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病症，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正从城市侵入乡村，过年期间尤甚。人口的相对增多，路边垃圾随处扔弃，没有任何处理。虽然标语到处有，但显然环保意识和自觉的人人环保意愿都不够。
郭存海 | 文图
我的老家是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子，今年是我离家十年之后第二次回乡过年。相比去年，那种久违的陌生的熟悉感更加强烈。可以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末仔”(河南方言，即土里土气的乡娃娃)，村里生村里长村里上学村里教书，断断续续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几近而立之年才一路北上。
今年过年回家，父亲常喜欢念叨的一句话是：回乡过年好，你们这是接地气。的确如此。提前一个月，父亲母亲就从北京“打道回府”准备过年的东西。我相信他们的心情比我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的根不在城市，在农村。
故乡的沿河大堤变成了小窄路
十多年间，我们这个位于项城市、被谷河和运河怀抱的小村子几多变迁，变得让我欢喜让我忧。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乡村面对现代化的步步紧逼正节节退却。现代化带来了诸多显而易见的进步，只是这种进步充斥着无序和失落。今年回乡过年再次刷新了我的这种感觉。
“走动”是农村过年的关键词，也是“年味儿”外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很大程度上，过年将人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中短暂地解放出来，使其回归充满传统文化张扬的集体生活的族亲网络。这个意义上讲，过年就是刷亲情。在这个大家都必须“闲”下来的佳节，相互走动，唠唠一年事儿，无形中巩固和维系了传统的亲戚关系。毕竟在其他很多时候，甚至殡丧嫁娶等人生大事亲戚家都可能很难从外面专门赶回来。
另外一种“走动”则是维系族亲关系、纪念先人和逝者的仪式，是打破阴阳两隔的情感联络。比如在我老家，大年初一大清早，“一门儿”(河南方言，指一个家族)的男性都要一起到祖坟或逝者的墓地“拜年”祭奠，烧纸钱，放鞭炮，奉祭品，按照传统的辈分或尊卑次序行叩头或者鞠躬之礼。形式上看，这是对逝者的一种纪念，是阴阳两世界、祖宗数代和后辈儿的一种虚拟的面对面的交流。实质上看，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家族成员聚会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刻可以彰显一个家族是否男丁兴旺，或者借机找到归属感：家族或者身份的认同。
城市化的病症，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正从城市侵入乡村，过年期间尤甚。人口的相对增多，路边垃圾随处扔弃，没有任何处理。虽然标语到处有，但显然环保意识和自觉的人人环保意愿都不够。
郭存海 | 文图
我的老家是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子，今年是我离家十年之后第二次回乡过年。相比去年，那种久违的陌生的熟悉感更加强烈。可以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末仔”(河南方言，即土里土气的乡娃娃)，村里生村里长村里上学村里教书，断断续续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几近而立之年才一路北上。
今年过年回家，父亲常喜欢念叨的一句话是：回乡过年好，你们这是接地气。的确如此。提前一个月，父亲母亲就从北京“打道回府”准备过年的东西。我相信他们的心情比我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的根不在城市，在农村。
故乡的沿河大堤变成了小窄路
十多年间，我们这个位于项城市、被谷河和运河怀抱的小村子几多变迁，变得让我欢喜让我忧。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乡村面对现代化的步步紧逼正节节退却。现代化带来了诸多显而易见的进步，只是这种进步充斥着无序和失落。今年回乡过年再次刷新了我的这种感觉。
“走动”是农村过年的关键词，也是“年味儿”外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很大程度上，过年将人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中短暂地解放出来，使其回归充满传统文化张扬的集体生活的族亲网络。这个意义上讲，过年就是刷亲情。在这个大家都必须“闲”下来的佳节，相互走动，唠唠一年事儿，无形中巩固和维系了传统的亲戚关系。毕竟在其他很多时候，甚至殡丧嫁娶等人生大事亲戚家都可能很难从外面专门赶回来。
另外一种“走动”则是维系族亲关系、纪念先人和逝者的仪式，是打破阴阳两隔的情感联络。比如在我老家，大年初一大清早，“一门儿”(河南方言，指一个家族)的男性都要一起到祖坟或逝者的墓地“拜年”祭奠，烧纸钱，放鞭炮，奉祭品，按照传统的辈分或尊卑次序行叩头或者鞠躬之礼。形式上看，这是对逝者的一种纪念，是阴阳两世界、祖宗数代和后辈儿的一种虚拟的面对面的交流。实质上看，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家族成员聚会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刻可以彰显一个家族是否男丁兴旺，或者借机找到归属感：家族或者身份的认同。
但是这种简单仪式中的文化和传统承继正越来越弱。工业化和大城市化，让乡村的传统结构和联络越来越弱，越来越多的人出门打工，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回乡过年的青年人日渐稀落。回乡的同龄人常见的一种感叹是，如果不是情非得已，真不愿远离家乡，毕竟在外面没有根儿，找不到一种脚踏在地上的感觉。
初一，一门儿的人给先人拜年
工业化来了，农村越来越城市化，裹挟其中的农村春节更强烈彰显为农村青年一年中唯一的相亲机会，而同时婚姻也越来越物质化。寻常时节，农村人口稀落，少见青壮年，甚至少见人口。只有过年时候，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大姑娘回来了，才有撮合的机会。未婚的男女青年通常都会至少留到正月十五才再度外出，而春节期间的“走动”也是互联互通婚姻资讯的良机。
但目前在农村相亲越来越难。一方面，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适婚的女孩子尤其之少：一则计划生育政策让更多的人选择一个孩子，优先选择生男孩;二则外出打工的姑娘很容易在外生出感情，远嫁他乡。更多的情况是，年轻小伙子出去打工“领”回了一个姑娘，而不是本地“相”了一个姑娘。这种情势也打破了传统婚姻的地域结构，比如从方圆至多几十公里逐渐扩展至县际、甚至省际间。
谈婚论嫁，房子是必要条件。没房子基本相亲无望或者没有媒人介绍，更有甚者即使在农村建了两层楼房，还要求在县城里购买一套房。更离奇的是，有的小两口儿在城里买套房，但没有工作，就让父母给送钱送饭到那里，住在城里只是为了刷存在感。其结果是拉动城里商品房价格坚挺或攀升，农村常住人口更加稀少。
当然我感受最深的是农村教育，因为我曾在农村不连续地教了六七年书。前几天，从本村我的一个“铁哥们儿”的QQ圈里看到了她拍摄的那个已经废弃的学校：我在那里读中学，后又在那里教中学。在我走后不久，这座有着近五十年历史的学校因为生源稀疏而被砍掉合并。
从90年代末开始，当地城乡教育就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一方面城里的师生和学校越来越多，出现教育拥堵，而乡村教育日渐空心化，学校和师生都零散稀落。乡镇一级学校布局不断变化，但总体上是做减法，在不恰当的政策引导下，上至教师下至学生，后面紧跟着父母或爷奶，竞相上演“出乡记”。这种局面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没有任何缓和或逆转迹象，而只是越来越强化。
清澈见底的池塘没有了
与此同时，教育的本质也被异化了。农村的孩子学成不归来，农村总被惯性地认为“是非之地”，是需要逃离的“苦海”。而父母也面临着矛盾的心理：既希望自家的孩子走出去，无论是上学、经商或打工，离农村越远越好，但同时又担心孩子离自己太远，又无时无刻希望儿女多在自己身边呆一些时间。很多时候，农村父母越希望儿女出息，越担心他们离自己越远，即使被儿女邀请住进城里，但通常也不习惯那无根的找不到感觉的钢筋之城。
不过，有一点可能是越来越似曾相似了：城市化的病症，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正从城市侵入乡村，过年期间尤甚。人口的相对增多，路边垃圾随处扔弃，没有任何处理。虽然标语到处有，但显然环保意识和自觉的人人环保意愿都不够。社会主义新农村不知是否要在这污染和垃圾遍地中诞生。不仅是垃圾，还有污染，移动的排污筒：汽车。经济条件的改善，让外出回乡过年的年轻人越来越选择开车回家。车不再是代步工具，而异化为身份的象征。很多时候，车的出现不在乎其贵贱，而是以有没有车来区分的。
作者简介：郭存海，1976年生，河南省项城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法学博士，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CIALC)访问学者、《东方早报》专栏作家，主持有微信公众号“拉美智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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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编辑：张涵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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