去，冰心曾作为飘流异乡的“游子”，凄恋地徘徊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慰冰湖一隅。今天她成了中国人民的使者，为了世界和平和人民友谊，进行频繁的国际交往。她的作品的笔墨就不能不变。
解放后，冰心纠正了前期作品中超阶级的人类爱的缺陷，赋予母爱，童心和自然以新的涵义和色彩。她是一位慈爱的祖母，对青少年——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倾泻出伟大的母爱的至情，关怀下一代的道德的淳净和灵魂的透明，显示了将下一代视为“事业生命”的延续的博大心胸。
在冰心的作品中处处闪露出童心的晶莹光泽，儿童的特征和心理处处受到冰心的宝爱。她再也不将儿童的品性和成人的人格对立起来，但儿童的心灵毕竟还是一张可以描绘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他们的可塑性显示了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解放后的冰心作品中自然景色立意更新，境界更高，简直是一幅生趣盎然、英姿焕发的新花鸟、新山水画。
冰心象精心灌溉的园丁那般，将自己的心血洒泼在祖国的苗圃上。她说：“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就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一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1959—1961儿童文学选·序》)她就是身体力行，讲究“烹调艺术”的优秀儿童文学老作家。她的《陶奇的暑期日记》《小桔灯》《二寄小读者》和《三寄小读者》等都是经过“精心烹调”的儿童精神美餐。
“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冰心曾诉说过自己对这种文学样式的“偏爱”，她把散文看成是自己最主要的根据地——她最心爱的“水泊梁山”。她说：“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象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到无处追寻。……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象诗，雄壮象军歌，生动曲折得象小说，尖利活泼得象戏剧的对话……”(《从“五四”到“四五”》)解放以后，冰心最杰出的散文代表作，首推她的“国际交往题材”。出现了象《樱花赞》、《尼罗河上的春天》、《一只木屐》、《一寸法师》、《三到青龙桥》、《印度之行》等艺术精品。这些“美文”的风格可说是“满蕴温柔，诗情涌溢，清新隽永，璀璨明丽”。我国古代的画家常称好诗曰“有声画”;而诗人则常称好画曰“无声诗”。而冰心的佳品，吟诵，则是“有声画”;观赏，则为“无声诗”。《樱花赞》象一帧气韵生动的水彩;而《三到青龙桥》则是一卷雄姿英发的泼墨; 《一寸法师》是一张情趣盎然的小品，而《一只木屐》堪称是黑白相间、力透纸背的木刻。
十年动乱期间，冰心受到无情的冲击，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可是她从未悔恨自己在1951年冒危险，排阻力，历艰辛，秘密转辗取道，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当时，在台湾有关冰心的谣传是极多的。有人著文传播说她已被迫害致死。事实证明这纯属无稽之谈。冰心健康地活着，而且她的胸襟就象大海一般宽广。谈及自己文革中的苦难历程时，冰心说：“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我的童年》)她还说：“我有一个信念，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褚钰泉《为孩子们操了一辈子心》)童年的保姆——大海和祖国母亲在爱抚着经历苦难的心灵。这种“热爱祖国”的深挚情意晶莹清澈地表现在小说《空巢》中。《空巢》中陈教授的经历倾注着冰心和吴文藻的磨难和欢愉。陈教授象一棵亭亭如盖的苍松翠柏，他扎根在祖国现实的土壤中，虽经岁寒而不凋，当他熬过这冬寒而迎来春温时，又发荣繁茂，萌发新枝。为了振兴祖国，陈教授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来照亮后辈向科学高峰攀登的路。而远离祖国的梁教授的孤寂身世，则是冰心将七、八位侨居海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拼凑而成的形象。《空巢》荣获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位“五四”时代的文坛明星又因“四五”运动惊雷的启示，更产生“生命不息，挥笔不已”的豪情。她的长篇自叙传《我的故乡》和《我的童年》等就是冰心宝刀不老，艺术青春常驻的明证。
冰心在1980年10月八十寿辰时说：“孔子说他常觉得‘不知老之将至’，我是‘天真’到了不知老之已至的地步!……我永远觉得年轻!……‘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冰心热爱祖国，热爱时代，热爱生命。而祖国和时代赋予了她新的生命，新的笔墨，新的思想和新的风采，使冰心的作品犹如一泓永不枯竭的清泉，这泉水象蓝天般的明净，甘霖般的清凉，滋润着广大读者的心田。它有时淙淙细语，如玉笛之悠扬;有时则奔腾欢跃，如银龙之蜿蜒，终于汇流于长江东海，成为祖国文学雄壮嘹亮的交响诗中的一个深情、柔婉和谐的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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