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李公朴遇难后的第四天，在春城昆明，闻一多又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闻一多的被害无不表示悲悼和愤怒，对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①的献身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
闻一多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而艰难的。他受过十余年美国式教育，曾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教授。但是，在时代的教育下，在人民的教育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之下，他终于由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成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战士。
“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
闻一多，原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号友山，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改名闻多，笔名有夕夕、一、屠龙居士、 T.L、H.C、风叶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望族”的封建大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父亲闻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为人忠厚，乐于接受新思潮，赞同变法维新，对于闻一多兄弟的思想品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闻一多五岁发蒙，在家塾里和兄长们一起诵读 《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随着洋学堂的兴起，他又接触了国文、历史、博物、算术、修身等新知识，见识日增。一九一○年，闻固臣把十一岁的闻一多送到省城武昌，考进了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由其叔父闻丹臣照料念书。第二年，闻一多在这里目睹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空前壮举。他也和许多大人一样，兴奋地剪掉了象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辫子，有时还到司门口、阅马场等热闹处所去看群众集会或士兵练操。此后不久，由于局势紧张，学校停课，闻一多不得不随叔父等家人暂时回到了浠水故乡。他在乡下逢人便说武昌起义的新闻，对国家的中兴颇多幻想，拥护和崇拜革命党。这场革命培育了闻一多最初的纯朴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一九一二年秋，闻一多在武昌实修学校以备取第一名和复试第二名的资格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是当年湖北全省被正式录取的四名学生之一。
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 创办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当时是一所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中学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 中等科四年，相当于初中; 高等科四年，相当于高中和大一。闻一多一九一二年冬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后，首先补习了半年英语，然后才正式进入中等科学习。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品学兼优，显露出多方面的技艺才华和组织能力，是同学们一致公认的“博学之士”，并深得师长们的器重。
他热爱戏剧，担任过清华新剧社编演部的负责人。他自编自演的新剧《革命军》、《蓬莱会》等，曾多次在全校的演出比赛中获奖。
他热爱美术，一九一九年秋参予发起成立了清华美术社，社员多达五十余人。他的作品曾被美术教员选送到巴拿马的博览会上展出。
他酷爱文学，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的清华文学社的骨干，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一九二○年九月，《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西岸》。这首诗用象征的手法，鲜明地倾诉出诗人对于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厌恶。他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比喻为“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说明在这里，“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更从哪里去找明光来?”①此诗在编入诗集《红烛》时，闻一多在诗首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John Keats，1795— 1821) 的一句诗，大意是： “幻想插上了美的翅膀，希望的春天就会来临” (本传作者译) 。于是，诗人又幻想出在这大河的西岸定会有个不同的世界，从而决心“逃脱”这东岸的“樊笼”，“搭个桥，穿过岛，走着过! ”去寻求那“西岸底光明! ”②这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艺术为艺术” 的唯美倾向，同时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愿为祖国的新生献身的高尚情怀。青年诗人闻一多正是带着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唯美主义相交织的复杂个性，登上中国的新诗坛的。闻一多不仅从事诗歌创作，而且更倾心于诗歌理论的探讨和阐发。他曾在清华文学社内做过《诗的音节的研究》的报告。一九二二年五月，清华文学社出版的丛书第一种就是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的合辑。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得到了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高度评价。郭沫若飞鸿致贺云： “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①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每年暑假都要回到家乡读书二月，并将其读书室自名为“二月庐”。在这里，他可以摆脱学校功课的压力和限制，尽情地阅读自己所喜爱的中国史书和诗集等。他边读边思考，随时记下一些独特的心得和感受，评诗论史，褒贬人物，考证史实，均有创见。他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这些读书札记，从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四日，以《二月庐漫纪》为总题，在《清华周刊》上连载了十六则。这是闻一多最早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如读杜甫的诗，他发现了： “杜子美父名 ‘闲’ ，故诗中不用 ‘闲’ 字。‘娟娟戏蝶过闲幔’，原作 ‘开幔’，刻本之误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诗云： ‘少年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 岂未知考也。”②又如对西施与范蠡的传说，他也进行了仔细的辩正： “自杜牧有 ‘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之句，世皆传范蠡载西施以逃。及观《修文御览》 引 《吴越春秋》有云： ‘吴亡后，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浮沉也。’ 子胥之被谗，西施有力焉; 子胥死，以鸱夷浮之江; 今沉西施于江，所以谢子胥也。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牧遂误以胥为蠡耳。墨子曰： ‘吴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 岂非明证哉! 文士一时趁笔，遂堕后人于疑网。”①十六则 《漫纪》，共有此类考证议论六十余条，它反映出少年闻一多学习祖国历史文化的实绩。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还十分热心于社会活动。一九一四年在上中等科二年级时，他开始担任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和集稿员;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他又担任了学术性刊物《清华学报》的学生编辑; 一九一七年在中等科毕业时，他负责主编年级纪念册《辛酉镜》，撰写发刊词和自传《闻多》等诗文共十篇。这些诗文，是闻一多在清华前四年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的真实记录。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主编的 《青年杂志》 (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在上海创刊，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陈独秀首倡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犹如习习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也吹开了少年闻一多的心扉。他赞颂“《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化的鼻祖，当然受一般人的崇拜”②。正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之下，闻一多勇敢地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激流之中。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个星期天，北京城里天安门前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大游行，从此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崭新一页。清华学校由于远在郊区，消息闭塞，当天没能组织学生进城参加这一行动。这天傍晚，闻一多听到了从城里归来的远房堂兄闻迪纯讲述自己耳闻目睹的新闻以后，无比振奋。他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出岳飞的 《满江红》词，贴到学生饭厅门前的布告栏内，借以鼓动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第二天，清华的学生干部和社团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集体加入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会议选举罗隆基为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闻一多任书记，负责起草《致巴黎和会的通电》和《致全国学界的宣言》等文稿①。
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以后，适时成立统一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组织就显得极端重要。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罗隆基、罗发祖、钱宗堡、陆梅僧等五位同学被选为清华学校的代表。为了全力投入爱国运动，闻一多毅然决定这年暑假破例不回家，并于五月十七日下午写信给父母，耐心加以解释： “一年未归家，且此年中家内又多变故，……二大人愿男等回家一集，即在男等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他在这封信中还陈诉了自己对于“爱国”的理解： “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 ，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此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 ”①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唤起了闻一多奋起救国、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贫弱的祖国强盛起来，不受外国人欺负，都曾向西方寻求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希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的目光当然是更多地在文艺领域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热爱祖国，思索拯救祖国的途径，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艺术救国! 一九二○年秋，他在清华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的团体“美司斯” (Muses) ，同时还发出了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的文告，认定“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呼吁“有艺术天能的朋友们，快起来呀! ”②
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教育界爆发了以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的正义斗争。其时正面临毕业出洋的闻一多，坚决参加了为声援索薪斗争而举行的 “同情罢考”。他是毕业班中为此事而被校方勒令开除的二十九名同学中的一个，后来经斗争虽然保住了学籍，但仍受到了“不悔过即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分。闻一多始终坚持 “无过可悔”。他对同班同学吴泽霖说： “正义不能做买卖，讲条件! ”①经过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取消了对他们的留级决定，准予毕业。对此，吴泽霖佩服地说： “闻一多是正直的人! ”②
一九二二年春，闻一多在清华学业期满。留美前夕，他受父母之命，回到湖北浠水家乡，与姨表妹高孝贞 (后改名高真)成婚。婚后不久，闻一多即离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怀着“美育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跋涉。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李公朴遇难后的第四天，在春城昆明，闻一多又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闻一多的被害无不表示悲悼和愤怒，对他“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①的献身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
闻一多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而艰难的。他受过十余年美国式教育，曾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教授。但是，在时代的教育下，在人民的教育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之下，他终于由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成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战士。
“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
闻一多，原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号友山，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时改名闻多，笔名有夕夕、一、屠龙居士、 T.L、H.C、风叶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望族”的封建大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父亲闻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为人忠厚，乐于接受新思潮，赞同变法维新，对于闻一多兄弟的思想品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闻一多五岁发蒙，在家塾里和兄长们一起诵读 《三字经》、《幼学琼林》和“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随着洋学堂的兴起，他又接触了国文、历史、博物、算术、修身等新知识，见识日增。一九一○年，闻固臣把十一岁的闻一多送到省城武昌，考进了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由其叔父闻丹臣照料念书。第二年，闻一多在这里目睹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空前壮举。他也和许多大人一样，兴奋地剪掉了象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辫子，有时还到司门口、阅马场等热闹处所去看群众集会或士兵练操。此后不久，由于局势紧张，学校停课，闻一多不得不随叔父等家人暂时回到了浠水故乡。他在乡下逢人便说武昌起义的新闻，对国家的中兴颇多幻想，拥护和崇拜革命党。这场革命培育了闻一多最初的纯朴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一九一二年秋，闻一多在武昌实修学校以备取第一名和复试第二名的资格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是当年湖北全省被正式录取的四名学生之一。
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 创办于一九一一年四月，当时是一所用美国退还给中国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中学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 中等科四年，相当于初中; 高等科四年，相当于高中和大一。闻一多一九一二年冬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后，首先补习了半年英语，然后才正式进入中等科学习。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品学兼优，显露出多方面的技艺才华和组织能力，是同学们一致公认的“博学之士”，并深得师长们的器重。
他热爱戏剧，担任过清华新剧社编演部的负责人。他自编自演的新剧《革命军》、《蓬莱会》等，曾多次在全校的演出比赛中获奖。
他热爱美术，一九一九年秋参予发起成立了清华美术社，社员多达五十余人。他的作品曾被美术教员选送到巴拿马的博览会上展出。
他酷爱文学，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的清华文学社的骨干，致力于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一九二○年九月，《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西岸》。这首诗用象征的手法，鲜明地倾诉出诗人对于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厌恶。他把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比喻为“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说明在这里，“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更从哪里去找明光来?”①此诗在编入诗集《红烛》时，闻一多在诗首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John Keats，1795— 1821) 的一句诗，大意是： “幻想插上了美的翅膀，希望的春天就会来临” (本传作者译) 。于是，诗人又幻想出在这大河的西岸定会有个不同的世界，从而决心“逃脱”这东岸的“樊笼”，“搭个桥，穿过岛，走着过! ”去寻求那“西岸底光明! ”②这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艺术为艺术” 的唯美倾向，同时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愿为祖国的新生献身的高尚情怀。青年诗人闻一多正是带着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唯美主义相交织的复杂个性，登上中国的新诗坛的。闻一多不仅从事诗歌创作，而且更倾心于诗歌理论的探讨和阐发。他曾在清华文学社内做过《诗的音节的研究》的报告。一九二二年五月，清华文学社出版的丛书第一种就是闻一多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的《草儿评论》的合辑。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得到了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的高度评价。郭沫若飞鸿致贺云： “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①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每年暑假都要回到家乡读书二月，并将其读书室自名为“二月庐”。在这里，他可以摆脱学校功课的压力和限制，尽情地阅读自己所喜爱的中国史书和诗集等。他边读边思考，随时记下一些独特的心得和感受，评诗论史，褒贬人物，考证史实，均有创见。他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这些读书札记，从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四日，以《二月庐漫纪》为总题，在《清华周刊》上连载了十六则。这是闻一多最早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见解。如读杜甫的诗，他发现了： “杜子美父名 ‘闲’ ，故诗中不用 ‘闲’ 字。‘娟娟戏蝶过闲幔’，原作 ‘开幔’，刻本之误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诗云： ‘少年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 岂未知考也。”②又如对西施与范蠡的传说，他也进行了仔细的辩正： “自杜牧有 ‘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之句，世皆传范蠡载西施以逃。及观《修文御览》 引 《吴越春秋》有云： ‘吴亡后，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浮沉也。’ 子胥之被谗，西施有力焉; 子胥死，以鸱夷浮之江; 今沉西施于江，所以谢子胥也。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牧遂误以胥为蠡耳。墨子曰： ‘吴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 岂非明证哉! 文士一时趁笔，遂堕后人于疑网。”①十六则 《漫纪》，共有此类考证议论六十余条，它反映出少年闻一多学习祖国历史文化的实绩。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还十分热心于社会活动。一九一四年在上中等科二年级时，他开始担任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编辑和集稿员;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间，他又担任了学术性刊物《清华学报》的学生编辑; 一九一七年在中等科毕业时，他负责主编年级纪念册《辛酉镜》，撰写发刊词和自传《闻多》等诗文共十篇。这些诗文，是闻一多在清华前四年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的真实记录。
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主编的 《青年杂志》 (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在上海创刊，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陈独秀首倡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犹如习习春风，吹拂神州大地，也吹开了少年闻一多的心扉。他赞颂“《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化的鼻祖，当然受一般人的崇拜”②。正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之下，闻一多勇敢地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激流之中。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是个星期天，北京城里天安门前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大游行，从此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崭新一页。清华学校由于远在郊区，消息闭塞，当天没能组织学生进城参加这一行动。这天傍晚，闻一多听到了从城里归来的远房堂兄闻迪纯讲述自己耳闻目睹的新闻以后，无比振奋。他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出岳飞的 《满江红》词，贴到学生饭厅门前的布告栏内，借以鼓动同学们的爱国热情。第二天，清华的学生干部和社团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集体加入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会议选举罗隆基为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闻一多任书记，负责起草《致巴黎和会的通电》和《致全国学界的宣言》等文稿①。
当五四运动的高潮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以后，适时成立统一领导全国学生运动的组织就显得极端重要。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罗隆基、罗发祖、钱宗堡、陆梅僧等五位同学被选为清华学校的代表。为了全力投入爱国运动，闻一多毅然决定这年暑假破例不回家，并于五月十七日下午写信给父母，耐心加以解释： “一年未归家，且此年中家内又多变故，……二大人愿男等回家一集，即在男等亦何尝不愿回家稍尽温省之责。远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他在这封信中还陈诉了自己对于“爱国”的理解： “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 ，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此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 ”①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唤起了闻一多奋起救国、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使贫弱的祖国强盛起来，不受外国人欺负，都曾向西方寻求过各种各样的思想武器，希望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的目光当然是更多地在文艺领域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热爱祖国，思索拯救祖国的途径，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艺术救国! 一九二○年秋，他在清华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的团体“美司斯” (Muses) ，同时还发出了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的文告，认定“艺术确是改造社会底急务”，呼吁“有艺术天能的朋友们，快起来呀! ”②
一九二一年六月，北京教育界爆发了以李大钊、马叙伦为首的“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的正义斗争。其时正面临毕业出洋的闻一多，坚决参加了为声援索薪斗争而举行的 “同情罢考”。他是毕业班中为此事而被校方勒令开除的二十九名同学中的一个，后来经斗争虽然保住了学籍，但仍受到了“不悔过即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分。闻一多始终坚持 “无过可悔”。他对同班同学吴泽霖说： “正义不能做买卖，讲条件! ”①经过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学校当局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取消了对他们的留级决定，准予毕业。对此，吴泽霖佩服地说： “闻一多是正直的人! ”②
一九二二年春，闻一多在清华学业期满。留美前夕，他受父母之命，回到湖北浠水家乡，与姨表妹高孝贞 (后改名高真)成婚。婚后不久，闻一多即离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怀着“美育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跋涉。
“艺术救国”碰了壁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闻一多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八月七日到达当时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九月二十五日开始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西洋油画。由于忍受不了都市的污染、喧嚣和情神的苦闷、孤寂，加之同窗好友梁实秋来信邀请，一年以后，他转学到了美国中西部的珂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在珂大读了一年后，由于清华校友先后赴美，聚于纽约，他又转学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在这几度迁徙求学之间，闻一多亲身感受到了充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这对他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帝国主义者的傲慢神气，白种人的无理刁难，更加激起了他的爱国思乡的情怀。他觉得学绘画，专凭色彩和线条尚不足以表达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火一般的热爱的思想感情，于是又重操文学旧业，致力于诗歌创作。身处异国的闻一多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与日俱增，他恨不得骑上太阳，“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①重阳节要到了，他寄情于菊花：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②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夜，他将他的新诗作 《晴朝》和《太阳吟》抄寄清华校友吴景超，并附信说： “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 ‘家’。不是! 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③
一九二三年九月，闻一多将自己在清华学校和留美初期所作的新诗经过认真而严格的筛选后，编成了第一本诗集 《红烛》 ，寄回国内，经郭沫若、成仿吾二人介绍，交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这些新体诗充满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富于爱国思乡的情怀，在艺术形式上讲求格律，独树一帜。
闻一多是经受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留美以后，他从对比中更加看清了旧中国的贫弱腐败，下决心要改造旧中国。但由于他从清华学校开始，长期接受的都是美式教育，过着书斋生活，脱离民众的火热斗争，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所以他的爱国主义在当时就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他只能从自身的具体感受出发，去探求拯救中国之路——“艺术救国”。这里的所谓“艺术”，不独包括文学、戏剧、音乐、图画、雕塑、建筑、工艺等等，“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①很显然，年轻的闻一多根本不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方面，他热衷于艺术，甚至将它视为济世匡时的唯一的良方;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旧中国的社会腐败，政治黑暗，朦胧地感到单纯用艺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是苦于找不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出路。于是，他只能将艺术概念扩大，用折衷的办法，将政治、实业等均包容到他的艺术救国观里去。艺术救国，实质上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它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等同出一辙，都是愤世嫉时而又害怕民众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造出来的一条通向“天国”之路。这条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时坚持沿着这条路摸索下去的闻一多，势必在政治上把自己导入歧途。于是，他信仰国家主义，参加新月诗派，追求艺术“唯美”，直至四处碰壁之后，躲进象牙之塔!
一九二五年一月，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二十九名留美的清华校友在波士顿集会，正式成立了大江学会。这个组织以提倡和鼓吹国家主义为宗旨，闻一多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同年三月，他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说： “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②于是，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宏大抱负驱使着青年闻一多，下决心从文化入手来复兴祖国，他并且把自己的这一主张称之为“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 (Cultural Nationalism) 。”③大江学会成立以后，闻一多似乎有了信仰，有了主义，充满信心。他积极地为“大江”发展会员，壮大组织; 筹办刊物，扩大影响。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国去大展宏图，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闻一多怀着对祖国、对家人的深切思恋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终于结束了“流囚”①生活，登上了归国的海轮。
闻一多提前从海外回到了时时梦魂牵绕的祖国。当他的双脚刚一踏上祖国的东大门——上海的码头时，适逢“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大革命高潮。这给了他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使他第一次看到了民众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于是他情不可遏地写下了 《一句话》 ：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②
可惜的是，这仅仅是闻一多一时的激动而已。他此时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认识决定了他不可能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去。这时的闻一多尚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他只是莫名其妙地把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同时又把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等同起来，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①于是，闻一多归国甫定，便在北京与国内的国家主义派取得了联系，主动地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参加了一些活动，促其“声势一天浩大一天”②。
闻一多热衷于国家主义活动时，年方二十七岁，正所谓 “少年气盛之时”。他决心“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③，在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不因人热，亦不甘为人作嫁衣裳”④。他认为“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并不怎么高明，因此 “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⑤。他当时身居北洋军阀统治的巢穴北京，囿于阶级的偏见，看不到祖国南方正在兴起的工农革命高潮，反而给远在美国的梁实秋等人写信说： “国内漆黑一团，切望同志快回来共同奋斗吧! ”⑥一九二五年七月，大江学会创办了一个提倡“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的季刊，题名《大江》。闻一多立即将自己在留美三年期间“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⑦，如《醒呀! 》、《爱国的心》 、《七子之歌》 、《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 等爱国诗篇交给《大江》发表，其用意“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①。当他发现 “《大江》在京行销甚畅”，“《大江》宣言发表后亦大有影响”②时，更是信心十足。
闻一多此时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他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当共产党人李大钊、陈乔年、陈毅、赵世炎等组织和领导北京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反帝大示威时，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竟亲自命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连续射击，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一场屠杀中国爱国民众的大惨案。鲁迅曾悲愤地将这一天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③。“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闻一多也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爱国的时代潮流，于是当即写下了一首 《唁词 (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 》 ，盛赞爱国烈士们“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劝慰烈士们的亲属“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 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④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他又在北京《晨报》的副刊 《诗镌》创刊号——“三月十八血案专号”上发表了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进一步主张将文艺运动与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他说： “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 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①
一九二七年，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正在家乡闲居的闻一多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到武汉担任了总政治部的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他满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奉献给壮丽的爱国伟业，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遗憾的是，由于他长期过惯了书斋生活，身上存在着较严重的自由散漫和自视清高的弱点，不能适应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紧张繁忙的行伍生活，因此在北伐军中仅仅工作了一个月就离去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闻一多自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 ，由胡适、徐志摩主持的新月书店出版。这本诗集处处洋溢着诗人火一般的爱国激情和对于新格律诗形式的执着追求，自创一格，自成一体，在中国新诗史上竖起了一座璀灿夺目的丰碑。
闻一多在政治上鼓吹国家主义的同时，在文学上又加入了资产阶级的文学团体新月社。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新月社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闻一多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新月社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誉不佳的社团，其主要成员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都是反对共产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围剿”鲁迅的。闻一多当时与这伙人信仰一致，趣味相投，尤其在创作上曾一度成为“新月诗派”的台柱子。后来，闻一多迫于生计离开上海。随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他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正式辞去了 《新月》的编辑职务。
闻一多在归国后的最初几年，尚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在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大论战时，他信仰了国家主义;在新月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动“围剿”时，他跟着反对鲁迅。这反映了他此时在政治上的失误。然而，他尽管一度将李璜、曾琦、梁实秋、胡适等人引为“同志”，但毕竟和这帮政客、买办文人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他一生的优秀品质。如他的国家主义就有其特定的爱国主义内涵，这可以从他发表在鼓吹国家主义的刊物《大江》上的爱国诗中得到证明。到了后来，当闻一多认识到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自己的思想问题时，他就逐渐地抛弃了这一信仰，并与李 (璜) 、曾 (琦) 之流分道扬镳了。
在当时社会动荡、斗争复杂的年代，闻一多在谋生糊口的问题上，信奉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哲学。这几年他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 (后易名为中央大学) 、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等校任教。
一九二八年秋天，闻一多回到故乡，在刚刚定名的国立武汉大学教书。在这里，尚不满三十岁的闻一多，以年轻教授的翩翩风度，以待人诚恳、治学严谨的负责精神，以充满诗人气质而又渐趋成熟的讲课风格，赢得了青年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但与此同时，他也招致了一班抱残守阙的所谓“国学大师”们的嫉妒和攻击。为了用事实来回答那些敝帚自珍、顽固不化的“腐儒”们的挑战，为了弄清祖国文化传统的真实情况，也为了给自己在政治上一再受挫以后而变得心灰意冷的精神找到寄托，他便基本上停止了新诗写作，断绝了与国家主义派和新月社的联系，一头钻进了故纸堆，将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来了。他在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为自己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科研计划。实现这个科研计划的第一项成果，就是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载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一九三二年暑假过后，闻一多带着一颗四处碰壁、不得安宁的心，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共计五年。这是他一生中生活最安定、平静、舒适而优裕的五年。他说： “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① 这里说的所谓“向内走的路”，就是把自己闭锁于清华大学新南院七十二号的书斋，远离开尘嚣的现实，潜心于古籍研究，将久蓄的宏大抱负付诸现实。数年以后，他的手稿逐渐增高了，在对于 《易经》、《诗经》、《庄子》、《楚辞》、乐府、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 (甲骨文和钟鼎文) 、古音韵学、民俗学以及绘画理论等的研究上，都有了自己独到而深切的见解，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成了举世公认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后来对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 “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②但与此同时，闻一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变得更加迷惘和消沉起来。
闻一多本来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的诗人。他目睹国势危艰，人民涂炭，爱憎化为诗句如火山岩浆般地从心中喷发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民主个人主义的偏见挡住了他的视线，又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来”①，使他看不到中国的出路，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光明和未来。面对着苦难的中国，他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只好采取逃避的办法，钻进象牙之塔，寻求自我解脱。这不能不被看成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
在抗战的炮声中觉醒
“九一八事变”所引起的形势变化，闻一多似乎并未感觉到，还是深藏在清华园，禁锢在书斋里。“一二九”的风暴，也未能在他的心上激起应有的“波纹”②。西安事变发生了，他从黄卷青灯之中抬起头来，对世事发表了看法，竟然是责备爱国学生，说什么“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以至领袖 (指蒋介石——引者注) 陷于险境，国家陷于险境。”③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严酷的现实终于在闻一多“死水”般的心湖上掀起了巨澜。国民党战场抗战形势的日趋恶化，使他逐渐抛弃了对于国民党抗战的幻想。七月十九日，在北平沦陷的前十天，他随着逃难的人流奔向火车站。在火车站，当年青岛大学的学生臧克家见到闻一多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包袱，便问他道： “闻先生的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悲愤地回答： “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④ 他回到浠水故乡小住一阵后，就奉召于十月二十四日赶到长沙。是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在长沙开学，他将在该校文学院执教。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后，长沙也经常遭受敌机轰炸，临时大学决定再迁云南昆明。这时，已经年近四旬的闻一多为蓬勃兴起的全民抗战所鼓舞，重新焕发了青年时代的热情，毅然放弃了教授可以乘车坐船的权利，参加了由二百多名男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过军事化的生活，步行入滇。当校方和学生为了安全劝他乘坐车船时，他深情地说： “前方在浴血抗战，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后方，吃点苦怕什么?”他还用屈原的爱国精神鼓励学生们： “屈原所以能做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流放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①
湘黔滇旅行团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晚从长沙出发，至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到达昆明，历时六十八天，步行三千余里。闻一多在这长途跋涉中，目睹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不无感慨地说： “国难当头，是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他重新操起了已搁置十余年的画笔，沿途作了一百余幅铅笔写生画，如实地描绘出祖国西南三省秀美的山川，多彩的名胜，各异的风俗。这些画中凝注着他对于祖国的爱。他还指导学生沿途搜集民歌民谣两千多首，到了昆明以后，编辑成《西南采风录》一书出版。通过采风，激起了学生爱国的热情，也引起了闻一多的深思。他面对祖国遭蹂躏的山河，悲愤地写道： “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他还庄严地宣告说： “我们能战，我们渴望一战而以得到一战为至上的愉快。”①
三千里的行程，碰巧多半是三年前红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闻一多沿途听说了许多关于红军的故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他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所创造的伟业，虽然没有刻在石碑上，但是却有广大劳苦人民的 “口碑”②为其广为流传，而且这种口碑是磨不灭砸不碎的。
由于旅途生活匆忙劳顿，顾不到修面整容，闻一多到昆明时留下了很长的胡须，美髯飘拂，很是潇洒。他索性当众蓄须明志： “这一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时蓄起来的，我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把它剃掉! ”
闻一多步行三千里，上了抗战的第一课，迈出了走向人民的新步伐。他在一封信中说： “抗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恢复故我耳。”③这表明，闻一多经历了十年埋首古籍、不问政治的学者生涯后，在祖国的存亡和民族的危难面前，在现实的教育和自身的反省之中，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看到了自己脱离民众的弱点，终于恢复了五四时期的那种昂扬奋进、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
身为知名诗人、学者和教授的闻一多，一旦接近了人民，找到了真理，他的思想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实使他认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临时大学奉命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以下简称“联大”) ，是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高等学府。比起动荡的抗日前线，这里的生活要相对安定一些。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更加密切关注着抗日战争的局势发展。他首先从国共两党对于抗战的不同态度和表现来认识问题，评判是非。他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皖南事变，挑起事端，排除异己，并在大后方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大发国难财，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甚至使大学教授们都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中。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些被国民党政府抓来的所谓“壮丁”(实际上是“瘦丁”、“病丁”) ，在还没有走上抗日战场之前，就被折磨虐待而饿死在大后方马路旁的惨状。这一切都使他对国民党大失所望。可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却在延安等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而且还打了一些大胜仗，那里的人民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希望。这又使他十分向往。尤其是他原来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的一批青年学生，在参加了 “一二九”救亡运动以后，大都到了抗日根据地。他的二哥闻藜青的儿子也化名 “黎智”，投奔共产党去了。这更使他在感情上与共产党“那边”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这时，中国共产党也很关心闻一多。一九四三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华岗从重庆到昆明来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曾专门拜访过他。尚钺和楚图南也经常与他联系，向他伸出热情的手。党还通过不同的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翌年，他秘密地加入了由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那里读到了 《共产党宣言》、《国家论》 (即 《国家与革命》) 等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象灿烂的朝霞，给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他由衷地称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 “这本书把我想说的都说透了，我没有想过的也被他说服了。”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著作。”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洗刷了他的唯心精神，解开了他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疑团，使他明白了爱国主义是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爱国主义只有和民族、民众紧紧连在一起才有意义。这时他高呼“发现了人民! ”并说： “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过去我曾错误地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我才知道 ‘国家主义’ 是反动的; 爱国只能是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②
闻一多还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来解剖自己的学术思想，总结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说： “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如果我们是因为被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确是觉悟了，知道那种捧是不怀好意的灌米汤，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敢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③闻一多敢于正视自己曾经误入歧途的事实，并毫不留情地与之彻底决裂。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他真诚地说： “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 ‘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 ‘海派’……现在我向鲁迅忏悔： 鲁迅对，我们错了! ”①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闻一多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 凡艺术救国、教育救国之类，都不过是“白日梦”并不可能真正救国。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楚，从而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民主运动洪流之中。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闻一多说： “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针对蒋介石鼓吹的儒家思想，他斥之为 “奴隶管理政策”②。
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以后，便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一九四四年初夏，吴晗、周新民先后找闻一多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知道周新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于是向周吐露了自己的心曲： 要参加我就想参加共产党。这表明闻一多此时已经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走上了崭新的道路。过了不久，周新民又向闻一多传达了组织上的意见，认为目前闻一多参加民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于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就答应了。从此，闻一多便倾尽全力地为民主运动而奔走呼号。
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觉醒后的闻一多，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及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斗争中去。由于党和进步力量的作用，也由于云南地方势力与蒋的矛盾，使昆明当局对民主运动一般采取不干预的政策，昆明于是成了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闻一多则是这个民主堡垒中的一位十分出色的斗士。他积极参加民盟活动，曾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根据党的意见，他和楚图南、吴晗、李公朴等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促成了昆明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这引起了联大师生的一致愤慨。闻一多更是怒不可遏，他说： “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 ”①于是，他们在红五月里组织了一系列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的活动。与此同时，联大校园内的“民主墙”也更加活跃起来，各种壁报吸引了校内外的许多学生。五月三日，历史系在联大最大的南区十号教室举行“五四”座谈会，到会者三百余人。闻一多在会上谈了自己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这使广大学生非常吃惊，才知道闻先生原来还是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 于是更增添了对他的敬仰之情。闻一多说： “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②
五月八日晚，中文系在民主广场召开了主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的文艺晚会，由系主任罗常培和教授闻一多联名发起，还邀请了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杨振声等共八位教授发表演说，到会者近三千人，比历史系的规模要大得多。当大会进行时，突然下起雨来，大多数学生坐在草坪上未动，但也有少数人站起来去躲雨，混在会场中的一些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想乘机捣乱，但不敢贸然行动。这时，只见闻一多站了起来，极其坚定地说： “当今暴风雨来临的前夕，这一点点毛毛细雨，就可以让一部分人躲避在墙角下，那些不怕下雨的人，请走回群众当中来! ”①在他的号召下，一些躲雨的学生纷纷回到草坪上。晚上十点多钟，天上的月亮从云中钻了出来，皎洁的月光给整个草坪镀上了一层银色，闻一多正在做总结发言。他指着初从云中钻出的满月说： “月亮出来了，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就会给月亮盖住。我们要特别注意……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 (中文系本来在五月四日晚上就召开了一个晚会，但会议刚开始，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割断了电线，造成整个会场一片黑暗，使会议不欢而散——引者注) ; 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 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 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 ”② 闻一多的精采演讲，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一九四四年纪念“五四”的活动既是联大民主爱国运动的新起点，也是闻一多由一个诗人、学者变成民主斗士的转折点。
同年七月七日是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党决定通过纪念抗战的活动，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这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联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时事报告晚会。这是“皖南事变”以后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公开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群众集会。消息传出以后，群情振奋，特务恐慌。开会时间还没有到，至公堂内外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市民，估计约有近四千人。国民党军政当局想要取消这次集会已经为时太晚，于是只好让云大的特务训导长出面宣布： 教授们演说时只能谈学术问题，不得涉及现实的政治。晚会开始时，闻一多听说这个会是讨论政治经济问题的，他自认为没有发言权，只是想来听听。这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 (数学家) 登台大讲数学，说什么无论数学多么复杂，都可以按规律演算出来，但如果随意改变公式，就会错得一蹋糊涂。据此推断，他得出的结论是： 国家大事要听从政府指挥，不可乱变，学生要念书，不应谈什么政治。熊庆来的这一番显然是受人指使的“高论”，着实惹火了台下的听众。闻一多 “嚯”地站了起来，要求发言，全场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控制了一下自己被激怒了的情绪，尽量平静地开始发言： “今天晚会的布告写得很清楚，是时事报告晚会。我对政治经济懂得太少，所以是特来向诸位有研究的先生请教的。但是看得很清楚，有人却并不喜欢这个会，不赞成谈政治，据说那不是我们教书人的事情。” ①
说到这里，闻一多停了一下，提高了嗓门继续说： “我的修养不好，说话容易得罪人。好在大家都是老同事，老朋友，虽然意见有不同，可以提出来讨论。”接着，他的眼光扫了一下熊校长，不客气地说： “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哪里值得炫耀?又哪里值得用来吓唬人?今天在座的谁没搞过十年二十年研究? 谁不想安心研究? 但是可能吗? 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文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为了什么人?不说研究条件，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怎么能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越说越激动，长胡子气得直抖。他忍不住大声吼道： “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①闻一多就是这样，用“学生要管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学生要念书”的论点，使全场听众欢欣鼓舞，也使胆小怕事的熊校长在台下坐立不安，他不时地小声地辩解： “闻先生，你误解我了，你太误解我了! ”事后，昆明地下党的同志请华罗庚去做熊庆来的工作，熊庆来表示理解地说： “是训导长让我去的。我上了特务的当。我不该去，你见到一多，帮我解释一下。”闻一多得知此情后，也不无歉意地说： “当时不得不这样啊。自然，我讲话太嫌锋利了一些。”②
闻一多积极投身到民主运动中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假献殷勤，千方百计地想利诱收买他。国民党西南联大中央直属区分部委员陈雪萍几次想拉闻一多加入国民党，对他说： “你这二年来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后，讲话就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得到一些帮助。”闻一多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害怕他讲话，企图封住他的口的一个阴谋。他义正辞严地说： “他们想封住我的口是封不住的，人民需要我讲话。这班腐烂透顶的垃圾，大后方的人民迟早会起来清除他们的! ”至于说到什么“生活上的帮助”，闻一多更是气得脸色铁青，他认为： “这简直是对我的污辱! ”①
一九四四年暑假的一天，进驻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北较场军部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闻一多、吴晗等十一位教授参加。闻一多在耐着性子听了几位高级军官的发言以后，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无所顾忌地站起来说： “刚才听了诸位的讲话，特别是军部几位先生的讲话，知道了不少情况。以前我们看到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总以为军事上或者好些。现在才知道军事上也并不妙。这种现象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国家前途如何得了?抗战前途更是不堪设想! 看来，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革命! ”②闻一多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部里高谈“革命”，使全场顿时哑然。
闻一多在民主运动中，还积极帮助那些仍旧埋首书斋的知识分子觉醒，投身到爱国的斗争中。那时有一些教书人面对 “国破山河在”的局面痛心疾首，但又找不到出路，因而陷入极大的苦闷彷徨之中。费孝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篇题为《鸡足朝山记》的游记中，借景抒发了这样的心情： 面对日寇飞机的轰炸，家庭生活的重压，“心里好象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 想飞，两翅胶着肩膀; 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闻一多看到这些话，感到作者过分的消极。一年后，费孝通从美国讲学归来，闻一多对这种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意见，指出：“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而且钻进故纸堆，就象你们知道的，听任丑恶去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结果呢? 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①一席语重心长的肺腑言，温暖了费孝通的心。费孝通作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新兵”，决心向闻一多等先进同志“学步”②，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王力也是这样的一个“新兵”。抗日时期，国难当头，王力却在报上发表了一些脱离现实，格调不高的小品文。闻一多看后，以挚友的身分批评他，不该写那样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后来，王力转变了立场，写了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诗，闻一多立即大加赞扬，并与王力促膝谈心。他们谈到了共产党、解放区、毛主席。这次谈话使王力终生难忘，他说： “我是从闻先生口里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的。”③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诱收买闻一多的阴谋失败后，就放出空气，说什么教育部将解聘闻一多，特务也将暗杀他和别的民主人士。面对反动派的威胁、恫吓，闻一多的亲属、师友、学生都替他担心。有的学生恳求他“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们的损失。”闻一多听后十分激动，噙着热泪表示自己绝不能因为反动派的恫吓就退出战斗，“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 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①，听者无不动容。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云南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起义三十周年纪念日。党决定通过纪念活动，组织发动广大民众，把民主斗争推向新的阶段。闻一多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在群众大会上问道： “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象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
群众一起回答： “是的，没有死! ”
闻一多接着回头对坐在主席台上参加过当年护国起义的老先生们说： “你们比我们清醒，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袁世凯! 护国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
纪念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游行，闻一多和吴晗等进步教授走在队伍中间。“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的口号声，响彻在昆明闹市的上空。游行队伍解散后，学生们又将闻一多等围住。他看到民主力量日益高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同学们说：
我们胜利地纪念了 “护国纪念”三十周年。
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
这是人民的力量。
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它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一九四四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更好地迎接一九四五年!
让那些嫉妒我们，害怕我们的人发抖吧①!
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喜讯传来，正在昆明郊区度暑假的闻一多兴奋不已，立即跑到龙泉镇上的一家小理发店，剃掉了在胸前飘拂了七年半的美髯，践行了蓄须时的誓言，以示庆祝。八月十五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合举行了一次具有示威性质的“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主题是反内战，要和平。闻一多被邀请到会演讲。他握着学生们自制的扩音器，如狮子般地怒吼道： “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谁! ”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方面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了四十三天，被迫签订了 《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另一方面则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新的内战。中国上空重新笼罩着战争的乌云，闻一多愤怒地把内战斥为“民族自杀的现象! ”②
蒋介石在准备发动内战的同时，又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对云南地方长官龙云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枪炮声中改组了云南省政府，由蒋介石的亲信李宗黄代理省主席，关麟征接任省警备司令。李、关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加紧镇压民主运动，使 “民主堡垒”的昆明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联合召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座谈会，到会者五千余人。这使刚刚接管昆明、立足未稳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万分恐慌。他们派出大批特务扰乱会场秩序，切断电源，四处放枪，威胁集会的群众，使会场出现一些骚动。闻一多当即挺身而出，高声喊道： “不要动! 坐下来! 我们不怕! ”这喊声给了集会师生以巨大的鼓舞。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集会的卑鄙伎俩，激起了昆明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全市三十一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决定从第二天起一致罢课以示抗议。此举得到了许多群众的同情支持，反动派为此派出了大批特务暴徒，四处殴打侮辱爱国学生，同时街上还出现了悬赏四十万元现钞收买闻一多的人头的恐吓标语。
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和特务分别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大及其附中等学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四人; 联大学生缪祥烈左腿骨被炸断，成为终生残废; 另外还有二十余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 一”惨案。闻一多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将这一天称作“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①，说这是反动派制造的“黑色恐怖”。事后，闻一多应进步学生之约，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亲笔写下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刻在昆明“四烈士之墓”前面的石柱上。他热情讴歌四烈士“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号召 “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①，继续战斗。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是四烈士出殡的日子，沿途两万余人参加送葬，闻一多担任四烈士殡葬典礼的主祭人，走在最前面。下葬时，闻一多致词说： “我们一定为死者报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要追到天涯海角。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辈子还要追，这血债是要还的! ”他带领大家宣誓： “人民的道路，是艰苦而曲折的。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 ”
闻一多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又兼任了新创刊的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他虽然很忙，但对周刊十分重视，从组稿、写稿、审稿，直到出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用自己犀利的笔，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杂文，为民主力量呐喊。这一时期他的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篇幅一般都不长，多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然而却都是掷向敌人营垒的匕首投枪。
这时期，蒋介石沿袭了历代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法，鼓吹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闻一多为此写了 《什么是儒家》一文，详细地分析了孔子产生的时代，指出 “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②，它之所以还能在近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有市场，原因有二： 一是“客观条件成熟”，二是“主观条件”需要。接着，他又写了 《关于儒、道、土匪》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儒、墨、道家的传统思想都是“中国文化的病”①，它们在新时代都只能是为封建买办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效劳。因此，只有批判了中庸之道，才能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一二· 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又发表了 《兽、人、鬼》的讲演，把敌我友三方用形象的语言比喻为兽、人、鬼，指出反动派在 “一二·一”惨案中充分暴露出残酷的兽行，他们是刽子手。人对于这类兽行的认识还是清楚的，可是还有一些 “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和做法，人们也要善于识别，充分认识他们的真面目②!闻一多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和作的演讲，证明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因此能够入木三分，一语中的，有很强的战斗性。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并举行了结业式。全体师生在校园内竖起了一座由闻一多书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叙了联大的经历。从此以后，饱受了八年离乱之苦的师生们，都在欢欣鼓舞地准备复员北上，分别回到原来的三所大学。可是，正当学校已放暑假，学生陆续北迁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在昆明也对地下党员、民主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加紧镇压。国民党特务放出空气，企图加害于闻一多。有人劝他尽快离开昆明，他却要求在昆明多留一段时间。他私下向一个朋友透露了心底的秘密： “我想晚点儿回北方去，一方面是为了我和你们安排好昆明的工作; 另一方面，因为我有一年的休假，我想借此机会，从北平秘密到解放区去，哪怕是去看一看再回来。”①
六月二十九日，民盟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闻一多和李公朴、张奚若、华罗庚等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针对知识界的一些朋友不过问政治的状况，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做学问的人，企图不过问政治，而取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接着他宣布了民盟决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他伸出了自己的手说： “诸位看一看在我的这张手上是空无所有，满手都是粉笔灰，教书人的手，自然只有粉笔灰，粉笔灰都是白的颜色，在我这张赤手空拳中，是满手纯洁净白的，有什么可怕呢?我愿意伸出这张洁白的手，期待着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②闻一多语重心长的即席演讲，给广大听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十时许，著名的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当年“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市青云街口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次日晨五时二十分逝世于云南大学医院。闻一多闻讯后，悲愤万分，立即赶往医院，抚尸恸哭道： “公朴没有死呀! 公朴没有死! 我们要复仇! ”随即他又赶回《民主周刊》社，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回校后，闻一多又协助《学生报》编出了《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亲笔题词： “反动派! 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表示了自己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时，他的夫人高真适逢心脏病复发，眼见局势极度危险，忧心如焚，曾再三阻止他外出。有一次，高真拉住了他的衣角，恳求地说： “我的病已经不能治了，万一你再遭反动派毒手，丢下孤儿弱女，谁来安排?怎样得了?”闻一多也知道家里不能没有他，但沉思了一会儿后，仍然坚定地说： “事已至此，我不出去，诸事不能进行，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 万一身遭不测，后事我也顾不得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握拳顿足，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①。
七月十五日上午，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大会，请李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公朴的殉难经过，到会者一千余人，里面混杂着许多特务。当时，外面早已风传闻一多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名单，但他仍然带病出席。为了闻一多的安全，会议主持人本来没有安排他发言，但在李夫人由于悲痛已极，泣不成声，被扶下讲台以后，闻一多突然拍案而起，怒斥凶顽，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的正义的责问声在每一位到会的来宾心中震响。他说： “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有理由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的杀! ” (鼓掌)他怒目环视全场，大声呵道：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 你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厉声，热烈的鼓掌) 暗杀了人，还要污蔑人，说什么 ‘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 无耻啊! (热烈的鼓掌) 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 ”在这正义而愤怒的谴责下，在场的有些特务面如土色，不自觉地耷拉下了脑袋。最后，他右手握拳说： “我们有这个信心： 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象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的气吞山河的讲演在会场上掀起了海啸，将听众情绪推向了峰峦之巅。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主持了 《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了暗杀事件的真相，于是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度恐慌。散会以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一群国民党特务袭击，不幸被美制冲锋枪射中十余弹。他就是这样，为民主运动洒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四十七岁。
闻一多遇难的噩耗传出以后，毛泽东和朱德立即从延安联名向昆明发来唁电称： “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励，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①。正在上海的中共代表周恩来闻讯后，悲愤地流下了热泪。他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联名给闻一多夫人拍电致哀，并痛斥国民党特务： “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历史之纪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此已暴露无余。”②同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文化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致词说： “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
闻一多逝世后，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追悼活动，美国、英国的友好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抨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压制民主，实行独裁，挑起内战的罪行。闻一多的牺牲，唤起了千百万青年投入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
注释
①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84页。
①②闻一多: 《西岸》,《清华周刊》第191期,1920年9月24日。
①转引自 《闻一多全集》卷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版第 658页。
②闻一多:《二月庐漫纪(续九)》,《清华周刊》第83期,1916年10 月18日。
①闻一多: 《二月庐漫纪》(续十二)》,《清华周刊》第87期,1916 年11月15日。
②闻一多: 《出版物底封面》,《清华周刊》第187期,1920年5月7 日。
①参阅叶逸民: 《记闻一多先生》,《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159页,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印。
①《闻一多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②闻一多: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清华周刊》第192 期,1920年10月1日。
①吴泽霖: 《老友一多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66页。
②吴泽霖对笔者的谈话,参阅1984年11月25日 《武汉晚报》。
①闻一多: 《红烛·太阳吟》。
②闻一多: 《红烛·忆菊》。
③闻一多: 《给景超》,《闻一多全集》卷3第601页。
①闻一多: 《建设的美术》,《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1919年 11月。
②③闻一多: 《给实秋》,《闻一多全集》卷3第617页。
①闻一多: 《红烛·我是一个流囚》。
②闻一多:《死水·一句话》。
①②③④⑤⑥闻一多: 《给梁实秋》,《闻一多全集》 卷3第 622、617、620、623页。
⑦闻一多: 《〈醒呀!〉后记》,《现代评论》 第2卷第29期, 1925年6月27日。
①闻一多: 《〈醒呀! 〉后记》,《现代评论》 第2卷第29期, 1925年6月27日。
②闻一多: 《给实秋佛西》,《闻一多全集》卷3第624页。
③鲁迅: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④闻一多: 《唁词 (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国魂周刊》 第 10期,1926年3月25日。
①闻一多: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 ,1926年4月1日《北京晨报·诗镌》。
①闻一多: 《给饶孟侃先生》,《闻一多全集》卷3第635页。
②郭沫若: 《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1第1—2页。
①闻一多: 《给吴景超》,《闻一多全集》卷3第601页。
②③刘国鋕:《 略论闻一多先生》,1946年8月20日 《新华日报》。
④臧克家: 《我的先生闻一多》,《怀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8月版第84页。
①陈登亿: 《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 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第276页。
①闻一多: 《〈西南采风录〉序》,《闻一多全集》卷3第395—396页。
②参阅陈登亿: 《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
③闻一多: 《给冯夷》,《文艺复兴》第2卷第4期。
①参阅闻立鹏: 《血土》,《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12页。
②参阅侯方岳: 《忆闻一多同志》,《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01—202 页。
③闻一多: 《民盟的性质与作风》,《闻一多全集》卷3第551—552页。
①转引自王康: 《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 327页。参阅闻立鹏: 《血土》。
②闻一多: 《什么是儒家》,《闻一多全集》卷3第464页。
①闻一多: 《新文艺与文学遗产》,《闻一多全集》卷3第557页。
②闻一多: 《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卷3第536页。
①参阅胡笛:《痛悼严师闻一多先生》 ,《文萃》第40期,1946年 7月25日。
②闻一多: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闻一多全集》卷3第557页。
①参阅马识途: 《时代的鼓手——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297页。
①参阅马识途: 《时代的鼓手——闻一多》。
②参阅华罗庚: 《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140—141页。
①参阅何善周: 《千古英烈,万世师表》,《闻一多纪念文集》第 270—271页。
②参阅季镇淮: 《闻一多先生事略》,《闻一多纪念文集》第468 页。
①②费孝通: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46 页。
③王力: 《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73页。
①王一: 《哭闻一多先生》,《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306页。
①参阅王康: 《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31 页,
②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闻一多全集》卷3第523 页。
①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①闻一多: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②闻一多: 《什么是儒家》,《民主周刊》第1卷第5期。
①闻一多: 《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卷3第470页。
②闻一多: 《兽、人、鬼》,《时代评论》第6期,1945年12月9日。
①赵沨:《回忆闻一多先生殉难前夕的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87页。
②胡笛:《痛悼严师闻一多先生》。
①参阅赵铭: 《闻一多先生死难详记》,《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第23页。
①《毛泽东、朱德唁电》,1946年7月19日《解放日报》。
②《中共代表唁电》,1946年7月18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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