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的蔡特金”。 “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杨，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①这是著名诗人柳亚子对向警予壮丽一生的赞扬。
(一)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②。一八九五年九月四日 (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诞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城关镇西街向宅 (今解放街八十号) ，土家族人③。
向警予的父亲向瑞龄，幼时赤贫，卖过豆腐，做过零工，后受雇于溆浦县最大商店“鼎盛昌”商号，由厨工、帮工升为该店派驻常德的“座庄”先生和全店的管事，与日本人联系尤多。后来，他自己在溆浦县开设“大道生”南货店，生意兴隆。晚年曾任溆浦县商会会长，是当地最大的商人①。母亲邓玉贵，是个勤劳节俭的家庭妇女，不幸早逝。向警予的父母共生十二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八个。长子向仙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七子向仙钟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五子向仙良、十子向仙锞先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千叶医科学校②。
向警予六七岁时，上私塾读书，喜欢听“木兰从军”的故事。一九○三年，向警予的大哥和地方开明人士，在城西文昌阁创办了一所小学，兼收男女学生。向警予在大哥的支持下，带头入小学就读。在学校里，她的各科成绩优秀。尤其是体操一项更为出色，曾代表学校出席过县运动会体操表演。
这时，溆浦附近的沅陵发生了“辰州教案”，三百多无辜群众被捕，有十人竟被大炮轰死。向警予听到这些消息，极端痛恨洋人和清政府，想和花木兰一样，去抗击侵略者。
一九○七年，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钺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教书。向警予跟随母亲从溆浦来到常德读书。向仙钺在日本留学时曾参加过同盟会，回国后是湘西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大哥和他的同事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她经常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和《天义报》等报章杂志③。特别是她大哥讲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使他神往，非常羡慕法国女革命家马尼兰的为人。从而使得她由幻想做花木兰式的英雄，跃进到崇尚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两年后，向警予进入新创办的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念书。学校经费不多，学生也多非富豪子弟，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使向警予受到了比较艰苦的锻炼。由于她非常用功，学问道德为全校之冠①。教员爱她，同学敬她，丁玲的母亲余曼贞与她同级，关系至为亲密，受她的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春，湖南省设立了三个女子师范学校。向警予于一九一二年秋天，以优秀的成绩录取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编入本科第一班。
向警予在一女师求学两年多。她博闻强记，对于墨翟“博爱”的哲学非常倾心，因此同学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墨子”。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她在一女师第二学年的一本“心理学笔记” 和第三学年第一学期的一本“博物”笔记，不仅书写工整，而且字里行间标着各种着重符号，并写有眉批。这些笔记中记载着她对我国古代哲学和近代欧洲资产阶级伦理学、教育学一类书籍的学习摘要与心得，显示着她新颖的思想和刻苦精神。她的活动能力很强，晨操、大扫除之类的活动大多由她领队，并协助工务员关灯和老师查铺。她能团结同学，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组织乐群会时，大家选她为道德部长。据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三日记载： “昨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赴其成绩展览会。见本班(科)二年生向俊贤之日记颇有抱负; 时痛亡母，性情亦厚。且时及王阳明之绪论，亦曾研究蒙特琐里之训练谈，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才。”正象毛泽东、蔡和森是杨昌济最得意的男学生一样，向警予、陶毅是他最得意的女学生。
一九一四年秋，一女师校长朱剑凡，被顽固派免职，新任校长是个七十多岁的前清翰林，老朽腐败。向警予和陶毅等十几个进步同学愤然退学，转入周南女校，在该校第四班读书，并将原名向俊贤改为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周南女校被人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朱剑凡曾留学日本，是个进步的教育家。他常说： 中国四万万人，有二万万妇女。中国要富强起来，就要使二万万妇女认字、就业。于是，便毁家办学，一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①。当时，徐特立亦在周南女校任教，对向警予帮助也很大。
在周南女校的两年中，向警予每天黎明即起，除了参加体育活动外，还和二十几位同学一道，练习拳术，坚持不懈。她的刻苦学习精神更是惊人。有时头晕腹饥，稍事休息，又继续苦读。假期中仍然坚持学习，就是在回家的车船上，也抓紧学习，从不稍怠。在学习中，她独立思考，善于钻研问题。她曾倾服王阳明的学说。一次，在书柜中发现陆桴亭的 《思辨录》和张烈的《王学质疑》 ，她贪婪地读了一遍，感到这两本书对 “王学”反驳得有道理，正是自己深入钻研这门学问的良师。于是由浅及深，经常研究，渐渐地对“王学”有所批判。
向警予十分关心政治。当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传到湖南后，全省学生无比愤怒，奋起反对。她也丢开书本，走出课堂，和同学四处宣传，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唤起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向警予一九一五年下学期在周南女校的十篇作文，和这年十月一日至二十日的二十天日记，还有一本六七千字的法制笔记本，被保存了下来。老师对作文的批语有“华实并茂”、 “言简意赅”、“大处落墨”、“横空发议”、“析理入微”、“精透无匹”等赞美之辞。这些作文、日记和笔记，都充分反映了她当时的文采和思想面貌，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点：
一、爱国主义思想。当时正是袁世凯疯狂地卖国复辟的时候，她在作文中反复强调“毋忘国耻”; 痛心地指出今日中国已处于“国家陵夷，学绝道丧之际”; 深刻揭露这时“有力者又倡于上曰： 专制善，则群响辏于专制，而专制之论又千篇一律”的丑态，悲愤地写道： “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呜咽，灵均已渺。今日何日，能不悲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但是，她相信“物极必返”，人们将会自强起来，中国将会象普鲁士那样振兴。
二、热爱人民的思想。她认为国权应在“国会”或“全体人民”。“立君”只是为了“生民”，而不是“使其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凶。”象项羽那样囊括天下，以人民为刍狗的人，把他的传列入本纪是不恰当的。只有“力反前弊，重申生民立君之大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才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她看到“官”与“民”的对立，尖锐地指出： “国之危，由官邪也，官之失政，饥寒迫焉。”批判那些不爱惜民力，压榨人民，不为人民办事的官吏，认为他们“唯取焉而不生焉，饥寒交迫窃盗相攘，几何而不困民病国”。她热情歌颂了笃诚好学、由工徒到工程师、工厂主，设计制造的产品超过外国的成宏业; 高度赞扬了带领子侄精研农学、不牟荣利、不拘成规的田状元，认为他们的事迹“足儆时者”，应该为他们立传。
三、革新自强的思想。她认为“方今时势，急于越国”， “欲图生存于念世纪竞争剧烈之舞台，无贻神农黄帝羞”，必须“痛念国危”，“自强不息”。她主张要大伸民气，克服那种“慑力于外而饮痛于内，人存必亡之观，销尽兴奋之志”的悲观丧气情绪;反对“守旧则反乎茹毛饮血”和“醉新则化为黄发碧眼”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偏向; 制止“乘时而徼利”的乖戾风，从而象赛跑运动员那样瘁心竭力去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革除积习” ，“厥进不已”。同时她还强调指出： 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分子所不可不由之道”，宪法应“杀元首之威权”，“免权臣之弄权”，“定人民之权义”，“奠国家于苞磐”。号召人们共同肩负起救国的重任。
四、教育救国的思想。她认为学校是“熔铸国民之炉”，改造社会非以学校为“铸造炉”不可。教育非徒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的人，尤必铸造“创未来之社会，以左右现世之社会之人”。深感处在“学道丧绝，沧海横流”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培育人才，发扬“茂其德材而植之”的精神，这样才能 “生于斯”，“光于斯”。她对于中外教育家的教育学说和教育方法作过许多研究，尤其重视当时学校编制、校园布局、课堂教学和体育活动的情况以及成绩展览等的考察。为了发展溆浦的教育，她常为之奔走呼号。找过武澹溪先生，动员他投资办学;又会晤过搞矿业的人，要他设法解决溆浦的水患。她希望古义陵(即溆浦县)教育能够发达起来，在我国和我省有一定的地位。在她参加和考察长沙县城区国民学校时，就深为教师热情办学，因受经济条件限制，而感到遗憾，认为我们兴办教育事业应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能以心力勉之; 为着璀璨光明的前途，要用自己的心力去创造之。
向警予上述思想与实践活动，虽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在这段时间里，向警予因与蔡畅在周南女校同学的关系，认识了蔡和森、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青年。他们时常一道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到船山学社听讲;有时去“板仓杨寓”，向杨怀中老师求教。一九一五年冬，向警予毕业于周南女校。这时她不仅是全校称赞的优秀学生，而且在湖南学生运动中有了声望。
(二)
一九一六年春，向警予怀抱着“教育救国”理想，响应校长关于每人至少要在学校服务两年，然后再考虑升学或从事其它工作的号召，回到了故乡。这时，溆浦县从一九○六年开始创办的一所女校，因常年经费没有着落，几度停办。一九一三年再次办了起来，第二年又遭洪水冲击，校舍、教具均被破坏①，教师学生也先后离去。面对这种情况，向警予不避艰辛，在县里一些开明人士的鼓励、支持下，毅然担任了县立女校校长的职务。为了克服学校经费困难，她除了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增拨款项外，还奔走呼号，多方筹措;自己却“枵腹从公”，不从学校领取工资; 她的父亲和六哥为学校工作，也完全尽义务;还把家里一块柑桔园捐献出来，供扩建校舍之用。然而，由于溆浦“僻在荒陬，文化难入”，家长不愿把女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开学之后，入校女生寥寥无几。于是，她便拿着一把油纸伞，背着一个粗布包袱，顶风冒雨，跋山涉水，步行到一百多里远的山区，一家一户地挨门劝学。溆浦县立女校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正式开学。向警予在开学典礼上高声宣布： “为读书而读书，为嫁一个如意的丈夫而读书，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做个新国民。”她还与学校老师一起谱写了溆浦县立女校校歌： “美哉! 卢峰之下溆水滨，我校巍巍矗立当其前。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 为女界大放光明，这就是她办学的宗旨和目的。具体来说，她是想通过办学使“合邑妇女因入学补习科，而为良妻，为贤母，为爱国之民，合邑童男女入国民科，而得健康，而具有国民道德及生活能力之初基; 又有高等小学以补国民教育之不足，以为晋升研究之阶梯”。从而实现她的“教育救国”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向警予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办学上。清晨，她起在别人之先，亲自摇起床铃。学生起床后，便主持朝会，给同学们讲述国家大事，宣传救国思想。在教学上，她不仅担负了一份教课任务，有时还要给别的老师代课。对于学生的生活更是关心，不仅住在学校，与学生吃一锅饭，同甘共苦，并且夜里还要巡视宿舍，看看学生的被子盖好了没有，蚊帐掖好了没有。她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认为 “个别为之，较为亲切恳挚，收效自易”①。当时的溆浦，封建礼教相当严重，女孩子多缠足穿耳，遵循《女儿经》作人。在办学过程中，向警予反对封建礼教，鼓励女学生放脚，亲自为女学生解裹脚布。有的女学生放脚后怕父母打骂，不敢回家，她和教师一个一个地把学生们送回家去，做她们父母的思想工作。
她深知要教好学生就要有一批思想进步的好教员。为此，她从长沙聘请了一些志同道合、热爱教育事业，而又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到溆浦女校任教。先后来校的有： 任培道、任培智、易焕秋、蒋竹如、易克勋、杨德群、黄振翼、缪明辉、游若愚、吴家瑛等，对办好学校，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学校里，她积极提倡体育运动，经过体育教师杨德群(在“三·一八”事件中牺牲) 的努力，女校体育活动就搞得很出色。同学们唱着向警予与老师们一起谱写的《运动歌》 ： “运动，运动，运动乐! 不怕天寒和地冻，各把精神来振作。肌肉强，血脉活; 运动，运动，运动乐! ”每天坚持课间操，积极参加学校定期举行的运动会。运动项目有体操，拉杆，爬山，赛跑，跳高，跳远，真是龙腾虎跃，热火朝天。
在教学上，向警予力求改革，不断向学生介绍新知识，灌输新思想。她取消了徒耗学生光阴的《经学》课，增设了实用的裁缝和家政课; 注意直观教学，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废除考试，以平日成绩为成绩; 尊重个性，反对把学生“驰骤之若牛马”; 以自治心、公共心为校制，尽心竭力指导其实践;实行半工半读，以解决工农和贫民无力供给子女读书的困难。
她认为要改变“国势日弱”的现状，必须挽救 “人心陷溺”，便决心从组织“清街团”入手，亲自率领学生，利用星期天打扫卫生，希望以此感化和教育人们。
向警予的上述努力，一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溆浦女校越办越好，成为湘西的一所新型学校，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学生由原来的十几人增加到三百多人，除小学班外，还设有缝纫班、刺绣班、高小科、补习科等。
为了用事实说服那些封建思想严重的家长，向警予精心举办了一个学生成绩展览会，包括学科、图画、缝纫、刺绣等四五个展室。展览会的会址，就选定在县衙门旁边临街的仓库里。向警予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 “细雨来苏柳，轻寒不触帘。”并用黑丝绒把它绣在白色缎子上，以表示她和教师们一道，要象细雨滋润杨柳那样，耐心教育学生，使他们能茁壮地成长起来。展览会很快地轰动了全城，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连一些官员也前来参观，有的还捐了钱给学校添置设备。在办展览会的同时，她还组织学生们排演了新剧 《皇帝梦》 ，讽刺袁世凯称帝。
但是，在黑暗的旧社会，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腐败无能的反动官吏，那能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学校经费的困难，向警予虽然一再申请，筹款募捐，办法想尽，然而仍然 “常款无着”，困难日甚一日。“虽有巧妇，无米奚炊?”因此，她只得“惨怛戚痛”地表示： “明年定让贤能”、“退而自修”。他带领学生打扫街巷，可是人们依然无动于衷，仍然 “果皮滔物，随扫随弃”。上午扫干净了，“下午往视又如故矣”。而且人们还讽言冷语，公开反对此事。至于学校所进行的改革，更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县教育部门派了视学潘封礼来校视察，提出了许多质问和责难。她虽然逐条驳答了，但也使她感到了阻力之大，改革之难，不得不愤然自认才学肤浅，“办理无方”。尤其是社会风气不良，好容易教育出一个好端端的学生，进入社会后，“耳濡目染，旧习辄萌”，使她沉痛地感到“学校教育十年而不足，社会破坏一朝而有余。 言念前途， 良深慄恐”。 “教育救国” 的幻梦开始破灭。
一九一九年五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湖南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工、罢市的热潮。向警予在溆浦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响应。她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走到商店门口，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并当众把一个日本制造的瓷脸盆摔烂在地上，以表示爱国的决心。走到县城寺坪里，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一连讲了几个小时，号召大家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她的讲演有力地激起溆浦人民的爱国热情。接着，她又组织了反日救国的“十人团”，开展抵制洋货的斗争。
事实的教育，斗争的洗礼，使得向警予的思想有了新的提高。五月二十八日她在给七哥的信中写道： “平常人之所视为荣辱得失者，自吾辈视之真不值一笑! 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可见，她已把个人荣辱得失置诸度外。然而到底什么是真心得、真事业，这时她仍在探索之中。
两个月后，又一事件接踵而至。驻扎在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竟派人来向家说媒，要娶向警予为妻! 向警予的后娘傅氏，慑于周则范的权势，硬逼着她去做 “将军夫人”。家里的人对于这件事也有些惊惶失措。为了断绝周则范求婚的念头，又不连累家庭，一天中午，她只身闯进周公馆，当面断然拒绝了这件婚事，斩钉截铁地表示： “以身许国，终身不婚。”
恰在这时，向警予接到了蔡畅约她来长沙筹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信，使得她喜出望外。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毅然离开溆浦女校，前往长沙。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向警予在长沙参加了新民学会。十月，向警予发起成立“周南女学留法勤工俭学会”。随后，又在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妇女界的首倡人。
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的蔡特金”。 “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杨，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①这是著名诗人柳亚子对向警予壮丽一生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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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②。一八九五年九月四日 (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诞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城关镇西街向宅 (今解放街八十号) ，土家族人③。
向警予的父亲向瑞龄，幼时赤贫，卖过豆腐，做过零工，后受雇于溆浦县最大商店“鼎盛昌”商号，由厨工、帮工升为该店派驻常德的“座庄”先生和全店的管事，与日本人联系尤多。后来，他自己在溆浦县开设“大道生”南货店，生意兴隆。晚年曾任溆浦县商会会长，是当地最大的商人①。母亲邓玉贵，是个勤劳节俭的家庭妇女，不幸早逝。向警予的父母共生十二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八个。长子向仙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七子向仙钟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五子向仙良、十子向仙锞先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千叶医科学校②。
向警予六七岁时，上私塾读书，喜欢听“木兰从军”的故事。一九○三年，向警予的大哥和地方开明人士，在城西文昌阁创办了一所小学，兼收男女学生。向警予在大哥的支持下，带头入小学就读。在学校里，她的各科成绩优秀。尤其是体操一项更为出色，曾代表学校出席过县运动会体操表演。
这时，溆浦附近的沅陵发生了“辰州教案”，三百多无辜群众被捕，有十人竟被大炮轰死。向警予听到这些消息，极端痛恨洋人和清政府，想和花木兰一样，去抗击侵略者。
一九○七年，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钺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教书。向警予跟随母亲从溆浦来到常德读书。向仙钺在日本留学时曾参加过同盟会，回国后是湘西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大哥和他的同事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她经常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和《天义报》等报章杂志③。特别是她大哥讲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使他神往，非常羡慕法国女革命家马尼兰的为人。从而使得她由幻想做花木兰式的英雄，跃进到崇尚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两年后，向警予进入新创办的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念书。学校经费不多，学生也多非富豪子弟，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使向警予受到了比较艰苦的锻炼。由于她非常用功，学问道德为全校之冠①。教员爱她，同学敬她，丁玲的母亲余曼贞与她同级，关系至为亲密，受她的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春，湖南省设立了三个女子师范学校。向警予于一九一二年秋天，以优秀的成绩录取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编入本科第一班。
向警予在一女师求学两年多。她博闻强记，对于墨翟“博爱”的哲学非常倾心，因此同学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墨子”。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她在一女师第二学年的一本“心理学笔记” 和第三学年第一学期的一本“博物”笔记，不仅书写工整，而且字里行间标着各种着重符号，并写有眉批。这些笔记中记载着她对我国古代哲学和近代欧洲资产阶级伦理学、教育学一类书籍的学习摘要与心得，显示着她新颖的思想和刻苦精神。她的活动能力很强，晨操、大扫除之类的活动大多由她领队，并协助工务员关灯和老师查铺。她能团结同学，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组织乐群会时，大家选她为道德部长。据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三日记载： “昨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赴其成绩展览会。见本班(科)二年生向俊贤之日记颇有抱负; 时痛亡母，性情亦厚。且时及王阳明之绪论，亦曾研究蒙特琐里之训练谈，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才。”正象毛泽东、蔡和森是杨昌济最得意的男学生一样，向警予、陶毅是他最得意的女学生。
一九一四年秋，一女师校长朱剑凡，被顽固派免职，新任校长是个七十多岁的前清翰林，老朽腐败。向警予和陶毅等十几个进步同学愤然退学，转入周南女校，在该校第四班读书，并将原名向俊贤改为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周南女校被人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朱剑凡曾留学日本，是个进步的教育家。他常说： 中国四万万人，有二万万妇女。中国要富强起来，就要使二万万妇女认字、就业。于是，便毁家办学，一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①。当时，徐特立亦在周南女校任教，对向警予帮助也很大。
在周南女校的两年中，向警予每天黎明即起，除了参加体育活动外，还和二十几位同学一道，练习拳术，坚持不懈。她的刻苦学习精神更是惊人。有时头晕腹饥，稍事休息，又继续苦读。假期中仍然坚持学习，就是在回家的车船上，也抓紧学习，从不稍怠。在学习中，她独立思考，善于钻研问题。她曾倾服王阳明的学说。一次，在书柜中发现陆桴亭的 《思辨录》和张烈的《王学质疑》 ，她贪婪地读了一遍，感到这两本书对 “王学”反驳得有道理，正是自己深入钻研这门学问的良师。于是由浅及深，经常研究，渐渐地对“王学”有所批判。
向警予十分关心政治。当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传到湖南后，全省学生无比愤怒，奋起反对。她也丢开书本，走出课堂，和同学四处宣传，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唤起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向警予一九一五年下学期在周南女校的十篇作文，和这年十月一日至二十日的二十天日记，还有一本六七千字的法制笔记本，被保存了下来。老师对作文的批语有“华实并茂”、 “言简意赅”、“大处落墨”、“横空发议”、“析理入微”、“精透无匹”等赞美之辞。这些作文、日记和笔记，都充分反映了她当时的文采和思想面貌，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点：
一、爱国主义思想。当时正是袁世凯疯狂地卖国复辟的时候，她在作文中反复强调“毋忘国耻”; 痛心地指出今日中国已处于“国家陵夷，学绝道丧之际”; 深刻揭露这时“有力者又倡于上曰： 专制善，则群响辏于专制，而专制之论又千篇一律”的丑态，悲愤地写道： “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呜咽，灵均已渺。今日何日，能不悲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但是，她相信“物极必返”，人们将会自强起来，中国将会象普鲁士那样振兴。
二、热爱人民的思想。她认为国权应在“国会”或“全体人民”。“立君”只是为了“生民”，而不是“使其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凶。”象项羽那样囊括天下，以人民为刍狗的人，把他的传列入本纪是不恰当的。只有“力反前弊，重申生民立君之大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才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她看到“官”与“民”的对立，尖锐地指出： “国之危，由官邪也，官之失政，饥寒迫焉。”批判那些不爱惜民力，压榨人民，不为人民办事的官吏，认为他们“唯取焉而不生焉，饥寒交迫窃盗相攘，几何而不困民病国”。她热情歌颂了笃诚好学、由工徒到工程师、工厂主，设计制造的产品超过外国的成宏业; 高度赞扬了带领子侄精研农学、不牟荣利、不拘成规的田状元，认为他们的事迹“足儆时者”，应该为他们立传。
三、革新自强的思想。她认为“方今时势，急于越国”， “欲图生存于念世纪竞争剧烈之舞台，无贻神农黄帝羞”，必须“痛念国危”，“自强不息”。她主张要大伸民气，克服那种“慑力于外而饮痛于内，人存必亡之观，销尽兴奋之志”的悲观丧气情绪;反对“守旧则反乎茹毛饮血”和“醉新则化为黄发碧眼”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偏向; 制止“乘时而徼利”的乖戾风，从而象赛跑运动员那样瘁心竭力去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革除积习” ，“厥进不已”。同时她还强调指出： 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分子所不可不由之道”，宪法应“杀元首之威权”，“免权臣之弄权”，“定人民之权义”，“奠国家于苞磐”。号召人们共同肩负起救国的重任。
四、教育救国的思想。她认为学校是“熔铸国民之炉”，改造社会非以学校为“铸造炉”不可。教育非徒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的人，尤必铸造“创未来之社会，以左右现世之社会之人”。深感处在“学道丧绝，沧海横流”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培育人才，发扬“茂其德材而植之”的精神，这样才能 “生于斯”，“光于斯”。她对于中外教育家的教育学说和教育方法作过许多研究，尤其重视当时学校编制、校园布局、课堂教学和体育活动的情况以及成绩展览等的考察。为了发展溆浦的教育，她常为之奔走呼号。找过武澹溪先生，动员他投资办学;又会晤过搞矿业的人，要他设法解决溆浦的水患。她希望古义陵(即溆浦县)教育能够发达起来，在我国和我省有一定的地位。在她参加和考察长沙县城区国民学校时，就深为教师热情办学，因受经济条件限制，而感到遗憾，认为我们兴办教育事业应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能以心力勉之; 为着璀璨光明的前途，要用自己的心力去创造之。
向警予上述思想与实践活动，虽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在这段时间里，向警予因与蔡畅在周南女校同学的关系，认识了蔡和森、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青年。他们时常一道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到船山学社听讲;有时去“板仓杨寓”，向杨怀中老师求教。一九一五年冬，向警予毕业于周南女校。这时她不仅是全校称赞的优秀学生，而且在湖南学生运动中有了声望。
(二)
一九一六年春，向警予怀抱着“教育救国”理想，响应校长关于每人至少要在学校服务两年，然后再考虑升学或从事其它工作的号召，回到了故乡。这时，溆浦县从一九○六年开始创办的一所女校，因常年经费没有着落，几度停办。一九一三年再次办了起来，第二年又遭洪水冲击，校舍、教具均被破坏①，教师学生也先后离去。面对这种情况，向警予不避艰辛，在县里一些开明人士的鼓励、支持下，毅然担任了县立女校校长的职务。为了克服学校经费困难，她除了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增拨款项外，还奔走呼号，多方筹措;自己却“枵腹从公”，不从学校领取工资; 她的父亲和六哥为学校工作，也完全尽义务;还把家里一块柑桔园捐献出来，供扩建校舍之用。然而，由于溆浦“僻在荒陬，文化难入”，家长不愿把女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开学之后，入校女生寥寥无几。于是，她便拿着一把油纸伞，背着一个粗布包袱，顶风冒雨，跋山涉水，步行到一百多里远的山区，一家一户地挨门劝学。溆浦县立女校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正式开学。向警予在开学典礼上高声宣布： “为读书而读书，为嫁一个如意的丈夫而读书，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做个新国民。”她还与学校老师一起谱写了溆浦县立女校校歌： “美哉! 卢峰之下溆水滨，我校巍巍矗立当其前。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 为女界大放光明，这就是她办学的宗旨和目的。具体来说，她是想通过办学使“合邑妇女因入学补习科，而为良妻，为贤母，为爱国之民，合邑童男女入国民科，而得健康，而具有国民道德及生活能力之初基; 又有高等小学以补国民教育之不足，以为晋升研究之阶梯”。从而实现她的“教育救国”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向警予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办学上。清晨，她起在别人之先，亲自摇起床铃。学生起床后，便主持朝会，给同学们讲述国家大事，宣传救国思想。在教学上，她不仅担负了一份教课任务，有时还要给别的老师代课。对于学生的生活更是关心，不仅住在学校，与学生吃一锅饭，同甘共苦，并且夜里还要巡视宿舍，看看学生的被子盖好了没有，蚊帐掖好了没有。她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认为 “个别为之，较为亲切恳挚，收效自易”①。当时的溆浦，封建礼教相当严重，女孩子多缠足穿耳，遵循《女儿经》作人。在办学过程中，向警予反对封建礼教，鼓励女学生放脚，亲自为女学生解裹脚布。有的女学生放脚后怕父母打骂，不敢回家，她和教师一个一个地把学生们送回家去，做她们父母的思想工作。
她深知要教好学生就要有一批思想进步的好教员。为此，她从长沙聘请了一些志同道合、热爱教育事业，而又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到溆浦女校任教。先后来校的有： 任培道、任培智、易焕秋、蒋竹如、易克勋、杨德群、黄振翼、缪明辉、游若愚、吴家瑛等，对办好学校，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学校里，她积极提倡体育运动，经过体育教师杨德群(在“三·一八”事件中牺牲) 的努力，女校体育活动就搞得很出色。同学们唱着向警予与老师们一起谱写的《运动歌》 ： “运动，运动，运动乐! 不怕天寒和地冻，各把精神来振作。肌肉强，血脉活; 运动，运动，运动乐! ”每天坚持课间操，积极参加学校定期举行的运动会。运动项目有体操，拉杆，爬山，赛跑，跳高，跳远，真是龙腾虎跃，热火朝天。
在教学上，向警予力求改革，不断向学生介绍新知识，灌输新思想。她取消了徒耗学生光阴的《经学》课，增设了实用的裁缝和家政课; 注意直观教学，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废除考试，以平日成绩为成绩; 尊重个性，反对把学生“驰骤之若牛马”; 以自治心、公共心为校制，尽心竭力指导其实践;实行半工半读，以解决工农和贫民无力供给子女读书的困难。
她认为要改变“国势日弱”的现状，必须挽救 “人心陷溺”，便决心从组织“清街团”入手，亲自率领学生，利用星期天打扫卫生，希望以此感化和教育人们。
向警予的上述努力，一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溆浦女校越办越好，成为湘西的一所新型学校，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学生由原来的十几人增加到三百多人，除小学班外，还设有缝纫班、刺绣班、高小科、补习科等。
为了用事实说服那些封建思想严重的家长，向警予精心举办了一个学生成绩展览会，包括学科、图画、缝纫、刺绣等四五个展室。展览会的会址，就选定在县衙门旁边临街的仓库里。向警予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 “细雨来苏柳，轻寒不触帘。”并用黑丝绒把它绣在白色缎子上，以表示她和教师们一道，要象细雨滋润杨柳那样，耐心教育学生，使他们能茁壮地成长起来。展览会很快地轰动了全城，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连一些官员也前来参观，有的还捐了钱给学校添置设备。在办展览会的同时，她还组织学生们排演了新剧 《皇帝梦》 ，讽刺袁世凯称帝。
但是，在黑暗的旧社会，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腐败无能的反动官吏，那能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学校经费的困难，向警予虽然一再申请，筹款募捐，办法想尽，然而仍然 “常款无着”，困难日甚一日。“虽有巧妇，无米奚炊?”因此，她只得“惨怛戚痛”地表示： “明年定让贤能”、“退而自修”。他带领学生打扫街巷，可是人们依然无动于衷，仍然 “果皮滔物，随扫随弃”。上午扫干净了，“下午往视又如故矣”。而且人们还讽言冷语，公开反对此事。至于学校所进行的改革，更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县教育部门派了视学潘封礼来校视察，提出了许多质问和责难。她虽然逐条驳答了，但也使她感到了阻力之大，改革之难，不得不愤然自认才学肤浅，“办理无方”。尤其是社会风气不良，好容易教育出一个好端端的学生，进入社会后，“耳濡目染，旧习辄萌”，使她沉痛地感到“学校教育十年而不足，社会破坏一朝而有余。 言念前途， 良深慄恐”。 “教育救国” 的幻梦开始破灭。
一九一九年五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湖南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工、罢市的热潮。向警予在溆浦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响应。她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走到商店门口，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并当众把一个日本制造的瓷脸盆摔烂在地上，以表示爱国的决心。走到县城寺坪里，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一连讲了几个小时，号召大家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她的讲演有力地激起溆浦人民的爱国热情。接着，她又组织了反日救国的“十人团”，开展抵制洋货的斗争。
事实的教育，斗争的洗礼，使得向警予的思想有了新的提高。五月二十八日她在给七哥的信中写道： “平常人之所视为荣辱得失者，自吾辈视之真不值一笑! 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可见，她已把个人荣辱得失置诸度外。然而到底什么是真心得、真事业，这时她仍在探索之中。
两个月后，又一事件接踵而至。驻扎在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竟派人来向家说媒，要娶向警予为妻! 向警予的后娘傅氏，慑于周则范的权势，硬逼着她去做 “将军夫人”。家里的人对于这件事也有些惊惶失措。为了断绝周则范求婚的念头，又不连累家庭，一天中午，她只身闯进周公馆，当面断然拒绝了这件婚事，斩钉截铁地表示： “以身许国，终身不婚。”
恰在这时，向警予接到了蔡畅约她来长沙筹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信，使得她喜出望外。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毅然离开溆浦女校，前往长沙。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向警予在长沙参加了新民学会。十月，向警予发起成立“周南女学留法勤工俭学会”。随后，又在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妇女界的首倡人。
(三)
一九一九年冬，向警予、蔡畅与蔡母葛健豪等人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准备赴法。
到上海后，她们借了一间空房，作为临时安身之处。然后， 由葛健豪找到她的亲戚聂云台 (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的儿子) ，借了六百块银洋作旅费。这期间，向警予等曾就怎样救中国、如何开展留法勤工俭学诸问题，专门拜访和请教了孙中山先生。
出国前夕，向警予给陶毅写了一封信，着重谈了女子发展的计划。信中说：“当这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的时代，非尽是那艰苦卓绝精粹人才不可。艰苦卓绝的精粹人才愈多，则成绩愈好。”“我们的学识能力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是〕应当担负的。作大事业，须大准备，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起。”这封信表现了她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强调了“根本改造”的思想，但却把“女子解放”和社会改造，归结为“仍离不脱教育”，并把大学开放女禁看成是“为女界造光明路，替人类造福桥”。这种主张仍然是“教育救国论”，也说明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要彻底摆脱“教育救国论”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晨，向警予、蔡和森等三十多人，乘法国邮船“央脱莱蓬”号，前往法国。在赴法的海轮上，向警予与蔡和森常在一起看日出，交谈政治和学术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他们很快互相倾爱起来。
一九二○年一月三十日，向警予、蔡和森等抵达法国。在巴黎逗留五天，游览和参观了巴黎的名胜古迹，到华法教育会交涉了勤工俭学的有关事项。二月七日，抵达距巴黎约二百里的一个县城——蒙达尼。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等去蒙达尼女子中学补习法文，蔡和森则去蒙达尼男子中学念书。两校相隔仅二三百步。向警予决计在法俭学数年，将语言学好，情况熟悉，设法大辟国内女子外出之路。她在学习上非常勤奋，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初步掌握了法语，因而在短期内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等著作。
五月二十六日，向警予在巴黎撰写了 《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上。这是她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的早期著作。虽然文章有些观点尚不够成熟，然而它却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章首先指出，女子解放的问题是社会改造的一个根本问题。女子的解放与改造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呢?决不能要求在中国现在的猪仔代议制和寄生的遗产制中占个位置;而应当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明确指出： “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当有待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文章还对当时国内女界要求参政权与分家权的运动和改良主义思想给予了批判，指出： “无论何事，谈得上改良，总还有几分可取，现在的政治，你取他哪一点来改良呢?”接着，又尖锐地指出：代议制是中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的障碍;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终不会解放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很切中时弊的，非常彻底的。比起她在出国前夕写给陶毅的信，显然是一个跃进!
这年五月，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蒙达尼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了婚礼。由于他们在恋爱过程中交换诗作，后来在法国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 在婚礼上他们又朗诵了这个诗册中的诗篇，所以日后大家都把他们两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他们的结婚照片是并肩坐着阅读《资本论》 ，说明他们共同生活的思想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向警予婚后把这张照片寄回了湖南，毛泽东等非常赞成“向蔡同盟”，立即去信祝贺，并表示要奉他们做领袖。可是，向警予的继母则不然，说什么“现成的 ‘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①，真没出息! ”
婚后，向警予主动帮助蔡和森搜集资料，一起研讨当时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积极参加新民学会在法的各项活动，筹备蒙达尼会议。
不久，向警予即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广泛接触了华工和法国工人，还同他们一起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参观学习。
七月六日至十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教室召开会议，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上，一部分人以肖子昇为代表，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 一部分人以蔡和森为代表，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认为： “社会主义实为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并主张立即建立俄国式的共产党。向警予完全赞成蔡和森的主张。
九十月间，向警予等人在蒙达尼参加了工学世界社的会议。会上，蔡和森作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讲，驳斥了各种错误的论调。向警予也作了发言。他们和社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社会民主派思想、工团主义思想等，进行了斗争。向警予和蔡畅还把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抄出来贴在墙上，让大家阅读，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①。会后，向警予在给父母亲写的信中说： “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表现了她对自己所进行的斗争的自信心情。
然而，当时的环境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安心学习。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华法教育会发出了与留法勤工俭学生脱卸经济关系的通告，各地勤工俭学生面临着无工做、无饭吃、无书读的严重威胁。一月三十日，上海《时事新报》 发表了 《留法女子勤工俭学情形》一文，着重指出“女子勤工俭学实较男子为困难” ，并列表介绍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等十八人是非勤工就不能俭学的，呼吁各方设法解决。但北洋军阀政府与华法教育会在法主持者吴稚晖，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困难置若罔闻，经过各地代表多次交涉，毫无效果，吴稚晖把持的华法教育会甚至还诬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要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样便引起了留法学生之大波澜。二月二十七日，向警予与蔡和森等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决定直接向中国驻法公使请愿。二十八日早晨，勤工俭学生四百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派代表向驻法公使陈箓提出要读书、要劳动、要吃饭的要求。向警予带领几个女同学作先锋队，坚强勇敢的站在最前列。请愿相持大半天，后被警察驱散，向警予和十多个代表被捕，囚禁于警察局的拘留所。这次请愿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公使馆延长三个月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也答应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
“二八运动”后，向警予并未放松斗志。五月三十日，她与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璧、劳君展等新民学会女会员，联络其他女学生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女界公开信，要求里昂大学招收女生。并鲜明地指出： 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重要运动之一。对孕育中的海外大学(即里昂大学)居然规定十分之一的女生名额提出了批评，要求名额不加限制，免除考试，津贴学费。信中在叙述社会上大多数女子实力不足在历史上、社会上、教育上的种种原因时，主张力辟贤母良妻之谬妄教育，否认苟简的女校教课。这实质上也是对她在溆浦办学时提倡贤母良妻教育的清算。
这年夏、秋，留法勤工俭学生与巴黎旅法侨胞多次召开大会，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以救灾为名向法国政府借款打内战，向警予到处奔走呼吁。经过留法学生和侨工的反复斗争和国内人民的支援，终于使这次中法秘密借款被取消了。然而因此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当局的更加仇视。九月十五日，停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勤工俭学生感到“途穷” “势单”，决定联合起来开展一场“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 的斗争，也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所称的小小的“十月革命”。当即分别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派代表组成一百一十六人的先发队，赶赴里昂集合。向警予和李维汉、肖子暲等同学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九月二十一日，蔡和森、陈毅等先发队员占领了里昂大学校舍。向警予曾去找章士钊联络过一次，又到里昂大学报告过一次情况。二十二日，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勾结法国政府派来警察，把先发队员全部囚禁。向警予与十人团一起分头寻求支援，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十月十日，先发队员在兵营里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法国当局的暴行。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时，蔡和森、陈毅等一百零四名勤工俭学生，被解押到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遣送回国。向警予因已怀孕，没有同归。留下来的勤工俭学女生，境遇特别窘困。向警予在巴黎和蒙达尼，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女生的经费问题而奔走。正如蔡畅所说： “警予在任何时间地点总是自然而然地是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①
(四)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向警予启程回国。途中经过南洋时，曾致书南洋华侨父老，备述在法国勤工俭学女生的困难情形，登在各报上，吁请援助，得到了各界侨民的同情，且有人愿效运动奔走之劳。船过新加坡，在这里教书的新民学会会员张国基和周敦祥，都到船上去看她，并想留她在吉隆坡教书。她坚决不肯。一九二二年初抵达上海后，同蔡和森住在香山路的一个小阁楼上。当时，她身怀有孕，兼受病磨，因而“庵卧沪上，半筹莫展”，曾先后给熊希龄和他的夫人朱淑雅以及中法协会写信，请他们设法解决蒙达尼女校同学的经费困难。
回国后不久，向警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机关做妇女工作。她热情接待各地来上海、立志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女知识青年，耐心解答她们提出的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种问题，向她们介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反复阐明：我们妇女只有同劳动阶级携起手来，推翻剥削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为妮妮。产后不久，她即去上海平民女校教课。她为女校编写了许多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的教材，还用上海话编写了一些反映女工悲惨境遇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女工中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她还在女工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南洋烟厂女工唐景、陈倩如等人，都是向警予亲自培养入党的。不少平民女校的学员后来成了妇女运动的骨干。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向警予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有关妇女运动的决议》 。会后，党中央成立了妇女部，向警予任第一任部长。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赞成毛泽东、瞿秋白等关于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同时，耐心地向那些思想不通的同志做工作。向警予为大会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 ，明确提出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会议确定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并创办一种出版物。“三大”闭幕后，向警予回到上海，同蔡和森与毛泽东夫妇等，住在闸北区中兴路三曾里的党中央机关里。“三大”和“四大”，她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书记，主编《妇女周报》。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这次大会之前，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派了毛泽东、向警予、邓中夏、恽代英等四十多人到上海执行部工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次大会后，向警予和毛泽东等一道，协助国民党左派领袖，改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并以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的身份，负责与上海各区妇女代表洽谈，筹组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在向警予的具体指导下，大力加强了妇女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发表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途经上海时，向警予和杨之华等代表上海执行部妇女部起草面呈孙中山的公函，并出席欢迎大会，发表妇女部的意见。同月，我党中央发表声明，号召在全国发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向警予积极投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动、组织和筹备工作，再三阐明该会的宗旨是“促成国民会议，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并先后担任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委员会的书记和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委员，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精采的讲演，被誉为“激昂动听，使人奋起”， “发挥尽致，听者动容”。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以后，向警予担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长，曾在广州负责筹建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并任该会第一届会长。这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十五日，中共中央致唁国民党，并发表告民众书。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召开大会追悼孙中山先生。向警予与恽代英都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的一个讲坛上发展讲演。柳亚子后来在哭恽代英的一诗中，曾高度赞颂向警予的这次演讲，诗曰： “世方怖河汉，我独识鸾龙。安石衣冠敝，臧洪意气雄。同时向女士，咄咄赌词锋。”可见她词锋犀利，深入人心。
五卅运动爆发后，向警予发动妇女积极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亲自带领女同志到南京路宣传、募捐。租界巡捕用棍棒、水龙，驱赶群众。向警予身穿雨衣，头戴雨帽，坚持进行宣传。这个地方的群众被水龙头冲散了，她换一个地方继续讲演。
向警予还紧密配合政治斗争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她先后在《向导》、《前锋》、《妇女周报》、《妇女日报》、《妇女杂志》和《妇女年鉴》等报刊上，发表了 《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今后中国妇女之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妇女宣传运动之新纪元》、《妇女运动的基础》等一系列论述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她还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许多重要指导文件。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
首先，她正确揭示了妇女运动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指出：“中国妇女运动，全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变化为转移”，“我们讨论中国妇女运动，绝对不能凭主观空想，而必须讨论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她深刻批判了当时少数上层妇女热衷于女权运动和妇女参政的错误方向，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半点“人权、民权的滋味”。“在这种立场中的中国妇女，如果死板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闭着眼睛依样画葫芦的喊男女平权，以为只要取得和本国男子同等的地位，便算目的已达。那么，结果便会是： 参政运动成了功，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班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 到头来不过是无聊的议员队里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中添多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她指出几个妇女加入了政权机关，并不等于广大妇女得到了翻身。她说： “唐朝武则天，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居然南面称孤，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她的威权是何等重大，她的地位是何等高贵! 但是她统治底下的成千成万的妇女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还不是一样地做奴隶做玩物!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武则天做皇帝的事，看做女权运动!”她深刻地阐述道： “二十世纪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到全体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的一部，我们所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同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一法。”否则，“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 “所以我说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 而“世界革命实现之时，即是劳动解放成功之日。”她在这里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正确方向; 把妇女运动同全国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成为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力量。
其次，她最早提出劳动妇女是我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并在实践中最先开始组织女工和农妇。她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劳动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出了科学的分析，认为最多数最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群众，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明确宣告： “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我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这就不仅解决了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究竟依靠谁的大问题，而且也涉及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她亲自领导了一九二三年上海浦东、杨树浦和小沙渡的丝厂、纱厂、烟厂的女工运动和罢工斗争。在斗争中，她坚决依靠广大女工群众，经常到女工家里访问，到工厂去调查和进行实际斗争，启发女工们的思想觉悟，发动她们积极参加罢工。“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向警予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迅速地把妇女运动扩展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和河北的京津，以迎接新的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一九二四年上海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多名女工举行大罢工时，丝厂资本家曾采用各种手段，妄图破坏这次罢工运动，向警予直接领导女工们坚持斗争。她们提出的口号是： “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姐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罢工坚持了十多天，终于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九月，她参与领导了南洋烟厂七千多名工人的大罢工，并与张琴秋一起出席烟厂职工代表会，讨论怎样坚持罢工的问题，指导她们如何增强团结，坚持斗争。随后，又直接指导和帮助上海各民众团体组织失业救济会，救济被厂方无理开除的工人，以声援罢工斗争。与此同时，她在《向导》周报上写了《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的文章，揭露资本家勾结官方破坏罢工的卑劣手段，鼓励坚持罢工的工友，“不要灰心，好好团结，组织更有力的雄军，机会到来，和资本家再拚个你死我活，最后胜利终是你们的。”一九二五年，向警予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领导成员的身份，与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一道，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同盟罢工。
再次，她最早提出并实践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相结合。早在一九二二年，她就对上海小沙渡平民女校负责人王会悟说：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都要很好地锻炼，都要懂得工人和劳苦大众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为他们服务。”①她认为： 我国女子平民“依旧保留着大多数不识字，无人生和共和国民常识”，“为民主政治之梗”。如果平民教育能普遍于中国女子平民大多数，“不独因此稳固了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且因此并稳固了妇女解放的基础。”所以在她的领导下，上海党的组织在几十个大中学校里附设了工人夜校，许多女工通过夜校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积极参加了罢工运动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她经常深入上海大学女生中进行工作，运用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向女生们论证劳动妇女的特点和长处，分析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区别，告诉她们：劳动妇女的坚强和勇敢都是知识妇女所不能比拟的，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应该到她们中去工作，去锻炼。在她的直接带动和影响下，一批批知识妇女和学生，深入工厂帮助开展妇女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向警予在《妇女运动的基础》一文中写道： 劳动妇女的“作战能力，反抗精神，以知识妇女自命的到反远不相如! ”号召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相结合，明确指出：“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第四，她反复阐明和坚持了妇女运动中党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党的“三大”时，她在由她负责起草的 《妇女运动决议案》 中，鲜明地提出： 在一般妇女运动中，“应加入 ‘打倒军阀’ 、‘打倒外国帝国主义’ 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对于女权及参政运动，她虽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深刻地批判，然而却一直热忱帮助和争取从事女权运动的知识妇女，明确指出： “女权运动应从联合无产阶级女工做起”，凡热心于女权运动的知识妇女必须切切实实地为劳苦姐妹多做工作。对于上海女权同盟会等七个妇女团体联合援助丝厂女工表示高度的称赞。指出： 女工如果没有社会后援，资本家越发得尺进丈、连皮带肉地对她们进行剥削。能否团结奋斗，是女权运动真伪的测量器。而对于基督教妇女运动，她在肯定其长处和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又指出： “终恐成为外国资本的机械”的危险，精辟地阐明如果耶稣复生今日的中国，也要率领被压迫民众反抗外力和军阀。因此她对于女青年全国大会不关心政治，对政治问题不表态，提出了批评，希望她们对于关系中国全面的政治问题也提出研究，保持耶稣原有的精神，慷慨激昂地加入国民革命战线。
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妇女普遍存在的小家庭派、职业派和浪漫派，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各自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 “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要求三派的知识妇女能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作贡献。
为了实现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团结一致，也为了巩固和扩大妇女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推动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相结合，经向警予提议并得到党中央的同意，组织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团结各界妇女在一起的革命妇女组织，以代替过去单纯上层知识妇女的狭隘的改良主义团体。这种革命妇女组织萌芽于一九二四年全国城乡纷纷开展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群众运动。当时向警予除了大力组织发动各地成立女界国民促成会外，还撰写大量文章论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一组织的意义，认为它是广大妇女群众“自己努力奋斗的组织和武器”， “不独是国民会议运动的长城，而且必然形成一个将来专为妇女解放奋斗的全国集中统一的机关”。不久，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基础上，各大城市即建立新兴的妇女团体——妇女解放协会。五卅运动后，在全国革命高潮中，妇女解放协会会员曾达到三十万人。正如蔡畅所说： “在向警予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有几个小规模的、非政治性的资产团体： 如 ‘女青年会’ 、‘妇女参政同盟’ 和 ‘节制生育会’ 。”①在党的领导下，向警予创造性地指导各地建立起来的这种以工农群众为骨干的革命妇女组织，发动和组织了亿万妇女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组织上保证妇女运动循着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轨道不断前进。
一九二五年六月，蔡和森因哮喘病发作，离沪去北京疗养，九月返沪。此前，向警予也由广州返沪。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人的感情，开始发生裂缝。十月，蔡和森、李立三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向警予、李一纯等同赴莫斯科，进东方大学学习。
(五)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向警予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中国班共有学生百余人，分中文听讲班和法文听讲班。向警予被分配在中文听讲班，同班同学有罗世文、赵毅敏、施益生、李一纯等。学习课程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党史、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职工运动、社会形式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俄文等。每门课程的老师都是用俄语讲课，由一位翻译马上译成中文。担任中国班翻译的工作人员有曾涌泉、王人达等。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发表了“抗议英国封锁广州的决议”，声援省港罢工的斗争。蔡和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致贺词。三月十三日，向警予在会议上代表中国上海女工，接受苏联伏罗涅史州妇女的献旗，并在受旗后致词说： “上海纺织女工是最早起来与中国工人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女工将加入中国无产阶级的行列，消灭外国和中国刽子手的压迫和剥削。苏联工农劳动妇女的光辉斗争是我们的榜样，它鼓舞我们奋斗。”①这次会后，蔡和森常来东方大学，看望向警予、李一纯以及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党员、团员和群众。不久，蔡和森应中共东大旅莫支部刘伯坚的邀请，在东方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重要报告，向警予等曾将听报告的笔记加以整理，油印出来，装订成册，供大家阅读②。但是，一九二六年底，向警予与蔡和森感情破裂。蔡和森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这时，为了适应中国国内革命高潮的需要，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大部分被调回国内工作，向警予也随即离莫斯科回国。
一九二七年初，向警予回到广州。初夏，又离广州去武汉。经长沙时，与蔡母葛健豪、孩子妮妮、博博和甥女特特，愉快团聚，摄影留念。后来，还给两个孩子写了几首儿歌和新诗，殷切期望孩子们“象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向警予到武汉以后，党中央派她担任武汉总工会宣传部的工作。她做事格外热情有劲，常常是开完会便去写东西，写完东西又去找工人谈心或研究工作，很少休息。她为工会写的许多宣传品，通俗易懂，生动有力，对教育妇女和发展工人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同年四月，向警予出席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敢于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斗争。会后不久，被调往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她特别注意党内教育，经常出席各工人支部的会议，组织各种训练班，编辑许多训练材料，朝夕奔忙，废寝忘餐。
马日事变后，蔡母葛健豪带着刘昂等人来到武汉。这时，武汉的形势已很紧张了。葛健豪决定仍回湖南，向警予赶来送行，对外甥女刘昂非常亲切地说： “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敌人。昂昂，你要注意呀! ”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武汉三镇一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派向警予留在武汉，曾负责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她领导党和工会的有关组织迅速转入地下进行活动，想尽一切办法经常到各工厂去工作，同工人一起研究怎样保全组织，如何组织群众进行反抗等。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后，苏兆征来传达会议精神。向警予精心组织二十几个代表挤在一只狭小的船舱里听传达报告。代表们来自武汉三镇和洪湖、黄安、麻城等地。苏兆征传达后，向警予宣读了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湘、鄂、粤、赣秋收暴动大纲，极大地鼓舞了到会的同志。
“八七”会议后，向警予在武汉会见了原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位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第二天，向警予代表湖北省委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秋收暴动的计划，坚决否定了原先夏曦要他们丢掉队伍只身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意见。要他们立即回部队去，参加秋收暴动，以警卫团作基础，把湖南、湖北的武装农民集合起来，进行训练，建立指挥机构，还拨给他们三千元现金，六、七个干部，解决他们在干部和经费方面的困难。后来这支部队到江西铜鼓，毛泽东找到了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主力部队。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向警予在武汉先后派了不少优秀工人并运送了枪枝弹药到各暴动地区去。她参加了湖北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参与制订了年关暴动计划，又亲自撰写了 《宣传大纲》、《告士兵歌》和 《鄂省通讯》等宣传品。她经常在汉口余记里、石码头的店员工会会址和工人住宅区工作，也时常到硚口区的邮电工人与码头工人住区进行革命活动。她向大家讲述各地举行暴动的大好形势，以及江西、汉川、黄麻地区的情况，鼓动工人们武装起来，和反动派展开斗争。她建立了暴动队的组织，并进行了训练，准备发动武汉市的年关暴动。后来由于暴动计划暴露，未能实现。
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向警予临危不惧，千方百计组织同志转移，营救被捕的同志。她领导工人，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反对黄色工会，坚决同陈公博派出的接收各级工会的改组派作斗争。一些厂主和店主开始向工人进攻，取消工人在大革命期间所争得的一些权利，解雇工会负责人。她率领工人进行反抗和斗争，曾领导过震环纱厂工人进行罢工，亲自布置了在绣花街打资本家的行动，发动过年关斗争，惩办那些疯狂向工人进攻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有过盲动主义的行为，比如放火烧电厂和芦村等。但正象“瑕不掩瑜”一样，它无损于向警予在这期间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她主编的党内秘密刊物，在武汉三镇影响很大，成为当时这个城市工人阶级的主要的精神食粮。该刊原名 《长江》 。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由黄松龄负责。约两个月后，由向警予接办，刊物即比原先办得好多了。它对现实反映及时，对敌人揭露深刻，对问题分析透彻，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与此同时，还出版过一种没有一定名称的八开油印报。报刊上许多短小精悍的时评，文笔犀利，一针见血，使人读后热血沸腾，就是向警予的手笔。她还利用通俗的“三字经”、“四字经”的形式，在报刊上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比如揭露国民党欺骗的有“党化教育，欺骗百出”，“忠实党员，只要洋钱”等。有力地教育和激励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向警予是我党著名的妇女领袖，她过去曾暴露过身份，要在武汉很好地坚持地下斗争是不容易的。加之这一时期身体也很瘦弱，因此有同志劝她转移外地。可她却安然若素，满怀信心地说： “别看我瘦，身体还好，又没有病，能够坚持斗争。” “斗争越是困难，越需要我留在这里。我有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她经常出席基层党组织的会议，直接和党员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她化名为易夏氏，白天活动于群众中，晚上在法租界三德里九十六号的一间小楼房里，为编写和刻印党的秘密报刊而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她不断地耐心教育党员、干部说： “共产党员是群众的核心，要说话有人相信，就要联系群众，带动群众，不摆一点架子。周围没有群众，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说我们是共匪，就是因为我们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 “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光明正大。”后来，她的助手看到，不少党的重要机关被破坏，省委的负责人相继牺牲，工作环境一天比一天困难，向她提议： “你的处境太困难了，不如离开武汉，到上海要求党中央另派同志来此工作，这里的机关暂由我看守。”她沉默了一下，回答说： “确实，我的处境有困难。可是，唯其这样，我更不能离开。”接着她加重语气，坚定地说： “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 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人支撑，《长江》一停刊，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那会叫许多工人怎样失望! 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
可是，当时的环境的确太困难了。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清晨，在叛徒宋岳林的指认下，向警予与其助手同时被捕，被押在法国巡捕房拘留所里。敌人对她百般诱惑和严刑拷打，逼她交口供，均为她严词拒绝。在捕房，她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就背诵唐诗、古文和唱歌。接着，乐观地给牢房的难友讲故事，做思想工作。她曾对她的助手说： “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人迟早总是要死的，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有时她沉默地坐着，常常把藏在内衣口袋中她父亲和两个孩子的两幅照片拿了出来，或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她对着父亲的照片说：“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我拿什么报答他呢?”对着孩子的合影说： “妮妮、博博： 妈叫你呢，听见吗?”说着眼眶都红了。法租界法庭开审时，向警予质问法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来干涉中国革命?她叙述自己所进行的事业是为中国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独立与解放，而这种斗争目标正与法国大革命时代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旨相符合;并历数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正义与公道。把那个法帝国主义的法官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对她表示十分钦佩。后来法领事曾一度不肯把向警予交给国民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反动派报纸几乎每天都把向警予被捕当作头条新闻，并千方百计强迫法领事馆引渡。四月十二日，向警予由法租界“引渡”到武汉卫戍区司令部军法处监狱。那天，沿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军警把守，并断绝交通，如临大敌。四月十四日，军法处对向警予进行第一次审讯。她坚贞不屈，对于党的秘密一字不供。
敌人三番五次对她审讯和毒打，她从未向敌人吐露过真情，并积极组织狱中斗争，领导大家进行绝食，要求改善狱中生活。
四月下旬，叛徒宋岳林当面质证。宋岳林狂吠乱叫，“历历如绘”; 向警予怒火中烧，骂道：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为党的事业而死，虽死犹生! 你这败类，活着是条狗，死了要遗臭万年! ”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敌军法处对向警予进行最后会审。法官说已查明向警予的身份是共产党重要领袖，威胁她招供。向警予投下鄙夷的目光，昂然地说： “要杀就杀! 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没有多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 ”
五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在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武汉工人和中国妇女的领袖向警予。凌晨，向警予梳洗完毕，身“着绿油色旗袍，头扎羊角小辫，站在窗口，轻轻地对一个同伴说： ‘五一，记得吧! ’同伴点点头。于是，她默默地望着天空。”突然，牢门打开了。一个暴徒手中拿着纸条，大叫： “易夏氏!”向警予昂然迎上去，同时回过头来，向牢房难友望了一下，表示告别，随后走向刑场。向警予视死如归，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讲演。她说：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 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蒋介石! 中国独立解放万岁!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①敌人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凶殴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滔滔地讲下去，因此他们在她嘴里塞着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②
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英勇牺牲。
当晚，海员工人、共产党员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摇着小船，把向警予烈士的尸体运葬在龟山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边。
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向警予烈士的追悼大会。第二年，国际赤色互济会《牺牲》杂志上专门撰文纪念烈士牺牲一周年。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革命的一生，他说： “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同年七月，周恩来在庆祝延安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向警予是我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英勇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号召大家学习我国历史上花木兰、秦良玉、蔡文姬等女英雄，学习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在向警予烈士英勇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邓小平亲笔为纪念向警予烈士专集和烈士墓碑题了字，表示党和人民对她的深切怀念。
注释
①《柳亚子诗选》。
②据郑超麟等回忆:振宇即警予的谐音。向警予写的稿子曾用振宇笔名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也可能振宇有时是蔡和森、向警予两人合用的笔名。蔡博说: “向警予在莫斯科东大时,也曾用过振宇的名字。”
③溆浦向姓,原以为是汉族,现查明是土家族。
①②〔美〕尼姆·韦尔斯: 《续西行漫记》;《向氏通谱·鋓公房》,卷五; 《向瑞龄诔文》。
③向仙良: 《向警予烈士青少年时代的事迹》 (1963年元月)。
①余曼贞遗稿,转引自丁玲: 《我母亲的生平》。
①见《湘乡县乡土教材》和朱超的回忆(1978年7月31日)。
①见《溆浦县志》 (民国10年11月修)。
①见《向警予给陶毅的信》 (1916年秋),原件存蔡博处。
①当时传说蔡和森在巴黎一家豆腐公司磨豆腐。
①见蔡畅的《永恒的回忆——哀悼王若飞同志》和李明的《悼向警予同志》。
①〔美〕尼姆·韦尔斯: 《续西行漫记》。
①据王会悟的回忆。
① 〔美〕尼姆·韦尔斯: 《续西行漫记》。
①见《共产国际执委扩大六次全会》,苏联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第506页。
②据施益生的《回忆蔡和森、向警予同志的片断情况》和1980年7 月18日访问施益生的记录。
①李明: 《悼向警予同志》。
②见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的《纪念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同志》和武汉市公安局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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