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刚是我国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著名电影导演。他一九二五年开始从事电影事业，经历了我国电影的草创、建设、发展和繁荣的各个历史阶段。五十多年来，他拍摄了不少好影片，为我国的电影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个艺术家，无论是在人生的征途中，还是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他都经历了不少坎坷和磨炼。
一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吴永刚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母亲毕业于上海爱国女学。少年时代的吴永刚几乎是在中原的大平原上长大的。这是因为在他四岁时，由于修建洛潼铁路的需要，父亲带领全家迁至河南洛阳。辛亥革命爆发后，父亲为搞实业救国，又携带全家返回南方。后来由于父亲的想法未能实现，全家就又再次搬到河南。在那里，他进了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读书。课余，在父母亲的教导下看小说、读唐诗。渐渐地，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对文艺的热爱。十一岁的时候，他戴上了眼镜，同学们因此都叫他“小书呆子” 。河南在历史上曾是诸雄争霸之地，那里有波涛滚滚的黄河，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自然的美妙风光吸引着吴永刚。黄昏，他常常只身一人来到黄河岸边，面对涛涛河水吟诗咏赋; 深秋，他常常坐在田野的土埂上摊纸作画。大自然培养了他的多种爱好，除了吟诗作画外，他还喜欢骑马、舞剑、踢足球。少年时代的这些爱好，陶冶了他的性格，丰富了他的知识，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四年，他在教会学校里认识了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这位老师家中藏有许多进步书籍，他如饥似渴地读，因此大开眼界。他看过郭沫若的《女神》、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进步杂志《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以及叶圣陶、茅盾、郑振铎、顾颉刚等许多作家的著作，还有不少外国历史书籍如《拿破仑传》等。受这些书籍和当时社会上反帝浪潮的影响，他参加了学校里的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大同” ，积极开展板报宣传活动，反对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但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和顽固，这个组织很快被打散了，他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出校，这在有旧思想的父亲看来是极不光彩的。父亲主张让吴永刚弃文从商，做一名实干家。但吴永刚却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自己的爱好。后来，经一位世交叔伯的介绍，他进了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开始了电影的学艺生活。
我国二十年代的电影业还处在草创时期，既没有正规的摄影棚，又没有象样的摄影场，更没有专门的电影学校，连摄影机都是手摇的。电影公司也非常简陋，大都在犄角旮旯的小弄堂里。开始，吴永刚作为一名练习生只画一些无声片片头上的小插画。后来他去商务印书馆进修了一年工艺美术，回来后逐步被提升为美工师。一九二八年他又进了天一影片公司，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修国画。就这样，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四年，他整整做了十年美工师。在这期间，他还搞过服装、道具、化妆，并跟随史东山等导演当过场记，由于刻苦钻研、勤奋好学，他掌握了许多电影技术方面的本领，懂得了镜头的性能、录音的技巧、以及画面、色彩、光线的运用等等，还尝试着写过电影剧本。十年的摄影场生活，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美工师，而且为他从事电影导演工作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功底。
旧中国的二十年代末期正是乌云翻滚的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场更是冒险家的乐园。刚刚兴起的中国电影业，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为迎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和赚钱牟利，争相拍摄一些腐朽、没落的影片，如武侠片之类。电影从业人员中也很混乱，有巴结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资产阶级，有贩卖鸦片的贩子，还有流氓、赌棍。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永刚对这一切都看不惯，他常常一个人漫步在街头，观察社会，思索人生。
一九三二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了。它领导上海进步的电影界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文化领域的斗争。从这时开始，吴永刚与田汉等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有了接触，在金焰的亭子间里参加了一些党的电影小组活动，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并先后参加了田汉编导的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优秀影片《三个摩登女性》和《母性之光》的拍摄工作。不久，他加入了党的电影工作者力量较强的联华影业公司。
一九三四年，在田汉等帮助和支持下，他编写并导演了第一部故事片《神女》。这是一九二八年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修时发现和积累的素材。那时，他每天乘公共汽车去学校，在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孤苦无靠的妇女在昏暗的路灯下游荡。开始他们不清楚她们在做什么，后来见到她们一个个抹了粉脂，强作笑脸，争相拉客的情景，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些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肉体的暗娼。这一悲惨的生活图景，一直刻在他的心上。在田汉等人的指导下，他写成了电影剧本《神女》。《神女》的情节很简单： 女主人公因生活所迫做了暗娼，后来又被一个流氓霸占，残酷的生活使她对社会充满愤恨，一次，她失手将这个流氓打死，结果被当局判处十二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剧本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鸣不平。为导演好这部影片，开拍前，吴永刚对剧本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研究，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都做了精心设计和安排。拍摄中，他努力用一种朴素、含蓄的艺术手法，并用素描的方式来表现下层妇女的悲苦心理，在镜头设计上也力求创新，不落俗套。特别是他大胆选定了著名电影名星阮玲玉来扮演剧中的女主角，使得这部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影片上映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得到了党的电影小组的热情肯定，许多进步电影刊物也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很高的评价。吴永刚第一部影片的成功，显露了他在艺术上的才华，也是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
如同生活道路是不平坦的一样，吴永刚的艺术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继《神女》之后，他于一九三四年拍摄了儿童题材的影片《小天使》，一九三六年二月又拍摄了侦探片《浪淘沙》。前者写了两个穷富不同的家庭和孩子的纠纷及合好的故事。后者写的是一个侦探追踪一个被迫杀人的逃犯，两人同时被困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由于生存的要求，他们化仇人为伙伴。然而当遇到一条船有了被救的可能时，出于职业的本能，侦探又将手铐带在逃犯的手腕上。可是船并未发现他们又离去了，河滩上留下了两具白骨。这两部影片受到了进步电影评论工作者的批评。特别是《浪淘沙》，拍摄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年代，有的评论文章认为它“否定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宣传了人类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是毫无意义的，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虽然吴永刚创作的初衷未必如此，但影片的社会效果却表明了他当时思想上的迷茫。
但是，吴永刚毕竟是一个充满着爱国热情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的鼓舞下，诚恳接受了党的批评，并在党的电影工作者的具体帮助下，很快编导出了优秀的国防影片《壮志凌云》。这部影片描写的是，在军阀混战、天灾横降的二十年代，劳苦人民背井离乡来到边疆荒凉的原野上，经过十年奋斗建设成太平村。正当人们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时，一群匪贼侵犯和骚扰了太平村。太平村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斗争，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影片是通过暗示和影射的手法，来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斗争这一主题的。它通过剧中几个农民形象，有力地喊出了中国人民一致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呼声，表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战斗到底的不屈意志和必胜信心。它的上映，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
在拍摄《壮志凌云》过程中，吴永刚也深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在《电影、戏剧》上发表文章谈到自己的这种感受。他说，在河南郑县拍外景时，黎明的时候便可以听到口号声和步伐声，“炮声一响，我们可以看见蓝制服的队伍，从各方面络绎向陇海总局南边的大操场上集合，他们有的是商店的小伙计，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脚夫，他们从各种不同的生活里来受公民训练，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走着一齐的步伐，喊着同一的口号，虽然他们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小的集团，但是从群众的集团行动所表现出的精神，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敏感地觉得他们内心里都有着一腔热血。我默默地想，当中国的老百姓被迫不能不荷枪卫国的时候，河南的弟兄们啊，你们是站在国防第一线上的战士! ”人民的抗日热情鼓舞了他，而他努力反映人民这种斗争精神的影片又激励了人民，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便带一位摄影师准备到平型关一带拍摄反映抗战的新闻片，但是出发后不久，太原沦陷，他们只好取道回上海。从此开始了苦闷的孤岛生活。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吴永刚先后在新华、华新、华成、金星等影片公司拍摄了十多部影片，其间还曾导演过于伶编写的话剧《花间泪》。受当时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限制，他拍摄的影片大体以古典题材为主，如以《水浒》为题材的《林冲雪血歼仇记》，描写民族英雄的《岳飞尽忠报国》，也有《旧潘金莲》、《铁窗红泪》、《离恨天》、《战地黄花》、《花魁女》、《摩登地狱》等。吴永刚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有些影片例如《葛嫩娘》(阿英编剧)、《花间泪》等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但多数影片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孤岛文艺思想的影响，反映了那个时期艺术的没落。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吴永刚离开上海到香港。不久因香港沦陷又回到重庆，加入了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抗战胜利前后，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间，他曾拍摄了两部故事片《建国之路》和《忠义之家》。前者描写的是修筑黔桂铁路的故事，后者反映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日寇占领区坚持斗争的故事。这两部影片错误地描写抗日斗争，客观上起了歌颂国民党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党的电影工作者的严厉批评。此后，吴永刚退出了中央电影制片厂。一九四七年，他曾自己组织了个电影公司，取名“大业”，并拍摄了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影片《迎春曲》。这部影片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多少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受到了党的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田汉亲自为这部影片写了主题歌：
冬天来了，
春天也将不远，
我们要用粗大的手，
去迎接那光辉的春天。……
歌词使人们透过黑暗看到了光明，在艰苦的斗争中感受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吴永刚也从中受到了鼓舞和教育，他振作精神期待着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吴永刚是我国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著名电影导演。他一九二五年开始从事电影事业，经历了我国电影的草创、建设、发展和繁荣的各个历史阶段。五十多年来，他拍摄了不少好影片，为我国的电影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个艺术家，无论是在人生的征途中，还是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他都经历了不少坎坷和磨炼。
一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吴永刚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母亲毕业于上海爱国女学。少年时代的吴永刚几乎是在中原的大平原上长大的。这是因为在他四岁时，由于修建洛潼铁路的需要，父亲带领全家迁至河南洛阳。辛亥革命爆发后，父亲为搞实业救国，又携带全家返回南方。后来由于父亲的想法未能实现，全家就又再次搬到河南。在那里，他进了一所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读书。课余，在父母亲的教导下看小说、读唐诗。渐渐地，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对文艺的热爱。十一岁的时候，他戴上了眼镜，同学们因此都叫他“小书呆子” 。河南在历史上曾是诸雄争霸之地，那里有波涛滚滚的黄河，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大自然的美妙风光吸引着吴永刚。黄昏，他常常只身一人来到黄河岸边，面对涛涛河水吟诗咏赋; 深秋，他常常坐在田野的土埂上摊纸作画。大自然培养了他的多种爱好，除了吟诗作画外，他还喜欢骑马、舞剑、踢足球。少年时代的这些爱好，陶冶了他的性格，丰富了他的知识，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
一九二四年，他在教会学校里认识了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这位老师家中藏有许多进步书籍，他如饥似渴地读，因此大开眼界。他看过郭沫若的《女神》、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进步杂志《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以及叶圣陶、茅盾、郑振铎、顾颉刚等许多作家的著作，还有不少外国历史书籍如《拿破仑传》等。受这些书籍和当时社会上反帝浪潮的影响，他参加了学校里的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大同” ，积极开展板报宣传活动，反对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但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和顽固，这个组织很快被打散了，他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出校，这在有旧思想的父亲看来是极不光彩的。父亲主张让吴永刚弃文从商，做一名实干家。但吴永刚却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自己的爱好。后来，经一位世交叔伯的介绍，他进了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开始了电影的学艺生活。
我国二十年代的电影业还处在草创时期，既没有正规的摄影棚，又没有象样的摄影场，更没有专门的电影学校，连摄影机都是手摇的。电影公司也非常简陋，大都在犄角旮旯的小弄堂里。开始，吴永刚作为一名练习生只画一些无声片片头上的小插画。后来他去商务印书馆进修了一年工艺美术，回来后逐步被提升为美工师。一九二八年他又进了天一影片公司，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修国画。就这样，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四年，他整整做了十年美工师。在这期间，他还搞过服装、道具、化妆，并跟随史东山等导演当过场记，由于刻苦钻研、勤奋好学，他掌握了许多电影技术方面的本领，懂得了镜头的性能、录音的技巧、以及画面、色彩、光线的运用等等，还尝试着写过电影剧本。十年的摄影场生活，不仅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美工师，而且为他从事电影导演工作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功底。
旧中国的二十年代末期正是乌云翻滚的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场更是冒险家的乐园。刚刚兴起的中国电影业，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为迎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和赚钱牟利，争相拍摄一些腐朽、没落的影片，如武侠片之类。电影从业人员中也很混乱，有巴结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资产阶级，有贩卖鸦片的贩子，还有流氓、赌棍。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永刚对这一切都看不惯，他常常一个人漫步在街头，观察社会，思索人生。
一九三二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了。它领导上海进步的电影界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文化领域的斗争。从这时开始，吴永刚与田汉等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有了接触，在金焰的亭子间里参加了一些党的电影小组活动，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并先后参加了田汉编导的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优秀影片《三个摩登女性》和《母性之光》的拍摄工作。不久，他加入了党的电影工作者力量较强的联华影业公司。
一九三四年，在田汉等帮助和支持下，他编写并导演了第一部故事片《神女》。这是一九二八年他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修时发现和积累的素材。那时，他每天乘公共汽车去学校，在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孤苦无靠的妇女在昏暗的路灯下游荡。开始他们不清楚她们在做什么，后来见到她们一个个抹了粉脂，强作笑脸，争相拉客的情景，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些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肉体的暗娼。这一悲惨的生活图景，一直刻在他的心上。在田汉等人的指导下，他写成了电影剧本《神女》。《神女》的情节很简单： 女主人公因生活所迫做了暗娼，后来又被一个流氓霸占，残酷的生活使她对社会充满愤恨，一次，她失手将这个流氓打死，结果被当局判处十二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剧本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鸣不平。为导演好这部影片，开拍前，吴永刚对剧本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研究，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场景都做了精心设计和安排。拍摄中，他努力用一种朴素、含蓄的艺术手法，并用素描的方式来表现下层妇女的悲苦心理，在镜头设计上也力求创新，不落俗套。特别是他大胆选定了著名电影名星阮玲玉来扮演剧中的女主角，使得这部影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影片上映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得到了党的电影小组的热情肯定，许多进步电影刊物也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很高的评价。吴永刚第一部影片的成功，显露了他在艺术上的才华，也是他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出的可喜的第一步。
如同生活道路是不平坦的一样，吴永刚的艺术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继《神女》之后，他于一九三四年拍摄了儿童题材的影片《小天使》，一九三六年二月又拍摄了侦探片《浪淘沙》。前者写了两个穷富不同的家庭和孩子的纠纷及合好的故事。后者写的是一个侦探追踪一个被迫杀人的逃犯，两人同时被困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由于生存的要求，他们化仇人为伙伴。然而当遇到一条船有了被救的可能时，出于职业的本能，侦探又将手铐带在逃犯的手腕上。可是船并未发现他们又离去了，河滩上留下了两具白骨。这两部影片受到了进步电影评论工作者的批评。特别是《浪淘沙》，拍摄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年代，有的评论文章认为它“否定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宣传了人类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是毫无意义的，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虽然吴永刚创作的初衷未必如此，但影片的社会效果却表明了他当时思想上的迷茫。
但是，吴永刚毕竟是一个充满着爱国热情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的鼓舞下，诚恳接受了党的批评，并在党的电影工作者的具体帮助下，很快编导出了优秀的国防影片《壮志凌云》。这部影片描写的是，在军阀混战、天灾横降的二十年代，劳苦人民背井离乡来到边疆荒凉的原野上，经过十年奋斗建设成太平村。正当人们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时，一群匪贼侵犯和骚扰了太平村。太平村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斗争，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影片是通过暗示和影射的手法，来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斗争这一主题的。它通过剧中几个农民形象，有力地喊出了中国人民一致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呼声，表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战斗到底的不屈意志和必胜信心。它的上映，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
在拍摄《壮志凌云》过程中，吴永刚也深为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斗争精神所感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在《电影、戏剧》上发表文章谈到自己的这种感受。他说，在河南郑县拍外景时，黎明的时候便可以听到口号声和步伐声，“炮声一响，我们可以看见蓝制服的队伍，从各方面络绎向陇海总局南边的大操场上集合，他们有的是商店的小伙计，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脚夫，他们从各种不同的生活里来受公民训练，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走着一齐的步伐，喊着同一的口号，虽然他们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小的集团，但是从群众的集团行动所表现出的精神，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敏感地觉得他们内心里都有着一腔热血。我默默地想，当中国的老百姓被迫不能不荷枪卫国的时候，河南的弟兄们啊，你们是站在国防第一线上的战士! ”人民的抗日热情鼓舞了他，而他努力反映人民这种斗争精神的影片又激励了人民，这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便带一位摄影师准备到平型关一带拍摄反映抗战的新闻片，但是出发后不久，太原沦陷，他们只好取道回上海。从此开始了苦闷的孤岛生活。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吴永刚先后在新华、华新、华成、金星等影片公司拍摄了十多部影片，其间还曾导演过于伶编写的话剧《花间泪》。受当时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限制，他拍摄的影片大体以古典题材为主，如以《水浒》为题材的《林冲雪血歼仇记》，描写民族英雄的《岳飞尽忠报国》，也有《旧潘金莲》、《铁窗红泪》、《离恨天》、《战地黄花》、《花魁女》、《摩登地狱》等。吴永刚这一时期的创作，虽然有些影片例如《葛嫩娘》(阿英编剧)、《花间泪》等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但多数影片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孤岛文艺思想的影响，反映了那个时期艺术的没落。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吴永刚离开上海到香港。不久因香港沦陷又回到重庆，加入了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抗战胜利前后，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间，他曾拍摄了两部故事片《建国之路》和《忠义之家》。前者描写的是修筑黔桂铁路的故事，后者反映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日寇占领区坚持斗争的故事。这两部影片错误地描写抗日斗争，客观上起了歌颂国民党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党的电影工作者的严厉批评。此后，吴永刚退出了中央电影制片厂。一九四七年，他曾自己组织了个电影公司，取名“大业”，并拍摄了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影片《迎春曲》。这部影片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多少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受到了党的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田汉亲自为这部影片写了主题歌：
冬天来了，
春天也将不远，
我们要用粗大的手，
去迎接那光辉的春天。……
歌词使人们透过黑暗看到了光明，在艰苦的斗争中感受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吴永刚也从中受到了鼓舞和教育，他振作精神期待着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七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为一个饱经风霜、历尽曲折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吴永刚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亲眼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他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心中充满了艺术创作的热情，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贡献力量。
解放后，吴永刚参加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二年，他共拍摄了四部故事片、两部舞台艺术片。其中，有反映少数民族青年与反动牧主斗争的影片《哈森与加米拉》，有描绘正义战胜邪恶的神话故事片《秋翁遇仙记》，有反映解放区人民斗争生活的《辽远的乡村》，有历史故事片《林冲》，以及舞台戏曲片《尤三姐》和《碧玉簪》。在这些影片中，吴永刚都力求鲜明生动地塑造人民群众的光辉形象，深入描绘他们的斗争生活和高尚、善良的美好情操。一九五七年，《哈森与加米拉》被文化部评选为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年的优秀故事片。遗憾的是，解放后他的艺术创作刚刚在新的轨道上起步，便于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 。十年动乱期间，他又被打成“牛鬼蛇神” ，更失去了艺术创造的机会。
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充满了爱和希望。然而却被误解了。此后的二十年间，他有过痛苦，有过迷茫，有过不解，也有过自我责难，但是他的心中却始终没有泯灭对党对人民的信赖和希望。他虽然被剥夺了导演影片的权力，但却时刻关心着祖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四人帮”被粉碎后，吴永刚的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他年已七旬，却又兴致勃勃地回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赶紧拍片，争取在自己有生之年，对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一九七八年，他奔赴祖国的大西南，先把戏曲片《刘三姐》搬上银幕。一九七九年，他又赶去江西，将赣剧《茶童戏主》拍成影片。一九八○年，他又奔波于四川、上海之间，将优秀影片《巴山夜雨》贡献给祖国和人民。一九八一年，他又到武汉拍摄反映老一辈革命家斗争事迹的故事片《谁主沉浮》。他不顾高龄，一分一秒地与时间竞赛。自己的独养儿子一九七九年因病去世，他强忍内心的悲痛，继续投入工作。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伴一九八○年也离开了人间，他含着热泪处理完后事，马上又进了摄影棚。一个人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战胜困难的意志，他就能创造出奇迹，七十多岁的吴永刚就是有这种信念和意志的人。更可贵的是，对青年电影工作者，他总是满腔热忱地帮助、扶植。
一九八○年，吴永刚接受了影片《巴山夜雨》的导演任务，鉴于自己年事已高，他决定选择一位青年导演共同合作，把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他亲自调查了吴贻弓拍过的影片，深入了解了他的艺术创作过程，高兴地对别人说： “我找到了接班人。”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他既严格要求，又大胆放手，尊重吴贻弓的创作劳动。在导演艺术风格上，他循循善诱，热心指导，引导吴贻弓去追求真切朴素的素描风格。他说： “作为一个导演，既要让观众看得见，又要让观众看不见。而只有观众看不见的导演，才是一个好导演。”老一辈热心地带，新一代悉心地学，新老默契合作。心心相印，使得这部影片很快成功地出现在银幕上。它以朴素的笔触真切描绘了祖国人民的英雄形象和美好心灵，揭露了“四人帮” 一伙的罪恶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艺术上深邃、含蓄、朴实，深受人民的赞赏。许多人称它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电影百花园中最美丽、最鲜艳的一朵花”，不少文章评价它是“建国三十年来最好的影片” 、“在艺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新成就。”该片被评为文化部一九八○年优秀影片，并获得了一九八一年中国电影第一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电影艺术家吴永刚的一生，是献身于我国电影艺术事业的一生。虽然他经历了曲折的艺术道路和坎坷的人生磨炼，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电影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他说： “我们完成了历史任务，尽管只是一块小石头子，踩起来也坑坑洼洼，但希望它能够起到铺路的作用。”他愿做一块铺路石，他更希冀于我国的青年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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