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张建亚让本片高举儿童片的旗帜走上影坛，电影专家们在权威性的评奖中欣然地给予它“最佳儿童片”的光荣称号，因此，对本片的鉴赏就理应首先以儿童观众的视角和心灵去观察它、感受它。
从儿童观众的角度看来，本片最大的一个优长就在于它较好地吻合了儿童电影的“快乐原则”，适应了儿童观众的游戏心理，具有浓厚的热闹、好玩、情趣盎然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特色。这是儿童电影最基本的同时又是最难于做好的一个要求。
张建亚导演三毛从军记影评观后感:生花妙语和睿智的幽默
孩子们天然地喜欢游戏，也天然地知道游戏的基本规则。那就是：在游戏中，一切都是假装的、荒诞的。老鹰和小鸡是假装的，新娘子和新郎官是假装的，解放军和大坏蛋是假装的，打仗和壮烈牺牲当然也都是假装的。这一假装，孩子们就无拘无束啦，就热闹啦，就开心啦。孩子们就喜欢这热闹、这开心。这就是他们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着的心理特点之一。为儿童而创作的文艺作品，如能很好地适应这一心理特征，往往就能使孩子们喜欢，使他们叫好。
本片正是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种能适应孩子们的游戏心理的场面和细节——一开始，胖警察追三毛，就像是一场孩子们常玩的老猫逮耗子的游戏，三毛的机灵，胖警察的笨拙，已能逗得孩子们发笑。接着，三毛在练兵场上，抡大锤砸了别人，练石锁摔了自己，扔手榴弹炸了长官，打枪被后座力推倒，竟朝天打下了一只野鸭子，这就更加让孩子们开心了。到了战场上，长官命令士兵把战壕挖得深深的，然后带了板凳去放枪，一旦壕沟丢给了敌人，敌人没有带板凳，就陷入了“灭顶”之境。这种令人捧腹的、恶作剧式的异想天开，正是只有稚嫩的孩子们才能想到做到的“绝招儿”。反“扫荡”中，三毛和那农村姑娘一起，用石头弹弓、跷跷板、活动楼梯之类的“武器”，像玩杂技似地打击鬼子，比起那真枪实弹、血肉横飞的真正的地道战、地雷战来，会更使孩子们觉得可乐，好玩。三毛跳伞空降，在岌岌险境中竟忙里偷闲，随手逮了一只从跟前飞过的小鸟儿玩耍，这真是一处绝妙的吻合了儿童心理的神来之笔。到了敌后树林里，三毛跟鬼子兵比赛学公鸡叫，玩老鹰抓小鸡，这实际上是电影对一场真正的儿童游戏的模仿。孩子们看到拍电影的叔叔阿姨居然也跟自己一样，喜欢胡逗傻闹，自然会乐得哈哈大笑了。此外，三毛幻想当了老太爷，并有了两个小三毛的场面，给师长送葬的场面和细节，“中国狼不咬中国人”之类的语言等等，都极富于儿童游戏的色彩。一部影片有着如许多的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构思和艺术把握，就当然会博得孩子们喜欢，令他们手舞足蹈了!
作为儿童文艺作品，在使孩子们觉得好玩、开心的同时，当然也应使孩子们感受到某些具有认识和教育价值的内涵。它不必是真正的历史，不必是真正的现实，但它却可以是真实现实的曲折反射。这种曲折反射经过孩子们头脑的联想和“翻译”，他们就能感受到某种符合客观现实的真谛，从而能对孩子们起到潜移默化的启迪。本片中，日寇军政大员们瓜分、吞食中国地图形状的蛋糕和日本飞机坦克蹂躏中国国土的场面，三毛给师长当勤务兵的诸多场面和细节等等，都可能使孩子们感受到日寇野蛮侵略中国的情景以及旧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腐朽侧面。三毛这一可爱、可怜、可悲的形象，也会使孩子们在同情、联想、比较的过程中，加深对不同时代生活现实的认识。
张建亚导演三毛从军记影评观后感:生花妙语和睿智的幽默
前面说过，本片是一部具有特殊风格的影片。因此，影片放映以后，有些评论者主要不是从儿童片的角度，而是从它的风格的角度去分析评价它，这也是很自然的。论者们有的认为它明显地具有后现代文化倾向，有的则说它是一次后现代主义文体的自觉实验。他们指出其后现代主义特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风格和题材的不协调。它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但却没有去表现战争的残酷、悲壮，而是对战争作了一种游戏化的叙述，因而有时颠覆了我们熟知的因果关系，有时则形成对传统的历史叙述的机智反讽。其次，影片大量使用了后现代主义者所宠爱的滑稽模仿。片中采用了电影《地道战》的立意，京剧《沙家浜》的场面，《白毛女》的造型，以及黄梅戏《牛郎织女》的意境。同时，还把《西班牙斗牛士》、京剧音乐、电子游戏《魂斗罗》的音乐混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模仿，有意识地“破坏”了叙事的真实感，使叙事从一种“历史”代言人变成为一种人为的叙事游戏。此外，影片还采用了后现代主义者常用的类型混杂的文体来拆解叙事常规。如它明明是一部怪诞的虚构之作，但却在片头赫然地写着“本片全无虚构，如有雷同，不胜荣幸!”从而提醒人们意识到叙事规则的人为性。又如影片故意把现在经过排练拍摄下来的场面，经过作旧处理，制造出一种纪录片式的效果，从而暴露了所谓“纪实性”叙事的本质。
除此之外，也有评论者专门从喜剧的角度对它作过分析，称赞了它的生花妙语和睿智的幽默，认为它之精采已不仅是“画龙点睛”，而是已成为一条“遍体长满眼睛的龙”!
一部艺术作品，本来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鉴赏的，上述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当会使对本片的鉴赏更客观、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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