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规定初级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为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军队中则开设军事学习课。要求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和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学和教育的工作;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等等。该指示对促进全党干部的文化学习和理论学习，提高全党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女大大礼堂隆重开幕。到会的知名文化人个人代表、文化团体代表有数百人。大会选出吴玉章、杨松、陈康伯、柯仲平等44人为主席团成员。吴玉章致开幕词。张闻天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大会于12日闭幕，历时9天。在会议期间，艾思奇、周扬、吴玉章、张庚、柯仲平、洗星海等人分别就边区的文化运动、边区的国民教育工作、新文字问题、戏剧与音乐等问题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通过了边区文化界加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成立鲁迅研究会、组织新文字健全委员会等提案，并制定了协会的章程。大会还选出毛泽东、张闻天、吴玉章、林伯渠、王明、许光达、艾思奇、丁玲、吴伯箫、范文澜、周扬、洗星海、胡乔木、傅连暲、马海德等97人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吴伯箫为秘书长。该协会成立后，对开展边区文化运动、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华日报》开“天窗”事件
1月6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栏第一次出现开“开窗”(即空版)。国民党当局为控制舆论、压制言论，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规定所有报纸在出版前，其内容都必须经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后才能付印。《新华日报》尤受刁难，送审稿件经常被扣、被删。是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代写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重庆新闻检查所以“系军事论文”、应由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查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于是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在送审时，重庆新闻检查所又称：“经核其内容，又有未妥，不能露布。”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便称来不及写第三次稿，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1月6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一事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希读者原谅是幸!”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
1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出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的反动叫嚣，民族资产阶级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以及全国人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该文系统回答了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什么、怎样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从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出发，科学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喧嚣，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中原局、彭雪枫、胡服、项英、陈毅发布《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该《指示》指出，现在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要求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在年内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15万人枪，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人枪，山东至少要发展150至200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至少要发展100至150万自卫军。《指示》还指出：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要有坚决的、分阶段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分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争取这样的军队、自卫军与政权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有理又有利的摩擦。必须坚决反击反动势力与顽固派，争取一切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对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等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的革命武装与伟大的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发表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决定》指出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投降与倒退依然是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因此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击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线就要失败。《决定》还提出了十项具体任务：①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持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②猛烈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③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④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⑤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工人的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⑦巩固和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肃清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⑧巩固扩大进步的军队，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⑨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⑩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决定》的发布，纠正了党内部分人对时局的悲观看法，正确地指导了全党加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基本工作。
延安各界民众“讨汪”大会召开
2月1日，延安各界民众3万余人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签订密约的投降卖国罪行。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声讨和抨击了汪精卫以及与日汪里应外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卖国行径。毛泽东指出：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毛泽东还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十点要求是：①全国讨汪;②加紧团结;③厉行宪政;④制止摩擦;⑤保护青年;⑥援助前线;⑦取缔特务机关;⑧取缔贪官污吏;⑨实行《总理遗嘱》;⑩实行三民主义。
晋西北行署成立
2月1日，在晋西北地区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协议基础上，晋西北行署(当时仍沿用“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名称，1941年8月1日正式改称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成立。国民党元老、晋西北新军领袖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行政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实施大纲》。其内容有六项：①实行紧急政治动员;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③彻底改善人民生活;④实施抗日经济政策;⑤扩大民众抗日运动;⑥普及社会文化教育。
冀南和卫东反顽战役
2月9日，冀南和卫东战役开始。遵照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坚决彻底消灭反共投降分子石友三所部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集中成17个团，向石友三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发起反击，迅速将石友三所部主力包围于冀南威县东南下堡寺、马鸣堂一带。此时，日伪军3000余人为解救石友三，向我军进逼。石友三所部被我军歼灭了2800余人后，在日伪军掩护下，逃窜到清丰、濮阳地区，与丁树本、高树勋部靠拢，避免了全军覆灭。2月18日，冀南反顽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肃清了冀南地区的顽军，使冀南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扩大战果，八路军又于3月4日发起了卫东战役。八路军集中冀南军区、冀中军区、一一五师独立旅、筑先纵队等部，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向盘踞在清丰、濮阳地区的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李树椿的顽军发起三面猛攻。李树椿的三个保安旅在朝城、观城地区首先被我击溃;高树勋见势不妙，即率部西撤，向石友三靠拢;我军相继攻占柳格集、魏小寨、东北庄、双庙集等地。5日夜，石友三顽军分数路向南溃逃。卫河以东地区遂为我军全部控制。至3月11日，石友三等部顽军3600余人被歼，卫东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与太行山南麓的磁武涉林反顽战役相配合，一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
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该会是由毛泽东、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的，旨在揭穿国民党玩弄的宪政骗局，把宪政宣传变成教育人民、争取民主的一个武器。在会上，吴玉章当选为该会理事长。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演讲，指出国民党的宪政是场骗局，我们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而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前进;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在会上，通过了该会的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四点意见：①实施宪政必须发扬民意;②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③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④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为此，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提出了《对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之修正案》、《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修正案》，系统地推出了富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精神的建设性规定，对国民党玩弄的宪政骗局予以迎头痛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成立，为解放区的宪政运动树起了大旗。不久，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开展了宪政促进运动。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是喇嘛教活佛转世灵童正式接替前世活佛地位时举行的宗教仪式。清朝时规定，坐床必须由清朝政府中央官员主持，新的达赖或班禅才能取得合法地位。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病逝，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活佛热振被西藏地方政府和民众大会推举为摄政。1938年冬，西藏地方政府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向国民政府作了呈报，希望中央循例选派官员入藏主持有关事宜。国民政府为了行使中央的权力，于1939年3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取道印度前往拉萨主持达赖转世灵童的掣签和坐床仪式。12月，吴忠信到达拉萨，受到隆重欢迎。这时，候选灵童出现变化，原先的三名灵童只剩下拉木登珠一人，而且已登殿受拜。西藏地方政府是想造成既定事实，迫使国民政府按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免除掣签手续。国民政府作了妥协，于1940年2月5日发布命令，免除掣签，特准拉木登珠继为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时，英国也派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以观礼为名来到拉萨进行挑拨和破坏活动。西藏上层亲英分子于是也在察看灵童和坐床仪式问题上横生枝节，有意降低吴忠信的地位和座次，借此否定和贬低国民政府的权限和地位。吴忠信以此作了坚决的斗争，争得了在坐床仪式上与清朝驻藏大臣相等的座次与地位，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是日，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并册封热振为辅国宏化禅师。
抗联名将杨靖宇牺牲
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壮烈牺牲。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领导了确山刘唐秋收暴动，任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31年转赴哈尔滨，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等职。1933年以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等职。杨靖宇不畏艰险，指挥部队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给予日寇和伪满军队以沉重打击。1939年冬，日伪纠集数万人，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大“讨伐”。第一路军损失严重，被迫分散，坚持小部队斗争。杨靖宇率第一路军指挥部在濛江县境活动。由于叛徒告密，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坐镇濛江，指挥日伪军和伪警，疯狂“围剿”杨靖宇的指挥部。1940年1至2月，杨靖宇率警卫部队60余人在濛江与辉南之间的山区与敌周旋近50余天。因敌情险恶，杨靖宇命部分战士避开敌人，自己仅带两名战士继续与敌周旋。2月18日，两名战士在濛江县城东南大东沟一带牺牲。是日，杨靖宇在保安村三道崴子遭到敌人包围。杨靖宇在数日粒米未进、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双手持枪与敌战斗，不幸壮烈牺牲。日寇野蛮地割下他的头颅，又将他的遗体解剖。解剖的结果，发现他胃中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残暴的敌人对此也感到震惊。1946年，为纪念杨靖宇，人民政府特将濛江县改为靖宇县。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战役
2月23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战役开始。年初，八路军一二○师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将进至冀中和晋察冀等根据地的部队陆续召回晋西北进行整编、训练。日军为查明八路军在晋西北的兵力配备及作战能力，先后调遣1.2万余人的兵力，兵分六路，于是日开始进攻岚县、临县、方山、兴县等地，窜扰五寨、文水、交城、静乐、三交等地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作试探性“扫荡”。晋西北八路军与新军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而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作战。在38天的反“扫荡”作战中，与敌交战30余次，毙伤敌军1100余名，俘敌200余名，收复方山、临县、岚县三座县城，至4月1日，结束了反“扫荡”作战。
定远自卫反击战
3月4日，皖东新四军定远自卫反击战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华中顽军又根据国民党军令部制订的《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在华中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进攻。是日，桂系李品仙的第一三八师和第一七一师越过淮南路，配合地方顽军，纠集了5000余人，分头围攻我位于合肥以北青龙厂一带的第四支队和定远以南大桥地区的江北指挥部，另以两个保安团向无为西开城桥地区的江北游击纵队进犯。面对顽军的武装挑衅，新四军集中第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主力，于12日向进攻大桥地区的颜仁毅所部顽军发起反击。经过一天战斗，全歼顽军第十二游击大队等部2000余人，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1000余人，并乘胜攻克定远城。17日，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顽军的进攻被击退，新四军在华中取得首次大规模反摩擦的胜利。
蔡元培病逝
3月5日，中国现代知识界卓越的前驱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蔡元培早年苦读经书，崇尚宋儒，并取得功名，连中举人、进士，在翰林院供职。甲午战争后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提倡新学，同情维新变法。1902年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女子学堂——爱国女子学校，并任校长。同年，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出任会长。1904年与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并任会长。1905年在上海经何海樵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暗杀团，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留学德国。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1912年因不满袁世凯擅权，辞职下野。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监察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反对共产党，成为蒋介石反共清党的追随者。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政治态度又有转变，积极主张抗日，赞同中共提出的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副主席。1937年冬，上海被日军侵占后，蔡元培移居香港，直到病逝。遗著被编为《蔡元培全集》。
磁武涉林反顽战役
3月5日，磁武涉林战役开始。为了打下蒋介石的反共气焰，八路军总部下令集结了太行、太岳、冀南、晋察冀、冀中等军区的部队共13个团，任命李达为讨逆总指挥，指挥八路军向反共急先锋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所部发起反击，发动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八路军采用包围穿插奔袭战术，兵分三路，强行穿越国民党新二十四师防地，并向国民党新五军孙殿英部借道，直捣朱怀冰的军部。3月6日，朱怀冰所部被打得溃不成军，遗弃全部辎重及后方机关，向林县以南逃窜。7日，八路军一部轻装前进，渡过漳河，在卢家寨、东西岗地区咬住朱怀冰部后卫，拖住了朱怀冰。8日，八路军主力赶到，向朱怀冰部及混杂在朱怀冰部逃窜的鹿钟麟、金宪章、黄宇宙等游杂武装实施围攻。顽军大部被歼，仅3000余名残敌漏网，经横水、科泉南逃。在临淇地区，溃逃的顽军又遭到八路军别动支队伏击。朱怀冰、鹿钟麟最后仅率2000余人逃到修武境内。至11日，战役全部结束，共歼顽军万余人。这次战役与卫东反顽战役相呼应，对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布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抗日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的原则。指示还强调，为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必须使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按照这种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其后，各解放区政权也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使敌后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真正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打击了汉奸和反动派。
日蒋香港、澳门秘密会谈
3月7日，日、蒋双方有关人员经秘密接触后，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开始举行秘密会谈，商议日、蒋议和的问题。日、蒋双方参加会谈的各为3人，日方是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中方是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宋子良(身份不详，自称是宋子文之弟)。日方出示了陆相火田俊六的证书，中方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会谈主要议定双方停战的各项条件。如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撤军与驻军、经济合作、蒋汪合作、治外法权及租界、聘请日本顾问、中国的地位等问题。10日，会谈结束。6月4日至6日，双方人员又在澳门市郊租用了一间空房，举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日方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出示了蒋介石的委任状。双方以香港会谈备忘录为基础，就满洲国问题、日本在华驻兵问题、汪精卫问题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讨论。会谈结束后，宋子良等频繁往来于重庆、香港之间，为下一轮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3人高级秘密会谈作准备。日、蒋双方商定：先在上海举行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会晤，待有结果后，再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板垣的会谈。其后，因日本内阁人事变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日方遂于10月1日下令停止秘密会谈、断绝在中国的“和平工作”，即所谓的“桐工作”。日、蒋秘密会谈便宣告破产。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发表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打退国民党顽固势力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须采取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同时还确定了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概括地说，就是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论政策》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基础，进一步阐明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总策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并对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以及文化教育等各项具体政策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毛泽东所制定的这些策略和原则，使我党我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效地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发展、壮大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成都抢米事件
3月14日，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是日上午8时，国民党成都特务人员纠集三青团员及中央军校学生约300余人，化装成老百姓，在成都新西门出发、老南门吹哨集合，首先捣毁地方的重庆银行，高呼“打倒下江人”、“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然后，又在四川银行前吹哨集合，将四川银行捣毁。这时，警察在旁不加丝毫干涉。由于银行仓库捣毁后满地是米，在暴徒们呼啸而去后，老百姓纷纷前去“抢米”。11时，警察大批出动，抓走“抢米”老百姓约100余人。受地方势力和文化界支持的《时事新刊》社临近重庆银行，该刊物的职工因此被捕，总编辑李亚凡为中共党员，被诬陷为领导抢米的主犯，被捕后立即遭到枪杀。其后，《时事新刊》被查封，全体工作人员被捕。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这次事件，大造谣言，说这次抢米风潮是共产党领导的，并说在川军中有许多中共党员。国民党特务借此实行大逮捕，一方面逮捕原刘湘武德社的成员郭秉彝等人;另一方面又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负责人车耀先，中共党员洪希客以及救亡团体、学校、政府机关中的中共党员约16人，并非法捣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事件发生后，《新华日报》社长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中共代表叶剑英也向国民党方面交涉，要求释放罗世文等人，但毫无结果。鉴于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1日发出《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中共成都市委随即发表了《为3月14日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说明了事件的真相，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事件的态度。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
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规定初级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中级课程为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军队中则开设军事学习课。要求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和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学和教育的工作;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等等。该指示对促进全党干部的文化学习和理论学习，提高全党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女大大礼堂隆重开幕。到会的知名文化人个人代表、文化团体代表有数百人。大会选出吴玉章、杨松、陈康伯、柯仲平等44人为主席团成员。吴玉章致开幕词。张闻天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大会于12日闭幕，历时9天。在会议期间，艾思奇、周扬、吴玉章、张庚、柯仲平、洗星海等人分别就边区的文化运动、边区的国民教育工作、新文字问题、戏剧与音乐等问题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通过了边区文化界加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成立鲁迅研究会、组织新文字健全委员会等提案，并制定了协会的章程。大会还选出毛泽东、张闻天、吴玉章、林伯渠、王明、许光达、艾思奇、丁玲、吴伯箫、范文澜、周扬、洗星海、胡乔木、傅连暲、马海德等97人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吴伯箫为秘书长。该协会成立后，对开展边区文化运动、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华日报》开“天窗”事件
1月6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栏第一次出现开“开窗”(即空版)。国民党当局为控制舆论、压制言论，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规定所有报纸在出版前，其内容都必须经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后才能付印。《新华日报》尤受刁难，送审稿件经常被扣、被删。是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代写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重庆新闻检查所以“系军事论文”、应由军令部军事新闻组审查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于是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在送审时，重庆新闻检查所又称：“经核其内容，又有未妥，不能露布。”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便称来不及写第三次稿，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1月6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一事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希读者原谅是幸!”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
1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出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的反动叫嚣，民族资产阶级妄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以及全国人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该文系统回答了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什么、怎样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从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出发，科学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必须采取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喧嚣，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中原局、彭雪枫、胡服、项英、陈毅发布《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该《指示》指出，现在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要求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在年内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15万人枪，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人枪，山东至少要发展150至200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至少要发展100至150万自卫军。《指示》还指出：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要有坚决的、分阶段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分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争取这样的军队、自卫军与政权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有理又有利的摩擦。必须坚决反击反动势力与顽固派，争取一切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对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等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的革命武装与伟大的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发表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决定》指出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投降与倒退依然是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因此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击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线就要失败。《决定》还提出了十项具体任务：①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持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②猛烈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③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④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⑤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改善工人的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⑦巩固和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肃清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⑧巩固扩大进步的军队，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⑨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⑩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决定》的发布，纠正了党内部分人对时局的悲观看法，正确地指导了全党加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基本工作。
延安各界民众“讨汪”大会召开
2月1日，延安各界民众3万余人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签订密约的投降卖国罪行。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声讨和抨击了汪精卫以及与日汪里应外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卖国行径。毛泽东指出：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毛泽东还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十点要求是：①全国讨汪;②加紧团结;③厉行宪政;④制止摩擦;⑤保护青年;⑥援助前线;⑦取缔特务机关;⑧取缔贪官污吏;⑨实行《总理遗嘱》;⑩实行三民主义。
晋西北行署成立
2月1日，在晋西北地区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协议基础上，晋西北行署(当时仍沿用“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名称，1941年8月1日正式改称晋西北行署)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成立。国民党元老、晋西北新军领袖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行政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实施大纲》。其内容有六项：①实行紧急政治动员;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③彻底改善人民生活;④实施抗日经济政策;⑤扩大民众抗日运动;⑥普及社会文化教育。
冀南和卫东反顽战役
2月9日，冀南和卫东战役开始。遵照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坚决彻底消灭反共投降分子石友三所部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集中成17个团，向石友三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发起反击，迅速将石友三所部主力包围于冀南威县东南下堡寺、马鸣堂一带。此时，日伪军3000余人为解救石友三，向我军进逼。石友三所部被我军歼灭了2800余人后，在日伪军掩护下，逃窜到清丰、濮阳地区，与丁树本、高树勋部靠拢，避免了全军覆灭。2月18日，冀南反顽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肃清了冀南地区的顽军，使冀南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扩大战果，八路军又于3月4日发起了卫东战役。八路军集中冀南军区、冀中军区、一一五师独立旅、筑先纵队等部，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向盘踞在清丰、濮阳地区的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李树椿的顽军发起三面猛攻。李树椿的三个保安旅在朝城、观城地区首先被我击溃;高树勋见势不妙，即率部西撤，向石友三靠拢;我军相继攻占柳格集、魏小寨、东北庄、双庙集等地。5日夜，石友三顽军分数路向南溃逃。卫河以东地区遂为我军全部控制。至3月11日，石友三等部顽军3600余人被歼，卫东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与太行山南麓的磁武涉林反顽战役相配合，一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
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该会是由毛泽东、吴玉章等人发起组织的，旨在揭穿国民党玩弄的宪政骗局，把宪政宣传变成教育人民、争取民主的一个武器。在会上，吴玉章当选为该会理事长。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演讲，指出国民党的宪政是场骗局，我们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而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前进;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在会上，通过了该会的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四点意见：①实施宪政必须发扬民意;②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③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④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为此，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提出了《对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之修正案》、《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修正案》，系统地推出了富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精神的建设性规定，对国民党玩弄的宪政骗局予以迎头痛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成立，为解放区的宪政运动树起了大旗。不久，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开展了宪政促进运动。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是喇嘛教活佛转世灵童正式接替前世活佛地位时举行的宗教仪式。清朝时规定，坐床必须由清朝政府中央官员主持，新的达赖或班禅才能取得合法地位。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病逝，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活佛热振被西藏地方政府和民众大会推举为摄政。1938年冬，西藏地方政府找到了达赖的转世灵童，向国民政府作了呈报，希望中央循例选派官员入藏主持有关事宜。国民政府为了行使中央的权力，于1939年3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取道印度前往拉萨主持达赖转世灵童的掣签和坐床仪式。12月，吴忠信到达拉萨，受到隆重欢迎。这时，候选灵童出现变化，原先的三名灵童只剩下拉木登珠一人，而且已登殿受拜。西藏地方政府是想造成既定事实，迫使国民政府按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免除掣签手续。国民政府作了妥协，于1940年2月5日发布命令，免除掣签，特准拉木登珠继为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时，英国也派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以观礼为名来到拉萨进行挑拨和破坏活动。西藏上层亲英分子于是也在察看灵童和坐床仪式问题上横生枝节，有意降低吴忠信的地位和座次，借此否定和贬低国民政府的权限和地位。吴忠信以此作了坚决的斗争，争得了在坐床仪式上与清朝驻藏大臣相等的座次与地位，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是日，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并册封热振为辅国宏化禅师。
抗联名将杨靖宇牺牲
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壮烈牺牲。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领导了确山刘唐秋收暴动，任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31年转赴哈尔滨，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等职。1933年以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等职。杨靖宇不畏艰险，指挥部队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给予日寇和伪满军队以沉重打击。1939年冬，日伪纠集数万人，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大“讨伐”。第一路军损失严重，被迫分散，坚持小部队斗争。杨靖宇率第一路军指挥部在濛江县境活动。由于叛徒告密，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坐镇濛江，指挥日伪军和伪警，疯狂“围剿”杨靖宇的指挥部。1940年1至2月，杨靖宇率警卫部队60余人在濛江与辉南之间的山区与敌周旋近50余天。因敌情险恶，杨靖宇命部分战士避开敌人，自己仅带两名战士继续与敌周旋。2月18日，两名战士在濛江县城东南大东沟一带牺牲。是日，杨靖宇在保安村三道崴子遭到敌人包围。杨靖宇在数日粒米未进、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仍双手持枪与敌战斗，不幸壮烈牺牲。日寇野蛮地割下他的头颅，又将他的遗体解剖。解剖的结果，发现他胃中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残暴的敌人对此也感到震惊。1946年，为纪念杨靖宇，人民政府特将濛江县改为靖宇县。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战役
2月23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战役开始。年初，八路军一二○师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将进至冀中和晋察冀等根据地的部队陆续召回晋西北进行整编、训练。日军为查明八路军在晋西北的兵力配备及作战能力，先后调遣1.2万余人的兵力，兵分六路，于是日开始进攻岚县、临县、方山、兴县等地，窜扰五寨、文水、交城、静乐、三交等地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作试探性“扫荡”。晋西北八路军与新军采取游击战术打击敌人，而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作战。在38天的反“扫荡”作战中，与敌交战30余次，毙伤敌军1100余名，俘敌200余名，收复方山、临县、岚县三座县城，至4月1日，结束了反“扫荡”作战。
定远自卫反击战
3月4日，皖东新四军定远自卫反击战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华中顽军又根据国民党军令部制订的《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在华中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进攻。是日，桂系李品仙的第一三八师和第一七一师越过淮南路，配合地方顽军，纠集了5000余人，分头围攻我位于合肥以北青龙厂一带的第四支队和定远以南大桥地区的江北指挥部，另以两个保安团向无为西开城桥地区的江北游击纵队进犯。面对顽军的武装挑衅，新四军集中第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主力，于12日向进攻大桥地区的颜仁毅所部顽军发起反击。经过一天战斗，全歼顽军第十二游击大队等部2000余人，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1000余人，并乘胜攻克定远城。17日，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顽军的进攻被击退，新四军在华中取得首次大规模反摩擦的胜利。
蔡元培病逝
3月5日，中国现代知识界卓越的前驱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蔡元培早年苦读经书，崇尚宋儒，并取得功名，连中举人、进士，在翰林院供职。甲午战争后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提倡新学，同情维新变法。1902年在上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女子学堂——爱国女子学校，并任校长。同年，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出任会长。1904年与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并任会长。1905年在上海经何海樵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参加了暗杀团，进行反清活动。1907年留学德国。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1912年因不满袁世凯擅权，辞职下野。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监察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反对共产党，成为蒋介石反共清党的追随者。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政治态度又有转变，积极主张抗日，赞同中共提出的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的政治主张。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副主席。1937年冬，上海被日军侵占后，蔡元培移居香港，直到病逝。遗著被编为《蔡元培全集》。
磁武涉林反顽战役
3月5日，磁武涉林战役开始。为了打下蒋介石的反共气焰，八路军总部下令集结了太行、太岳、冀南、晋察冀、冀中等军区的部队共13个团，任命李达为讨逆总指挥，指挥八路军向反共急先锋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所部发起反击，发动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八路军采用包围穿插奔袭战术，兵分三路，强行穿越国民党新二十四师防地，并向国民党新五军孙殿英部借道，直捣朱怀冰的军部。3月6日，朱怀冰所部被打得溃不成军，遗弃全部辎重及后方机关，向林县以南逃窜。7日，八路军一部轻装前进，渡过漳河，在卢家寨、东西岗地区咬住朱怀冰部后卫，拖住了朱怀冰。8日，八路军主力赶到，向朱怀冰部及混杂在朱怀冰部逃窜的鹿钟麟、金宪章、黄宇宙等游杂武装实施围攻。顽军大部被歼，仅3000余名残敌漏网，经横水、科泉南逃。在临淇地区，溃逃的顽军又遭到八路军别动支队伏击。朱怀冰、鹿钟麟最后仅率2000余人逃到修武境内。至11日，战役全部结束，共歼顽军万余人。这次战役与卫东反顽战役相呼应，对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布
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抗日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的原则。指示还强调，为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必须使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按照这种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其后，各解放区政权也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使敌后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真正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打击了汉奸和反动派。
日蒋香港、澳门秘密会谈
3月7日，日、蒋双方有关人员经秘密接触后，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开始举行秘密会谈，商议日、蒋议和的问题。日、蒋双方参加会谈的各为3人，日方是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中方是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宋子良(身份不详，自称是宋子文之弟)。日方出示了陆相火田俊六的证书，中方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书。会谈主要议定双方停战的各项条件。如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撤军与驻军、经济合作、蒋汪合作、治外法权及租界、聘请日本顾问、中国的地位等问题。10日，会谈结束。6月4日至6日，双方人员又在澳门市郊租用了一间空房，举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日方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出示了蒋介石的委任状。双方以香港会谈备忘录为基础，就满洲国问题、日本在华驻兵问题、汪精卫问题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讨论。会谈结束后，宋子良等频繁往来于重庆、香港之间，为下一轮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3人高级秘密会谈作准备。日、蒋双方商定：先在上海举行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会晤，待有结果后，再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板垣的会谈。其后，因日本内阁人事变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日方遂于10月1日下令停止秘密会谈、断绝在中国的“和平工作”，即所谓的“桐工作”。日、蒋秘密会谈便宣告破产。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发表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打退国民党顽固势力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须采取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同时还确定了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概括地说，就是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论政策》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基础，进一步阐明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总策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并对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以及文化教育等各项具体政策都作了详尽的阐述。毛泽东所制定的这些策略和原则，使我党我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效地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发展、壮大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成都抢米事件
3月14日，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是日上午8时，国民党成都特务人员纠集三青团员及中央军校学生约300余人，化装成老百姓，在成都新西门出发、老南门吹哨集合，首先捣毁地方的重庆银行，高呼“打倒下江人”、“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等口号。然后，又在四川银行前吹哨集合，将四川银行捣毁。这时，警察在旁不加丝毫干涉。由于银行仓库捣毁后满地是米，在暴徒们呼啸而去后，老百姓纷纷前去“抢米”。11时，警察大批出动，抓走“抢米”老百姓约100余人。受地方势力和文化界支持的《时事新刊》社临近重庆银行，该刊物的职工因此被捕，总编辑李亚凡为中共党员，被诬陷为领导抢米的主犯，被捕后立即遭到枪杀。其后，《时事新刊》被查封，全体工作人员被捕。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这次事件，大造谣言，说这次抢米风潮是共产党领导的，并说在川军中有许多中共党员。国民党特务借此实行大逮捕，一方面逮捕原刘湘武德社的成员郭秉彝等人;另一方面又逮捕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负责人车耀先，中共党员洪希客以及救亡团体、学校、政府机关中的中共党员约16人，并非法捣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事件发生后，《新华日报》社长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中共代表叶剑英也向国民党方面交涉，要求释放罗世文等人，但毫无结果。鉴于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1日发出《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中共成都市委随即发表了《为3月14日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说明了事件的真相，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事件的态度。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发表
3月15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该通电向全国痛斥汪精卫高揭伪青天白日旗，遍设伪军伪党、号召和平反共而行反共灭华之实的卑劣行径和险恶阴谋，指出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倡言反共;抗战之危机，实不在敌伪之猖狂，而在我抗战阵线内部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对国民党顽固派及投降派的反共投降阴谋予以揭露并发出警告。该通电还呼吁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弭摩擦，反对内战，全国同心，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最后，该通电表明了八路军、新四军誓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的抗战决心。
半塔保卫战
3月19日，半塔保卫战爆发。是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乘我新四军四、五支队西调定远与桂系顽军作战之际，调集其三四九旅、独立六旅、常备十旅、补一旅等部共约万余兵力，向我在津浦路东来安县半塔集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驻地发起围攻，企图与津浦路西的桂系顽军相呼应，东西夹击我军。驻守半塔集的新四军只有五支队教导大队的三个军事队、两个学生队、一个女生少年队，约500人;附近有十团两个营、十五团两个连和特务营，约2500余人，但新战士多，武器装备差。21日，顽军分三路向半塔集及附近我军驻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军在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明等人的指挥下，收缩防线，坚守半塔集，与顽军展开激战，多次击退顽军进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得知这一消息后，急令叶飞率挺进纵队日夜兼程北上增援。26日，挺进纵队在击溃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顽军独立六旅后，从半塔集东南打开缺口，并与从路西赶来的苏皖支队取得了联系，解了半塔集之围。27日，张云逸、罗炳辉率主力东返，先头部队距半塔集仅40里地。韩德勤见势不妙，下令顽军后撤逃跑。29日，新四军分三路全线反击，追击顽军，一直打到三河南岸。尽管顽军逃到了三河以北，我军未能歼灭该敌，但将三河以南地区的土顽和反共政权一扫而光，扩大和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在天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泉8个县迅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召开
3月20日，在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青岛会谈的基础上，汪伪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伪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案，决定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旗，但另附加标志，成立日期为3月30日。21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等提案，并决定废止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名称，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等。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实施宪政》、《重庆政府处置方法》等提案，并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各部各委员会的人选。会议于22日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10人：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曾醒、刘郁芬、李圣五、叶蓬(未计汪精卫);临时政府5人：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维新政府5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国家社会党2人：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2人：赵毓松、张英华;无党派4人：赵正平、杨毓洵、岑德广、赵尊岳;蒙疆联合自治政府2人：卓特巴札布、陈玉铭。这次会议，完成了汪伪政权成立的全部准备工作。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3月30日，在日本特务在华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的首脑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还都宣言”。同日，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宣布取消，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伪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形式，设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汪精卫任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为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院长;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等14个部;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长由汪精卫兼任;下设办公厅、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等。伪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省政府，以及南京、上海、汉口三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其先后成立的地方军事机构有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开封绥靖主任公署、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闽粤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等。伪国民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积极反共，破坏抗战，对广大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镇压和经济掠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犯下了滔天大罪。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政权即告瓦解。
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原华北临时政府的名称也废止，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也于本日宣告正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常务委员兼内政总署督办由王克敏兼任，常务委员兼财政总署督办为汪时，常务委员兼绥靖总署督办为齐燮元，常委委员兼实业总署督办为王荫泰，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为汤尔和，常务委员兼建设总署督办为殷同，常务委员兼政务厅厅长为朱深，委员为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江朝宗、赵琪、马良、潘毓桂。该委员会在汪伪政权中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拥有直属的绥靖军，并全权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沦陷区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的政务，承担所谓“防共”、治安、资源开发及调节物资供求关系等方面的任务，除对外关系外，在内政各方面实际不受汪伪国民政府统制，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实际控制的一个傀儡政权。其行政设置是：在政务委员会下设省和特别一市，省以下设道、市、县，省长、道尹、市长、县知事由政务委员会任命。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即行解体。
冀中反扫荡战役
4月10日，冀中反扫荡战役开始。是日至5月底，日军乘我冀中部队赴冀南和太行地区参加反顽作战之际，从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沿线，分四个地区，对大清河北、唐河、潴龙河流域、子牙河流域、沧石沿线，连续进行了50天的“扫荡”。日伪军在军事上采取频繁合击、分区“清剿”、连续追击、夜袭、伏击等战术手段，企图捕促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在政治上则建立伪政权、伪组织，摧毁我党地下组织，并施以小恩小惠，欺骗麻痹群众，分化统一战线;在经济上破坏生产，掠夺财物，滥发伪币。针对敌情，我军将后方机关和部分主力移往山区整训，将留下来的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坚持斗争，并相机集中，伏击敌军，袭击据点，破坏交通。八分区发动4万群众，破坏了沧县至石家庄的铺轨路基，挖毁公路80余公里;六分区发动7万群众，破坏了深县、晋县、安平段公路70余公里。在政治经济上，整理财政，调整负担，禁用伪币，纠正锄奸工作中的“左”倾行为，打击汉奸伪组织，争取地主中间阶层，逐渐稳定了局势。经过大小90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3300余人，迫使敌人于5月底陆续撤走，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中共中央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召开
4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行区的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者有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宋任穷、戎伍胜等。会议着重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统一与政权问题，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以及积极打击敌人“囚笼政策”的问题，制定了加强根据地的统一战线、政权建设及财政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会议提议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筹备逐步成立统一的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政权;并决定改“太北军政委员会”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戎伍胜七人组成，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军政工作。会议于26日结束。这次会议通称黎城会议，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枣宜会战
5月1日，枣宜会战开始。日军为了确保其武汉占领区的安全、进一步威胁四川，动员6个师团约20万兵力，兵分三路，由河南的信阳、湖北的随县和钟祥三地出击，进犯湖北的枣阳、襄阳、宜昌等地，企图消灭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由信阳出发的日军右翼于1日攻占明港，8日攻占唐河;中路日军由随县出动，于8日攻占枣阳;由钟祥出发的日军左翼则于7日攻占张家集后，又北取新野。第五战区指挥部队，逐次抵抗后撤，伺机向外线转移。8日，攻占枣阳的日军与担任撤退掩护的第五战区第一七三师发生激战。该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境内阵亡殉国。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则赖以跳出日军合围圈，从外线向枣阳实施反包围。10日，日军合围襄阳;而第五战区部队则在襄阳以东地区先后收复唐河、泌阳、枣阳。17日，日军向北窜犯，再陷枣阳。5月31日晚，由随县进犯襄阳的日军渡过汉水;6月1日，襄阳被日军攻占。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攻陷荆门、江陵，击败第五战区的第二、二十六、七十五、九十四军。日军的进攻目标随即指向宜昌。6月12日，入川门户宜昌被日军攻陷，中国军队退守长江三峡出口处的两岸山地，与日军对峙。在日军南下进攻宜昌时，第五战区在豫南、鄂北的部队随后跟进攻击，6月3日克枣阳、4日克南漳、8日进至宜城，6月中旬大体进至钟祥、荆门、当阳、宜昌以北一线，与日军形成僵持之局，并收复了襄阳。枣宜会战至此结束。这次会战也称豫鄂战役、(第二次)随枣战役。
中共中央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区发出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一味强调华中特殊、不愿向敌后发展以实现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既定战略任务的右倾错误思想，《指示》强调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在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巩固和扩大自己，争取动摇的中间派，以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该指示还告诫东南局：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该指示还就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作了说明。但是，《指示》到达皖南后，项英仍拒不执行。在苏南的陈毅接到《指示》后，立即加以贯彻执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坚决还击，放手发展了抗日力量，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冀东反扫荡战役
5月5日，冀东军民反扫荡战役开始。是日，日军依托其在冀东建立的400多个据点，调集日伪军5000余人向冀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区“扫荡”。敌军一部1000余人由迁安、滦县、喜峰口出动，向滦河以东、长城以西地区进攻;一部1000余人由遵化、玉田、丰润等地出动，向燕山口合击;另以一部2000余人由密云、平谷、三河、蓟县出动，直盘山地区。冀东八路军采取分散作战、破坏交通、袭扰敌军的战术，与日伪军巧妙周旋，相机打击敌人。经过30余天的战斗，八路军作战47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至6月10日，日伪军被迫退兵，结束了“扫荡”。八路军第十三支队利用有利时机，乘势反击，打开了冀东西部根据地的局面。
张自忠战死
5月16日，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会战的南瓜店战斗中战死，以身殉国。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7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军官学校校长，第二十五师师长，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等职。1933年长城抗战时，任喜峰口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积极抗击日寇。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市长。七七事变后，一度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曾受国人非议。日军占领北平后，他拒绝与日本合作，逃出北平，辗转到达南京参加抗日。1937年11月，回部队任第五十九军军长。其后，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重创日军，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五十九军军长。1939年的随枣战役中，他指挥部队英勇杀敌，取得了田家集作战的胜利。在这次枣宜会战中，他奉命率部渡过襄河，侧击南撤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在襄河东岸宜城的南瓜店，由于无线电报被日军破译，他所率的总部直属队和第七十四师遭到日军包围。在激战中，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张自忠战死后，国共两党都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尽忠报国”的挽词，周恩来送了“为国捐躯”的挽词。朱德在祭文中说：“将军之伟绩，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悲悼!”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特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陈嘉庚访问延安
5月31日，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到达延安访问。1939年冬，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和进行视察。为了慰问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官兵、了解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陈嘉庚接受毛泽东的电邀，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阻挠，在侯西反、李铁民等人陪同下，到了延安。在延安，他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边区各界人士，参观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铁工厂、印刷厂等学校和工厂、陕甘宁边区社会秩序的良好，干部的廉洁奉公，使陈嘉庚深受感动，确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6月8日，陈嘉庚离开延安。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夏季反“扫荡”战役
6月7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夏季反“扫荡”战役开始。是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以及日军驻绥蒙的谏山、石丸两支队共集结2万余人的兵力，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日军连续分进合击方山、临县、岢岗、河曲等地，然后向中心区兴县合围，企图趁一二○师刚返晋西北立足未稳之际，消灭该部主力。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和决死队一部一面展开分散的游击战，一面集中主力捕捉战机，相机歼敌。14日，日军第九独立混成旅团村上大队1000余人进犯静乐县米峪镇。16日，一二○师三五八旅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在米峪镇地区将村上大队包围。经过两天一夜激战，于18日歼灭村上大队500余人。7月4日，一二○师独立一旅、三五八旅等部在兴县以东的二十里铺地区伏击撤退之敌，歼灭敌军700余人，胜利地结束了夏季反“扫荡”战役。在这次反“扫荡”战役中，一二○师主力、决死队及地方武装共与敌军交战251次，前后共毙伤敌军4490人，收复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5座县城。
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举运动
6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施“新民主主义宪政”和在敌后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晋察冀边区首次在华北敌后开展了民主大选举运动。这次选举运动分四个阶段进行：6月15日至7月10日为准备阶段;7月10日至25日完成区代表会和区长民选;7月25至8月15日完成县议会和县长民选，并同时完成国大代表的选举;8月15日至9月初完成边区参议会、边区行政委员会、各职业团体的国大代表等项选举。在准备阶段，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先后发布了《各级选举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各级选举准备会议决定》、《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条例》等指示和法规，发动村剧团、宣传队、歌咏队深入乡村、游击区、接敌区宣传演出，布置各县发行宣传动员选举的小报100余种、10余万份，动员起边区群众的参政热潮。边区各党派、各阶层、各民众团体都积极推举侯选人，宣布竞选纲领，参加竞选活动。在这次民主大选中，晋察冀边区各地参选民众平均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中心区则达90%以上，游击区也达70%以上，妇女参选者达83.6%。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历时3个多月的大选中，边区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和区长、县议会和县长、边区参议员、行政委员会委员以及出席全国国民大会的代表，初步建立了县、区、村三级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边区范围内彻底摧毁了旧政权机构，使边区实现了政权的根本改造和新民主主义政治。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召开
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33人出席。会议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全面讨论了党务、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内政、交通的各项报告，尤其是关于战时经济问题。会议决定在中央党部中设立妇女运动部以促进全国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在行政院内增设经济作战部和战时经济会议以适应长期抗战;会议还决定把经济部改为工商部，专管工商及矿业;会议并决定设立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等机构以建立设计、执行、考核的“行政三联制”的基础。8日，会议结束。会议闭幕后发表了宣言，其纲要称：“①暴日野心无止境，为世界各国之公敌;②加强奋斗，纠正缺点，切实提高工作效率;③同胞同志积极奋起，完成抗战大业。”
八路军总部发布对日俘政策命令
7月7日，八路军总部发布对日俘政策命令。《政策令》郑重申明：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因此，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并须以弟兄待遇彼军。我军如有指战员违犯此项命令者处罚之;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予治疗，愿回国或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使其进适当学校;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的予以方便;对战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等。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
7月8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所属主力部队渡过长江，到达江都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根据中央指示，改建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留在苏南的部队则在茅山重新组建为江南指挥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刘炎、钟期光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辖一、四、五团;第二纵队以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委，辖二、六、九团;第三纵队以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为政委，辖三、七、八团;全部共计7000余人。苏北指挥部的成立，对开辟苏北局面有着重要意义。尽管所辖兵力不多，但指挥统一，行动协调，部队战斗力极强。苏北指挥部成立后，立即确定了东进黄桥、建立根据地的方针。7月25日，陈毅、粟裕指挥部队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向保持中立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借道，击溃南下进攻我军的陈泰运税警总团的两个团、歼其一个营并迫使其保持中立，歼灭北上进攻我军的何克谦保安第四旅近2000人、争取何部两个团起义，于29日解放了黄桥。新四军随即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游兵散勇，委派了泰县、如皋、靖江、泰兴、江都五县县长，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四个税卡，着手扩军，初步建成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江苏海安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为其下属机构。
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
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提出并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简称《中央提示案》。该案的主要内容为：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辖18县;新四军编入八路军战斗序列;八路军编3军6师另5个补充团，但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2个师，其他所有纵队、支队，游击队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地境在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没有国民政府军事机关的命令不得越境作战;八路军、新四军须在命令下达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规定地区;八路军、新四军扩编后不得再委以其它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并绝对服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27日，周恩来携带该案返回延安。经中共中央讨论，同意了周恩来稍作让步的意见。8月25日，周恩来返抵重庆。针对《中央提示案》，向国民党提出了《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内容为：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各地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但国民党方面顽固坚持其《中央提示案》，不肯让步。《中央提示案》是国民党顽固派加紧防共、限共、反共活动的产物，是其阴谋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步骤。
英国封锁滇缅公路
7月17日，英国政府宣布停止滇缅公路军事运输3个月，封闭了我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日本为制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削弱中国的抵抗力量，于6月22日威胁法国封闭了滇越公路后，又于6月24日以破裂英日关系对英国政府实施威胁，要求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在日本的威胁下，英国采取了牺牲中国以对日妥协的政策。7月18日，英国政府又正式与日本在东京签订了《关于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自本日起对滇缅路实行封锁3个月;在10月18日前的3个月内，日本设法与中国达成“全面之和平”。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中日两国愿意，则英国准备出面调解。该协定还规定，同时在香港也停止向中国输送武器弹药及铁道器材等军事物资。对于英国封锁滇缅公路的卑鄙行径，国民政府发布了《中国政府外交部关于滇缅路运输问题的声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严重抗议英政府与日寇签订协定》的时评，一致对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和谴责。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发表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必须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友军中扩大交朋友工作，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指示批评了三年来在党内和军队内忽视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和错误，严肃指出：研究对待友党友军及各阶级阶层的策略问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中级高级干部的中心问题。国际国内的重大变化行将到来，全党必须在精神上组织上有所准备，而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则是达到胜利的保证。要总结过去的经验，避免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策略上，对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我们只反对当前直接向我们进攻的极少数人，而联合及中立极大多数人，以便各个孤立与各个击破那些坚决的投降派和反共派。所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正确策略方针。该指示的发布，进一步纠正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左”倾偏向，促进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开展。
百团大战
8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为了打破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破坏日军进攻西安的计划，以影响全国战局，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争取战局好转，由八路军总部领导和部署、彭德怀副总司令直接指挥，八路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战役进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8月20日至9月10日，为交通总破击战，重点破击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华北各铁路、公路交通干线;第二阶段，自9月10日至10月6日，为攻坚战，在继续破坏交通线的同时，重点摧毁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我根据地的日伪据点;第三阶段，自10月6日至12月5日，为反“扫荡”战，以粉碎敌人的报复性扫荡。在历时三个半月的作战中，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二○师以及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共有105个团参战(故名百团大战)，而从战役的第二阶段起，苏、鲁、豫、皖境内的八路军为配合百团大战，也分别在本地区境内投入作战，使此次战役的战线长达5000余里。此次战役，八路军共进行了1824次战斗，毙伤俘日伪军共44000余人，其中日军为21000人;攻克日伪据点2900余座，收复县城26座;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公里，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建筑物260余处，煤矿5所，使正太路、平汉路停运一个多月;缴获步马枪5400多支，机枪200多挺，各种炮53门;炸毁敌机6架，装甲车13辆，坦克5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声威。
绥察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8月，绥察人民代表大会在大青山武归县西梁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抗日民主人士，以及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蒙、汉、回各族各界代表200余人。会议讨论了各族各阶层人民大力开展对敌斗争的问题，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后改称绥察行署)，以作为领导绥察敌占区抗日斗争的最高政权机关，办事处主任为姚喆，副主任为杨植霖。大会还制定和通过了《绥察施政纲领》，批准成立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员公署，成立萨拉齐、固阳、武归、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镇、丰凉等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并正式撤销战地动员委员会各级组织。
黄桥决战
10月4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调集3万余人的兵力，向黄桥发起进攻。黄桥决战由此开始。自新四军解放黄桥后，韩德勤先是派人与我军谈判，拟定防区，继又破坏协议，向我军进攻。我军击退韩顽进攻，并乘势攻占姜堰。攻占姜堰后，为保持政治上的主动，我军联络各界绅民代表向韩德勤发出呼吁，要求重开谈判，解决争端，并于9月30日退出姜堰，满足了韩德勤提出的谈判条件。然而，韩德勤却背信弃义，视新四军和平解决争端的诚意为软弱，于是日悍然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只有7000人，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韩德勤主动寻衅，政治上处于被动，这正是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良机。为了打好这一战，新四军作了周密的布置：首先争取了李明扬、李长江的苏鲁皖游击总队、陈泰运的税警团等国民党军队保持中立，然后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击顽军。战斗打响后，第一纵队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了顽军主力独立六旅，斩断了韩德勤进攻的右翼。接着，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又围歼了敌三十三师主力，并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一带的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经过一夜激战，六日晨，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部被彻底歼灭，第三四九旅也大部被歼，顽军对黄桥的进攻被彻底击败。为了扩大战果，囊括通、如、海、启，向海边发展，新四军猛追顽军，胜利占领海安。在到达东台后，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于6日停止了追击，主动结束了这场决战。黄桥决战，共歼顽军1.1万余人，扫除了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电”
10月19日，鉴于韩德勤顽军进攻黄桥遭到惨败，何应钦、白崇禧遂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和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等，逼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按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全部从黄河以南开赴黄河以北。“皓电”的发表，是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24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建议：“皓电”我们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有两个方案：一是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我军集结应战;二是主力立即分散，一部分秘密移至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不论怎样都须作应战准备。1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叶挺、项英发出指示，指出：对于“皓电”，中央决定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电”，以答复“皓电”。“佳电”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投降阴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警告，申明为顾全大局，同意将新四军江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但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11月15日，毛泽东发出指示：我们应广泛宣传“佳电”内容，剥夺蒋、何、白之政治资本。
晋西北军区成立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晋西北军区正式成立。一二○师领导机关兼军区领导机关，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周士第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军分区领导机关由各旅或纵队的领导机关兼。以神池、五寨、保德、河曲、偏关及朔县一部为第二军分区，辖独立第2旅和暂1师;以岚县、静乐、忻县、崞县、代县、宁武、阳曲北部及五寨、岢岚南部之管涔山区为第三军分区，辖第三五八旅;以临南县、临县、方山、离石、离东县为第四军分区，辖独立第一旅及决死第四纵队;以汾阳、文水、交城、清源、太原县、徐沟、阳曲南部为第八军分区，辖决死第二纵队及工人武装自卫旅。1941年3月和5月，又相继成立了军区直属军分区(辖兴县与黄河西岸之神府区)和第五军分区(辖雁北之左云、右玉、平鲁和山阴、朔县、怀仁、大同各一部)。将原雁北第六支队与专署的1个大队编成4个独立营，归第五军分区指挥。另，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辖骑兵支队和第四支队。晋西北军区的防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军区部队为51000余人。1942年10月，军区改称晋绥军区。
苏北临时参议会召开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议会在海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4个县的代表，共388人;其中，共产党员72人，占1/5弱。大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讨论通过了《苏北施政纲领》。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对该施政纲领的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重要的阐述。随后，如皋、泰东、泰兴、如西等县相继召开了参议会，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开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曹甸战役
11月29日，新四军、八路军发起曹甸战役。黄桥决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退守兴化地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暂不彻底消灭韩德勤部的指标，我军停止了对韩德勤的军事行动。11月，皖东顽军向我发动进攻，声言增援苏北;山东顽军也同时南下，进至淮阴，声言要武装调停摩擦;韩德勤见援兵到来，便纠集人马，攻占了阜宁西南的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并有继续扩张之势。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为了争取时机击退顽军对华中的进攻，遂决定发起曹甸战役，彻底歼灭韩德勤，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是日，我军集中主力10个团，分三路由东向西进攻，相继攻占了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区的包围。12月13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向曹甸发起总攻;15日，突破顽军前沿阵地，重创顽军。但由于新四军、八路军初次配合作战，进攻不协调，曹甸顽军工事坚固，我军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的经验，战斗准备又不够充分，因此屡攻不克，部队伤亡较大。16日，华中总指挥部决定停止攻击曹甸，对曹甸顽军改用持久围困战术。这次战役历时18天，歼灭顽军8000余人，再一次削弱了韩德勤的力量。从此，韩德勤一蹶不振，无力再与我军较量。
《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签订
11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政权的特派全权大使阿部信行、伪满洲国总理臧式毅在南京分别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以及《中日满共同宣言》。《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在“两国共同防共”的口号下，将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侵占合法化、永久化;在“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号下，规定日本船舰可自由出入和停泊我国的任何港湾和水域;在“经济提携”的口号下，规定日本可任意开发“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这个条约完全是以“近卫三原则”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为标准而签订的公开卖国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的主要内容有三条：①“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汪伪)互相尊重其主权和领土”;②“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③“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日本策划这一宣言，其目的是为了将自己与汪伪、伪满之间的那种帝国主义殖民国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肯定下来，以便配合德国所谓的世界战略，把中国变成它实行南进政策的大陆基地。
石友三被处决
12月1日，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恶贯满盈，被部将高树勋等人处决。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后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一八一师师长、六十九军军长、第十军团军团长、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等职。石友三在山东驻防期间，曾与我建立统战关系;但调到河北后，遂改变态度，坚决反共，勾结日寇，进攻我军。卫车战役后，石友三加紧了降日活动。这激起了石部多数将领的不满，也激化了石友三与蒋介石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是日，高树勋等人与蒋介石的亲信臧伯风共谋，在濮县柳下屯将石友三捕获，并于当夜将石友三活埋。
马寅初遭绑架
12月6日，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教授被国民党宪兵以请其谈话的方式带走，遭到软禁。马寅初是专门研究战时经济的专家。出于经济学家的强烈责任感，他从1939年起，就一直公开抨击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政策，揭露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痛斥孔祥熙、宋子文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主张开征战时财产税，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没收其不义之财以充抗日经费。他还痛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这刺痛了“四大家族”，马寅初遂遭毒手。马寅初被捕的消息，国民党当局严加封锁，对外则宣称将委任马寅初为某战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2月中旬，国民党当局谎称“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将马寅初解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秘密关押。1941年8月，马寅初被转移到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6月，又被解押到广西桂林囚禁。马寅初被捕后，国内外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抗议和声援活动。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只好于1942年8月下令将马寅初押回重庆，软禁在歌乐山木鱼堡四号家中。直到1944年冬，马寅初才恢复了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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