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正当兰花盛开的时候，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民族声乐艺术家郭兰英，给首都人民演出了一台十分精彩的 《郭兰英歌剧片断晚会》，其中包括《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窦娥冤》四部歌剧的片断和选场。这是她继1963年《郭兰英独唱音乐会》之后的又一次专场演出，也是她告别舞台前的最后一次演出，它既是对以往所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又是对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和总结。
郭兰英的艺术生涯，并不平坦……
一
1930年，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一个雇农家庭。她父亲给地主扛了一辈子长活，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共生养了十二个儿女，郭兰英排行老六，上边有五个哥哥。大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二哥在煤厂当工人，被资本家害死在窑中; 三哥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部队，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下; 四哥被国民党抓走杳无音信，经过九死一生，到解放后才回到家中;五哥命短，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五弟、六弟、七弟、还有一个小妹妹，因为养活不起，父母含泪卖给了人家，母亲身边就只剩下兰英这一个姑娘和两个小弟弟。生活的困苦，家务的重担，使母亲就象熬干了油的灯，兰英从一生下来，就没能吃上一口妈妈的奶水，饿得整天哇哇啼哭，她的姑姑看着实在可怜，就把她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块喂养，这才算救活了兰英一条小命。
兰英自幼聪明可爱，虽然穿得很破，但长得俊气喜人，瓜子脸，大眼睛，灵牙利齿，嘴甜人乖，着实惹人疼爱，母亲简直是爱之如命。但在那种年月，姑姑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勉勉强强把她拉扯到了六岁。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华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兰英的家境更加恶劣了，父亲流血流汗辛苦一年也收不回几颗粮食粒儿，家里连锅也揭不开，讨饭，无处去; 树皮，早被人们剥光;野菜，刚长出，就被人们挖净。穷人的日子简直是没法过。是卖给人家寻一条活路，还是留在家里饿死，这个问题又严重地摆在母亲的面前，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女一个个生离死别的痛苦情景，母亲再也不忍心把兰英这唯一的女儿卖给人了。本村有个同姓的叔叔郭扬成，是唱山西梆子的，为了生存，从6岁起，郭兰英就离开了父母，跟郭扬成的戏班东奔西走地学戏。母亲把这叫作吃“百家饭”，说是吃了 “百家饭”成人。其实，不过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自我安慰。
二
跟郭扬成的戏班学了一年以后，郭兰英又跟着本村的一个亲戚到了太原，进山西梆子戏馆，拜当时有名的山西梆子艺人十一生(原名郭凤英)为师，学徒五年。
开始时她学武生，但因一生下来就没奶吃，后来又没饭吃，人长得既瘦又小，武生的全副行头，她哪里穿戴得起来!于是又改演刀马旦，兰英有个天赋的好嗓子，又改为花旦，再改为青衣。正因如此，郭兰英自幼受过多方面的严格训练，为她能饰演各种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五年的学艺期间，小兰英真是尝尽了人世间的悲苦酸辛，名为学艺，其实不过是给师傅当使唤丫头。头两年师傅根本就不教戏，完全是干家务活。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炉、扫院子，等师傅起来时，还要把饭做熟，把水烧好，然后端尿盆、扫地，再伺候师傅洗脸吃饭。早晨的事忙完之后，师娘又叫她做针线、洗衣服、买东西。师傅上台演戏，她又忙着准备东西，在后台端茶送水地伺候着。师娘凶残暴戾，稍不顺心，对兰英非打即骂，动不动就罚站罚跪，不让吃饭。兰英的身上经常是伤痕不断，就这样还不允许哭，还得在人面前强作笑脸。兰英满腔的悲愤无处诉说，只好深深地埋在心底，等到晚上睡觉以后，自己蒙着被子掉眼泪。那时的郭兰英，只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她不明白为什么父母要把她送到这老远老远的地方，到一个毫不相识的人家里来挨打受气，难道就是因为自己家里穷?为什么穷人就要比有钱人矮一头?就要受苦受罪?她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归咎于自己命苦。
小兰英人虽小但却很有心计，师傅不教，她就在后台用心地听，在幕侧偷偷地看，就这样日积月累，她学会了不少戏。两年以后，开始叫她上台当个丫环或其他什么边边沿沿的角色。她把眼泪咽到肚里，拼命地练唱。她不识字，只能靠记忆背台词，为了更快地记住、记熟，她晚上躺在床上还要把白天所学的东西从头到尾温习一遍。在郭兰英的记忆中，她没有一般孩子所能享受的童年的幸福和欢乐，既不曾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撒过娇，也不曾捧着书本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课，但在学习艺术的境界里，她尝到了辛勤劳动、艺术创造的愉快和欢欣。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郭兰英刚刚11岁的时候，就学会了不少传统剧目，12岁时就能在《火焰驹》等几个戏中担任主要角色。她的表演质朴无华、感情真挚，嗓子清脆、甜润，身段轻盈、优美，大大受到观众的赞誉和欢迎，虽然还仅仅是个孩子，但在山西一带就已小有名气了。
旧社会拜师学艺，开始时，师傅把徒弟当作奴隶使唤，到后来徒弟有了本领，就又成了他赚钱的工具。郭兰英红起来了，师傅为了从她身上赚钱，带着她到处搭班唱戏，走遍了山西，河北北部一带。
1944年，郭兰英随师傅来到张家口，搭戏霸赵步桥的班子在同德剧院演戏，当时她只有14岁，学徒还未满期，但已成了戏班中挑大梁的角色了。她正式亮牌演出的第一出戏是《算粮》，饰演剧中主角王宝钏。她这第一炮就打响了，很快名扬长城内外。她那俊美动人的扮相，清脆富有韵味的唱腔，细腻熨贴的表演风格，吸引了观众。她尤其擅长大段的抒情唱腔，一气唱来，真是字字生情，曲曲感人。观众在台下情不自禁地大声喝彩，有的人对她的戏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只要见戏院门口是她的牌子，场场必到。在张家口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别误了看郭兰英唱戏”。由此可见她的影响之深，观众之广。
郭兰英不但演技高，而且戏路宽; 不仅善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如《金水桥》、《走雪山》、《青风亭》、《见皇姑》等，而且也演过很多象《杀宫》、《杀狗》这样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她的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抬足，都能做到传神。她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虚伪多变的焦氏，刚强英武的刘桂莲，还是雍容华贵的沈后，忠厚贤良的秦香莲，都演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给河北、山西北部一带的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郭兰英在台上是皇后、小姐，而在台下却是班主师娘的使唤丫头。她虽然已经是很有名的演员，但仍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14 岁的郭兰英，在班主、师娘面前，整天象做小媳妇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就这样，身上的伤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断。她的两只眼睛，经常哭得象桃似的。她憎恶这种台上主人台下奴卑的屈辱生活，憎恶象绳索一样把她捆得紧紧的旧班主制度，在她的纯洁幼小的心灵深处，埋藏着一股别人不大容易发觉的反抗烈焰。
1945年秋，革命的红旗插上了塞外名城——张家口的城头，张家口解放了!庆祝的锣鼓敲得山响，欢乐的歌声响彻云霄，成千上万的人手里拿着各色的旗子上街游行，穷苦的人们扬眉吐气了!但是，解放的幸福，翻身的喜悦，还没有降临到郭兰英的头上，虽然她比别人更加迫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旧的班主制度还没来得及彻底打烂，郭兰英依旧在同德剧院给班主唱戏。
这一年的冬天，华北联大文工团随部队来到了张家口，由王昆主演的新歌剧《白毛女》一下子轰动了全城。《白毛女》的激动人心的革命内容和新颖通俗的演唱形式，使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大开眼界，倍受鼓舞。作为和喜儿有着同样命运的郭兰英，多么想去看看大家都在谈论的 《白毛女》呀，而苛刻的班主就是不让她去，每天晚上都排满了她的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采取行动——造反了： 她在上台以前，偷偷来到了人民剧院，悄悄地挤在站票观众中间，出神地看着。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新歌剧，她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曲折的情节，喜儿的命运，紧紧地吸引着她，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出了神。哎呀!该回去了，自己出来时没经过班主的允许，现在该出场了吧!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民剧院。她的演出任务是在压轴戏《血手印》 中扮演王桂英。为了能在 《白毛女》结束以前再能去看一眼，一向认真的郭兰英也只好偷了一下工，对唱词进行压缩，把表演程式加以简化，因为她还一直关心着《白毛女》剧情的发展，和喜儿命运的结局。戏演完，她三下两下地脱掉戏装，简单地擦了一下脸，以至连油彩都未擦净，就又来到了人民剧院。她是那样地喜欢这出戏，喜爱剧中的角色。歌剧的情节就和她所经历的一模一样，戏的主人公就好象是自己，她心情无比激动，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她边看边想，并暗暗下定决心： “演戏就要演这样的戏，演喜儿这样的角色。”
郭兰英多么想摆脱旧戏班的束缚，斩断和班主、师娘的联系，投入到华北联大文工团这个革命的集体呀!自从看了《白毛女》以后，她就产生了这个想法。不久，在工作队同志们的帮助下，郭兰英勇敢地参加了斗争戏霸的斗争，和大家一起斗倒了赵步桥，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她受苦受难达三年之久的同德剧院，结束了当牛做马的旧戏班生活，满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投入了革命的怀抱，成了华北联大文工团的一员。从此，郭兰英便开始了她新的艺术征程。
1981年3月，正当兰花盛开的时候，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民族声乐艺术家郭兰英，给首都人民演出了一台十分精彩的 《郭兰英歌剧片断晚会》，其中包括《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窦娥冤》四部歌剧的片断和选场。这是她继1963年《郭兰英独唱音乐会》之后的又一次专场演出，也是她告别舞台前的最后一次演出，它既是对以往所走过的道路的回顾，又是对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和总结。
郭兰英的艺术生涯，并不平坦……
一
1930年，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一个雇农家庭。她父亲给地主扛了一辈子长活，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共生养了十二个儿女，郭兰英排行老六，上边有五个哥哥。大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二哥在煤厂当工人，被资本家害死在窑中; 三哥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部队，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下; 四哥被国民党抓走杳无音信，经过九死一生，到解放后才回到家中;五哥命短，刚一出生就夭折了; 五弟、六弟、七弟、还有一个小妹妹，因为养活不起，父母含泪卖给了人家，母亲身边就只剩下兰英这一个姑娘和两个小弟弟。生活的困苦，家务的重担，使母亲就象熬干了油的灯，兰英从一生下来，就没能吃上一口妈妈的奶水，饿得整天哇哇啼哭，她的姑姑看着实在可怜，就把她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块喂养，这才算救活了兰英一条小命。
兰英自幼聪明可爱，虽然穿得很破，但长得俊气喜人，瓜子脸，大眼睛，灵牙利齿，嘴甜人乖，着实惹人疼爱，母亲简直是爱之如命。但在那种年月，姑姑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勉勉强强把她拉扯到了六岁。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华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兰英的家境更加恶劣了，父亲流血流汗辛苦一年也收不回几颗粮食粒儿，家里连锅也揭不开，讨饭，无处去; 树皮，早被人们剥光;野菜，刚长出，就被人们挖净。穷人的日子简直是没法过。是卖给人家寻一条活路，还是留在家里饿死，这个问题又严重地摆在母亲的面前，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女一个个生离死别的痛苦情景，母亲再也不忍心把兰英这唯一的女儿卖给人了。本村有个同姓的叔叔郭扬成，是唱山西梆子的，为了生存，从6岁起，郭兰英就离开了父母，跟郭扬成的戏班东奔西走地学戏。母亲把这叫作吃“百家饭”，说是吃了 “百家饭”成人。其实，不过是一种出于无奈的自我安慰。
二
跟郭扬成的戏班学了一年以后，郭兰英又跟着本村的一个亲戚到了太原，进山西梆子戏馆，拜当时有名的山西梆子艺人十一生(原名郭凤英)为师，学徒五年。
开始时她学武生，但因一生下来就没奶吃，后来又没饭吃，人长得既瘦又小，武生的全副行头，她哪里穿戴得起来!于是又改演刀马旦，兰英有个天赋的好嗓子，又改为花旦，再改为青衣。正因如此，郭兰英自幼受过多方面的严格训练，为她能饰演各种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五年的学艺期间，小兰英真是尝尽了人世间的悲苦酸辛，名为学艺，其实不过是给师傅当使唤丫头。头两年师傅根本就不教戏，完全是干家务活。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炉、扫院子，等师傅起来时，还要把饭做熟，把水烧好，然后端尿盆、扫地，再伺候师傅洗脸吃饭。早晨的事忙完之后，师娘又叫她做针线、洗衣服、买东西。师傅上台演戏，她又忙着准备东西，在后台端茶送水地伺候着。师娘凶残暴戾，稍不顺心，对兰英非打即骂，动不动就罚站罚跪，不让吃饭。兰英的身上经常是伤痕不断，就这样还不允许哭，还得在人面前强作笑脸。兰英满腔的悲愤无处诉说，只好深深地埋在心底，等到晚上睡觉以后，自己蒙着被子掉眼泪。那时的郭兰英，只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她不明白为什么父母要把她送到这老远老远的地方，到一个毫不相识的人家里来挨打受气，难道就是因为自己家里穷?为什么穷人就要比有钱人矮一头?就要受苦受罪?她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归咎于自己命苦。
小兰英人虽小但却很有心计，师傅不教，她就在后台用心地听，在幕侧偷偷地看，就这样日积月累，她学会了不少戏。两年以后，开始叫她上台当个丫环或其他什么边边沿沿的角色。她把眼泪咽到肚里，拼命地练唱。她不识字，只能靠记忆背台词，为了更快地记住、记熟，她晚上躺在床上还要把白天所学的东西从头到尾温习一遍。在郭兰英的记忆中，她没有一般孩子所能享受的童年的幸福和欢乐，既不曾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撒过娇，也不曾捧着书本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课，但在学习艺术的境界里，她尝到了辛勤劳动、艺术创造的愉快和欢欣。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郭兰英刚刚11岁的时候，就学会了不少传统剧目，12岁时就能在《火焰驹》等几个戏中担任主要角色。她的表演质朴无华、感情真挚，嗓子清脆、甜润，身段轻盈、优美，大大受到观众的赞誉和欢迎，虽然还仅仅是个孩子，但在山西一带就已小有名气了。
旧社会拜师学艺，开始时，师傅把徒弟当作奴隶使唤，到后来徒弟有了本领，就又成了他赚钱的工具。郭兰英红起来了，师傅为了从她身上赚钱，带着她到处搭班唱戏，走遍了山西，河北北部一带。
1944年，郭兰英随师傅来到张家口，搭戏霸赵步桥的班子在同德剧院演戏，当时她只有14岁，学徒还未满期，但已成了戏班中挑大梁的角色了。她正式亮牌演出的第一出戏是《算粮》，饰演剧中主角王宝钏。她这第一炮就打响了，很快名扬长城内外。她那俊美动人的扮相，清脆富有韵味的唱腔，细腻熨贴的表演风格，吸引了观众。她尤其擅长大段的抒情唱腔，一气唱来，真是字字生情，曲曲感人。观众在台下情不自禁地大声喝彩，有的人对她的戏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只要见戏院门口是她的牌子，场场必到。在张家口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别误了看郭兰英唱戏”。由此可见她的影响之深，观众之广。
郭兰英不但演技高，而且戏路宽; 不仅善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如《金水桥》、《走雪山》、《青风亭》、《见皇姑》等，而且也演过很多象《杀宫》、《杀狗》这样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她的一招一式，一举手，一抬足，都能做到传神。她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虚伪多变的焦氏，刚强英武的刘桂莲，还是雍容华贵的沈后，忠厚贤良的秦香莲，都演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给河北、山西北部一带的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郭兰英在台上是皇后、小姐，而在台下却是班主师娘的使唤丫头。她虽然已经是很有名的演员，但仍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14 岁的郭兰英，在班主、师娘面前，整天象做小媳妇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就这样，身上的伤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不断。她的两只眼睛，经常哭得象桃似的。她憎恶这种台上主人台下奴卑的屈辱生活，憎恶象绳索一样把她捆得紧紧的旧班主制度，在她的纯洁幼小的心灵深处，埋藏着一股别人不大容易发觉的反抗烈焰。
1945年秋，革命的红旗插上了塞外名城——张家口的城头，张家口解放了!庆祝的锣鼓敲得山响，欢乐的歌声响彻云霄，成千上万的人手里拿着各色的旗子上街游行，穷苦的人们扬眉吐气了!但是，解放的幸福，翻身的喜悦，还没有降临到郭兰英的头上，虽然她比别人更加迫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旧的班主制度还没来得及彻底打烂，郭兰英依旧在同德剧院给班主唱戏。
这一年的冬天，华北联大文工团随部队来到了张家口，由王昆主演的新歌剧《白毛女》一下子轰动了全城。《白毛女》的激动人心的革命内容和新颖通俗的演唱形式，使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大开眼界，倍受鼓舞。作为和喜儿有着同样命运的郭兰英，多么想去看看大家都在谈论的 《白毛女》呀，而苛刻的班主就是不让她去，每天晚上都排满了她的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采取行动——造反了： 她在上台以前，偷偷来到了人民剧院，悄悄地挤在站票观众中间，出神地看着。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新歌剧，她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曲折的情节，喜儿的命运，紧紧地吸引着她，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出了神。哎呀!该回去了，自己出来时没经过班主的允许，现在该出场了吧!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民剧院。她的演出任务是在压轴戏《血手印》 中扮演王桂英。为了能在 《白毛女》结束以前再能去看一眼，一向认真的郭兰英也只好偷了一下工，对唱词进行压缩，把表演程式加以简化，因为她还一直关心着《白毛女》剧情的发展，和喜儿命运的结局。戏演完，她三下两下地脱掉戏装，简单地擦了一下脸，以至连油彩都未擦净，就又来到了人民剧院。她是那样地喜欢这出戏，喜爱剧中的角色。歌剧的情节就和她所经历的一模一样，戏的主人公就好象是自己，她心情无比激动，眼泪止不住地流淌，她边看边想，并暗暗下定决心： “演戏就要演这样的戏，演喜儿这样的角色。”
郭兰英多么想摆脱旧戏班的束缚，斩断和班主、师娘的联系，投入到华北联大文工团这个革命的集体呀!自从看了《白毛女》以后，她就产生了这个想法。不久，在工作队同志们的帮助下，郭兰英勇敢地参加了斗争戏霸的斗争，和大家一起斗倒了赵步桥，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她受苦受难达三年之久的同德剧院，结束了当牛做马的旧戏班生活，满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投入了革命的怀抱，成了华北联大文工团的一员。从此，郭兰英便开始了她新的艺术征程。
三
1946年，郭兰英随部队来到了老解放区河北省涞源县，开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当时，解放区的条件还很艰苦，她却觉得自己好象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当一名革命文艺战士的光荣。她高兴，激动，她笑，她唱。她感到解放区的天格外蓝，解放区的太阳分外暖，她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幸福之中。她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整天不知疲倦地学文化，学识谱，学革命理论。郭兰英自幼没有进过学校的门槛，黑暗残酷的旧社会剥夺了她上学的机会。她这个能上演百多出剧目的名演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她拜周围的同志们为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一笔一画地练字，一字一句地念课文。她不但提高了文化水平，而且懂得了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而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战士。演戏不仅仅是为了挣钱糊口，更重要的是为了宣传和战斗。她打腰鼓、扭秧歌、演小歌剧，象《王大娘赶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王秀鸾》等她都演过。他们的节目内容丰富多样，形式新鲜活泼，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在反剥削、反压迫，动员参军、参干，慰劳解放军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兰英作为一名刚刚参加革命队伍不久的文艺战士，当看到自己也能为革命尽一份力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要参加《白毛女》的演出，而且要扮演喜儿，这是郭兰英第一次看了王昆演的《白毛女》之后就产生的一个强烈愿望。1948年在石家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她接受了扮演喜儿的任务。这是她参加革命以来上演的第一个重头戏，能不能演好，她没有把握。她虽然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是山西梆子的名演员，但以前演的是小姐、丫环，而今天要演的是革命的新歌剧，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为了排好这出戏，她牺牲了一切休息时间。夜很深了，她还在练身段，揣摩动作;天还不亮，她又起床喊嗓、练唱腔。她虚心地向其他演员学习，向导演请教，在很短的时间内，戏就排好了。辛勤的劳动成果就要接受观众的检验了，她心里非常激动，演出时竟然忘了自己是在演戏，觉得剧中的喜儿就是她自己，特别是当演到最后一场，由于艰苦生活的磨难，满头白发的喜儿从山洞回来参加斗争恶霸黄世仁的时候，在兰英眼里，这个罪恶滔天的黄世仁，好象就是旧戏班的师母。自己在旧戏班所受的苦，又一幕幕重新出现在眼前： 用烧得通红的烟扦子刺她的脸，扎她的嘴; 逼她跪在搓板上，头上顶着油灯直到灯油耗干，第二天还得拖着两条带有手指深的血印的双腿照旧演出。这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象火山一样爆发的感情，忍不住放声痛哭，她狠不能上前去撕黄世仁，去咬黄世仁，觉得甚至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她泣不成声，台词一句也唱不出来了，喜儿控诉黄世仁的几段唱腔，变成了抽抽噎噎的念白。同台的演员都焦急万分，导演舒强也不知如何办好，多次在幕侧挥手示意，但不起作用，只好压低声音鼓励她说： “兰英，控制点，兰英，控制点……”还是不起作用。她把舞台当成了斗争会会场，把唱段变成了控诉词，边哭边说地演完了，到最后也没能唱出一个字。
尽管如此，演出效果还是非常成功，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对她那圆润甜美的唱腔和细腻逼真地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兰英毕竟是第一次扮演喜儿，她投身到革命还不到两年，还认识不清穷人之所以受苦的阶级根源。她能真切感人地表现喜儿的悲惨遭遇，但对喜儿性格中倔强不屈敢于斗争的一面，则表现得有些不足。用兰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当时因为缺乏经验，个人的感情多于角色的感情。”
后来，兰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在华北农村，亲身参加了斗争地主的大会，农民那种对地主切齿痛恨，对悲惨命运顽强搏斗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和影响着她。她亲眼看到了千百个现实生活中的喜儿、杨白劳，亲耳听了他们的血泪控诉。她渐渐明白了： 穷人受苦不是命不好，而是因为头上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兰英的性格得到了锻炼，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对于喜儿性格的核心逐渐有了把握，再加上导演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以及自己的苦心琢磨和大胆探求，慢慢熟悉了新歌剧的戏路，丰富了表演新歌剧的舞台经验，所以再扮演喜儿时，就能作到把自己的经历同喜儿的遭遇联系起来，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去体会喜儿的心情，真正作到进入角色而又能跳出角色。她所创造的喜儿形象纯洁美好，刚强不屈，富有反抗精神。为了使喜儿形象更加完美，她还注意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加以刻划，如在父亲面前所表现的天真、活泼，对父亲的疼爱和关切; 对大春的纯真爱情; 对张二婶、赵大叔的阶级深情，都是细致深刻而又令人感动的。
在50年代，她和 《白毛女》剧组的同志们一起演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还去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瑞士等十多个国家访问演出。她扮演的喜儿这一艺术形象，愈来愈丰满，愈来愈完美，她激励着被压迫的人们愤起反抗，使得到解放的人们更加热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四
1948年，北京解放后不久，郭兰英随团来到了北京。第二年9 月，她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发前，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在联欢会上，她唱的 《妇女自由歌》获得了三等奖。当她从国外胜利归来的时候，正是开国大典前夕，她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满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参加了首都群众的庆祝活动。她欢呼跳跃在游行队伍当中，她望望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又望望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两眼噙满了泪水。郭兰英这个自幼讨饭，在辱骂和毒打中度过童年的苦孩子成了国家的新主人啦!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但是，她并没有陶醉，她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更加充沛的精力，同我们年轻的祖国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
新中国的建立，为新歌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肥土沃壤，毛主席文艺路线的贯彻，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为新歌剧事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在50年代，新歌剧这枝文艺百花园中的新花枝繁叶茂，蓬勃向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郭兰英主演的剧目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的新歌剧史上，郭兰英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继《白毛女》之后，郭兰英主演的歌剧一个接着一个，《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霞》、《窦娥冤》等，为广大观众塑造了众多的不同性格、不同特点、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郭兰英塑造人物形象，不仅注重表演和身段，而且善于控制音色，不仅注重唱声，而且更注重唱情。她演唱小芹到河边洗衣裳时，声音显得年轻纯真、甜美清新;演唱喜儿的“恨是高山仇是海”时，则高亢、激愤;而窦娥的演唱，又是那样的委婉哀怨、细腻深刻。这种情和声的统一，情声又服务于人物性格的艺术创造，使她塑造的人物形象达到了高度的鲜明性、准确性和典型性。这是和她大胆地探求，努力地钻研以及长期的舞台实践分不开的。
道路是曲折的。正当郭兰英沿着民族声乐的道路阔步前进的时候，一股崇尚西洋声乐的风刮来了，说什么民族声乐落后，表现力不强;也有的说民族唱法太扁、太狭……等等。很多人纷纷改变了自己的唱法。兰英想起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前，周总理兴致勃勃地听了她唱的四首山西民歌，鼓励她说：“民间的好东西是从人民当中来的，只要添上新的内容就是一首好歌。”她觉得民族的东西不能丢，民族的特点应该继续保持，自己应坚持民族唱法。但某些领导却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让郭兰英改变唱法，兰英感到很为难。有一天，她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周总理，就象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父亲一样，刚喊了一声“总理……”，眼泪就一涌而出，本来早就准备好了的要向总理诉说的满肚子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总理关心地问长问短，她镇静了半天，才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我们领导一定要我学洋唱法，并且说 ‘不然，将来要饭吃都没人给，你再不学洋，我们团就不给你开饭’”。总理听完，爽朗地哈哈大笑，说：“不给你开饭，你找我，我管你饭吃。”说着，就拉兰英去找当时的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说：“她的唱法在群众中已有影响了，还是让她按自己的路子发展下去吧，不要硬要她学洋了，只要有把胡琴让她吊嗓子就行了。”那位院领导当场答应了下来。从此，兰英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下，又愉快地、信心百倍地继续沿着民族声乐的道路阔步前进了。
郭兰英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对我国的新歌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声乐艺术家，在歌唱艺术上具有十分突出的成就。
1963年10月，在民族宫举办的 “郭兰英独唱音乐会”轰动了首都。海报一贴出，人们就争相抢购门票，有的人甚至带着行李连夜排队。临开演还有上百名观众等候在剧场门口，希望能得到一张退票。
用民族形式搞独唱会，不仅对郭兰英来说是第一次，就是在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创举。能否成功，兰英并无把握。她想，这是一件大事，应该告诉总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点成就，无不渗透着总理的心血，总理一直鼓励和支持她坚持、发扬民族的东西。她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只要一想起总理那慈祥的面孔和和蔼亲切的声音，就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这次独唱音乐会，第一个要请的，当然应该是总理。于是她以一名小学生要向家长汇报的心情告诉了总理，而且还说不要第一场来，因为第一场可能不如后边的演出效果好。可是，她哪里想到，第一场还未开演，总理就已经坐到观众席上了。
开演的铃声响了，绛紫色的帷幕徐徐拉开，郭兰英身着北方农村姑娘所喜爱的浅蓝色服装，系着黑绒绣花围腰，微笑着出现在台上。她身后的淡绿色的二道幕上，有一个顽皮的牧童吹着笛子倒坐在牛背上，明亮而柔合的灯光洒满舞台，把观众带进一种浓郁的民族气氛之中。大家都静静地，然而又是激动而喜悦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欣赏着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族形式独唱会。郭兰英演唱时，台下没有一点声音，真是静极了;每当一首歌结束时，场内就掌声雷动。这一静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南泥湾》、《妇女自由歌》……郭兰英一首接一首地唱着，观众的感情随着歌曲的变化，忽儿喜悦，忽儿欢快，忽儿悲哀，台上台下彼此呼应。剧场休息了，大家三一群，两一伙地交谈着，评论着。总理和郭沫若同志一起来到后台关心地问这问那，说“一个人搞音乐会太累了，能否两个人，一人半场。”兰英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整个演出气氛活跃，情绪热烈，掌声一阵接着一阵。郭兰英一连唱了两个小时，但热情的观众还一再鼓掌要求。于是，她又情绪饱满地加唱一个、两个、三个……这样一直延续了二十几分钟，观众还是不走。最后，还是总理站起来向大家摆手，示意说“太累了，不要再唱了”，观众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剧场。
独唱音乐会的举行，标志着郭兰英的歌唱艺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她原来是一个晋剧演员，但她不受一个剧种的局限，从一个剧种的唱法，发展为具有多种表现能力的，能适应各种中国声乐作品的民族唱法。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唱出戏曲、民歌、歌剧、创作歌曲这四种不同的曲目，而且都各有不同的风趣和艺术创造。比如，在戏曲这一组节目中，她演唱了山西、河南、河北三种梆子。这三种梆子虽属同一系统，但却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山西梆子固然是她的拿手好戏，她在山西梆子的基础上，发展其声音的表现力，既克服了高音区的困难，唱出了河北梆子高亢明亮的音质，又表现出了河南梆子的浑厚、多胸腔共鸣的特点，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歌唱技巧。在民歌这一组节目中，郭兰英演唱了山西、陕北和东北的三首有特性的民歌，表现出了演唱民歌的杰出才能，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和中国气派的演唱方法。她演唱民歌的最大特点是纯朴自然，真实感人，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泥土的芳香，充分反映出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愿望和感情。
郭兰英独唱音乐会的举行，雄辩地证明了民族声乐艺术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并且开出了风姿艳丽的花朵。那种认为“中国民族唱法落后，不科学，搞独唱音乐会是不可能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郭兰英用她那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和中国气派的歌唱艺术，在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五
十年动乱开始了，文艺界遭到了十分严重的摧残，在这期间，郭兰英被加上了十几个 “莫须有”的罪名，惨遭非人的待遇和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是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时刻温暖着她的心，鼓舞着她坚持斗争的勇气。只要一想起周总理，她心里就充满希望，眼前就感到一片光明。她天天盼望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快点结束，盼望能够早一天见到周总理。
周总理非常关心郭兰英。1971年的一天，总理问： “兰英哪里去了?怎么见不到她呀?”这才使她从外地一个部队农场被调回北京。但不久又去干校锻炼，直到1973年，才回到剧团。这时，周总理正在病中，兰英多么想到病榻前去探望一下呀，哪怕只呆一分钟，只看总理一眼也行啊!但她这一要求，虽然数次提出，还是被拒绝了。兰英心里非常难受，见不到总理，把自己的歌声送到总理耳旁，叫总理听听也好。于是，她把总理喜欢的几首歌录在磁带上，托人捎去，但总理到底也没能听到。直到总理逝世后，向遗体告别时，她才最后见了总理一面。她怀着极度的悲伤走到总理遗体前，她有满腹的话语要对总理诉说，但是，现在已经晚了呀!她痛哭着高喊一声： “总理啊……”便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在总理刚逝世的那些日子里，全国人民都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人们采用各种形式悼念总理。但“四人帮”一伙却倒行逆施，强行规定： 不许戴白花，不许佩黑纱，不许做花圈，并命令各剧场照样演出。总理的追悼会刚开过，江青就令其干将打电话通知郭兰英去工人体育馆演出。郭兰英一听就怒火中烧，她断然拒绝，决不参加。可是她转念又一想，这是个斗争的机会，何不利用这个公开的场合来悼念周总理呢!对，还是去!她头扎白绳，胸佩白花，全身着素，带着乐队来到了体育馆。她早已准备好了，要唱总理生前最喜欢听的“南泥湾”，但是，还未张口，眼泪已经流下来了，唱了没几句，竟然放声大哭了起来。她哭，乐队的同志们哭，台下的观众也哭，整个体育馆哭成了一片，演出会变成了追悼会。
六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喜讯象长了翅膀，一霎时传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奔走相告，欢呼庆祝。郭兰英高兴地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她随着欢庆的人群，到天安门前扭了三天秧歌。
“四人帮”的垮台，使郭兰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她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到离家不远的陶然亭公园去练功，晚上大家都睡了，她还在院子里跑步、练身段。由于她的刻苦锻炼，很快就重返舞台，参加了歌剧《白毛女》的复排。
经过十年浩劫的磨炼，郭兰英的歌唱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较之以往更加深沉含蓄，坚定有力。她演唱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白毛女》、《刘胡兰》插曲，虽然都是以前唱过的，但因为作了新的处理，赋予了歌词以新的意义，使人听来并不感到陈旧和重复。
人们最爱听的是她唱的《绣金匾》。这本来是一首陕北民歌，为了表达对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她重新填了歌词。她每唱一次这首歌，观众就要跟着一起掉一次眼泪。1976年12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大型晚会，庆祝粉碎 “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当报幕员刚刚报出郭兰英的名字时，观众席上就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绣金匾》三个字一出口，观众沸腾了起来，但很快就又鸦雀无声。郭兰英出场了，她穿着象往常演出时一样的服装，微笑着向观众点头示意，乐队奏起了大家熟悉的《绣金匾》前奏。郭兰英开始演唱了，她一开口就令人感到非同一般，她唱得是那样情深意切，充满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爱戴，当唱到 “三绣周总理” 时，掌声如同狂风暴雨般地响了起来。当唱到“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你”时，她声泪俱下，感情浓烈真挚，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量，到歌唱完时，全场已是一片抽泣之声。
还有一次，也是唱这首歌，当她唱到 “三绣” 时，台下忽然有一位女同志，嚎淘大哭起来，其声音之大，不亚于台上的郭兰英，然而剧场里并没有因此而引起骚乱，也没有任何一名观众发出责怪的声音。因为这时郭兰英和观众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她唱出了歌中之情，歌者之情和观众之情，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她比十年前还更加活跃地出现在首都的舞台上，广大观众和她一起共同享受着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欢乐，从全国各地寄给她的信件象雪片一样飞来，她和王昆一起，被光荣地誉为 “人民歌手”。
作曲家李焕之同志曾说：“郭兰英所以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是因为她在党的培养下，努力反映现代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现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又对运用中国传统演唱艺术下了深厚的功夫。她通过向民族民间演唱家学习，不断扩展演唱领域，使她表演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郭兰英的歌音十分优美动听，因为她善于用刚强、柔和、深沉、甜润、清亮等不同的音色，来表达不同的感情。”郭兰英的演唱，兼具“神、情、形、声、腔、字”六艺之美。同样一首歌，到了她的手中，由于艺术处理不同，就富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唱出来就特别吸引观众。声乐艺术，不仅讲究身段、造型的美，而且要求唱出情感，唱出精神，唱出音乐形象。郭兰英同志说： “我深深体会到要演唱好一首扣人心弦的好歌，要成功地塑造一个鲜明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一个演员来讲，首先在舞台上就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入音乐形象之中。无论演唱任何一首歌曲都要唱情，要唱出人物的感情，用自己内心炽热的感情去唱，如果要想感动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这就是我国传统戏曲声乐艺术中的 ‘声情并茂’和 ‘声为情发’ 了”。
郭兰英的歌唱艺术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和迷人的艺术魅力，在新歌剧界和声乐艺术界享有无可比拟的荣誉。因为她始终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对现实生活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与人民有着息息相通的爱憎感情。再加上传统的民族声乐的深厚功底以及长期刻苦的艺术实践，这就使她的声乐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道地的中国气派。四十多年来，郭兰英一直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为人民演出，为人民歌唱，为繁荣中国的新歌剧事业和民族声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她已经从前台退到了后台，一方面收徒弟，一方面在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兼课，从事培养接班人的工作。虽然已经年逾五旬，但精力还是那样旺盛，热情还是那样高涨。特别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她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她说：“我的一切是党和人民给的，没有党和人民，就没有我郭兰英的今天，我要把全部精力献给党和人民，献给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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