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工业战线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7月，焦裕禄被调往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械厂，任厂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依据。翌年8月，厂党委派焦裕禄和一部分转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5年初，洛阳矿山机械厂决定提前开工生产，通知在哈工大学习的同志，立即转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焦裕禄被分配到该厂机械加工车间，担任车间副主任。在学习和实习期间，焦裕禄全身心地投入，工业理论知识和工业企业管理知识提高很快，还总结了工段党小组工作任务、工段长工作方法和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等方面的经验，发表在大连《起重机厂报》上。
1958年春，第一金工车间的设备安装还没有完全结束，厂党委就下达了试制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实在困极了，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2.5米双筒卷扬机终于制造出来了。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械厂全面投入生产后，焦裕禄调厂调度科任科长。为了搞好全厂的生产调度，他逐一熟悉各车间的情况，对人员、设备了如指掌，全厂上千台设备，他台台心中有数;卷扬机上千个零件，他件件能说出它的形状和型号。因此他安排生产，任务明确，措施具体，受到工人们的赞扬。
1961年初夏，河南陆浑水库和杞县订购水闸上用的启闭机，由于制造启闭机的某些技术问题没解决，有人提出延期一个月交货。焦裕禄拿出杞县的一封来信读道：“汛期在即，恳切要求工人老大哥大力支援……”接着，他说：“时间就是粮食。机器能早一天运往现场，就能早一天使农民搞好水利，夺取农业丰收。这不仅是支援农业，也是支援我们自己。”工人们齐心协力，攻克难关，保证了按期交货。
奋战工业战线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7月，焦裕禄被调往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械厂，任厂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负责搜集洛阳的水文、地质、气象等历史资料，为选择厂址提供科学依据。翌年8月，厂党委派焦裕禄和一部分转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5年初，洛阳矿山机械厂决定提前开工生产，通知在哈工大学习的同志，立即转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焦裕禄被分配到该厂机械加工车间，担任车间副主任。在学习和实习期间，焦裕禄全身心地投入，工业理论知识和工业企业管理知识提高很快，还总结了工段党小组工作任务、工段长工作方法和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等方面的经验，发表在大连《起重机厂报》上。
1958年春，第一金工车间的设备安装还没有完全结束，厂党委就下达了试制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焦裕禄日夜不离车间，始终和工人劳动在一起，打水、送饭、递工具、喊吊车，实在困极了，就把大衣铺在一条长板凳上合一下眼。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国第一台新型2.5米双筒卷扬机终于制造出来了。
1959年春，洛阳矿山机械厂全面投入生产后，焦裕禄调厂调度科任科长。为了搞好全厂的生产调度，他逐一熟悉各车间的情况，对人员、设备了如指掌，全厂上千台设备，他台台心中有数;卷扬机上千个零件，他件件能说出它的形状和型号。因此他安排生产，任务明确，措施具体，受到工人们的赞扬。
1961年初夏，河南陆浑水库和杞县订购水闸上用的启闭机，由于制造启闭机的某些技术问题没解决，有人提出延期一个月交货。焦裕禄拿出杞县的一封来信读道：“汛期在即，恳切要求工人老大哥大力支援……”接着，他说：“时间就是粮食。机器能早一天运往现场，就能早一天使农民搞好水利，夺取农业丰收。这不仅是支援农业，也是支援我们自己。”工人们齐心协力，攻克难关，保证了按期交货。
绘制农村宏伟蓝图
1962年6月，焦裕禄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洛阳矿山机械厂，回到阔别十年的尉氏县，担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12月，中共开封地委又决定调焦裕禄到中共兰考县委先任第二书记，后任书记。
兰考位于豫东平原，是黄河故道上有名的老灾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然很差。1962年春，狂风流沙打坏了二十多万亩麦苗，秋天的特大内涝又淹坏了三十多万亩的庄稼，还有十多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干部忧心忡忡，灾民大量外流。焦裕禄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来到兰考的。面对严重的困难，焦裕禄决心改变兰考的面貌。12月6日，焦裕禄到兰考县委报到。当日，他参加了县委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在公社书记汇报会上，他扼要地传达地委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积极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抓好阶级斗争，搞好经济调整工作，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建议：领导干部要深入到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思想动向，带领广大农民群众牢牢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讨论中，他逐区听发言，询问了解各区各队的情况。晚上，焦裕禄修改会议总结报告，在关于领导问题上，增加五点意见：(1)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方向、道路，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觉悟;(2)从生产入手(实际从生产救灾入手)，解决生产、生活上的突出问题;(3)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教育，进一步提高干部思想水平，改进干部作风;(4)认真贯彻60条;(5)通过总结经验，进行评比表模，认真表彰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和五好党员、团员、民兵、社员，树立起办好集体经济，搞好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旗帜[1]。
为了全面了解灾情，了解风沙、内涝、盐碱形成的原因，寻找救灾的办法，12月11日，焦裕禄带领几名干部到当年灾情最严重的城关区老韩陵公社考察。他们深入村队走访群众，开座谈会。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御灾害，脱贫致富的愿望和他们的积极建议，进一步坚定了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而奋斗的决心。随后，他又召开老韩陵公社干部会，与基层干部一起，研究制定了抗灾自救的具体措施。
12月17日，焦裕禄给县委写了《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对当前的形势，集体经济状况，各阶层思想动向作了分析，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报告中说：“要经常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其不断提高三大觉悟，即爱国主义觉悟，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觉悟。要求每个社员做到五爱，即爱祖国、爱党、爱集体、爱劳动、爱林木和公共财物。认真巩固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特别“应当教育干部，发扬土改时艰苦深入的优良作风，认真地深入下去，深入到牛屋、饭场，深入到每家每户去了解情况，听取反映，宣传党的政策。”[1] 县委批转了焦裕禄的报告。
焦裕禄在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中很注重政策和策略。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乱抓人，不乱批斗人，对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教育，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在全县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忆苦思甜的活动。他把干部群众中的典型代表，请到县社干部会上讲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和苦难的家史村史，并指示有关单位将这些历史写成文章，绘成图画，配合实物，在城乡巡回展览。在他的主持下，由宣传部组织力量编写了《红梅冤》、《公审郭富荣》、《李广孝之死》等书。通过巡回展览和图书宣传，在全县产生很好的教育作用，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调动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2月中下旬，焦裕禄先后找了县委常委、副书记和县长、副县长等十多位同志谈话，谈他对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留在灾区工作的看法，询问其他同志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下一步工作打算。通过交换意见，焦裕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除掉兰考的灾害，首先要除掉思想上的病害;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观念转变，必须改变县委一班人的精神状态。
1963年1月8日，焦裕禄在为县委起草的《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兰考是个灾区，还有许多困难，过节必须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不论集体或个人，不要浪费一分钱，不办那些可办可不办的事。”《通知》特别规定党员、干部切实做到“十不准”，即：(1)不准用国家的粮、款、物请客送礼，大吃大喝;(2)不准参与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博;(4)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员摊派;(5)不准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或集体的物资……《通知》的贯彻执行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密切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
兰考由于连年受灾，在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消极情绪，想调离灾区到丰收地区去。焦裕禄深深感到：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县委领导干部挺不起腰杆，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展。1963年1月，焦裕禄召开县委扩大会，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带头到困难队去，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为改变穷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真正做到身不离群众，心不忘灾区。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几位县委领导同志向焦裕禄汇报工作，焦裕禄说：“请大家跟我到火车站走一趟。”大家不知用意，跟着前往。兰考火车站风雪弥漫，天寒地冻，那里拥挤着很多灾民，等候着开往外地的火车。焦裕禄心情沉重地对同伴们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害逼迫他们离乡背井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安居乐业，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焦裕禄满脸是泪，再也讲不下去了。几位县委领导同志也都难过得低下头，而心里却豁然开朗。风雪夜车站之行，使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教育，增强了率领广大群众团结奋斗，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
当时，县委有的领导主张派干部劝阻灾民外流。焦裕禄却认为：“我们的着力点不能放在劝阻外流，争取外援上，而应是发动组织群众，树立抗灾信心，搞好生产自救。”1963年2月，县财政局要发放一笔支援困难队的投资款。焦裕禄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不能贪污，不能浪费，不能挪用;一面指示县财政局：不能平均分配，要有重点地使用这笔钱，要按“穷、硬、明、纯、快”五个字来办。穷，就是连年遭灾，底子特别空;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穷;明，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纯，就是班子里没有坏人，干部作风好;快，就是一扶就能起来，很快翻身。
在开展“如何才能战胜灾荒，改变兰考面貌”的大讨论中，焦裕禄组织县委领导班子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有九个区长和一些党员为革命壮烈牺牲。焦裕禄语重心长地对县委常委们说：“兰考这块地方，是烈士们的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灾大地贫人穷，就把她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领导群众战胜自然灾害吗?”[1]
焦裕禄到过全县许多村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勤走、勤看、勤问、勤记，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发现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他对县委的同志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确实灾害大，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我们要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2] 焦裕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县委一班人。
2月，县委开始讨论抗灾治灾的问题。焦裕禄说：“我们应该相信兰考广大群众有改天换地、治穷致富的迫切愿望和积极性。只要县委拿出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蓝图，广大群众认准了前进的目标，就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把宏伟蓝图变成灿烂的现实!”[3] 经过讨论，县委决定开展“治沙、治水、治碱”斗争。首先成立除“三害”办公室。接着，从全县抽调120多名干部、技术员和老农，组成“三害”调查队。焦裕禄表示，他既当队员，又当“队长”。同志们认为他工作多，又有病，都劝他不要下去。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4]
风沙灾害，在兰考非常严重。座座沙丘，盘踞在兰考大地，随风移动，吞噬良田和庄稼，多年来就犹如座座顽固的堡垒，久攻不克。焦裕禄亲率“三害”调查队，奋战在勘察沙丘，追寻风口的第一线。经过几十天的奔波，焦裕禄等县社领导和调查队员跑遍了全县86个大小风口，261个大沙丘，63个沙群。在此期间，焦裕禄还走访求教许多有经验的基层干部和老农，掌握了风沙灾害的成因和治理办法等大量第一手资料。一次，焦裕禄在张庄大队了解到一个奇迹：大风能把坟刮平，把棺材刮出来;但在坟头封上一层淤土后就不会被刮平。他说：“一个人，一个早晨就封住一个坟。我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有成千上万人，干它几年，拉淤土封沙丘，再种上草，栽上树，用这种 ‘贴膏药’、‘扎针’的办法就能把灾害的沙丘，变成锦绣绿洲。”[1]
盐碱对农作物危害极大，撒下种籽腐烂，出来禾苗碱死。农民们祖祖辈辈都是有空就补，见苗就留，结果是一块地种几种作物，远看一片青，近看大窟窿。为了治理盐碱，焦裕禄从抓点入手，在金营大队搞台田试种棉花。他进行了大量调查，了解到群众治理盐碱地的很多方法。如翻淤压碱，挖沟淋碱，冲沟躲碱，铺沙盖碱，种植耐碱作物等。
在兰考，几乎年年有涝灾。5月18日，瓢泼大雨整整下了一天多，降雨量达到了180毫米。次日黎明，焦裕禄冒雨到郊外田间查看水情。回到县委后，各公社纷纷传来受灾的消息，不是房倒屋塌，人畜受困，就是庄稼被水淹没，洼地变成汪洋。早饭后，焦裕禄带着办公室的同志，冒着倾盆大雨，顺着滚滚水流，察看水路去了。他们越过陇海铁路，渡过杜庄河，来到王孙庄。正巧，城关公社党委在这里开防汛会。焦裕禄又参加会议和大家一起讨论。有的说：“满心想摘掉灾帽，可这场大雨一下，就像系上个帽带，灾帽戴得更结实啦!”有个干部不发言，“呜呜”地哭……焦裕禄见此情景，陷入了沉思：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应帮助干部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他说：“我们干部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怨天尤人不可有，悲观丧气不足取，无所作为不能要!”[2] 大家振奋了精神，提出了许多抗灾自救的具体措施。焦裕禄把这些归纳为“四丢四捞”：洼地丢了岗上捞;农业丢了副业捞;地上丢了树上捞;夏季丢了秋季捞。
8月初，又连降暴雨，降雨量达到359毫米，大片庄稼被洪水吞没，不少村庄被洪水包围。焦裕禄认为，大水遍地流是查看水路的最好时机。他和县委其他同志带领“三害”调查队，兵分几路顺水直追，站在洪水中细心观察流向，掌握了大量有关水害资料，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兰考的地势西高东低，每下大雨洪水自然东流，形成了借山东之路入海的自然趋势，常给山东曹县造成客水之患。过去，两个邻县为此纠纷迭起。 1958年，山东为了蓄洪浇地，在豫鲁边界筑起太行堤，使兰考的洪水一点也泄不出去了。1963年8月，一场大雨使南彰、张君墓两个公社的东部一片汪洋，平地行船。面对这种情况，一方准备破堤，一方加强堤防。为防止矛盾激化，焦裕禄力挽狂澜，一面通令南彰、张君墓公社各级党组织不准破堤放水;一面派人到山东菏泽地委汇报工作。中共菏泽地委听取了兰考代表汇报的除“三害”设想和面临的水患，十分赞赏兰考人民的雄心壮志，立即指示中共曹县县委从大局出发，为兄弟县解难。从此，两县人民团结治水，挖通河道，修好闸门，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水利纠纷。
焦裕禄带领“三害”调查队，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工作，终于摸清了“三害”的底细。他建议：各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都要制定除“三害”规划，并经各级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级批准。在焦裕禄的主持下，县委拟出了《关于治沙、治水、治碱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7月27日，县委经过第三次讨论后，初步定稿。焦裕禄在这个文件上批道：“我建议这个文件铅印1500份，发给党的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每人一份，号召他们学习，并出谋献策，为此立功。这个文件，今后要在各种会议上讲，如党代会、人代会、劳模会、各种干部会，也是党课、团课的辅助材料。”[1] 这个规划道出了焦裕禄和广大干部的决心：“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2] 随后，焦裕禄又在工作笔记本上写下誓言：“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7月12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来兰考视察工作。当他了解到兰考除“三害”的设想规划时，大为赞扬。他说：“老焦，你们的除‘三害’设想得好!我们大力支持你们!”[3] 他又指示《河南日报》大力总结宣传兰考人民的抗灾斗争精神和经验。省委领导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兰考干部和群众的抗灾斗志。
搏击风沙 战天斗地
1963年，是兰考人民在以焦裕禄为书记的中共兰考县委领导下，向“三害”进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9月26日，焦裕禄在《穷棒子精神万岁》一文中写道：“我县连续遭灾，在生产、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困难，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树立旗帜，鼓舞胜利信心。”10月7日，县委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四级干部大会。主持会议的焦裕禄激情满怀地为先进典型鸣锣开道：请模范标兵上主席台，让先进单位介绍经验。大会表彰了数十个先进单位，数百名模范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有：团结抗害，割草卖草，度过灾荒的韩村生产队;翻淤压碱，改良土壤，取得成绩的秦砦大队;挖沟排涝夺得丰收的赵垛楼大队;坚持自力更生精神，种足种好小麦的双杨树一、三队;丰收不忘国家，积极交售爱国粮的坝子生产队。焦裕禄把这几个典型概括为五句话：“韩村的精神”、“秦砦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1]。会上还命名了一批硬骨头队。同时树立了重视发展泡桐的胡集大队为林业红旗队。焦裕禄在会上说：“这些先进典型所走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迅速掀起除‘三害’的新高潮，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很快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2] 这次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大战“三害”，扭转兰考被动局面的动员大会和誓师大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鲜艳的旗帜一树立，在全县各个角落，很快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在县委的领导下，焦裕禄率领全县干群向“三害”发起了猛烈的总攻。
在除“三害”斗争中，县委采取先搞试点，由点到面，全面铺开的工作方法。如治沙，焦裕禄率领干部群众首先在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进行小面积翻淤治沙，封闭沙丘试验，用两天时间，封闭一个30亩大的沙丘，经过7级大风考验，沙丘没滚动，旁边的麦苗没打死。小面积试验成功后，县委又决定在爪营公社张庄大队搞大面积试验，发动群众大干30多天，把1000多亩大的17个沙捕全部盖上了一层半尺厚的淤土，经过多次7级以上大风的考验，效果良好。张庄、赵垛楼改造沙丘、根治沙害的经验推广后，全县很快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治沙高潮。在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提醒自己：不参加劳动，就会脱离群众，要通过参加劳动密切干群关系。他给自己规定：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就近劳动。不管在治理“三害”的工地上，还是在平时的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群众都说焦裕禄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1964年1月，在总结除“三害”工作时，同志们都说：干了这么长时间，总结得写一大本子。焦裕禄说：“不用，一张纸就总结完了。”他说：“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有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保粮，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1] 在总结治水工作时，焦裕禄说：“兰考整个地势西高东低，唯有西南一角北水南流，地面比降六千分之一，这是客观存在的基本情况;以排为主，排、灌、滞、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季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这是方法。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把圈子跑圆，把话说到，不要顶牛。”[2]
群众的贴心人 干部的好榜样
1963年10月，兰考县四级干部会议以后，一个大规模的治理“三害”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焦裕禄从多年的实践中体会到：作为领导，当群众的干劲越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越高时，就越要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
同年冬初，焦裕禄来到重灾队之一的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住队蹲点，一方面了解除“三害”的开展情况，一方面帮助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一天，焦裕禄来到葡萄架大队土山砦村一户贫农的家里，见夫妻俩满脸忧愁，几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他上前抱起一个小孩，观看屋内一切。掀开面缸，没米没面;摸摸饭锅，又空又凉。他又挨门逐户调查访问，困难的不只一户。他专门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研究救济对象和数量。会后，焦裕禄和队干部亲自把救济粮、款送到缺粮户家里。晚上，焦裕禄又来到那位贫农家拉家常，老贫农感动地说：“焦书记!您和咱真是心连心，俺豁出命来跟您干!”
严冬的一个傍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焦裕禄担心人畜安全过冬问题不能全面落实，便连夜起草了一份《雪天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房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必须深入牛屋，检查老弱病畜，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次日黎明，焦裕禄叫起县委大院的干部开会，明确指出：“在大雪封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1] 会后，他一面让办公室把《雪天工作》的通知迅速传达到各公社;一面组织下乡的干部，并准备救济款和救济物资。早饭后，在县委负责同志的带领下，县直机关干部都分路出发了。
这天，焦裕禄忍着病痛，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了几十里，访问了许楼、高照头、郭庄、金营、惠窑、梁孙庄等九个村庄，探望了靳梅英等几十家贫困户和烈军属。梁孙庄一座低矮的茅屋里住着两位老人，老大爷叫梁俊才，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老两口听说县委领导来看望他们，无比激动，大娘抚摸着焦裕禄的肩头说：“在旧社会，每逢大雪封口的时候，地主老财就到处逼债要粮;现在新社会俺受了灾，有了困难，你们却给俺送粮送钱送棉衣，俺一辈子也忘不了毛主席的大恩!”[2]
多年来，焦裕禄总是以艰苦朴素的“土气”和坚持党的原则的正气，来反对那种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在生活上严于律己，从不特殊。三年困难时期，肉类供应比较紧张。春节快到了，县委在厨房的同志给焦裕禄送来了几斤肉。焦裕禄立即问：“是每个人都有一份吗?”那位同志说：“这是照顾你的。”焦裕禄说：“谢谢同志们。请你把这份肉照顾别人吧!”焦裕禄帮助城关镇在一个大废坑养了鱼，待鱼长成个儿时，特地打捞几条让焦裕禄尝鲜。焦裕禄严肃地说：“鱼塘是集体的，怎能让我一个人尝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制度，乱尝鲜，集体财产不就变成私有财产了吗?”[3] 县委福利会的干部看到焦裕禄的被子破了，打算救济给他几斤棉花。焦裕禄知道后对这位干部说：“这棉花是专门救济灾区群众的，不能救济我;我需要，灾区群众更需要。”[4] 这些对焦裕禄照顾和送东西的同志，总是兴冲冲地提着东西来，心里热呼呼地带着东西走。
焦裕禄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不管其资历深浅，地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能凭借自己的地位捞取特权，更不能以功臣自居，为自己的享受开方便之门，或者给自己的亲友“优待券”。焦裕禄爱人的侄子初中毕业，想让当县委书记的姑父安排个工作。焦裕禄说：“不行!现在国家安排人员是有计划的，我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给自己的亲属安排工作。不能带头违反党的政策!”他还说服爱人和哥嫂放弃了替孩子找工作的念头。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了，因没有考上高中感到丢脸。焦裕禄打趣地说：“小梅啊!咱家几辈人都没有上过中学，你成了咱家的秀才啦!”当县食品厂招工时，他毅然把女儿送去当了工人，并亲自对厂长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而另眼高看，一定把她安排在最苦、最累、最脏的地方，这样对她的进步有好处。”
一天，夜深了，焦裕禄见11岁的大儿子国庆看戏回来，便追问哪来的戏票。儿子洋洋得意地说：“收票的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我爸爸叫焦裕禄，他就让我进去了!”听了儿子的回答，焦裕禄很生气，狠狠地批评儿子“看白戏是剥削人的劳动果实”。他说：“书记的儿子不能够自视特殊，高人一等。”孩子觉得做错了事，低头不语。焦裕禄掏出两角钱给儿子说：“明天你把这两角送给售票员叔叔，补上今晚的戏票钱。”从此，不管礼堂演多好的戏，焦裕禄的几个子女再也不去看“白戏”了。
焦裕禄原有肝病，可他全部身心扑在繁忙的工作上，常常忘记或顾不上吃药打针。医生感到这样下去对恢复焦裕禄的健康不利，便向县委提出停止焦裕禄工作的建议。然而，在一个共产党员看来，停止他的工作比病痛还难受。他没有采纳医生的建议，反而更加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不中断治疗，医院又提出派一个顺路的护士到焦裕禄家里给他打针的建议。可焦裕禄连这微小的照顾也不肯接受。他说：“我能走，还是到医院去打针吧!不要麻烦医院的同志了。”
1964年3月的一天，焦裕禄到中共开封地委开会时，肝病又复发了。他那蜡黄的脸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右手紧紧地顶着肝部。地委的同志请来一位名医给他看病，开了四剂中药。焦裕禄服后，感到疗效很好;后来他看到中药发票，感到药品贵重，就不吃了。领导和同志劝他再服几剂，他却说：“兰考是个灾区，群众的生活很困难，吃这么贵重的药，我咽不下去!”兰考县的各级干部从焦裕禄的言身传教中，受到极大的教育和启发，大家都称赞说：“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64年起，焦裕禄的肝病愈来愈重了。人们经常看到，焦裕禄在开会作报告或听取汇报时，总是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膝盖顶住肝部。他棉衣上的第二、第三个扣子总是不扣的，时常用手压住肝部。在办公室或家里，铅笔、掸子和茶缸盖都成了他压迫止痛的工具。天长日久，焦裕禄坐的藤椅就被顶了一个大窟窿……焦裕禄为了坚持工作，暗中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啊!但是，焦裕禄总是用顽强的毅力克服剧烈的疼痛，从来不吭一声。他觉得工作带来的欢乐，远远胜过了疾病造成的痛苦。一天。他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骑着自行车，下乡检查工作。一路上，他的一只手不住地在肝部按压，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随行的同志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疼得很厉害?他却平静地回答：“没什么!”他们到了三义砦，公社书记让他先休息一下。他说：“你还是先谈谈工作情况吧!”边说边掏工作手册和钢笔。公社书记只好向他汇报工作。焦裕禄一面听汇报，做笔记，一面用左手紧紧地顶住剧痛的肝部。做笔记的右手不时地颤抖起来。钢笔好几次从手中滑落下去。但他仍强打着精神，坚持听完汇报。
回县后，经医生诊断，焦裕禄的肝病十分严重。上级党委决定，焦裕禄必须转到开封医院治疗。
晚上，焦裕禄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刚躺到床上，肝部剧烈的疼痛使他蜷曲着身体在床上发抖。实在难以忍受了，他干脆不睡，穿好衣服，坐到桌子前，抽出钢笔，摊开稿纸，准备写文章。他整理着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考虑着文章的结构，早把病痛置之脑后，在纸上写出了文章的题目和提纲：
《兰考人民多奇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一、设想不等于现实。
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
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去开封治疗。这天，焦裕禄被人搀扶着走向车站。他望着兰考大地上的一切，望着前来送行的同志们，心里很不平静，走几步，停一停，回头看一看，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
火车将要开动前的几分钟，焦裕禄又把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叫到跟前，说：“除‘三害’是兰考36万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你们一定要搞好。我看病回来，还要听你们的汇报。”
在地委、省委的关怀下，焦裕禄先后在开封、郑州、北京的大医院里治疗。经过名医几次会诊，确定为肝癌。
4月19日，医生把护理焦裕禄的同志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两份诊断书，一份是给焦裕禄看的，上面写着：“慢性肝炎，注意休息，对症治疗。”另一份上面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字：“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医生说：“他最多还有20天的时间。”护理的同志像傻了似的放声痛哭，拉着医生的手，说：“我恳求你，请你把他的病治好，俺兰考是重灾区，兰考的工作需要他，兰考人民离不开他呀!”
为了让焦裕禄平静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和兰考县委都没有把这个噩讯告诉他。中共河南省委决定：焦裕禄转回郑州继续进行“治疗”。
焦裕禄的病情继续恶化的消息传到兰考，一批又一批基层干部和群众来到县委会，询问焦裕禄的病情和住院地址。县委领导和同志纷纷赶到郑州去看望。
每当见到县里来探望的同志，焦裕禄总是强忍着剧烈的病痛，询问县里的情况，一谈起工作，他就精神焕发。
一天清晨，医生来检查病房，无意中发现了焦裕禄右腹上有许多烫伤的小水泡。一问守护在焦裕禄身旁的同志才知道，是焦裕禄为了不使自己发出痛苦的呻吟，影响病友的睡眠，用烧烫的烟嘴，顶住肝部时烙下的。为了减轻焦裕禄的痛苦，医生决定让他单独搬进隔音病房去住，并告诉他：“老焦，在那里你可以大声呻吟!”病友们也劝他：“焦书记，你去吧，疼得真支持不住时，你就痛痛快快地哼几声，减轻点痛苦!”焦裕禄笑了笑，说：“没什么，古代的关云长能够做到‘刮骨疗毒’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更应该战胜病痛!”在同病痛作斗争的过程中，他有时疼得全身是汗，有时疼得蜷成一团，默默地忍受着折磨，从来没有哼过一声。一个病人的家属知道焦裕禄患的是肝癌，却没有听他叫过一声痛，感到很奇怪，就向医生打听：“姓焦的病人疼得那么厉害，也不听他叫喊一声，他用的是什么‘特效药’?能不能也让俺的病人用这种药?”医生说：“什么特效药也没有用。他疼痛而不喊不叫，只因为他是一位刚强的共产党员!”
5月初，焦裕禄病情危重。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来看望他。他嘱咐说：“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讲，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5月10日，县委领导带着全县人民的心意来探望焦裕禄。他紧紧地拉着同志们的手，问：“咱兰考淹了没有?”同志们告诉他“排涝工程起作用，没淹”时，他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下午，焦裕禄的大女儿守凤来到病房。她知道父亲危在旦夕，一进门就倒在父亲怀里。焦裕禄抚摸着女儿的肩头，嘱咐说：“小梅，别难过!你从我这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你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书里，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歇了一会儿，焦裕禄摘下手表，放在女儿手上，说：“这块表留着你用吧!要记住，它那嘀嘀嗒嗒的走动声，是在告诉你，时代在前进!也是在问你：在这分分秒秒里，你为党为人民作了什么……”
肝癌的折磨，使焦裕禄每说一句话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长时间的说话使他精疲力尽。从5月10日到13日焦裕禄没吃一口饭。医院向上级领导发出了焦裕禄病危的通知。5月13日，省委、地委领导同志来到焦裕禄病床前，沉重地对他说：“裕禄同志，党为了治好你的病，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
焦裕禄点点头回答：“我明白了……”
“焦裕禄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就向组织上讲吧!”
焦裕禄拉着省、地委领导同志的手，说：“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我心里感到很难过!”领导安慰他说：“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时候，焦裕禄是多么想把心里的话全部向党组织倾诉啊!可是他舌硬气短，只是断断续续地说：“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多花钱……”[1] 他昏迷过去了。醒来后，对满面泪痕的爱人徐俊雅说：“不要哭，你要坚强，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为人民服务……要教育孩子……把他们培养成为红色接班人。”[2]
1964年5月14日清晨，焦裕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焦裕禄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兰考，36万人民顿时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兰考县群众代表到郑州瞻仰焦裕禄墓时，一位老农民趴在墓前，泣不成声地说出了兰考人民共同的心声：“俺们的好书记，您是为俺兰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
1964年11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焦裕禄逝世的消息。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为人民忠心耿耿》一文，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模范事迹。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焦裕禄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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