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1月16日，郭沫若诞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
母亲怀他时，梦见一头小豹子咬住自己左手的虎口，就为他取乳名为文豹。他有两兄两姐，另有一兄两姐夭折，所以母亲又呼他作八儿。上学时按照排行取学名郭开贞，他历来不喜欢这个名字，嫌它有些女性化。所以留学日本时期开始发表新诗作品时，为自己取笔名沫若。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为了蒋介石的通缉犯，取名鼎堂。此外还用过大约十个以上的笔名。
郭沫若的母亲不识字，却能背诵一些古诗。年幼的八儿经常跟着母亲吟诵，这不过是一种游戏，却在不经意之间使他受益终身。
4岁半，郭沫若进家塾读书，从《三字经》学起，又有《诗经》、《书经》、《易经》、《周礼》、《千家诗》等课程。白天读经，晚上学诗。在这些只能靠死记硬背的刻板课程之中，唯有《唐诗三百首》能引起他的兴趣，尤其喜欢王维、李白的诗作，却不喜欢杜甫，更不喜欢韩愈。6岁时开始学作对子，7岁学作试贴诗。又学司空图的《诗品》，郭沫若说：“唐人司空表圣的《诗品》读得最早，在五六岁发蒙的时候，我顶喜欢它。我要承认，一直到现在，我的关于诗的见解大体上还是受着它的影响的。”[1]
郭沫若早期的诗作散佚很多。保存在他作品集里最早的诗，是13岁时写的一首五言绝句《茶溪》：
闲钓茶溪水，临风送我诗。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清朝废止科举制度前后，兴办了各种学堂。1905年，郭沫若以优异成绩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两年后又升入嘉定府中学堂。这些新式学校在教新课程时错误百出，能把日本说成在中国的南边，而对学生的管理依然是旧式的专制。学校的不良环境，使郭沫若感到苦闷。在这求知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自己通读了《史记》，很喜欢司马迁的笔调，尤其喜欢书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和《魏公子列传》等篇，对他后来的著述有很大影响。他还看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林纾译的外国小说，读了一些中国古籍，尤喜读《庄子》。
1908年，16岁的郭沫若患了一场伤寒病，并发中耳炎，留下了双耳重听的后遗症，造成了终生的缺憾。
1910年，郭沫若到成都插入四川省立高等分设中学堂丙班。这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在天津发生的国会请愿风潮，不久就波及四川。他作为丙班的代表，参加了组织学生的请愿活动。学校奉命强迫学生复课，遭到同学的抵制。学校监督要他带头复课，他说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做破坏运动的罪魁。他因此受到学校的开除处分。
辛亥革命曾使郭沫若异常欣喜，但不久看到并未能解脱人民的困苦，帝国主义仍然在中国横行。他感慨道：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郭沫若向往更广阔的世界。“久欲奋飞万里游，茫茫大愿总难售”。[2] 他梦想离开家乡，到上海，到北京，到更远的地方去。
1912年年底，郭沫若用刚学的英语，读懂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一首诗。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国诗，感到异常清新，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精神。
1913年夏，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到四川招生。郭沫若抱着离开四川的目的，前去应考并被录取。年底到天津报到，看到学校的状况与四川相差无几，感到失望，遂放弃报到，转赴北京，投奔在京任职的大哥。这个贸然的行动使大哥很感意外，下一步该怎么办?再考别的学校，还要在北京等半年多;返回天津军医学校，报到日期已经错过。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郭沫若感到茫然，甚至想返回四川算了，大哥没有同意。
大哥表示支持他去日本投考官费学校。当时中日两国政府有协议，在日本设有四所接收中国学生的官费学校，是很多中国学生追逐的目标，有些人连续考了好几年也没有考上。大哥为他筹集了半年盘费，让他去日本一试。他虽然感到此去前途未卜，也只有下定决心拼命一搏了。
少年时代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11月16日，郭沫若诞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
母亲怀他时，梦见一头小豹子咬住自己左手的虎口，就为他取乳名为文豹。他有两兄两姐，另有一兄两姐夭折，所以母亲又呼他作八儿。上学时按照排行取学名郭开贞，他历来不喜欢这个名字，嫌它有些女性化。所以留学日本时期开始发表新诗作品时，为自己取笔名沫若。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为了蒋介石的通缉犯，取名鼎堂。此外还用过大约十个以上的笔名。
郭沫若的母亲不识字，却能背诵一些古诗。年幼的八儿经常跟着母亲吟诵，这不过是一种游戏，却在不经意之间使他受益终身。
4岁半，郭沫若进家塾读书，从《三字经》学起，又有《诗经》、《书经》、《易经》、《周礼》、《千家诗》等课程。白天读经，晚上学诗。在这些只能靠死记硬背的刻板课程之中，唯有《唐诗三百首》能引起他的兴趣，尤其喜欢王维、李白的诗作，却不喜欢杜甫，更不喜欢韩愈。6岁时开始学作对子，7岁学作试贴诗。又学司空图的《诗品》，郭沫若说：“唐人司空表圣的《诗品》读得最早，在五六岁发蒙的时候，我顶喜欢它。我要承认，一直到现在，我的关于诗的见解大体上还是受着它的影响的。”[1]
郭沫若早期的诗作散佚很多。保存在他作品集里最早的诗，是13岁时写的一首五言绝句《茶溪》：
闲钓茶溪水，临风送我诗。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清朝废止科举制度前后，兴办了各种学堂。1905年，郭沫若以优异成绩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两年后又升入嘉定府中学堂。这些新式学校在教新课程时错误百出，能把日本说成在中国的南边，而对学生的管理依然是旧式的专制。学校的不良环境，使郭沫若感到苦闷。在这求知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自己通读了《史记》，很喜欢司马迁的笔调，尤其喜欢书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和《魏公子列传》等篇，对他后来的著述有很大影响。他还看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林纾译的外国小说，读了一些中国古籍，尤喜读《庄子》。
1908年，16岁的郭沫若患了一场伤寒病，并发中耳炎，留下了双耳重听的后遗症，造成了终生的缺憾。
1910年，郭沫若到成都插入四川省立高等分设中学堂丙班。这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在天津发生的国会请愿风潮，不久就波及四川。他作为丙班的代表，参加了组织学生的请愿活动。学校奉命强迫学生复课，遭到同学的抵制。学校监督要他带头复课，他说大家都为爱国运动甘愿牺牲自己的学业，我不能做破坏运动的罪魁。他因此受到学校的开除处分。
辛亥革命曾使郭沫若异常欣喜，但不久看到并未能解脱人民的困苦，帝国主义仍然在中国横行。他感慨道：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郭沫若向往更广阔的世界。“久欲奋飞万里游，茫茫大愿总难售”。[2] 他梦想离开家乡，到上海，到北京，到更远的地方去。
1912年年底，郭沫若用刚学的英语，读懂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一首诗。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国诗，感到异常清新，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精神。
1913年夏，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到四川招生。郭沫若抱着离开四川的目的，前去应考并被录取。年底到天津报到，看到学校的状况与四川相差无几，感到失望，遂放弃报到，转赴北京，投奔在京任职的大哥。这个贸然的行动使大哥很感意外，下一步该怎么办?再考别的学校，还要在北京等半年多;返回天津军医学校，报到日期已经错过。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郭沫若感到茫然，甚至想返回四川算了，大哥没有同意。
大哥表示支持他去日本投考官费学校。当时中日两国政府有协议，在日本设有四所接收中国学生的官费学校，是很多中国学生追逐的目标，有些人连续考了好几年也没有考上。大哥为他筹集了半年盘费，让他去日本一试。他虽然感到此去前途未卜，也只有下定决心拼命一搏了。
开一代诗风
1914年年初，郭沫若到达日本东京。他省吃俭用，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学日语和复习功课上，每天往返于补习班和寓所之间，此外就足不出户了。经过半年的努力，郭沫若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是当时以最短时间考上官费学校的中国学生之一。日本的高等学校大体相当于我国的高中，不同的是它与大学直接衔接，毕业后不经考试即可升入相关的大学。所以同大学一样，也是要分科的。郭沫若回忆说：“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缘故。”[1]
1914年9月，郭沫若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在紧张的学习之中，并没有抛弃对文学的偏爱。1915年春，他偶然发现同宿舍的同学带回来的油印英语课外读物，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几首诗。那分行写的散文式的诗，没有韵脚，读来清新隽永，如沐春风，对他习惯了的中国旧诗形式是很大的冲击，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也是诗! 后来又看过很多泰戈尔的诗，当时日本正流行着泰戈尔热，他也陶醉于泰戈尔的诗作之中。不仅喜欢泰戈尔的诗，而且在哲学上也受其影响。“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的思想接近了。”[2]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妄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令48小时内答复，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抗议，留日学生也纷纷参加这一斗争。郭沫若卖掉了自己的书籍和用品作路费，与同学一起到上海参加抗议活动。他愤然写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出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到上海后，袁世凯已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他感到中日交涉已得“和平解决”，在上海住了三天，即返回日本东京继续上课。
1915年7月，郭沫若读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转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开始了三年学业。日本的医学受德国影响很深，他们除了学习基础课、英文、拉丁文外，还要学习德文。教外语的老师又喜欢直接把原文的文学作品拿来当做教材。这使他接触到海涅、歌德的作品，他把海涅《归乡集》中的第十六首翻译成中文：
洋之水
缥渺映斜阳;
阿侬双坐打鱼房，
情默默，意凄凉。
暮霭升，海潮涨，
白鸥飞渡来而往;
自卿双爱眼，
玉泪滴千行。
千行玉泪滴卿掌，
而我跪在膝之上;
自卿白玉掌，
饮泪入肚肠。
自从那时消瘦起，
灵魂已为钟情死;
不幸的夫人呀!
将泪来毒死我矣。
这是郭沫若第一次翻译外国诗，也是第一次使用新诗的形式。
1916年夏，郭沫若在东京与圣路加病院的护士佐藤富子相识，在接触中使他对富子肃然起敬，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到冈山后，两人开始通信，他并为富子取名安娜。
由于安娜在感情上的发展，郭沫若内心充满激情。为了表达这些情感，他摈弃了自己十分熟悉的文言和旧诗格律，开始用白话新诗的形式，写了一些爱情诗，献给自己的情人，如《新月与白云》：
月儿呀!
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位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 你是不是解渴和凌冰?
我怎没有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他借月儿和白云，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无拘无束地宣泄出来。这是郭沫若最早的新诗作品之一。
1916年年底，郭沫若与安娜结合，两个人靠一个人的官费生活，不能不感到紧张。他选了一些泰戈尔的诗，翻译成中文，用英汉对照加以解释，辑成了一本《泰戈尔诗选》，先后送到国内两家出版社，均遭拒绝。一年之后，长子降生，三口之家的生活压力，使他又翻译了海涅的诗，辑成《海涅诗选》，又遭出版社的拒绝。
1918年夏，郭沫若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升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一家来到福冈，栖身于一个当铺仓库的楼上，低矮的斗室，简陋的家具，靠节俭来维持生活。万般无奈，只能光顾近在咫尺的当铺，而可当的只有参考书。
1919年，北京学生掀起“五四”爱国运动，很快波及留日学生。郭沫若与几位同学为响应国内运动，搜集日本报刊上宣扬侵略中国的资料，译成中文，同时自己也写一些文字，大家刻蜡纸油印，把材料寄到国内的报馆和大学，宣传抗日爱国。
为了搞好活动，他们成立了一个社团，因为是在夏天，都是华夏民族，遂取名“夏社”。为了了解国内情况，“夏社”订阅了一份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这份报纸有一副刊，叫《学灯》。有一次郭沫若发现《学灯》上刊登了康白清的一首新诗，也是分行写出来的白话，他感到很新奇，原来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拿来发表。他想到自己也写过一些这样的诗，找出《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鹚》两首，试着投寄给《时事新报》，没过几天居然在《学灯》上刊登出来。前几次为了生活而奋力编译的诗稿都遭到失败，此次偶然一试却获得成功，他心中的喜悦自是不可言喻的，这就更激起他写诗的欲望。
首次发表新诗作品，用的是笔名“沫若”。沫与若是他家乡四川的两条大河的古称。取这个笔名表现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从此，郭沫若这个名字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此前所使用的郭开贞就逐渐被湮没了。
这时，宗白华[1] 开始担任《学灯》的编辑，他对郭沫若的诗很赏识，他们开始通信，加深了了解，两个人在哲学上都倾向于“凡神论”，更使他们投缘。宗白华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2]“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al 的清芬。”[3]
郭沫若又在无意中见到一本书，里面介绍了美国诗人惠特曼，又促使他阅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他本来为泰戈尔清淡平静的诗风所陶醉，现在感到“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4] 使他已经“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5]
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6] 他把对国家的、个人的、现实的、未来的种种不满和焦虑、痛苦和希望，都用火山爆发式的诗句狂泄出来。《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充满“男性的粗暴的诗”，[7] 都是受了惠特曼的影响，应宗白华之约而写出来的。
郭洙若在1919年秋写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对大自然满怀深情，一扫旧式写景诗的纤弱。他用“北冰洋的情景”来形容白云的怒涌，以“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来讴歌大自然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和创造力。
1919年冬天，郭沫若“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1] 从而写出了《地球，我的母亲!》。诗中表达了他对“地球母亲”的赤子之情，也就是对祖国和大自然的赤子之情。
他还怀着诚挚的感情，歌颂了“地球母亲”的宠子——农人和工人，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希望，这在当时中国的诗歌作品里是绝无仅有的：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2]
原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既憎恨又害怕，他们把参加“五四”运动的中国学生诬蔑为“学匪”，激起了郭沫若的愤怒，1919年写了《匪徒颂》。在是非颠倒的世界上，强权和掠夺不是匪徒，真正的革命者反被污为匪徒，公理完全被践踏了，郭沫若以叛逆者的精神，为“匪徒”大唱赞歌。诗前有小序，说“匪徒有真有假”，“身行五抢六夺，口谈忠孝节义的匪徒是假”，照实说来，他们实在是军神武圣们和外国的军神武圣们赞美了。 “小区区非圣非神，一介‘学匪’，只好将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来赞美一番吧”。诗共分六段，赞美了六种匪徒。
对社会革命匪徒唱道：
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对学说革命匪徒唱道：
倡导太阳系统的妖魔，离经畔道的哥白尼呀!
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毁宗谤祖的达尔文呀!
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尼采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对文艺革命匪徒唱道：
反抗古典三昧的艺风，丑态百出的罗丹呀!
反抗王道堂皇的诗风，饕餮粗笨的惠特曼呀!
反抗贵族神圣的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文艺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 万岁! 万岁!
此外他还对一切政治革命、一切宗教革命和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三呼万岁。
《凤凰涅槃》写于1920年年初，“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年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乍寒乍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1] 诗中寄托了渴望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以凤凰的更生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诗中的凤凰诅咒了旧的世界：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暗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
宙呀! 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我们飞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场。
我们飞向东方，
东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们飞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们飞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狱。
我们走在这样个世界当中，
只好学着海洋哀哭。
凤凰衔香木到丹穴山上自然，火光熊熊，香气蓬蓬。死后而又更生了的凤凰高唱：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这首长诗在《时事新报· 学报》上用整版登了两天，在当时也算是创了个新纪录。
郭沫若在写诗的同时，他与宗白华、田汉三个文学青年经常通信，交流对文学的认识。给宗白华的信中，他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像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花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的时候，它就体相兼备。”[1] 田汉给郭沫若的信中则说：“我对于你的诗的批评，与其说你有诗才，毋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2] 他们的通信也在《时事新报· 学灯》上刊载，引起许多文学青年的兴趣。后来他们把这些通信结集出版，取名《三叶集》。
1920年5月，宗白华辞去《学灯》的编辑职务，到德国去留学。此后《学灯》对郭沫若很冷淡，就像给他当头淋了一盆冷水“以后便再没有为《学灯》写诗，更把那和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望冷下去”。[3]
1921年，郭沫若把这个时期的诗作，结集为《女神》在上海出版。并为诗集写了《序诗》：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
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
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同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此时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只是处在朦胧时期，这和要用《女神》去点燃青年们的智光一样，都是他的美好愿望。
《女神》的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开一代诗风，是我国新诗运动的第一个里程碑。
1923年闻一多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1] 又称郭沫若为“现代第一诗人”。[2]
《女神》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人地位。
创造社的文学活动
郭沫若少年时代留下的双耳重听使他越来越感到学医的困难，内心很痛苦，认为自己选错了路，曾想改学文学，遭到安娜的激烈反对。安娜把医学当做今后生活的出路，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虽然没有改变学业，却也没有改变郭沫若的志向，他依然钟情于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占去了学医的大部分时间。
郭沫若在留日学生中，结识了一批文学爱好者。他们与郭沫若一样，虽然没有选择学文学，却对文学抱有远大抱负。早在1918年，郭沫若从冈山出来到福冈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时候，就在博多湾岸边与同学谈论国内的文化现状，他们对国内出版的杂志既少，内容又杂乱，没有一个可读的文学刊物，颇为不满。郭沫若设想“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用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1]
以后，他们分别进行活动，与一些留日的文学青年进行沟通，联络了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田汉等人办了一种手抄本的杂志，取名《Green》，在他们之中传阅。刊登的都是自己的作品，文章之后还留有空白，供读后书写评论，共出了两期。可以认为这是他们办文学刊物的尝试和前奏。
正当他们为此而奔走时，获悉上海泰东书局要改组书局的编辑部，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个科。有人推荐成仿吾为文学主任，月薪100元。成仿吾立即决定回国，郭沫若也决定暂时抛开学业，同他一起回国。到了上海才知道，所谓泰东的改革只是一句空话。泰东迟迟不下聘书，他们的工作并无着落，更谈不上月薪100元。成仿吾感到两个人留在上海已无必要，考虑到郭沫若的生活困难，与泰东书局商量让郭沫若一人担任编辑工作，把来上海的使命留给郭沫若，自己则返回湖南故乡，到兵工厂任职。
郭沫若想出一本文学杂志的愿望得到了泰东书局的同意。他又赶回日本，向大家通报消息和商讨办法，在京都会见了郑伯奇等人，又与在东京住院的郁达夫见了面，提出把杂志取名为《创造》的设想。
1921年6月9日，郭沫若、郁达夫、孙资平、田汉等人在东京郁达夫的寓所聚会，郭沫若介绍了上海之行的情况，建议把刊物定名为《创造》，意思是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去努力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大家都表示赞同。考虑到大家都很忙，决定杂志定为季刊，由大家分头为杂志准备稿件。
郭沫若又去上海，忙于创办《创造》季刊的工作。直到郁达夫来到上海接续工作之后，他才返回日本继续已中断了五个月的学业。
郭沫若对国内文化出版不满，追求出一本文学杂志，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经过这批有志青年的积极活动，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就诞生了。它的出现并无明确的时间和形式，人们习惯上把6月在郁达夫寓所的集会，当做它诞生的标志。
郁达夫在上海报纸上以郭沫若等人的名义，发表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宣称“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中说，“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但从“创造社”的活动来看，他们主张打破社会因袭，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在艺术上则倾向于浪漫主义。“创造社”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外国作品等工作，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1923年3月，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留日生活。4月，他携妻子和三个孩子回到上海。在《留别日本》一诗中说：
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在这樱花烂缦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还……
我的故乡虽然也是一座监牢，
但我们有五百万的铁锉，
有三亿二千万镰刀。
我们有一朝爆发了起来，
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
完成学业，安娜盼望丈夫做个医生，过上安定的生活;大哥为郭沫若在四川谋得一个医务职位，还送来了路费;有人发来请帖，欲以高薪聘他为医生。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认为医学不过是医活少数患者的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也必须创立新文学。
这个时期，郭沫若又创作出版了诗集《星空》、《瓶》、《前茅》。
《星空》是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收集了1921年至1922年间以抒情短诗为主的作品，诗风清雅，调子低回，一种排遣不掉的苦闷情绪笼罩着诗集，连星辰都带着血和泪。在开卷的《献诗》里说：
啊，闪烁不定的星辰哟!
你们有的是鲜红的血痕，
有的是净朗的泪晶——在你们可怜的幽光之中含蓄了多少沉深的苦闷!
“五四”时期所焕发的理想和朝气，在这里已经破灭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依旧是中国的现实。郭沫若彷徨于这些血痕和泪晶之间，找不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天上的市街》里吟道：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美丽在缥渺之中，诗人的追求远在天上。
《前茅》的诗大部分写于1923年，反映了郭沫若在苦闷的彷徨之后的觉醒。当时中国的工农运动已经掀起高潮，在时代的影响之下，郭沫若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前茅》反映了这种重要的变化。在《力的追求者》诗中说：
别了，低回的情趣!
别要再来缠绕我白热的心曦!
你个可怜的扑灯蛾，
你当得立地烧死!
在《黄河与扬子江对话》时说：
人们哟，醒! 醒! 醒!
已经的美一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
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大革命哟，
快起! 起! 起!
快在这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
在开卷的《序诗》里说：
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
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1923年是“创造社”文学活动最活跃的一年，除《创造》季刊外，还办有《创造周报》和在《中华新报》上开辟的副刊《创造日》，季刊、周刊、日刊、创作、翻译、评论，大家为工作而奔忙。三种刊物风行全国，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创造社”的影响不断扩大，队伍也不断扩大。
1924年“创造社”的活动开始走向低潮，几个主要成员离去，三个刊物也被迫先后停刊了。他们所依托的泰东书局从来没有给过固定的工资。只像施舍一样给些饭食和零用钱，这样下去实难度日。
4月，郭沫若怀着一腔凄凉的情绪离开上海，重赴日本福冈。
在福冈，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时就接触过他的著作。几年来，文学活动的周折，郭沫若感到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了解。在家徒四壁的艰苦生活条件下，开始了翻译工作。从清晨到深夜，手执毛笔，边读边译，常常为书中精辟的论述而叫绝。用了50天的光景，把20万余万字的著作全部译完。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系统学习。郭沫若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又说，“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诬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1]
11月，郭沫若又举家回到上海。他曾设想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得到了商务印书馆朋友的支持，答应翻译期间供给一定的生活费。正当他雄心勃勃地拟订了五年翻译计划，准备付诸实施的时候，此事却在商务馆的编审会上遭到了否决，说是译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资本论》却有不便。
12月，郭沫若应邀到江苏宜兴等地去作战地调查。不久前这一带发生了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悲惨景象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使他“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1]“有一个吃的阶级，同时便有一个被吃的阶级”，“最奇怪是有许多睁眼瞎子的学者(?)竟忍心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没有地主和农奴的区分。这是怎样瞎说八道的混账话哟!”[2]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郭沫若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他怀着满腔的怒火，把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凝于笔端，花了两周的时间写出了两幕历史剧《聂嫈》，这是郭沫若写的第三个历史短剧剧本。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卓文君》和《王昭君》，这两个历史短剧歌颂了反封建的叛逆性格。《聂嫈》则针对现实斗争，歌颂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英雄，壮士为国捐躯，姐弟生离死别，引发了人民对黑暗势力的痛恨。上海美专的学生把《聂嫈》公演了三天，郭沫若收到700元演出费，尽管他生活很困难，还是把钱捐给了上海总工会，支援工人的斗争。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对社会现实的进一步了解，促使郭沫若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5年年底，在《文艺论集· 序》里说，“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时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文艺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26年4月所写的《革命与文学》一文，在分析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之后说，“我们更可以归纳出一句话来：就是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出现”。文章最后号召青年“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
北伐战士
1926年1月，雇秋白到郭沫若住所访问，两人谈话意趣很相投。不久，瞿秋白到广州，将郭沫若推荐给林伯渠，经林伯渠安排，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聘请郭沫若为文科学长。
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员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3月，他派弟弟林祖同把聘书和路费送到上海，郭沫若把“创造社”的事务委托给别人，即乘海轮赴广州。
到广州后即去拜访林伯渠，不巧林已外出，却在林的书房里与毛泽东邂逅相遇。当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向郭沫若介绍了广东的现状。后来毛泽东邀请郭沫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还聘请他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林伯渠回来后，介绍郭沫若与广东大学接上头。这时，成仿吾、郁达夫也来到广东大学，学生对他们的到来极为高兴，文科学生特别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会上对学生要求革新文科，郭沫若表示要竭力去做。
广东大学刚成立两年，是由几所专科学校合并而成，文科的课程设置、教学力量都存在不少问题，一些留用的清末举人、贡生等八股先生使教学毫无生气，学生反应强烈。郭沫若到校时，已经开学，课程都已排定，不便进行大的改革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准许学生改造科目和选满意的教师听课，得到校长的同意，却激恼了一些教师，联名鼓噪罢斥郭沫若。郭沫若表示，“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文科学生都起来支持郭沫若，影响所及，全校各科都开展了择师运动。郭沫若还在“五四”运动纪念会上，鼓励学生为革命而发愤读书，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奋斗。
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在国共两党合作的推动下，工农革命蓬勃发展。郭沫若与先后到广东大学活动的刘少奇、周恩来相识，又结识许多进步人士。广东大学有共产党的总支部在活动。在学生中很有影响。此时郭沫若已加入国民党，在进步思想影响下，他向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总支立即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区学生运动委员会报告，党组织很重视，专门进行研究，认为郭沫若还应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接受考验。由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出面与郭沫若谈话，建议他到军队中去工作。郭沫若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已经认识到深入实际的重要性，多次提倡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党组织的意见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愉快地接受，并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北伐革命军。
周恩来特地约他到家里谈话，并安排北伐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出面，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推荐郭沫若为政治部宣传科长。蒋介石正在筹组人马，立即表示同意，还任命郭沫若兼任行营秘书长，军衔为上校。
郭沫若到广州仅仅四个月，人生道路却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一个文化人，一跃而成为北伐战士。他在北伐誓师大会誓言：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州。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向盘踞湖南、湖北的吴佩孚部和江西、浙江、福建的孙传芳部进军。郭沫若跟随总政治部出发，在这约一千人的队伍中负责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活动等工作。他们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然后徒步行军，跋山涉水，一直到长沙。
离开长沙时，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军衔为少将。在部队行军作战过程中，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经常与司令部一起行动，参与军事谋划，无暇顾及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总政治部工作已压到郭沫若的身上。
北伐军战斗节节胜利，军阀一路败退，打到湖北后，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前锋攻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吴佩孚部队被迫退守武昌。
北伐军连日攻打武昌城，遭到敌人的顽抗，决定组织敢死队强攻。北伐军中没有工兵，准备登城云梯的任务就落到总政治部身上，郭沫若组织队伍向民间收购梯子和麻绳，和大家一起把两三架梯子扎接起来，供部队使用。
两次攻城均遭失败，一路同行的战友纪德甫在武昌宾阳门外的战斗中牺牲。郭沫若为战友处理后事回想起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禁不住从内心吟出几首诗：
患难想随自汨罗，
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
死到如君总不磨。
汉口是在武昌之前攻下的，那里的政治工作吃紧，总政治部决定在汉口建立办事处，并决定由郭沫若主持办事处的工作。汉口的旧势力还很嚣张，商家多不敢开门，许多人持观望态度。办事处为了控制舆论，查封了两家反动报纸，并对新闻实行检查。加强了各种工会组织的工作，民众情绪为之高涨，使汉口改变了面貌。
码头工会的工人发现一名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抓起来送到政治部。为置这名罪恶昭著的工贼，郭沫若与蒋介石、邓演达第一次发生正面冲突。郭沫若认为革命势力在汉口还不巩固，正好借此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来示威，以争取广大群众，却被指责为乱抓人、不懂策略，是“感情家”。郭沫若愤而写信提出辞职，邓演达出面进行挽留。郭沫若表示：“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像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能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1] 邓演达承认郭沫若的见解是正确的，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他的意思去做。
北伐军在围城40天之后，终于攻破了武昌城。当时郭沫若正在汉口组织庆祝双十节的群众大会，他立即宣布了这一胜利消息。与会的十万群众举旗欢呼，狂热的程度有如山呼海啸。继而举行了群众大游行，群众欢呼高歌，形成了对反动势力的大示威。
快到黄昏的时候，活捉军阀、武昌守将刘玉春的消息又传到汉口，为了尽快让群众知道，办事处马上印传单散发。又拿来一块白布，用红笔在上面写上“刘玉春被活捉了”几个字，把它围在汽车周围，一边向前开车，一边散发传单，使整个汉口都沸腾起来。
攻下武昌之前，郭沫若已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为中将。武昌的工作才有些头绪，他又被调到刚刚攻克的九江，北伐军攻下南昌后，郭沫若又转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一直极力笼络郭沫若，要拉他到自己身边，为自己工作，多次对郭沫若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到了长江下游，有多少宣言是要请你做的。
1926年除夕，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宴招待部直校以上军官，席间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听之任之，欣然接受，引起郭沫若的警觉，看出蒋介石存有野心。
1927年3月发生了赣州惨案，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几天后，暴徒又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郭沫若先后向蒋介石提出派兵弹压，蒋介石只是虚与应付。对蒋介石的这些做法，郭沫若已产生了几分怀疑，但还是认为这是坏人在作怪，蒋介石的态度只是不坚决而已。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沫若在总司令室外遇到一个不相识的人，那人自得地夸口说他们这次工作做得还算不差，还说青红帮都和我们老头子联络好，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至此，事情已大白于天下。
就在这一天，暴徒袭击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工会等民众团体，打伤了六个人。暴徒把他们的外衣剥了，打得半死之后又拉去游行，说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这就是共产、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暴徒还高喊“打倒赤化分子”、“蒋总司令万岁”。
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决心脱离蒋介石，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家中。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他在3月31日从早晨到晚上，用了一天的时间，奋笔疾书，写出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指出：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文章在历数蒋介石的阴谋犯罪事实后说：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 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 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 反蒋!
文章写好之后，派人送到武汉，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又印成小册子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人们争相传阅，推动了革命群众的反蒋斗争。
这时，邓演达在武汉多次催促郭沫若去上海开展工作。他只得去上海，但采取了秘密前往方式，以观察情况。船还未到上海，4月12日，上海就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查封了上海总工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已暴露无遗了。
14日，郭沫若到达上海，会见了周恩来，认为上海不可久留，即于次日离沪返回武汉。
郭沫若的行动，使蒋介石恨之入骨。4月21日，勒令停止郭沫若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权。5月7日，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提出“郭沫若平日趋附共产，其言论举措时有危害本党情事，据最近所作《请看今日之蒋中正》一篇，尤属甘心背叛，肆意诋诽，甚且捏造是非”，“实属罪大恶极，无可宽假”，“对于该反动分子郭沫若应予以严厉处分，除4月21日起停止其执行委员职权外，敬恳党部开除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中央立即批准照办。
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之流也公开背叛革命，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一场大革命，“好像放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散了……”[1]
7月底，郭沫若辗转到了九江，眼看着许多共产党人都向南昌汇集，他向中共九江市委表示了去南昌的愿望。党组织劝他视形势发展再定行踪。
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3日，郭沫若在九江得到消息，当晚即出发赴南昌，4日晚到达，见到了贺龙、周恩来，大家高兴得拥抱起来。
“八一”南昌起义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郭沫若不仅是委员，还是由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七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并兼总政治部主任。
这次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恐慌，调集了兵力向南昌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开除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国民党籍，并通缉拿办。这是继5月份对郭沫若的通缉之后的又一次通缉。
起义军决定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待机再度北伐。8月5日，郭沫若参加了起义军进军广州的誓师大会，即随总指挥部南下。
8月下旬，起义军到达江西瑞金。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所小学里举行入党宣誓，同时宣誓的还有贺龙。
起义军在瑞金、会昌连打胜仗，击溃了敌人的阻截。到了潮州、汕头地区后，起义军在战斗中失利，撤退到普宁县的流沙。在流沙举行的前敌委员会上决定，武装人员向海陆丰地区撤退，去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下的，由物色好了的当地农会会友做向导，分别向海边撤退，再赴香港或上海。不愿留下的，就地遣散。
在流沙突围中，总政治部被敌人打散。郭沫若一行仅剩四人，在农会主席的帮助下，在一个草仓里躲了七天之后，又赶路到了惠来县的神泉。在当地农会的帮助下，隐蔽了十天，等风向转过来，才登上载货的帆船，顺风到达香港。
10月下旬，郭沫若秘密从香港回到上海，隐居在一个普通弄堂里。从广东出发又回到广东的一年战斗生涯，使他把文学创作活动搁置起来，现在又开始重操旧业。他把过去未完成的译稿找了出来，重新补译和润色整理，完成了歌德诗剧《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译工作。在《浮士德· 第一部译后记》中说：“十年以前的旧稿，而今又重新补缀整理，我的心情和歌德在‘献诗’中所歌咏出的他隔了多年又重理他的旧稿时的那种心情实在相差不多。我好像漂泊了数年又回到了故乡一样。但我这故乡是怎么样呢?这真是田园荒芜，蟏蛸满屋了。”
上海并不是他可以久留之地，国民党的报纸都登出了通缉郭沫若的命令，还有悬赏三万元的赏格。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准备携全家搭乘苏联撤离领事馆人员的轮船去海参崴，再取道西伯利亚去莫斯科。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开船日期的到来。没有想到郭沫若突然患了斑疹伤寒，高烧40度，病得不能起床，不得不秘密住进日本人开的医院。在医院里他完全不省人事，医生已通知家属准备后事。然而两个星期之后，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住进医院是在1927年12月初，出院时已是1928年1月初了。苏联接撤退人员的船只早已驶离上海。
在病后的休养中，郭沫若身体虚弱，头脑却非常清醒，思绪万千，诗兴时常向他袭来，便记到了笔记本上，经过整理，完成了他的第五部诗集《恢复》。
《恢复》共收24首诗，都是躺在床上或坐在藤椅上写成的。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战斗生活的洗礼、政治斗争的考验，此时郭沫若思想已经成熟，《恢复》标志着他已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大革命失败，面对白色恐怖，他不悲观，不惆怅。在以《恢复》为题的诗中，表现了他的这种情怀：
我现在是已经复活了，复活了，
复活在这混沌的但有希望的人寰。
我虽然三个礼拜都没有睡眠，
但我一点也不忧虑，也不熬煎。
在《述怀》一诗中，则表现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什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慢地引领高歌。
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国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生活。
在《我想起了陈胜吴广》一诗里，他满怀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胜、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这场大病改变了郭沫若的人生历程，去不了苏联，祖国又不可久留，他只剩下一条不愿走，但又是别无选择的路，就是去日本。“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尤其要自己去走!”[1]
党组织同意郭沫若旅居日本，继续为党工作。周恩来到寓所来看望了他，一起叙谈和共进午餐。朋友们也为郭沫若饯行。党组织考虑到他拖家带口，决定在经济上给他一些资助，他知道党组织也有困难，就谢绝了。
此时上海卫戍司令部已侦查到郭沫若的住处，就要前来缉拿。朋友们得到信息，及时告诉了他，于当天晚上他移居到日本人开的旅馆。
次日，郭沫若孤身一人乘日本的邮船悄然离开上海。为便于行动，化名为吴诚，身份是南昌大学的教授，前往东京考察教育。他的家属则乘另外一只船赴日。
待到上海卫戍司令部去寓所要把郭沫若缉拿归案时，他已漂泊在东海之上了。
流亡十年
1928年2月底，郭沫若到达日本神户，与家人聚齐后，一起前往东京。
身在异城，只得靠妻子去寻找朋友，暂住下来。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市川市找到了一处平房，安顿下来。为了隐蔽，他仍用吴诚的假名，孩子们则跟着母亲改姓佐藤。
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国内活动了五年，创作了大量诗文，除散见于各种报刊外，还出版了诗集《星空》等四种，散文小说集《水平线下》，翻译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及《沫若译诗集》，还有与成仿吾合著的论文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及合译的《德国诗选》等。这些著译绝大部分是作为《创造丛书》在上海出版的，作为稿费，“创造社”每月给居住在日本的郭沫若转去100元。这样郭沫若一家的生活，也就有了基本保障。
稍微安定下来，郭沫若读了很多书，不仅有文艺方面的，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如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书籍。
他想起小学时学过的《易经》，便到东京的旧书店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旧书。这部书多年来被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夹杂着很多想象的成分。他细细读来，剥掉它的神秘外衣，认识到“《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1] 透过扑朔迷离的卦辞、爻辞的文句，看到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2] 写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和精神生产》一文。文章论证了当时是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牧畜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3]《易经》“是由原始公社社会变成奴隶制时的社会产物。”[4] 这是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篇历史研究著作，后来被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改篇名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正当他潜心读书、思考问题的时候，东京警视厅的人却不期而至。
从神户上了岸的吴诚，忽然失去踪迹，引起东京警视厅的警觉。此时日本对郭沫若的认识，已不是过去的穷留学生了，而是“左派要人”，日本报纸上登过他的简历和照片。警方怀疑吴诚可能就是郭沫若，他们到处搜寻，毫无线索。半年之后，通过信检，发现了郭沫若和成仿吾之间的信件，他们的怀疑终于得到证实。
8月的一天下午，几个邢士(便衣警察)忽然闯进郭沫若寓所，说是东京警视厅派他们来，要请郭沫若去东京谈话。到了东京，立即被审问长达三个小时，他很坦然，一切照实回答，在监房里被拘留三天，受尽污辱，问得无可再问，才放回来。临走之前警察作了一番训话，要他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如有什么不轨的企图，随时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
从此，郭沫若作为“左派巨头”和国民党的“通缉犯”受着邢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甚至随时不客气地闯入居室进行查问，连外出也不放过，总要有人在后面跟着监视。
继对《易经》的研究之后，郭沫若又对《诗经》和《书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易经》所反映的社会变革，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写出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这是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以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痕迹。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进入低潮，蒋介石公然发出“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的训令。有人散布马克思主义是“外来异物”，与中国的国情不同。更有人说，中国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中间没有奴隶社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于中国。同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也在国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本来1922年中共二大已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1928年中共六大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从党内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却反对这一观点，力图取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这一切都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而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然牵涉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和认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中国的实际，使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反击那些破坏中国革命的谬论，已成为每个共产党员面临的重要任务。
郭沫若读过很多马克思著作，半年前在上海养病时又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还读了《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著作。这些都为郭沫若的历史研究作了思想准备。郭沫若回忆他在日本的历史研究工作时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成就，那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现代化普遍落后，连初步的科学知识都还没有十分普及，在物质上虽然已经被外来的资本主义吮吸得几乎成了瘫痪，而在思想上却俨然横亘着一道难攻不破的万里长城。一句老话：国情不同。不是旧有的东西，不要说辩证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都是排斥的。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的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1]
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过程中，郭沫若对所使用的材料产生了怀疑。“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有二千多年，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洇没、改造、曲解”。[2]“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数言的。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3]
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把自己的追求转移到资料的选择上来。而未被后人窜改的第一手材料，只有那些埋藏在地下经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因而他对甲骨文、金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要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出发，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来探寻中国古代社会的本来面貌。
他在东北上野图书馆查到了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那里边全是甲骨拓片罗列，怎样读懂它、利用它，又是一个问题。他又到东京专门经营中国古籍的“文求堂”，找到了甲骨入门的书，但索价12元是他无法承受的。
东京有个“东洋文库”，是日本一个财阀的私人图书馆。经人介绍，郭沫若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查遍了文库所藏的甲骨文、金文著作。特别是王国维的《殷墟书契考释》，给他很大的启发。他说：“一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难，只要你有决心，干起来倒也容易。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黑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1]
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停止了活动，郭沫若的生活来源也随之断绝。他对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门搞下去，不得不拿出一些精力来顾及一家人的生活。他开始了自传体散文的创作，先后写了《我的幼年》、《黑猫》、《反正前后》、《初出夔门》等。他在《我的幼年》的《后语》里说：“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1944年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2]
郭沫若对甲骨文字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他感到“得见甲骨文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的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3]
1929年，郭沫若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这是他为探讨古代社会的实际而进行古文字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对甲骨文的考释不落窠臼，多有创见，阐述了殷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开创了把古文字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新道路。国内的中央研究院得知这一情况，愿意为他出版。但有个条件，因他是“通缉犯”，不能用真名。他回了一封信说“耻不食周粟”。
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结集在上海出版，给舆论界带来很大的震动，供不应求，只得再版、三版。该书丰富的材料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程，说明中国历史上确曾存在过奴隶社会，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说，“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又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它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得一字的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给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学术界公认这部书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著作。
这一年，郭沫若还对青铜器铭文进行探讨，完成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著述。这是他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情况，对古代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初步成果。
1932年，郭沫若感慨于中国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拟以寄寓日本之便，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遂遍记日本公私藏家，得见甲骨3000片左右。因无法得到拓片，不得不改变初衷。1933年选辑传世甲骨精粹者800片，经过系统排比，按内容分类，创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甲骨体系，并一一加以考释，完成了《卜辞通纂》一书。这是郭沫若考释甲骨卜辞，论述卜辞中反映殷代社会历史的一部专著。
1935年，郭沫若完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对存世重要青铜器作了系统的断代区分，并根据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文字的不同特点，确定了器具的发展期及特征，对辨别青铜器的时代，显示其史料价值起了重要作用，开创了我国青铜器断代研究的先河。
1936年，郭沫若完成了《石鼓文研究》一书，不仅考证了石鼓的文辞和产生年代，还使石鼓文的最善拓本得以流传。石鼓语言是我国传世最早的石刻，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由于二千七百多年的风化剥蚀，或一字不存，或残损严重。现在能看到的最好拓本是北宋时期的，共有三种，保存文字相当完好。这三种拓本早已流入日本，藏着秘不示人。郭沫若辗转借到三种拓本的照片，进行了研究。并将拓本照片附录于《石鼓研究》一书之中。1945年，美国对日本东京进行大轰炸，藏者已被炸死。其住宅也化为灰烬，所藏的三种拓本当然也化为乌有。现在我们只能通过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来窥探宋代拓本的面目了。
在日本的十年，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字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先后出版的古文字著作还有《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金文余释之余》、《殷契粹编》等，共十种。他把古文字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天地。
对郭沫若这十年的工作，后来周恩来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虽然有些论据，还值得推敲。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的走上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道路。[1]
郭沫若在日本还很注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1930年翻译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932年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35年鉴于国内尚无马克思《资本论》的全译文，又一次计划翻译全书，终因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而计划又未实现。《资本论》中曾提到我国清代一个财政大员的名字，当时国内有译本音译为“万卯寅”，日本译本则音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都不知所云。1936年经郭沫若考证，应为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并对《资本论》中谈到的中国“官票宝钞”作了正确的解释。
郭沫若远在日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和思念故园，通过朋友与国内保持着各方面的联系。1930年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并经常参加“左联”东京支部的活动。他关心青年，常与他们语重心长侃侃而谈。当他从来访者口中得知红军反“围剿”取得胜利和北上抗日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日军的侵略和东北的沦陷，又使他心急如焚。他给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的复信说，“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滴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2]
“七七”事变之后，国内燃烧起抗日烈火，郭沫若再也坐不住了。此时国民党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上的成就，得到了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的赞赏，曾请他吃过饭，日本报纸也曾报道。国民党错误地估计认为这种关系可以利用，在国共二次合作的情况下，决定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通过驻日使馆转来路费。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开始做回国的准备。为避日本警方的耳目，横滨的朋友给郭沫若来信说“青年会有西式房间十八、二十、二十四号等，设备均甚周全”。这是隐语，青年会是指神户，西式房间是说外国船，号数就是开船日期。郭沫若将要别妇抛雏，实在有些难舍，便选了24日。他给横滨朋友的答复是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五言律诗：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郭沫若的回国行动连家属也没有透露，临行的凌晨，他给妻子和每个孩子都写了一封告别信。天色未明即悄悄离开家，坐上头班电车到达东京，然后改乘汽车转赴横滨，在朋友家改换了行装，又乘车赶到神户，化名登上加拿大的轮船。在海上航行两天，当船快要驶到上海时，他心潮澎湃，吟出一首诗：
此来拼得全家哭，
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时年46岁的郭沫若，决心投入抗日烽火中去燃烧自己，生与死都已置之度外了。
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成功地避开日本警方的监视，安全地回到上海。三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
回国后，郭沫若立即与党组织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
一些团体和单位举行欢迎会，请郭沫若演讲。他表示“我和你们一起，上前线去，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的抗战，献给亲爱的祖国!”
“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郭沫若与夏衍、阿英等人筹组的《救亡日报》，于8月下旬到上海创刊，开展抗日宣传敢动工作，郭沫若任报社社长。
9月，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转来蒋介石的电报，命郭沫若去南京。郭沫若到达南京，蒋介石对他态度很和蔼，问了些有关情况和古文字研究工作。之后对郭沫若说，“希望你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还要给你安排一个适当的职务，一切会议都不必出席，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郭沫若说，“我回国仅仅两个月，对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两个世纪，沉潜在那些研究里，在我看来是一种危机。”并说，“文章一定要做，自己耳朵聋，不适合参加任何机构，名义不敢接受”。
11月，抗战局势恶化，南京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上海沦为孤岛。许多人士都从上海撤退，《救亡日报》出了85期，也不得不停刊。在最后一天的报纸上，郭沫若著文表示，“我们绝不是放弃了上海，也绝不是停止了战斗，我们是希图我们的战斗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为事实上的地雷和潜航艇”。
1938年1月，《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在复刊词中说：“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
这时，陈诚从武汉打来电报，邀郭沫若去武汉，“有要事奉商”。郭沫若到达武汉，为了摸清情况，先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与周恩来等人见面。得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备成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下设四个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此外还有一个总务厅，拟请郭沫若任三厅厅长。他即表示不愿出任厅长，第一，自己耳聋，不适于做这样的工作;第二，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第三，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办事处的一些同志不赞成他的观点。周恩来表示，“你不妨多听听朋友的意见，老实说有你做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陈诚三次与郭沫若约谈，讨论三厅的事。在三厅副厅长人选上，两人发生分歧。
2月初，陈诚请人吃饭，郭沫若也被邀请。请的人都是政治部及各厅的负责人选，唯独没有请周恩来。饭后即举行政治部的第一次部务会议。轮到郭沫若发言时，他说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又说，宣传工作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轻松，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从对象来说，有军队宣传，有国际宣传，有对敌宣传;从方法上论，有笔舌宣传，有艺术宣传，而笔舌宣传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艺术上有各种各样的艺术部门，这里须得不少的专家来参加，不是做厅长、副厅长的一二个人便能够了事的。今天不忙说要物色这样多的专门人才是困难的事，而尤其困难的是这样的专门人才大体上都不是国民党党员。假如我们要拿着“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人才，那我就敬谢不敏，实在连一打也找不到。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陈诚只得表示，可以照着这些话做，以后可以尽量商量。
为躲避三厅的职务，会后郭沫若即离武汉去长沙。在长沙时常收到于立群的来信，了解到武汉方面的一些消息。于立群在戏剧界从事救亡活动，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两人即相识，由相识又到相爱。郭沫若在长沙住了20天，于立群也来到长沙，她负有使命，带来周恩来的信。信中说，陈诚已有明白的表示，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副厅长的人选也不成问题，希望郭沫若立即返回武汉。
回到武汉，郭沫若向陈诚提出，三厅的工作计划、人事问题和经费预算应由主管人提出，陈诚件件依允。
1938年4月1日，三厅晚于一厅、二厅一个多月，正式成立了。厅下设三处，每处设三个科，阳翰笙、胡愈之、田汉、洪深、徐悲鸿、冯乃超等，分别担任处长、科长。此外还有许多影剧界、音乐界、美术界的人士参与工作，差不多都是各界名流，这样的阵容，使陈诚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三厅又组织和接收了一些下属的宣传单位，有孩子剧团、抗战宣传队四队、抗敌演出队十队、漫画宣传队一队，还有制片厂和电影放映队五队，人数在2000人以上。
三厅成立第一件事，是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用歌咏、美术、电影、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内容感人，形式活泼，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批队伍活跃在前线和后方，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正在三厅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政治部的一道训令：“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报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提出这种无理指责，说明三厅工作已深入人心，使他们害怕了。郭沫若毫不客气地备文予以反驳：“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用‘国民’与‘国家’?”
接着在政治部的部务会议上，有人借口政治部的部门多，所有一切文件应求内容统一，提出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并把草拟的审查委员会条例拿出来讨论。这用意很明显，是害怕三厅工作的影响，要绞杀三厅的工作。郭沫若发言说，政治部内各级都有负专责的人，成立这样一个超越的机构，岂不是在政治部之上有了太上政治部?再请问，这审查委员会是不是都是万能者?一切对外文件包含各国语言和各种艺术部门，如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请问究竟有哪几位是这样万能的专家?照我看来，拟这条例的人根本就是外行，这位先生的头脑首先就值得审查审查。
1938年10月，日军进攻武汉，三厅人员开始向长沙撤退，又撤退到衡阳。年底，到达重庆。
国民党觉得三厅人员不好控制，从1938年起，不断威逼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还限令三厅人员“要抗日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作离厅处理”。遭到三厅人员的抵制。郭沫若愤而提出辞职，厅内40多人也联名提出辞职。国民党怕这些有影响的文化界人，离开三厅更加难以控制，更怕他们投奔延安，于是下令筹建文化工作委员会，把三厅人员转入文化工作委员会，限令文化工作委员会只作文化学术研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
1940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被任命为主任。
回国以后，郭沫若以全部身心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以致多年来所从事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被搁置起来，引起许多同志的关心。1941年，郭沫若把在抗战中发表的言论和杂文，收集起来结集为《羽书集》，在香港出版。在序文中他说：
抗战以来，关于学术研究的工作是完全荒废了，但我也并不引以为憾。在目前这样的天翻地覆的时代，即使有更适当的环境让我从事研究，我也不会有那样静谧的心境。我始终是一个“人”，那种“超人”式的行径，的确是超过了我。
有好些朋友问我：四年来为什么少写文艺上东西?这个问题，我也苦于解答。不过这个《羽书集》，我想，或许也不失为一个答案吧。在大动荡的惊涛恶浪中，我这些小船固定在一座珊瑚礁上了。我不仅没有工夫写，甚至没有工夫看。
1941年10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提出为郭沫若举行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祝贺活动。并强调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从11月16日开始，重庆各界为郭沫若50诞辰暨创作生活25周年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当天举行了庆祝茶会，会场高悬一支模型大毛笔，笔杆上写着“以清妖孳”，这是青年送的寿礼。茶会由冯玉祥主持，老舍报告了郭沫若的生平与业绩，黄炎培、沈钧儒、周恩来等，致了贺辞。郭沫善在答辞中说，“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愧。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
当晚，周恩来、董必武、老舍、梅贻琦等文化界人士举行聚餐会，向郭沫若表示祝贺。
《新华日报》出版了祝贺特刊，发表了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沈尹默等人的贺词、贺诗。在第一版上发表了周恩来的《我要说的话》，把郭沫若与鲁迅相比较，作了高度的评价：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一道奋斗到底的。[1]
在重庆还举办了“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展览会”，用图片、书稿等介绍了郭沫若的生平和贡献。在延安的纪念活动上，演出了根据郭沫若的《凤凰涅粲》改编的大合唱。在桂林、香港、新加坡等都举行了庆祝会，报纸上发表了祝贺文章。
作为庆祝活动之一，郭沫若在四年前创作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在重庆演出，引起强烈的反响。剧中所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郭沫若在演出后写的文章中说，“《棠棣之花》的政治气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这不用说是参合了一些主观的见解进去的。望合厌分是民国以来共同的希望。也是中国的有历史以来的历代人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是古今共通的东西，我们可以据今推古，亦正可以借古鉴今，所以这样掺和我并不感其突兀。”[1]
周恩来对这次演出十分关心，先后看了七次，并指导《新华日报》出专刊进行宣传和评论。《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第一个结构完整的历史剧，演出的成功使话剧工作者受到了鼓舞，他们纷纷向郭沫若提出为他们再写一个剧本，并针对他多次发表研究屈原文章，提出就写屈原。屈原是郭沫若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对屈原的正义感非常景仰，对其不幸的遭遇寄以无限同情，就慨然答应了朋友们的要求。
1942年1月，郭沫若用了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五幕历史剧《屈原》的写作。他把屈原因爱国抗秦而遭到卖国的统治集团诬陷和迫害的一生，凝聚到从清早到夜半过后的一天时间里来表现，使矛盾集中，情节感人。
在写作期间，周恩来特地来看望郭沫若，并说屈原这个题材好，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郭沫若则在后来的文章中说：“我写这个剧本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的……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1]
4月，《屈原》在重庆公演，轰动了整个山城，尤其是最后一幕屈原的独白《雷电颂》，撞击着每个人的心扉，使人热血沸腾：
风! 你咆哮吧! 咆哮吧! 尽力地咆哮吧! 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
尽管你是怎样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们从梦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转来，不能吹掉这比铁还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尘，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动一些花草树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长江，使那东海，为你翻波涌浪，和你一同地大声咆哮呵!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大海，那浩浩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 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 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 爆炸了吧!
《屈原》共演了17场，场场客满。在重庆的街头巷尾，时常可以听到人们模仿屈原的台词，怒喊“爆炸了吧! 爆炸了吧!”
周恩来对《雷电颂》非常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句，也不能写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借着屈原之口说出他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
《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祝贺《屈原》演出成功的评论文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却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说《屈原》对历史是歪曲，对艺术欠忠实。又说，什么是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别有用心，是借演出搞不当活动。几天之后，《屈原》被禁止演出。
为祝贺《屈原》演出成功，周恩来专门举行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缺口，郭先生和诸位都立了大功!
此后，郭沫若又以很大的激情投入历史剧的创作，在完成《屈原》剧本之后仅一个月，又用了十天工夫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虎符》。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宣扬了维护正义，反对独裁的精神。剧中魏安厘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些与现实相似。如姬临死前对暴戾的魏安厘王的怒骂，听来就好像是在骂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国民党对《虎符》的审查迟迟不予通过。戏都已排好了，经过斗争才只准演出一次，就再也不准上演了。
6月，郭沫若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又名《筑》)，剧中揭露了作为统治者秦始皇的残暴。郭沫若本来认为秦始皇是对中华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写这个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示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1] 剧本因之触动了当局，审查未通过，被禁止演出。
在1942年的半年时间内，郭沫若连续创作了三个历史剧，连同1937年创作的《棠棣之花》，四个历史悲剧的背景都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主要的并不是想写在某些时代有些什么人，而是想写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应该有怎样合理的发展”。“要想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向前进展，还须是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聂、聂政姐弟的血向这儿洒了，屈原、女须也有这样，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与家大人，无一不是这样”。[2]
9月，郭沫若又用了六天工夫，创作了四幕历史剧《孔雀胆》，描写元代云南大理国总管段功与阿盖公主相爱的悲剧。此剧上演场次最多，产生了轰动效果，但对剧本的评论却毁誉不一，舞台上悱恻的故事感人至深，却与时代的氛围相去较远。周恩来评论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3]
1943年3月，郭沫若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五幕历史剧《南冠草》，剧本取材于明末少年爱国诗人夏完淳坚持民族气节，慷慨殉国的故事。其反清复明的斗争，固然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面，剧中表现的关心国家的存亡，揭露卖国者的屈膝投降，无疑是与当时的时代气氛融合在一起的。
郭沫若在短短的时间里，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形成了他文学生涯中又一个丰收期。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里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1944年3月，郭沫若写出了历史研究的长文《甲申三百年祭》，剖析了明朝土崩瓦解和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
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为了给第三次反共高潮舆论准备，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目的就是要反共反人民，实行独裁统治。还举出明朝灭亡的历史为例说：“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这里所说的“党派倾轧”、“流寇横行”，都是在影射共产党。
在重庆的共产党人，根据中央发动宣传反击的指示，专门在郭沫若家中进行了研究，决定通过甲申300年的纪念活动来向国民党进行反击。一些进步人士为此而写了文章。明史并不是郭沫若的专长，他广泛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积极参加了这项斗争。文章写后，又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董必武进行审阅。
300年前(1644年，亦即甲申年)的3月19日，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景山，史学家习惯上把这一天作为明亡的日子。《新华日报》选择了300年后的这一天，开始连载郭沫若的文章，共用了四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研究甲申最有影响的文章。
文章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说：“内部已腐败不堪。”“无论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总结了李自成骄傲自满、丧失纪律、屠戮功臣等招致失败的经验教训。
文章显然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央报》立即发表《纠正这一种错误思想》的社论，进行了围攻。与此相反，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沫若的文章，并加了长篇按语，其中说：
郭先生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沫若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不过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决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与时局》里指出：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
在这时期，郭沫若还写了大量历史研究的文章，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也配合了现实的斗争。这些文章先后辑成《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三种书出版。《十批判书》偏于批判，《青铜时代》偏于考证，《历史人物》则是人物研究。
在抗战期间，本来是有很多宣传工作要做，但自三厅撤销之后，国民党规定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许进行文化学术研究，不得从事政治活动，这倒给了郭沫若从事著述的时间。他说：“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于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的蠹鱼。然而时工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后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2]
对于郭沫若的研究和创作工作，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做了许多年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3] 又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1]1945年3月，国民党借口机构重复，裁撤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重庆舆论界对此普遍表示惊异和愤慨。
6月，郭沫若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2周年纪念大会，赴苏访问50天。回国后出版了《苏联纪行》一书。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月底，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同重庆各界见面时，对郭沫若谈起他写的《反正前后》，说“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会议。2月，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群众大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惨遭毒打，郭沫若起而阻止，也被打掉眼镜，打伤眼角，推倒在地。郭沫若向记者披露了事情的经过，指出这是事先策划的阴谋。在政协代表邀请国民政府代表座谈时，郭沫若说“打了我的人怎么呢?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了我。那种心怀内疚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2]
郭沫若在重庆生活了六年多，为抗战宣传写了大量杂文，还写了一些研究文章，除《羽书集》外，还结集出版了《蒲俭集》、《今昔集》、《沸羹集》等。
1946年5月，郭沫若举家返回上海，结束了在重庆的抗战生活。
奔向新的征途
1946年，蒋介石加紧破坏国共“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一方面发动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一方面镇压屠杀爱国人士。
郭沫若回到上海后，即在各种场合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针对6月6日蒋介石发布的十五天停战令，他揭露说，“十五天的停战令包含着十足的火药气，那分明是一纸哀的美顿书，限期十五个二十四小时，以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而已”。[3] 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杀害，郭沫若著文愤怒地指出，“十一日李公朴遭难，十五日闻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领导民主 运动的朋友，同遭美械凶徒的暗杀。这里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白色恐怖的阴谋摆布”。[1] 又说：“反民主施瘟使者们的幌子，今天是自行揭穿了。他们说：他们在反苏反共，但事实上他们是反民主反人民。”[2] 他还用诗句喊出：
我要反抗!
我要反抗!
我要反抗!
我揩干了眼泪，
要驱除那万恶的豺狼![3]
11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郭沫若被指定为“国大代表”。他对《新华日报》记者说，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国大代表”，完全违背了政协的程序，因此名单中尽管列有自己的名字，但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他坚决拒绝参加非法的伪“国大”。
1947年，因为拒绝与国民党的合作，没有公务收入，生活很拮据，郭沫若就自订了一份润格，开始公开卖字，前后共四个多月。
11月，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了保护郭沫若，党组织安排他全家乘船离开上海，转赴香港。在香港他著文说明他离开上海的原因，“消极地要摔破法西斯统治者的花瓶，积极地要恢复我的自由替中国人民服务。”[4]
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公布首次遴选的81名院士名单，郭沫若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工作上的贡献，被选为人文组的院士。
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郭沫若立即响应，与李济深等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发出的号召，认为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完全符合人民的要求。在《华商报》的一次座谈会上，郭沫若说，中共中央“五一”的号召对于促进民主团结，促进胜利，具有历史意义，也正是全国人民所迫切要求的。又说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
11月，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党中央邀请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共商开国大计。在党的安排下，郭沫若乘船秘密离开香港，同行的民主人士有30多人。12月初，轮船到达了辽宁安东(今丹东)附近靠岸，他们又乘车转赴沈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们又来到北平。
为了迎接新中国，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开国前夕，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被选为常设委员会副主席。4月23日，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恰好传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顿时会场一片欢腾，各国朋友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祝贺，互相拥抱，高呼“中国万岁”，形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1949年9月，郭沫若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召集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54年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从1954年直到逝世连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外，从1949年开始，还一直担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事着繁重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
解放初期，教育工作存在很多困难。1949年底郭沫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号召文教工作者将“有限的财力作最有效的使用”[1]。1953年6月，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给予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即必须妥当地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培养出大量合格的建设人才”。[2]1951年郭沫若提出爱国主义教育问题，指出“历史教学在教育工作中占极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普及并深入爱国主义教育上是基本的工作”。[3] 对当时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他都一一负责解决。1950年7月，他主持文化教育委员会专门研究了对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救济，以及对失学学生的处理问题。12月根据当时情况，又向政务院提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妥善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郭沫若对科学研究工作抱有很大期望，1950年1月，他在自然科学学会联合年会上说：“今日是中国自然科学最好发展的一个时期，是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的最好时机，也是全国人民向科学家期望最高的时候。”[1]
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接收了旧中国的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既有重复，又有些重要学科是空白，很难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必须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研究工作进行调查和补充。在建院不满半个月的时候，郭沫若首先邀请原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进行座谈，向他们介绍筹建中国科学院的情况和将来工作的设想，并希望他们多发表意见，共同做好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在院机关各级干部选定之后，郭沫若率领有关人员到研究所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了调整机构的方案。他身兼数种国家领导的职务，在政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每个星期都到院办公，主持实施研究所的改组和所长的选聘，部署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并从全国科学技术界中聘请著名的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的专门委员参与科研的组织工作。
1950年6月中旬，郭沫若以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指出确定科学研究方向、培养与合理地分配科学研究人才、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6月下旬，又以院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郭沫若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把这时期的中心工作概括为三条：一是确定方针，根据《共同纲领》中文教政策的规定，担负起推进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二是建立制度，制定了《中国科学院暂行组织条例》、《专门委员聘任暂行规程》、《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研究人员任用暂行细则》和《技术人员暂行细则》等等;三是要加强与全国科研机构的联系。有这三个方面，他认为：“本院大厦的骨髓已经建立起来。”
科学研究需要人才。中国科学院对旧中国留下的科研人才，做了妥善的安置，使他们发挥作用。一些海外学子，在新中国的感召下，表示愿意回来报效祖国，中国科学院千方百计地争取他们回国工作。1950年5月，地质学家李四光从英国回国，到达北京是早晨，郭沫若与于立群夫妇来不及吃早饭，就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并陪送李四光夫妇到下榻的六国饭店。
1950年4月，得到了在美国的中国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想回国工作的消息，郭沫若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赵忠尧要把在美国购置的物理学研究用的仪器带回国，郭沫若设法给予支持，并为其出具中国科学院的证明。赵忠尧在回国途中被驻日美军无理扣押，郭沫若立即与外交部协商，进行营救，并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 居里，呼吁全世界科学家予以谴责。当得知因阻断了赵忠尧的国际汇款，其在南京的家属生活困难后，郭沫若立即决定，提前核定赵忠尧的月薪，发给家属，以解决燃眉之急。
解放初期，反复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旧作风，却滋生了另一种倾向，使得一些科学家不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郭沫若以高度责任感出来说话。他写了一篇题为《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科学院的指导研究工作的刊物《科学通报》上，表明他的观点：
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尊重科学研究，尊重科学研究家。
科学研究自然是应该和实际配合的，但在这儿也有种种不同的历程。有的研究和实用的历程很短，研究的成果立即可以见诸实用。但有的却有相当长远的历程，一时是看不出成效来的。
对于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怀着急躁的心情期待，是不妥当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算计要打得长一点。
中国的科学家们，应该说都是优秀的爱国主义者，正因为爱国，所以才从事科学研究，应用科学来实际建国。
但无可讳言，我们对于科学和科学研究，无论内外行，都还不够十分重视。我们的眼光有时太短，而算计有时打得太紧。因此我提出这点暗示来请大家注意。我是在为科学家呼吁，也是在向科学界呼吁。
随着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旧有的研究条件已远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稍有头绪之后，郭沫若即主持安排科研基地的建设问题，考虑到北京城里寻求基地已很困难，只有向城外发展。初选的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和北郊黄寺地区，因为遭到困难而被否定，随后又提出中关村方案。郭沫若偕同几位院领导亲往中关村察看，经过比较，选定了中关村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基地。1954年在中关村的农田里建起了中国科学院第一栋科研用楼房，供新建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使用，成为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最初基地。后来又在中关村建起许多研究所的科研用楼，为建立中关村科学城打下初步基础。
1954年，郭沫若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对《管子》进行了整理和校注，完成了《管子集校》一书。《管子》是一部学术内容丰富的古代著作，但因年代久远，内容庞杂，简篇错乱，文字讹误，历来认为是一本难读的书。郭沫若在广泛搜集历代版本、汇集各家注释的基础上，订正了文字的讹误和脱漏，纠正了错简，使文气贯通。在整理过程中还有许多发现和创见。郭沫若在书中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声、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于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1] 经过整理，集历代校译之大成，文字多达170万，为前人注释的三倍。这是郭沫若在建国之后，用心最勤的一项历史资料研究整理工作。
从建国之前开始，郭沫若就一直为国际和平事业到处奔走，他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华沙、柏林、维也纳、奥斯陆等地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作为和平战士，与各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了表彰郭沫若为国际和平所做的贡献，1952年4月9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授予他“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随后他将这笔十万元卢布的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间长达25天。当时中日尚未建交，是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访日正式代表团，成员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到达东京时，机场上第一次出现五星红旗，代表团受到热烈的欢迎。郭沫若在机场上对记者说：“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中日两国人民特别需要和平相处。”
代表团到日本一些地方访问，会见了日本国会议长、日本学术会议的会长以及许多新老朋友。还到市川、冈山、福冈旧地重游。当人们得到郭沫若要访问市川市须和田旧居消息时，许多老邻居都来欢迎他。他到邻居家做客，用日语与老朋友叙旧，怀念在日本人民帮助下度过的艰难岁月。
郭沫若1937年回国时，在日本遗留了一些自己用的资料，如书籍、甲骨拓片等，约1500件，已全部捐献给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日中文化研究所特别来当面表示感谢，并表达了要在日本建立“沫若文库”以保存这些资料的意向。郭沫若不同意这样做，他表示应该着眼于更大的范围。根据他的意见，日方建立了亚非图书馆，把他捐献的资料保存在该馆的中国室。
这次访问，在日本造成很好的影响，宣传了新中国，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1956年初，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意见，由郭沫若主持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他被任命为校长。从筹建到开学，只有半年时间，生源、校舍、师资、教学计划等都要尽快解决。郭沫若亲自出面联系解决校舍问题，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又主持校务委员会的工作，聘请了院内一批科学家担任教学工作。还为学校作了校歌歌词，请音乐家吕骥谱了曲。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所新型的大学很快就诞生了。
当时有的学生经济上有困难，郭沫若拿出自己的稿费给予帮助，并用稿费为学校修建了游泳池。“文革”前，他把15万元的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给中国科学院。在他逝世之后，中国科学院决定用这笔钱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建立“郭沫若奖学金”，这是我国首次在大学里建立的奖学金。后来又用他的稿费作了追加，奖学金基金已达到50万元。
解放后郭沫若创作了大量诗歌，其数量远在解放前之上，其中旧体诗词的比例也在解放前之上。50年代出版了《新华颂》、《长春集》、《骆驼集》等诗集，60年代初出版了《东风集》。这些诗作表现了诗人的高度政治热情，赞美新中国建设，赞美祖国河山，也有一些歌颂领袖，歌颂国际友谊的。其中不乏好诗，一些诗保持了《女神》时代的浪漫主义气韵，一些诗展现了诗人宽阔乐观的胸怀。但也有一些诗流于概念化，一些应酬之作更是缺乏诗味。
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郭沫若积极响应，于1958年出版了诗集《百花齐放》。集中共有101首诗，一种花一首诗，另外还一首《其他一切花》。诗集出了好几种，还有国画、木刻、剪纸等插图本，一首诗配一幅画，装帧十分精美。但其中刻板的描绘、概念化的诗句，已失去诗味，人们已寻不到他往日诗作的气韵了。
有一个学生向郭沫若提出意见，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听到孩子的这种直言，他非常高兴，感到“后生可爱”，虚心接受意见，并回答说：“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1]
1958年底，报纸公开了郭沫若入党的消息。这是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一些青少年以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的存在为榜样，认为入党入团是无关紧要的事，郭沫若说：“这些青年朋友当然无从知道，做一个共产党员，在我是长久以来的最大愿望。”[2]
郭沫若爱作翻案文章，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气度。1959年他说：“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3] 他不仅写了《替曹操翻案》的专文，还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中，充分体现了这种观点。
五幕历史剧《蔡文姬》，写于1959年初，仅用一周时间便完成了初稿，后来又多次进行修改。郭沫若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象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4] 剧本《蔡文姬》通过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展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给曹操树立了崭新的形象。
剧本的主人公蔡文姬，是作为一个深明大义、才华横溢，却又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才女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塑造这一形象，倾注了郭沫若的全部感情。他说：“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1] 因此，剧中对蔡文姬在悲欢离合中的感情，描写得细腻入微，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按照惯例，《蔡文姬》排好之后，郭沫若请来周恩来观看，听取他的意见。
《蔡文姬》和《替曹操翻案》的发表，引起学术界的争论。郭沫若相继又写了一些阐明自己观点的文章，一时间各种见解纷纷刊于有关报刊，形成了一种热烈讨论的局面。
四幕历史话剧《武则天》是郭沫若花费时间最长的作品。从1960年1月开始写作，到1962年6月始告完成，历时两年半。剧中的武则天，一反凶狠淫荡的传统面目，成为一个广开言路、知人善任、为天下长治久安而费尽心血的女皇形象。剧本以武则天56～ 61岁，即她最成熟的时期为背景，以平定徐敬业策动的叛乱为线索，来发展故事情节，表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抱负和杰出才干。郭沫若说，武则天“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在她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使她能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若，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2]
1962年，郭沫若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是应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要求而写作的。但剧本只在刊物上发表过，既未投拍也没有在人们中间产生反响。
郭沫若一生创作了九部历史剧，重庆时期创作了六部，都是悲剧，那是悲剧时代的产物。解放后创作了三部，一洗悲剧气氛，《蔡文姬》则被标上“五幕历史喜剧”。[3] 他的历史剧紧密与时代相结合，激励人们去抗争。他说：“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地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起了人民的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4]
郭沫若的剧作，表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剧中对白注重感情的抒发，尤其长篇的独白，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情。郭沫若曾说，“广义的来说吧，我所写的这些剧本或小说或论述，倒有些确实是诗”。[5] 解放后，郭沫若还出版了古代史研究著作《奴隶制时代》，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史中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断代问题。1956年，郭沫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的提议，成立了《中国史稿》编写组，郭沫若为主编。1959年，根据1956～ 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安排，成立了《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委员。他为这两部书的编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由于“文革”的到来，编纂工作受到了干扰，以致直到他临终也未见到这两部书的完成。
晚年岁月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在显著的位置刊出了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全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铺天盖地，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
姚文元的文章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对一个历史剧大动干戈。文章最后说，“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坏，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弦外之音，令人惶惶。同为历史学家，同为历史剧作家，其历史剧作比吴晗数量还多的郭沫若感到气氛的紧张和事态的严重，是很自然的事。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思想批判运动。郭沫若因为为《武训画传》题了词，曾两次专门著文进行自我批评。以后在历次运动中，他差不多都作过自我检查。此次，他虽与《海瑞罢官》无牵连，但因与吴晗是老朋友，他采取了另一种方式。1966年1月，他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写了一封信，提出辞去在科学院的所有职务：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1]
张劲夫立即把信转呈当时主管科学院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并附信说，郭老紧张，希望中央注意保护。中宣部又把信转呈中央。
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把郭沫若的信，作为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背景材料，附在《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之后，上报中央。提出实事求是，反对武断和以势压人的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有些人从这些事件里闻出了味道，开始批判郭沫若，不断有人写信给他，指责他30年代鼓吹“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质问他在大家都高唱“东方红”的时候，竟在《满江红· 领袖颂》里说什么“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是何企图?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又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徒增烦恼。
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0次扩大会议，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在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在报告后的讨论中，郭沫若发言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很模糊。”[1]
这是一个没有准备的即席发言。会后印了简报，被康生发现了，又送毛泽东阅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于是舆论大哗，国内外都议论纷纷，不知中国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郭沫若是怎么了?
早年，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的作品应该烧掉，那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并没有引起什么怀疑。现在不同了，对大批的群众来信他无言以对。
这时，他想到了回老家，到乐山去。解放之后，他走遍大江南北，唯独没有回自己家乡看看。在乐山还有一个少年时由家庭包办的夫人，他被逼拜堂之后，就逃出来了，这就是他多年来不愿回家乡的原因。但这时他想回家乡了，也许是年老思乡，也许是出于无法排遣的无奈。
他出京十多天，一路到了成都，在成都参加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原打算次日就去乐山，不意晚间接到北京电话通知，要他回京开会。回到北京，他被安排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五· 一六通知》，彭真被撤了职，从此郭沫若的辞职信也就再没有人提起了。
有一位青年教师，写了一篇评论郭沫若历史剧《武则天》的文章，其中对郭沫若“烧书”提出看法，“简单的烧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是不科学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纠正错误。”他把文章寄到《人民日报》，编者建议他直接把文章送给郭沫若，他于8月下旬写了一个短信，连文章一起寄给郭沫若。
沉默已有四个多月，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于收到青年教师信的次日，他复了信：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凤凰每次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1]
总算有了一个说法，尽管很牵强。复信几天后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国庆节刚过，破“四旧”的红卫兵就找上门来。郭沫若曾为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过书名，红卫兵硬说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其反动目的昭然若揭，勒令必须在10月5日对自己的罪行作出交代，否则后果自负。
这一场灾祸，惊动了周恩来，他也无法制止红卫兵的行动，只得安排郭沫若暂居别处。
10月4日，郭沫若心情很复杂，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 海字》：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爱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限期交代，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也受之甘。《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
1967年4月，郭沫若在部队当兵的23岁的儿子郭民英，开枪自杀。民英本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提琴，他把家中的收录机带到学校录歌曲，有同学写信告他特殊化，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刊出，成了特殊化的典型。他本来就感情脆弱，受不了这种压力，使离开学校到海军去当兵，又因看郭沫若的书，被批为看黑书，以致自杀，军籍、党籍均被撤销。直到死去12年后，才作了改正，恢复了预备党员资格。
相隔仅一年，1968年4月又一个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26岁儿子郭世英，被校内坏人绑架关押。全家心急如焚，郭沫若竟无力营救。于立群督促他去找周恩来，就在当晚的活动中他见到周恩来，他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竟忍住一字不提。三天后，世英死亡。手仍被捆着，倒在囚房。此时此刻，竟无法追究被害的责任，甚至无法查清死亡的原因。
一年间隔，痛失两个爱子，往日的情怀，今日的思念，郭沫若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把儿子的日记拿出来，一面透过日记重温儿子的往事，一面手握毛笔把日记用小楷拟录下来，抄成八个本子，放在案头，朝夕相对。当人们打开抄录的本子时，里面还夹着一张两个死去孩子的活生生的合影!
1968年，在河北满城县陵山施工的部队，意外发现一座古墓，河北省向中央作了报告。为了保护好古墓，周恩来将此事委托给郭沫若。当时“文革”派性武斗正烈，又常常把文物当作“四旧”进行破坏。郭沫若避开这些干扰，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对古墓进行发掘。他亲自到满城去察看现场，发现这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并根据汉代诸侯王夫妻同坟异葬的习俗，判断附近还应有刘胜妻的墓。这个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于是刘胜妻窦绾的墓也被勘测发掘出来。这两座宝贵的古墓，在当时极其混乱的社会情况下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此后在周恩来的嘱托下，郭沫若在“文革”为保护国家文物做了许多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文物》杂志复刊了，被封闭的故宫博物院重新对外开放。他发挥自己的专长，对新发现的文物做了考证工作。1972年出版了《出土文物二三事》，这是他一年多来考古著述的结集。
1969年，郭沫若完成了《李白与杜甫》的写作。这是他最后的一部学术著作，倾注了他晚年的心血，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进行酝酿、写作和修改，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
《李白与杜甫》开篇即说：“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历史上就有几种说法，颇有争论。郭沫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并作了论证，还考证出碎叶“即托克马克，在现在的苏联吉尔吉斯境内”，“伊寒克湖西北”。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早在18世纪40年代，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少数民族就已臣服了沙皇。”为了反击这种谬论，外交部专门走访了郭沫若，得出李白出生在碎叶的研究成果后，在外交部《驳苏联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声明》中指出：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新疆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发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远在公元前，中国汉朝就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设有行政机构。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
这些论点，给苏联对历史的歪曲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因此，《李白与杜甫》在未出版之前，就已为一些人所知了，在他们的推动下，这部书于1971年10月正式出版。
《李白与杜甫》不为传统的观点所囿，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李白和杜甫进行比较和审视，提出了与传统因袭相悖的观点。书中对李白和杜甫都有批评，但对“每饭不忘君”的杜甫批评更多，对长期以来把杜甫尊为“诗圣”和“人民诗人”表示异议。这是郭沫若一贯的观点，少年时他就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后来也表现为偏爱李白，反对对杜甫的“藻饰”，并且对关于李白、杜甫的研究现状不满。他在一封信中说：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
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1]
后来的评论界对这部书颇多评论，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见仁见智，各有其道理。这部书出现在“文革”时代，是那时唯一的一部学术著作。有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摆满了红色封皮的书籍，只在一隅出现了一些棕色封面的《李白与杜甫》，颇引人注目。
1974年1月25日，亦即农历大年初三，江青一伙迫不及待地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当着1万多人的面，江青指责郭沫若说“他的《十批判书》是错误的”。还提高嗓门问：“郭老今天来了没有?”郭沫若只好说：“来了，来了。”没想到却得到全场的鼓掌。他是事先接到通知，带着全家一起来的。
两天之后，江青在另一次批林批孔动员会上说：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主席，当时主席那里放着《十批判书》，已经印成大字本了。主席说，送给你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没有什么秘密了，郭老功大于过，前天在会上已经对郭老讲了。好像当时主席就有一首诗，五言绝句，我就记下来了。不过后来8月份又给我说了，叫做“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在这种压力之下，郭沫若不得不表示自己的态度，他写了两首七律，其一为：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万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籼若朱。
原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这显然是违心之作。纵观历史，郭沫若曾对孔子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既不把孔子奉为神明，也没有把孔子及其学说全盘否定，这与“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是不一致的，这就是说“郭老从柳退”的原因。江青还不罢休，又找上门来，指责郭沫若尊孔，要他表态，要他“批宰相”，“批大儒”，很明显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几次政治风波，年已82岁高龄的郭沫若已承受不了这些重压，批周恩来的压力又使他心焦。就在江青来过那天夜里，他突然发高烧。周恩来曾指示郭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郭老年事已高，要保护好他，昼夜值班，保证他的安全，这样，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了他的病情，送往医院。
他得了肺炎，此后时好时坏，不断住院。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使郭沫若木然失措。从在广州见面开始，相知50年。悠悠岁月，一旦诀别，怎能不使他五内俱焚。
10月，祖国大地传遍令人振奋的消息，“四人帮”垮台了。郭沫若立即抱病写出《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从内心里爆发出自己的欢欣，以痛快淋漓的笔触写道：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这首诗很快在社会上传诵开来，一些文艺界人士为词谱了各种曲调，到处传唱，成为表达人民心声的一种形式。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当时郭沫若正在住院，病情很重，行动困难，医生不同意他出席大会。他说这样的大会，我不能不参加。医生只得为他做好医护准备，同意他赴会，但时间不能长。他是坐在轮椅上被推上主席台的，会开了不到一半，就被几个人连人带轮椅一起抬下主席台，送回医院。
大会闭幕时，他有一个题为《科学的春天》的发言，然而他已无力出席会议了，只得请人在会上代读：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
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
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虽然在重病之中，他又一次以诗人的气质，歌颂春天，歌颂科学，歌颂未来。当我们听到这些朗朗之声的时候，谁会想到，这竟是他献给自己所热爱的科学事业的绝唱!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6岁。
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1]
早在1943年，郭沫若就提倡埋葬方式的改革，他说：
至少关于我自己的事，我总可以预行定下遗言：
将来我如果是死在故乡，
我绝对不愿意我的家属或朋友把我土葬。
烧成灰，多干脆! 起码还可以替中国的土地施肥。
再不然送到医科大学去解剖，
还可以让亲爱的学生们朝夕摩挲。[2]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根据遗嘱，医院对遗体进行了解剖，看到他的肺部大部纤维化了，已失去了肺的功能。他的骨灰撒到大寨的土地上，化作肥田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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