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月14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争取巩固、充实和提高。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要求贯彻12条《紧急指示信》，进一步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整顿干部作风，调整干群关系，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彻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彻底清理平调帐目，坚决退赔。全会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于上年9月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会议重新恢复了八大确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大转折。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
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其基本内容是：1.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2.国家财政预算，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本帐，坚持“全国一盘棋”，不准打赤字预算。3.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加强管理，进行整顿。4.坚决纠正把不应摊入成本的开支挤入成本的现象。5.不许把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不许把信贷资金用于财政性支出，不得赊销和挪用国家的商品和物资。《报告》还指出，中央与地方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企业留成比例缩减一半，基建投资包干改由建设银行拨款监督，税收的调整，要经中央的批准。总的精神是改进基本建设、税收、城乡人民公社的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1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内容是： 一、经济管理的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委(市、自治区)三级，最近两三年，应当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二、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三、中央各部直属企业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统一指挥。四、凡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安排。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对中央直属企业的物资进行调整时，必须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五、财权必须集中，各级都不许搞赤字预算。贷币发行权归中央。六、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都不准突破。七、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物、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
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月中旬，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这八字方针的原因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反右倾”以后提出的1960年“更大的跃进”，到1960年年中已难以进行下去。在7月至8月上旬的中共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问题。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8月底，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定八字方针，是党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10年中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
开始三年经济调整
本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经济调整工作。调整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此前1960年9月，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1961年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党中央决定自1961年起，采取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纠正“共产风”，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精减职工，扭转财政赤字等主要措施。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62年，农村政策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1962年底，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也开始出现了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连续出现的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出现了迅速恢复的好形势。
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政策
本年初，中共中央逐渐明确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为了纠正共产风，1959年5月7日党中央发出的通知中指出：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以利于发展猪鸡鸭鹅。1960年1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明确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开放“有领导有计划的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一部分集体企业的自负盈亏，是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规定的。包产到户首先是在农村基层，作为克服农村经济困难的一种措施提出来的，后得到当时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某省少数领导同志的宣扬推广。毛泽东开始也曾同意试行。包产到户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自由市场是对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通俗称呼。“三自一包”政策，当时对增加农副产品，促进农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有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2月下旬，为了系统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体制、规模、分配、公共食堂等问题，党中央着手起草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3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南三区(中南、西南、华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主持北三区(西北、华北、东北)会议，分别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3月14日“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在广州继续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条例草案。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全党和广大社员群众切实解决几年来人民公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还到各地亲自调查研究，听取讨论意见。5月2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取消了供给制，规定公共食堂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6月15日，中共中央将修正草案发给全国讨论试行。
安徽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生产责任制，特点是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划分“责任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农户单独经营。不久，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对此提出批评。省委书记曾希圣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解释说这种包产有分配统一等五个统一，所有制没有变，是一种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许多好处。7月，曾希圣曾向毛泽东直接汇报试行情况，得到了他的认可。安徽省又继续试行了下去。到秋天，实行这一办法的生产队达85.4%。与此同时，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省区也都采取了包工、包产的办法。同年10月，毛泽东提出农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认为这就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12月，毛泽东向曾希圣表示了这个意思。此后，“责任田”问题被当作“单干风”看待。1962年3月，安徽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承认了“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进行了纠正。9月，邓子恢主张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农业生产责任制随之夭折。
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
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57年以后个人迷信逐渐发展。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批评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党、全国、全军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对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的宣传中，出现了简单化和不真实的现象。因此《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陈赓逝世
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第二次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后任红军第4方面军12师团长、师长，红军干部团团长，第1军团1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和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和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并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谢集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后参与指挥了吕梁、汾(阳)、孝(义)、晋南攻势、洛阳、宛西、郑州、淮海、渡江、广东、广西、滇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1951年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原军副司令员。1952年回国后，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致信参加“三北”会议的中央同志，建议他们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此前，毛泽东曾号召领导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3月14日，“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信发表了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信中要求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把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的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制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广州会议后，中央和地方领导都先后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刘少奇赴湖南长沙、宁乡，周恩来去河北邯郸地区，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邓小平、彭真到北京市郊顺义、怀柔调查，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会后，全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成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0年中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对于纠正工作错误，转变党的作风起了重要作用。
《农业六十条》发布试行
3月下旬，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对草案作了重要修改，6月15日，中共中央将修正草案发给全国试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在继《十二条》之后继续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平调”问题，而以解决“平”的问题为重点。全文包括10章，60条。草案重申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人民公社的分配实行评工记分制。公共食堂仍规定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及小农具等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并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主要对分配制度和公共食堂作了重大修改。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办公共食堂要由社员讨论决定，而且规定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此外还修改了有关耕畜、工具、山林等所有制问题，规定建立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
国务院确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月1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这批名单是经1960年11月17日的国务院会议通过的，共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6种类型：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石窟寺;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刻及其他;古遗址;古墓葬。198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62处。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258处。至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500处。另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1988年，总计有5192处。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
4月4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本届锦标赛组委会主席荣高棠致开幕词。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五大洲的32个乒乓球协会组织的220多名男女乒乓球选手。中国选手最多，共70人。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领导人和35个乒乓球协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开幕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全国人大党委会副委员长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在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取得了好成绩，荣获男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团体亚军。在5个单项比赛中，庄则栋获得男子单打第1名，李富荣获第2名，徐寅生和张燮林并列第三名。丘钟惠获得女子单打第2名，王健获得第3名。中国队还获得男子双打第3名，女子双打第2名和第3名以及男女混合双打第2名和第3名。4月16日，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优秀男女乒乓选手各27名中，有中国优秀选手16名，将近占1/3。4月12日，历时9天的乒乓球精彩比赛完满结束。
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
5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转了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了当前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三个重要政策问题的意见：1.关于农村举办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凡是解散了的地方，社员都称做是“第二次解放”。2.关于供给制问题。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它不仅使劳力多、劳力好的人吃亏，而且也不能完全和真正解决“五保户”、“困难户”的问题。干部和社员普遍主张取消对“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活补助，可以部分实行供给。3.关于评工记分问题，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看来当前只有实行这个办法，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1961年5月)，决定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5月21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举行，会上决定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会议根据广泛调查研究的结果，再次修改并通过了《农业六十条》(草案)，制定了《商业四十条》(试行草案)和《手工业三十五条》(试行草案)。会议还决定实行精减政策，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00万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提出庐山会议被整的人都要甄别平反。他还讲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他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要对几年来批判处分错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会议确认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根据“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会议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数上，城市人口在3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1961年至少要减少1000万人。6月28日，中央签发了《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和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家乡，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确实要求自愿回乡的，也可以准其离职回乡”，“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都不精减”。同时，还规定了精减职工待遇和回乡安排等问题。精减城市人口的决策得到迅速执行。1961年下放城镇人口1300万人，粮食销量减少40亿斤;精减职工872万人，工资总额减少了15亿元。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5月3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他指出：总起来讲，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工业战线要缩短，农业战线要延长。工业战线、文教战线伸延得太长了，缩短一点，同农业战线的比例就协调了，就可以和农业并举，一同前进。不然，农业不能前进，工业和其他方面也不能前进。关于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还说，农业方面好转了，工业就可以好转，市场就可以好转。整个国家的情况好转了，就会出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西藏阿陵山地区发生地震
6月4日，北京时间3时33分，西藏阿陵山地区的查罗尔错，发生了6.5级地震。这次地震发生地区位于东经81度，北纬34度。地震烈度为8度(最严重的地震烈度为12度)。新华社北京5日电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当天收到成都、昆明等地的地震台发来的关于他们用地震仪器记录的这次地震情况的电话，提供了以上有关情况。
我国16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写完成6月9日，我国16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写完成。其中有的民族既有文学史又有民族概况。白族、纳西族和藏族三部文学史已经出版发行。蒙古族、苗族、僮族、傣族、彝族、土家族等的文学史和佧佤族、侗族、布依族、瑶族、哈尼族、赫哲族等的文学概况已即成初稿。我国有5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字，但是过去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学史。解放后，中央和各地方有关部门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1958年，中央有关部正式提出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任务。这几年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区的党委宣传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了文学艺术工作者、高等学校师生和民族工作干部等各方面的力量，专门为编写文学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发掘工作。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961年)举行
6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研究应付突然事变和军队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总理到会讲了话。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战备值班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研究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解决了部队管理教育、军事训练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制定了民兵工作条例。会议学习讨论了6月12日结束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实行精简节支等政策，决定从1961年起的三五年内，军队总人数一般不再增加，坚决执行精简机关，压缩行政人员的规定，适当压缩国防费用，缩短国防工业战线，保障重点项目，大力支援地方建设。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月14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争取巩固、充实和提高。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要求贯彻12条《紧急指示信》，进一步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整顿干部作风，调整干群关系，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彻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彻底清理平调帐目，坚决退赔。全会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于上年9月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会议重新恢复了八大确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重大转折。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
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其基本内容是：1.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2.国家财政预算，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本帐，坚持“全国一盘棋”，不准打赤字预算。3.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加强管理，进行整顿。4.坚决纠正把不应摊入成本的开支挤入成本的现象。5.不许把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不许把信贷资金用于财政性支出，不得赊销和挪用国家的商品和物资。《报告》还指出，中央与地方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企业留成比例缩减一半，基建投资包干改由建设银行拨款监督，税收的调整，要经中央的批准。总的精神是改进基本建设、税收、城乡人民公社的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1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内容是： 一、经济管理的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委(市、自治区)三级，最近两三年，应当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二、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三、中央各部直属企业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统一指挥。四、凡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安排。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对中央直属企业的物资进行调整时，必须征得主管部门的同意。五、财权必须集中，各级都不许搞赤字预算。贷币发行权归中央。六、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都不准突破。七、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物、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任务，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
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1月中旬，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这八字方针的原因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反右倾”以后提出的1960年“更大的跃进”，到1960年年中已难以进行下去。在7月至8月上旬的中共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问题。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8月底，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定八字方针，是党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10年中指导方针上的重要转变。
开始三年经济调整
本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经济调整工作。调整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此前1960年9月，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1961年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党中央决定自1961年起，采取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纠正“共产风”，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精减职工，扭转财政赤字等主要措施。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62年，农村政策的调整取得了重要进展，1962年底，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也开始出现了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前四年连续出现的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出现了迅速恢复的好形势。
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政策
本年初，中共中央逐渐明确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为了纠正共产风，1959年5月7日党中央发出的通知中指出：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以利于发展猪鸡鸭鹅。1960年1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明确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开放“有领导有计划的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一部分集体企业的自负盈亏，是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规定的。包产到户首先是在农村基层，作为克服农村经济困难的一种措施提出来的，后得到当时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某省少数领导同志的宣扬推广。毛泽东开始也曾同意试行。包产到户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自由市场是对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通俗称呼。“三自一包”政策，当时对增加农副产品，促进农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有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
中共中央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2月下旬，为了系统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体制、规模、分配、公共食堂等问题，党中央着手起草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3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南三区(中南、西南、华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主持北三区(西北、华北、东北)会议，分别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3月14日“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在广州继续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条例草案。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要求全党和广大社员群众切实解决几年来人民公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还到各地亲自调查研究，听取讨论意见。5月2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取消了供给制，规定公共食堂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6月15日，中共中央将修正草案发给全国讨论试行。
安徽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生产责任制，特点是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划分“责任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农户单独经营。不久，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对此提出批评。省委书记曾希圣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解释说这种包产有分配统一等五个统一，所有制没有变，是一种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许多好处。7月，曾希圣曾向毛泽东直接汇报试行情况，得到了他的认可。安徽省又继续试行了下去。到秋天，实行这一办法的生产队达85.4%。与此同时，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省区也都采取了包工、包产的办法。同年10月，毛泽东提出农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认为这就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12月，毛泽东向曾希圣表示了这个意思。此后，“责任田”问题被当作“单干风”看待。1962年3月，安徽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决议，承认了“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进行了纠正。9月，邓子恢主张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农业生产责任制随之夭折。
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
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57年以后个人迷信逐渐发展。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批评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党、全国、全军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对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的宣传中，出现了简单化和不真实的现象。因此《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陈赓逝世
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病逝。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第二次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9月后任红军第4方面军12师团长、师长，红军干部团团长，第1军团1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和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和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并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谢集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后参与指挥了吕梁、汾(阳)、孝(义)、晋南攻势、洛阳、宛西、郑州、淮海、渡江、广东、广西、滇南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曾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1951年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原军副司令员。1952年回国后，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一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致信参加“三北”会议的中央同志，建议他们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此前，毛泽东曾号召领导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之年”。3月14日，“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信发表了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信中要求县级以上的党委领导人员，把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的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制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广州会议后，中央和地方领导都先后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刘少奇赴湖南长沙、宁乡，周恩来去河北邯郸地区，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邓小平、彭真到北京市郊顺义、怀柔调查，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会后，全党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成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0年中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对于纠正工作错误，转变党的作风起了重要作用。
《农业六十条》发布试行
3月下旬，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对草案作了重要修改，6月15日，中共中央将修正草案发给全国试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在继《十二条》之后继续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平调”问题，而以解决“平”的问题为重点。全文包括10章，60条。草案重申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人民公社的分配实行评工记分制。公共食堂仍规定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及小农具等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并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主要对分配制度和公共食堂作了重大修改。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办公共食堂要由社员讨论决定，而且规定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此外还修改了有关耕畜、工具、山林等所有制问题，规定建立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
国务院确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月1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这批名单是经1960年11月17日的国务院会议通过的，共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6种类型：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石窟寺;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刻及其他;古遗址;古墓葬。198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62处。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258处。至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500处。另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1988年，总计有5192处。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
4月4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本届锦标赛组委会主席荣高棠致开幕词。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参加这次比赛的有来自五大洲的32个乒乓球协会组织的220多名男女乒乓球选手。中国选手最多，共70人。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领导人和35个乒乓球协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开幕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罗瑞卿，全国人大党委会副委员长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彭真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在比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取得了好成绩，荣获男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团体亚军。在5个单项比赛中，庄则栋获得男子单打第1名，李富荣获第2名，徐寅生和张燮林并列第三名。丘钟惠获得女子单打第2名，王健获得第3名。中国队还获得男子双打第3名，女子双打第2名和第3名以及男女混合双打第2名和第3名。4月16日，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优秀男女乒乓选手各27名中，有中国优秀选手16名，将近占1/3。4月12日，历时9天的乒乓球精彩比赛完满结束。
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
5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转了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了当前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三个重要政策问题的意见：1.关于农村举办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凡是解散了的地方，社员都称做是“第二次解放”。2.关于供给制问题。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的性质，它不仅使劳力多、劳力好的人吃亏，而且也不能完全和真正解决“五保户”、“困难户”的问题。干部和社员普遍主张取消对“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活补助，可以部分实行供给。3.关于评工记分问题，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看来当前只有实行这个办法，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1961年5月)，决定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5月21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举行，会上决定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会议根据广泛调查研究的结果，再次修改并通过了《农业六十条》(草案)，制定了《商业四十条》(试行草案)和《手工业三十五条》(试行草案)。会议还决定实行精减政策，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00万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过程，提出庐山会议被整的人都要甄别平反。他还讲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他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要对几年来批判处分错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会议确认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根据“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会议制定《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数上，城市人口在3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1961年至少要减少1000万人。6月28日，中央签发了《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和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家乡，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职工，确实要求自愿回乡的，也可以准其离职回乡”，“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都不精减”。同时，还规定了精减职工待遇和回乡安排等问题。精减城市人口的决策得到迅速执行。1961年下放城镇人口1300万人，粮食销量减少40亿斤;精减职工872万人，工资总额减少了15亿元。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5月3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他指出：总起来讲，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工业战线要缩短，农业战线要延长。工业战线、文教战线伸延得太长了，缩短一点，同农业战线的比例就协调了，就可以和农业并举，一同前进。不然，农业不能前进，工业和其他方面也不能前进。关于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还说，农业方面好转了，工业就可以好转，市场就可以好转。整个国家的情况好转了，就会出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西藏阿陵山地区发生地震
6月4日，北京时间3时33分，西藏阿陵山地区的查罗尔错，发生了6.5级地震。这次地震发生地区位于东经81度，北纬34度。地震烈度为8度(最严重的地震烈度为12度)。新华社北京5日电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当天收到成都、昆明等地的地震台发来的关于他们用地震仪器记录的这次地震情况的电话，提供了以上有关情况。
我国16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写完成6月9日，我国16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写完成。其中有的民族既有文学史又有民族概况。白族、纳西族和藏族三部文学史已经出版发行。蒙古族、苗族、僮族、傣族、彝族、土家族等的文学史和佧佤族、侗族、布依族、瑶族、哈尼族、赫哲族等的文学概况已即成初稿。我国有5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字，但是过去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学史。解放后，中央和各地方有关部门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资料。1958年，中央有关部正式提出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任务。这几年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区的党委宣传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了文学艺术工作者、高等学校师生和民族工作干部等各方面的力量，专门为编写文学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发掘工作。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961年)举行
6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研究应付突然事变和军队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总理到会讲了话。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战备值班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研究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解决了部队管理教育、军事训练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制定了民兵工作条例。会议学习讨论了6月12日结束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实行精简节支等政策，决定从1961年起的三五年内，军队总人数一般不再增加，坚决执行精简机关，压缩行政人员的规定，适当压缩国防费用，缩短国防工业战线，保障重点项目，大力支援地方建设。
调整农业税率
6月17日，财政部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对农业税的税率加以调整。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扶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央决定对农业税的税率加以调整。一、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加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从1957年的11.6%下降为不超过10%。有些农业收成好的地区，负担率可略高一点，但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最高不得超过13%。二、各地的地方附加相当于正税额的比例，由过去的15%到30%，一律降为不超过10%。调整以后的新税率，稳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按照新税率计算，1961年农业税征收额计划为240亿斤，比1960年减少98亿斤，减少29%;比1957年减少150亿斤，减少38.9%。调整农业税的税率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手工业三十五条》公布
6月1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城乡手工业者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全文共6个方面，总计35条。条文中明确了社会主义阶段我国手工业具有三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其中特别强调手工业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不宜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原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的，要坚决改回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适宜于单位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应允许他们独立劳动自产自销，收入归己。已转业改行的手工业企业和人员，特别是生产传统名牌产品的老师傅、老工人都必须归队。此外，还对手工业企业的规模、分配原则、管理制度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它的公布和试行，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手工业生产，活跃了城乡商品市场。
纠正平调，彻底退赔
6月1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规定》指出，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以后，各地在纠正平调物资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做得很不彻底。为此，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中央重申，凡是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抽调或者占用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必须彻底地清算退赔。要使我们的干部懂得，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要通过这次彻底退赔，来教会干部懂得等价交换和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商业四十条》公布
6月1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主要内容是调整商品流通渠道，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这一农村基层商业组织。提出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并入国营商业的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分开，让它们再度走合作化的道路，并肯定了合作商店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同时，对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物资交流形式予以恢复。中共中央后对《商业四十条》作了修改，并于1962年9月27日正式颁布《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决定》强调商业工作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到第一位。提出建立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及集市贸易组成的统一市场。其中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商业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商业是集体所有制，是国营商业以外的社会主义商业形式。集市贸易则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商业的必要补充。
周恩来批评文艺工作中的“左”倾思想
6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左”倾思想。讲话强调要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他指出，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他说，3年来，我们本来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二是联系家庭。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毛泽东指示各级机关应当坚决精简
6月22日，毛泽东批转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6月19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指示各级机关应坚决精减。《报告》指出，自1960年9月以来，中央机关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精简：在人员方面，中央各部在京单位原有24万多人，已精减8万多人，减少了33%;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局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了89个，精简了15%;事业机构合并了 111个，精简了26%。精简后的中央机关，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充实了基层，加强了生产第一线;纯洁了组织。毛泽东在给习仲勋的信中说：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1/3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去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果减去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计划，坚决精减，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另外工人减2000万，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6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习仲勋的《报告》。
西侯度文化遗址发掘
本年6月和1962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两次发掘了西侯度文化遗址。西侯度文化是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发现于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故名。在遗址中发现了石制品32件，动物化石有鲤、鳖、鸵鸟以及22种哺乳动物。西侯度文化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古地磁断代测定，其年代距今约180万年，是我国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该发掘材料已经编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中共中央作出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在此前，在北戴河曾召开国防工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导弹、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把坚决上马的决心报告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经反复研究，在研制武器装备方面，确立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并作了具体安排。这些决定为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实行工业调整和后退的计划
7月17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计划会议，制定了工业的调整与后退的计划。会议确定1961年、1962年的计划安排，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以调整为中心。会议要求：1.压缩重工业战线，适当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2.在重工业内部要逐步加强采掘和采伐工业战线，使重工业生产适合支援农业、轻工业和增强国防的需要。3.坚决缩短基建战线，把投资重点放到配合当前生产需要，进行填平补齐上。4.讲究经济效果，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减少物资消耗。按照上述原则，1962年主要指标的控制数字是：粮食产量，1961年预计为2700亿斤，1962年增产8%至10%;煤炭，1961年预计为2.7亿吨，1962年底拟定2.5亿吨;钢产量，1961年预计是850万吨，1962年拟定750万吨;机械工业，安排好备品和配件的生产;基本建筑1961年预计78亿元，1962年拟安排42.3亿元。10月6日，中央批转了以上调整与后退的计划。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报告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报告》。报告中同意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中央认为，文件的精神对一切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中央指示强调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科研十四条》批准试行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的试行。《科研十四条》是由聂荣臻主持起草的。它的主要内容是：明确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研成果，培养科研人才;调整科研机构，实行“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确保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要正确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意除直接为近期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应积极发展外，对于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妥善的安排，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要坚持研究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严密性;坚决保证科研工作的时间;建立系统的干部培训制度;加强协作，发展交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辩论和竞赛，对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健全和改进党的领导。
陈嘉庚逝世
8月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陈嘉庚在北京逝世。陈嘉庚生于1874年，福建厦门人。1910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募巨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3年起，多次捐款，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专门学校。1921年捐巨款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在新加坡提出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救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推动广大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并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每年向国内汇寄巨额捐款。1938年10月怒斥汪精卫亲日派集团鼓吹的“和平”言论。1939年春再次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1940年，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并赴延安实地考察。1946年他致电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蒋。同时发表文章，并在各地讲演，揭露美蒋罪行，支持祖国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9月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庐山，1961年8月)讨论经济和教育
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本年上半年，经济工作并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工农业生产情况仍在继续恶化。为了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工作中的困难，推动贯彻执行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党中央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要争取调整工作“三年内切实见效”。会后，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当年计划作了大的调整。会议决定采取保证农产品收购、进口一定数量粮食等措施，保障物价基本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会议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9月14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共14条，其主要内容包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思想工作，党支部工作，青年工作，民兵工作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建国以来，我军建设的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但会议是在林彪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实用主义地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的决议》中，虽然也写进了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许多经验，但错误地强调了所谓的“四个第一”(人的工作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高教六十条》发布试行
9月15日，《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发布试行。条例草案共10章60条。条例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12年来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条例提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很好结合起来。要根据国家需要、科学发展和学校的可能条件设置专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科研工作必须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此外还规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系的党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高教六十条》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轮训干部
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提出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此前，在5月至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鉴于几年来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党内政治生活上犯了许多错误，提出在全党开展一个重新教育干部的新的学习运动。中共中央发出的轮训干部的决定指出：轮训干部的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克服干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纪律、违反政策的错误以便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到1962年10月，全党轮训干部11.4万余名，其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9.7万余人;军队团长、团政委以上干部1.7万人;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级干部也有60%以上的人参加了轮训。这次轮训对于提高干部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加强党内的民主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工业七十条》颁发
9月16日，中共中央颁发《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条例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它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在领导体制上，明确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强调各企业都必须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生产上，为保证企业根本任务的实现，明确提出企业要注意节约，搞好经济核算，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在分配上，强调了工资、奖金等的发放，都必须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规定对克服和防止当时企业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生产技术上的瞎指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都起了重要作用。
台湾发生苏东启事件
9月19日，台湾当局在云林县苏东启家中将苏东启逮捕。苏东启为云林县议员，曾参加云林县长选举。落选后，与省议员李万居一起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工作。此时，云林县民众张茂钟等人密议以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实现“台湾独立”。他们决定积极争取在云林地区有声望的苏东启加入，并担任领导，以扩大影响力。1961年1月，张茂钟等决定成立武装行动队，还草拟了行动计划。3月9日晚，武装行动队欲趁国民党第1047部队换防之机，袭击兵营，夺取武器。但因人力单薄，加上国民党后营戒备森严而未果。消息外露后，“台湾警备司令部”以“叛乱罪嫌”于19日凌晨逮捕了苏东启夫妇，并沿线追踪，陆续逮捕300余人。1962年5月17日，“台湾警备司令部”以“阴谋叛乱、推翻政府”罪，将苏东启、张茂钟、陈庚判处死刑，詹益仁等47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此事件判决后，许多人对审判所引证的事实有怀疑，云林县议员全体联名提出抗议，海外人士也纷纷召开记者会表示不满。为此，台湾军事当局于1962年7月23日，决定予以发回重审。1963年9月25日，苏东启等4人改判无期徒刑。苏东启于1976年9月18日获释出狱。
毛泽东建议调查和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9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的矛盾，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7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在这以前，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以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1961年3月制定《农业六十条》时，决定将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原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但基本核算单位未动，在大队一级。1961年5、6月中央北京会议后，毛泽东发觉这种核算体制仍然有问题。因此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改为生产队。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0月7日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仔细讨论，下乡调查。11月23日，中央又转发了邓子恢试点调查的报告。1962年2月13日，中央下达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规定“至少30年不变”。这一规定，也写入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之中。
中国和尼泊尔签署边界条约
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在北京签署中尼两国边界条约，条约于同日生效。缔约双方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确定两国边界以传统习惯边界线为基础，由西向东走向，线北为中国领土，线南为尼泊尔领土，经实地勘察调整后，协议达成12项条款;河流边界地段以河道中心为界，如果界河改道，除两国另有协议外，原界线维持不变;双方联合在边界线上树永久性界桩，草拟边界议定书，绘制地图作为条约的附件;今后如果发生边界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作出改进计划工作的新规定
10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改进计划工作的几项规定》。要求各级计委试行。《规定》指出：1.必须加强编制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正确处理重点同一般的关系;2.国家计划应当包括农业、工业、商业、交通、文教、科学研究、基本建设、地质勘探、劳动工资、物资分配、综合财政、成本物价等12个方面。各项计划之间必须互相衔接、比例适当;3.在全面安排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4.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使用，都应首先保证当年的生产，然后再结合生产的需要和可能安排基本建设;5.年度计划与长期计划必须密切配合;6.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7.工业和交通计划的编制，要从认真计算的每个行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出发，结合企业的外部条件来安排;8.基本建设计划，首先是满足当年生产的需要，其次再照顾长年的需要;9.重要的协作关系应当列入计划，并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步做到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和协作件定点供应;10.各级计划机关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同时，必须编制综合财政计划，把国家的预算资金、信贷资金同集体所有制资金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财力平衡。
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
10月9日，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5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陆定一、罗瑞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以及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央国家机关、中共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以及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出席大会。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致开幕词。他谈到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向当时为中国革命事业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行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伟大革命家和杰出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他在开幕词中又扼要地谈到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进一步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共中央同意关于建立学位、学衔、工程技术称号制度的建议
11月，中共中央同意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学位、学衔、工程技术称号制度的建议”。1962年3月，国家科委组织由周培源等11人参加的学位、学衔和研究生条例起草小组。5月底开始工作，在1956年条例草案的基础上，反复征求意见、研究、修改。1963年10月、12月，先后将条例草案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核。1964年4月，根据国务院法律室的意见，又进行修改。此后，这一工作停顿了十余年。
台湾当局通过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12月1日，台湾“行政院”通过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计划除列有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石门水库建设、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各部门计划外，开始注意社会建设的发展，同时拟有简单的总体计划。计划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国民生产总额”1964年比1960年增加36%。农业年均增长率为5.4%，工业为12.1%。计划投资新台币约500亿元，其中，农业投资83亿元，工矿业229亿元，交通运输66亿元，社会建设25亿元，石门水库18亿元，其他79亿元。实施结果，实际投资595.76亿元，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计划指标达9.5%，农业年均增长率达6.3%，工业14.9%。外贸方面，出口额增加率大于进口增加率，1963年台湾的国际收支首次出现顺差，达到了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同年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生产净额超过农业，占工农业生产净额51.29%，完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转变。
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建成
12月22日，新华社报道：我国1958年以来，农村出现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灌溉面积在100万亩以上的灌区已有10多个，其中有著名的产稻区、重要的粮棉产区和重要的蔬菜区。著名的产稻区有：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粮棉产区有河北、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等。报道说，今年我国生产的动力排灌机械，可灌溉700多万亩良田。1957年全国农用电，只有1亿度多一点，而今年仅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四个专区的农用电(主要是灌溉用电)就超过1亿度。新的电力灌溉区的形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燕下都遗址发掘
本年开始，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和发掘。燕下都遗址是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易县东南2.5公里处。自19世纪末期，燕下都就引起人们的注意。1930年，燕下都考古团曾对老姆台进行过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了1961年的发掘，这次发掘，基本上搞清了燕下都城市布局和主要遗迹。出土遗物中以战国铁器为多，主要有铁农具和铁工具、剑、戈、矛、镞等兵器多为青铜质，也有铁制的。出土陶器以灰陶为主，其上多有文字戳记。在老姆台等宫殿台基遗址周围出土了大量泄水管道、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1961年国务院公布燕下都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概况
12月31日，据统计，196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如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为1424.3亿元，比上年下降31%。其中工业总产值1019.3亿元，比上年下降37.8%;农业总产值405亿元，比上年下降11.4%。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0.9亿元。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粮食14750万吨，比上年增长2.8%;棉花80万吨，比上年下降24.7%;油料181.4万吨，比上年下降6.5%;大牲畜年末总头数6949万头，比上年下降5.3%;钢870万吨，比上年下降53.4%;原煤27800万吨，比上年下降30%;石油531万吨，比上年增长2.1%;发电量480亿千瓦小时，比上年下降19.2%;布31.1亿米，比上年下降了42.9%;水泥621万吨，比上年下降60.3%;货物周转总量2627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28.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27.42亿元，比上年下降67.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12.8%。进出口贸易总额90.8亿元，比上年下降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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