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黄埔五期学生，曾任黑龙江珠河县游击队长、抗联三军军长、抗联总司令。他以顽强意志，忍受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率领军队战斗在松花江两岸，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或诱敌深入，或分散兵力，避实就虚，或集中兵力，攻击敌后，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战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赵尚志一生经历坎坷，两次被捕，两次被开除党籍，受骗误入苏联国境，被关押一年多，但他意志坚决，信仰坚定，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贞不二，最后被潜伏在革命内部的特务枪击而牺牲。
一
赵尚志，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人。1908年10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兄妹11人，他排行第六。父亲赵子服，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父亲教书和长兄种地的收入来维持。
赵尚志的童年时期，祖国东北的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内受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东北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东北军阀的激烈斗争，赵尚志的父亲赵子服也在家乡投入了自治运动。1917年初，他带领愤怒的群众打死了几个抢掠百姓、强奸民女的官兵，被迫和长子逃离家乡，到天津避难。其家被官兵洗劫焚烧一空，年幼的兄弟姐妹随母亲住在一家亲戚的马棚里，过着悲惨的生活。
后来，赵子服经同乡介绍，到哈尔滨一个资本家开设的“吕家大柜”里当了账房先生。1919年春，赵尚志随家迁居哈尔滨。为了生活，他的大哥去苏联做工，二哥到一个俄侨家当车夫;年仅11岁的赵尚志也不得不走向社会去谋生。他给俄侨老板当过佣人，在哈尔滨道胜银行当过信差，在一家银匠铺当过学徒，先后五年，受尽了资本家的凌辱和欺压。坎坷的经历，使赵尚志成长为一个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赵尚志跟随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后来，在苏联做工的大哥寄钱接济家用，家境稍有些好转，才重新得到求学的机会，经过半年补习，于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他深知自己读书不易，所以学习特别勤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以来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在学校里串联进步同学组织了秘密读书会，阅读了孙中山、李大钊的著作和鲁迅、高尔基的作品，还经常看《晨报》、《拓荒者》、《现代学生》等报刊。他和同学们一起谈论学习体会，探索救国的道理和青年的出路，常常到深夜。他还与工大、医专、法大的进步学生经常来往;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进步学生吴宝太，结识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书记吴丽石和负责青年工作干部彭守朴。
1925年“五卅”惨案后，哈尔滨市的大中学校学生和东北各大中城市的学生一样，冲破了反动军阀的控制，纷纷起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这时，赵尚志在吴丽石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斗争。他们组织宣传队带领学生进行街头讲演，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号召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正义斗争，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且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活动，把大量捐款寄往上海，救济受难的工人和学生。1925年夏，经彭守朴的介绍，年仅17岁的赵尚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
赵尚志入党后，工作更为积极。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在哈尔滨各学校中做革命宣传，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经常有便衣特务跟踪，使得全家人为他担心。母亲对他更是放心不下，劝他停止活动，暂时躲避，而赵尚志却处之泰然。有一天，他又回来得很晚，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好不容易把他等了回来，边哭边对他说：“哥哥，你是不是革命党?老师说是革命党就要被抓去枪毙，我害怕……”赵尚志微笑着对妹妹说：“不要害怕，哥哥干的是爱国的事，你要相信哥哥。”[2]
为了吸收更多的学生参加革命斗争，赵尚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许公中学发起组织学生会。6月末的一天，他在哈尔滨西菜市场后边草地上召开的学生会筹备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力量地去跟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学生会副会长。这是哈尔滨市最早的学生会组织。反动统治阶级把学生的革命行动视为“大逆不道”，从东省特区教育厅厅长到许公学校校长一起出动，要扼杀学生会组织。狡猾的校长熊某，在一次早会上，讲了一通什么“自治之道为立身之本，是修养之基”[3] 的美言之后，还假惺惺地请学生会代表上台讲演。年幼的赵尚志未能识破其伎俩，跳上讲台，慷慨激昂的讲述了学生会的宗旨和成立经过，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他的讲演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熊校长也佯作笑容，假意拍手赞同。但不久赵尚志等三人被叫到校长室，挨个盘问。那个熊校长对他们进行利诱和威胁，让他们宣布解散学生会，“埋头读书，不要图谋不轨”。赵尚志等拒绝了这个“命令”。熊校长便以“不守校规”的罪名，宣布把赵尚志和另外两名学生开除，并亲自将他们三人赶出校门。目睹这一情况的一位同学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过了两个小时，他们从校长室回到了教室。满面怒容的校长跟在后边，透过眼镜怒视着他们。这三个学生回到自己书桌前从容地收拾书籍，丝毫没有匆忙急迫的样子。这种沉着无疑是对校长的无声的抗议。熊校长更气急败坏，举起拳头喊叫：‘你们这样放肆，我就叫警察来。’但这三个学生从容地把书挟在腋下，一声不响地从教室走出去。他们压下了胸中的愤怒，态度非常安详潇洒。真是不愧为战士的风度。全校的同学、教师看着他们从校门走出的样子，都是默默无言。”[1]
赵尚志被无理开除出许公学校后，在《黄浦潮》上看到了介绍黄埔军校的文章，便下决心为革命去学军事。当这个志愿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之后，他又耐心地说服父母，取得了家庭的同意。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为他写了介绍信，并亲自给他筹款做路费。
赵尚志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已经是11月初，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早已结束，不再办理补考手续。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并没有动摇他学习军事的决心。他天天到学校去恳求，终于得到了许多革命教师的同情，经校方批准，被接收为第五期入伍生。赵尚志的文化基础较差，体质也弱，入学初，他课程学习跟不上，训练也很吃力，特别是骑马训练时，他动作迟钝，总落在别人后边。但他毫不气馁，比别人付出了加倍的精力和时间，使各门学课和术科很快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还积极参加了课外政治讨论会，每发表意见，都有独立见解，因而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支持下的军事法西斯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了反苏反共的“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赵尚志积极参加了张贴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和营救被捕共产党员的活动。同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不准跨党。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返回了哈尔滨。
二
1926年夏，赵尚志到中共哈尔滨地委，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运，在双城从事建党，在长春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11月，根据地委指示，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他又和一些国民党员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告密，奉系军阀驻长春宪兵将他和另一共产党员逮捕入狱。1927年3月8日的《盛京时报》报道这一消息时称：“本月二日午后三时余，驻长春宪兵分所照会日警署，在附属地三道通四十二番地楼上查获韩守本(二十岁左右)、赵尚志(十八岁)[1]。尚在其住宅搜查出党印一颗，其文曰：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之印，党书十余本，印刷品、宣传单等……实系受委东来宣传共产主义不讳。”
赵尚志被捕后送进吉林第一监狱。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惑哄骗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不但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利用各种办法接近那些因反对奉系军阀而被捕的“政治犯”，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他还经常从牢房的铁栅口伸出头来，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揭露军阀政府镇压革命、卖国求荣、涂炭百姓的罪行。
这个监狱有个姓王的监狱长，肆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的伙食费肥私，使“犯人”的身体和精神遭到严重摧残。赵尚志利用省长派人视察监狱的时机，组织难友们开展了要求改善待遇，反对克扣伙食的绝食斗争，迫使吉林省省长张作相调走了那个监狱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狱中规定每周上一次“教诲课”，妄图用灌输封建主义思想，来劝诱“政治犯”“改邪归正”。赵尚志则把上“教诲课”当作向狱友进行宣传的好机会，当堂提出问题，并同“教诲师”辩论。有一次，他一连提出三问：反对帝国主义犯的是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是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狱犯不犯罪?他的质问和辩论是非分明，义正词严，博得了难友们的称赞。那位“教诲师”最初被驳得瞠目结舌，无话可答;经过多次辩论，他也逐渐被赵尚志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弃恶从善，毅然站到革命方面来，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的活动。赵尚志出狱后，引导这位同志参加了革命，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
1928年12月张学良改旗易帜后释放了狱中的国民党员，而赵尚志仍被作为“赤色分子”监禁在狱中，并于1929年3月押送到南京。在南京审讯时，赵尚志态度坦然，一口咬定自己是因国民党案而被捕的，仍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同年5月20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奉南京政府司法部之令对赵尚志案进行审理，认定他是“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即行开释。赵尚志出狱后回到哈尔滨，立即给中央组织部写信汇报狱中斗争经过，并请求党分配工作。6月，他被派到中共北满特委负责学生运动。
1929年底，赵尚志到沈阳，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做团的工作。不久，省委负责人刘少奇派他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又在团中央训练班学习。在这里他听到周恩来、李立三等的讲课，眼界更开阔了，理论上的修养也加强了。回沈阳后，他奔走于青年学会、外交学会、东北大学、同泽中学、翠升艺术学院及银行等单位的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之间，组织讲演会，举办团干部训练班，发动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斗争。
1930年4月12日，奉天( 沈阳) 国民外交学会举办讲演会，主讲的是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他在讲演中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吹嘘成“天堂”。为了揭露这种欺骗宣传，争取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赵尚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这次讲演会。正当主讲人讲得口沫横飞，得意忘形的时候，赵尚志从容不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问主讲人：美国一般工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美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矛盾如何呢?美国的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他又向外交学会提出质问：“前几天日本人无故打死中国人一事，外交学会为什么置若罔闻?这种态度是否违背民族利益?”[1] 这一连串的质问，引起广大听众的共鸣，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使会议主持者和主讲人十分尴尬，只好把讲演会草草收场。但散会之后，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由于同时被捕的杜兰亭叛变，赵尚志的身份暴露了。
敌人为了得到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的情况，在赵尚志被捕后的三天之内，宪兵侦缉队长雷恒武亲自出马，对他进行了四次审讯。敌人先用花言巧语哄骗赵尚志说：只要你交出共党组织的情况，承认自己“年青幼稚，误入歧途，悔过自新”，就立即释放你。赵尚志看穿了敌人的卑鄙伎俩，当即严词斥问：“青年人爱国有什么罪?难道爱国是误入歧途?”雷恒武恼羞成怒，收起软的一套，对赵尚志施用了各种酷刑。赵尚志毫不屈服，严词痛骂雷恒武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封建军阀的孝子贤孙”。当场目睹此种情景的看守们在背后钦佩地说：赵尚志“真是英雄，有中国人的骨气!”不久，张学良派秘书来劝诱赵尚志说：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要学习，可以派你到日本留学，要当官，可以安置好差事。赵尚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是爱国青年，国难当头，救国的事业我要坚决干到底!”[1]
不久，敌军法处长阎白川、侦缉队长雷恒武、司法科长王冠山及教育厅特派员等头目出面，对赵尚志等进行会审。那天，军法处长阎白川刚开口，赵尚志和同案被捕又一同受审的其他同志，都异口同声地控诉侦缉队非法捕人，严刑逼供，强迫画押的野蛮暴行。雷恒武处境十分尴尬。他为了挽回败局，让叛徒杜兰亭出庭作证。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形象，吓得叛徒出庭后不敢吱声。雷恒武气得暴跳如雷，狠狠地打了杜兰亭一记耳光。这次会审不仅没有审出新的情况，连旧的供词也一起推翻了。军法处长无可奈何，只得宣布退庭。敌人对赵尚志等人束手无策，只好把他们送到奉天第一监狱未决监里继续关押，将此案搁置起来。
被关入第一监狱不久，赵尚志等人与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根据省委的指示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由于狱中的非人生活，瘟疫严重蔓延，每天都有几个难友丧失性命。面对这种情况，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由赵尚志等三人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对革命互济会和各家属送来的钱和药品，按轻重缓急统一分配使用，对重病号给予细心照料，使许多难友战胜疾病，恢复了健康。 1931年的五一节，他们兴高采烈地组织了文艺演出，以鼓舞难友的斗志并教育看守。
狱中党支部还组织了读书会，赵尚志带头参加，积极学习革命理论，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积极营救之下，赵尚志和其他同志于当年底一道被释出狱。
赵尚志，黄埔五期学生，曾任黑龙江珠河县游击队长、抗联三军军长、抗联总司令。他以顽强意志，忍受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率领军队战斗在松花江两岸，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或诱敌深入，或分散兵力，避实就虚，或集中兵力，攻击敌后，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战争，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赵尚志一生经历坎坷，两次被捕，两次被开除党籍，受骗误入苏联国境，被关押一年多，但他意志坚决，信仰坚定，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贞不二，最后被潜伏在革命内部的特务枪击而牺牲。
一
赵尚志，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人。1908年10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兄妹11人，他排行第六。父亲赵子服，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全家生活主要靠他父亲教书和长兄种地的收入来维持。
赵尚志的童年时期，祖国东北的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内受封建军阀的压迫和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东北人民掀起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东北军阀的激烈斗争，赵尚志的父亲赵子服也在家乡投入了自治运动。1917年初，他带领愤怒的群众打死了几个抢掠百姓、强奸民女的官兵，被迫和长子逃离家乡，到天津避难。其家被官兵洗劫焚烧一空，年幼的兄弟姐妹随母亲住在一家亲戚的马棚里，过着悲惨的生活。
后来，赵子服经同乡介绍，到哈尔滨一个资本家开设的“吕家大柜”里当了账房先生。1919年春，赵尚志随家迁居哈尔滨。为了生活，他的大哥去苏联做工，二哥到一个俄侨家当车夫;年仅11岁的赵尚志也不得不走向社会去谋生。他给俄侨老板当过佣人，在哈尔滨道胜银行当过信差，在一家银匠铺当过学徒，先后五年，受尽了资本家的凌辱和欺压。坎坷的经历，使赵尚志成长为一个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赵尚志跟随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因生活困难而辍学。后来，在苏联做工的大哥寄钱接济家用，家境稍有些好转，才重新得到求学的机会，经过半年补习，于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他深知自己读书不易，所以学习特别勤奋。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以来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在学校里串联进步同学组织了秘密读书会，阅读了孙中山、李大钊的著作和鲁迅、高尔基的作品，还经常看《晨报》、《拓荒者》、《现代学生》等报刊。他和同学们一起谈论学习体会，探索救国的道理和青年的出路，常常到深夜。他还与工大、医专、法大的进步学生经常来往;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进步学生吴宝太，结识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书记吴丽石和负责青年工作干部彭守朴。
1925年“五卅”惨案后，哈尔滨市的大中学校学生和东北各大中城市的学生一样，冲破了反动军阀的控制，纷纷起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声援上海工人和学生。这时，赵尚志在吴丽石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斗争。他们组织宣传队带领学生进行街头讲演，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号召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正义斗争，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并且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活动，把大量捐款寄往上海，救济受难的工人和学生。1925年夏，经彭守朴的介绍，年仅17岁的赵尚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
赵尚志入党后，工作更为积极。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在哈尔滨各学校中做革命宣传，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经常有便衣特务跟踪，使得全家人为他担心。母亲对他更是放心不下，劝他停止活动，暂时躲避，而赵尚志却处之泰然。有一天，他又回来得很晚，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好不容易把他等了回来，边哭边对他说：“哥哥，你是不是革命党?老师说是革命党就要被抓去枪毙，我害怕……”赵尚志微笑着对妹妹说：“不要害怕，哥哥干的是爱国的事，你要相信哥哥。”[2]
为了吸收更多的学生参加革命斗争，赵尚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许公中学发起组织学生会。6月末的一天，他在哈尔滨西菜市场后边草地上召开的学生会筹备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力量地去跟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次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学生会副会长。这是哈尔滨市最早的学生会组织。反动统治阶级把学生的革命行动视为“大逆不道”，从东省特区教育厅厅长到许公学校校长一起出动，要扼杀学生会组织。狡猾的校长熊某，在一次早会上，讲了一通什么“自治之道为立身之本，是修养之基”[3] 的美言之后，还假惺惺地请学生会代表上台讲演。年幼的赵尚志未能识破其伎俩，跳上讲台，慷慨激昂的讲述了学生会的宗旨和成立经过，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学生会的活动。他的讲演博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熊校长也佯作笑容，假意拍手赞同。但不久赵尚志等三人被叫到校长室，挨个盘问。那个熊校长对他们进行利诱和威胁，让他们宣布解散学生会，“埋头读书，不要图谋不轨”。赵尚志等拒绝了这个“命令”。熊校长便以“不守校规”的罪名，宣布把赵尚志和另外两名学生开除，并亲自将他们三人赶出校门。目睹这一情况的一位同学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过了两个小时，他们从校长室回到了教室。满面怒容的校长跟在后边，透过眼镜怒视着他们。这三个学生回到自己书桌前从容地收拾书籍，丝毫没有匆忙急迫的样子。这种沉着无疑是对校长的无声的抗议。熊校长更气急败坏，举起拳头喊叫：‘你们这样放肆，我就叫警察来。’但这三个学生从容地把书挟在腋下，一声不响地从教室走出去。他们压下了胸中的愤怒，态度非常安详潇洒。真是不愧为战士的风度。全校的同学、教师看着他们从校门走出的样子，都是默默无言。”[1]
赵尚志被无理开除出许公学校后，在《黄浦潮》上看到了介绍黄埔军校的文章，便下决心为革命去学军事。当这个志愿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之后，他又耐心地说服父母，取得了家庭的同意。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石为他写了介绍信，并亲自给他筹款做路费。
赵尚志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已经是11月初，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早已结束，不再办理补考手续。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并没有动摇他学习军事的决心。他天天到学校去恳求，终于得到了许多革命教师的同情，经校方批准，被接收为第五期入伍生。赵尚志的文化基础较差，体质也弱，入学初，他课程学习跟不上，训练也很吃力，特别是骑马训练时，他动作迟钝，总落在别人后边。但他毫不气馁，比别人付出了加倍的精力和时间，使各门学课和术科很快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还积极参加了课外政治讨论会，每发表意见，都有独立见解，因而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支持下的军事法西斯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了反苏反共的“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赵尚志积极参加了张贴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和营救被捕共产党员的活动。同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不准跨党。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返回了哈尔滨。
二
1926年夏，赵尚志到中共哈尔滨地委，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运，在双城从事建党，在长春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11月，根据地委指示，利用国共合作的条件，他又和一些国民党员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告密，奉系军阀驻长春宪兵将他和另一共产党员逮捕入狱。1927年3月8日的《盛京时报》报道这一消息时称：“本月二日午后三时余，驻长春宪兵分所照会日警署，在附属地三道通四十二番地楼上查获韩守本(二十岁左右)、赵尚志(十八岁)[1]。尚在其住宅搜查出党印一颗，其文曰：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之印，党书十余本，印刷品、宣传单等……实系受委东来宣传共产主义不讳。”
赵尚志被捕后送进吉林第一监狱。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惑哄骗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他不但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利用各种办法接近那些因反对奉系军阀而被捕的“政治犯”，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他还经常从牢房的铁栅口伸出头来，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揭露军阀政府镇压革命、卖国求荣、涂炭百姓的罪行。
这个监狱有个姓王的监狱长，肆意虐待“犯人”，克扣“犯人”的伙食费肥私，使“犯人”的身体和精神遭到严重摧残。赵尚志利用省长派人视察监狱的时机，组织难友们开展了要求改善待遇，反对克扣伙食的绝食斗争，迫使吉林省省长张作相调走了那个监狱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狱中规定每周上一次“教诲课”，妄图用灌输封建主义思想，来劝诱“政治犯”“改邪归正”。赵尚志则把上“教诲课”当作向狱友进行宣传的好机会，当堂提出问题，并同“教诲师”辩论。有一次，他一连提出三问：反对帝国主义犯的是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是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狱犯不犯罪?他的质问和辩论是非分明，义正词严，博得了难友们的称赞。那位“教诲师”最初被驳得瞠目结舌，无话可答;经过多次辩论，他也逐渐被赵尚志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决心弃恶从善，毅然站到革命方面来，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的活动。赵尚志出狱后，引导这位同志参加了革命，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
1928年12月张学良改旗易帜后释放了狱中的国民党员，而赵尚志仍被作为“赤色分子”监禁在狱中，并于1929年3月押送到南京。在南京审讯时，赵尚志态度坦然，一口咬定自己是因国民党案而被捕的，仍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同年5月20日，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奉南京政府司法部之令对赵尚志案进行审理，认定他是“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即行开释。赵尚志出狱后回到哈尔滨，立即给中央组织部写信汇报狱中斗争经过，并请求党分配工作。6月，他被派到中共北满特委负责学生运动。
1929年底，赵尚志到沈阳，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做团的工作。不久，省委负责人刘少奇派他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又在团中央训练班学习。在这里他听到周恩来、李立三等的讲课，眼界更开阔了，理论上的修养也加强了。回沈阳后，他奔走于青年学会、外交学会、东北大学、同泽中学、翠升艺术学院及银行等单位的进步青年、爱国人士之间，组织讲演会，举办团干部训练班，发动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斗争。
1930年4月12日，奉天( 沈阳) 国民外交学会举办讲演会，主讲的是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他在讲演中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吹嘘成“天堂”。为了揭露这种欺骗宣传，争取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赵尚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这次讲演会。正当主讲人讲得口沫横飞，得意忘形的时候，赵尚志从容不迫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问主讲人：美国一般工人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美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矛盾如何呢?美国的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他又向外交学会提出质问：“前几天日本人无故打死中国人一事，外交学会为什么置若罔闻?这种态度是否违背民族利益?”[1] 这一连串的质问，引起广大听众的共鸣，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使会议主持者和主讲人十分尴尬，只好把讲演会草草收场。但散会之后，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由于同时被捕的杜兰亭叛变，赵尚志的身份暴露了。
敌人为了得到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的情况，在赵尚志被捕后的三天之内，宪兵侦缉队长雷恒武亲自出马，对他进行了四次审讯。敌人先用花言巧语哄骗赵尚志说：只要你交出共党组织的情况，承认自己“年青幼稚，误入歧途，悔过自新”，就立即释放你。赵尚志看穿了敌人的卑鄙伎俩，当即严词斥问：“青年人爱国有什么罪?难道爱国是误入歧途?”雷恒武恼羞成怒，收起软的一套，对赵尚志施用了各种酷刑。赵尚志毫不屈服，严词痛骂雷恒武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封建军阀的孝子贤孙”。当场目睹此种情景的看守们在背后钦佩地说：赵尚志“真是英雄，有中国人的骨气!”不久，张学良派秘书来劝诱赵尚志说：只要你声明脱离共产党，要学习，可以派你到日本留学，要当官，可以安置好差事。赵尚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是爱国青年，国难当头，救国的事业我要坚决干到底!”[1]
不久，敌军法处长阎白川、侦缉队长雷恒武、司法科长王冠山及教育厅特派员等头目出面，对赵尚志等进行会审。那天，军法处长阎白川刚开口，赵尚志和同案被捕又一同受审的其他同志，都异口同声地控诉侦缉队非法捕人，严刑逼供，强迫画押的野蛮暴行。雷恒武处境十分尴尬。他为了挽回败局，让叛徒杜兰亭出庭作证。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形象，吓得叛徒出庭后不敢吱声。雷恒武气得暴跳如雷，狠狠地打了杜兰亭一记耳光。这次会审不仅没有审出新的情况，连旧的供词也一起推翻了。军法处长无可奈何，只得宣布退庭。敌人对赵尚志等人束手无策，只好把他们送到奉天第一监狱未决监里继续关押，将此案搁置起来。
被关入第一监狱不久，赵尚志等人与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根据省委的指示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由于狱中的非人生活，瘟疫严重蔓延，每天都有几个难友丧失性命。面对这种情况，在党支部领导下，成立了由赵尚志等三人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对革命互济会和各家属送来的钱和药品，按轻重缓急统一分配使用，对重病号给予细心照料，使许多难友战胜疾病，恢复了健康。 1931年的五一节，他们兴高采烈地组织了文艺演出，以鼓舞难友的斗志并教育看守。
狱中党支部还组织了读书会，赵尚志带头参加，积极学习革命理论，为迎接新的战斗做好准备[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积极营救之下，赵尚志和其他同志于当年底一道被释出狱。
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宣言和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10月，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满洲省委“利用有利时机，选择群众基础较好，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创建游击队，开辟游击区。”[3] 但11月省委遭到破坏，工作陷于停顿。正在这困难的时候，沈阳监狱中的一批干部被释放了。
1932年春节前夕，赵尚志回到哈尔滨。他立即找到刚从沈阳转移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罗登贤高兴地同他谈了话，分配他作省委军委工作。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占领了辽宁和吉林，正向北满的心脏——哈尔滨推进。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护路军司令丁超、吉林军卫队团团长冯占海、驻防双城的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等部集结在哈尔滨附近。在哈尔滨市各界人民的推动下，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了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准备打一场哈尔滨保卫战。
为了推动和支援义勇军、自卫军的抗日斗争，赵尚志和杨靖宇、冯仲云等一起，到哈工大、法大、医专、一中及电车厂、烟厂等单位进行反日宣传，组织工人、学生参加义勇军。为了使自卫军和江北义勇军联合行动，他冒着危险，奔走于义勇军和自卫军部队之间进行联络和组织工作。但是，在打了几仗之后，自卫军败退了，哈尔滨陷于敌手。赵尚志原来设想的在对义勇军和自卫军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的计划失败了。
1932年春，由于我党的影响，在北京上大学的东北籍学生张甲洲、张文藻等人返回家乡，在巴彦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命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于同年5月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化名李育才)去该部工作。赵尚志来到巴彦，发现这支队伍不是在依靠工农、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人数有七百余名，但其中“绿林好”土匪的势力很大，部队很不巩固。赵尚志对张甲洲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劝他整顿队伍，严明纪律，改善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建立司令部直属的教导队，培养部队的骨干力量。张甲洲接受了赵尚志的建议，聘请赵尚志为参谋长。于是，赵尚志首先帮助张甲洲，以原有模范队为基础，成立了约二百人的教导队;还成立了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8月底游击队攻占巴彦县城。这时“绿林好”同地主劣绅相勾结，企图分裂队伍，准备投降。五天后，赵尚志和张甲洲研究决定，把游击队转移到东兴县(今属木兰县)。“绿林好”闻讯部队转移，勾结地主武装和红枪会袭击教导队。游击队缺乏思想准备，仓促应战，因而遭受一些损失，赵尚志的左眼也受重伤。同年11月赵尚志伤愈回到游击队时，满洲省委派巡视员来传达贯彻“北方会议”“左”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根据省委的指示，赵尚志和张甲洲商量后，将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
赵尚志率领部队转战于呼兰、绥化、兰西、安达等地，在群众中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没收恶霸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因此，红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但是没收地主的粮食和财产，引起了地主阶级的仇视和反抗。红军不仅与日、伪军作战，而且经常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处境十分困难。张甲洲也对整顿队伍不满，开始排斥赵尚志等共产党员，导致了部队内部的混乱。加上队伍经常到处奔袭，没有可靠的根据地，活动到铁力时，遭到地主武装和鄂伦春族武装索力营的袭击而被打散，时值春节前夕，农民出身的战士思家心切，纷纷离队回家。赵尚志只好带十来个人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
满洲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认为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完全是赵尚志执行右倾路线的结果，因而强令赵尚志深刻检查。由于赵尚志思想不服，进行申辩，竟被开除了党籍。斗争的挫折，使赵尚志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摒逐于千里之外。……”[1]
尽管如此，他为抗日献身的坚强意志依然没有丝毫的动摇。1933年4月，他从哈尔滨来到宾县参加了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当了一名马夫。一次，孙朝阳部队被敌围困于宾县东山，处境十分危险，孙朝阳自己束手无策。赵尚志提议以攻为守，用一部分兵力据守东山，一部分兵力攻打宾县。孙朝阳采纳建议，并让赵尚志率队攻城。赵尚志乘虚而入，占领宾县城，迫使敌人撤了围。事后，孙朝阳任赵尚志为他的参谋长，受到孙部官兵的信任。
赵尚志总结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教训，认真研究抗日武装斗争的策略问题。他曾向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同志们生动的讲述了自己的见解：和强大的敌人——日寇作战，“不能像红枪会那样空喊刀枪不入，拿着勇士的身躯跟敌人枪炮硬拼。那是‘红胡子’打官司，没有个赢。要打赢，就得穷棒子娶媳妇，凑合破烂家当办大事。要用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弱胜强的战法，这就是打游击战”。他还说明，要取得抗日胜利，就要实现民族大团结。“现在抗日的人不少，但都打败仗，原因就是不团结。抗日队伍东一股，西一股，很不统一，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抗日不是为了大帅和将军的私利，是关系到(东北)三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一致行动，才能胜利。”他强调指出，“抗日没有主心骨不行。国民党搞不抵抗主义，马占山跑掉了，只有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最勇敢，应当成为抗日的领导者”[1]。他把游击战争、团结抗日和党的领导，当做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胜利的保证，反复宣传并积极执行。
7月，赵尚志在孙朝阳部队里会见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代表崔钟鸣。崔钟鸣向赵尚志传达了珠河中心县委对他的看法，希望他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并把珠河县委派到孙朝阳部工作的李启东介绍给他。从此，赵尚志和李启东携手工作。正在这时，一个特务打着救国会代表的旗号，诱骗孙朝阳进关“商讨抗日大计”。赵尚志感到来人形迹可疑，力阻孙不要上当吃亏。在敌特造谣挑拨之下，孙部下属一些人，阴谋要杀害赵尚志。赵尚志得到反日会员王德全的报告，立即与李启东商量，率李福林、李根植、王德全等7人携带1挺机枪和11支步枪，脱离孙部找珠河县委去了。
赵尚志到珠河县委听到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传达。他回顾巴彦游击队失败的教训，孙朝阳队伍工作的挫折，对这一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的指示，感到格外亲切，决心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这一指示。
1933年10月10日，中共珠河县委在三股流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选举赵尚志为队长，队员13人，有1挺机枪和13支步枪。哈尔滨反日总会代表和珠河县委代表参加了大会，祝贺珠河反日游击队的诞生。赵尚志带领全体队员庄严宣誓：“我们珠河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为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出东北，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2]
珠河游击队宣布执行杨靖宇领导下的盘石人民革命军的斗争纲领，贯彻执行党的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策略;队内成立党支部，以李福林为书记。游击队注意做群众工作，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三股流、石头河子、板子房等地建立游击根据地。赵尚志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发展壮大游击队，率领队伍缴了东西五甲、二道河子、张家湾警察所的枪，召开群众大会清算了汉奸走狗的罪行，审判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亲日走狗王福山。接着，又在罗家店击溃了一百多日伪军的进攻，在火烧沟击毙了日军“讨伐”大队长以下二十多人。年底，游击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帮助，解除了宾县七区保卫团长刘林祥的武装，得机枪1挺、长短枪13支、马13匹、子弹数千发。游击队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斗志昂扬，英勇战斗，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发展到七十余人。游击队初创，旗开得胜，鼓舞了士气，教育了群众。当地群众赞扬说：反日游击队真正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四
新生的珠河反日游击队威震哈东地区。广大工农群众把这支队伍看成自己的希望，义勇军中的爱国士兵也对这支队伍非常敬佩，纷纷向其投奔。敌人则把游击队视为“北满治安的最大祸患”，对其进行疯狂的“讨伐”。他们为了分化瓦解抗日部队，提出“专打游击队，不打义勇军”的口号，并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赵尚志。
1934年春，为贯彻执行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抗日队伍，赵尚志提出了在“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没收敌伪财产充当抗日战费;保护群众利益、武装群众共同抗日、允许群众反日自由”[1] 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反日部队共同抗日的主张。经过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珠河游击队联合了大批反日武装。2月底，赵尚志率队到珠河铁道北，召开了“爱民”、“青林”、“北来”、“铁军”、“七省”、“友好”等义勇军和山林队的二十多名首领会议，共同协商通过了在三个条件下共同抗日的“通令”，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一致推举赵尚志为司令。从此以后，珠河一带的各反日部队纷纷前来加入联合军。赵尚志率领游击队，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缴了日伪警察所的武器，拔掉敌人据点，清算汉奸走狗，巩固和扩大了珠河游击根据地，并通过联合作战，教育和锻炼了义勇军队伍，改善了义勇军和群众的关系。
同年5月，赵尚志率领游击队和义勇军各部五百多人，攻打宾县县城。这次战斗因为赵尚志轻敌，战前向敌人下了战书，敌人已预有准备。联合军攻入城内后，守城敌军一边顽抗，一边向哈尔滨求援，第二天敌人即派飞机到宾县扫射，日军小越部队也赶来增援。联合军指战员虽奋勇同敌人展开巷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并用步枪击落敌机一架，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县城。
为了扩大游击区，赵尚志把队伍分散各地进行活动。他率领游击队和联合军一部共三百余人，到宾县三、四、五区开辟群众工作。队伍驻在三岔河时，遭到来自珠河、宾县的日伪军七百多人的攻击。赵尚志沉着指挥部队应战，利用土墙和炮楼做掩体，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游击队在敌众我寡，重兵包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坚持了两天一夜，最后利用夜幕撤出战斗。此役共消灭敌100多人，其中日军占一半;我方牺牲2人，伤3人，游击队创始人之一、骑兵队队长李根植也在战斗中英勇献身。1934年6月29日，根据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张寿篯(李兆麟)任政委，下设3个总队，9个大队，共450人。队伍改编后，赵尚志率第一总队和义勇军部队在宾县一带活动，张寿篯率第二总队在道南活动，韩光率第三总队在道北活动。
日本侵略军凭借武力消灭反日游击队的企图落空后，就采取了毒辣的阴谋手段，派遣武装特务暗杀了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哈东支队经济部长李启东。与此同时，敌人又在哈尔滨逮捕了赵尚志的父亲，并以赵尚志父亲的名义假造“规劝信”，诱骗赵尚志投降;还派奸细散布谣言，挑拨离间。义勇军首领“黄炮”受敌人的利诱，背叛抗日盟约，勾结地主豪绅，闯入根据地烧杀掠夺，破坏群众组织，掀起了一股投降逆流。
赵尚志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更坚决的行动来粉碎敌人的阴谋。他指示侯林乡自卫队联合地方武术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击溃破坏根据地的叛军“黄炮”部，并逮捕了汉奸特务，召开群众大会审判处决，从而制止了投降逆流。为了狠狠地惩罚敌人，赵尚志又组织联合军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仅8月一个月，就在滨绥线上袭击车站91次，翻车16次，毙敌46人，伤敌102人，使敌人的直接损失达130万元。其中最著名的是蜜蜂袭击战。一天黄昏，雷雨刚过，赵尚志亲自率领队伍来到九站至蜜蜂间的一个地点，迅速拆掉两条铁轨后埋伏了起来。不久，敌人一列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军用列军开到这里，在一阵哐哐啷啷的响声中离轨翻车。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冲上铁路，干净利落地消灭了随车的全部日军，车上的大量军用物资被我缴获。游击队频繁袭击铁路线使敌寇惊恐不安，不得不哀叹：“满洲交通变为地狱。”[1]
同年中秋节前夕，赵尚志又组织了攻打五常堡的联合作战。五常堡是哈南重镇，四面围着土墙，并设有炮楼，驻扎五百多日伪军。赵尚志的部署是：以游击队为主力的联合军六百多人攻城，地方青年义勇军在哈尔滨至五常堡的公路上阻击打援。那天，我游击队首先从北门攻入城内，占领了三个炮台，与敌展开巷战。激战四个小时，日军守备队不支，乘夜仓皇逃跑。游击队缴获了九十余支步枪和大批子弹，以及布匹、胶鞋、面粉等物资，在城里散发了传单，处置了恶霸汉奸，然后迅速转移，安全渡过牤牛河。此时敌援军赶到，但却未敢追击。我军遂乘胜前进，顺利地攻下了八家子、康家炉、梨树沟、方城岗等地，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次战斗解决了我军冬装和大量粮食物资的急需，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扩大了哈东支队的政治影响。
五
赵尚志在珠河游击队创建初期，就听到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满洲省委代表关于中央苏区和红军情况的报告，受到深刻的启发。他在珠河中心县委领导下，学习了中央苏区的经验，在珠河的铁道南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铁道南的三股流是哈东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不仅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反日工作，还设有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印刷厂等等。原来的穷山沟完全变了样，呈现出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发展生产的一派令人振奋的革命景象。
游击队每次打了胜仗，都要召开几百人、上千人的群众大会进行庆祝。每遇这种场合，赵尚志就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在赵尚志身教言传的影响下，游击队的干部、战士都注意做群众工作。他们一到驻地就跟群众一起下地，边劳动，边宣传，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群众把游击队看做是自己的子弟兵，主动为游击队烧水做饭，缝洗衣衫;青年义勇军和儿童团员，还替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真是军民亲如一家。赵尚志在生活上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吃、穿、用和战士完全一样，毫不特殊。一有空闲，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帮助群众劈柴、推磨，深受群众称赞和爱戴。
在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的领导下，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哈东根据地就扩大到包括珠河、宾县、延寿、方正、阿城、五常、双城等县的东西200多里、南北350多里的大片山区，人口有10多万。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党的组织和反日会、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迅速扩大和发展，仅反日会员就有一万多人。在此基础上，1934年7月成立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下辖三十多个分会。农民委员会是根据地人民当家做主，团结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政权，担负着领导生产、拥军支前、组织武装、侦察敌情、锄奸、交通等重要任务。它一成立，珠河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有自卫队员达到5000余人，青年义勇军和模范队员达到1000多人。这些半脱产的武装队伍，不仅配合哈东支队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游击队输送了大量的经过训练的战士，成为游击队的可靠的后备力量。
赵尚志按照党的有关指示，在游击根据地实行了没收卖国贼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的政策。在税收方面，规定开荒地免税，熟地根据每户种植面积多少，收低额的累进税：种五垧以下的户每垧年收五角，五至二十垧者每垧收一元，二十垧以上者每垧收两元。连日伪也承认“赵尚志的赤色地区税率最低”[1]，只等于过去军阀收税的三分之一，日军占领区的五分之一。赵尚志还组织根据地的农民开展生产自助，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冲破敌人封锁，千方百计组织物资交易，保障群众生活用品的供应。为了宣传民众，动员民众，他们还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哈东人民革命报》;又派政治干部李兆麟、赵一曼等，帮助地方开办小学和群众夜校，进行抗日爱国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环境虽然很艰苦，但人们充满着革命热情，与当时敌伪统治区人民的悲惨情景形成了鲜明对照。人民群众自豪地称根据地为“红地盘”;敌人则哀叹：“珠河地区宛然有共产王国之感”[2]。
敌人对赵尚志领导下的这块“共产王国”极端仇视，下决心要将其“彻底摧毁”。1934年11月，日寇以驻哈尔滨日军守备队为主力，调动伪第四军管区所属的褚旅、邓团、王团以及警察大队等三千多人，包围了哈东游击区，并切断交通要道，实行分片进攻，妄图把我游击队“各个击破”在根据地里。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赵尚志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他把游击队的一部分部署在游击区各处，袭扰来犯之敌，使敌人到处扑空，奔波疲劳;他自己亲率另一部骑兵主力，越过威虎岭北上，到方正、延寿一带扰乱敌人，威胁其背后，并进行休整。等到进攻根据地的敌人精疲力尽、进退两难时，他又率领经过休整的骑兵主力，迅速返回根据地，狠狠打击敌人。就在赵尚志率队返回道南游击根据地的途中，行至肖田地附近，突与日军望月部队200多人和伪军邓团300多人相遇，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迎面的敌人不仅有优势的火力，而且占据有利地势，我军处于不利境地。但战斗一开始即发现敌军动作迟缓，暴露其疲惫不堪的窘态。而我军经过休整，士气正旺，在赵尚志指挥下，一连打退了敌军的几次冲锋。敌人见硬攻不行，便依仗其人多，改取包围阵势。在远距离火力交锋中，赵尚志左肩受伤，但仍坚持指挥部队作战。日落之后，敌人包围圈逐渐缩小，情况危急。赵尚志表现得异常镇定，他忍着伤痛，命令数名勇士带着三十多匹战马，在暮色苍茫之中，从日军和伪军衔接部的薄弱地段强行突围，主力仍在原阵地隐蔽不动。当那几名勇士带着战马冲过敌营时，敌人以为我军全部突围，便集中火力向结合部猛烈射击，并发动追击。就在大批敌人脱离阵地追击我突围马群时，赵尚志指挥主力从敌背后发起猛攻。敌人被打得蒙头转向，立时大乱，我全军乘机突出了包围圈，安全转移。这次战斗共消灭日伪军110多人、白俄警察20多人，我军只有3人伤亡。日军司令望月看到我军转败为胜、秩序井然地突围转移的情景，不禁惊呼：此战“必有名将指挥!”肖田地战斗之后，敌人调来大部队追击我军。赵尚志迅速把队伍化整为零，与敌周旋。直到12月底，日伪军仍对赵尚志领导的哈东支队毫无办法，只好将讨伐部队全部撤回。
在一年多创立游击队和根据地的斗争中，赵尚志坚定地依靠党的领导，经常向珠河中心县委汇报工作。县委也非常了解赵尚志，多次向省委提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请求。1935年1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决议指出：“开除赵尚志党籍”，同由于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在充分肯定“赵尚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等卓越成就的基础上，“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党籍”。[1]
六
根据满洲省委指示，1935年1月28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根据地青年义勇军的骨干，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军以下先成立第一师，赵尚志兼师长，下辖三个团。
不久，敌人开始了春季“讨伐”。赵尚志第三军务团部署在游击区各地，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互相配合消灭入侵之敌。同时，他率领司令部直属的少年连越出敌人“讨伐”圈，声东击西，打击敌人。他利用敌“讨伐”队到处乱窜、缺乏相互联系的弱点，把游击队化装成伪军“讨伐”队，大摇大摆地进入敌人据点四道河子，派传令兵通知当地大排队头目说：“国军‘讨伐’队与赵尚志作战失利，正在向村子里撤退，快出来迎接!”大排队的头目包队长真以为是“国军”来了，率大排队到场院列队迎接。赵尚志率队来到场院，给大排队“训话”。他声色俱厉地说：“赵尚志已经打到村里了，你们在那干什么?都是混蛋!”遂下令缴了四道河子大排队的械。接着又缴了三道街、包家岗等大排队武装，共得枪100多支。随后，赵尚志率队进入延寿县境内缴了花拉子大排队的枪，还焚烧了乌拉草沟和姜家崴子的警察局、所。
这时，在土龙山农民暴动中起家的东北民众军司令谢文东和自卫军支队长李华堂[1]，在依兰、勃利地区遭到敌人“讨伐”、受到严重损失之后，转到延寿、方正地区活动。谢、李派人邀请赵尚志去帮助改编他们的队伍。赵尚志为了联合他们抗日，前往方正县大罗勒密，与谢、李等人会晤。经过协商，决定仍以一年前联合各反日部队时提出的三个条件为基础，以第三军为核心，联合谢文东、李华堂、祁明山的队伍，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赵尚志被推举为联合军总指挥。3月9日，赵尚志指挥联合军五百多人攻打方正县城。城内有日伪军二百多人。我军夜间完成包围，凌晨分四路发起总攻。第三军少年连首先突破敌人坚守的东门，攻进警察署，将其武装全部缴械，还烧毁了日本参事官住宅。之后，由于日军退入设有工事的大院，依仗高墙、炮台进行顽抗，我军没有爆破装置，久攻不克，伪军屠旅又前来救援，遂主动撤出了县城。攻打方正一战，吓得敌人撤回了“讨伐”队去守卫城镇，春季“讨伐”只得偃旗息鼓。
是年5月，赵尚志根据满洲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部署精神，率领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一团以及部分联合军队伍，东征到牡丹江沿岸开辟新区，并准备打通与汤原游击队的联系，以便组织松花江两岸整个北满地区的联合作战。东征途中，联合军攻克了半截街、新开道，收缴了老五团、楼山等警察局所的武器。敌人发现我军东进，立即派兵进行前堵后截。赵尚志利用山区有利地势，依靠当地人民的支持，狠狠地打击了跟踪我军的白俄森林警察队，摧毁了掠夺我森林资源的近滕林业公司和森林铁路车站，又进攻了三道通，击溃伪军赫团。我东征队伍节节胜利，震动了依兰、勃利地区的敌人，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但是，由于敌人对牡丹江沿岸地区控制严密，大部队不宜久留，赵尚志遂决定，留第一团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司令部带部分队伍返回珠河。
“讨伐”和反“讨伐”，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敌人在关东军参谋长统一指挥下，从1933年起两年间就进行三次“全满大讨伐”，和十多次地区性“讨伐”。但是，这些“讨伐”都在我抗日武装的沉重打击下遭到失败。敌人也不得不供认：“尽管讨伐在人力、物力上牺牲很大，但没有取得应有效果。”[1] 然而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却在反“讨伐”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哈东游击根据地也随之越来越扩大。
哈东反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日伪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1935年夏，敌人在哈尔滨召开滨江等北部六省警务指导官会议和宾、五、双、阿、珠、延六县参事官会议，炮制出毁灭哈东根据地的毒辣计划。为实行这个计划，在驻哈日军岩越师团长指挥下，在帽儿山设立了六县办事处，统一指挥该地区的一切日伪军警。敌人调动了驻哈日军和滨绥铁路沿线日军守备队三千多人，以及第四军管区所属伪军和警察大队，向我哈东游击区大举进攻。与此同时，以各县伪县长和日人参事官为头目的“治安工作班”，配合军事“讨伐”，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敌人放火焚烧根据地的房屋，强迫群众移居到戒备森严的大屯里。一时间，我根据地一片血海烟云，道南的许多村屯被烧光，沿山区几乎没有人家。敌人烧完道南根据地，又开始扫荡道北根据地，眼看根据地将被化为灰烬。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珠河中心县委执委会于9月10日在道南召开会议，赵尚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目前哈东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定第三军在反讨伐斗争中扩大队伍，主力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
赵尚志根据会议精神，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中的骨干，将第三军原有三个团扩编为六个团。10月间，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远征，到达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与先期到达这里开辟工作的第一团会合，并前往五道河子会见了与第一团共同活动的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在四军军部，赵尚志看到了“八一宣言”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由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签署的1935年6月3日“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简称“六三指示信”)。赵尚志和金策等第三军党委的同志们在勃利县西青山里山沟开会研究了这些文件，决定了第三军活动的重大方针：赵尚志率主力北上，协助李延禄、谢文东、李华堂等部及汤原游击队，把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使其成为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军事集中领导机关;帮助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开辟背靠小兴安岭的广阔的江北游击区，收编江北的义勇军、山林队，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在小兴安岭森林中建立抗联训练所，培养军政干部;江南由金策、郝贵林负责，与第五军派遣队和饶河游击队联系，并帮助第四军成为完全的基本队伍[1]。根据上述决定，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同李延禄一起北上，与汤原游击总队会合，扩大和巩固了汤原根据地，并帮助汤原游击队完成了改编任务。汤原游击队改编为第六军后，由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篯由第三军调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接着，三军党委和汤原中心县委共同商量，就召开抗日联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成立抗联总司令部问题，向满洲省委作了请示[2]。此后，北满抗日联军领导人会议于1936年1月29日召开，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篯、冯治刚、李华堂、谢文东等出席。这是北满地区抗日部队领导人的一次重要会议，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来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这个司令部作为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最高指挥机关，在统一指挥军事行动，统筹给养，统一调配干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汤原根据地得到巩固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江北游击区，1936年春，赵尚志率第三军司令部直属队和五、六两团，开始向木兰、东兴(今属木兰)、庆城(今庆安)、铁力、海伦等地区远征。4月初，远征部队首先攻打了舒乐镇。舒乐镇北通汤原，南达依兰，西接通河，地处交通要道。镇里驻有日军守备队一小队(排)，还有伪军和警察200多人。赵尚志详细侦察敌情之后，组织了70人的手枪队，化装成伐木工人潜入镇内，封锁了守备队、伪军、警察队驻地。中午12点，里应外合发起进攻，歼灭全部守敌，俘虏日军30多人，伪军80多人，缴枪300多支，拔掉了敌人的这个重要据点。赵尚志率队继续西进，到达八浪河谷，又歼灭了伪军一个连和一个警察队，击毙了日参事官以下一批日伪军。 1936年初夏，远征部队顺利到达了木兰县蒙古山一带，破坏了敌人新归并的“集团部落”，缴了一些保甲警察和大排的武装，并收编了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四十多支义勇军小部队，在松花江北岸的广大地区点燃了抗日烈火，与江南活动的第三军第二、三团相呼应。江北敌人对此大为惊恐，慌忙从哈尔滨和佳木斯调动重兵集结于滨北线一带，妄图消灭赵尚志的远征队。但是，赵尚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开敌人大的部队，先以小部队四处出击，随后又把部队迅速地带回汤原游击根据地进行休整。
这一年，第三军在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在原有6个团的基础上扩编成7个师，共有6000多人，其中基干队伍1500多人。
赵尚志带队远征时，就要三、六军留守处主任张寿篯迅速组织队伍，坚决消灭汤旺河沟里查巴气、老钱柜的敌人据点，把具有战略意义的汤旺河沟根据地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张寿篯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从此，汤旺河谷成了三、六军休整和训练的后方基地。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和仓库。赵尚志非常注意培养干部，认为这是一项坚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工作。他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军政学校，亲自担任校长，派得力干部担任教官。学校在三个地点，办了三期。学员们除爬山、渡河、射击、骑马、战术训练外，还学政治课，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坚定抗日救国的决心。这所学校为抗联三、六、九、十一军培养了许多干部。此外，赵尚志还派于保和办了无线电学校，为部队培养无线电通讯人才。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还在松花江两岸山区的大小古洞、八浪河谷、帽儿山北坡、蒙古山和大罗勒密等地建立了后方密营，作为部队游击活动中的临时休整补给基地。
七
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仍由赵尚志任军长。但第三军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极为复杂的新情况。这就是，由于党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自1935年后，满洲省委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初，将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陆续调到苏联进行审查。因此，自1935年4月满洲省委最后一任(代理)书记杨光华以省委名义发出要求“各地党团组织经常遵守中央的指示，努力把它适合各地的状况，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的指示[1] 之后，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及抗日部队之间的关系也中断了。到了年底，吉东方面转来了1935年11月23日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简称吉特补充信)。随这封信还带来一个秘密小条子，说满洲省委出了奸细。要求珠河中心县委和三军党委封锁满洲省委。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感到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轻信，需要核实。因此，派代表去吉东了解事情的原委。但去吉东的代表只写来一封信说：省委有奸细，是中央代表团通知的，要求珠河与省委断绝一切关系[2]。不久，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得知吉东特委遭受破坏的消息，更感到情况复杂。为慎重起见，赵尚志派魏长魁前去哈尔滨了解省委情况。魏长魁由哈尔滨返回后汇报说：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都调去莫斯科，省委只有团负责人小骆一人。小骆认为，省委有奸细的说法是谣言，可能是吉东有奸细或中央有误会造成的，省委在近期内与中央解决这一误会，未解决之前，珠河和三军可独立工作。小骆还提出：对吉东方面要注意考察，同时不要与他们发生直接交通关系。[3] 听了魏长魁的汇报，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对吉东的怀疑更加加重了。
就在此时，又从吉东转来1936年3月12日中央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简称中代信)。在反复研究吉东转来的这些指示信时，赵尚志不仅对这些信的合法性产生了疑问，而且对信中提出的具体策略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第三军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另一种情况，是敌人在北满采取了新的策略。敌人总结了过去军事“讨伐”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所谓“治标、治本相结合”的更加惨无人道的策略，从1936年开始了新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他们在继续军事“讨伐”的同时，强迫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在根据地大肆烧杀，妄图实现所谓的“匪民分离”，以割断抗联和群众的联系。这就给我北满地区抗日部队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为了总结执行“六三指示信”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对敌斗争的策略，统一北满地区党的领导，赵尚志提议召开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的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经过各方面的酝酿，联席会议于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召开，出席的有赵尚志、冯仲云、张兰生、朱新阳、夏云杰、白江绪、李福林、李熙山、黄成植和黄吟秋等。
赵尚志在这次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根据他的报告，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肯定了贯彻执行党的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所取得的成绩，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决议案指出：1935年以前，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期，珠河工作上犯了“左”的关门主义错误，排斥了一些愿意抗日的地主和大排队(地主武装)，因此在敌人秋季“讨伐”时党和游击队被孤立，遇到很大困难。而从贯彻执行“六三指示信”和“吉特补充信”、“中代信”以来，对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理解和运用上，则出现了右的错误。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退守策略，在对伪自卫团、伪军、敌人“集团部落”政策等问题上了出现了右的错误。赵尚志认为这些错误的根源，是“六三指示信”中的总的右倾精神的影响。
在会议通过的组织决议中，认为所谓的中央代表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手续，因此没有接受“中代信”的建议。鉴于当时组织混乱的状况，并从北满的实际出发，决定成立北满临时省委。会议选举赵尚志为执委主席，冯仲云为书记。
为了直接与上级组织接上关系，接受领导，会议决定派朱新阳为代表，携带会议文件赴莫斯科汇报。朱新阳到莫斯科后，在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汇报时王明强调指出，“反满抗日不能并提”是正确的，“满军是难得的同盟军”[1]，并将朱新阳训斥了一顿。朱也没有返回东北。从此，东北党的内部围绕“六三指示信”的态度，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7年6月底，在汤原县六军密营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参加的有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张兰生和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等13人。与会者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并对维护吉东和北满之间党内团结、协调抗联各军之间的军事行动、对敌斗争中互相支援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对“六三指示信”、“中代信”和“吉特补充信”中提出的一些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赵尚志在珠汤联席会议和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对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上述指示的不同意见主要是：
他反对王明提出的“反满抗日不能并提”和“满军是难得的同盟军”的说法，认为驱逐日寇和推翻“满洲国”是不可分割的，抗日必须反满，这样才和“八一宣言”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提法相一致[1]。他说，满军在放下武器之前还是敌人的工具，对他们“采取哗变、缴械、瓦解的政策”[2]。当然与满军接触时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来争取他们“同情抗日救国直到拉出来反正杀敌”是应该的，但对满军的亲日、反人民的罪行要给予揭露。
他反对“六三指示信”中关于对那些准备投敌的义勇军和山林队，只能向其宣传“投降就是缴械送死”的道理，即使对已经投敌的队伍也不能缴械，只能劝告他们不要进攻我们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混淆了抗日与投降的界限，不利于巩固抗日队伍。他主张对“坚决要投降，劝止不听者缴械”，但“须注意军事上之可能与统一战线上发生影响”[3]。他驳斥了有人批评第三军把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接受降旗的山林队予以缴械，是破坏了统一战线的说法。主张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一切为了反日战争的胜利”，而不应该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他反对“六三指示信”等函件中关于为了保存实力游击队可以离开原地、政府也应随军迁移，并说服群众自动进大屯，在大屯内安排抗日人员当保甲长，以保持抗日部队和群众联系的主张，以大量铁的事实证明：“集团部落”政策是敌人割断抗联和群众联系的毒辣的手段，如果我们不去粉碎“集团部落”，我们就站不住脚。他主张“对集团部落要采取坚决地反对和破坏的策略”，[4] 并根据我们的工作基础和敌人统治情况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具体策略。
王明、康生听了朱新阳的汇报之后，不仅没有采纳赵尚志上述这些从北满抗日斗争的实践中以血的代价得出的正确主张，反而给他戴上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帽子，因而使赵尚志蒙受了打击。
八
珠汤联席会议之后，为了粉碎敌人把抗联三、六军聚歼在汤原根据地的毒谋，北满临时省委决定，赵尚志指挥第三军在跳出敌人包围圈后，以主力部队进行西征，开辟小兴安岭和黑嫩平原的新游击区，其他部队四处出击，掩护主力行动。1936年9月底，赵尚志派李熙山率领第一师二百多人为先遣队，开往铁力为主力西征准备给养。11月，又调第二、三师过松花江北移，第九师从庆城北进集结到铁力活动。不久，赵尚志率领司令部直属队和第一、五师的一部分混编的五百多人的骑兵队，从汤原县岭西出发开始西征，于12月到达铁力与先头部队会师。此时，先头部队在庆城、铁力地区的群众工作，已经打开了局面。赵尚志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这里继续活动，由他率司令部直属队和部分主力继续西征。一天，队伍到达海伦县冰子附近，正在几处炭窑旁休息时，接到群众报告：有八百多日伪军进山“讨伐”。从敌我力量对比看相差很悬殊，但赵尚志仔细观察我军所处的有利地形之后，果断地决定打一次伏击战，消灭这股敌人。他立即调动队伍，从山口到谷地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并派一个班到山口引诱敌人。不出赵尚志的预料，敌人都被诱入“口袋”。上午10点多钟，赵尚志的指挥枪响了，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沟里是一片冰川，敌人毫无藏身之处，被我军打得一批一批倒下去;活着的敌人有的趴在冰上不敢动，有的调过头往回跑。敌军官疯狂嚎叫着命令冲锋，但敌兵刚从冰上爬起来就被我军打倒。这天天气特冷，枪栓都冻得拉不开。我军指战员在赵尚志指挥下，一边烤火，一边打，越打越顽强。日落时分，我军发起冲锋，在冰上趴了一天的敌人已经冻得站不起来，战斗顺利结束。此役共消灭敌人300多人，其中包括日军指挥官7人。
冰子战斗后，赵尚志决定张光迪率第六师留在海伦一带活动，他率一百五十多人继续向通北( 今属北安) 前进。队伍到达龙门附近炭窑时，又接到群众报告：载有日军的30张马爬犁要路过这里，进山“讨伐”。赵尚志当即把部队埋伏在道路两侧进行伏击，一举又歼灭日军丘井大尉以下21人。战后，敌人调步兵围追堵截，还出动飞机连续三天跟踪炸射，但赵尚志率领部队依靠森林屏障，机动灵活，巧妙迂回，终于甩掉了敌人。
赵尚志率领远征部队，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在林海雪原里行进。他们爬冰卧雪，忍饥耐寒，粮食断了，吃马肉，马肉吃完了，就吃马皮，甚至一连挨饿几天。特别是年仅十几岁的少年连战士，表现最为勇敢。他们以欢乐的歌声抵御着饥饿和严寒，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像的困难。一位随队远征的政治工作人员，在日记里曾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记述：“我远征队有老、有少。穿着黄、蓝、黑颜色不一的服装，背着干粮袋、扛着枪，腰带刺刀和手榴弹。高举红旗，唱着战歌，在冰天雪地里一步一步地前进着。真是‘豪气壮山河，长征乐趣多，红旗映白雪，风云奏凯歌。’战士们唱着《白黑长征歌》，不怕苦，不怕死，勇往直前，为祖国而战，为民族而战。”“终于一步一步地穿过千里山林。当我们爬上了兴安岭的高峰时，齐声高呼：抗日联军胜利万岁!”[1]
远征队越过小兴安岭，一直征战到逊河地区。一天，赵尚志与战士们在山上篝火宿营。由于长期行军，过于疲劳，连布置在山口处站岗放哨的六名战士也都睡着了。夜半，敌人向我宿营地突然发动袭击。我军指导员被枪声惊醒后，奋不顾身的与敌人搏斗，并护送赵尚志突出敌围。这一仗我军损失很大，许多优秀战士牺牲了。赵尚志强忍悲痛，踏上了归途。他到海伦、铁力后，让原来留在这里的部队继续留下一部分，从事开辟新区的工作，自己率主力于1937年春回到了汤原根据地。
第三军其他部队，根据赵尚志的部署，为了配合主力西征，分头出击，也取得了很大胜利。第一师的部分队伍在李福林指挥下活动在方正、依兰、林口一带，曾一度攻克林口县城。第四师在郝贵林、金策领导下，在富锦、宝清等地打击敌人，并筹集经费支援了主力部队。特别是第五师在景永安领导下，北进攻克边境县城佛山(今嘉荫)，歼灭日军国境守备队，占领县城三天，获得大量物资，然后又胜利地回到了汤原根据地。
在半年多的远征中，赵尚志率队英勇奋战，从松花江下游到黑龙江岸，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攻克20多个城镇，歼敌800多人，俘敌3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变原定的宾、木、通、汤、依五县“肃正计划”，抽调重兵去滨北线和黑龙江岸。从而保住了汤原根据地，减轻了松花江南岸抗联各军的压力，并为开辟小兴安岭和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积累了经验。
赵尚志返回汤原根据地，与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的负责同志共同总结了过去的经验，研究了今后活动的方针之后，为了整顿队伍，又前往下江。途中，得知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的消息。这一消息，给东北人民，特别是长期孤悬在敌后的东北抗联将士以极大的鼓舞。8月24日，北满临时省委和第三军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研究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决定为配合全国抗战，在北满掀起一次新的抗日高潮。按照会议决定，赵尚志组织北满抗联部队积极出击，袭击敌人交通、兵站，扰乱后防，拑制敌人。他又以北满抗联总司令名义发出通告，号召东北各界同胞行动起来，反抗敌人的统治，支援抗日联军;还发表了告满军书，号召满军认清形势，下定决心哗变，加入抗日队伍。
北满各地掀起了新的抗日浪潮。汤原县格区群众一千多人，响应党的号召，在九一八纪念日揭竿而起，捣毁了敌人守备队，赶跑了敌司令明越，炸桥梁、拔铁道、拉电柱，使得敌人惊恐不安。
东北抗联和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将领艰苦奋斗，配合全国抗战的英勇事迹，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他在论述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问题时，还专门举了东北的例子，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拑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2]
九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寇为了巩固东北基地，加强了对东北抗联的“围剿”，“围剿”的重点转向抗联活动激烈的三江省(今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东条英机的策划之下，炮制出“三江省三年(1937年—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增调了日军第四师团和由日人指挥的伪军五个旅，以及靖安军、兴安骑兵团等部共25000人组成讨伐队;并调大汉奸于芷山任第四军管区(驻哈尔滨)司令官兼三江省省长，严令地方政权和“治安工作班”与讨伐队配合，推行“集团部落”，妄图摧毁我游击根据地。面临这种情况，赵尚志深感自己孤陷敌后，只知局部，不知全局，难下决策。如何配合全国抗战，粉碎敌人的“围剿”?抗联各军又如何协同作战?这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由党中央帮助解决。为此，北满临时省委和赵尚志曾六次派代表去找党中央，盼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但是，派出的人都一去不返，毫无音信。正在焦急的时候，1937年末，原抗联六军二师代师长陈绍滨从苏联带回消息，说苏军要求北满省委派主要负责同志赴苏商讨重大问题。北满临时省委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了有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魏长奎、张兰生等参加，戴洪宾与陈绍滨列席的临时会议，决定派赵尚志为省委代表去苏联。
1938年1月，赵尚志按照北满临时省委会议决定，应邀赴苏联。但是，当赵尚志越过国界进入苏境后，苏方却矢口否认邀请北满省委代表一事，并把他关押起来进行审查，还缴了随后过境的抗联战士的械。
一心想通过苏联寻找中共中央关系的赵尚志，遇到如此情况，心急如焚。他多次向苏方解释、申辩，甚至抗议，但都无济于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一年半。1939年5月，苏方释放了赵尚志。一位苏军少将宴请赵尚志时解释说，这是一个“误会”，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回东北主持工作[1]。
赵尚志组织了当时在苏的东北抗联人员一百多人建立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并率领这支队伍于同年7月返回东北。离苏之前，一位苏军军官向全体队员宣布：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大家要服从他的指挥，要保卫他的安全。
赵尚志回到东北后，立即投入了战斗。第一仗打了乌拉嘎金矿，缴了矿警队的枪，吸收了一部分工人参军，扩大了队伍，随即带着缴获的武器和面粉等物资转移到山里。不久，又打了日本测量队，缴获了测量仪器和图纸。9月，队伍到达汤原县马把头“碓营”时，赵尚志决定分兵活动。一队由总队长戴洪宾率领一百来人西进唐里川(今南岔)，攻打修铁路的敌人，恢复六军游击区;另一队为绥滨游击团，由刘凤阳率领四十余人到绥滨开展游击活动，并与苏方取得联系。赵尚志留在司令部，带了十几人，准备召集党和军队的会议。10月，赵尚志派交通员送信给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并带去发给部队的慰劳金。信中要求金策把开会的通知迅速转达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同志，让他们立即前来，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大问题。
不久，原三军警卫团团长姜立新带来了北满临时省委的一些文件交给赵尚志。赵尚志这时才得知，北满临时省委有某些同志，在他去苏后不久，就发动了“反赵尚志的斗争”，批判赵尚志反对王明、康生“六三指示信”的所谓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且撤了他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职务，在党内给予严重警告的处分。这些情况使赵尚志异常震惊，因而引起了他对北满临时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行为产生了怀疑。赵尚志在规定地点等了三个月，但不见省委派人来联系，也不见戴洪宾和刘凤阳的队伍回来，加上给养断绝，处境十分困难。这时，接到了苏方电报，赵尚志遂率司令部人员再次入苏。
1940年3月，赵尚志在苏联伯力参加了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北满省委常委、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关于解决吉东和北满党内争论问题的会谈。双方经过交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了情况，并共同确定了今后的活动计划。正在这时，传来了北满省委“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消息。对此，不仅赵尚志感到突然，连冯仲云、周保中也感到意外。
在党内蒙受这样严重的打击，赵尚志心情极为沉重。他在还没有见到省委的决议全文之前，就急切地于3月20日给省委写了一份请求书，向党组织陈述了如下意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分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当然这些问题中间，党组织可能听到一些不充分的报告或欠确实性的消息，所以我请求党组织，考查材料，改变决议。”赵尚志诚恳地请求党组织说：“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将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恢复我的党籍。……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1]
北满省委作出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北满省委有些领导人听信了戴洪宾和陈绍滨的片面汇报，对赵尚志产生了严重怀疑所造成的，但其根源是进行党内过火斗争的结果。
原来，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9年10月，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接到赵尚志为东北抗联总司令的通知和赵尚志请省委领导人前往他的司令部开会的信件后，即写信给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认为应尊重上级的命令，赴总部参加会议;并通知各独立游击队党委说：“中央为了彻底转变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阵容，……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要求“不允许和中央命令对立，不能对于赵尚志有固定不变的认识。”
这时，赵尚志派遣西进的戴洪宾部队在汤旺河七号桥与敌作战中被打散，戴只身突围到冯把头“碓营”;而东进的刘凤阳部队也在兴东与敌战斗中失利，剩下的十几人又被陈绍滨缴械。刘风阳部的尚连生(叛徒)，被缴械后，在陈绍滨面前大讲赵尚志怀疑陈绍滨之事。陈绍滨知道赵尚志在苏联被押的消息后，本来对赵尚志就有戒备，听了尚连生的话，再也不敢去见赵尚志了。
陈绍滨在冯把头“碓营”遇上了戴洪宾，两人一起于12月末找到了北满临时省委，向金策汇报了赵尚志对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和陈绍滨的“怀疑”，并讲了他们自己对赵尚志的看法。
戴洪宾、陈绍滨的不确实的汇报，引起了金策、张寿篯对赵尚志的怀疑。另外，同赵尚志一起从苏联回来的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因不服从命令被赵尚志错杀，这件事也增加了北满临时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对赵尚志的疑惧。他们误认为赵尚志通知开会，是想“以藉奸细名义论罪，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因此，金策和张寿篯改变了原定到赵尚志司令部开会的想法，于1940年1月28日召开北满临时省委第十次党委会，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问题，受到各方面的反对。1940年3月19日和20日，冯仲云、周保中分别给北满临时省委写信，要求重新审议对赵尚志的处分，希望把他留在党内。冯仲云在信中说：“应考虑尚志在过去民族解放革命战争中的光荣历史地位，对革命事业的忠实，要爱护他，容许他留在党内。”北满党组织和吉东党组织也讨论了赵尚志的党籍问题，许多组织和党员都要求赵尚志留在党内。可惜，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1940年6月，北满临时省委答复赵尚志的申诉时说，因为他对错误没有认识，因此不能取消开除党籍的处分，只能取消“永远”二字。1941年2月，北满临时省委修正原决议，作出“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这时，赵尚志又一次受到了批判。但他依然坚信共产主义，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诉书。
十
赵尚志的党籍被开除了，职务被撤掉了，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却没有动摇。在苏联的日日夜夜里，他时刻盼望重返东北抗日斗争的前线。由于他的坚决要求，1941年秋，苏方“允许”他带五个人的小分队，回东北活动。赵尚志一到东北就向周围的同志们说：“我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战场上”[1]。他想要重新组织起抗日队伍，消灭日寇，为解放东北而战斗。他也很想组织一个马队，到延安去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但这时，东北的形势变得更加险恶。日本关东军正在进行着特别大演习，百万敌军遍布各地，我抗联的活动极为困难。
敌人特务机关得到赵尚志在鹤立、汤原地区活动的情报后，立即增派驻鹤立的警察大队，进行了七天的搜山“讨伐”，但没有发现赵尚志的任何踪迹。 1942年元旦期间，在驻鹤岗日军部队长林大佐的指挥下，经过精心策划，制定了诱捕赵尚志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敌人派特务刘德山化装成收山货的老客进山。这个刘德山，是随从赵尚志的一个战士的“老朋友”。他在山里找到赵尚志的小分队后，谎报经历，伪装积极。赵尚志虽经审查，但未识破其奸，遂将其收留在小分队里。刘德山进而提供假情报，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
2月12日凌晨，赵尚志在刘德山的预谋引诱下，带小分队去袭击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天将拂晓，队伍到达离分驻所两公里处时，刘德山乘人不备，从背后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腹部中弹受伤，但他忍着剧痛，回手开枪打死了刘德山。枪声一响，预伏在分驻所里的伪警察队，在日人穴泽警长指挥下向赵尚志和他的小分队包围过来。赵尚志把文件包交给在他身边唯一没有受伤的战士，命令其立即转移，而他自己则忍痛进行掩护，后因流血过多，在昏迷中被俘。
敌人把赵尚志拉到梧桐河分驻所进行突击审讯。在审讯中，也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赵尚志仍然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使敌人也大为惊叹。据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记载：“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对他审讯时，他对满人(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说完闭口不语，狠狠地瞪着审讯他的人，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未发一声呻吟。”年仅34岁的赵尚志，怀着对敌人满腔怒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
凶恶的敌人，把赵尚志的头颅割下来，用飞机运到伪国都新京(长春)。日伪头目在报刊上发表谈话，声称：“祸满元凶从此诛灭”，“满洲共匪最后消灭”[1] ;并借此大肆宣扬他们的“胜利”。
1947年珠河县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决定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
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精神，中共黑龙江省委对开除赵尚志党籍问题进行了复查。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经复查，赵尚志同志在珠、汤联席会议上以及会后，并没有反对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只是对吉东特委、中央代表来信和王明、康生指示信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更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赵尚志同志的一生忠诚党的事业，是个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英勇奋斗，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因此，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的决定是错误的，是一起历史冤案。省委决定，撤销1940年1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推倒强加给赵尚志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至此，历时四十余年的历史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精神的指引下，终于得到了平反。
注释
[1] 访问彭守朴记录(1965年9月)。
[2] 访问赵尚英记录(1965年9月)。
[3] 见王语今：《赵尚志》，连载于1940年《反攻》杂志。
[1] 见王语今：《赵尚志》，连载于1940年《反攻》杂志。
[1] 实为19岁。
[2] 访问刘作元记录(1965年9月)。
[1] 访问王纯一、王松山记录(1966年3月)。
[1] 访问王纯一、王松山记录(1966年3月)。
[2] 《满洲狱中干事会给党团省委信》(1931年3月1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中共中央关于士兵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1931年10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访问刘作元记录(1965年9月)。
[1] 王语今：《赵尚志》。
[2] 《救国时报》(巴黎版)1937年9月18日。
[1] 见巡视珠河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1934年3月9日)，原件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1] 《共匪活动情况》，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5年编印。
[1] 《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1辑(1937年)。
[2] 《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1辑(1937年)。
[1] 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1935年1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谢、李二人后来均投敌。
[1] 《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1辑(1937年)。
[1] 金策读张寿篯二月意见书后致北满临时省委的信(1938年6月28日)。原件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2] 满洲省委代表小洛关于汤原干部状况报告(1936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指满洲省委《临时通知》(1935年4月5日)，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抗日联军历史资料》第7集。
[2] 朱新阳《1936年一切工作经过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满洲省委代表菲野给珠汤中心县委信(1936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访问朱新阳记录(1978年3月)。
[1] 于保合关于北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情况的回忆(1981年12月)。
[2] 《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1936年9月18日)，原件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3] 《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1936年9月18日)。
[4] 《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新策略任务的决议》草案( 1936年9月18日)。
[1] 《救国时报》(巴黎版)1937年9月18日。
[1]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毛泽东选集》1949年东北书店版，第42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竖排本)，第407页。
[1] 陈雷、戴洪宾的回忆(1965年)。
[1] 《赵尚志给北满省委的请求书》(1940年3月20日)，原件存黑龙江档案馆。
[1] 见张风歧回忆(1979年7月)。
[1] 伪治安部警务司长长谷明山谈话，1942年2月27日《大北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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