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乳名凤生，学名张梧，一九○四年生，浙江省桐乡县石湾镇人。兄弟姊妹七人，琴秋居四，与兄张桐、妹张兰长大成人，余皆夭折。父张殿卿，早年求功名未成，就职浙江嘉兴《三江日报》编辑，后被解聘回乡经农，家境日衰，得兼营季节性商贩(蛋行、桑秧行等) 以维持家计。兄妹三人中，唯琴秋聪颖好学，为嫂所妒，幸得母亲冯氏竭力赞助，父亲乃节衣缩食，送琴秋读书。
一九一三年，张琴秋进入崇德(现隶桐乡)县立石湾振华女子小学。五四运动中，她被选为石湾镇学生代表，出席了崇德县进步学生团体的集会，并参加游行和讲演。一九二一年秋，张琴秋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受新思潮影响，倾向进步，与同学王华芬首倡剪发，并带头示范。一九二三年春，她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插班学习，常和振华女校同班同学孔德沚交往，得与孔的爱人沈雁冰及其弟沈泽民相识。一九二三年秋，张琴秋在上海考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适值沈泽民赴南京建业大学任教，遂与沈同行。张琴秋进入美专不久，患伤寒病休学回乡，病愈后留振华女校代课。在接触社会的短短几年中，她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军阀政府统治的腐败，和妇女受压迫的深重，对前途感到渺茫，遂写信向沈泽民倾诉内心的苦闷和对时局的看法，望得到指教。沈泽民见张琴秋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求真理，常在信中给予启发和鼓励，并寄赠进步书刊。从此，张琴秋思想日渐开朗。一九二四年春，她毅然到上海寄住沈雁冰家，经沈泽民介绍，考入上海大学。这是张琴秋投身革命的转折点。在上海大学，张琴秋进步很快。同年四月，由徐梅坤和老同学杨之华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她曾对其表妹钱青说： “是沈泽民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①
上海大学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四月，邓中夏出任校务长，改革学制，刷新师资阵容，聘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为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田汉、郑振铎、丰子恺等先后在该校任教。从此，上海大学成为我党早期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张琴秋在这个革命熔炉里，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关于中国革命及中国历史等知识，视野逐渐开阔，更加自觉地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四年四月，保定女子师范当局无故殴打学生，酿成风潮。消息传来，上海大学女同学会中的活动分子杨之华、张琴秋等立即召开大会声援，发通电、通告，编印保定女师学潮特刊，把女师当局的暴行公诸于世，推动了上海各女校的一致声援，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妇女问题和女子教育问题，使保定女师的斗争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向警予在上海主持党的妇运工作，常去上海大学同女学员讨论时局和妇女解放问题。张琴秋同杨之华、王一知、王会悟一道参加听讲。向警予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劳动妇女与知识妇女的差别，论证劳动妇女的觉悟与力量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指出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应到劳动妇女中去做工作。向警予还动员和组织上海大学等校女生，先后创办了十几所工人夜校。在向警予的启发和带领下，张琴秋等在平凉路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常来听课的女工有二三百人。她们晚上给女工讲课，帮助女工学习文化; 节假日到杨树浦、小沙渡一带棚户区同女工交朋友，走访女工家庭，关心她们的疾苦，教她们唱《国际歌》，同她们一道唱《女工苦》①，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促使她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一九二四年六月，上海闸北区元丰、裕经、统一等十余厂工人，为声援云成、同丰永两厂女工抗议厂方取缔工会、抓捕女工而开展的罢工斗争，参加者约一万五千多人。张琴秋参加了这次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和姐妹们提出了 “争生存，争人权” 的斗争纲领，口号是： “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 ”②厂方企图破坏罢工运动。女工们及时识破了资本家的阴谋诡计，坚持了不妥协的斗争。张琴秋等又到其他工厂工会联络，得到各厂工人的大力声援，罢工斗争坚持了半个月左右。最后，厂方被迫让步，接受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十月，上海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大会，遭到反动军警破坏。上海大学代表干翔青被打得头破血流，黄仁重伤致死。张琴秋、杨之华等在党组织领导下，立即以上海大学学生会名义通电全国，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暴行。
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倡议召开国民会议。我党积极支持，并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上海大学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表宣言。向警予、张琴秋等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讨论中，提出了开展“女权运动”和“男女同工同酬”等重要主张。
十一月下旬，孙中山北上过沪，上海一百余公团代表在江边夹道迎接。上海大学为此停课半日，学生列队在码头最前面迎接和护卫。帝国主义寻衅闹事，指使巡捕抢去上海大学校旗和国民党党旗。张琴秋和同学们一起与帝国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夺旗斗争，终于迫使帝国主义者把旗送了回来。
经过斗争的锻炼，张琴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十一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张琴秋在上海与沈泽民结婚。此后，在向警予直接领导下，常在张琴秋家里召开妇女小组会议，参加者有何葆珍、杨之华、李一纯、孔宪之(即孔德沚) 等人，主要内容是研究时局，讨论女工、童工问题，以及如何深入工厂了解女工运动，等等。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张琴秋等上海大学学生在邓中夏领导下，参加组织了上海日商内外棉各厂的同盟总罢工。在宣布总罢工的大会上，刘华特别介绍了代表上海大学师生前来支援罢工斗争的邓中夏、张琴秋、杨之华等同志，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会后，张琴秋、杨之华深入女工姐妹中，组织了女工纠察队十四队，每队十人，和男工纠察队一起执行任务。接着，邓中夏又组织了一批上海大学学生，由张琴秋、杨之华等分别带领，到工人俱乐部和工会联合办事处等工人聚集的地方演讲、发传单，教唱《国际歌》和反帝歌曲，鼓励工人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受到工人的普遍欢迎。
二月十七日下午，为营救罢工中被捕的阶级兄弟，工人再次到租界游行示威，又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邓中夏、戴启杰等二十多人被捕。
在向警予、张琴秋等推动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几十个人民团体，组成了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后援会发起大规模的宣传募捐运动，把捐款及时送给困难户，并多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终于迫使厂方接受了部分条件，释放了被捕工人和邓中夏等同志。罢工的胜利，推动了日厂的工会和党组织迅速扩大。张琴秋在小沙渡区培养的张亮等女工，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二月罢工胜利后，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寻机反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在此期间，张琴秋常到环龙路四十四号参加会议、汇报工作; 她还同向警予等集体创作了短剧《顾正红之死》，以上海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名义在街头演出，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张琴秋经常活跃在上海大学师生队伍中，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演讲和散发传单等活动。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后，张琴秋常到引翔港总工会第二办事处联系工作，把总工会的决定及时带到二办，再把办事处所属各单位的情况和问题带回总工会向党组织汇报，使党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她和二办副主任陈企荫一道，经常深入各厂了解罢工动态，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
九月中旬，上海总工会所属五个办事处的工作相继结束，张琴秋回到了流亡中的上海大学①。
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两年中，张琴秋、杨之华走遍了沪东、沪西、浦东和杨树浦的日、英外商各大厂，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做工作。人们经常看到，她们在沪西的财神庙、玉佛寺，浦东的观音堂，沪东的关帝庙、下海庙等处，约女工亲切交谈。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她俩不时改装易服，甚至结识尼姑为伴，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帝国主义和敌特的眼皮下。
一九二五年冬，党决定派张琴秋和一批革命青年去莫斯科学习。张琴秋等一行百余人于十月的一个深夜登上停泊在吴淞口外的一艘苏联煤轮，秘密地驶往海参崴，再换乘火车，于十一月底到达莫斯科。张琴秋被分到中山大学。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合并，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张琴秋转入劳动大学继续学习。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她刻苦攻读了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学等主要课程。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等，给学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军事课于每年夏天进行野战训练，使学员成为能文能武的新型革命者。张琴秋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她废寝忘食、孜孜不倦，理论水平、政策水平都提到了新的高度，俄语也达到了一般翻译的水平。
学习期间，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张琴秋深入社会作调查研究，还参观了冬宫、红山炮台等革命遗迹。她趁学校安排去工厂劳动的机会，与纺织厂长期挂钩，休假日常去参加劳动，向工人、干部学习纺织技术和管理知识。
一九三○年春夏间，在列宁学院和劳动大学等校学习的中国学员相继回国。张琴秋因刚生了女儿玛娅，回国时间稍晚于沈泽民。秋后，她把玛娅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和一位女同志扮成走亲戚的姐妹结伴起程。她俩到达满洲里车站，遭到反动军警怀疑，被扣留审查，后经满洲里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在地下交通站的周密安排下，她俩又从满洲里乘火车经哈尔滨南下大连，又转乘海船经青岛回到上海。中央分配张琴秋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委员，仍做女工运动的工作。她以新的姿态出入于沪东和沪西地区纱厂、丝厂、烟厂以及棚户区，同女工打成一片，深入发动群众，办识字班、读报组，培养积极分子，重新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张琴秋和沈泽民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月中旬，他俩到达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五月上旬，到达根据地首府新集(即今河南新县)。张琴秋被分配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①政治部主任。这是一所以培养红军基层干部为主、兼轮训地方干部的学校。张琴秋到任后，从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到具体教学环节，都亲自参与，身体力行。每天拂晓，军号声响，她全身戎装，精神抖擞地同学员一道进行各种操练。她负责给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形势任务教育课，教唱革命歌曲，还常与学员同台演出文艺节目。在军事训练课中，她同学员一起修工事堑壕，射击打靶，野外操练，风雨无阻，处处带头。她经常关心学员的疾苦，亲自为病员送药，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阶级友爱。学员对这位新来的政治部主任格外亲切，有什么问题都主动找她谈心。她那仅有一床一桌和几只条凳的住房，常是宾朋满座，有时谈到深夜。
张琴秋还十分关心民众教育，常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教姑娘们跳海军舞、乌克兰舞，教儿童做游戏——传递鸡毛信、站岗放哨查路条，使根据地的少年儿童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在她的倡导下，学校常利用休息日组织学员代耕队，为军烈属干农活;逢年过节，举办军民联欢会，演出拥军优属的文娱节目。通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使学校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整个新集显得生气勃勃。八月迁校丁李湾，老百姓相送数里，依依惜别。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集中三十余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当此紧急时刻，中央分局派张琴秋去黄陂以北、红安以西五十里处新设置的河口县担任县委书记。她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一个女同志到敌人重兵压境的地方去开辟工作、支援革命战争，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张琴秋毅然服从党的安排，到任后就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建立红军武装，配合反“围剿”战争。八月中旬，河口县独立团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激战于红安城西冯寿二、冯秀驿地区，主动袭击敌后，击退敌卫立煌第六纵队先头部队第十师李默庵部。是役，河口独立团缴获步枪五百余支。张琴秋根据当时反“围剿”战争的需要，组织了一支专事破坏敌人交通的铁路工程队，和一支机智勇敢的便衣交通队。为补充军需用品，交通队常来往于汉口、宋埠、黄陂、孝感之间，购运通讯器材和药品、食盐、布匹等，并搜集大量军事情报，为反“围剿”战争作了贡献。
由于张国焘“左”倾领导的错误，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在内线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越京汉铁路向西转移。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及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姚家芳等留根据地坚持斗争，以后重组红二十五军。游击战争的艰苦斗争，使沈泽民肺结核复发，加以疟疾缠身，不幸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病逝。
撤离时，张琴秋调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她在西进途中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的得力助手。部队无止境地西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无计划、无目的地退却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不满，纷纷要求明确行动方针。在斗争实践中，特别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张琴秋逐步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开始怀疑，她和许多同志都为部队的安危担心。
张琴秋，乳名凤生，学名张梧，一九○四年生，浙江省桐乡县石湾镇人。兄弟姊妹七人，琴秋居四，与兄张桐、妹张兰长大成人，余皆夭折。父张殿卿，早年求功名未成，就职浙江嘉兴《三江日报》编辑，后被解聘回乡经农，家境日衰，得兼营季节性商贩(蛋行、桑秧行等) 以维持家计。兄妹三人中，唯琴秋聪颖好学，为嫂所妒，幸得母亲冯氏竭力赞助，父亲乃节衣缩食，送琴秋读书。
一九一三年，张琴秋进入崇德(现隶桐乡)县立石湾振华女子小学。五四运动中，她被选为石湾镇学生代表，出席了崇德县进步学生团体的集会，并参加游行和讲演。一九二一年秋，张琴秋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受新思潮影响，倾向进步，与同学王华芬首倡剪发，并带头示范。一九二三年春，她转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插班学习，常和振华女校同班同学孔德沚交往，得与孔的爱人沈雁冰及其弟沈泽民相识。一九二三年秋，张琴秋在上海考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适值沈泽民赴南京建业大学任教，遂与沈同行。张琴秋进入美专不久，患伤寒病休学回乡，病愈后留振华女校代课。在接触社会的短短几年中，她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军阀政府统治的腐败，和妇女受压迫的深重，对前途感到渺茫，遂写信向沈泽民倾诉内心的苦闷和对时局的看法，望得到指教。沈泽民见张琴秋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求真理，常在信中给予启发和鼓励，并寄赠进步书刊。从此，张琴秋思想日渐开朗。一九二四年春，她毅然到上海寄住沈雁冰家，经沈泽民介绍，考入上海大学。这是张琴秋投身革命的转折点。在上海大学，张琴秋进步很快。同年四月，由徐梅坤和老同学杨之华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她曾对其表妹钱青说： “是沈泽民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①
上海大学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四月，邓中夏出任校务长，改革学制，刷新师资阵容，聘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为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和进步学者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沈雁冰、田汉、郑振铎、丰子恺等先后在该校任教。从此，上海大学成为我党早期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张琴秋在这个革命熔炉里，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关于中国革命及中国历史等知识，视野逐渐开阔，更加自觉地投入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一九二四年四月，保定女子师范当局无故殴打学生，酿成风潮。消息传来，上海大学女同学会中的活动分子杨之华、张琴秋等立即召开大会声援，发通电、通告，编印保定女师学潮特刊，把女师当局的暴行公诸于世，推动了上海各女校的一致声援，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妇女问题和女子教育问题，使保定女师的斗争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向警予在上海主持党的妇运工作，常去上海大学同女学员讨论时局和妇女解放问题。张琴秋同杨之华、王一知、王会悟一道参加听讲。向警予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劳动妇女与知识妇女的差别，论证劳动妇女的觉悟与力量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指出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应到劳动妇女中去做工作。向警予还动员和组织上海大学等校女生，先后创办了十几所工人夜校。在向警予的启发和带领下，张琴秋等在平凉路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常来听课的女工有二三百人。她们晚上给女工讲课，帮助女工学习文化; 节假日到杨树浦、小沙渡一带棚户区同女工交朋友，走访女工家庭，关心她们的疾苦，教她们唱《国际歌》，同她们一道唱《女工苦》①，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促使她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一九二四年六月，上海闸北区元丰、裕经、统一等十余厂工人，为声援云成、同丰永两厂女工抗议厂方取缔工会、抓捕女工而开展的罢工斗争，参加者约一万五千多人。张琴秋参加了这次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和姐妹们提出了 “争生存，争人权” 的斗争纲领，口号是： “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 ”②厂方企图破坏罢工运动。女工们及时识破了资本家的阴谋诡计，坚持了不妥协的斗争。张琴秋等又到其他工厂工会联络，得到各厂工人的大力声援，罢工斗争坚持了半个月左右。最后，厂方被迫让步，接受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十月，上海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大会，遭到反动军警破坏。上海大学代表干翔青被打得头破血流，黄仁重伤致死。张琴秋、杨之华等在党组织领导下，立即以上海大学学生会名义通电全国，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暴行。
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倡议召开国民会议。我党积极支持，并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上海大学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表宣言。向警予、张琴秋等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讨论中，提出了开展“女权运动”和“男女同工同酬”等重要主张。
十一月下旬，孙中山北上过沪，上海一百余公团代表在江边夹道迎接。上海大学为此停课半日，学生列队在码头最前面迎接和护卫。帝国主义寻衅闹事，指使巡捕抢去上海大学校旗和国民党党旗。张琴秋和同学们一起与帝国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夺旗斗争，终于迫使帝国主义者把旗送了回来。
经过斗争的锻炼，张琴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十一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张琴秋在上海与沈泽民结婚。此后，在向警予直接领导下，常在张琴秋家里召开妇女小组会议，参加者有何葆珍、杨之华、李一纯、孔宪之(即孔德沚) 等人，主要内容是研究时局，讨论女工、童工问题，以及如何深入工厂了解女工运动，等等。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张琴秋等上海大学学生在邓中夏领导下，参加组织了上海日商内外棉各厂的同盟总罢工。在宣布总罢工的大会上，刘华特别介绍了代表上海大学师生前来支援罢工斗争的邓中夏、张琴秋、杨之华等同志，受到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会后，张琴秋、杨之华深入女工姐妹中，组织了女工纠察队十四队，每队十人，和男工纠察队一起执行任务。接着，邓中夏又组织了一批上海大学学生，由张琴秋、杨之华等分别带领，到工人俱乐部和工会联合办事处等工人聚集的地方演讲、发传单，教唱《国际歌》和反帝歌曲，鼓励工人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受到工人的普遍欢迎。
二月十七日下午，为营救罢工中被捕的阶级兄弟，工人再次到租界游行示威，又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邓中夏、戴启杰等二十多人被捕。
在向警予、张琴秋等推动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几十个人民团体，组成了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后援会发起大规模的宣传募捐运动，把捐款及时送给困难户，并多方设法营救被捕同志，终于迫使厂方接受了部分条件，释放了被捕工人和邓中夏等同志。罢工的胜利，推动了日厂的工会和党组织迅速扩大。张琴秋在小沙渡区培养的张亮等女工，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二月罢工胜利后，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寻机反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在此期间，张琴秋常到环龙路四十四号参加会议、汇报工作; 她还同向警予等集体创作了短剧《顾正红之死》，以上海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名义在街头演出，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张琴秋经常活跃在上海大学师生队伍中，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演讲和散发传单等活动。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后，张琴秋常到引翔港总工会第二办事处联系工作，把总工会的决定及时带到二办，再把办事处所属各单位的情况和问题带回总工会向党组织汇报，使党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她和二办副主任陈企荫一道，经常深入各厂了解罢工动态，鼓励工人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
九月中旬，上海总工会所属五个办事处的工作相继结束，张琴秋回到了流亡中的上海大学①。
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两年中，张琴秋、杨之华走遍了沪东、沪西、浦东和杨树浦的日、英外商各大厂，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做工作。人们经常看到，她们在沪西的财神庙、玉佛寺，浦东的观音堂，沪东的关帝庙、下海庙等处，约女工亲切交谈。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她俩不时改装易服，甚至结识尼姑为伴，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帝国主义和敌特的眼皮下。
一九二五年冬，党决定派张琴秋和一批革命青年去莫斯科学习。张琴秋等一行百余人于十月的一个深夜登上停泊在吴淞口外的一艘苏联煤轮，秘密地驶往海参崴，再换乘火车，于十一月底到达莫斯科。张琴秋被分到中山大学。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合并，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张琴秋转入劳动大学继续学习。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她刻苦攻读了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学等主要课程。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等，给学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军事课于每年夏天进行野战训练，使学员成为能文能武的新型革命者。张琴秋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她废寝忘食、孜孜不倦，理论水平、政策水平都提到了新的高度，俄语也达到了一般翻译的水平。
学习期间，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张琴秋深入社会作调查研究，还参观了冬宫、红山炮台等革命遗迹。她趁学校安排去工厂劳动的机会，与纺织厂长期挂钩，休假日常去参加劳动，向工人、干部学习纺织技术和管理知识。
一九三○年春夏间，在列宁学院和劳动大学等校学习的中国学员相继回国。张琴秋因刚生了女儿玛娅，回国时间稍晚于沈泽民。秋后，她把玛娅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和一位女同志扮成走亲戚的姐妹结伴起程。她俩到达满洲里车站，遭到反动军警怀疑，被扣留审查，后经满洲里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在地下交通站的周密安排下，她俩又从满洲里乘火车经哈尔滨南下大连，又转乘海船经青岛回到上海。中央分配张琴秋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委员，仍做女工运动的工作。她以新的姿态出入于沪东和沪西地区纱厂、丝厂、烟厂以及棚户区，同女工打成一片，深入发动群众，办识字班、读报组，培养积极分子，重新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张琴秋和沈泽民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月中旬，他俩到达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五月上旬，到达根据地首府新集(即今河南新县)。张琴秋被分配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彭杨军事政治干部学校①政治部主任。这是一所以培养红军基层干部为主、兼轮训地方干部的学校。张琴秋到任后，从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到具体教学环节，都亲自参与，身体力行。每天拂晓，军号声响，她全身戎装，精神抖擞地同学员一道进行各种操练。她负责给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形势任务教育课，教唱革命歌曲，还常与学员同台演出文艺节目。在军事训练课中，她同学员一起修工事堑壕，射击打靶，野外操练，风雨无阻，处处带头。她经常关心学员的疾苦，亲自为病员送药，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阶级友爱。学员对这位新来的政治部主任格外亲切，有什么问题都主动找她谈心。她那仅有一床一桌和几只条凳的住房，常是宾朋满座，有时谈到深夜。
张琴秋还十分关心民众教育，常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教姑娘们跳海军舞、乌克兰舞，教儿童做游戏——传递鸡毛信、站岗放哨查路条，使根据地的少年儿童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在她的倡导下，学校常利用休息日组织学员代耕队，为军烈属干农活;逢年过节，举办军民联欢会，演出拥军优属的文娱节目。通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使学校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整个新集显得生气勃勃。八月迁校丁李湾，老百姓相送数里，依依惜别。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集中三十余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当此紧急时刻，中央分局派张琴秋去黄陂以北、红安以西五十里处新设置的河口县担任县委书记。她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一个女同志到敌人重兵压境的地方去开辟工作、支援革命战争，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张琴秋毅然服从党的安排，到任后就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建立红军武装，配合反“围剿”战争。八月中旬，河口县独立团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激战于红安城西冯寿二、冯秀驿地区，主动袭击敌后，击退敌卫立煌第六纵队先头部队第十师李默庵部。是役，河口独立团缴获步枪五百余支。张琴秋根据当时反“围剿”战争的需要，组织了一支专事破坏敌人交通的铁路工程队，和一支机智勇敢的便衣交通队。为补充军需用品，交通队常来往于汉口、宋埠、黄陂、孝感之间，购运通讯器材和药品、食盐、布匹等，并搜集大量军事情报，为反“围剿”战争作了贡献。
由于张国焘“左”倾领导的错误，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在内线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越京汉铁路向西转移。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及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姚家芳等留根据地坚持斗争，以后重组红二十五军。游击战争的艰苦斗争，使沈泽民肺结核复发，加以疟疾缠身，不幸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病逝。
撤离时，张琴秋调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她在西进途中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的得力助手。部队无止境地西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无计划、无目的地退却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不满，纷纷要求明确行动方针。在斗争实践中，特别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张琴秋逐步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开始怀疑，她和许多同志都为部队的安危担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部队到达陕南城固县小河口。这时已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毅然参加了由曾中生、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章、傅钟、朱光、刘杞、王振华等十余人举行的会议，讨论西进的得失。会上，张琴秋宣读了中共中央为制止红四方面军向西继续退却的两次电令①。他们计议派人向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后改由曾中生写成书面意见给张国焘，陈述与会同志的看法，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地退却，争取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议，以便集思广益参预决策，并要求张国焘把这些意见转报中央。张琴秋找陈昌浩做张国焘的工作，陈昌浩就把干部开会的事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为了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才于十二月十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以两面派手法，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曾、邝、余、舒、张等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一致要求立即停止盲目的西进行动，迅速创建陕南根据地; 并强烈要求： 红四方面军今后的行动应随时报告中央。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曾中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而内心则耿耿于怀，对曾中生、张琴秋等更加不满。
小河口会议后不久，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处于混战局面，川北防务空虚，遂于十二月中旬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讨论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决定乘虚入川。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翻越大巴山，由四川通江以北的两河口进占泥溪场，提出 “红军停止转征，在川北创造根据地” 的口号，兵分三路，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广大地区。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及各师政工人员，分别深入新解放区，发动群众，扩红建政。张琴秋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签署布告，宣传号召参军：
劳苦工农群众们! 你们要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不受鞭打绳拴及种种的压迫与剥削，只有广大的工农与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拿着武器刀枪等等，同那些压迫我们的、剥削我们的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买办进行斗争，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根本推翻，将军 阀、资本家、地主、豪绅及其反动爪牙完全肃清，才能解放我们的痛苦。工农红军，就是由这些革命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为解放自己而组成的，所以红军拿着武器专门保护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没收军阀、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派的土地房屋财产，分给工农与劳苦群众，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 苏维埃政权①。
张琴秋还亲自率领由女红军组成的宣传队伍，在两河口、泥溪场开展工作。老百姓听说来了女兵，争相围观。据当地群众回忆说： “宣传队里有个当官的女红军，……她说话干脆利落，亲切动听，很会讲啊! ”这支女红军宣传队用标语、口号、唱歌、跳舞、演讲以及同老百姓“摆龙门阵” (即聊家常之意)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开仓分粮，参军参政。局面打开后，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泥溪场建立了川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一九三三年一月，在通江成立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直属剧团，吸收了一批新参军的姑娘为剧团成员。张琴秋十分关心剧团的工作，关心新战士的成长，常去剧团了解情况。一次，她在剧团看见一个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知道是新战士，亲切地询问了她的姓名、家庭等情况。她叫徐思淑，家里是贫农翻身户。张琴秋鼓励小徐： 你现在已是一名宣传战士了，要好好向同志们学习，要为广大工农兵演好戏、唱好歌。当张琴秋了解到剧团新战士对学习文化有畏难和松劲情绪时，便及时到剧团给做思想工作。她说： 你们昨天还是受人剥削压迫的童养媳和贫苦人家子女，可今天都成了革命队伍里的宣传战士。你们是用文艺形式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一项艰巨又光荣的政治任务，不同于旧戏班子，不只是蹦蹦跳跳。可是，你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这是旧社会的罪过。现在，要干好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首先要打好文化翻身仗，没有文化，你就不懂得台词的意思，怎能表达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呢?这席话给战士们很大启发，剧团从此有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张琴秋还抽空到剧团辅导文化课。经过不长的时间，这批青年大多能单独看懂台词了，演出水平有所提高。
一九三三年二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相继建立。张国焘见已站稳脚跟，便开始打击曾经给他提过意见的干部，迫令张琴秋交待、揭发检举同曾中生等召开小河口会议的 “右派”活动，要她公开承认错误。张琴秋在《声明书》①中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并重申自己的观点。她说，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带跑，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我又去问各师师长、政委是否知道行动方针，也说不知道。甚至当时广大指战员都说这是退却逃跑。张国焘见张琴秋不肯就范，不久，便撤去她总政治部主任职务，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由于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向苏区发起“三路围攻”，为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总部四月初撤离通江，总医院随之由通江毛浴镇北移至距通江约二百华里的赤北县竹子坎，部分伤病员约三百余人驻在苦草坝附近。田颂尧左路纵队独立师刘汉雄部一个团，从小路抄袭苦草坝。张琴秋率妇女赤卫营约五百人及总医院保卫科少数武装奋起迎敌。敌军官发现前方山头有红旗和无数缠红布标记的女红军，立即下令攻击。士兵们见山上只是一些妇女、小姑娘，不愿放枪。张琴秋趁机带领女战士发动政治攻势。顿时，山谷中女战士口号声大震： “欢迎! 革命的士兵兄弟到红军中来!” “红军是打日本的先锋!”敌军官暴跳如雷，逼令士兵开枪。士兵们只顾听红军喊话，仍然站着不动。敌团长率卫队以手提机枪督战，凡不前进、不开枪者即以机枪扫射。士兵大哗。其中，一士兵向敌团长质问说： “老子们打了十几年仗，从未见过保国卫民的军队，放着东洋人帝国主义不打，打自家人，还要同堂客①两个打仗，真岂有此理! ”敌军官立即开枪打死了这个提抗议的士兵。此时，敌人队伍中群情愤激，迸发出一片“打死反动长官到红军中去”的呐喊声，并且掉转枪口，扣捕了敌团长、营长等军官。张琴秋率领女战士一面向白军士兵喊话，一面迅速冲进敌阵，全部缴获敌团武器弹药装备，处治了反动军官，一部分白军士兵参加了红军，其余资遣回家。这一胜利，显示了张琴秋的胆略和根据地妇女武装的威力。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新闻传遍全川。成都《蜀笑通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刊登了这条新闻; 《中国论坛》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九期转载了这则消息，使敌人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境地。
六月中旬，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根据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纵横二三百里，人口二百余万。总医院随即于七月迁通江以西鹦哥嘴，医院规模亦随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扩大。
十月，蒋介石命令以刘湘为头子的川军，“六路围攻”我川陕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四方面军主力进一步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总医院又于同年冬迁往通江以北约一百二十华里的沙溪区王坪。为适应大规模反“围剿”战争的需要，便于接收前线的伤病员，总医院在反“三路围攻”开始后，随战况发展的需要，先后设立五个分院①。各院址均随战况的发展变化而进退。总医院迁移过三次，到王坪才住下来。一九三五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长征，总医院才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
总医院分政治部、医务科、总务科三大部门。院长苏井观 (医政局长兼) 、周光坦，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医务科主任周敬安。政治部任务很繁重，下辖保卫科、交通队、卫生学校、列宁学校、党校、新剧团和《血花》周报社。在张琴秋领导下，这些单位都为川陕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作出了贡献。
政治部的卫生学校，是一所培养红色医务干部的学校，校长由苏井观兼任，张琴秋任该校政治军事常识和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学员们经过学习和训练，政治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政治部的新剧团，用歌舞和现代剧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动员群众参军参政，拥军支前。张琴秋率领剧团到各分院慰问伤病员，自己也常参加演出。在一个宣传春耕生产的节目里，她扮演青年农妇，白天搞生产，晚上做针线活，动作惟妙惟肖，受到群众的赞赏。她还在繁忙的工作之暇，到总医院花台边一块巨石旁教宣传队和乡亲们唱歌、跳舞，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能解决的问题都给予及时解决。红军长征离川后，当地群众把花台石叫作“女儿石”，表示对张琴秋等的深切眷恋。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医疗工作上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药物和器械。以治伤为主的西医部，伤员数有时多达一千余人，而作手术必需的麻醉药却无法弄到，到白区采购数量有限，已先后牺牲了好几个同志。为解决这一难题，张琴秋同医务人员一起反复实验，经过多次失败，终于试制成一种效果较好的麻醉药剂“珂氯仿”。继之，他们又研制成一种高疗效的镇痛剂，大大提高了医疗效果，减轻了伤员的痛苦。
以治病为主的中医部，困难在于缺少医生。由于张国焘推行“左”的政策，对一切他认为有“问题”的医务人员，都排斥于革命阵营之外。偌大的一个总医院，迁到王坪后才吸收了李永钊、任仲权、阎文仲等几位出身好的中医。当时正值疟疾、伤寒、痢疾流行，住院病号多达六、七百人。这几位中医纵然日夜不停，也难以满足治疗的需要。张琴秋根据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的全军医务工作会议关于“团结争取旧的医务人员，设立中药房”的决议，通过中共沙溪区委书记阎仕金，把阎文仲的老师——曾在国民党政权中当过团正，但却有三十多年行医经验，现避居深山穴洞的老中医杨成元请下山来，参加总医院的工作。杨成元万分感激党对他的信任。一到总医院就积极投入工作，第一天就诊治了九十多个病员，还向张琴秋推荐了阎侣丰、何光旬、周致和等几位中医。中医部从此兴旺起来。不久，张琴秋根据杨成元的表现，推荐他为中医部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五年春，杨成元虽已年近七旬，仍坚持随军长征。张琴秋得知，特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他。可惜的是，这位老中医在行军至理番时以身殉职了。临终前，他向组织表示： 我老年遇知音，幸得参加革命，我死值得，死而无怨。
张琴秋力求按党的政策办事，还可从她处理一起逃亡地主分子家属的案件中窥见一斑。总医院迁王坪后，恶霸地主王笃之的妻子李女子逃匿在外，搜山时捕获归案。李女子在囚禁期间，经过党的政策教育，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保卫科在讨论处理意见时，个别同志坚持地主婆应同恶霸地主一样对待。并且认为，对这类人即使坦白了也要从严。还有人提出，听说李女子转移了金条、银元宝等财物，但她没有交待，更难以从宽。身为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原则，亲自到苦草坝张家营进行调查，结果证明李女子所交待的情况基本属实，转移金银系王笃之所为，李不知道。第二天下午，当张琴秋赶回王坪，来到总医院政治部门前时，发现保卫科那位坚持“一样对待”的干部，把李女子押到东山坡上，正待处决。她急忙赶到现场，大叫刀下留人，又把李女子押回看守所。在向党组织汇报了调查情况之后，张琴秋立即召开保卫科全体会议，重新讨论对李女子的处理问题。她提出，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和李女子的坦白认罪情况，应当免除其死刑，并强调说，我们共产党办事，特别是党的保卫部门办事，必须严格遵循党的政策原则，在肃反问题上既不能放不应该放的人，也不能杀不应该杀的人。经过她的耐心说服，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她的意见。这件事教育了革命队伍内部一些宁 “左”毋右的同志，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 也生动地教育了群众，进一步发挥了无产阶级政策的威力。驻地附近的一些地、富、反革命分子相继投案自首，减少了红军的后顾之忧，使总医院周围的政治环境更加稳定。
张琴秋十分关心各分院的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小平溪水位猛涨，分院急需的药品一时无法送去。张琴秋惦念着伤病员的疾苦，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她骑上白鬃烈马，亲自冒雨送药。涉小平溪时，突然洪峰袭来，白马受惊。她机警沉着，高擎缰绳，扬鞭大喝一声，战马腾空而起，跃上对岸，把药品及时送到分院。后来，乡亲们把小平溪叫作跃马溪，以资纪念。
张琴秋常到病房看望伤病员，了解他们的情绪和要求。一次，她去桑丝坪分院，再三征询伤病员有什么要求?一个伤员说： 胃口不好，想吃点泡酸菜。她立即找有关同志商量说： 我们的战士，多半是本地人，他们习惯于吃这种家乡菜，这是他们最低的合理要求，是完全办得到的事情，你不办，就会脱离群众啊! 在每次反“围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都亲临火线，深入阵地抢救伤员，同卫生员一起抬担架，包扎伤口，送水喂药，给伤员做思想工作，以减轻伤员肉体上的痛苦。这些深入细致、对战士体贴入微的作风，使广大指战员深为感动。
严酷的战争，使许多优秀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他们，上级决定在王坪总医院政治部附近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张琴秋对为革命捐躯的先烈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同志们一起，参加了陵园和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四点二米高的纪念碑主体建成后，她亲自挥笔，写下了 “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 的碑文，和“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的对联，以及“万世光荣”的横额; 还在碑柱的上方、两侧和碑座上，描绘了镰刀、斧头、谷穗和步枪、手枪等图案，寓意纪念先烈，用枪杆子创造新世界。写画在纪念碑上的这些文字和图案，经过石工镌刻，显得格外宏伟壮观。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张琴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①。
同年九月下旬，反“六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整训，为西渡嘉陵江战役作准备。总医院奉命西移，由王坪先迁红江(即今通江县涪阳坝) ，再迁长赤、庙儿湾、普子岭，而后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十二月，总医院迁红江后，张琴秋调任红江县县委书记，主要任务仍为扩红支前。这时，巴中省苏维埃学校派第二期学员组成工作队到红江、长赤等县开展工作。张琴秋向队员们介绍了红江县的情况，特别强调要充分肯定广大劳动妇女在建政支前中所起的中坚作用，指出这些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的劳苦妇女，是我们基本群众的一部分。工作队下乡以后，张琴秋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连标语口号都要一一过目。她说： 标语口号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体现，不能有半点差错，不能看成一件小事。在生活上，张琴秋和队员们一同吃住，还亲自给患感冒的队员熬姜汤。张琴秋对同志体贴关怀，对敌人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天晚上，她发现附近山上有火光游动，便马上把队员集合起来说： “山上可能有情况，今晚大家都不能睡觉，要准备战斗。”并迅速地把赤卫队、妇女连、儿童团和机关干部都组织起来枕戈待命。经过侦察，发现山上的火光果然是一支由李家钰、田颂尧部的掉队散兵和地主零星武装纠合起来的股匪。张琴秋指挥战士们乘夜奇袭，把这邦匪徒消灭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主力部队准备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前夕，张国焘借口前方需用兵力，把东线红军和地方干部逐步集结西调，把妇女干部和女工作人员集中到妇女独立团，人员骤增，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张琴秋调任该师师长兼第一团团长。三月下旬，妇女独立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张琴秋有条不紊地指挥女战士协助地方武装和担架队，把江东岸的一万一千余名伤病员转送到了西岸。五月中旬部队进驻茂县时，张琴秋被调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削了兵权。八月过草地时，她又被调去党校学习。
一九三六年三月，红四方面军攻占炉霍。月底，张国焘以 “中央”名义，在炉霍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者除朱德、刘伯承外，还有邵式平、余洪远、曾传六、傅钟、张琴秋、周纯全、熊国炳等。会议内容之一，是讨论如何迎接二、六军团的问题，决定派三十军及三十二军的先头部队前往接应; 还决定以“西北联邦政府”名义组成慰问团，团长傅钟，副团长邵式平、曾传六、张琴秋。后因邵式平生病、周纯全另有任务，慰问团改由余洪远率领总部、西北局和联邦政府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妇女独立团的一个营，先到甘孜作准备; 张琴秋等随后才去开展慰问活动。在总部驻道孚期间，张琴秋和陈昌浩结婚。
七月一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到达甘孜，会见了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当天下午，朱德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电令，正式宣布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会同志对于张国焘自立伪中央、分裂红军、南下受挫及其严重后果作了严肃的批评。张琴秋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之后发言，同意上述几位同志的意见; 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了南下的沉痛教训，并强调指出，只有北上与中央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张国焘被迫承认了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表示了北上愿望。会议作出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决定。七月三日起，三路纵队分别由甘孜、炉霍、绥靖 (今金川县城关镇) 等地出发，向甘南挺进。
此时，张琴秋被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九月，部队到达甘肃岷县三十里铺休整。在这里，由政治部直接领导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各部队，约二十余人。张琴秋参加领导了训练班的工作。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西渡黄河。由于受敌所阻，只过去了五军、九军、三十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总直属队共二万余人。十一月十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张琴秋被任命为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随总部转战河西走廊。
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部队从抚彝(今临泽) 向倪家营子突围途中，遭敌伏击，总部直属单位被截成几段。临近分娩的张琴秋，临危不惧，由总部军医黄志亭搀扶着，坚持指挥被冲散的部分队伍轻装突围。刚冲出第一道伏击圈，孩子就在冰天雪地的沙滩上出世了。卫生员小林脱下一件衣服接过婴儿，在摔破的药箱内抓出全部棉花把婴儿包起来，与张琴秋一道紧跟部队继续突围。突围部队接近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遇到了更加猛烈的火力射击。黄志亭请求张琴秋骑马向外冲，她却命令警卫员把马让给了重伤员，并让黄志亭去抢救伤员。黄志亭说： 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对你负责到底! 张琴秋语气缓和，但却无比坚定地说：情况紧急，不容争论，你就照我说的办吧! 黄志亭只得服从命令去抢救伤员。拂晓前，部队冲出了重围。但张琴秋却因产后失血过多，昏了过去。经过急救，才慢慢苏醒过来。
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二月下旬，总部决定突围东返。张琴秋随部队踏上了更艰苦的征途。二月底，部队重返倪家营子。三月中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全军损兵已达三分之二以上，被迫决定向南突围，经梨园口退入祁连山区。此时，敌骑仍继续追击，敌我兵力悬殊日增。三月十四日晚，陈昌浩在石窝山顶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将余部两千多人分为左、右两个支队，在祁连山区打游击。按照计划，部队午夜分别行动： 王树声、孙玉清带领右支队往东行; 李卓然、李先念等带领左支队向西走。两天后，左支队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为队长、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为政委，带领二百多名愿意往东打的同志组成第三支队。张琴秋随第三支队①，在向东游击中被敌骑冲散。她身体极度劳累虚弱，在弹尽力竭之后被敌人俘去。
张琴秋被俘后，敌人把她押解到甘州 (即今张掖) ，囚于敌一百师三百旅旅部东头一间十来平方米的黑屋子里。这间黑屋子里面，已经关押了十多个女红军战士。张琴秋被推进去后，女战士都大吃一惊。她马上机智地自我介绍说： “我叫苟秀英! ”女战士们会意地点头，表示她们知道今后该怎么称呼张部长了。待押送人员离去，大伙这才注意到张琴秋衣着单薄破烂，打一副旧绑腿，脚上裹着破麻袋片，穿双烂草鞋，头上缠一条又脏又烂的深灰色布，脸上污垢不少，完全变了个样。女战士不约而同地围坐在“苟大姐”身旁，为她挡风御寒。一个战士从怀里取出一双旧布鞋送给“苟大姐”，张琴秋说什么也不要，经大伙一再劝说，她才接受了这份凝聚着阶级友爱的礼物。第二天，来了几个敌军军官，对新来的女红军进行查询登记。大伙都为张琴秋担心，唯恐口音不同露出破绽，纷纷代为答话： 她叫苟秀英，四川巴州 (即今巴中) 人，四十五岁，是给红军煮饭的，已病了几天啦。敌军官一看，确实是个又脏又病的老太婆，遂扫兴离去。在大伙的掩护下，张琴秋在甘州平安地度过了两个昼夜。第三天一早，敌人把她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红军首批押送西宁。临行时，她悄声叮嘱大家： 要坚强! 要团结! 要多加珍重。
到西宁后，张琴秋同原剧团的女战士蔡德珍一道，被发配到西宁毛顺皮毛厂作苦工。此前，军阀马步芳把在永昌俘获的我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团的三四十名战士押到西宁，改为他的第一百师跳舞团。为了扩编跳舞团，马步芳下令要我原剧团的同志从他们抓来的女红军中认领演职人员。剧团里未暴露身分的几位党员商议，决定趁机掩护同志。于是，他们把一些不是剧团的女战士也认领来了。原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就是第一个被认领来的。马步芳认为跳舞团的阵容还不够庞大，又下令各劳役场地，如发现有原红军剧团的人，一律送西宁跳舞团集中。不久，与张琴秋一起作苦工的蔡德珍，被送到跳舞团。她及时向党员同志谈了张琴秋的情况，大家都同意要设法把张琴秋搞到跳舞团掩护起来。经商量决定，由跳舞团内部临时负责人黄光秀、党文秀、赵全贞等出面，以跳舞团都是四川的年轻人不会做面食为借口，向敌一百师中校参谋主任兼跳舞团团长赵永鉴提出，要求找两个年纪大一些、会做面食的来充任炊事员。赵永鉴表示同意，但又无可奈何地说： “上哪去找呢?”黄光秀等趁机建议到工厂里去找找看。赵永鉴马上写了一张便条，让黄光秀等去各工厂挑选。
就在这个时候，叛徒向敌人供出了被俘人员中有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部长张琴秋。马步芳闻讯立即派人四处搜查，不仅在西宁城门上张榜缉拿，还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河西日报》第三版上公开通缉，通缉令曰： “张镜 (按：系琴字之误)秋系俄国留学生，在伪第四军 (按： 系红四方面军之误) 总司令部，任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精通五国文字，现年二十余岁……。”敌人在跳舞团里，也加紧了清查，赵永鉴向全团训话说： “张镜秋是你们共产党里面的一个大官，她能说会道，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你们认得吗?谁知道张镜秋在哪儿? 快说出来有赏，不说，连你们也活不了! ”不管敌人怎样恐吓，不管形势多么险恶，跳舞团的红军战士掩护张琴秋的活动，仍在按原计划进行。
张琴秋被俘后，机智地改名换姓，巧妙地进行伪装，一身弄得又脏又破烂，使她这个刚三十三岁的人，看起来真象个乡下老太婆。敌人审讯时，她仍说自己是川北农村人，年龄四十五岁，是帮红军做饭的。这副样子，这套经历，与敌人日夜搜捕的、年仅二十余岁的留俄女学生完全对不上号，因而骗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跳舞团的同志在皮毛厂去找到了她，向她说明了来意，但张琴秋恐连累大伙，不肯前往。他们一再说明这是剧团全体战士的心意，大家有责任保护你。他们还说，到剧团去都是自己人，万一不幸，要死，大伙就死在一块! 张琴秋只好同意他们的安排，和另一位叫李金莲的女战士一起通过合法手续到了跳舞团。
张琴秋虽被俘失去自由，但革命志向坚定不移。在敌人虎狼窝里，她与几位党员结成核心，把全团四十多名战士紧紧团结在一起。
四月，周恩来指派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刘秉琳和党的联络员张文彬到甘、青两省活动。他俩持周恩来致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①的亲笔信，请赵做二马②的工作，解救我红军被俘人员。张文彬、刘秉琳在西宁期间，曾秘密去跳舞团探望红军战士，并说，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你们，你们要采取合法斗争，不要蛮干，要注意斗争策略。
当时，跳舞团战士中正酝酿着伺机暗杀马步芳的计划。张琴秋得知后，根据张文彬等传达的指示精神，向同志们指出：斗争要从大处着眼，不能鲁莽行事，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斗争效果，要研究斗争策略，西路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正需要我们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杀死一个马步芳容易，但后果只能使更多的同志牺牲。我们要活着去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到那时，要解决十个、百个马步芳也不难。她的开导，使战士们心明眼亮，及时制止了这次冒险计划。
不久，国民党某要员来西宁视察，马步芳命跳舞团在欢迎晚会上演出文娱节目 “助兴”。经张琴秋等研究，决定跳《海军舞》。当黄光秀、党文秀、赵全贞等人的步伐，随着乐曲的旋律愈跳愈快时，一个演员猛地飞起一脚，一只短筒皮靴直端端地飞落在主宾席上。顿时杯盘狼藉，茶水四溅，香烟糖果撒了满地。大官们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全场一片混乱，演出不欢而散。马步芳向主子讨好未成，反受一场虚惊，更加恼怒，便下令查办。党文秀等几名战士饱尝了一顿鞭笞。但她们和张琴秋等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飞靴事件后，敌人对张琴秋的搜查更加紧了。一天早晨，突然得到通知，说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上午要来跳舞团视察。几位党员紧急商议，决定让张琴秋请病假不参加列队，才躲过了这一关。那几天外边风声很紧，赵永鉴对跳舞团成员也外弛内张地暗中监视起来。
为了张琴秋的安全，几位党员研究决定，利用马步芳对跳舞团成员的假仁慈，让赵全贞和杨万才举行假结婚以便组成一个“家庭”，然后把“苟秀英”要去作女佣人。这样做，比在跳舞团的危险性小一些。马步芳为笼络人心，欣然准许赵、杨 “结婚” 。就这样，张琴秋离开了跳舞团。
这时，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吴仲廉，被送到了跳舞团。吴仲廉被俘后，先被押解到西宁中山医院做苦工。在那里，她被陆军医院的军医罗承训认了出来。罗承训原是中山医院医生，一九三六年随马家军到一条山阻击红军时被红九军俘获，经吴仲廉等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当他在医院认出吴仲廉的时候，当即表示要帮吴脱离虎口，以报当年释放之恩。不久，吴仲廉被转到了跳舞团。张琴秋见到了老战友吴仲廉和陶万荣十分高兴。她们一起商议，准备利用罗承训的帮助逃离西宁。但是，事情正在筹划，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原妇女独立团战士杨绍德被俘后，被“赏”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科长陆澄。一天，杨绍德在赵全贞、杨万才“家” 里发现了张琴秋，回去后就向陆澄告密。陆是汉族，浙江人，其上司正是蒋介石派驻青海省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政训处处长李晓钟。他们的任务是监视马步芳的言行，随时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报告，在政治上与马步芳有矛盾。为了把张琴秋等由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再交给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便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李晓钟和陆澄假意应承了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的要求，答应送她们三人回原籍。按照双方协议，李晓钟和陆澄应亲自护送她们回家乡。可是，离开西宁经兰州到西安后，李、陆二人就原形毕露，把她们交给宪兵队，直接押往南京去了。八月中旬，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到南京后，就被投入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监狱中。
这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我党正在大力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八月十九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等来到“反省院” 。周恩来看了全部政治犯名单后，点名要见张琴秋、夏之栩和王根英。她们三人都被这意外的重逢惊呆了，待叶剑英说明来意后，她们欣喜万分，把关在“反省院”同志的真实姓名作了汇报。周恩来与院方交涉，要先把张琴秋、夏之栩和王根英接走。特务阻挠说： “张琴秋是俘虏，要出去得经过顾祝同将军的命令。”夏之栩即向周恩来建议： 熊天荆有病，让她顶替张琴秋先出去。接着，周恩来、叶剑英先后向全体被囚人员作了抗战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讲话，并告诉大家，我党已同国民党达成协议，你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不久即可奔赴抗日前线了! 全场一片欢腾，激动不已。八月下旬，党组织派人把“反省院”的政治犯和被俘人员全部接出。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出狱后，即转送西安，在地下党员向宣福家里休养了半个月左右，于九月回到了延安。不久，张琴秋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
早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党中央已确定了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方针，作出了 《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以及西路军陆续回到陕北的人员，都相继开展或参加了这一斗争。张琴秋在党校积极投入了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她以历史见证人的资格，列举大量事实，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反党分裂罪行。
一九三八年春，张琴秋在党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吴堡青训班，为培训大后方赴陕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而努力工作。同年秋，张琴秋调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大队长。女生大队下辖五个分队，约七、八百人，多数是从蒋管区来延安的知识青年。凡有关课堂教学、课外操练、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从计划到实施，都经过张琴秋的周密安排。女生大队所在地清凉山，常有受敌机轰炸的危险，张琴秋以出色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的领导经验，把全队的教学和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她们以山沟作课堂，各分队每天带上干粮到大小山沟里去学习和操练，早出晚归，保证了教学的安全进行。
一九三九年，大后方赴延安的女青年日益增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抗大女生大队基础上，于王家坪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张琴秋调任“女大”教育长。“女大”有十多个初级班和两个高级班，全校师生约一千五百余人。高级班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 初级班主要学习政治常识和文化课; 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张琴秋不仅负责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安排，还亲自给高级班讲授马列主义。她在讲课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生动，颇得学员好评。此外，她还深入听课，检查教学质量; 深入班组同学员谈心，征求意见，改进教学。晚间，她常到窑洞里辅导初级班学员复习文化课，力争不让一个学员掉队。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女大”师生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张琴秋身先士卒，带领学员上山开荒种地，学习南泥湾屯垦经验，力争生产自给自足。根据 “女大” 的特点，她建议上级批准，因地制宜地办起了缝纫厂和制鞋厂，解决了全校师生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通过大生产运动，使学员加深了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的认识，在物质和思想上获得了双丰收。“女大”这个革命熔炉，为我党培育了一大批妇女干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女大”合并于延安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张琴秋即调中央妇委，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解放区妇联筹委会秘书长。一九四七年为中央妇委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曾率妇委部分同志，参加雁北、冀中、渤海等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张琴秋随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主任蔡畅等组成的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出席十二月一日至十日召开的国际民主妇女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布达佩斯后，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又同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而来的国统区代表李文宜、汤桂芬，合组成中国妇女代表团。中国妇女代表团热烈响应大会提出的保卫和平民主的号召，坚决与全世界民主妇女一起，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坚决反对新战争的挑拨者; 并向大会报告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和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会议期间，她们还将由国内带来的解放区妇女生活和斗争的照片以及解放区妇女的劳动产品，进行陈列展出，对各国妇女代表了解中国解放区广大劳动妇女的战斗生活①，起了很好的作用。会后，代表团回国进入解放区，积极推进妇运工作，并于一九四九年初发出了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号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成立，张琴秋当选为筹委会常委和秘书长，积极开展筹备工作。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张琴秋在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预备会上作了筹备工作经过的报告，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三月二十四日下午至四月五日，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四月三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宣告正式成立，张琴秋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妇联执委②。全国解放后，张琴秋又连任全国妇联第二届、第三届执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琴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长期分管生产。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不久，张琴秋就率领全国妇联工作组，到沪东地区“中纺十二厂”深入调查研究，推动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她担任副部长的近二十年中，一贯兢兢业业，虚心学习，为纺织工业作出很大贡献。
“大跃进”期间，西北纺织局副局长安仁，对有的地区不创造条件盲目提高车速，致使消耗大、浪费多、高速不高产的做法表示不同意见，遭到非难和攻击。某话剧团为此编了一出戏，将安仁作为右倾典型搬上舞台进行批判。正在西安蹲点的张琴秋被请去看了这出戏后，当即指出，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她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安仁搬上舞台进行丑化。在当时的形势下，张琴秋敢于坚持真理，爱护干部，批评和抵制一些错误作法和不良倾向，实属难能可贵!
张琴秋对纺织部门各种科研项目的开展，既严格要求，又热情支持。一九五八年，杭州地区首先开创静电纺纱这一科研项目，泼冷水和观望的不少。张琴秋对这项新技术的研究十分重视，组织了以纺织工业部技术司成员为主的工作组，下到基层协助工作，并请来两位一级工程师进行指导和帮助。一九六一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技术成就会议上，对一些有争论的新技术项目，张琴秋坚持发扬技术民主，一切通过实验来验证的科学态度，积极支持静电纺纱、喷气织机等项新技术，并在上海建立了中间性试验车间，对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五九年，纺织工业部派张琴秋到西安主持召开全国纺织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议。会上，她抓住典型经验，强调加强企业管理、抓好产品质量这个关键问题，得到与会代表们的拥护。张琴秋善于按照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纺织工业的发展。
八月下旬，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九月五日，首都召开纺织工业“跃进”誓师大会。张琴秋在大会讲话中着重指出： “在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应当既要抓产量、质量和品种花色，又要抓节约材料、燃料、动力和劳动力，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保证安全生产” 。她号召一切纺织企业和纺织系统的基本建设单位，“都应坚决地做到按质、按量、按品种地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①可是，这篇完全符合国情、实事求是的讲话，不久却被诬为“右倾” ，招来很大压力。她毫不计较，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作法。
一九六一年四月，张琴秋去上海国棉二厂蹲点，初步总结了企业管理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形成了 《纺织工业生产技术管理条例》。这对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和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纺织工业技术管理混乱现象，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张琴秋在上海主持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纺织工业技术革新成果展览。对参加展出的一些重要革新项目，她都亲自参加评审，严禁浮夸，使展出成果都能切实推广应用。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了这个展览，对张琴秋介绍的许多重要革新产品表示赞扬。
张琴秋无论到哪里，都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对广大纺织工人，更是关怀备至。一九六二年，张琴秋到山西经纬机械厂蹲点。她利用工作间隙，到晋中地区的介休、平遥等县的纺织厂、针织厂了解情况。平遥针织厂是五十年代从上海内迁的工厂，迁厂时的青年女工，转眼已成二十几岁的大姑娘。由于该厂地处偏僻等原因，女工们往往不易找到合适的对象。她十分关心青年的婚姻问题，建议经纬机械厂和平遥针织厂的领导关心这件事，让这两个厂的男女青年建立联系，增强和发展友谊。这件事使两个工厂的工人们深为感动。
张琴秋在下基层蹲点中，常同工厂干部轮流下各车间、班组参加劳动。她细心地观察每一道工序，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改进意见。她在生活上毫不特殊，同职工一道在食堂就餐，住工厂的普通招待所，深受广大职工群众的爱戴。张琴秋还多次同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商谈，如何解放妇女生产力，如何改善纺织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等问题。
张琴秋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却平易近人，从不摆官架子。一九五三年，她率领中国纺织工业代表团去苏联参观访问，由于译员少，她主动为代表团的工程技术人员作翻译，完满地完成了这次访问学习任务。“部长兼译员”，至今传为美谈。她始终保持着党的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即使在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仍然惦念着群众的疾苦。她得知司机战伯勤患癌症的消息，托人购药品送去，并设法前往探视。老战不幸去世，她为自己已完全失去自由、不能前往参加追悼会而遗憾不安。
“文化大革命” 中，张琴秋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不幸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含冤逝世。她的女儿、青年科学工作者玛娅，也横遭株连，被暴徒迫害致死。
一九七九年六月，党中央为张琴秋平反昭雪，说她“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①对张琴秋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②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注释
①钱青与张琴秋又是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幼年时张琴秋常住钱青家,以后往还甚密。现钱青执教于同济大学。
①《女工苦》是当时流行于棚户区的一首革命歌谣。歌词是: “踏进工厂门,自由被剥尽。老板心太狠,我伲是‘犯人’ 。黑心领班女工头,凶暴又残忍。做工稍不慎,打骂重罚把妳赶出门。”
②1924年6月18日出版的《向导》第71期时事评论—— 《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
①1925年6月4日,租界帝国主义者以“过激”为借口,派几卡车英国海军陆战队,巡捕、包探等武装人员占领了上海大学。以后, 又将校舍移交给美国军舰企鹅号“比固古多”登陆队作营房。6月 5日,上海大学即在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了临时办公处,通电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积极组织全校师生投入“三罢”斗争,至下半年才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新校舍复课。
①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是为纪念1929年8月31日牺牲的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省港大罢工运动领袖杨殷二烈士而命名的。
①此事叛徒张国焘自己也承认。参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第174页。
①见《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 (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208—209页。
①《张琴秋同志的声明书》,见川陕省委编印的《干部必读》第33 期,1933年8月1日出版。
①川北农村称已婚妇女为“堂客”。
①五个分院是: 新场坝分院,距总医院约120余华里;刘二沟分院、张树坝分院,距总院约90华里; 蔡家沟分院、桑丝坪分院,距总院约20华里。
①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1号。
①吕黎平: 《星光照西陲》第24—27页。
①赵守钰,山西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大革命中与我党发生联系,认识了周恩来。大革命后期,他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中将, 马步青当时是他属下的一旅长。后赵调西安,与杨虎城交往甚密,同我党继续保持联系。1936年九世班禅到青海,国民党政府设立护送班禅专使公署,任命赵为专使,时驻西宁。
②二马,指甘、青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
①1948年12月3日、1949年2月8日《东北日报》。
②1949年1月18日、3月27日及4月6日《东北日报》。
①1959年9月8日 《大公报》。
参考文献
1. 《红四方面军战史》 (1963年)。
2. 《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 (1954年)。
3. 《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5期。
4.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 (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5. 《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出版。
6. 《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
7. 《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2辑。
8. 《红旗飘飘》第23集。
9. 《星火燎原》1984年第1期。
10. 《巴山峰火》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 《向警予传》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 《红色女战士》 ,(1961年) 。
13. 《星光照西陲》,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14. 《人物》 ,1984年第1期。
15.走访或信访罗青长、钱之光、刘瑞龙、余洪远、王波、杨秀昆、黄杰、钱青、陈企荫、王定国、陈学昭、沈韦韬、陶万荣、吴朝祥、王泉媛、徐思淑、杨万才等老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复信。
①②张琴秋追悼会“悼词”,1979年6月24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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