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1月4日，皖南事变发生。是日，叶挺、项英遵照中共中央命令，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计划经茂林，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溧阳，然后从镇江相机渡江北上。6日，新四军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包围。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国民党军新七师、四十师、十六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二师、八十三师、一四五师、六十五师、一四四师以及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利用有利地形，作了周密布置，准备一举围歼新四军。新四军被迫自卫，奋力抵抗。在紧急关头，项英优柔寡断，并改变突围方向，打乱了原作战部署，丧失了突围的战机。虽然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但因仓促应战，寡不敌众，加之地形不利，弹尽粮绝，经8昼夜血战后，14日，阵地全部被顽军攻占。除黄火星、傅秋涛率千余人突围外，新四军指战员部分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和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政治部秘书黄诚根据组织决定与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被叛徒刘厚总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竟于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军长“革职”、交付“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
宋庆龄等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1月12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述民等为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由香港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8日，宋庆龄、何香凝由香港再电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并要求蒋介石“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行动”。2月9日，宋庆龄等第三次电告蒋介石，强烈抗议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这三次抗议，对蒋介石集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对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鲁迅研究会成立
1月15日，鲁迅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是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举行，延安的鲁迅研究者30余人出席大会，主席为艾思奇。在会上，萧军报告鲁迅研究会筹备成立的目的、经过以及今后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步骤，并进行了自由发言讨论，通过了规约，宣布了第一批参加研究的人员：艾思奇、陈伯达、雪苇负责鲁迅思想研究，萧军负责鲁迅行传研究，丁玲、周文、舒群、周扬、立波负责鲁迅创作研究，范文澜、江烽、胡蛮负责鲁迅学术研究。由艾思奇、周文、萧军3人组成干事会。由干事会的3人及周扬、陈伯达、范文澜、丁玲、萧三、胡蛮、张仲实等10人组成编委会，负责将每年的研究成果汇集出版研究丛刊一册。鲁迅研究会的成立，推动和加强了鲁迅研究的工作。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严重的事变，应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指示还分析了皖南事变的原因，并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利用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充分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倒行逆施的反动罪行;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惕性，做好作战的充分准备。指示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反共进攻的方针。
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根据中央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八路军教导第五旅改编为独立旅。新四军新的战略部署是：第二、四师分别在淮河南北活动，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防御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第五师独立坚持鄂豫地区，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七师的联系;第七师坚持皖中地区，并在皖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第六师坚持苏南;第一、三师坚持苏北，建立以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
中共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办法的两个十二条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取消新四军、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罪恶阴谋，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①悬崖勒马，停止挑衅;②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③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④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⑤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⑥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⑦撤退华中的“剿共”军;⑧平毁西北的封锁线;⑨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爱国的政治犯;⑩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12)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2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玉皇观同黄炎培、邹韬奋等人共商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后，向中共中央建议以中共7名参议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中共参议员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国民党拒绝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却又故作姿态，要求中共出席参议会，想借此孤立中共。一些民主人士也希望中共能做出让步。针对这种情况，28日，中共中央又提出解决皖南事变临时办法十二条，即：①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②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的被捕人员;③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各地扣寄抗日书报的命令;④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⑤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⑥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⑦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⑧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6个军;⑨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⑩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支;(11)成立各党各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派遣1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然而，尽管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将原定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改为了临时解决方法十二条，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接受。因此，中共参议员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予以沉重的政治打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豫南战役
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是日，日军乘国民党忙于反共之际，以七个半步兵师团又一个骑兵旅团的兵力，分三路向豫南正面战场发起进攻。同时，皖北、豫东的日军也分路策应豫南日军作战。至30日，沿平汉路北进的日军中路兵团先后占领明港、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进抵舞阳;在铁路东侧的日军右翼兵团沿陡沟、汝南、上蔡一线推进，并东达项城;在铁路西侧的日军左翼兵团经邢庄抵沙河店，并分兵西进桐柏，复北转泌阳，进达象河关。此外，自皖北宿县一带西进的日军进陷蒙城、涡阳等地;豫东的日军也攻陷周家口。面临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将“剿共”部署改为对日作战部署，把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何柱国、孙桐萱、王仲谦等部匆匆由“剿共”阵地撤回，仓促应战。中国军队采取避免正面决战、主力机动转移的作战方针，派遣一部深入敌后破坏日军后勤运输，而以主力向日军两翼迂回侧击。日军中路兵团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而左右两翼兵团却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不得不变更部署，将中路兵团分为两路，一路与汝南北进的日军夹击中国军队，一路则与左翼兵团配合，进犯舞阳，夹击中国军队。日军再度扑空。集结于豫西的中国军队主力分路向舞阳敌后围击，攻击日军侧背。日军遭到打击，遂于2月2日南撤。中国军队随后跟进，乘势反击，收复了南阳地区。2月6日，日军向唐河以东退去，撤出战场，战役遂告结束。豫南战役，中国军队共歼日军9000余人，取得了局部的暂时胜利。
潘家峪惨案
1月25日，潘家峪惨案发生。潘家峪位于冀东丰润县城东北60里处。在惨案发生前，全村有220户人家，1700口人，是丰(润)滦(县)迁(安)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常驻地。是日拂晓，驻唐山、滦县、迁安、丰润、遵化、玉田等地的日伪军联合出动，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日伪军逐户搜查，强迫群众到村西的大坑里集中，有不愿去的，当即被杀害。日伪军在地主潘惠林的大院中铺满秫秸、茅草、松枝，浇上煤油，布置好杀人现场后，便将群众由西大坑赶进了潘惠林大院。下令开枪后，日伪军开始了屠杀。站在院墙(有一丈多高)上的日军用步枪、机枪对准人群猛烈射击，同时开始放火。宅院中的群众除少数人死里逃生外，大部分都惨遭杀害。日伪军停止射击后，又向尸体堆扔手榴弹，炸得尸骨横飞。同时，日伪军还在村内村外四处搜索，将抓到的群众32人(多为妇女儿童)在南崖集中杀害，点火焚尸。有30多名妇女在白薯窖中被日军奸污后，也惨遭杀害(尸体亦被焚烧)。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全村被杀害的人数达1230人(一说为1237人);房屋被烧毁1000余间，粮食、衣物荡然无存。潘家峪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一个具体罪证。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发表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决定》指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蒋介石已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为了保卫民族利益，抵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步骤，我党中央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即于1月20日由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其反革命命令及谈话。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蒋介石发动的国内分裂，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前，我们也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对于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必须提出坚持12条要求，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争取实现新的时局好转。
陕甘宁边区禁止法币流通
1月30日，为了维护边区金融，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布告，宣布从本日起，边区境内禁止法币流通。凡藏有法币者，须向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并规定：禁止私带法币出境，但因正当营业或旅行须带法币出边区境外的，数额在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须申请专员公署核发准许证;直属各县则直接申请财厅核发准许证;凡银行邮局及其他金融机关承汇款须至边区境外的，须由汇款人取得准许证后，才能承汇;凡取得准许证的，可以凭证用边区票币向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法币;凡未取得准许证而私带法币出境、数额在100元以上的，如系无知误犯，可勒令将其法币存放银行或兑以边币，如系有意破坏法令，重则没收，轻者处罚;查获私运法币出境、经政府核准没收或处罚的，其没收款或罚款以五成充公、五成赏给查获人。2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颁布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在边区境内流通的命令，并以边币收回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法币的一种在边区境内流通的辅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和出境、代之以边币，克服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而给边区造成的严重财政困难。
项英殉难
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安徽泾县殉难。项英，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1898年生，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领导京汉铁路总工会、二七大罢工、武汉和上海的工人运动，历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坚持南方游击战争。1937年，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组建新四军，任副军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1年1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对蒋反共政策退让迁就，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其本人也在事变中殉难。
豫皖苏根据地反顽斗争失利
2月10日，豫皖苏根据地反顽斗争失利。豫南战役结束后，集结在新黄河西岸的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和骑兵第八、第三师，兵分三路，向我张村铺、王市集、江口集悍然进攻。新四军第四师部队顽强反击，在蒙城南半古店、罗集与顽军血战。由于新四军第四师在指挥上失误，没有集中优势兵各个击破顽军，相反分散兵力与敌作战，故遭受重大损失，被迫退至涡河以北，放弃了涡河南岸地区。4月，顽军渡过涡河，继续向我进犯;日伪军乘机“扫荡”淮上;根据地内的反动会道门也乘机暴乱。我军处境困难，5月被迫撤到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豫皖苏边区党委随军转移，地方党转入地下。至此，豫皖苏根据地除睢、杞、太及萧县部分地区外，其余地区全部丧失。我第四师及边区党政机关在这次反顽斗争中伤亡、失踪共4000千余人。这次严重事件，被称为“第二次皖南事变”。
新四军讨伐李长江
2月16日，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伐李长江战役。皖南事变后，日伪也调兵遣将，一面部署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进攻，一面对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实行诱降。2月13日，李长江与其一支队司令丁聚堂、二支队司令颜秀五、六支队司令陈才福、七支队司令秦庆霖、十支队司令范杰率所部8个支队共3万余人在泰州公开投敌。汪精卫将该部编为第一集团军，特任李长江为总司令。隐蔽集结在海安以西地区的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为了消除后患，乘李长江立足未稳，在粟裕的指挥下，于是日果断地发起了讨伐李长江的军事行动。按照预定计划，新四军沿海(安)泰(州)公路由东向西横扫，连克姜堰、苏陈庄等据点，接着，又以第一、第二、第三旅分左、中、右三路继续进击。20日，李逆巢穴泰州城被新四军攻克。21日，李部伪军被完全击溃，被新四军歼灭5000余人。李长江率残部狼狈逃跑。日军为救援李部，于2月18日由扬州、高邮、黄桥等地出动，侵占我海安、东台、姜堰、曲塘、安丰等城镇。新四军第一师因讨李战斗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便主动于2月21日撤出泰州，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
上高会战
3月15日，上高会战开始。华中日军为了确保其南昌占领区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防守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4万余人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于是日拂晓发动进攻，由南昌、安义等地兵分三路合击上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为北路兵团，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于15日攻陷奉新，17日推进到高安，但在国民党第七十军的逐次抵抗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合击上高的计划，于19日向安义北撤。日军独立混成二十旅为南路兵团，在16日强渡锦河后，遭到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的痛击，被迫向曲江方向退却。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为中路兵团，是进攻上高的主力。18日，日军攻陷高安，但在上高一线却遭到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的顽强阻击。为了加强第十九集团军的力量，第九战区又从赣西北抽调川军第七十二军投入上高会战。19日，北路日军被第七十军包围，伤亡严重，经过苦战才突破包围，向安义回窜。日军合击上高的左臂被斩断。20日，南路日军的攻击再度受挫，不得不由灰埠北渡锦河与中路日军会合。日军合击上高的左臂也被斩断。中国军队开始反攻，由南北两翼对日军实施包抄，决心围歼中路日军。22日，中路日军被第七十四军包围在上高东北地，后经数次包围和突围。28日，中国军队全线追击，追歼逃敌，收复失地。到4月2日，中国军队除收复战前地区外，又攻占了西山万寿宫。4月9日，又攻克安义日军的外围据点，取得了有利的对敌态势。上高战役遂告结束。此役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日军伤亡近2万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打得较好的战役之一。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张澜、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黄炎培辞职，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组织形式上采用团体会员制，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后来背叛人民的中国青年党和国社党等组成。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梁漱溟在香港创办了《光明报》。9月18日，《光明报》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向中外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建立，并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11月1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等在重庆召开茶会，公开宣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正式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
中共中央发布《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
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对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指出：从去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开始的反共高潮现似已告一段落，而走向低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们以佳电迎接了他的开始，以1月20日的攻势(老十二条)对抗了他的高潮，以3月2日的新十二条，打退了他在参政会上的最后一战。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并由于蒋的直接出面反共，被迫一改过去隐藏在背后的反共的态度，使广大群众过去对于蒋的幻想开始消灭。蒋之狰狞面目由蒋自己大大暴露了。这是蒋的最大损失。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皖南事变引起全国及全世界人士的注意，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了中国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我党地位已提高了。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重要的意义。它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
3月24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33人出席。在会上，居正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朱家骅代表组织部分别作了党务报告，王世杰作宣传报告，孔祥熙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行政院作政治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翁文灏作经济报告，康泽作三青团工作报告，张家璈作交通报告，陈济棠作农业报告，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周钟岳作内政报告，朱家骅作特种问题报告。会议通过了《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并充实本党基础案》、《恢复省县党部选举制度案》、《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加强政府机关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大量培植各级行政人才并制定党员从政办法借以加强党政联系促进建国工作案》、《党务工作纲要》、《改革党政建议书》、《建党纲领案》。会议决定田赋归中央、增设粮食、贸易两部。会上进行了人事调整。由于柳亚子先生在关于皖南事变的通电以及报刊和公开场合激烈地抨击过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开除柳亚子先生的党籍。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自过去三年八个月以来，尤其是最近半年之间，奋斗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出现了绝大的精神危机，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会议的宣言提出以“抗战建田”，同时并进“为国策，实行战时经济体制”;并居心叵测、含沙射影地攻击新四军和八路军;强调要“服从最高统帅之指挥”，加强对青年的教育。会议由此还通过了《加强学校训导工作以期青年思想均能导入三民主义正轨案》、《改善专科以上学校军事训练案》。会议于4月6日闭幕。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
3月30日，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在华北占领区的统治，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日寇华北方面军要求各部将辖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提出要巩固和扩大“治安区”，压缩“准治安区”，有计划地“讨伐”“未治安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动员伪军、伪机关开展了所谓的治安强化民众运动。从1941年至1942年，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共推行了5次。第一次，从1941年3月30日至4月4日;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9月;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第四次从1942年3月至6月;第五次，1942年10月至12月。在“治安区”内，日伪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调查户口，用圈村的方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扩建伪军，建立“治安军”、“保安军”、“警备队”，以镇压抗日活动。在“准治安区”内，日伪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兼施并用，一方面加紧欺骗宣传，以达到奴化群众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防止我军深入活动。在“未治安区”内，日伪以“扫荡”为主，实行“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同时还散布细菌、施放毒气，企图使抗日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从根本上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军民和敌占区人民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手段，先后挫败了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冀鲁豫边区反“四·一二”大“扫荡”斗争
4月12日，冀鲁豫边区反“四·一二”大“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百余辆汽车和坦克的配合下，对冀鲁豫边区濮阳以北、内黄以南的沙区根据地发动“四·一二”大“扫荡”，在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地区，实施合围，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15日，我第四团第二营被敌军包围。第二营突围后，转至井店东北永建时，又遭敌军第二次合击，除五连突围外，六、七连全部牺牲。第二纵队主力在杨得志率领下，向东南突围，转至濮阳西北后河一带。卫河大队等地方武装略有损失，但都突出重围。敌军合围失败后，于16、17两日，又对沙区反复合击，搜索十余次。敌军未发现我军主力，乃大肆逞凶施暴，将以南张堡、阎堌、薛村为中心的141个村庄烧毁，杀害群众3400余人，砍伐群众赖以维生的枣树万余株，烧毁民房1.2万余间。18、19日，敌军由沙区中心向沙区南北边沿地区合击，但我军和领导机关已提前转移，敌军再次扑空。20日，敌军撤走，结束“扫荡”。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但根据地遭到了严重损失。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
4月16日，中国共产党对13日苏、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是有利的。这个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联在这个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国民党当局必须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
皖南事变
1月4日，皖南事变发生。是日，叶挺、项英遵照中共中央命令，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出发，计划经茂林，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溧阳，然后从镇江相机渡江北上。6日，新四军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包围。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国民党军新七师、四十师、十六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二师、八十三师、一四五师、六十五师、一四四师以及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利用有利地形，作了周密布置，准备一举围歼新四军。新四军被迫自卫，奋力抵抗。在紧急关头，项英优柔寡断，并改变突围方向，打乱了原作战部署，丧失了突围的战机。虽然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但因仓促应战，寡不敌众，加之地形不利，弹尽粮绝，经8昼夜血战后，14日，阵地全部被顽军攻占。除黄火星、傅秋涛率千余人突围外，新四军指战员部分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和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政治部秘书黄诚根据组织决定与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被叛徒刘厚总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竟于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军长“革职”、交付“军法审判”。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
宋庆龄等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1月12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述民等为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由香港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8日，宋庆龄、何香凝由香港再电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并要求蒋介石“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行动”。2月9日，宋庆龄等第三次电告蒋介石，强烈抗议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这三次抗议，对蒋介石集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对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鲁迅研究会成立
1月15日，鲁迅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是日，鲁迅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举行，延安的鲁迅研究者30余人出席大会，主席为艾思奇。在会上，萧军报告鲁迅研究会筹备成立的目的、经过以及今后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步骤，并进行了自由发言讨论，通过了规约，宣布了第一批参加研究的人员：艾思奇、陈伯达、雪苇负责鲁迅思想研究，萧军负责鲁迅行传研究，丁玲、周文、舒群、周扬、立波负责鲁迅创作研究，范文澜、江烽、胡蛮负责鲁迅学术研究。由艾思奇、周文、萧军3人组成干事会。由干事会的3人及周扬、陈伯达、范文澜、丁玲、萧三、胡蛮、张仲实等10人组成编委会，负责将每年的研究成果汇集出版研究丛刊一册。鲁迅研究会的成立，推动和加强了鲁迅研究的工作。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严重的事变，应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指示还分析了皖南事变的原因，并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利用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充分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倒行逆施的反动罪行;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惕性，做好作战的充分准备。指示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反共进攻的方针。
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根据中央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八路军教导第五旅改编为独立旅。新四军新的战略部署是：第二、四师分别在淮河南北活动，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防御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第五师独立坚持鄂豫地区，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七师的联系;第七师坚持皖中地区，并在皖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第六师坚持苏南;第一、三师坚持苏北，建立以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
中共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办法的两个十二条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取消新四军、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罪恶阴谋，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①悬崖勒马，停止挑衅;②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③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④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⑤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⑥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⑦撤退华中的“剿共”军;⑧平毁西北的封锁线;⑨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爱国的政治犯;⑩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12)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2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玉皇观同黄炎培、邹韬奋等人共商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后，向中共中央建议以中共7名参议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中共参议员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国民党拒绝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却又故作姿态，要求中共出席参议会，想借此孤立中共。一些民主人士也希望中共能做出让步。针对这种情况，28日，中共中央又提出解决皖南事变临时办法十二条，即：①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②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的被捕人员;③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各地扣寄抗日书报的命令;④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⑤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⑥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⑦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⑧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6个军;⑨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⑩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支;(11)成立各党各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派遣1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然而，尽管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将原定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改为了临时解决方法十二条，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接受。因此，中共参议员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予以沉重的政治打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豫南战役
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是日，日军乘国民党忙于反共之际，以七个半步兵师团又一个骑兵旅团的兵力，分三路向豫南正面战场发起进攻。同时，皖北、豫东的日军也分路策应豫南日军作战。至30日，沿平汉路北进的日军中路兵团先后占领明港、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进抵舞阳;在铁路东侧的日军右翼兵团沿陡沟、汝南、上蔡一线推进，并东达项城;在铁路西侧的日军左翼兵团经邢庄抵沙河店，并分兵西进桐柏，复北转泌阳，进达象河关。此外，自皖北宿县一带西进的日军进陷蒙城、涡阳等地;豫东的日军也攻陷周家口。面临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将“剿共”部署改为对日作战部署，把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何柱国、孙桐萱、王仲谦等部匆匆由“剿共”阵地撤回，仓促应战。中国军队采取避免正面决战、主力机动转移的作战方针，派遣一部深入敌后破坏日军后勤运输，而以主力向日军两翼迂回侧击。日军中路兵团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主力，而左右两翼兵团却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不得不变更部署，将中路兵团分为两路，一路与汝南北进的日军夹击中国军队，一路则与左翼兵团配合，进犯舞阳，夹击中国军队。日军再度扑空。集结于豫西的中国军队主力分路向舞阳敌后围击，攻击日军侧背。日军遭到打击，遂于2月2日南撤。中国军队随后跟进，乘势反击，收复了南阳地区。2月6日，日军向唐河以东退去，撤出战场，战役遂告结束。豫南战役，中国军队共歼日军9000余人，取得了局部的暂时胜利。
潘家峪惨案
1月25日，潘家峪惨案发生。潘家峪位于冀东丰润县城东北60里处。在惨案发生前，全村有220户人家，1700口人，是丰(润)滦(县)迁(安)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常驻地。是日拂晓，驻唐山、滦县、迁安、丰润、遵化、玉田等地的日伪军联合出动，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日伪军逐户搜查，强迫群众到村西的大坑里集中，有不愿去的，当即被杀害。日伪军在地主潘惠林的大院中铺满秫秸、茅草、松枝，浇上煤油，布置好杀人现场后，便将群众由西大坑赶进了潘惠林大院。下令开枪后，日伪军开始了屠杀。站在院墙(有一丈多高)上的日军用步枪、机枪对准人群猛烈射击，同时开始放火。宅院中的群众除少数人死里逃生外，大部分都惨遭杀害。日伪军停止射击后，又向尸体堆扔手榴弹，炸得尸骨横飞。同时，日伪军还在村内村外四处搜索，将抓到的群众32人(多为妇女儿童)在南崖集中杀害，点火焚尸。有30多名妇女在白薯窖中被日军奸污后，也惨遭杀害(尸体亦被焚烧)。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全村被杀害的人数达1230人(一说为1237人);房屋被烧毁1000余间，粮食、衣物荡然无存。潘家峪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一个具体罪证。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发表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决定》指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蒋介石已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为了保卫民族利益，抵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步骤，我党中央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即于1月20日由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其反革命命令及谈话。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蒋介石发动的国内分裂，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前，我们也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对于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必须提出坚持12条要求，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争取实现新的时局好转。
陕甘宁边区禁止法币流通
1月30日，为了维护边区金融，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布告，宣布从本日起，边区境内禁止法币流通。凡藏有法币者，须向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并规定：禁止私带法币出境，但因正当营业或旅行须带法币出边区境外的，数额在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须申请专员公署核发准许证;直属各县则直接申请财厅核发准许证;凡银行邮局及其他金融机关承汇款须至边区境外的，须由汇款人取得准许证后，才能承汇;凡取得准许证的，可以凭证用边区票币向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法币;凡未取得准许证而私带法币出境、数额在100元以上的，如系无知误犯，可勒令将其法币存放银行或兑以边币，如系有意破坏法令，重则没收，轻者处罚;查获私运法币出境、经政府核准没收或处罚的，其没收款或罚款以五成充公、五成赏给查获人。2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颁布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在边区境内流通的命令，并以边币收回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法币的一种在边区境内流通的辅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境内流通和出境、代之以边币，克服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经费而给边区造成的严重财政困难。
项英殉难
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安徽泾县殉难。项英，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1898年生，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领导京汉铁路总工会、二七大罢工、武汉和上海的工人运动，历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坚持南方游击战争。1937年，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组建新四军，任副军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1年1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对蒋反共政策退让迁就，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其本人也在事变中殉难。
豫皖苏根据地反顽斗争失利
2月10日，豫皖苏根据地反顽斗争失利。豫南战役结束后，集结在新黄河西岸的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和骑兵第八、第三师，兵分三路，向我张村铺、王市集、江口集悍然进攻。新四军第四师部队顽强反击，在蒙城南半古店、罗集与顽军血战。由于新四军第四师在指挥上失误，没有集中优势兵各个击破顽军，相反分散兵力与敌作战，故遭受重大损失，被迫退至涡河以北，放弃了涡河南岸地区。4月，顽军渡过涡河，继续向我进犯;日伪军乘机“扫荡”淮上;根据地内的反动会道门也乘机暴乱。我军处境困难，5月被迫撤到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豫皖苏边区党委随军转移，地方党转入地下。至此，豫皖苏根据地除睢、杞、太及萧县部分地区外，其余地区全部丧失。我第四师及边区党政机关在这次反顽斗争中伤亡、失踪共4000千余人。这次严重事件，被称为“第二次皖南事变”。
新四军讨伐李长江
2月16日，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伐李长江战役。皖南事变后，日伪也调兵遣将，一面部署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进攻，一面对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实行诱降。2月13日，李长江与其一支队司令丁聚堂、二支队司令颜秀五、六支队司令陈才福、七支队司令秦庆霖、十支队司令范杰率所部8个支队共3万余人在泰州公开投敌。汪精卫将该部编为第一集团军，特任李长江为总司令。隐蔽集结在海安以西地区的新四军第一师主力，为了消除后患，乘李长江立足未稳，在粟裕的指挥下，于是日果断地发起了讨伐李长江的军事行动。按照预定计划，新四军沿海(安)泰(州)公路由东向西横扫，连克姜堰、苏陈庄等据点，接着，又以第一、第二、第三旅分左、中、右三路继续进击。20日，李逆巢穴泰州城被新四军攻克。21日，李部伪军被完全击溃，被新四军歼灭5000余人。李长江率残部狼狈逃跑。日军为救援李部，于2月18日由扬州、高邮、黄桥等地出动，侵占我海安、东台、姜堰、曲塘、安丰等城镇。新四军第一师因讨李战斗的基本目的已经达到，便主动于2月21日撤出泰州，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
上高会战
3月15日，上高会战开始。华中日军为了确保其南昌占领区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防守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4万余人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于是日拂晓发动进攻，由南昌、安义等地兵分三路合击上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为北路兵团，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于15日攻陷奉新，17日推进到高安，但在国民党第七十军的逐次抵抗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合击上高的计划，于19日向安义北撤。日军独立混成二十旅为南路兵团，在16日强渡锦河后，遭到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的痛击，被迫向曲江方向退却。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为中路兵团，是进攻上高的主力。18日，日军攻陷高安，但在上高一线却遭到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的顽强阻击。为了加强第十九集团军的力量，第九战区又从赣西北抽调川军第七十二军投入上高会战。19日，北路日军被第七十军包围，伤亡严重，经过苦战才突破包围，向安义回窜。日军合击上高的左臂被斩断。20日，南路日军的攻击再度受挫，不得不由灰埠北渡锦河与中路日军会合。日军合击上高的左臂也被斩断。中国军队开始反攻，由南北两翼对日军实施包抄，决心围歼中路日军。22日，中路日军被第七十四军包围在上高东北地，后经数次包围和突围。28日，中国军队全线追击，追歼逃敌，收复失地。到4月2日，中国军队除收复战前地区外，又攻占了西山万寿宫。4月9日，又攻克安义日军的外围据点，取得了有利的对敌态势。上高战役遂告结束。此役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日军伤亡近2万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打得较好的战役之一。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张澜、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黄炎培辞职，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组织形式上采用团体会员制，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后来背叛人民的中国青年党和国社党等组成。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驻香港办事处的帮助下，梁漱溟在香港创办了《光明报》。9月18日，《光明报》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向中外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建立，并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11月1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等在重庆召开茶会，公开宣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正式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
中共中央发布《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
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对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指出：从去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开始的反共高潮现似已告一段落，而走向低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们以佳电迎接了他的开始，以1月20日的攻势(老十二条)对抗了他的高潮，以3月2日的新十二条，打退了他在参政会上的最后一战。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并由于蒋的直接出面反共，被迫一改过去隐藏在背后的反共的态度，使广大群众过去对于蒋的幻想开始消灭。蒋之狰狞面目由蒋自己大大暴露了。这是蒋的最大损失。这次国共斗争是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皖南事变引起全国及全世界人士的注意，中国共产党更加成了中国团结抗战的重要因素，我党地位已提高了。这次反共高潮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重要的意义。它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
3月24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33人出席。在会上，居正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朱家骅代表组织部分别作了党务报告，王世杰作宣传报告，孔祥熙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行政院作政治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翁文灏作经济报告，康泽作三青团工作报告，张家璈作交通报告，陈济棠作农业报告，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周钟岳作内政报告，朱家骅作特种问题报告。会议通过了《增进各级党部与政府之联系并充实本党基础案》、《恢复省县党部选举制度案》、《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加强政府机关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案》、《大量培植各级行政人才并制定党员从政办法借以加强党政联系促进建国工作案》、《党务工作纲要》、《改革党政建议书》、《建党纲领案》。会议决定田赋归中央、增设粮食、贸易两部。会上进行了人事调整。由于柳亚子先生在关于皖南事变的通电以及报刊和公开场合激烈地抨击过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开除柳亚子先生的党籍。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自过去三年八个月以来，尤其是最近半年之间，奋斗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出现了绝大的精神危机，需要引起特别注意。会议的宣言提出以“抗战建田”，同时并进“为国策，实行战时经济体制”;并居心叵测、含沙射影地攻击新四军和八路军;强调要“服从最高统帅之指挥”，加强对青年的教育。会议由此还通过了《加强学校训导工作以期青年思想均能导入三民主义正轨案》、《改善专科以上学校军事训练案》。会议于4月6日闭幕。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
3月30日，日本侵略军为巩固其在华北占领区的统治，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日寇华北方面军要求各部将辖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提出要巩固和扩大“治安区”，压缩“准治安区”，有计划地“讨伐”“未治安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动员伪军、伪机关开展了所谓的治安强化民众运动。从1941年至1942年，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共推行了5次。第一次，从1941年3月30日至4月4日;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9月;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第四次从1942年3月至6月;第五次，1942年10月至12月。在“治安区”内，日伪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调查户口，用圈村的方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扩建伪军，建立“治安军”、“保安军”、“警备队”，以镇压抗日活动。在“准治安区”内，日伪以“蚕食”为主，怀柔政策与恐怖政策兼施并用，一方面加紧欺骗宣传，以达到奴化群众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防止我军深入活动。在“未治安区”内，日伪以“扫荡”为主，实行“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同时还散布细菌、施放毒气，企图使抗日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从根本上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军民和敌占区人民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手段，先后挫败了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冀鲁豫边区反“四·一二”大“扫荡”斗争
4月12日，冀鲁豫边区反“四·一二”大“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百余辆汽车和坦克的配合下，对冀鲁豫边区濮阳以北、内黄以南的沙区根据地发动“四·一二”大“扫荡”，在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地区，实施合围，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15日，我第四团第二营被敌军包围。第二营突围后，转至井店东北永建时，又遭敌军第二次合击，除五连突围外，六、七连全部牺牲。第二纵队主力在杨得志率领下，向东南突围，转至濮阳西北后河一带。卫河大队等地方武装略有损失，但都突出重围。敌军合围失败后，于16、17两日，又对沙区反复合击，搜索十余次。敌军未发现我军主力，乃大肆逞凶施暴，将以南张堡、阎堌、薛村为中心的141个村庄烧毁，杀害群众3400余人，砍伐群众赖以维生的枣树万余株，烧毁民房1.2万余间。18、19日，敌军由沙区中心向沙区南北边沿地区合击，但我军和领导机关已提前转移，敌军再次扑空。20日，敌军撤走，结束“扫荡”。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但根据地遭到了严重损失。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
4月16日，中国共产党对13日苏、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是有利的。这个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联在这个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国民党当局必须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
谢晋元被刺身亡
4月24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的“孤军营”内被刺身亡。谢晋元，字中民，广东镇平(今蕉岭)人。1926年黄埔学校第四期毕业后即参加北伐，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参谋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军八十八师二六四旅五二四团副团长，率“八百壮士”孤军坚守上海四行仓库，后奉命退入公共租界，被羁押在胶州路的“孤军营”内。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严格按部队要求治军，官兵每天四点起床、整理内务，然后早操、上课、训练，下午则为操练和自由活动时间。谢晋元还在上海人民的帮助下，带领官兵在“孤军营”内办了袜厂、肥皂厂、藤器厂等三个小厂，以解决部队经费，自食其力。在“孤军营”中，环境非常险恶。日军要求租界当局引渡谢晋元未果，便密谋进行劫持。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后，也想拉谢晋元下水。面对威胁利诱，谢晋元大义凛然，做好了随时以身殉国的准备。他写下遗嘱，寄给远方的父母，表示：“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是日晨，部队开始早操，谢晋元巡视营房后，又到伙房检查。这时，他发现上等兵郝鼎诚、张文清、张文顺、尤耀亮藏在伙房不出操，便走上前去询问原因。郝鼎诚等人已受汪伪收买，早有异志，于是操铁镐、匕首，一拥而前，将谢晋元刺成重伤。当时，有一病号正在伙房附近散步，见状大呼，凶手当即被擒拿(后被租界工部局枪决)。谢晋元因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6点死去。谢晋元被害后，上海各界爱国群众六七万人前来吊唁、送葬，重庆各界万余人也为谢晋元致祭，周恩来等人均送献花圈并派代表前往致祭。1983年4月15日，上海市政府在虹桥万国公墓内重建谢晋元新墓，以志纪念。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公布
5月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本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制订了21条规定，对统一战线、军队建设、政权建设、人民权利、司法制度、土地制度、商业政策、劳资关系、税收制度、文教卫生事业、妇女问题、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外国人政策等作了具体说明。其中，人民控告权、司法制度、廉法政治、十小时工作制、新文字教育、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外国人政策等尤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也是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战斗和建设的纲领。《纲领》也称《五一施政纲领》。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决定将该纲领作为边区施政纲领。
中条山战役
5月7日，中条山战役开始。是日，日军为了截断陇海路，威胁西安，集结了六个师团、三个旅团以及第三飞行团共10余万兵力，兵分三路，由中条山外围东西北三个方向，向据守在中条山的25万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8日，日军占领黄河渡口垣曲;9日，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合围;12日，黄河各主要渡口都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第一战区的部队被分割成黄河南北两部分，北岸的部队丧失了抵抗能力，溃不成军。为了策应中条山战役，八路军总部命令太岳、太行区和晋察冀第一、第二军分区等部队向同蒲、白晋、正太、平汉、平绥各线出击，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使平汉、同蒲两线经常处于中断状态。尽管如此，国民党军队仍未逃脱失败的命运。27日，平陆、垣曲、高平等6县全部失陷，中条山各山隘阵地全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被迫全部退出了中条山地区，大部分渡过黄河西撤南退，少数转入敌后。这次战役从7日到27日，前后共进行了21天，国民党军队损失5万人以上，日军伤亡约2万人。这次战役又称晋南战役或晋南会战。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示》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指出在中国的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地位。在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时，不能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只有充分地认识这一点，才不致犯“左”的错误。其次，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有清醒的、本质的认识。他们具有两面性：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不积极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他们对我们的政策依然是一打一拉。因此，我们的方针也只能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针锋相对”。任何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只有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否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第三，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要从最坏处即全面破裂做准备，努力争取好的即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第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应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更加广泛地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
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
5月13日，为了统一党对整个西北地区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原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正式组成了中共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任书记，谢觉哉任副书记;组织部长陈正人，宣传部长李卓然，统战部长贾拓夫，社会部长张邦英，秘书长任作民(任作民病故后，由范子文接任)，调查研究局长贾拓夫兼任。
《解放日报》创刊
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发刊词。《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种大型对开版日报，其社论都由中央领导和重要干部执笔。党的方针政策，都通过《解放日报》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社长由博古兼任，总编为杨松(杨松病故后，中共中央派陆定一领导编委会的工作)。1942年9月初，《解放日报》又兼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随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停刊。共出版了2130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该报告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起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
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局和东南局正式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1942年3月后为代理书记)，曾山为组织部长，彭康为宣传部长，杨帆为联络部部长，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为委员。在华中局组成前后，各根据地党委按照战略区的划分，组成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鄂豫、皖、苏南、鄂皖赣等区党委，由华中局统一领导。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也同时成立，书记由刘少奇兼(1942年3月以后，陈毅为代理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等任委员。华中局成立后，成功地领导了华中地区的革命斗争。1945年9月，华东局成立后，华中局改为分局。
冀东军民夏季反“扫荡”斗争
5月29日，冀东军民夏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调集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主力及伪军一部共4万余人，东起三屯营，沿滦河至北宁路南的滦县，北沿长城的喜峰口、马兰峪、兴隆、镇罗营等地，南至北宁路的唐山、东坨子头，对冀东抗日根据地构成大包围圈，由北向南压缩，实行合围“扫荡”。我军对敌情估计不足，主力部队没向外线转移，而向中心区集中，以致我第十二、十三团等主力部队全被敌军压缩到蓟县、玉田地区。6月1日，我十三团与千余名敌军在蓟县、玉田、宝坻边界地区激战。6月2日，全团与数千敌人再战于蓟县地区。我军与敌人激战两昼夜，两个主力团各损失一个营的兵力及武器，十三团团长陈群牺牲，只有一营突出了重围。我军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化整为零，就地潜伏，保存了力量。7月初，日伪军撤退休整，这次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在这次斗争中，我军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但缴获战利品不多。在敌人撤退后，冀东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立即整理部队，发动群众，开展了恢复根据地的工作。
重庆“六五”防空大隧道惨案
6月5日夜，重庆“六五”防空大隧道惨案发生。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防空设施极不完善。早在1939年6月11日敌机来袭时，市中区中山公园下的防空隧道内便因窒息而死伤妇女儿童多人;1940年8月12日敌机来袭时，左营街的防空隧道内又因窒息而死伤百余人。但这仍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是日，日寇飞机从傍晚到深夜，对重庆连续轰炸了5个多小时。市民如潮水般地拥向由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三段连成的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内几近饱和。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天气炎热，人多拥挤，隧道内发生窒息现象，引起剧烈骚动。人们争相涌向洞口，互相挤踏、撕扯，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2人，其中儿童为151人，重伤者151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该惨案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抗战期间全国的三大惨案。事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以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为首的审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死伤人数及原因;另成立了以陈立夫、翁文灏为首的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以及以谷正纲为首的防空洞管理委员会，负责改进和完善防空洞设施及管理工作。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令免去刘峙所兼的防空司令职务，改派贺国光兼任该职;对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予以撤职处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长吴国桢也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
“清乡运动”
7月1日，汪伪国民政府清乡委员会开始推行“清乡运动”。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在华中地区的统治。授意汪伪政权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责指导“清乡运动”。该运动在军事方面由日军负责，伪军配合，在政治方面则均由汪伪政权负责。“清乡运动”以“军政并进，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自是日至1945年夏，分四个阶段开展。首先从苏南地区开始，其次在太湖东南、上海郊区及苏淮特别区进行，接下来又在镇江、苏北及浙江部分地区展开，最后在安徽、广东、湖北部分地推行。“清乡运动”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日伪军在清乡地区修筑碉堡炮楼、封锁沟、封锁墙、竹木篱芭，拉设铁丝网、电网，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然后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第二步是“政治清乡”：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对群众进行欺骗的同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训练地痞流氓组建警察保安武装、推行自首和策动告密的方法，以强化法西斯统治;第三步是“经济清乡”：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制政策和物资封锁禁运政策，一面对群众实行搜刮掠夺，一面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第四步是“思想清乡”：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反动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奴化教育。“清乡运动”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相当的困难，给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但是，在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反击下，在沦陷区人民的顽强抵制下，“清乡运动”最终宣告破产，遭到彻底失败。
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
7月2 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论证了党内斗争的实质，着重批评了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机械过火偏向。《论党内斗争》提出了党内斗争要用对党对革命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在党内斗争中须划清思想原则界限，同时应采取温和的方式、诚恳坦白的态度，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对党的组织、对同志、对工作的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必须给被处罚的同志一切可能的申诉机会;禁止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等正确的原则。《论党内斗争》后来成为延安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合并
7月7日，为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实行了合并。中共鲁西区委、冀鲁豫区委合并为中共冀鲁豫区委，张霖之任书记;鲁西行政公署和冀鲁豫行政公署合并为冀鲁豫行政公署，晁哲甫任行署主任;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原鲁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分区不变，原冀鲁豫军区的一、二、三分区改为五、六、七分区。第二旅第四团与新三旅合编为教导第七旅。教导第三旅，冀中南下支队编入第二纵队序列。杨得志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杨勇为副司令员。纵队机关兼军区机关，崔田民为军区司令员，苏振华兼政治委员。鲁西与冀鲁豫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合并后，原鲁西区党委所辖地区，均划归冀鲁豫区党委管辖。原鲁西区的一、二、三、四地委和专署名称不变，原冀鲁豫区的一、二、三地委和专署改为五、六、七地委和专署。
《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颁布
7月7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条例》共分6章。第一章为总则，规定男女婚姻须双方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强迫、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自条例颁布之日起，均得向所在地县政府申请撤消;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第二章规定了结婚的条件和手续。第三章规定了离婚的条件和手续。第四章规定了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第五章规定了对违反该条例行为的处罚细则。第六章为附则，对条例的修改解释权等问题作了补充规定。该条例体现了新民主主义严肃婚姻制度的精神，对婚姻自由、严肃男女关系、优生优育、照顾抗战军人婚姻等问题作了充分的规定。同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发出了《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的指示信》，申明了该条例的基本精神，对条例的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解释，对条例的执行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说明。
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夏、秋季反“扫荡”斗争
7月20日，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夏、秋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华中日伪军集中1.7万余人的兵力，兵分四路，南从东台、兴化，北从射阳、陈家洋出发，南北对进，对苏北盐城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新四军军部和第三师的七、八旅及第一师的二旅坚持苏北反“扫荡”，第一师则在苏中发动攻势作战，围攻和袭击了泰州、泰兴等城，攻占了孤山、黄桥、古溪等据点。“扫荡”苏北的日伪军顾此失彼，8月初，被迫举兵南下，以解救苏中之敌。日伪军来势凶猛，先后占领我苏中李堡、掘港、马塘、双甸、岔河等要地。我第一师部队在苏中苦战。此时，苏北新四军则大举反击，第三师主力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第一师二旅攻克盐城东南的裕华镇，全歼日军守备部队，地方武装在阜宁南北地区及盐东一带剿灭伪匪，恢复并扩大根据地，迫使苏北之敌孤守盐城。正当我反“扫荡”之际，韩德勤的八十九军和东北军的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又乘机北犯，攻占益林;灌东徐继泰部又向我阜宁北佃湖一带进犯。我军回师，将其击退。苏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的胜利，迫使向苏中进行报复性“扫荡”的日伪军主力不得不撤退。8月31日，敌军主力全部撤走。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苏北、苏中军民共作战130余次，毙伤俘日伪3800余人，击沉敌汽艇30余艘，但苏中根据地损失较大，苏中区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均沦陷，根据地的基本区变成了游击区。
晋察冀北岳、平西区军民秋季反“扫荡”斗争
8月13日，晋察冀北岳、平西区军民秋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7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大“扫荡”(号称“百万大战”)，妄图消灭我主力，摧毁抗日根据地，达到确保华北日伪统治秩序的目的。日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鱼鳞式包围阵”、“分区扫荡”等战术，先由同蒲沿线据点出动，沿晋冀边界，北至灵邱的上寨，南至娘子关，构成南北500里长的封锁线，制造“无人区”;23日起，五台、盂县日伪2万余人由西向东，石家庄日伪万余由东南向西北，正太路敌2000由南而北，多路合击陈庄、团泊口等中心区;涿县、涞水之敌1.5万余人进攻平西，易县，满城敌军8000合击易县西南我军，日伪还以2万余人封锁了平汉、正太铁路。从29日开始，敌军又重点“扫荡”阜平、唐县地区。到8月底，我北岳、平西地区的全部城镇均被日伪占领。我根据地军民采用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灵活机动，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到10月下旬，八路军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进行大小战斗800余次，毙伤俘日伪8000余人，八路军伤亡5900余人。10月26日，敌军被迫退出阜平，反“扫荡”斗争遂告结束。在这次斗争中，我根据地遭受了很大损失：被毁房屋15万余间，损失粮食5800万斤，牲畜1万余头，被残杀的群众为4500余人，被抓走的群众多达1.7万余人，牺牲和被捕的干部为600余人。
延安大学成立
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赵毅敏任副校长。9月，延安大学正式成立，下设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其后，增设俄文专修科和英文专修科。1943年4月至1944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也先后并入延安大学。以后，该校又设立了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医药系。1944年，周扬任校长兼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王子宜任副校长兼行政学院院长，陈康白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宋侃夫任秘书长。延安大学坚持学用一致，教育与边区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为抗战和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二次长沙战役
9月7日，第二次长沙战役开始。是日，日军第六师团进攻岳阳东南大云山中国守军，双方展开激战，拉开了第二次长沙战役的序幕。18日，日军集中兵力向新墙河一线展开猛攻，战役正式开始。由于第九战区对敌情判断有误，中国军队正面防备不足，日军在两天内便完全突破新墙河防线，并推进到汩罗江北岸。第九战区急忙布置汩罗江南岸防御，并集结部队，伺机自东南向西北侧击南进日军。由于双方实际战斗力不相上下，战役打得十分激烈。后来，第九战区的作战密电两次被日军破译，致使第九战区部队遭到严重损失。20日，日军在骆公桥至浯口之间强渡汩罗江。26日，日军主力向长沙猛攻，在捞刀河一线击破第九战区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七十四军。27日，日军早渊支队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三师团一部攻入株洲。10月1日，由于日军战线过长，后方交通经常被中国军队切断，加之第五、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向宜昌、荆门发起攻击，迫使日军退出长沙北撤。中国军队迅速组织反击，对日军进行追击，阻击和侧击，但由于主力部队在遭到严重打击后，战斗力幅度下降，力不从心，以致在追击战中无法扩大战果，仅获得一些小胜。10月9日，日军撤回新墙河北岸，战役至此结束。这次战役，日军伤亡万余，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约为10万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
9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政治路线问题，认为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止，这一历史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的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党中央领导干部的整风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的几个月中，中央继续领导了在延安的120名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
狼牙山阻击战和狼牙山五壮士
9月25日，狼牙山阻击战开始。8月，华北日军向我晋察冀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一股约数千人的日军向易县狼牙山地区合围，企图消灭我一分区的第一团。一团主力奉命转移，转向外线作战，只留下七连掩护隐蔽在狼山牙地区的一个后方医院、四个县的政府机关以及三四万群众转移。日军一个联队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七连阵地发起了进攻。七连经过苦战，完成掩护后方机关和群众转移的任务后，撤离阵地，留下二班、六班在阵地上坚守，以掩护部队转移。二班在北山脚下坚守。六班只有5名战士：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是日拂晓，日军向六班阵地进攻。为了迷惑敌人，掩护连队安全转移，六班5名战士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边打边撤，把敌人引上了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5位战士在一天之内，依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日军四次冲锋，杀伤敌人90余名。黄昏时分，子弹打光了，前面是敌人，后面是悬崖。5位战士宁死不屈，砸毁武器，高呼口号，毅然相继跳下悬崖。班长马宝玉、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崖上的树枝挂住，经群众救护脱险。五位战士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鲁中抗日根据地冬季反“扫荡”斗争
11月2日，鲁中抗日根据地冬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十二军及配属的第一军和伪军各一部共5万余人，在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的指挥下，对鲁中的沂水、临沂、费县、蒙阴之间纵横各约70公里的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妄图一举歼灭在这一地区的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4日，日伪军利用顽军与我山东纵队在坦埠一线对峙之机，向蒙阴马牧池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发起袭击。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在特务营的掩护下突出了日伪军的合围圈。5日，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机关在留田遭到日伪军包围。经过一天战斗，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机关也突出了重围。敌人扑空后，即对沂蒙地区实施严密分割封锁，分区“清剿”，建立据点，修筑公路，捕杀群众，焚毁村庄。为了调动敌人，解救群众，一一五师命特务营的两个连返回沂蒙山区，袭击敌军，与敌周旋。八路军滨海部队频频向敌军后方出击，牵制敌人。山东纵队也不断从铁路线袭击敌军，使日伪大部队难以在根据地立足。29日，山东分局机关及一一五师师直一部在大青山遭到日伪军合击，损失很大。12月上旬，敌军转向鲁南及滨海地区“扫荡”，我军开始反击残留在根据地内的敌人。28日，反“扫荡”作战结束。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共作战150余次，歼敌2000余人，我军伤亡1400多人，群众被杀和被抓走的达14000余人，粮食被抢走160余万斤。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战期间所遭到的最残酷的一次“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应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部分。在山地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数量比例，一般应以二比一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则以一比一为原则。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总数，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3%左右。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指示》还对地方军及军区问题、自卫队及民兵问题、军队与民兵的武器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黄崖洞保卫战
11月9日，黄崖洞(山西黎城北)保卫战开始。是日，为破坏八路军设在这一地区的兵工厂和仓库，日军调集第三十六师团，辅以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一部共5000余人，从黎城、潞城分路来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山险，英勇抗击，并调一二九师4个主力团配合作战。根据左权“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杀敌致胜”的指示，特务团沉着应战，大量杀伤敌军。11日，日军施放毒气，特务团战士大部分中毒。左权指示部队“坚守勿出，待机歼敌，及时抢救中毒人员”，使部队得以稳定。16日，在大量杀伤敌人后，特务团奉命转移，日军占领了黄崖洞，破坏了我方兵工厂。我外围一二九师部队步步迫击敌人，迫使日军仓皇逃窜。19日，八路军总部指挥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一旅各一部于黎城北三十亩、曹庄、长畛背地区设伏，毙伤由黄崖洞逃跑之敌300余人。黄崖洞保卫战，根据八路军总部宣布的战果，我总部和特务团以不满千人的兵力，与日军血战八昼夜，歼敌千余人，我方伤亡仅166人，创造了抗战史上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黄崖洞保卫战，因地名讹音，也称黄烟洞保卫战。
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
11月10日，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在琼山县树德乡下昌村召开琼崖东北区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三三制”抗日政权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政府委员有冯白驹、黄魂、朱侠、符明经、林树兰、陈克邱、符洛、史丹、刘秋菊、吴耀南、符荣鼎、吴乾鹏、林伯煦、符庆华(候补)、李宝南(候补)等15人，其中共产党员占6名，冯白驹为政府主席。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下辖文昌、琼山、琼东、万宁等县，是全琼崖抗日民主政府的最高机关。本着“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及反对内战妥协投降，领导全琼抗日人民共驱日寇，争取最后胜利，建设新琼崖”的基本方针，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制订颁布了《施政纲领》、《救国公粮征收法》、《危害抗战紧急治罪法》、《暂行土地条例》、《婚姻条例》、《组织纲领》、《选举条例》、《基层组织条例》、《优待抗属条例》等政策法令，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使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期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5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决心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地牵制敌人，实行配合作战。
中国政府对日、德、意宣战
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文告，向日、德、意宣战。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展开了全国性抗战，中日之间已完全处于战争状态，但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未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日宣战，于是国民政府也正式发布《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文告》，明确宣布：“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自德、意、日在1940年9月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国民政府虽也宣布与德、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但却并未对德、意宣战。是日，国民政府在正式对日宣战的同时，也发表了对德、意宣战的文告，明确宣布：“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至此，中国与英、美、加、荷、澳、新(西兰)、法等国的联合阵线形成。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
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23日闭幕。蒋介石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50余人出席会议。在会上，吴铁城宣读了《对德、意、日宣战书》，蒋介石宣读了《告全国军民书》，并在训示中说：“此次全会举行之际，正值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大会宣言提出“坚定信仰”、“奋斗到底”、“加强动员”等口号。居正、王世杰、朱家骅、康泽、刘维炽、周钟岳、谷正纲、郭泰祺、徐堪、何应钦、王宠惠分别作了常委会、宣传、组织、三青团、海外党务、内政、社会、外交、粮食、军事、国防等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授予总裁大权案》，给予蒋介石以“全权处理国事，以驳万变而赴事机”之大权。大会还通过了《总裁交议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置战时重要政务之赞襄审议机关案》、《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案》、《加强国民动员实施纲领案》等。大会还决定由宋子文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原外交部长郭泰祺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并决定成立“特种审查委员会”以对付中国共产党。
“精兵简政”运动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运动由此开始。从本年初开始，由于日伪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明显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相应地缩小军政机构，才能克服物质困难，适应残酷战争的需要。在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士绅李鼎铭等11人便有针对地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对此主张立即采纳，并于是日起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施行。中共中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中共中央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必须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3%。中央军委也发出相应指示，要求全军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中共中央还指示，精简下来的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或送一部分到中央，加以长期培训，以备将来使用。各抗日根据地积极执行了中央的这一政策。结果，部队、机关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却变得更精干，战斗力反而加强了，更能适应游击战争的险恶环境;同时，一部分非生产人员转入生产部门，不仅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但，而且对增加生产，克服物质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次长沙战役
12月23日，第三次长沙战役开始。是日，日军第四十师团突破中国守军在新墙河北岸的前哨阵地，将主力推进到新墙河岸，24日晚，日军强渡新墙河。28日，日军强渡汩罗江，并在汩罗江南岸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按日军原订作战计划，日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应收兵北撤，但日军司令官阿南惟玑却被胜利冲昏头脑，突然改变原订计划，下令部队继续南攻，占领长沙。1942年1月1日，日军向长沙发起进攻。第九战区命令第十军固守长沙，其余各部则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做“求心攻势”，围歼日军。从1日到4日，第十军挡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猛攻，以惨重的伤亡大量杀伤了日军，为主力围歼日军创造了条件。4日，中国军队全线反击，日军向北退却。第九战区将在长沙围歼日军的计划改为分路追杀日军。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弹药缺乏，而中国军队准备充分，士气较高，日军的北撤十分艰难，几乎每日都在激战中渡过，伤亡十分惨重。15日，经过10余天苦战，依靠空军援助，日军突破重围，狼狈撤回了新墙河以后阵地。这次战役，日军伤亡达5万人，内有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10人，遭到了惨败。
陈纳德“飞虎队”来华作战
12月20日，陈纳德“飞虎队”来华作战。是日，在昆明首次参战，击落9架来犯的日军轰炸机。“飞虎队”是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美称。“飞虎队”是由中国政府出钱，由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出面招募美国陆、海军的预备役及退役飞行员而组建的。8月1日，蒋介石下令将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正式纳入中国武装部队序列。“飞虎队”在缅甸同古空军训练基地(中国租用)经过近5月的训练后，正式投入战斗。至1942年7月4日，“飞虎队”在缅甸、中国、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上空共击落日机299架，而自己仅损失飞机83架，在50余次空战中连胜日本空军。1941年11月30日，美国核准将“飞虎队”归并美国陆军的计划。1942年7月4日，“飞虎队”改组为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即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被提升为准将，但任特遣队指挥官。在此后9个月的作战中，特遣队参加了汉口、香港、河内、衡阳、广州等地的空战，击落日机149架，投弹214吨，自己仅损失16架P—40型战斗机，取得辉煌战绩。1943年3月3日，陈纳德晋升为少将;3月10日，特遣队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司令。第十四航空队继续在中国上空作战，1943年7、8两月共击落日机153架，自己损失飞机27架。从1944年11月15日到1945年5月15日，第十四航空队在半年的作战中，共击落日机1634架，自己仅损失16架飞机。此外，第十四航空队还摧毁大量的日军地面机车及交通设施，大量杀伤日军的地面部队，大量击沉日军的海面舰只，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小的贡献。1945年7月8日，陈纳德宣布退役，并于8月8日离开了中国。人们习惯上把陈纳德指挥的空军特遣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统称为“飞虎队”。
日军攻占香港
12月25日，在经过18天抵抗后，香港总督杨慕琦和香港驻军总司令玛尔特比少将宣布向日军无条件投降，香港被日军攻占。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空军首先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和停泊在香港海面的英军舰船，摧毁了香港英军薄弱的空军力量。日军步兵随即向九龙要塞发起攻击。英军瓦利斯准将指挥的大陆旅疏于防范，九龙要塞的中央主阵地被日军轻易攻占，致使英军在九龙的全部作战计划被破坏，被迫于11日退出九龙转守香港岛。12日，日军向英军发出通牒，要英军投降，但遭到英军拒绝。18日深夜，经过5天的彻底炮击后，日军分别在北角、不莱玛、水牛湾完成了登陆。防守香港岛的英军东部旅在旅长瓦利斯准将的指挥下，曾对筲箕湾实施反攻，但未能成功。19日，英军西部旅旅长罗松准将战死。西部旅的反攻因而受挫。20日，英军被日军完全分割在东、西两个地区，尽管英军顽强抵抗，不断组织反攻，但仍被日军逼得步步后退。21日，东部旅的皇家步兵营经大潭山峡向黄泥涌山峡反攻，但未获成功;西部旅在炮舰西卡拉号和鲁宾号的支援下，反攻尼克松山也未能成功。24日，日军再次对英军劝降，但仍被英军拒绝。25日，日军飞机及炮兵集中火力对仓库山峡、湾仔山峡、歌赋山、扯旗山、西高山的英军阵地狂轰滥炸，迫使英军放弃抵抗，无条件向日军投降。26日，日军举行了占领香港的入城式。占领香港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由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首任港督为日本陆军中将矶谷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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