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他自幼投身革命，直到“老骥伏枥”，仍以“志在千里”的气魄为党忘我地工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
(一)
安子文，原名安志瀚，字浩然，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 (现子洲县城) 。
安子文的父亲安庆云是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省议员，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安子文童年时，家有耕地二十九垧 (每垧合二亩半) ，还经营了一个杂货铺。他十二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①。
安子文七岁进入村塾读书，第二年转入距双湖峪六十里的绥德县城国民初级小学就读。一九二一年春，他又和大弟安志铭一起，来到绥德以北的米脂县，借住于外祖母家中，在县城的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新成立的绥德师范。
绥德师范是当时陕北二十三县内唯一的一座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共产党员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英三人分任教导主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校内革命空气愈来愈浓。在这些老师的教育、指引下，安子文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很快加入了革命团体“共进社”①。
不久，安子文又结识了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他俩志趣相投，常常在交谈和通信中讨论如何献身革命，改造中国的大事②。
一九二四年冬，安子文从绥德师范毕业。这时，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在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发起召开 “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年仅十五岁的安子文告别故乡来到北京，准备去河南报考由共产党员刘天章担任队长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队。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遂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安子文受共产党员王敬臣的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事后，他被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③。
安子文回京后，住在吉安所左巷六号“共进社”机关内。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又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时，他考进了京兆高中，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④。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安子文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示威游行。当两千多人的游行队伍行至东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请愿时，临时执政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安子文由于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也被打伤。京兆高中得知他参加了“三·一八”示威游行的活动后，开除了他的学籍。此后，党组织派他到共青团北京地委工作。
安子文在北京团地委主要是从事交通联络工作。他骑辆自行车，顶烈日，冒风雨，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地传送党内和团内的机密文件和革命传单。有一次，他带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传单走到什刹海附近，被敌人便衣盯梢，敌便衣侦探也骑着自行车在他身后紧追不放。他急中生智，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等敌人追上来时，他猛一刹车装成摔倒的样子。敌探也慌忙刹车，摔倒在地。安子文却趁敌人爬在地上起不来时，直起身把车一蹬，拐进了小胡同，巧妙地甩掉了敌人①。
一九二六年九月，统治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设在北京的机关，逮捕了几十个住在“共进社” 机关里的陕西籍学生。安子文也被抓了起来。但是敌人没有得到给他治罪的真凭实据，所以十月十日就让他取保释放了。
安子文被释放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在北京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防止意外，决定让他回西安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安子文经绥德转道去西安。在绥德时，当地的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又推选他为出席陕西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①。
一九二七年一月，安子文到达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 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又把他派到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十九师师长吉鸿昌，是一位性格耿直刚烈，秉公好义的开明军人。安子文到任后，经常和吉鸿昌在一起，向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用革命思想启迪吉鸿昌和部队官兵的阶级觉悟。在安子文等政治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吉鸿昌对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逐渐有了认识，他所领导的十九师，成了冯玉祥部队中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劲旅。一九二七年五月，冯玉祥率部从陕西出发东征河南，十九师担任全军的前锋，边打边走，所向皆捷，斗志极旺②。同年六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同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随后又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徐州会议，公开同蒋、汪合流反共。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了有人来抓安子文的消息，赶忙跑去送信，并赠送银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劝安子文快走③。安子文立刻离开了第三路军，但未能走脱，被抓回送进了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由于吉鸿昌从中说情，安子文被放出“训练班”，又留在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这时，党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安子文担任了第三路军中党的领导工作④。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再次获释后便离开了冯玉祥部队①。
(二)
安子文从冯玉祥的军法处释放出来以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安子文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安子文把充沛的精力投放在党的交通联络事业上，作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由于叛徒告密，党的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被敌人逮捕。当时，安子文就住在开封市委机关的附近，因此也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来案子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安子文等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
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逮捕的。他在狱中用的是假名字，编的是假口供。加之他到开封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在内都不认识他。因此敌人只判了他十一个月的徒刑，而且在狱中的活动也相对地自由一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安子文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的任务。监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用手写在小纸头上的“刊物”，就是经过他的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的共产党员中间秘密传阅。据当时和安子文关在一个牢里的一位同志回忆说： “安子文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为人机警干练，很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保持着充沛的革命干劲”②。
几个月后，党的河南省委机关也被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和宣传部长任作民在被逮捕后审讯时，被敌人用烙铁烙得皮开肉绽，伤势很重，连吃饭拉屎都不能自理。为了照料这两位党的负责干部。安子文设法和他们住到一起，担负起了护理任务。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喂水喂饭、端屎倒尿，想方设法地寻找药物给他们治疗创伤，使周以栗和任作民较快恢复了健康。他还帮助这两位负责同志和监狱外边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使狱内和狱外的革命斗争汇合在一起。任作民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病逝的。他生前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过在开封坐牢时，有一位小同志如何精心护理他和周以栗同志，并打通了狱内外联系的事情。但是直到临终，他还不知道曾经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过他的就是安子文①。
不久，开封第一监狱因为犯人急遽增加，另外又开辟了一个分院，安子文被送进分院关押。在这里，安子文协助河南党组织的另一位负责同志开展狱中斗争。他们曾计划组织一次暴动，并且已经推定了暴动总指挥②。这个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其勇敢斗争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后来，由于狱外党组织的营救，也由于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子文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释放出狱。
安子文出狱后，一九二九年秋天，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担任了党中央的交通，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为党一次又一次地传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 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 他曾于一九三○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 一九三○年四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 另外，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人军火的情报等等①。
一九三○年八月，党中央拟让安子文经北方局转赴陕西省委工作，开辟陕西工作的新局面。他到天津北方局机关后，北方局书记贺昌鉴于去陕西省委的工作干部已经派出，就决定让他留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安子文根据自己跑交通的经验，制定了交通工作不能冒险而要避险的交通工作原则，并提出了一系列对付敌人的策略和方法。例如，交通人员的服装要多样化; 交友要广泛化; 要熟悉和适应各地的风俗习惯; 要住在普通群众杂居的地区，以便隐蔽等等。北方局交通科的同志们按照安子文提出的这些原则和办法行事： 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②。
一九三○年十月，北方局经过反复查证核实，掌握了原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经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这时，李纯表面上仍然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为了铲除这个祸害，北方局书记贺昌决定由安子文负责惩处叛徒。安子文受命后，立即和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等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现称胜利桥) 的桥头将李纯干掉了③。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取消北方局，改称顺直省委，以陈原道为省委负责人，下辖天津、北平、唐山三个市委和直南、保属、冀东三个特委。安子文担任顺直省委的秘书长。时隔不久，党中央又指名调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就在安子文交待工作准备离京赴沪之际，叛徒张开运来天津担任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侦缉队长。顺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离开天津前负责完成这项除奸任务。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敌人便先下手了，安子文又一次被捕。
那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的一天，安子文带着一个同志到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一个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那知这个机关已被敌人发现，安子文一进门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
在天津监狱里，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安子文坚不吐实。他还和周仲英一起，从牢房墙脚的一个小洞里，用线吊窝头的办法传递信件，发动在押犯人进行了一次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修理了厕所，清理了卫生; 看守们也不敢再象过去那样随便打骂犯人了①。
一九三一年六月，安子文和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押送北平，先被关押在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同年冬季又转送到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妄图通过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压迫，使被捕的革命者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向他们屈膝投降②。为了对付敌人这种“感化” 、“诱降”的恶毒手段，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在一些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的提议下，建立了狱中党支部，陈原道、孔祥祯、殷鉴、薄一波、赵鎛先后担任过狱中党支部书记，安子文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党支部的建立，使狱中的斗争有了核心，它成了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坚强堡垒。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安子文等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结果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十多个判了刑的犯人被释放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 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 的口号，还把“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 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请牧师说教布道和强迫政治犯写 “反省”文章等措施，狱中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以后，狱中党支部还多次发动了为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①。
为了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狱中党支部迫切需要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寻找联络人这个问题上，安子文想了很多办法。他凭着自己长期搞交通工作的敏锐眼力，发现多数看守都是当差混饭吃的。其中有个山东口音的看守班长，平时沉默不语，有正义感。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安子文知道了他叫牛保正，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表示钦佩。安子文把这个情况向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作了汇报。经过慎重研究，党支部确定安子文和薄一波等同牛保正交朋友。此后，他们一面在生活上关心牛保正，一面启发牛保正提高阶级觉悟和确立爱国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争取，牛保正真的觉悟了。他利用自己身上那张“虎皮”，替狱中党支部做了大量工作①。
有了牛保正这条通往狱外的重要渠道，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如《大公报》、《华北新闻》以及一些外文版的马列书刊都被送进了监狱。党支部决定让懂外文的杨献珍、廖鲁言等把外文版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以供大家学习。与此同时，狱中党支部还秘密地编辑了 《红十月》刊物，供大家交流思想，传播党的指示和红军胜利的消息，把敌人关押和迫害共产党人的监狱变成了革命者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②。
一九三三年冬，何应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军法处，接管了草岚子监狱。反动派为了逼迫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自首投降，宣布对政治犯要实行定期“审查”，规定凡反省自首者，履行出狱手续; 登了“反共”启事的，就释放出狱;而三次“审查”还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这种形势，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一大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毫不畏惧。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们抗日有理，无过可悔。”使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经过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以粉碎敌人宣布“定期审查” 以来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子文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多个政治犯绝食开始。他们走回牢房，用顽强的革命意志绝食七天，迫使敌人答应了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 (每次一小时) 的条件。“定期审查” 的失败和政治犯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气恼。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反动当局派宪兵三团进驻监狱，并指使两名特务冒充“政治犯”，用“苦肉计”来侦察狱中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由于看守班长牛保正已把情况告诉了薄一波和安子文等同志，狱中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先是对特务严加戒备，后来又找了一个借口，把其中一个叫小吴的特务狠狠地揍了一顿轰出去了。但是，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还是被宪兵三团发现了。于是，主管监狱的宪兵三团团副向南京呈报，把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张振胜、韩钧、张友清、杨献珍等十二个同志判处死刑。特务们给这些同志加上重镣，不许放风，严加看管，等待执行①。
在这最后的时刻，敌人还是妄图借助于死亡的威胁迫使安子文等人屈服。但安子文等泰然自若，他们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当敌人最后提审时问安子文： “你不怕死吗?”安子文回答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现在死了，你们以后不是也要死吗?”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安子文果断地回答：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杀了我们，以后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②
华北事变后，日寇攫取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宪兵三团离开了北平，安子文等十二人才幸免遭难。
一九三六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鉴于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准备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五、六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营救出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党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由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请示报告，并指示北平党组织贯彻执行。同年秋，安子文和殷鉴、薄一波，刘澜涛等五十二位同志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分九批相继出狱。他们出狱后立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走上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投入了火热的斗争①。
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安子文出狱后以北平五三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任北平市委的组织部长。为了适应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列宁关于批判“左” 倾幼稚病的著作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 学习党中央和北方局下达的各项指示和文件②，对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把学习和总结以往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联系起来，逐步认识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只能把中国革命引上失败的道路; 只有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于是，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和市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西安事变”之后，安子文接替黄敬兼管领导北平学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和学委书记蒋南翔等一起，经常研究市学联和“民先”的工作; 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的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学生运动骨干中吸收了二三百名党员。同时，他们还组织学生对宋哲元、何基沣以及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采取了抗日的立场①。
这期间，薄一波等根据党的指示，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接办了刚刚在太原成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还办起了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培养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革命干部。为了向山西输送人才，安子文通过北平市委组织部和学委，把大批“民先”队员和思想进步的爱国学生以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学习。这些青年后来成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骨干力量。
安子文出狱后一直在废寝忘食地工作。有一次他得了霍乱病，休克在过道上，幸亏及时请来医生救治，才转危为安。病好后过了三天，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四月，经孔祥祯介绍，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战士刘少白(抗战开始后经王若飞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秘密党员) 的次女刘竞雄结婚。刘竞雄当时就担负起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任务②。
安子文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他自幼投身革命，直到“老骥伏枥”，仍以“志在千里”的气魄为党忘我地工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
(一)
安子文，原名安志瀚，字浩然，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 (现子洲县城) 。
安子文的父亲安庆云是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曾任陕西省议员，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乡绅。安子文童年时，家有耕地二十九垧 (每垧合二亩半) ，还经营了一个杂货铺。他十二岁时父亲病故，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很快倒闭，耕地逐年变卖，到后来几乎全靠借贷度日①。
安子文七岁进入村塾读书，第二年转入距双湖峪六十里的绥德县城国民初级小学就读。一九二一年春，他又和大弟安志铭一起，来到绥德以北的米脂县，借住于外祖母家中，在县城的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新成立的绥德师范。
绥德师范是当时陕北二十三县内唯一的一座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共产党员李子洲出任该校校长。他聘请杨明轩、王懋廷、田伯英三人分任教导主任、国文教员和英文教员，校内革命空气愈来愈浓。在这些老师的教育、指引下，安子文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向导》等书刊，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很快加入了革命团体“共进社”①。
不久，安子文又结识了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他俩志趣相投，常常在交谈和通信中讨论如何献身革命，改造中国的大事②。
一九二四年冬，安子文从绥德师范毕业。这时，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了“北京政变”，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在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发起召开 “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年仅十五岁的安子文告别故乡来到北京，准备去河南报考由共产党员刘天章担任队长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学兵队。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遂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中，安子文受共产党员王敬臣的指派上街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事后，他被勒令退学，只得重返北京③。
安子文回京后，住在吉安所左巷六号“共进社”机关内。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经蔡振德、王懋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又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时，他考进了京兆高中，一面读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④。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安子文参加了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的示威游行。当两千多人的游行队伍行至东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请愿时，临时执政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安子文由于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也被打伤。京兆高中得知他参加了“三·一八”示威游行的活动后，开除了他的学籍。此后，党组织派他到共青团北京地委工作。
安子文在北京团地委主要是从事交通联络工作。他骑辆自行车，顶烈日，冒风雨，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地传送党内和团内的机密文件和革命传单。有一次，他带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传单走到什刹海附近，被敌人便衣盯梢，敌便衣侦探也骑着自行车在他身后紧追不放。他急中生智，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等敌人追上来时，他猛一刹车装成摔倒的样子。敌探也慌忙刹车，摔倒在地。安子文却趁敌人爬在地上起不来时，直起身把车一蹬，拐进了小胡同，巧妙地甩掉了敌人①。
一九二六年九月，统治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查封了“共进社”设在北京的机关，逮捕了几十个住在“共进社” 机关里的陕西籍学生。安子文也被抓了起来。但是敌人没有得到给他治罪的真凭实据，所以十月十日就让他取保释放了。
安子文被释放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在北京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防止意外，决定让他回西安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安子文经绥德转道去西安。在绥德时，当地的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又推选他为出席陕西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①。
一九二七年一月，安子文到达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 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又把他派到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十九师师长吉鸿昌，是一位性格耿直刚烈，秉公好义的开明军人。安子文到任后，经常和吉鸿昌在一起，向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用革命思想启迪吉鸿昌和部队官兵的阶级觉悟。在安子文等政治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吉鸿昌对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逐渐有了认识，他所领导的十九师，成了冯玉祥部队中战斗力很强的一支劲旅。一九二七年五月，冯玉祥率部从陕西出发东征河南，十九师担任全军的前锋，边打边走，所向皆捷，斗志极旺②。同年六月，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同武汉国民党首领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随后又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徐州会议，公开同蒋、汪合流反共。冯玉祥提出要“礼送共产党出境”。一天深夜，吉鸿昌获悉了有人来抓安子文的消息，赶忙跑去送信，并赠送银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劝安子文快走③。安子文立刻离开了第三路军，但未能走脱，被抓回送进了冯玉祥在开封专为共产党人办的“训练班”。由于吉鸿昌从中说情，安子文被放出“训练班”，又留在第三路军政治部工作。这时，党在第三路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都被“礼送出境”，党组织通过宣侠父，委托安子文担任了第三路军中党的领导工作④。不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关押，再次获释后便离开了冯玉祥部队①。
(二)
安子文从冯玉祥的军法处释放出来以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了在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情况，河南省委正式决定安子文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安子文把充沛的精力投放在党的交通联络事业上，作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由于叛徒告密，党的开封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被敌人逮捕。当时，安子文就住在开封市委机关的附近，因此也被株连逮捕。他们先由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审讯，后来案子移交河南省高等法院，安子文等被投入开封第一监狱。
安子文是作为嫌疑犯被逮捕的。他在狱中用的是假名字，编的是假口供。加之他到开封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多人包括叛徒在内都不认识他。因此敌人只判了他十一个月的徒刑，而且在狱中的活动也相对地自由一些。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安子文主动担负起狱中“交通”的任务。监狱中一些共产党员创办的《狱灯》、《镣声》两种用手写在小纸头上的“刊物”，就是经过他的巧妙传递，得以在各监号的共产党员中间秘密传阅。据当时和安子文关在一个牢里的一位同志回忆说： “安子文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为人机警干练，很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保持着充沛的革命干劲”②。
几个月后，党的河南省委机关也被破坏，省委书记周以栗和宣传部长任作民在被逮捕后审讯时，被敌人用烙铁烙得皮开肉绽，伤势很重，连吃饭拉屎都不能自理。为了照料这两位党的负责干部。安子文设法和他们住到一起，担负起了护理任务。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喂水喂饭、端屎倒尿，想方设法地寻找药物给他们治疗创伤，使周以栗和任作民较快恢复了健康。他还帮助这两位负责同志和监狱外边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使狱内和狱外的革命斗争汇合在一起。任作民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病逝的。他生前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过在开封坐牢时，有一位小同志如何精心护理他和周以栗同志，并打通了狱内外联系的事情。但是直到临终，他还不知道曾经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过他的就是安子文①。
不久，开封第一监狱因为犯人急遽增加，另外又开辟了一个分院，安子文被送进分院关押。在这里，安子文协助河南党组织的另一位负责同志开展狱中斗争。他们曾计划组织一次暴动，并且已经推定了暴动总指挥②。这个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其勇敢斗争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后来，由于狱外党组织的营救，也由于蒋冯大战中韩复榘倒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子文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释放出狱。
安子文出狱后，一九二九年秋天，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担任了党中央的交通，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为党一次又一次地传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 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 他曾于一九三○年春护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 一九三○年四月护送周逸群、段德昌等从洪湖苏区回上海党中央机关; 另外，还亲自去洪湖苏区送过阻截敌人军火的情报等等①。
一九三○年八月，党中央拟让安子文经北方局转赴陕西省委工作，开辟陕西工作的新局面。他到天津北方局机关后，北方局书记贺昌鉴于去陕西省委的工作干部已经派出，就决定让他留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安子文根据自己跑交通的经验，制定了交通工作不能冒险而要避险的交通工作原则，并提出了一系列对付敌人的策略和方法。例如，交通人员的服装要多样化; 交友要广泛化; 要熟悉和适应各地的风俗习惯; 要住在普通群众杂居的地区，以便隐蔽等等。北方局交通科的同志们按照安子文提出的这些原则和办法行事： 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②。
一九三○年十月，北方局经过反复查证核实，掌握了原天津河北区委负责人李纯已经叛变投敌的确凿证据。这时，李纯表面上仍然伪装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被敌人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的侦缉队副队长，成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党组织的最大威胁。为了铲除这个祸害，北方局书记贺昌决定由安子文负责惩处叛徒。安子文受命后，立即和天津市委书记童长荣等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领导党的地下武装人员，在万国桥(现称胜利桥) 的桥头将李纯干掉了③。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取消北方局，改称顺直省委，以陈原道为省委负责人，下辖天津、北平、唐山三个市委和直南、保属、冀东三个特委。安子文担任顺直省委的秘书长。时隔不久，党中央又指名调他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就在安子文交待工作准备离京赴沪之际，叛徒张开运来天津担任了国民党警察局的侦缉队长。顺直省委要求安子文在离开天津前负责完成这项除奸任务。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敌人便先下手了，安子文又一次被捕。
那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的一天，安子文带着一个同志到顺直省委在法租界设立的一个以“垦野公司”作招牌的机关里去处理公事。那知这个机关已被敌人发现，安子文一进门就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进了天津监狱。
在天津监狱里，任凭敌人严刑逼供，安子文坚不吐实。他还和周仲英一起，从牢房墙脚的一个小洞里，用线吊窝头的办法传递信件，发动在押犯人进行了一次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修理了厕所，清理了卫生; 看守们也不敢再象过去那样随便打骂犯人了①。
一九三一年六月，安子文和周仲英等政治犯从天津押送北平，先被关押在国民党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同年冬季又转送到草岚子监狱。草岚子监狱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反省政策”，妄图通过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压迫，使被捕的革命者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向他们屈膝投降②。为了对付敌人这种“感化” 、“诱降”的恶毒手段，领导狱中的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在一些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的提议下，建立了狱中党支部，陈原道、孔祥祯、殷鉴、薄一波、赵鎛先后担任过狱中党支部书记，安子文担任过党支部委员。党支部的建立，使狱中的斗争有了核心，它成了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坚强堡垒。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安子文等发动全体政治犯进行了一次争自由的斗争。结果使刑重者被酌情减刑，有十多个判了刑的犯人被释放出狱;并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玩弄“大赦令” 的骗局。其后，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开展了革命气节教育，提出了“红旗出狱” 的口号，还把“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警句作为狱中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要求党员在漫长的岁月里接受各种考验和磨练。针对监狱当局在推行“反省政策” 时采取的所谓请法官讲课、请牧师说教布道和强迫政治犯写 “反省”文章等措施，狱中党支部团结广大政治犯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了巧妙而有效的抵制。以后，狱中党支部还多次发动了为改善生活和反对虐待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①。
为了更好地开展狱中斗争，狱中党支部迫切需要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寻找联络人这个问题上，安子文想了很多办法。他凭着自己长期搞交通工作的敏锐眼力，发现多数看守都是当差混饭吃的。其中有个山东口音的看守班长，平时沉默不语，有正义感。通过进一步的接触，安子文知道了他叫牛保正，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表示钦佩。安子文把这个情况向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作了汇报。经过慎重研究，党支部确定安子文和薄一波等同牛保正交朋友。此后，他们一面在生活上关心牛保正，一面启发牛保正提高阶级觉悟和确立爱国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争取，牛保正真的觉悟了。他利用自己身上那张“虎皮”，替狱中党支部做了大量工作①。
有了牛保正这条通往狱外的重要渠道，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如《大公报》、《华北新闻》以及一些外文版的马列书刊都被送进了监狱。党支部决定让懂外文的杨献珍、廖鲁言等把外文版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以供大家学习。与此同时，狱中党支部还秘密地编辑了 《红十月》刊物，供大家交流思想，传播党的指示和红军胜利的消息，把敌人关押和迫害共产党人的监狱变成了革命者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②。
一九三三年冬，何应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军法处，接管了草岚子监狱。反动派为了逼迫草岚子监狱中的政治犯自首投降，宣布对政治犯要实行定期“审查”，规定凡反省自首者，履行出狱手续; 登了“反共”启事的，就释放出狱;而三次“审查”还不反省的就枪毙。面对这种形势，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一大批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毫不畏惧。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们抗日有理，无过可悔。”使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经过狱中党支部研究，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以粉碎敌人宣布“定期审查” 以来对政治犯施加的种种压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子文和薄一波、殷鉴、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多个政治犯绝食开始。他们走回牢房，用顽强的革命意志绝食七天，迫使敌人答应了改善伙食，允许订报、买书，每天放风三次 (每次一小时) 的条件。“定期审查” 的失败和政治犯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敌人大为气恼。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反动当局派宪兵三团进驻监狱，并指使两名特务冒充“政治犯”，用“苦肉计”来侦察狱中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由于看守班长牛保正已把情况告诉了薄一波和安子文等同志，狱中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先是对特务严加戒备，后来又找了一个借口，把其中一个叫小吴的特务狠狠地揍了一顿轰出去了。但是，狱中党支部的一些活动还是被宪兵三团发现了。于是，主管监狱的宪兵三团团副向南京呈报，把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张振胜、韩钧、张友清、杨献珍等十二个同志判处死刑。特务们给这些同志加上重镣，不许放风，严加看管，等待执行①。
在这最后的时刻，敌人还是妄图借助于死亡的威胁迫使安子文等人屈服。但安子文等泰然自若，他们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当敌人最后提审时问安子文： “你不怕死吗?”安子文回答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现在死了，你们以后不是也要死吗?”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安子文果断地回答： “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杀了我们，以后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②
华北事变后，日寇攫取了我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宪兵三团离开了北平，安子文等十二人才幸免遭难。
一九三六年春，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鉴于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向中央请示，准备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和安子文等五、六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营救出狱，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党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由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请示报告，并指示北平党组织贯彻执行。同年秋，安子文和殷鉴、薄一波，刘澜涛等五十二位同志按照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分九批相继出狱。他们出狱后立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走上北方局指定的工作岗位，投入了火热的斗争①。
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安子文出狱后以北平五三中学教师为掩护职业，担任北平市委的组织部长。为了适应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抓紧时间认真学习列宁关于批判“左” 倾幼稚病的著作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 学习党中央和北方局下达的各项指示和文件②，对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把学习和总结以往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联系起来，逐步认识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只能把中国革命引上失败的道路; 只有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能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于是，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和市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西安事变”之后，安子文接替黄敬兼管领导北平学委的工作。这期间，他和学委书记蒋南翔等一起，经常研究市学联和“民先”的工作; 采取各种形式，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的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学生运动骨干中吸收了二三百名党员。同时，他们还组织学生对宋哲元、何基沣以及国民党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使他们采取了抗日的立场①。
这期间，薄一波等根据党的指示，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接办了刚刚在太原成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还办起了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培养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革命干部。为了向山西输送人才，安子文通过北平市委组织部和学委，把大批“民先”队员和思想进步的爱国学生以及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介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学习。这些青年后来成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骨干力量。
安子文出狱后一直在废寝忘食地工作。有一次他得了霍乱病，休克在过道上，幸亏及时请来医生救治，才转危为安。病好后过了三天，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四月，经孔祥祯介绍，他和山西籍著名民主战士刘少白(抗战开始后经王若飞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秘密党员) 的次女刘竞雄结婚。刘竞雄当时就担负起了掩护地下党工作的任务②。
(三)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抗战不力，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敌手。这时，作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安子文，首先让市委机关和其他单位的同志撤退，然后自己才离开北平，到天津爬上一列货车，途经德州、济南、徐州，又折向郑州，石家庄，辗转到达太原，向刚由平、津地区迁到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报到。北方局把安子文留在组织部工作，很快又派他和几个同志去临汾建立后方，以便一旦太原失守之后，把北方局搬到那里。安子文在临汾县刘封镇找到办公地点后，又解决了生活供应中的许多棘手问题，为北方局迁到临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①。
还在太原失守前夕，曾经和安子文等一起坚持过狱中斗争的薄一波，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通过统战关系，担任了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保安司令，管辖沁县、沁源、安泽等十三县。不久，薄一波率领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到达沁县 (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所在地) ，准备在太岳山区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
为了完成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刘少奇特地找安子文谈话，让他随同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到沁县协助薄一波开展工作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安子文和李成芳、刘竞雄等随同彭真从临汾出发，经过安泽、沁源到达沁县。根据工作需要，彭真在沁县筹建起党的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以后，便于十二月底转赴晋察冀区，留下安子文担任太岳区工委书记，领导白 (圭) 晋 (城) 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平遥、介休以南，曲 (沃)高 (平) 公路以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从此，安子文就参加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活动。
太岳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政治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当时，太岳区没有八路军的正规部队; 薄一波率领的决死一纵队和驻扎该区的国民党军队相比，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装备方面都处于劣势; 县、区、村政权还是阎锡山的旧班底; 各种反动会道门都有一定的势力; 加之日寇占领太原之后，在直取南同蒲路各县的同时，正准备进攻晋东南，以完成其对山西的占领。在这种形势下，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日和逐步改造阎锡山的旧政权，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足够的谋略。
为了更加顺利地发展党的力量和开展党的活动，安子文将党的太岳工委挂上了八路军联络处的牌子。有了这个合法的名义，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它既可以在上层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政权搞统战工作; 又可以在基层发动群众; 还可以保护受迫害、受摧残的群众，向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的旧政权进行政治斗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①。
一九三八年初，太岳工委正式归属中共晋冀豫省委领导，安子文任晋冀豫省委委员、统战部长，并继续兼任太岳工委书记。他根据晋冀豫省委二月会议精神，协助薄一波在太岳山区大抓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为了掀起轰轰烈烈的 “抗战动员”热潮，他们从牺盟会和决死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广大乡村，采取开会讲演、写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政治、减租减息等革命主张，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事业。经过一段工作，不仅为抗日军队筹集了充足的粮款，而且随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参军，决死一纵队充实了原有团队，又组建了新的团队，加强了战斗力。与此同时，民运工作队还常常同那些残害人民，压制抗日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工作队在各地由下而上地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和文教会等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使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组织上的依托。从此，太岳区 “抗战动员”的热潮日趋高涨。这个时期，安子文还对阎锡山以及太岳区境内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将领冯钦哉、高桂滋、刘勘、武士敏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力争团结尽量多的军队和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有一次，国民党一六九师挑起事端，把机关枪架到决死一纵队司令部门口，要“兵戎相见”。安子文闻讯后立即协助薄一波和武士敏师长谈判，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在安子文和薄一波那种诚挚坦率态度的感召下，武士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此后，他一直和太岳军民并肩战斗，最后牺牲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①。
一九三八年三月，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经安泽、屯留，进驻沁县。安子文经常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工作，协助薄一波着力于进行统战工作和通过实行合理负担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掌握各级政权。为此，他和薄一波利用日寇准备进攻晋东南地区、阎锡山的旧政权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有利时机，及时派遣共产党员去各地担任抗日的县长和区长。当时，有些共产党员认为县长、区长是反动政权的象征，他们宁愿到前线战死沙场，也不愿到地方上去当“官”。针对这种认识，安子文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反复说明掌握政权的重要性，使这些同志愉快地背起背包上任。
正当太岳山区掀起“抗战动员”热潮，群众刚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日军集中了三万多兵力，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向太岳和太行发动了第一次“九路围攻”。企图消灭晋东南地区中国军队的主力，一举摧垮日益成长中的太岳和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安子文和薄一波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通过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救国团体进行了反围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他们指示太岳各县在敌人来到之前，要以村为单位，举行群众大会，宣传进行反围攻斗争的重要意义; 揭露日寇的欺骗伎俩和残酷暴行，并要组织好担架队、运输队; 安排好粮食、蔬菜供应; 肃清汉奸、捉拿奸细;破坏敌人交通，为部队带路、送情报等项工作，以保证抗日军队在反围攻作战中能够行动自如，耳目灵通，后方支援及时。为了给进犯日军制造更多的困难，安子文和薄一波还指示各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实行 “空室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一块肉，一滴水。由于地方上做了充分的支前准备工作，八路军、决死队和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歼敌四千多人，收复了晋东南的十八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一九三八年六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共晋冀豫省委在沁县古城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朱德、彭德怀的参加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天的讨论，通过了《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 (即“六月决定”) ，指出： 在新的形势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发展党员与开展群众工作; 统一群众运动和基本武装; 确立党在抗日根据地各个工作部门中的领导地位; 转变工作方式和健全党的组织; 开展游击战，争取各项工作取得成绩，把晋冀豫边区建设成为坚强巩固的根据地。
按照“六月决定”，安子文在太岳区狠抓了党的建设。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时，太岳区已先后建立了沁县、沁源、长子、屯留、平遥五个县委，还建立了安泽和介休两个县的领导机关，对浮山也建立了党的领导关系。全区建立了二百六十多个党支部，共有党员三千八百四十人①。这时，太岳工委奉命改称太岳特委，仍以安子文为特委书记。
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员的质量，太岳特委还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开办了党校，培养和训练党的基层干部; 党的各级组织也普遍地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党的战斗力，使各地党组织在进行减租减息、春荒“借粮”、实行合理负担的斗争中; 在为八路军、决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筹粮筹款、扩大军队、建立地方武装、对付敌人残酷“扫荡”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一月，太岳特委又改称太岳地委，仍由安子文担任地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太岳地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安子文在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使党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组织就应该在巩固中求发展，把巩固与教育、整顿和建设党的组织，当作今后的主要任务。他还强调，要不断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为此，他要求做政权工作的党员应该注意民主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整顿和改造地方武装，加强文化教育工作; 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应该巩固和扩大各种群众团体，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活动分子会议之后，太岳区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使全区的党组织遵循党的正确路线，更加巩固和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侵略者集中重兵，对太岳和太行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这时候，太岳和太行区的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打到敌人的占领区，开展交通破击战;太岳各县在以安子文为首的太岳地委领导下，成立了战时指挥部，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他们利用境内七沟八岭的险要地势，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反“围攻”斗争，终于迫使敌人退出了根据地。但是，由于日军在第二次“九路围攻”中占据了白晋路沿线包括沁县县城在内的所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把太岳和太行割裂为二。安子文和薄一波率领太岳地委和决死一纵队领导机关由沁县转移到沁源。从此，沁源就成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愈演愈烈。山西的局势更加紧张。当时，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之后大造反共舆论，采取反共措施，妄图把薄一波等共产党员领导的山西新军和牺盟会消灭掉。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山西各地的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开始了粉碎反共投降逆流的斗争。在太岳区，薄一波几次主持召开了决死一纵队和第三行政区的干部会议，部署和落实应付突然事变，实行自卫反击的各项措施。安子文除了协助薄一波的工作之外，还于十一月间主持召开了太岳地区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 “发动广泛持久的反投降运动”，使广大群众都了解当时的形势，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反对和彻底粉碎反共投降逆流。会后，安子文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部署了开展反逆流斗争的各项工作。在地区党代会和活动分子会议的推动下，太岳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举行各种集会，谴责、声讨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投降活动。同时还广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清除了包括决死一纵队纵队长梁述哉在内的阎锡山的旧军官，并积极进行除奸和禁毒活动。由于安子文和薄一波领导太岳军民做了以上防变的准备工作，所以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尽管太岳区境内也有一些反共顽固分子蠢蠢欲动，但抗日政权和抗日军队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太岳抗日根据地一直巍然屹立。
一九四○年一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派遣陈赓率领八路军三八六旅开进太岳区，参加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这时，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太岳地委升格为太岳区党委，仍以安子文为书记。薄一波和陈赓也参加了区党委的领导工作。区党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整党运动，清除了一批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处理了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全党同志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一九四○年秋冬，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严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在“百团大战”结束后，对太岳区进行了残绝人寰的“扫荡”，使成千的村镇化为焦土，数以万计的抗日群众残遭杀害。一时间，群众情绪低落，军需民食，居住条件，无不成为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现实，安子文严肃地指出： “我们对敌人的 ‘三光’政策估计不足，斗争不得法，是造成这次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①。他认为要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就必须狠抓武装建设，不但要扩大正规部队，而且要广泛地建立民兵和自卫队。
开始时，有些人觉得，在日军全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民兵和自卫队的土制武器是没有什么作战能力的，因而对组织群众武装信心不足。为了用现实例子教育干部和群众，安子文把沁源县绵上村民兵药彦明空手杀敌夺枪的英雄事迹作为典型，广泛地进行宣传。他亲自为《太岳日报》写了关于开展学习药彦明杀敌立功运动的文章，告诉大家在敌人血与火的烧杀中，只有象药彦明那样下定“拼死命、换活命”的决心，通过英勇斗争，才能克敌制胜。他还指示报纸对药彦明的事迹要用连环画等形式进行多样化的宣传。同时，他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奖给药彦明一支手枪。在太岳区参议会上，他再一次讲了开展药彦明运动的意义②。药彦明这面群众武装斗争的旗帜，鼓舞了太岳区的广大群众。此后，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自动报名当民兵。他们以石雷和刀矛土枪为武器，为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勇敢杀敌。与此同时，在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的领导下，太岳各地对被敌人杀害的群众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悼念; 对遭受劫难的群众多方进行慰问; 用召开军民誓约大会的办法向群众进行民族气节和坚持对敌斗争的教育，还发动党政民干部捐款捐粮，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很快激发了广大群众杀敌复仇的斗志，克服了因敌人烧杀而造成的消极悲观情绪，纷纷投入新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水旱灾害的严重袭击，太岳区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制定的政策，在群众中大力提倡生产救灾和互助互济，领导全区人民，用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优待军烈属以及精兵简政和节衣缩食的措施来渡过难关。那个时候，安子文和普通干部一样，有时每天只吃十一、二两粮(十六两一斤的旧秤) ，反 “扫荡”战争时往往白水煮野菜，很少有肉食。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体日益虚弱和削瘦。他爱人刘竞雄得知这一情况，在延安变卖了自己战前从家中带出来的衣服、首饰、毛毯等物，将所得四千元边币托人捎给安子文，让他买点补养身体的食物。但安子文接到钱后，除留下一小部分交给机关供大家改善伙食外，其余的钱全部交了党费①。随着日军的 “扫荡”和蚕食，太岳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不仅边沿地区大都被敌人“吃掉”，根据地的腹心也安上了敌人的据点。敌人采取高压手段，强迫老百姓组织“维持会”。在这种形势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安子文和高扬文等同志深入到沁县等地的许多游击区村庄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采取符合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的“两面政权”的策略。这个策略的生动解释是：当日军威胁群众成立“维持会”的时侯，群众开始只是口头答应，而实际不予“维持”。这叫“拖延”。一拖再拖，实在不能再拖延时，就勉强应付地“维持”起来。这叫“从拖延到维持”。在日军误认为群众已经成了“良民”的时候，就再开始拖延，该送的东西不送，该办的事情不办。这叫“从维持到拖延”。当日军逼得紧了，就应付式的送几个鸡蛋，几斤食油，或者干脆挑个空担子去，说送的东西被八路军“劫”走了。这叫“拖延中有‘维持’ ，‘维持’中有拖延”。如此敷敷衍衍，虚与周旋，一旦时机成熟，就立刻把日军的据点连根拔除。安子文提出这些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对敌斗争策略，不仅很容易为群众接受，而且实行起来大见成效，因此得到了北方局领导同志的赞赏①。刘少奇赴延安途经太岳区时，在听取了汇报后，明确地指出： “这种两面政策，实际上就是使用合法的形式向敌人进行斗争;合法斗争即两面政策， 两个术语的含义是相同的。”②
为了粉碎日军的残酷“扫荡”，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一起，不断地总结反“扫荡”斗争的经验。他们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愈来愈有效地组织和指挥全区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一九四一年日军进行秋季“扫荡”时，把太岳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十六团、十七团、二十五团、五十九团都包围在马森以北，程壁以南的大林区。形势十分危急。当搜山敌人搜索到离安子文和薄一波、李聚奎、周仲英等隐蔽处只有十几丈远的山梁上时，隐蔽在附近的一匹战马突然惊叫起来。饲养员为了保护安子文和其他首长的安全，毅然跳出隐蔽区，追着马向前疾跑，把搜山的敌人吸引过去。尽管情况如此紧急，但安子文和薄一波等仍然镇定自若，凭着地形和敌人血战两昼夜，然后把部队化整为零，乘着黑夜从敌人的缝隙处突围出去①。在敌人的文一次“扫荡”中，安子文和高扬文，郭钦安等太岳区党委的同志从沁源阎寨向外转移，与大队日军在沁源县阳泉村遭遇。安子文沉着指挥大家利用地形迂回撤退，终于化险为夷②。后来，安子文和太岳区的其他领导同志通过总结经验，改变了过去领导机关在敌人扫荡时用主力掩护、到山区隐蔽的办法，采取区党委机关和薄一波、陈赓等指挥的主力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的补给线，摧垮敌人的据点和碉堡，消灭留守的敌人，迫使“扫荡” 根据地的敌人退兵回援，从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军的所谓“铁壁合围”、“分进合击”，以及 “铁滚”、 “篦梳”等各种形式的“扫荡”，使太岳根据地的形势不断好转。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太岳区和其它各个抗日根据地一样，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安子文对整风运动非常重视。他根据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和太岳区党内的实际情况，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太岳日报》上发表了 《改造我们的作风》一文。这篇文章列举了“三风”在太岳区的种种表现，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整风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整风文件要“细嚼烂咽，化为血肉，并与检查自己各方面的工作结成一气，真正地掌握这个改造工作、改造自己的武器。”五月四日，薄一波在太岳各界三千余人举行的集会上，也发表演说，号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七月，在安子文的主持下，太岳区党委制定了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并在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中进行了思想动员。从八月开始，整风运动就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
安子文在太岳区还和薄一波、陈赓等一起直接领导和指挥了名震中外的“沁源围困战”。沁源地处太岳根据地的腹心。日军几次试图侵占沁源县城，但都被太岳军民赶出去了。一九四二年十月，日军分兵七路“扫荡”太岳区，又一次占领了沁源县城，并且扬言说他们不走了，要在这里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分析了沁源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认为共产党在沁源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有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加上沁源境内沟多山多，具备坚持对敌斗争的有利条件。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决定，沁源的对敌斗争要采取“围困战”的战术，要断其路、绝其粮，强迫敌人撤走。
在安子文和薄一波、陈赓等的决策下，沁源县成立了围困指挥部，以八路军蔡爱卿团的参谋长李懋之为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为政委。他们把沁源县城和“二沁” (沁县至沁源)大道两旁二十三个村镇的居民有组织地疏散到群山之中，造成了一个长约百里，横宽十里，面积共约千余平方里的困敌区。在这个地区，群众把粮食统统坚壁起来，猪羊牲畜全部转移，水井中填进污物，使敌人吃饭喝水都十分困难。而转移在附近山沟里的群众，白天隐蔽起来对付搜山的敌人，晚上组织起来到县城和敌人占领的据点里去劫取资财，抢种抢收。当地的民兵、游击队，则在蔡爱卿团的配合下，巧布地雷阵，冷枪袭扰，常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他们还掩护群众不断地破袭敌人的交通运输，隔断沁源敌人和外界联系。就这样，沁源的八万军民把敌人围困了两年半，终于迫使敌人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从沁源撤走了①。
围困沁源的过程中，安子文和薄一波等对转移到山沟里的群众极其关心。他们曾多次指示沁源县委要认真安排好群众的生活，想法设法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和居住问题。安子文还多次深入到疏散群众的山沟了解情况，挨家慰问。他要求太岳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来支援沁源群众。这就更加密切了干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坚定了群众围困斗争的信心②。
一九四三年春，安子文奉调离开太岳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太岳军民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并把《太岳日报》社副社长董谦(江横)写的许多围困沁源的通讯交给《解放日报》陆续发表，使“沁源围困战”这一斗争奇迹传遍全国③。
(四)
安子文从太岳区回到延安，因病在杨家岭休息了两三个月，便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一九四三年七月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的副主任，协助张鼎丞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党校二部的学员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县、团级干部。这些学员入学时，康生搞的那个“抢救运动”正在延安的许多机关单位推行。安子文和张鼎丞等二部领导同志一起，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二部学员的政治状况，决定在二部不搞“抢救运动”，对需要审查的少数学员在政治上、生活上也一视同仁，不但不歧视、打击，还鼓励他们积极地配合组织把问题搞清楚。后来的事实证明，党校二部的审干工作、完全符合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①。
党校二部学员开始整风的时候，安子文在动员报告中要求各支部要把启发自觉，弄通思想，提高认识，改造作风，作为主要措施。为了搞好整风，安子文和张鼎丞采取多种办法，引导学员从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入手，进而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总结历史教训; 先做个人思想、工作和历史的检查，再作对所在地区和工作部门的检查，然后发展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研究党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安子文等二部领导同志特别强调要造成“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气氛，让学员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养成敢于独立思考的好习惯②。
在整风过程中，安子文和张鼎丞等二部领导同志，坚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用说服的办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去解决党内矛盾; 即使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学员，也要按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掌握分寸，留有余地，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十七支部有个学员，过去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进入党校后又对支部领导散布不满情绪，给支部领导列出所谓 “十大罪状”。安子文知道这件事情后，指示支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这个学员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后来这个学员终于转变了认识，站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了①。二部的广大学员，由于整风中思想问题解决得好，后来都精神振奋地奔赴各个战斗岗位，为党为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安子文是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张鼎丞作了《关于整风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稿是张鼎丞和安子文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通过共同讨论后写成的。它不但概括地叙述了全党整风的意义和经验，而且也着重介绍了党校二部的整风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毛泽东提名，安子文担任了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于八月十七日去组织部报到上班。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被派往东北工作，于是安子文主持了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直接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领导。从这个时候起，安子文除一度担任过中央党校教育长外，一直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
安子文初到中央组织部，就接受了选拔干部随同主力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安子文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开会做动员报告，有时找干部谈话，并想方设法地解决调派到东北工作的干部的实际困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调派两万名干部赴东北工作的任务②。
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还按照中央指示，选派了一批干部去国民党统治区域做党的地下工作，以加强党在那里的领导力量。它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开辟第二条战线创造了条件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进犯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安子文被任命为中央工委的秘书长。他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离开陕北，经过晋西北到达河北省建屏县(解放后并入平山县)西柏坡一带。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接着，陈赓率领太岳兵团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 陈毅、栗裕率领华东野战军越过陇海铁路，进入豫皖苏地区。三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地区摆开了战场，解放了愈来愈多的城市和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去接收新开辟的解放区，建立各级政权，开展群众工作。这个选调干部的任务又一次落在了安子文的肩上。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华北各解放区的组织部门一起，很短的时间内就先后派遣了五万名干部南下到新区工作。
在革命战争猛烈地向前发展的同时，各个解放区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为了取得指导全国土改和整党的实际经验，中央工委和刘少奇决定由安子文负责，组织两个以中央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土改整党工作团，分别在平山、建屏两县开展土改和整党工作。安子文也亲自参加了建屏县南庄村的土改整党工作。土改初期，建屏和平山都一度出现过乱斗乱打的“左”倾偏向。安子文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使中央工委及时地采取了纠偏措施。后来，安子文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建屏县委书记钱俊瑞一起向中央工委提出了采取“抽补调剂”的办法来分配土地的建议①。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建屏县和平山县开始整党时也采取过“搬石头”的错误做法，把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一律撤换斗争，有些地方甚至把凡是有错误缺点的干部也都“搬”掉了。这就严重地伤害和打击了一大批干部。安子文和冯文彬、钱俊瑞、王甫等向刘少奇汇报了这种情况。中央工委根据建屏、平山以及其它地区的情况，经过研究决定，整党中对于不能在当地工作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采取“回避”的办法，调到其它地区继续工作，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党员干部，都要采取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团结教育方针②，使整党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安子文作为中央工委的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他还和钱俊瑞等一起起草了在土地会议上介绍建屏县土改经验的报告。这个报告着重介绍了建屏土改中采用 “抽补调剂”的办法分配土地的经验。平山县也在土地会议上介绍了整党经验③。这些经验对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和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思想进步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安子文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在城南庄成立了干部训练班，对刚刚吸收进革命队伍的石家庄、保定一带的进步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后，派赴各地补充了干部队伍。不久，中央又决定让安子文主持筹办华北大学，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府。华北大学很快在河北正定创办，以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为副校长，钱俊瑞为教务长，很短的时间内就培养和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干部，为支援新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作出了贡献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安子文列席了党中央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安子文随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和中央组织部的其他同志一起，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九月二十一日，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初期，安子文在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部长仍由彭真兼任) 的同时，还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 (朱德为书记)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和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委员。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安子文的工作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安子文主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分别是党中央和政务院管理干部的办事机关。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干部调动和人事安排，都要由他提出初步意见。他熟悉的干部“成千上万”，并对党的重要骨干的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详细的分析，真可谓是一部“干部活档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干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安子文不加思索地一口气说出十几个备选干部的名字，并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当周恩来选准其中一个干部时，安子文又重新介绍了这位同志的长处和短处。对安子文能够如此地熟悉干部的情况，周恩来曾赞叹不已①。
安子文调配干部始终贯彻党的任人为贤的干部路线，把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作为检验干部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他常常强调“在党内一定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上上下下都要讲真话”②，这就使他能够较多地掌握真实情况，果断准确地处理问题。“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使他有根有据地向党中央反映了许多关于群众生活疾苦的极其重要的事实真相，也使他能够较快地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③。
安子文对干部是十分爱护的。他指示组织部门妥善安排那些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同志。他提出，这些老同志凡能工作的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失去工作能力的干脆养起来，切实地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有一次，中央组织部准备调派一个老同志到南方的一所大学里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安子文登门征求意见时，这位老同志表示服从组织调动。可是他又从侧面了解到这位老同志正患着慢性病，不宜在南方工作，便取消了原议。事后，安子文对主管调配干部的同志说： “调配干部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对于干部本身来讲是应该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的，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到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体会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④
安子文是反对求全责备干部的。他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 “考察干部不能搞形而上学。一个人不能不犯错误，其实我们每天都会说错话，做错事。拿个日记本，把每天的错话、错事记下来，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如果把三百六十五天的错误都集中起来，那么任何一个干部都会被搞成反革命。这就叫一棍子打死。”①他主张考察干部要看主流，看基本的方面，即使是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也要给他们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在他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成了“党员的家”、 “干部的家”。
为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分析了建国初期党的状况，于一九五○年三月向党中央提出了召开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建议。中央批准后，安子文主持中央组织部开了两次预备会议，对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酝酿和讨论。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决定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会后，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整党在全国逐步开展。
一九五二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安子文担任中央“三反”、“五反”运动办公室主任。在北京市召开的 “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上，安子文作了动员报告。此后，党中央决定“三反”运动和整党结合进行，要求按照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 各级党组织对所属干部进行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根据党中央的要求，中央组织部在安子文的主持下成立写作班子，编印了大批整党文件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同时，他还常常深入到各机关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整党运动中的新动向、新问题①。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安子文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学习会上作了《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的报告②。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党内积极的健康的因素是基本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事实;接着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 第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存在着压制批评的现象;第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特别是不反映工作中的缺点，“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还很严重; 第三，在选拔干部上存在着“资格论”和“任人唯亲”的现象; 第四，在很多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作风，在党和政府的下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着强迫命令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等。为了清除党组织内的这些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安子文在报告中提出了六条办法： 进行教育; 开展批评; 严肃党的纪律; 改善干部工作方法; 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对整顿党的作风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会议期间，高岗和饶潄石开始了分裂党的活动。他们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使会议一度不能按中央原定方针进行。当时，安子文和高、饶都是会议的中心小组成员，饶潄石曾向安子文施加压力，逼着他在会议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①面对高、饶挑起的这场斗争，安子文一面向中央组织部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们打招呼，要大家注意看财经工作会议的文件和简报; 另一方面，鉴于有人在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提出中央对某些干部使用不当的意见，就让自己的秘书韩劲草调阅这些干部的档案，准备材料，以供党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他在会上会下，都没有说过一句对党的团结不利的话; 也没有做过一件有损于党的团结的事，坚决地抵制了饶潄石对他施加的压力。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潄石积极支持高岗，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这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让中央掌握更多的情况，安子文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的日子里，把许多知情同志揭发高、饶的材料及时地报告了党中央。后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 《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胜利地粉碎了高、饶反党阴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粉碎高、饶反党阴谋之后，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仍然主持组织部的日常工作。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安子文又按照中央指示，选调优秀干部加强工业战线。在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努力下，中央组织部前后向工业战线输送了十六万名干部，其中为一百六十五项重点工程输送的领导干部就有三千多名①。这就为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创造了干部条件。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还选调了一大批干部加强文教战线，对发展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有一百多个干部，安子文对他们的情况都很熟悉。他关心干部的工作，也关心干部的生活，甚至连干部食堂的饭菜做得怎样，他也要亲自去尝一尝。工余时间他有时和干部们在一起谈心，有时和干部们在一起打排球，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部长的架子。干部们都把他看做知心人，心里话都敢向他讲。整个中央组织部上上下下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
(五)
一九五六年九月，安子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冬，安子文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安子文就任组织部长之后，曾在一次部务会议上表扬了副部长乔明甫把组织工作做到干部家门上的好作风。号召大家都要广泛地接触干部。他说，各部委有什么事情，我们要主动找上门去谈谈。不要老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家来找，不要把组织部办成“官衙门”。
其实，乔明甫那种能够广泛接触干部的作风，正是从安子文的身上学来的。还在乔明甫初到组织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安子文的办公室里看到打来的电话很多，找安子文的人也很多，简直忙不过来。于是就向安子文建议：把电话接到秘书办公的地方，谁有什么事可先和秘书联系，讲明要谈什么问题，需要谈多长时间，然后逐个安排接见。安子文不同意这样做。他对乔明甫说： “干部们来电话或者亲自来谈问题，在他来说总认为是必须找组织部长才能解决的重要事情。有的人说话罗嗦一些，本来是十分钟就能够谈清的问题，他要讲半小时。但如果限制了时间，他就会拘谨起来，不能畅所欲言了。我们对干部采取什么态度，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对组织部的影响问题。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同干部隔离开。”①这番话使乔明甫很受启发。在平时的接触中，乔明甫还看到，安子文对于所有的来访者都热情接待，没有一点官架子; 每逢全省的省委书记来北京开会，安子文总要利用会议的空隙，一个一个地去访问，征询他们对人事安排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了解下边干部的情况，使许多问题得到了及时的解决。乔明甫学着安子文的样子来做干部工作，不但掌握了干部中间的思想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他们和部领导全体成员的带动下，整个组织部门的工作作风都有了很大的改进。
安子文十分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一月他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专门作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其后又主持制定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采取切实措施，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克服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①。一九五七年前后，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党的事业而勤勤恳恳地奋斗的知识界知名人士，如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钱伟长等，都由中央组织部请示党中央批准，光荣地参加了党的组织②。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也吸收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入党。这不仅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而且加强了党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导作用。对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安子文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一直把培养和选拔中青年干部作为党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一九六三年上半年，他派赵汉副部长到一些省市调查领导班子情况，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年龄较大，本地干部所占比例较小。安子文根据赵汉的汇报和他本人了解到的情况，进一步组织干部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作调查，向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后，安子文又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和讨论了大量培养、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要求和措施。他提出，为了大胆地、积极地、破格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就必须用革命精神打破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要选择几个标兵，做个桥梁，说服那些想不通的同志”③。为此，安子文先从中央组织部做起，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把两个较年轻的干部提拔为副部长;把另外几个青年干部提拔为处长、副处长。在他的提议下，中央组织部还决定每年选拔一百名左右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中组部管理，先下放到基层锻炼，然后把他们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担任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职务，以此逐渐改变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①。此外，安子文还提出要采取“干部交流”的办法来培养干部，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干部派到下级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同时也常把在下边搞实际工作的干部抽调上来担负上级机关的工作，如此反复对流，促使干部尽快地成熟起来。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安子文深深感到只有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把工作搞好。因此，他十分重视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一九六四年春天，他响应党中央关于读书的号召，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到中央党校当学生。在那里，他拜杨献珍、艾思奇等为老师，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直到“四清”运动开始后，他才离开了党校。
安子文特别重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平时在家中，他可以和孩子们开心地说笑蹦跳，却绝对禁止孩子们走近他的办公桌、翻动他的文件和材料，也从来不允许家属亲友打听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他经常教育孩子： 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去知道，偶而知道了的事，也不要出去随便乱讲。并嘱咐他爱人刘竞雄，在他打电话或者有客人来谈话时，一定要让孩子们躲远一点。就是刘竞雄本人，几十年来也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当看到有人来和安子文谈工作问题时，就主动地离开了。她从来不向安子文打听属于组织部工作方面的事情②。在生活方面，安子文一直保持着延安时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没有要求过什么特殊照顾。他不赞成干部给领导同志送礼品，自己也不愿意接受别人送给他的礼品。即使是很熟悉的老战友替他买了东西，也一定要让刘竞雄付钱。安子文的专用汽车，家里人是不能随便坐上办私事的。就连眼睛高度近视的刘竞雄要单独外出看病，除非万不得已，也是去挤公共汽车的。安子文严守纪律，严以律己，严格要求亲属子女的模范行动，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尊敬，毛泽东也多次赞扬他很能“克己”①。
(六)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安子文就被 “罢官”、“监护”批斗。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直接策划的迫害安子文的活动，接踵而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在安子文专案组成立会上曾说： 安子文“这个人起码是叛徒、黑帮、特嫌”。接着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安子文对于康生一伙的恶毒诬蔑义愤填膺。他对专案人员说： “在狱中，无论是敌人的严刑拷打或是利诱，我从未叛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是服从组织纪律，执行中央决定出狱的。这是符合我们党历来的纪律原则的。” “我出狱后，向各级组织多次作了报告，从未隐瞒。”②
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康生发现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的材料不足，就急忙派专案人员找安子文谈话，说： “现在有件头等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 (指康生) 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轻蔑地说： “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二十一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他还幽默地说： “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①
康生一伙恼羞成怒，要给安子文增加罪名。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大会上煽动说： “安子文不仅仅是个叛徒，安子文手里有电台②。” “他是不是利用组织部长职务进行现行特务活动?”就这样，康生又制造了一起所谓“特务电台发报案”，将安子文打成了“特务”，并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将安子文正式逮捕，带上手拷投进了秦城监狱。这样做了以后康生一伙仍不罢休，他们又造谣说一九五五年刘少奇曾指使安子文秘密销毁了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档案。于是，一个纯系凭空制造的“销毁敌伪档案” 的罪名又加到了安子文的头上。面对严酷迫害，安子文始终坚贞不屈。在一次由专案组布置的追问“销毁敌伪档案”的群众大会上，他一连喊出了十八个“没有”③。
安子文被投进秦城监狱以后，备受摧残虐待，被打掉了两颗牙齿，但从未讲过一句违心的话，面对手提镣铐的暴徒，他冷笑着说： “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住过四次。手铐脚镣你们给我戴吧。可手拷脚镣对我是不起作用的，不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给我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①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宁折不弯的品格，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江青一伙把安子文赶出北京， “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
安子文一到淮南，就和当地人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以小学生的姿态倾听人民的教诲，虚心向人民学习，主动地为人民办好事。同时也时刻惦记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遭遇和他熟悉的成千上万的干部。有一次他听到了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禁不住痛哭失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使安子文万分悲痛，曾数日不思饮食。他不顾江青“四人帮”的禁令，和大儿子安民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参加当地群众自动组织的追悼仪式。粉碎“四人帮”后，每逢获悉某一个他熟悉的干部恢复了工作，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案”、“销毁敌伪档案案”和“特务电台发报案”等重大错假、冤案予以彻底平反，并为一九六六年前的中央组织部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这样，就把康生、江青一伙强加在安子文头上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全部推倒，安子文终于获得了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安子文接到党中央要他回北京等候分配工作的通知。回到北京后，他对前来探望他的干部说： “我还要为党做十年工作，要活到八十岁。”①不久，安子文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安子文一到中央党校，就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七点二十分去上班，八点准时开始工作。他深深感到： “自己十多年没有工作了，必须加紧工作，才能了解和熟悉新老干部的思想状况②。为此，他常常深入到师生员工中去谈心。后来，每天晚上和节假日找他谈话的人越来越多了。紧张的工作，使他感到疲劳，但他却以自己能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多做些工作，感到心情十分愉快。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子文兴致勃勃地和中央党校的同志们一起植树。由于受了风寒，第二天病倒了。长期遭受折磨潜藏在体内的各种疾病一齐爆发，低烧、肝脓疡、肾病，最后又发现了癌症。
在身患不治之症后，安子文仍然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着对党有益的工作。
一九八○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夕，安子文在病情越来越严重、说话与活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认真准备了提交五中全会的书面发言稿。他在发言稿中指出：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党正面临着重新改造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党的十二大在党的建设方面，需要着重研究两个问题：一、防止林彪、康生“四人帮”事件的重演。二、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真正有能力领导群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党”。“在接班人问题上，过去有过深刻的教训。经验反复证明：对于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的干部，一定要重视和爱护; 而对那些大赞大颂、加码加番、爱抬轿子、看风使舵、搞政治投机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万万不能重用。挑选接班人必须立党为公，不能徇私，更不得结帮营私。我们的老同志，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为党认真物色和负责推荐确实优秀的干部。该交班时主动交班，能交班时及时交班。……，看到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把担子挑起来了，就是看到了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也就等于亲眼看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安子文认真地学习了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时他已经不能亲自动笔写文章了。但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心情，他用口授的办法写了一篇《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心得》。这篇文章对《准则》作了精辟的论述，是全党学习《准则》时的一篇重要参考文件。《人民日报》在《准则》发表的第二天，就用“发表谈话”的形式，摘要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
四月，安子文又勉力完成了一篇纪念刘少奇的文章，题为《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文章通过对刘少奇一系列建党活动的追忆，结合学习刘少奇写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的一封信》、《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各篇著作的心得体会，论述了刘少奇建党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少奇同志所深刻阐明和坚决维护的建党原则，是他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珍贵遗产。我们纪念少奇同志，就有责任坚持党的领导，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五月下旬，安子文病情恶化。他以断断续续的词语，口述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建议把靠造反起家钻进中央领导岗位的人清除出去。口述完毕后，他以最大的毅力，用左手托住已经近乎完全萎缩的右臂，在信末尾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写的三个字： “安子文”。向党中央交出了又一份优秀的答卷。
此后不久，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探望安子文。他向胡耀邦建议说： “一定要为党的十二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一定要对林彪、‘四人帮’的遗毒保持高度的警惕。”① 他请求党中央不要再考虑他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说： “应该把自己的位置腾出来，让真正优秀可靠的、能够为党作更多工作的、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②
六月十二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去看望安子文。他又恳切地对彭真说： “要教育干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要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管理、教育和监督。”③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安子文病逝于北京。
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党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安子文的追悼大会。胡耀邦在悼词中指出： “安子文同志的七十年岁月中，有五十五年是同我们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他是我们党杰出的组织活动家。”④这是党中央对安子文一生的恰当评价。
注释
①安子铭谈话记录。
①③④《安子文自传》 (1966年10月4日)。
②参见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①参见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①《安子文自传》 (1943年8月17日)。
②参见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和《安子文自传》。
③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④《安子文自传》 (1966年10月4日)。
①《安子文自传》 (1966年10月4日)。
②侯镜如谈话记录。
①②《安子文自传》 (1966年10月4日)。
①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②③周仲英谈话记录。
①周仲英谈话记录。
②参见熊怀济:《天地有正气》第16-21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①参见熊怀济:《天地有正气》和杨献珍《入草岚子监狱前后》,载《革命史资料》第8辑。
①《安子文自传》 (1966年10月4日)和安子文病中谈话记录。
②杨献珍: 《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①参见熊怀济: 《天地有正气》和安子文病中谈话记录。
②杨献珍: 《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①在“六十一人”案中除五十二位共产党员外,其余九人情况不同,不属于这一范围。
②刘尹南谈话记录。
①蒋南翔谈话记录。
②刘竞雄谈话记录。
①②《安子文自传》 (1966年10月4日)。
①高扬文等: 《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志》,1980年9月 30日 《山西日报》。
①史怀壁谈话记录。
①太岳特委组织部1938年11月工作报告。原件存山西省档案馆。
①②高扬文等: 《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志》。
①刘竞雄谈话记录。
①高扬文等: 《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志》。
②刘少奇1942年12月致薄一波、陈赓、安子文的信,原件存王光美处。
①周仲英谈话记录和安子文病中谈话笔录。
②郭钦安谈话记录。
①刘开基: 《围困沁源》,载1965年8月26日《人民日报》;董 谦: 《没有人民的世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③高扬文等《太岳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安子文同学》。
①张文豹: 《关于安子文同志革命一生的一些回忆》。和牛书声、刘佩荣、白伶谈话记录。
②崔毅田谈话记录。
①牛书声、刘佩荣、白伶谈话记录。
②王甫、帅孟奇、廖志高谈话记录。
①王甫、帅孟奇、李楚离谈话记录。
①②③钱俊瑞谈话记录。
①钱俊瑞谈话记录。
①帅孟奇、王甫、李楚离谈话记录。
②③胡耀邦在安子文追悼会上的悼词,载1980年7月13日 《人民日报》 。
④乔明甫谈话记录。
①转引自安黎等:《须待历史证明的话》,载1980年7月18日 《人民日报》。
①李楚离、王甫、帅孟奇谈话记录。
②该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出版单行本公开发行。
①韩劲草: 《悼念党的组织活动家安子文同志》 (打印稿)。
①李楚离等: 《学习安子文同志的坚强党性》,载1983年11月11日 《人民日报》。
①乔明甫谈话记录。
①③李楚离等: 《学习安子文同志的坚强党性》。
②乔明甫、王甫谈话记录。
①帅孟奇、李楚离、王甫谈话记录。
②刘竞雄谈话记录。
①安子文在淮南期间给安国的信。
②转引自熊怀济: 《天地有正气》。
①安黎等: 《需待历史证明的话》和刘竞雄谈话记录。
②彭真于全国解放前夕的1948年曾送给安子文一部英制旧电台收听新闻广播。这部电台经总参技术部门检查根本不能发报。
③中组部《关于“销毁敌伪档案”和“特务电台发报”两个案件的调查报告》。
①王光美: 《时穷节乃现,正气万古存》,载1980年7月14日《工人日报》。
①刘尹楠谈话记录。
②安黎等: 《须待历史证明的话》。
①②③④胡耀邦同志在安子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为安子文同志平反的报告》。
2.安子文: 《接受教训,增强党性》 (1957年9月11日 《人民日报》)
《我的一段经历》 (《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
3.刘晋: 《我所知道的安子文同志在河南开封第一监狱的一点情况》 (手抄稿) 。
4. 牛荫冠: 《关于安子文的回忆》 (手抄稿)。
5. 刘国华: 《志士不忘在沟壑》 (1980年9月4日 《淮南报》)。
6. 武迎生: 《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 (《华纺》——华东纺织工学院院刊,1980年10月14日) 。
7.刘竞雄: 《关于安子文传的意见稿》和谈话记录。
8.安民: 《阅读〈安子文传〉(草稿)笔记》。
9. 山西省档案馆所藏太岳区党委的早期档案。
10.访问帅孟奇、王甫、李楚离、乔明甫、陈野苹、蒋南翔、周仲英、侯镜如、方仲如、刘亚雄、钱俊瑞、史怀壁、陶桓馥、刘佩荣、白伶、牛书声、郭钦安、廖志高、李冰、张志杰、徐迈、崔毅田、武承宗、刘尹楠、安志铭等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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