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雍，1925年入党，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后奉党的指示和陈铁军扮作夫妻，在广州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1月5日，因叛徒告密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又被一同处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人在牢房的窗前拍下了一幅临刑前的双人合影，表达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周恩来语)。
积极上进 追求真理
周文雍，乳名光宏，1905年8月诞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茅冈下洞凤凰里(又名宝顶村)的一个贫穷塾师的家庭里。
周文雍的父亲名叫俸成，读过几年书，在茅冈的一个村上的私塾执教;母亲关氏，养了二男三女。一家七口，靠周俸成的微薄收入维持，衣食十分粗淡。关氏是一位慈善贤良的妇女，日夜操劳，替别人纺纱缝衣，弥补家用。尽管这样，仍然难以度日，三个女儿年纪很轻便出嫁了;大儿子卖身当“猪仔”去外洋，后积劳成疾，丧生于异国的荒野。
周文雍七岁时，就跟着父亲到私塾去识字、读书。他爱听父亲讲《三国演义》和文天祥的事迹，常为生动的故事情节所感动，立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辛亥革命后，到处兴办新学。茅冈南面的横石乡办起一所新式小学。父母亲为了周文雍的成长，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新知识。于是，他就进了横石乡小学读书。
茅冈与横石之间，有潭江相隔，路程较远，上学较困难。但周文雍从不误课，从不偷懒。他学习成绩优异，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两年时间，他就读完了初小四年的课程，升入了高小。可是，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开学前跑到茅冈墟，找到开小杂货店的一位同村叔叔，恳求收容自己当一名“伙头仔”。那位叔叔平日很了解周文雍，同情他家里的景况，便满口答应了他。从此，周文雍白天到茅冈墟小杂货店做工，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晚上返回家中，在灯下勤奋自学。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岭南，周文雍开始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向学校提出请求复学。学校校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免收他的学费，让他帮学校伙房做杂务，以便解决他的吃饭、住宿问题。他虽然停学大半年，但在高小毕业考试中，仍然获得全校第一名[1]。
这时，周俸成受聘到宝兴村去教村学。高小毕业后的周文雍，就跟随父亲到宝兴村当了小先生。村学的课程实行新旧结合。周文雍除了搞好课堂教学外，还带着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学习时事新闻，进行文娱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多种兴趣。他带头剪掉辫子，又动员学生剪掉，终于使整个村学没有留辫子的男学生，气象焕然一新。这时，周文雍更加关心时事，他的一点零用钱，全都用在订报刊、买新书上，还经常和学生一同唱反帝爱国歌曲[1]。
“五四”以后不久，周文雍得到亲友们的资助，离开家乡到广州谋求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自学，他于1922年秋，以中学同等程度学历，考入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2]。
省立“甲工”学校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被誉为“红色甲工”。 “五四”运动期间，广州学生运动的领袖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就是“甲工”学校第一、二届的学生。周文雍是第三届学生，入学之初，为了争取优秀成绩，他一心攻读功课，很少参加其他活动。但是，“红色甲工”的革命风暴，很快就使他投入了革命洪流之中。
不久，“甲工”第一届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毕业了。他们离校后，在组织团体、宣传马列主义的时候，把自己油印的《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等书籍和《向导》等刊物送回了母校。周文雍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逐渐懂得了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使大家有饭吃，有书读，有工做，有田耕，过幸福的日子，就必须消灭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统治。
“甲工”的第一、二届毕业生为了推动校内外革命活动，创办了《甲工校友专刊》。周文雍积极给这个刊物投稿，阐述自己求上进的抱负[3]。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现周文雍是个有理想的青年，指定蒋世明对他进行培养和教育。他积极靠拢团组织，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于1923年5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4] ;同年暑假期间，又担任“甲工”的团支部书记[5]。
周文雍在校内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很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1924年春，他又担任了“甲工”学校学生会主席，并被推选为广州学生联合会的文书部副主任。[1] 在追悼世界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收回关余运动、援助广东公医医科大学择师运动和发起组织广州各界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中，周文雍和他领导的广州学联文书部，承担着起草宣言、通电，印发传单，编辑《会刊》等繁重的宣传鼓动任务，每一项活动都完成得很出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在1924年 10月5日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会议上，周文雍和杨石魂、刘尔崧等七人，被选为团的粤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周文雍参加的社会活动虽然很多，但他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有时因开会或工作缺了课，他一定想方设法请老师或同学补课。因此，他的学业成绩一直保持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甲工”的校长萧冠英是一个顽固守旧分子。他利用职权，强调“学生要守法”，压制校内的革命运动。周文雍团结进步师生，多次与萧冠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夏天，广州的选举市长活动，被一些反动政客操纵。周文雍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这场丑剧内幕。萧冠英乘机报复。在学校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为市长候选人大吹大擂，指责周文雍是“胡闹”。周文雍毫不示弱，当即跳上讲台予以驳斥，并要求把选票当场发给师生，让师生选举自己信任的人。萧冠英恼羞成怒，便在这年暑假贴出告示，以“参加社会活动过多，旷课严重”、“无心向学”为理由，开除了周文雍的学籍[2]。
激流勇进 斗志昂扬
周文雍离开“甲工”以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新学生社工作。
新学生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成立后，在广州建立的团的外围组织，有社员五、六千人，遍布粤、桂、闽三省各地，阮啸仙任执行委员会书记，社址与团的两广区委一起，同设在广州司后街(现越华路)的一幢楼房内。周文雍到新学生社后，与阮啸仙、刘尔崧等同住在这幢楼房里。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的谭平山、彭湃、杨殷、谭植棠等，常到新学生社来活动。周文雍得以与他们结识，特别是与年轻的共产党员阮啸仙朝夕相处，对他的进一步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1923年10月，周文雍以青年代表身份参加了阮啸仙组织的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为核心的青年慰劳队，赴石龙镇前线慰劳反击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当慰劳队到达石龙铁桥的时候，敌人以机枪封锁了通道。周文雍等在阮啸仙指挥下，机智勇敢地冲过铁桥，进入镇内，还夺得了敌军的一挺机关枪。这次慰劳，对前线将士鼓舞很大，也使周文雍受到锻炼[1]。 1925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旋被选为党的区委工委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学生部主任、广东区委委员、工农主任、经委书记，并担负新学生社内团组织的领导工作[2]。
为了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青年团和新学生社发起搞平民教育运动，在广州办起了三、四十所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子弟和贫苦失学的青少年参加学习。周文雍带领广州市女师、一中学生在西村工人宿舍附近办的一所平民夜校，吸收了自来水厂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青年船工共几十人参加学习，对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帮助他们增长文化科学知识，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3]。
针对青年的特点，新学生社组织了剧社，通过演新剧开展宣传活动。周文雍带头参加剧社的排练演出，经常带领剧社到中央公园、西瓜园、广东大学礼堂去公开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周文雍还积极为新学生社办的《新学生社半月刊》撰写文章，并参与编辑工作[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到广州，周文雍在《新学生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大力宣扬孙中山的功绩，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周文雍还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4年秋，他协助杨石魂主持手车夫工会的工作[5]。手车夫日夜奔波，收入微薄，过着“吃无定着，宿无定所”的悲惨生活。周文雍十分同情他们的境遇，认为要把这个行业的工友们组织起来，必须设法帮助他们改善居住条件。于是，他和杨石魂找工会骨干一起商量，提议发动手车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助互济，修建工人宿舍，得到大家的拥护。没用多长时间，就在东堤二马路侨高街手车夫工人俱乐部后面，建造了一批住房，使一百多名手车夫有了住宿的地方，大家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确实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组织。此后，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工会活动，使手车夫工会成为广州工人队伍中一支比较坚强的革命力量[1]。
1925年省港工人大罢工之前，周文雍被派到沙面洋务工会担任领导职务。洋务工人一般都住在外国人的领事馆或办事机构内。省港大罢工爆发以后，沙面洋务工人率先参加，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周文雍动员大家以俱乐部为家，解除了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不久，他奉调到石井兵工厂，协助沈厚堃、梁子兴等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石井兵工厂的厂长马超俊对工人严密控制，给工人运动制造重重障碍。周文雍等采取了多种办法，巩固和扩大了兵工厂的工人组织，很快打开了斗争局面。此后，他又被调去主持金属业工会的工作。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周文雍经受了很好的锻炼。罢工期间，他被选为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成员，成为当时广州工人运动领袖刘尔崧的得力助手[2]。
周文雍利用回乡的机会，宣传广东各地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反对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在他的启发和推荐下，凤凰村青年周金屏、周寿金进入第三届广州家农运动讲习所学习[3]。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党决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右派以坚决打击。第二天，周文雍根据党的指示，召集新学生社社员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特别大会，强烈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表示要继承廖仲恺的遗志，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奋斗。
会后，周文雍带领社员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廖仲恺致哀，并派女社员去慰问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1926年夏，周文雍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他把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在学生中还成立了宣传队、卫生队，与省港罢工工人一起，给北伐军以有力援助。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周文雍先后担任多种领导职务，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经常是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但他始终精神饱满，不仅自己尽可能挤时间读书看报，还热情帮助周围文化低的同志学习文化，为他们修改讲演稿和各种宣传品，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得吃。这种忘我的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至今仍然记忆犹新[1]。
周文雍，1925年入党，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后奉党的指示和陈铁军扮作夫妻，在广州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1月5日，因叛徒告密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又被一同处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人在牢房的窗前拍下了一幅临刑前的双人合影，表达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周恩来语)。
积极上进 追求真理
周文雍，乳名光宏，1905年8月诞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茅冈下洞凤凰里(又名宝顶村)的一个贫穷塾师的家庭里。
周文雍的父亲名叫俸成，读过几年书，在茅冈的一个村上的私塾执教;母亲关氏，养了二男三女。一家七口，靠周俸成的微薄收入维持，衣食十分粗淡。关氏是一位慈善贤良的妇女，日夜操劳，替别人纺纱缝衣，弥补家用。尽管这样，仍然难以度日，三个女儿年纪很轻便出嫁了;大儿子卖身当“猪仔”去外洋，后积劳成疾，丧生于异国的荒野。
周文雍七岁时，就跟着父亲到私塾去识字、读书。他爱听父亲讲《三国演义》和文天祥的事迹，常为生动的故事情节所感动，立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辛亥革命后，到处兴办新学。茅冈南面的横石乡办起一所新式小学。父母亲为了周文雍的成长，一定要让他去接受新知识。于是，他就进了横石乡小学读书。
茅冈与横石之间，有潭江相隔，路程较远，上学较困难。但周文雍从不误课，从不偷懒。他学习成绩优异，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两年时间，他就读完了初小四年的课程，升入了高小。可是，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开学前跑到茅冈墟，找到开小杂货店的一位同村叔叔，恳求收容自己当一名“伙头仔”。那位叔叔平日很了解周文雍，同情他家里的景况，便满口答应了他。从此，周文雍白天到茅冈墟小杂货店做工，以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晚上返回家中，在灯下勤奋自学。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岭南，周文雍开始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向学校提出请求复学。学校校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免收他的学费，让他帮学校伙房做杂务，以便解决他的吃饭、住宿问题。他虽然停学大半年，但在高小毕业考试中，仍然获得全校第一名[1]。
这时，周俸成受聘到宝兴村去教村学。高小毕业后的周文雍，就跟随父亲到宝兴村当了小先生。村学的课程实行新旧结合。周文雍除了搞好课堂教学外，还带着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学习时事新闻，进行文娱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多种兴趣。他带头剪掉辫子，又动员学生剪掉，终于使整个村学没有留辫子的男学生，气象焕然一新。这时，周文雍更加关心时事，他的一点零用钱，全都用在订报刊、买新书上，还经常和学生一同唱反帝爱国歌曲[1]。
“五四”以后不久，周文雍得到亲友们的资助，离开家乡到广州谋求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自学，他于1922年秋，以中学同等程度学历，考入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2]。
省立“甲工”学校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被誉为“红色甲工”。 “五四”运动期间，广州学生运动的领袖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就是“甲工”学校第一、二届的学生。周文雍是第三届学生，入学之初，为了争取优秀成绩，他一心攻读功课，很少参加其他活动。但是，“红色甲工”的革命风暴，很快就使他投入了革命洪流之中。
不久，“甲工”第一届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毕业了。他们离校后，在组织团体、宣传马列主义的时候，把自己油印的《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等书籍和《向导》等刊物送回了母校。周文雍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逐渐懂得了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象，使大家有饭吃，有书读，有工做，有田耕，过幸福的日子，就必须消灭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的统治。
“甲工”的第一、二届毕业生为了推动校内外革命活动，创办了《甲工校友专刊》。周文雍积极给这个刊物投稿，阐述自己求上进的抱负[3]。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现周文雍是个有理想的青年，指定蒋世明对他进行培养和教育。他积极靠拢团组织，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于1923年5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4] ;同年暑假期间，又担任“甲工”的团支部书记[5]。
周文雍在校内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很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1924年春，他又担任了“甲工”学校学生会主席，并被推选为广州学生联合会的文书部副主任。[1] 在追悼世界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收回关余运动、援助广东公医医科大学择师运动和发起组织广州各界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中，周文雍和他领导的广州学联文书部，承担着起草宣言、通电，印发传单，编辑《会刊》等繁重的宣传鼓动任务，每一项活动都完成得很出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在1924年 10月5日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会议上，周文雍和杨石魂、刘尔崧等七人，被选为团的粤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周文雍参加的社会活动虽然很多，但他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有时因开会或工作缺了课，他一定想方设法请老师或同学补课。因此，他的学业成绩一直保持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甲工”的校长萧冠英是一个顽固守旧分子。他利用职权，强调“学生要守法”，压制校内的革命运动。周文雍团结进步师生，多次与萧冠英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夏天，广州的选举市长活动，被一些反动政客操纵。周文雍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这场丑剧内幕。萧冠英乘机报复。在学校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为市长候选人大吹大擂，指责周文雍是“胡闹”。周文雍毫不示弱，当即跳上讲台予以驳斥，并要求把选票当场发给师生，让师生选举自己信任的人。萧冠英恼羞成怒，便在这年暑假贴出告示，以“参加社会活动过多，旷课严重”、“无心向学”为理由，开除了周文雍的学籍[2]。
激流勇进 斗志昂扬
周文雍离开“甲工”以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新学生社工作。
新学生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成立后，在广州建立的团的外围组织，有社员五、六千人，遍布粤、桂、闽三省各地，阮啸仙任执行委员会书记，社址与团的两广区委一起，同设在广州司后街(现越华路)的一幢楼房内。周文雍到新学生社后，与阮啸仙、刘尔崧等同住在这幢楼房里。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的谭平山、彭湃、杨殷、谭植棠等，常到新学生社来活动。周文雍得以与他们结识，特别是与年轻的共产党员阮啸仙朝夕相处，对他的进一步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1923年10月，周文雍以青年代表身份参加了阮啸仙组织的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为核心的青年慰劳队，赴石龙镇前线慰劳反击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当慰劳队到达石龙铁桥的时候，敌人以机枪封锁了通道。周文雍等在阮啸仙指挥下，机智勇敢地冲过铁桥，进入镇内，还夺得了敌军的一挺机关枪。这次慰劳，对前线将士鼓舞很大，也使周文雍受到锻炼[1]。 1925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旋被选为党的区委工委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学生部主任、广东区委委员、工农主任、经委书记，并担负新学生社内团组织的领导工作[2]。
为了大力开展群众工作，青年团和新学生社发起搞平民教育运动，在广州办起了三、四十所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子弟和贫苦失学的青少年参加学习。周文雍带领广州市女师、一中学生在西村工人宿舍附近办的一所平民夜校，吸收了自来水厂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青年船工共几十人参加学习，对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帮助他们增长文化科学知识，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起了很好的作用[3]。
针对青年的特点，新学生社组织了剧社，通过演新剧开展宣传活动。周文雍带头参加剧社的排练演出，经常带领剧社到中央公园、西瓜园、广东大学礼堂去公开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周文雍还积极为新学生社办的《新学生社半月刊》撰写文章，并参与编辑工作[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传到广州，周文雍在《新学生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大力宣扬孙中山的功绩，号召大家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周文雍还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4年秋，他协助杨石魂主持手车夫工会的工作[5]。手车夫日夜奔波，收入微薄，过着“吃无定着，宿无定所”的悲惨生活。周文雍十分同情他们的境遇，认为要把这个行业的工友们组织起来，必须设法帮助他们改善居住条件。于是，他和杨石魂找工会骨干一起商量，提议发动手车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助互济，修建工人宿舍，得到大家的拥护。没用多长时间，就在东堤二马路侨高街手车夫工人俱乐部后面，建造了一批住房，使一百多名手车夫有了住宿的地方，大家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确实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组织。此后，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工会活动，使手车夫工会成为广州工人队伍中一支比较坚强的革命力量[1]。
1925年省港工人大罢工之前，周文雍被派到沙面洋务工会担任领导职务。洋务工人一般都住在外国人的领事馆或办事机构内。省港大罢工爆发以后，沙面洋务工人率先参加，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周文雍动员大家以俱乐部为家，解除了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不久，他奉调到石井兵工厂，协助沈厚堃、梁子兴等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石井兵工厂的厂长马超俊对工人严密控制，给工人运动制造重重障碍。周文雍等采取了多种办法，巩固和扩大了兵工厂的工人组织，很快打开了斗争局面。此后，他又被调去主持金属业工会的工作。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周文雍经受了很好的锻炼。罢工期间，他被选为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成员，成为当时广州工人运动领袖刘尔崧的得力助手[2]。
周文雍利用回乡的机会，宣传广东各地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反对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在他的启发和推荐下，凤凰村青年周金屏、周寿金进入第三届广州家农运动讲习所学习[3]。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党决定联合国民党左派，给右派以坚决打击。第二天，周文雍根据党的指示，召集新学生社社员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特别大会，强烈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表示要继承廖仲恺的遗志，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奋斗。
会后，周文雍带领社员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廖仲恺致哀，并派女社员去慰问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1926年夏，周文雍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他把青年工人组织起来，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在学生中还成立了宣传队、卫生队，与省港罢工工人一起，给北伐军以有力援助。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周文雍先后担任多种领导职务，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经常是日以继夜地埋头苦干。但他始终精神饱满，不仅自己尽可能挤时间读书看报，还热情帮助周围文化低的同志学习文化，为他们修改讲演稿和各种宣传品，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得吃。这种忘我的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至今仍然记忆犹新[1]。
革命先锋 起义英雄
1927年4月，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的反动派也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我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均遭破坏，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熊锐、刘尔崧、李森、邓培、何耀全、毕磊等，不幸被捕或被杀害。周文雍也受到通缉。但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仍然机警地坚持战斗，并受党的委托，接替刘尔崧，担任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
4月18日，即广州反革命大搜捕、大屠杀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文雍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通知，到西堤东桥一个同志的住处去出席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当时留在广州的广奉区委领导人穆青、杨殷、冯菊坡、赖先声、任卓宣、吴毅等。会上，大家针对当时的局势作了分析研究，决定成立新的中共广州市委，指派吴毅任书记，周文雍任组织部长，徐文雅任宣传部长。周文雍负责联系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的工作。
周文雍召集广州工代会所属工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贯彻紧急会议精神，制订了对付敌人猖狂进攻的斗争方案;并以区党委、区团委、联合罢工委员会、省革命工会、广州工代会、省市农民协会、省妇女解放协会、广东新学生总社等组织的名义，共同发表了《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残暴大屠杀的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摧残工会”、“反对雇主的进攻”等口号[2]。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党和工会的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周文雍遵照党的指示，与其他同志一起，把各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和会员秘密组织起来，建立广州工人的地下武装，如手车夫中的剑仔队，海员中的工人自救队、义勇团，省港罢工工人中的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等。参加这些地下武装组织的达数千人，他们武器虽然不多，但组织严密，勇敢顽强。
6月19日，是省港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已经转入秘密活动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周文雍、罗登贤等组织下，召集了两万罢工工人举行集会、示威游行。6月23日，广州工代会特别委员会在周文雍的主持下，又召开了有三万群众参加的大会，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这两次大会，使广东的反革命派十分震惊。他们立即以“第二次清党”的名义，包围搜查原省港罢工工人宿舍，捕去工人两百多名。当周文雍等获知这些工人的被捕，都同工人内部的“改组委员”[1] 的告发有关时，便带领工人秘密武装组织开展驱逐“改组委员”的斗争，并处死了好几个作恶多端的“改组委员”。这期间，他还指挥洋务和手车夫这两个工会的青年工人武装，先后袭击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及市党部工人部长、工贼曾西盛的住处，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根据斗争需要，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铁军来协助周文雍工作。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在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2]，建立秘密机关，重新组织工人，开展新的斗争。他们深入工厂，走家串户，教育工人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经过一段深入的发动，一些工会逐步恢复起来。周文雍又在龙藏街太邱书院、水关桥木屋里多次召集工会骨干会议，传达省委、市委关于组织工人抗议反动派大屠杀的暴行、建立地下武装准备暴动的决定，引导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起来开展斗争。在他和各工会骨干成员的努力下，印刷工人举行罢工，把“改组委员”统统逐出工会，煤油业工人组织起来袭击改组了的“工会”，五金工人、洋务工人、运输工人也都行动起来;赶走或处死了派进工会的“改组委员”。工会的大权重新回到工人的手上。
9月间，反动头子张发奎从江西率领余部回到广东。他的兵力很少，为了夺取桂系军阀在广东的地盘，暂时缓和了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企图骗取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周文雍根据党的决定，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重新打出旗号，鼓舞工人群众的斗志。
10月17日，周文雍主持召开了有一百多个工会组织代表参加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议决向政府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会与农会的自由、驱逐一切“改组委员”、“四·一五”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有效、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等五项要求，10月24日举行总罢工，同时夺回被“改组委员”强占了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接着召集会议，决定支持广州工人代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并参加总罢工，大示威。
张发奎闻知工人将举行总罢工，当即撕下了假革命的面具。10月 19日，他派出军警逮捕了海员工会委员45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30人，并解散了保留下来的400名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他还在全市的重要地点加岗加哨，警察宪兵日夜戒严、搜查行人，到处张贴禁止罢工的“公告”。广州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周文雍等同工会骨干反复研究，决定改变总罢工的计划，采取巧妙的斗争策略：组织一支大约一千人的工人队伍，分成 100个小组，每组10个人，隐蔽分布在城内各处，事前不动声色，给反动军警一个“罢工已经取消”、“平安无事”的错觉，到时按统一号令集中游行。这个办法确实迷惑了敌人，10月23日那天，反动派竟无任何防范。深夜两点钟，预定的时间到了。周文雍一声令下，1000名工人立即从100个地方涌上街头，很快汇集到一块，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进行游行示威。反动军警此时才大吃一惊，乱成一团，不知所措。周文雍领导的这次机智灵活斗争，在广州工人中影响很大[1]。
正这个时候，汪精卫与陈公博等到了广州，准备把张发奎再打扮成“国民党新左派”，以欺骗群众。省、市委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揭露汪精卫、陈公博和张发奎等的伪装，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文雍。11月1日，周文雍按照省、市委的指示，把在“四·一五”时被反革命派驱逐了的2000名铁路工人和裁撤了的500名火柴工人组织起来，在东校场集合后，由他亲自带领，到东山葵园汪精卫公馆请愿。请愿队伍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人的工作、恢复工会活动等严正要求，叫汪精卫出来当面回答。汪精卫惧怕工人运动，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周文雍抓住这个机会，以广州工人代表会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演说，当众揭露汪精卫的右派嘴脸，指出他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一副伪装，是他为争权夺利、抢夺地盘而施展的阴谋伎俩。最后，周文雍带领请愿队伍在一片“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声中，开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这时，汪精卫、张发奎正调集军警，要围捕游行队伍中的工人骨干。省委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杨殷得到消息，当即命令陈铁军等马上赶去通知周文雍设法掩护群众撤退。但是，反动军警抢先了一步。他们在东皋大道口围住游行队伍，大打出手。周文雍为掩护群众撤退，受了重伤。撤退的群众冲到接近文德路口时，又被迎面开来的大批军警截住。工人与军警发生激烈搏斗，周文雍再度负伤，与三十多名工人一起不幸被捕。
党决定营救周文雍。首先派人通过监狱看守了解周文雍被关押的情况。得知他受刑很重，狱中戒备很严，劫狱很难奏效，遂制定了设法让他监外就医，然后再从医院营救脱险的方案。按照组织的安排，周文雍吃了由狱外送来的用生姜和辣椒煎炒的食物。负伤、受刑，加上这些食物，周文雍很快发起高烧，不停地高声呻吟，甚至发狂地喊叫。难友们纷纷要求把他送医院治疗。反动当局迫于公愤难平，只好同意将周文雍送进市立医院犯人留医处医治，但却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了一个警哨，日夜监视。一天中午，一位扮作探望病人模样的同志机智地缴了哨兵的枪，预先埋伏在医院附近的同志立即冲进医院，将周文雍接出，抬进事先准备好的一辆无牌小汽车，从永汉路朝东经过红花岗，直向沙河奔去[1]。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2]。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号召暴动宣言》[3]。担任了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的周文雍，被选为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起草起义的政纲和口号。由于他对广州工人组织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分工他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周文雍按照市委的决定，把前一个时期分散建立的剑仔队、工人自救队、工人利益维持队等工人秘密武装组织统一了起来，按工作或居住地点编成工人赤卫队。全市11个区，分别成立11个工人赤卫队委员会，受市的工人赤卫队委员会统一指挥。但由于各工会的工人武装组织在秘密条件下不容易集中，以区为单位组织赤卫队不好落实。周文雍等又重新研究，决定按照地段，结合行业，将全市各工会的赤卫队迅速整编成七个联队;还成立有由60名汽车司机组成的独立汽车队、由 50名铁路和市政工人组成的破坏交通队、由军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省港罢工工人骨干组成的消息局、由30名罢工工人纠察队组成的红色恐怖队等。这支有3000人的工人赤卫队编成后，根据周文雍的建议，起义总指挥部派出徐向前、沈青等一批军政人员，担任各联队的联队长和大队政治指导员，加紧进行军事训练。
为了解决武器问题，起义总指挥部决定由周文雍负责，依靠工人的力量，建立地下兵工厂。这些地下兵工厂有的设在郊区的树林中间，有的就在市区的商业铺户里面，工人们在周文雍领导下，利用简陋的设备，自己动手，赶制炸药、手榴弹。周文雍还同省、市委的领导同志到石井兵工厂，动员党员和工会骨干积极想办法，为工人赤卫队提供武器。石井兵工厂的工人们积极行动，按要求提前三天制造出1000支标枪头，分送到赤卫队员的手上。赤卫队员还把“四·一五”后埋藏起来的“六八”、“七九”、毛瑟枪、手枪挖了出来。这些武器仍然不敷分配，许多队员就用大刀、棍棒、长矛、禾叉、短剑、扳手和火药枪作武器。大家认真进行训练，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
广州武装起义的日期原定在1927年12月12日晚上[1]。但是，由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得到风声，策划了一个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工人赤卫队、搜查秘密工会、实行全城戒严的破坏起义的行动计划，并派他的老婆陈璧君急回广州，向张发奎传达布置。张发奎马上电令他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赶回广州执行汪精卫的计划。在这紧急关头，起义总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将发动起义的时间提前。
根据这个决定，周文雍于12月10日在龙藏街太邱书院召开了工人赤卫队各级领导人会议，检查各联队的准备工作，下达各联队的进攻目标，宣布起义标志和当日口令，并推选出10位代表，准备起义后参加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省委书记、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参加这次会议，并向大家作了动员讲话。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举行的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爆发了。驻在广州市东郊的教导团，首先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和反动军官，宣布正式起义，然后高举起义旗帜，按照原定的战斗部署，迅猛地奔向市内各个攻击目标。
3000名赤卫队员分成几路，袭击反动军警驻地和政府机关。周文雍直接指挥的第一联队，从太邱书院冲出来后分成两股，一股由四牌楼( 今解放中路)向北，经惠爱路(今中山路)到维新路(今起义路)北面;另一股由四牌楼向南，自惠福路到维新路南面，形成一把铁钳，把广州公安局夹在中间。预先埋伏在第一公园(今中央公园)的第三联队敢死队，冲过惠爱路，直扑公安局。霎时间，公安局周围，杀声震天，人如潮涌。
广州公安局里面的敌人，被起义队伍的喊杀声从睡梦中惊醒，一边开出铁甲车抵抗，一边架起两挺机关枪，交叉扫射。冲在最前面的赤卫队员中弹倒下，赤卫队的进攻被阻。周文雍为避免牺牲，急忙指挥队员们向明星戏院(今新星戏院)门前和附近的骑楼底下分散隐蔽。
在这紧要的关头，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赶到了。他们迅猛地用火力压住了顽抗的敌人，并炸毁了敌人的铁甲车。赤卫队员很快集中起来，同教导团的革命士兵一起再次扑向公安局。但是，院子里疯狂吼叫的机关枪，仍然使起义队伍无法接近大门。周文雍指挥一部分敢死队员摸到公安局后侧墙下，用人骑人的办法攀上围墙，向院子里投掷手榴弹。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几名队员跃身翻进院子里，打哑了敌人的机关枪，使大门外面的教导团士兵和赤卫队员顺利冲到大门前。与此同时，事先打入敌保安队做内应的同志，击毙了保安队总队长，用重机关枪从保安队驻地向对面的公安局院内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赤卫队员乘势奋勇冲杀，终于砸开了紧闭的大门，冲进了公安局。敌公安局长朱晖日看大势已去，在十多个卫兵保护下爬墙逃命，战斗很快结束。周文雍打开被占领的公安局军械库，拿出朱晖日收藏的三千多支枪，发给参加起义的工人群众，又继续投入战斗。两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
天亮之后，起义总指挥部移进广州市公安局。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黄锦辉、陈郁等领导人陆续来到这里，指挥广州的革命士兵、革命工农，继续同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激战。一面铁锤、镰刀大红旗高高飘扬在起义总指挥部的楼顶上。周文雍把一幅红布横额挂上大门楼，横额上面是他亲手书写的七个大字：“广州苏维埃政府”[1]。
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成立了。当天早上，周文雍出席了张太雷在起义总指挥部主持的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政府委员16人，通过了政府领导人名单，苏兆征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因病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
苏维埃政府发出通知，11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前召开庆祝大会。时间将到，兴高采烈的各界群众，从四面八方向会场涌来。正在这时，传来了敌军越过观音山(今越秀山)、冲到吉祥路(今教育北路)附近的消息。第一公园附近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决定将庆祝大会改在12日中午举行。周文雍等立即指挥起义军和主动参战的工农群众迎击来犯之敌，把敌人从吉祥路一直赶到观音山脚，并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激战，打死敌军一百多人，其余敌军狼狈逃跑，起义军夺回了观音山。
12日中午，工农兵大会如期在西瓜园举行，到会群众达一万人。周文雍与苏维埃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主席台，张太雷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演说。
这时候，反革命的各种力量，包括帝国主义在广州的海军、陆军，已经勾结起来，准备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下午2时，群众大会结束后，张太雷从西瓜园返回总指挥部，途中突然遭到从大北门窜来的一队敌军的袭击，不幸中弹牺牲。
这一天，敌军多次向起义军阵地反扑。起义军战士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击，大多数阵地仍在我手。至晚，敌人各路援兵纷纷开来，起义军虽拼死杀敌，但因众寡悬殊，已处于守势。
12月13日，情况更加紧张。敌人继续大量增兵，从水上、陆地，向起义军疯狂进逼。起义军总指挥部紧急命令撤出广州。周文雍带领一支赤卫队，与十多倍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不怕牺牲，奋勇死战，直到下午3时，弹尽援绝，然后杀出一条血路，撤离广州[1]。
坚贞不屈 壮烈牺牲
从广州撤出的起义队伍，一部分转移到农村，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斗争;一部分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往海陆丰与红二师会合，坚持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周文雍与一部分队伍到了东江后，又奉党的指示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他没有因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而气馁，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顽强工作，还多方鼓励身边的同志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起义失败后的广州，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同志们认为要把广州党的工作重新恢复起来，必须派一个坚强的领导干部回去。有的人提出：周文雍长期在广州搞工运，熟悉情况，在工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做秘密工作又很有经验，他回广州比较合适。也有人担心他在广州被捕过，反动军警中不少人认得他，广州起义中他又是领导者之一，目标很大，回去有危险。周文雍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8年1月，周文雍打扮成刚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在海员的掩护下，返回广州。提前从香港回到广州的陈铁军，把他从西濠口码头接到“家”里。
这个“家”还和以前一样，实际上是党的联络机关。周文雍和陈铁军仍然假扮夫妻，陈铁军的妹妹铁儿，她嫂嫂的妹妹李淑媛，跟他俩住在一起，掩护和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在白色恐怖下的广州，周文雍和陈铁军勇敢机智地避过敌人的耳目，在市内跑了许多地方，找寻失掉联系的同志，重新建立秘密联络点。在安乐坊，他们找到交通员李姐，通过她联系了不少同志。周文雍还化装成苦力工人，到工人区找工会骨干研究如何重新组织工人、继续进行斗争等问题。
一次，周文雍在玉华坊的联络点召集秘密会议。会议开始之前，在敌公安局搞地下工作的一位同志急匆匆跑来报告：会议地点暴露，暗探马上要来捉人。陈铁军从容不迫地撤去信号，和周文雍一起离开了玉华坊。来开会的同志不见信号，连忙撤退，使敌人扑了一个空[1]。
根据上级的批示，周文雍、陈铁军和曾国钧等，在广泛联系党团员，深入发动工人群众的基础上，准备在春节期间发动一次政治攻势，叫做“春节骚动”。他们印发了大量革命传单，告诉广州市的群众：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没有终止，共产党人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继续战斗。传单最后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将革命进行到底[2]。
1928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五)，由于叛徒向敌人告密，周文雍与陈铁军不幸同时被捕。
反动派怕周文雍再次被抢出去，便给他加上沉重的脚镣手铐，还用粗大的铁链锁着，关在公安局特别监狱的单人牢房里，派大批军警日夜监视，并把他与陈铁军隔绝开来。
敌公安局长朱晖日亲自出马，严刑审讯周文雍，施用了“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种种酷刑。周文雍多次昏了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改用高官厚禄诱惑。周文雍严词拒绝，毫不动摇。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接过笔来，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在监狱的墙壁上，留下了篇首引用的那首“革命精神不可灭”的不朽诗作。
陈铁军在狱中表现得同周文雍一样坚强。反动派无计可施，便决定判处他们死刑。法官在宣判之前，问周文雍有什么要求。他想到自己在与陈铁军互相配合工作过程中，曾经彼此相爱，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却一直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应该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便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1]。
在牢房的一个空处，周文雍与陈铁军并肩而立，神态自若，大义凛然，拍下了一幅临刑前的双人合影[2]。
1928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五)[3]，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分别装在手拉车上，押赴红花岗刑场。
随着刽子手的罪恶枪声，两位英雄倒下了。周文雍临终前，仍用尽最后的力气呼喊道：“同——志——们——革——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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