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鸦片战争前)历史简介】
清朝(鸦片战争前) 1644～1840年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1616年，努尔哈赤(即清太祖)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建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迁都盛京(今沈阳)。1636年，其子皇太极称帝，始定国号大清，改族名为满洲。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开始建立在全国的统治。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其疆域西到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流域、帕米尔高原，北到戈尔诺尔泰、萨彦岭，东北到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东到海，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到西藏。在广阔的疆域内，中国各民族的统一进一步加强，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高峰，并成为亚洲头等封建强国。乾隆后期，清朝走过了全盛时期而逐渐衰落。首先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在土地急剧兼并，封建剥削苛刻的情况下，清朝的人口却迅速增长。康熙时的人口约1亿，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第一次人口统计为1亿4千万人，100年后的1840年增至4亿1千万，人口增加3倍，但耕地面积并未相应增加。人多地少，谋生困难，饥民遍野，社会秩序日益动荡。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清朝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历时9年，波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规模甚大，战斗激烈，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封建统治的危机日益加剧。
努尔哈赤
康熙
清朝最突出的贡献是统一全国，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最后奠定了中国的版图。清朝在历史上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反动、落后的一面。清朝政权是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专政，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极为严重。在高度集权的统治下，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滥施专制淫威，钳制言论，禁毁书籍，屡兴文字狱，造成知识界不敢议论政治、研究现实的沉闷局面。在对外政策方面，又自我孤立，夜郎自大，执行闭关政策，限制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交往，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清朝前期的政绩，十分突出，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仍是亚洲头等强国，但与西方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已经明显落伍了。当时，西欧正经历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英国以富强的国力称雄于世界;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建立了新的国家;法国发生了大革命，扫荡了本国乃至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由、民主思想的出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这时的大清王朝，无论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科技都落后于西方，只不过徒具庞大的身躯而毫无生机，昔日领先世界的地位早已荡然无存，中国近代落伍受辱的命运在这时已经注定。但中国却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酣睡，不了解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日益落后，与西欧的差距日益扩大，这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清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宣统帝溥仪清朝灭亡，共经历12位皇帝。入关前2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入关后10位。如果从鸦片战争为分界限，则前期8位，后期4位。道光帝1820～1850年在位，是一位大清帝国历史转折时期的帝王。
中国赋税制度发展及特点
赋税也就是税收，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预先规定的标准，无偿地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赋税即是国家积累财政资金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经济杠杆。我国赋税制度的发展和改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具有它自身的特点。
一、我国赋税制度的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制度，据《孟子·滕文公上》为“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贡、助、彻说的都是赋税制度，其税率为10%，即什一税。但贡、助、彻的具体内容如何，至今众说纷纭。一般认为“贡”即根据土地的产出，按若干年收获的平均数作为征收标准的一种定额献纳制度。西周时君主还从助耕的公田上直接取得农产品，这是借民力助耕公田的一种劳役租税制度，这在古文献里叫“助”。对“彻”的看法分歧较多，。有将“彻”字作“通”字解，认为“彻”是春秋前通行的什一税;有的根据孟子“虽周亦助”的说法，认为“彻”就是助;有的根据孟子“野丸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说法，认为“彻”是一种国中行贡、郊外行助的贡助并行制度;有的根据朱熹“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的说法，认为“彻”是一种合作均收下的什一实物租税制度等。“赋”字，从贝从武，指君主为了军事需要，向臣属征发士卒、兵车、军需品等，最初的赋就是军赋。所以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是我国赋税制度的滥觞。
中国农民最早交纳田赋开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这可以说是我国赋税制度的正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剧烈变动，赋税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出现了“履亩而税”的新税法，即“初税亩”。“初税亩”是我国古代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征收田赋的开始。“初税亩”首创了按土地面积向土地的主人征税的新税制，从而开始了我国长达2600年按土地征税的历史。这样，军赋逐渐变成田赋，与“初税亩”一起，构成了“履亩而税”的内容。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从而结束了战国时赋税制度混乱不一的局面。汉承秦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主要包括：①口赋，民年7～14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纳口赋20钱，后起征年龄和征收数目屡有变动;②算赋，民年15～65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纳算赋120钱，商贾与奴婢加倍;③成年男子一生中必须轮流到中央服役一年，称“正卒”，屯边一年，称“戍卒”，此外每年到本郡本县服役一个月，称“更卒”，如不服役，则可出钱雇人代役，称“更赋”④户赋，每户每年出户赋200钱;⑤献费，每人每年给皇帝63钱，称为献费。田租，汉高祖时定为十五税一，汉景帝时改为三十税一。此后到汉末一直是三十税一的税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占田制和均田制的推广，加之战乱，人口变动大，难以征收人头税，在税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废除秦汉以来的算赋、口赋，实行租调制度。租指田租，调指户调，也就是户税。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下令实行租调制，“令收田租，亩粟4升;户绢2匹而绵2斤。曹魏时此法成为定制。西晋规定，丁男(16～60岁)课田50亩，丁女课田20亩，次丁男(13～15岁，61～65岁)课田25亩，课田50亩收租4斛，即每亩收租8升，丁女、次丁男以此类推。田租之外，交纳户调。丁男为户主的，每年纳绢3匹、绵3斤，妇女和次丁男为户主的，减半交纳。边远郡县交纳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西晋的赋税制度称为户调式。北魏的赋税，在孝文帝改革之前也包括田租与户调。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规定一夫一妇的均田户，每年向国家交纳帛2匹、粟2石，以及绵麻等物。这样，户调制开始向租庸调制转变。
二、我国赋税制度的改革
我国赋税制度历代都进行改革，其最主要的改革有四次：这就是唐朝的“租庸调”和“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唐中叶之前的“租庸调”，以丁为收税单位，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2石，称作租;随乡土所产交纳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3尺或布3尺7寸，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这种“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方法，把田租、力庸、户调三种赋税结合起来，而“输庸代役”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收，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有利于生产发展。第二次重大改革是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两税法”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依据土地资产多少，按贫富决定等级。“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口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以夏、秋两季征收，故新税制称之为“两税法”。以实物为主的“两税法”比实物力役并重的“租庸调”是一个进步，表明政府放松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第三次重大改革是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改按户丁派役为按地丁和丁粮派役，把一部分差役摊到地亩里征收，这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无论田赋和徭役一律改为征银。“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赋役，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作为交换货币在明中叶越来越重要。因此，“一条鞭法”在中国赋税史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条鞭法”上承唐两税法，下启清“摊丁入亩”制，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第四次重大改革是清朝康熙和雍正时期逐步实行的“摊丁入亩”。清初，土地兼并出现高潮，佃农人数日益扩大，丁徭赋税越来越集中到农民身上，造成贫苦农民丁徭负担加重，逃亡人口增多。为了不使人口增长速度减慢。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开始实行赋税改革，宣布以1711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银，以后不论增添多少人丁，概不增加丁银，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713年，御史董之燧提出“摊丁入亩”的主张，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按亩征收，即“摊丁入亩”。雍正时“摊丁入亩”在全国实行。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束缚逐渐削弱，摆脱了国家对人身的奴役，在客观上有利于有丁无田或少田的贫苦农民。纵观四次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始终摆脱不了每次改革农民负担减轻，过一段时期就反弹的这种被称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只有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农民长达2600年的皇粮国税终于在2006年彻底结束。
三、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纳税主体多元化。丁、户、资产、土地均可作为纳税主体，但前期以丁、户为主，后期以资产、土地为主，唐朝两税法的实行是其转折点。
纳税手段名目繁多。劳役、实物、货币三者常常同为某一朝代的纳税手段。前期以劳役、实物为主，后期以货币为主，唐朝两税法和明朝一条鞭法是其转折点。以实物为主的“两税法”比实物、力役并重的“租庸调”是一个进步，表明政府放松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而一条鞭法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
赋税形式以丁赋、田赋为主，工商杂税为辅。因我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而长期又实行重农轻商政策，所以赋税形式以丁赋、田赋为主，工商杂税为辅。从春秋战国到整个民国甚至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都以丁赋、田赋为主，工商杂税为辅，只有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生转变，终于取消了农民的赋税，工商税由辅助税成为主要税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清朝皇帝顺序列表 1616～1911
清朝皇帝顺序列表
【清朝建立和入主中原】
皇太极建立清朝
皇太极是清朝的创建者，清朝第二位皇帝。努尔哈赤被尊为清太祖。1626～1643年在位。努尔哈赤八子。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在沈阳继后金汗位，次年改元天聪。皇太极初即位时，实际上同代善、阿敏、莽古阿泰3大贝勒按月分值政务。6年后，皇太极废除了与3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取得了汗位独尊的地位。同时，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稍后，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在经济上，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的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碍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田，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社会矛盾得到缓和。1627年，皇太极不宣而战，进入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1636年，皇太极又亲率大军侵入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投降，称臣纳贡，许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沈阳为人质。对蒙古，首先争取受察哈尔林丹汗欺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1635年，命多尔衮等渡黄河西进，至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子额哲及其部众，统一了漠南蒙古。并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等手段，赢得了蒙古各部的支持和效忠。皇太极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采取招降收买政策，量才录用，赐以田庄、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至此，满洲的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皇太极的统治也进入第二个时期。从此，清朝全力以赴对明朝发动进攻，连年发兵入关。1640年，发动了锦州战役，皇太极亲临前线，大败明军。1642年，明松山城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1643年，皇太极在宫中猝然病死，葬沈阳昭陵。
顺治帝入主中原
顺治帝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1643～1661年在位。顺治帝是皇太极九子，名福临。1643年8月，年仅6岁的福临在沈阳即帝位，由济尔哈郎、多尔衮辅政，改次年为顺治元年。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军入关，进占北京。10月，福临诏告天下，君临全国，福临名为皇帝，而大权完全落入多尔衮手里。1651年，多尔衮死去，福临亲政。顺治帝亲政时，因不懂汉文汉语，阅读奏章茫然不解。为此他发奋读书，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执政期间，在推行汉文化方面，他既胜过他的父辈，又深刻影响到他的后代。面对全国出现的新的抗清斗争，顺治帝采取“抚重于剿”的政策，一方面向郑成功和各地抗清力量发布诏书，宣布实行“招降弥乱”的怀柔政策;一方面重用汉官，重新起用洪承畴，命他经略湖广等地，剿抚并用，使局势逐渐好转，为日后进攻云贵，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清初因长期战乱，流民遍地，农田荒芜。顺治十年，顺治帝采纳范文程等人建议推行屯田。十四年，顺治又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开荒，对地方官制定《垦荒成考则列》，按垦荒实绩，分别予以奖惩。采取这些措施，使濒临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顺治帝对整顿吏治甚为关注，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为了提高官僚机关的办事效能，顺治帝比较注意发挥汉官的作用。1667年，吴三桂、赵布泰、罗托统领大军向贵州、云南进发。1669年春，清军进占云南省城。此时，除地处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之外，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斗争基本被平定。顺治帝虽然信任汉官，但偏袒满人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他刚愎任性，该惩罚的不惩罚，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的，动辄惩处。顺治帝对天主教、佛教有浓厚的兴趣。1670年，宠妃董鄂氏突然病死，他悲痛欲绝，决心出家，经群臣苦劝，才重新蓄发留俗。1661年正月逝世，庙号世祖。
【清朝入关后的统治政策】
积极政策
清军入关后统治者为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和统治中原地区，调整和采取了一些积极的统治政策。第一，实行“以汉治汉”、“满汉一家”的政策。所谓“满汉一家”，最主要的是争取汉族上层人员为清帝效劳，扩大统治基础。清军一入关，就改变过去以明为敌的政治策略，采取各种手段，大力笼络关内汉族地主，联合北方旧明势力，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归顺的明朝官员和文人，大都官升一级，授予尚书、大学士等职，重视入清以来考中进士的汉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同时设立绿兵营。“满汉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汉官、汉士、汉将、汉兵，为统一全国，安定九州，巩固清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第二，宣布减免赋税，注意恢复生产。为了笼络人心，恢复生产，稳定统治，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即下令免除“厉民最甚”的明末“三饷”等项加派，宣布“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革除“三饷”，使广大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为争取汉族人民的归顺起了很大作用。第三，严明军纪。入关之前，清朝统治者已注意约束军纪，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就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这种“三勿”政策收到明显效果。第四，严禁贪污，整顿吏治。规定：“此后官吏犯脏，审实立斩”。严禁宦官专权，革除明朝厂卫弊病。第五，劝民垦荒，整顿漕运，清理盐法。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生产逐步恢复，人丁增加，耕地扩大，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因此受到人民欢迎。
消极政策
清军入关后采取了一些消极的统治政策，即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5大弊政。这些弊政多系沿袭入关前的旧制。第一是“剃发令”。满洲旧俗，男子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清朝统治者认为，汉人只有剃发，改从满俗，才是真心归顺，“剃头之令，不遵者斩”，表示异议的“杀无赦”。这一极端伤害汉族人民感情的野蛮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反抗，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剃发令到嘉兴，兵民愤杀清府尹胡之臣。剃发令到江阴，人民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去”，逐杀县令，与清军血战83天。多尔衮恼羞成怒，派军队疯狂屠杀，但收效甚微。直到多尔衮去世也没有停止，足足将清朝统一全国的时间推迟了十几年。第二是“易服”。多尔衮统军进入中原后，就强迫汉人穿满洲章服，即缨帽箭衣，窄廋衣服。第三是“圈地”。清军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掠夺，“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往往弄得人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被圈的土地，分配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这些圈地都叫旗地。第四，强迫汉人“投充”。为了补充田庄的劳动人手，清朝强迫当地汉人“投充”，凡在京城300里内外，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投充其旗下，成为满族官员的庄丁，也称包衣，成为他们奴役剥削的奴仆。这些包衣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可以被任意买卖，因此大量逃亡，“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第五是“逃人法”。为了防止逃亡，清政府一再严申逃人法，对逃亡者严加处分，“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者置之重刑”，右邻不行首告者，也要治以重罪。这些政策给汉族人民以极大的伤害，也严重威胁了清朝的统治。以“逃人法”而言，危害有四。其一，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史所罕见。其二，减少了清政府的赋税收入，影响了赋役的来源。其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打乱了地方统治秩序。其四，激起满汉人民的强烈反抗。尽管规定包衣“三逃者斩”，但包衣逃走二三次，甚至四五次，出现了“法愈峻，逃者愈多”的现象。清政府的这些掠夺、奴役、高压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效果，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人民强烈的抵制和反抗斗争。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是清军入关后采取高压政策，强迫人民剃发而引起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1645年6月，多铎派方亨到江阴任县令。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强迫人民3日内剃发。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一时群情激愤。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在送出城时被义民搜获，义民自发将方亨逮捕，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四乡农民10余万纷纷来到县城示威，群情激愤，齐呼“头可断，发不可剃”，群众杀掉知县方亨，公推本县典史陈明遇为城主，原典史阎应元为将，部署城防，准备迎敌。清兵闻讯后，只派了300人赶来镇压，可见清军统帅多铎根本没有将江阴这个小城放在眼中。但随后清军300人都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多铎大为愤怒，派降将刘良佐领数万清军来攻。刘良佐率军包围了江阴县城后，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信入城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在城头痛斥刘良佐背叛明朝，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可对。降清将领李成栋率兵10万与刘良佐部共20万，列营数百，围城数重。江阴人民在阎应元等领导下，坚守3个月，英勇作战，击退大批清军几次进攻，也粉碎了清朝的屡次诱降阴谋，击毙清军7万多，杀敌3王爷18大将，给清军从来未有的重创，给清朝统治者沉重打击。最后粮尽援绝，清军运来大炮200余尊集中轰城。8月21日，城墙崩塌，江阴失陷，陈明遇、阎应元等率众巷战，全部壮烈牺牲。凡守城83日，无一人投降，城中死9万余人，城外清军死7万多人。清军占领江阴后，对这个拥有20多万人口，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城镇进行血洗和破坏。清兵屠城3日，杀人17万之多。清军屠城两日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当时人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人民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嘉定三屠
“嘉定三屠”是嘉定人民为反抗清政府强行推行剃发令而遭到清政府三次血腥屠杀。1645年，清朝嘉定知县张维熙强迫人民剃发，激怒了城乡各地人民，他们赶走了知县张维熙，烧毁前来镇压的清军船只，打退了清军。推举进士黄淳耀和明左通政侯峒曾为领袖守城，周围乡勇来援者10余万，全城人民坚决坚守嘉定城。清军李成栋领兵围城，人民千方百计守御，死守12日，后因连下大雨，土筑城墙倒塌。7月4日，李成栋乘机攻进城内，侯峒曾赴池死，黄淳耀自缢而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李成栋下令屠城，清军“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即嘉定一屠。清军退出后，一个叫朱瑛的抗清义士重举义旗，再占县城。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为虎作伥，又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浦嶂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嘉定又惨遭“二屠”。20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就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也提枪赴阵而死。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2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是为“嘉定三屠”。清军在一个半月内进行三次屠城，被杀者不下20万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南明小朝廷】
福王政权
福王政权是明朝灭亡后明朝皇族建立的第一个偏居江南的政权。1644年5月15日，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菘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充满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等极力拥戴福王，东林党人则认为福王行为不端，不愿拥立，但马士英耍两面派手法，逼东林党勉强同意。南明小朝廷一开始就仇视农民军，以农民军为敌。以马士英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对史可法等人持排斥态度，史可法无奈，在朱由菘即位的第二天自请督师，朝政由马士英把持。史可法积极准备抗清，他派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率10余万军队驻扎在庐州、泗水、淮北、临淮等地，以保卫南京，这就是“江北四镇”。但这个小朝廷在阉党马士英操纵下十分腐败，搞得人心浮动。史可法在扬州一面克服马士英、阮大铖制造的种种困难，一面耐心协调四镇关系，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清。1645年正月，史可法准备北伐，派高杰出兵开封，以收复河南失地。睢州总兵许定国杀死高杰，黄德功乘机袭击扬州，互相火并。3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总兵李成栋降清，引导清军向江南进攻。这时，镇守武昌，拥有七八十万军队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兴师东下，进逼南京。马士英急调刘清泽、黄德功等部截击左军，又调史可法回南京防守。史可法刚到浦口，左良玉病死九江，左军停止进军，史可法进驻扬州。4月15日，清军围扬州，史可法传令各镇兵马援守，竟无人响应，扬州总兵李棋凤、监军高歧凤投降，史可法孤立无援，坚守孤城10余天。清兵以大炮轰开城池，史可法拔剑自刎未成，为清兵俘获，以身殉难。清兵进入扬州进行野蛮屠杀，清兵屠城10日，被杀居民数十万，扬州成为一座空城，历史上把这一浩劫称为“扬州十日”。扬州失守后，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官军纷纷降清。5月，清军顺利占领南京。朱由菘逃到芜湖被俘，多铎把他押到北京斩首，弘光政权灭亡。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冒雨跪在道旁迎接清军入城，卖身投靠清王朝。清朝改南京为江宁府，并派洪承畴为江南总督，坐镇江宁，招抚江南各省。
鲁王政权
鲁王政权是明朝灭亡后又一个偏安江南的南明小朝廷。清军占领南京后，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绍兴、宁波的地主官僚纷纷开门迎降，但浙江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却纷纷行动起来，准备抗清。1645年6月，浙中义士公推张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任监国，组织政权。同时，郑芝龙、黄道周等也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鲁王政权以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为阁臣，拥有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除方国安、王之仁率领的官军外，还拥有浙中和各地的义师，但鲁王政权与唐王政权互争真伪，不能合作。在鲁监国的旗号下，钱肃乐率领的义军向南收复了福建的长乐(今闽侯)、永福(今漳平西南)、兴化、海口、福安等地，朱以海一度进驻福宁州。清兵南下，鲁监国政权的地盘相继失去。张名振等奉朱以海命占据舟山。1646年6月，清军进攻绍兴，方国安望风而降，温州、台州、金华相继陷落。鲁王在张名振保护下浮海南逃。1647年，鲁王政府的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等招集旧部，重整军旅，继续战斗。他们联络福建各地义军围攻福州，并先后收复建宁、邵武、兴化3府和福宁州，以及连江、长乐等27县，声势大振，鲁王进驻福宁州。后因郑彩擅权专政，排斥异己，谋杀大臣，闹得四分五裂，所复州县很快又被清军夺去，鲁王只得再度漂泊海上。1649年9月，张名振等迎鲁王北上，占据舟山岛，作为继续抗清的根据地。1651年，舟山被清军攻破，张名振、张煌言护卫鲁王南下金门、天台。1653年，张煌言劝说朱以海去掉监国名号，接受永历政权的辖制。张煌言与郑成功结合起来，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唐王政权
唐王政权也是一个偏安东南的南明小朝廷。1645年6月，弘光朝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唐王政权内部同样十分腐败。当唐王政权建立之初，除有福建、两广、云贵外，还有安徽、江西、湖广的一部分地方。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尚有40余万，分为两支，一支由郝摇旗、刘体纯率领;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率领，在荆襄地区继续坚持斗争。1645年秋，在清军进一步南侵的形势下，他们鉴于局势的严重，便主动与唐王政权结合起来共同抗清。明湖广巡抚何腾蛟招抚了李自成部将李过、郝摇旗、袁宗第等及左良玉的旧部，号称荆襄十三家军，这时也投靠唐王政权。李过、高一功等30余万归堵胤锡直接指挥，唐王政权得到各地义军的拥护。1646年春，清军派孔有德率军进攻湖广，何腾蛟等与大顺军英勇抗击，大败清军于岳州，接着又在藤溪、湘阴取得几次胜利，使清军一时不敢南进。唐王政府倾覆后，他们又支持桂王政府，一直战斗到抗清斗争的最前线。在隆武的旗帜下，各派抗清力量却无法联合起来。唐王政权的军权完全掌握在郑芝龙手里，而郑芝龙则无心抗清，他之所以拥立唐王，只不过是借其旗号为自己争夺权力，他所关心的只是搜刮财物，排斥异己。他拥有二三十万军队，既不主动出击敌人，也不支援各地义军的抗清斗争。首辅黄道周挺身而出，请求督师北伐。由于郑芝龙的百般刁难，不给军队，又不给粮饷。黄道周在进军途中兵败被俘，解至南京，不屈而死。当浙东鲁王政权崩溃，清军南下进逼福建时，郑芝龙为了保全自己的大笔家产，便与洪承畴暗中勾结，准备降清，他尽撤仙霞岭上的驻军，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1646年秋，福州失守，唐王逃到汀州，被清军俘杀。郑芝龙不听儿子郑成功的苦心劝告，剃发降清，隆武政权倾覆。
桂王政权
桂王政权是南明最后建立且历时最久的小朝廷。清军占领江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后，1646年9月，又以优势兵力向广东及西南腹地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消灭西南的抗清武装。11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拥立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皇帝位，改元永历，准备继续抗清。桂王政府虽然内部矛盾重重，腐败不堪。永历政权的主要地盘在广西，由于先后得到大顺军和大西军的支持，坚持时间最长，抗清的力量也最强。1647年正月，清降将李成栋率军由福建进入广东，攻下广州，继陷肇庆，进犯广西。拥立桂王的两广总督丁魁楚降清，桂王政府内部一片混乱。桂王先后逃到梧州、桂林、全州、武冈等地，席不暇暖。由于瞿式耜在桂林坚守和抗清义军在敌后牵制，最后才算保住了广西的一角。1648年，是抗清斗争形势重大转变的一年。原来占据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和占据广东的降将李成栋，由于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对清廷不满，在人民坚持抗清斗争的影响下，他们先后反正。大顺军与明军乘机反攻，几乎收复了湖广地区的全部失地，局势为之一变。永历政权是明朝官府和明末农民起义军联合抗清的组合，但矛盾重重，大大削弱了抗清的力量。1649年春，清军攻破南昌，金声桓败死。李成栋由广东驰援渡水时溺死。何腾蛟在湘潭被俘，不屈牺牲。不久，清军攻入桂林，瞿式耜被俘不屈而死。1651年桂林失陷，永历政权在广西无立足之地。朱由榔依附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辗转于贵州、云南。孙、李两人争夺权位。1655年，李定国奉朱由榔至昆明，孙可望嫉妒李定国的功绩，由贵州进攻云南，被李定国打败，孙可望向清军投降。1657年，永历政权由昆明退到保山，又退到腾冲。1659年，朱由榔又逃到缅甸。1662年春，缅甸当局把朱由榔交给清军，吴三桂在昆明将朱由榔用弓弦绞死，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悲愤而死，坚持了十几年的永历政权灭亡。
【李自成余部的抗清斗争】
李自成余部的抗清斗争
李自成余部在李自成牺牲后仍坚持抗清斗争。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尚有40余万，分为两支，一支由郝摇旗、刘体纯率领;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率领，在荆襄地区继续坚持斗争。1645年秋，在清军进一步南侵的形势下，他们鉴于局势的严重，便主动与唐王政权结合起来共同抗清。明湖广巡抚何腾蛟招抚了李自成部将李过、郝摇旗、袁宗第等及左良玉的旧部，号称荆襄十三家军，这时也投靠唐王政权。郝摇旗、刘体纯率领的10余万人抵达湘阴归明将何腾蛟指挥。李过、高一功等30余万抵达常德归明将堵胤锡指挥，唐王政权得到大顺军的支持。1646年春，何腾蛟与大顺军郝摇旗等部英勇抗击清军，多次打败清军，使清军一时不敢南进。唐王政权覆灭后，他们又支持桂王政权，与南明军队配合，屡次把桂王政府从危难中援救出来。1647年，何腾蛟率郝摇旗等部退守衡州，又转移到桂林，李过等部退守川东。湖广几乎全部失陷，清军直逼广西。同年11月，郝摇旗等部及部分南明军队齐集广西全州。清将孔有德等3王之兵自湖南来攻，郝摇旗等部大败清军，“斩级无算”，“诸帅连营阁道亘三百里”，声威大震。清军被迫退守湘南，逐渐形成全国性抗清高潮。1648年，由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反正，湖广为之动摇。大顺军与明军乘机反攻，连克靖州、永州、宝庆、常德、衡州、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地，包围长沙，前锋直达汉江北岸，几乎收复了湖广地区的全部失地。但是腐朽的桂王政府百般刁难、排挤大顺军，有的更企图利用大顺军作为他们党派斗争的工具，这就给清军以可乘之机。清军大力围剿，形势逆转。1650年，大顺军的战斗力大受损失，原40万农民军只剩下几万人。在抗清斗争失利后，大顺军刘体纯和袁宗第于1650年从湘西转入到川东巫山地区，李过病死。1651年，高一功、李来亨和郝摇旗在广西北部会师后，经湘黔边界，转移至川东一带。高一功由广西进入贵州的途中，受到孙可望的袭击而战死。余部在李来亨、贺锦等人的率领下由贵州向巴东进发。
夔东十三家
夔东十三家也称川东十三家，主要是夔州以东地区的反清武装力量的总称。他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核心是原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坚持抗清达14年(1650～1664年)之久。1650年，由于南明王朝的排挤和牵制，农民军连遭挫折，李来亨奋战脱险，回到巴归，选定兴山、茅麓山为据点，建帅府于七连坪。这时，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等人也由黔东北回到川鄂边区。袁宗弟、郝摇旗分驻大昌、房县，刘体纯驻巴东陈家坝。刘体纯素骁勇，有方略，“颇以威信御众”，因此各路农民军将领共推他为首领，并愿听他节制，南明将领王光兴、谭宏、谭诣、谭文等人也来汇合，最终建立起以湖北兴山县茅麓山为中心、西到四川大巴山、巫山，东到湖北武当山、荆山，占有20余县，拥兵数万的抗清基地，即是历史上有名的夔东十三家。抗清队伍由数万人发展到数十万，不断打击清军。十三家曾两次进攻重庆，以图从后牵制清军。桂王政权覆灭后，国内抗清力量唯有夔东十三家和郑成功。康熙元年(1662年)9月，在历次围剿失败之后，清廷组织了规模最大的对夔东十三家的联合围剿，由李国英、董学礼、王一正等率四川、湖北、陕西三省兵力集中对十三家实行三面夹击，战事异常惨烈。十三家起义军多次反攻，企图突围，因力量过于悬殊，皆未成功。到康熙二年冬，夔东十三家的基地日益缩小，处境困难。12月，刘体纯、李来亨等率农民军浴血奋战，给清军以沉重打击，终因寡不敌众，郝摇旗被俘不屈身亡，刘体纯在与清军苦战中力竭自杀，李来亨退守茅麓山九莲坪。1664年，清廷调动大军10万，包围李来亨部于茅麓山。8月，李来亨粮草尽绝，全家自焚，部众为清军全部杀戮。威名赫赫的夔东十三家起义军宣告失败。
【张献忠余部的抗清斗争】
张献忠之死
张献中之死，标志着与明清两代王朝抗衡的大西政权灭亡。大西政权是张献忠于1644年11月在四川成都建立的农民政权。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之后，并不能在四川站稳脚跟，因为他只习惯于流动作战，而一旦停止流动之后，便陷于无能为力的处境，既拿不出治国的长策，以经营根据地和巩固政权，而且在军事上也不能进取，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张献忠在四川两年多，四川地区的豪绅地主组织武装反抗，以致地主武装成为农民政权的致命打击。特别是明将曾英、杨展等在川南一带的地主武装发展到数十万，对张献忠形成莫大的威胁。在清军消灭了弘光政权和大顺政权以后，开始转向西南。多铎对张献忠采取招抚，对于清朝的招抚，张献忠未予理会。1646年正月，清廷命豪格同吴三桂率清军入川，进攻张献忠农民军。5月，清兵抵达汉中，张献忠镇守川北的刘进忠投降，充当清军入川的向导，同时，明军也向成都逼近。1646年7月，张献忠感到成都无法再守，弃城而去，进入川北西充山，打算由四川进入陕西。1646年11月，清军一昼夜奔驰300里，行动神速。清军知道张献忠的动向，而张献忠对清军一无所知。当两军在西充县境内的凤凰山隔水相望时，张献忠还不相信清军已到，探兵不断报告敌情，他仍然没做战斗准备，而是带七八名士卒，不穿铠甲，不携长枪，出营观探虚实。叛徒刘进忠以手指示，清军善射者雅布兰以箭射之，张献忠坠马而死，年仅41岁。张献忠死后，其余部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
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主要是大西军将领李定国、孙可望领导的抗清斗争。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等人领导下在川南、云、贵一带坚持斗争。1649年正月，他们鉴于清军进攻日益深入，主动提出愿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共同抗清，最初遭到拒绝，后来桂王走投无路，才接受了大西军的建议。1652年2月，孙可望迎桂王居于贵州的安隆所。3月，大西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孙可望留守贵州，李定国率主力8万出湖广，刘文秀率偏师6万攻四川。李定国进入湖广后，连克靖州、武冈、宝庆等地，又转攻广西，下全州、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定国回师北上，直取长沙，兵锋达到江西吉安。大西军节节胜利，使清朝大为震惊，急派敬谨亲王尼堪率精兵10万迎战，李定国避开清军锋芒，主动撤离长沙。11月，李定国与尼堪率领的清军大战于衡州城下，血战4昼夜，大破清军，击毙尼堪。李定国出兵9个月，纵横3000里，收复湘、桂，大破清军数十万，“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一路大西军在刘文秀率领下在四川也大败清军，收复叙州、重庆等地，逼近成都，在成都北的保宁县包围了吴三桂，使吴三桂险些丧命，迫使吴三桂退守汉中。李定国在抗清斗争中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孙可望的嫉妒，引起了大西军内部的斗争，孙可望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率领留守军上前线争功，并欲加害李定国。李定国为了顾全大局，退回广西，转攻广东，拟与郑成功会合，联兵收复浙、闽，进攻南京，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后又转移到云南。孙可望在宝庆遇清兵大败后，退回贵州，恼羞成怒，于1657年以10万大军进攻李定国。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引起大西军将士的义愤，纷纷投奔李定国。孙可望日暮穷途，仅率1000余亲信，狼狈逃往长沙，投降清军，成了农民军的可耻叛徒。由于孙可望的告密，清军摸清了大西军内部情况，于1658年4月分三路向云、贵进攻。1659年初，清军攻陷昆明，桂王逃入缅甸。李定国在云南马龙县西北设伏，准备袭击追来的清军，计划又被桂王府的官僚出卖，伏击失败。此后，李定国率残部退到滇南边界一带。1662年春，吴三桂由缅甸俘桂王于昆明，在昆明将朱由榔用弓弦绞死。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悲愤而死，余部或降清，或散亡，大西政府余部的抗清斗争结束。
【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
郑成功抗清
郑成功抗清是明末最后一支抗清力量。郑成功本名森，唐王隆武帝赐其国姓，改名成功，号“国姓爷”，桂王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原是唐王政府的主要官员，1646年唐王政权灭亡后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对其父投降清朝深以为耻，十分气愤，决心继续抗清，准备“以死报国”。郑成功举起“背父救国”的大旗，招集义军，把澳门作为最初的抗清根据地，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积极准备北伐。1647年，郑成功从南澳出兵，两三年时间接连攻占了同安、海澄和泉州等闽南沿海许多地方，又占据金门、厦门等地，并以金门、厦门为抗清根据地，并把厦门改为思明州。郑成功利用漳州、泉州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并同国内各地加强经济联系。到1658年为止，郑成功三次北伐，九征闽、粤，成为清朝在东南的心腹大敌。与此同时，张煌言也屡次北伐，与郑成功相配合。1659年6月，郑成功与张煌言联合北伐，出动水陆大军17万，分83营，声势迅猛。义军在崇明岛登陆后，破瓜州、镇江，攻下4府3州24县，直抵南京，南京清军几乎不可守。但由于郑成功误信清军诈降奸计，麻痹轻敌，耽误了战机，清军得以从容调配力量，发动突然袭击，郑成功仓促应战，全军溃败，对南京的围攻失败，郑成功退回福建金门、厦门。张煌言孤立无援，得地尽失，败走浙东。郑成功北伐失败后，清政府为了对抗这支抗清力量，下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禁止舟船出海，切断东南地区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这给郑成功造成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郑成功决心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我国领土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台湾自古就是我国领土。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他们经过台湾海峡，见岛上风光美丽，称之为“福摩萨”，意为“美丽之岛”。荷兰继葡萄牙之后称霸海上。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西南部，在沙洲上建立了一座城堡，命名为“热兰遮”(又称台湾城)，次年又在热兰遮堡对面赤嵌山上修建“普罗文查”城(即赤嵌城)，互为犄角，作为他们控制台湾的据点。从此，荷兰殖民者以台湾的主宰自居，激起了当地人民的仇恨和反抗。荷兰占据台湾，纵横于东南海上，与郑成功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1652年，台湾发生了郭怀一起义，荷兰殖民者怀疑为郑成功所策动，即对郑成功到台湾的船只严加检查，并在海上截捕郑成功的船只，郑成功大怒。1661年3月23日，郑成功亲率军队2.5万，大小战船数百艘从金门出发，24日抵达澎湖，留兵3000就地驻防，大队于4月29日继续前进。30日拂晓，船队迅速取得登陆北线尾岛和赤嵌城西北部的禾寮港的胜利。台湾城约有荷兰军队2000余人，由荷兰殖民长官揆一驻守，赤嵌城由荷兰军司令瞄难实汀率600余人据守。当郑成功登陆台湾后，荷兰长官揆一指挥其侵略者从海陆两面进行反扑，郑成功迅速指挥军队打退了敌人水陆两路进攻，随即包围了赤嵌城，切断了赤嵌城与台湾城的联系，断绝了海路交通，随后派人到台湾城劝降。荷兰殖民者决定与郑成功谈判，愿以“年年照例纳贡”为条件让郑成功撤出台湾。郑成功指挥军队猛攻赤嵌城，终于迫使赤嵌城的荷兰殖民者于5月4日投降。接着郑成功集中兵力围攻揆一所在的台湾城。8月，郑成功打退了荷兰殖民者的援军。从此，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也无力出击了。经过8个月的围困后，郑成功又实行强攻，使荷兰殖民者陷入绝境。1662年1月25日晨，郑成功用28门大炮开始轰击，荷兰侵略者陷入绝境。2月1日，荷兰殖民者头子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9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最先打败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维护了祖国领土和主权。
【清朝的政权机构】
中央机构
清朝的中央机构有内阁、六部、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和理藩院。1658年，清朝改内三院即内国学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清朝内阁设大学士满、汉各两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但权力比明朝小。六部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职责与明朝基本一样。各部设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长官，皆满汉一人。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是清朝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清朝内阁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并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清初，凡军国大事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其成员都是满洲贵族，汉人不得参与。康熙时，在宫内设南书房，皇帝谕旨多为南书房翰林撰拟，削弱了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雍正时，设立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剥夺了诸王议政的权力。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军机大臣只是皇帝跪受笔录的工具.军机处的设置，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形同虚设，标志着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理藩院是清朝设立的一个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最初主要管理蒙古，后来负责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但官员全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不得参与，理藩院的设置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内务府是清朝设置的专门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由满汉王公大臣担任，长官称总管，目的在于防范太监窃权乱政。
地方机构
清朝的地方机构分为省、道、府(平行的有直隶州、厅)、县4级，此外，还有与省大体平行的边疆特别行政区。鸦片战争前共设18个行省，后来增设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台湾5个行省。省级最高官员是总督和巡抚，每1省或二三省设总督，各省均设巡抚(有的是总督兼)，掌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一切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在总督和巡抚外，每省还设提督学政1人，会同督抚主管全省教育、科举考试等事务，不论本人官职高低，在充任学政期间，其地位与督抚平行，素有学台之称。督抚之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又称藩台，主管全省民政、财政和人事大权。提刑按察使司又称臬台，主管全省的司法、刑狱，纠察等事务。学台、藩台、臬台合称“三台”。道设道员，为省藩、臬二司与府中间的地方长官，各省无定员。道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分守道专掌钱谷，分巡道专掌刑名。此外专职道是主管全省某一方面事务的，如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河工道等。府设知府1人，又称太守。清朝全国共有215府。厅一般设在边远地区，与府同级。县设知县1人，主管全县政事。清朝全国共有1358县。
特别行政区
清朝在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特别行政区，采取和内地不同的行政管理方法。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旗是中央政权下的基本行政单位，旗设札萨克1人，掌管全旗政令。旗上有盟，每盟有若干旗组成，盟设正、副盟长各1人，是理藩院从各旗札萨克及闲散王公中选奏请皇帝任命。盟不是旗的上级组织，而是一个代表中央对所属各旗实行监督的监察机构。对蒙古封建主分别加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在维族地区，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1人，治理该部政务，又设协理图撒拉克齐2人佐之。各大小城池，皆因其旧名置各种名目的大小克伯等官员，自三品至七品。由朝廷派驻的伊犁将军、喀什葛尔参赞大臣及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统辖。在西藏地区，达赖(驻拉萨)，班禅(驻扎什伦布)掌政令、行教化，同为政教僧俗领袖。在卫、藏、喀木、阿里4部，各设噶部伦，以治政事。清朝政府设置的驻藏大臣同达赖、班禅具有同等权力和地位。在东北地区在旧都盛京设内大臣1人，副都统2人，康熙元年改为辽东将军。1683年，清政府又设黑龙江将军，管理黑龙江地区。云、贵、川、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仍用土司制度。
【盛世开基一代明君康熙帝】
清圣祖康熙
清圣祖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1661～1722年在位。1661年正月初六，年仅8岁的顺治帝三皇子玄烨即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8岁即位，14岁亲政，是清朝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福临临终前，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4人为辅政大臣，代理国政。在此期间，逐渐形成鳌拜专权跋扈，欺凌幼主，结党擅权的局面。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躬亲大政”，但鳌拜继续专权擅政。即位之初，不少汉族官僚建议给这位年幼的皇帝举行经筵日讲，却遭到4位辅政大臣的拒绝，他们企图“率循祖制，咸复旧率”，然而康熙帝从治理国家的实际出发，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1669年5月，康熙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开始掌握实权。康熙采纳汉官建议乘辇亲诣太学祀孔，在孔子位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康熙全面接受了居敬行简、躬行实践、德礼治国、以道统为治统的儒学传统文化，以前激烈的民族矛盾趋于缓和，逃避山林的名士遗老纷纷出山，连抗清很坚决的黄宗羲也改变了态度，认为康熙堪称德治君主。但康熙真正亲政则在1679年，在八旗设都统管理旗务，剥夺了王公干预旗政之权，各都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削弱了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为皇帝操纵的议事机构。从此，康熙将国家大权集中于自己一人之手，清朝完全意义上的专制政体正式开始。
康熙的一生主要功绩有以下几点。首先，先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粉碎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玄烨下令撤藩。11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打出“复明”的幌子，以欺骗人民，尚之信(尚可喜子)、耿忠精起兵响应。在历时8年的平叛战争中，玄烨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华。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1683年，康熙派施琅率战船数百，精锐水师2万攻占澎湖，台湾郑氏向清军投降。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使台湾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兵直抵距北京350公里的乌兰布通。康熙于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亲征。1697年，噶尔丹败死。康熙为加强对外蒙古的管理，沿袭皇太极以来的盟旗制度，密切与蒙古领主贵族的关系。康熙三十年，与喀尔喀蒙古诸部举行多伦会盟，以加强北部边防。康熙十分重视西藏问题。五十二年，他册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五十七年，以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藏击败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使西藏暂时得到安宁。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抗击沙皇俄国的侵略。明末清初，沙俄派遣哥萨克远征军侵扰黑龙江流域已数十年，并在中国领土上修建尼布楚、雅克萨等城堡作为侵略据点。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后，决心武力收复失地。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先后两次雅克萨之战，大败沙俄侵略者，迫使沙俄侵略者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其次，康熙十分重视恢复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的弊政。为招徕流民垦荒，修订顺治时期的垦荒定例，实行蠲免政策。五十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重视黄河治理，将三藩、河务、漕务列为三大要务。康熙的一生勤于政务，也能听取大臣意见，鼓励官员大胆直言，注重事务，宽于御下，宫中用度也较为节俭。但清朝严酷的文字狱也是从康熙时开始的。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狱不下40余次，其中牵连较广的大案有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康熙生有35子，长大成人有20人，40年间一再废立太子，直到临死也没解决好，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愈演愈烈，以至于为储位之事杀戮大臣，吏治趋于废弛。
除鳌拜
鳌拜专权是清朝康熙在位时的大臣专权。顺治帝临终前汲取叔父多尔衮摄政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历史教训，在传位给三子玄烨的同时，指定4位满人辅政大臣，没想到同样给儿子康熙带来遗留问题。4位辅政大臣都是顺治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即两黄一白)功臣贵族，思想感情上牢牢地守住满族旧传统，是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的代表，推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鳌拜在四大臣中位次最后，居四大臣首位的索尼位重年高，遏必隆软弱，唯有苏克萨哈因揭发多尔衮谋逆，有可能成为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成为鳌拜专权的唯一障碍。鳌拜趁康熙年幼，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专擅朝政，曾借故杀内大臣费扬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要致苏克萨哈于死地。1667年，康熙亲政，但鳌拜集团把持大权不放，苏克萨哈因势力削弱，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主动要求辞职，把权力归还给皇帝。同年6月，索尼病死，鳌拜筹划怎样越过苏克萨哈和遏必隆，没想到苏克萨哈将了他一军，因为苏克萨哈辞职，鳌拜和遏必隆也应交权。鳌拜视权力为生命，认为只有加罪苏克萨哈，才能保住权力和地位，于是给苏克萨哈罗织了24条大罪，要求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康熙与鳌拜强争数日，结果将苏克萨哈绞死，诛灭其族。康熙刚刚亲政，而鳌拜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其蛮横专权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四大臣已去其二，遏必隆唯命是从，鳌拜则更加为所欲为。康熙自亲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遇事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量，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1669年5月，鳌拜托病不上朝，康熙决定先发制人，一面招索额图、明珠定下智擒鳌拜的妙计，一面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京城，招鳌拜单身进宫，利用预先埋伏的侍卫，一举拿下鳌拜，永行拘禁。并大索其党羽，鳌拜的一些党羽或被斩，或被贬，鳌拜集团得以肃清。
平三藩
平定“三藩之乱”是康熙时平定南方叛乱的军事行动。“三藩”指割据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三藩”中云南吴三桂力量最强，云贵督抚受其节制，知县以上官吏全蓄为私人，他有权选授官吏、将领，吏部、兵部不得限制。康熙亲政后，对“三藩”逐步采取了一些限制。吴三桂、耿精忠假意提出撤藩请求，结果弄假成真。1673年11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打出“复明”的幌子以欺骗人民。1674年初，吴三桂派主力出贵州，攻掠湖南，分兵四川。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官员纷纷叛清，接着，福建耿精忠起兵响应。短短数月之内，各地总兵、提督纷纷倒戈投吴，滇、黔、湘、桂、闽、川6省陷落，一时局面相当严重。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康熙采取剿抚兼施，坚决剿灭云贵湘吴军及其死党，对其他地区的叛军则以招抚为主。清军分为两条战线，把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北荆州以及“水陆皆与楚闽接壤”的江西作为前线，以八旗劲旅固守，遏制叛军过江北上;将地控南北交通要道的山东兖州和地扼东西咽喉的山西太原，作为两个后方支点，调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东西两条通道，以策应前线。1676年10月，福建耿精忠被迫投降。1677年，广东的尚之信投降。闽、粤及江西先后平定，使吴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清军则集中力量围剿叛军元凶吴三桂。1677年，吴三桂占领了湖南衡州，分兵进犯广东乐昌、江西南安。康熙派屡立战功的穆占清率清军进攻衡州，以“遏贼后路”“宽缓广州”。1678年初，清军收复了湖南部分地方。8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幡即位。1681年初，清军攻下贵州，三路清军在云南会师，围攻昆明。10月，昆明城破，吴世幡自杀，云贵悉平。经过8年的斗争康熙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从而稳定了东南边疆。
统一台湾
统一台湾是清朝统一全国的重大军事行动。1662年6月，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病死，其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当年10月，清军分三路攻占了厦门等地，郑经退守铜山。后来郑军军官看大势已去，纷纷率兵降清，致使郑军在大陆沿海据点纷纷失守。1664年，清廷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大将军，令其统率水师，前往征剿郑经。施琅率水师先后三次渡海，均因台风袭击而未成功。1669年，康熙又亲颁谕旨，委派重臣前去招抚，无奈郑经一意孤行，招抚未成。尽管郑经一再拒绝招抚，但其部属纷纷投降。在这种情况下，郑经被迫收缩防务，而留守金门、厦门的官兵眼看大势已去，纷纷降清。1680年3月，金门、厦门即为清军所占。1681年，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 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郑克 ，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1681年，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施琅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发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1683年，施琅率战船数百，精锐水师2万，进取澎湖，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8月，清军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的腐败，所以清朝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到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旗号以迎王师”。1684年，清朝设台湾府，设1府3县(台湾、凤山、诸罗)，隶属福建省。
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
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是沙俄侵略我国的开始。俄国原来是一个欧洲国家，自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起派商人、冒险家叶尔马克等人越过乌拉尔征服西伯利亚，进而闯入中国的边疆。至17世纪后期，沙俄在西伯利亚已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数十个城寨，其中有1632年在勒拿河上修建的雅库次克。中俄冲突随着沙俄的入侵而日益激烈。1636年，俄国侵略者第一次听到关于黑龙江的传说。1641年初，沙俄雅库次克的统领彼得·戈洛文派遣70多名哥萨克寻找黑龙江，但没找到。1643年，戈洛文又派他的文官波雅科夫率一支133人的远征军向黑龙江流域窜犯，这批侵略者派出70人的抢粮队，悍然对西林木迪河口的达斡尔村发动武装进攻，被达斡尔村民击毙10多名，50多人被打伤，这是黑龙江地区人民第一次武装抗俄斗争的胜利。1649年，沙皇俄国又派出以哈巴罗夫为首的150多名匪帮，对黑龙江流域进行第二次武装入侵，不久撤回雅库次克。1650年夏，这伙人匪徒再次侵入黑龙江，突袭雅克萨，作为扩大侵略的据点。1652年，俄军听到清朝派来重兵，吓得狼狈而逃。1654年，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指挥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及深入至松花江流域，到乌苏里江口以下600多里的我国赫哲人居住的乌扎拉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清军在当地人民配合下，打死敌军10人，打伤76人，哈巴罗夫向黑龙江上游逃窜，斯捷潘诺夫也侵入黑龙江上游。1657年，沙俄侵略者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被清军包围，经过激战，打死和活捉270多名，匪首斯捷潘诺夫被当场击毙，残敌不战而降。到1660年，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1665年，一伙沙俄侵略者又侵占了雅克萨，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并用武力进一步扩大其侵略范围。
雅克萨之战
雅克萨之战是清朝反击沙俄侵略者的正义战争。雅克萨，满语为河湾之意。雅克萨位于黑龙江上游与讷穆尔河会流处。这里北逾外兴安岭可通雅库次克，东通黑龙江下游，西向越石勒喀河，近至尼布楚，南向通额尔古纳河，直通嫩江，是四面八方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雅克萨城最早是中国所属的达呼尔人的故乡，“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沙俄侵略军窜入黑龙江流域，掠夺达40多年。1665年，沙俄侵略者切尔尼戈夫抢占雅克萨之后，一面假意谈判，一面利用雅克萨深入侵略，同年占领楚库柏兴。1680年，沙俄将尼布楚变成西伯利亚的一个单独督军区，三年以后又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加强工事，招募哥萨克为军，设立农庄，“耕田自给”。他们在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建3个重要据点。康熙多次派人与沙俄联系，要求和平解决，但沙俄傲慢无理，要清王朝向其称臣。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决心收复失地，以武力驱逐侵略者。首先决定进攻沙俄侵略军盘踞的巢穴雅克萨，把沙俄侵略者驱逐出我国黑龙江流域。1683年，清朝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坐镇瑷珲城，负责指挥收复雅克萨的军事行动。1685年2月，康熙命都统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3000多，水陆两路进军雅克萨。6月23日，清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雅克萨，但沙俄侵略者执意顽抗，拒绝撤离。24日，清军水陆配合，开始包围雅克萨城。25日，一股俄军从黑龙江上游乘木筏赶到雅克萨增援，被全部歼灭。当晚清军作攻城准备。26日黎明，清军炮火齐发，打得俄军死伤惨重，心胆俱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雅克萨总督托尔布津只好投降。清军给予他们宽大待遇，准许俄军携带财物和随身武器(除大炮外)撤出雅克萨，返回尼布楚，并给他们马匹和食物。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俄军的失败、投降和撤出而结束。清军平毁雅克萨城后，又还驻瑷珲等地。贼心不死的沙俄侵略者得知清军摧毁雅克萨后，全部撤回瑷珲的消息，又重新占据雅克萨，准备顽抗到底。沙俄侵略者的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1686年7月，萨布素率清军2000余人再次进抵雅克萨，经过近5个月的激烈战斗和围困，使侵略者遭到沉重打击，俄军头目托尔布津被击毙，800多侵略者只剩下66人坐以待毙，雅克萨城指日可下。沙俄政府由于军事侵略未能得逞，最后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中俄边界问题的建议。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在迫使沙俄接受和平谈判的前提下胜利结束。
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正式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正式名称是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在清朝挫败沙俄侵略者的雅克萨之战后。1689年9月7日，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沙俄全权使臣戈罗文签订于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条约共6款，其中有关中俄东段边界规定是：外兴安岭、格尔毕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到海为界，外兴安岭以南、格尔毕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的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全部归属中国;外兴安岭以北、格尔毕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西属俄国。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包括库页岛在内都是中国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是中国的内河。俄国将其侵占的一部分领土交还中国;与此同时，俄国通过条约将中国让予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举纳入它的版图，将乌第河与外兴安岭之间的地区划为待议地区，并获得了重大的商业利益。条约还就俄国撤出雅克萨，两国互不收纳逃犯，居民不得擅自越境、贸易互市等事宜作了具体规定。《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平等协商，在中国方面作了一些让步的结果。这个条约的签订为中俄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保证了中俄东段边境170年左右的和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被沙俄破坏。
三征噶尔丹
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是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重大军事行动。清初，我国西北地区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分。厄鲁特蒙古就是明朝时的瓦剌部。16世纪后期，漠西厄鲁特蒙古分成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4部，分别活动于乌鲁木齐地区、塔尔巴哈台地区、额尔齐斯河两岸和伊犁河流域。康熙即位前后，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起来，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派兵攻打厄鲁特蒙古，控制了天山南北，极力想把厄鲁特蒙古人民及其土地攫为己有。从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到噶尔丹策零和阿睦尔撒纳都严重危害清王朝的统一和边境安宁。1688年，噶尔丹勾结沙俄对喀尔喀蒙古发动突然袭击，在内外夹击下，土谢图汗部损失很大，喀尔喀蒙古各部在噶尔丹进攻下向清政府求救。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率2万多骑兵，以追喀尔喀蒙古为名，公然向内蒙古大举进攻，深入到距北京900余里的内蒙古乌珠穆沁部。清军初战失利，噶尔丹乘机深入到距北京700里的乌兰布通，清廷震动。同年8月，康熙亲到今河北隆化县视师。当准军深入到乌兰布通时，康熙命令右翼停止进兵，屯归化城，截其归路。清军与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激战一整天，清军大炮猛轰，以优势火器击破噶尔丹用万驼围成的“驼城”，大破准军数万人，噶尔丹惨败，率残部乘夜突围逃遁，向漠北狂奔，到科不多者仅剩数千人。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取得决定性胜利。1695年10月，噶尔丹率骑兵3万，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6万大举内犯漠南”，沿克鲁伦河东下，再次挑起战火。1696年3月，清军分三路进剿噶尔丹，康熙帝命萨布素率东三省兵出东路;费扬古率陕西兵出西路，截断噶尔丹军归路;康熙亲率中路军出征，约期夹攻，噶尔丹听到消息，吓得连夜西逃。清军已切断噶尔丹归路，清西路军在古战场昭莫多(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设下埋伏，叛军疯狂反扑，激战自午至暮，噶尔丹大败，妻可敦被击毙，叛军大部被歼，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取得决定性胜利。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全军覆没，从此一蹶不振。1697年2月，康熙第三次亲征，给噶尔丹致命一击。康熙亲赴宁夏，命费扬古、马思哈分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残部，噶尔丹众叛亲离，身边只剩五六百人，一听说清军将大至，纷纷前去投降，还带路追捕噶尔丹。准噶尔已有新主，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与清朝通好，准备擒拿噶尔丹请赏。噶尔丹众叛亲离，连沙俄也抛弃了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噶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余生。康熙年间历时8年，三次亲征终于平定了噶尔丹叛乱。
平定策妄阿拉布坦
平定策妄阿拉布坦是康熙时又一次对准噶尔部叛乱的军事行动。策妄阿拉布坦是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子，噶尔丹的侄子，因噶尔丹夺取汗位，逃离准噶尔，潜居吐鲁番。噶尔丹发动叛乱，他乘机返回准噶尔部根据地伊犁，收其父旧部和噶尔丹残部，协助清军消灭噶尔丹叛军。1697年，噶尔丹死后，清廷因策妄阿拉布坦帮助剿灭其叔噶尔丹有功，承认他为准噶尔部首领，统治阿尔泰山以西地区。但随着势力的增长，策妄阿拉布坦的扩张野心暴露，企图向东扩张，并想吞并西藏，分裂国家。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布率精兵6000攻入西藏拉萨，杀拉藏汗，拘禁达赖喇嘛，组织了一个听命于准噶尔的傀儡政府，并将拉萨城洗劫一空，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遭到破坏，西藏大乱。1718年，康熙派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统帅全军，进藏平叛，清军战败。1720年，康熙帝再次派兵遣将，康熙帝令清军护送达赖七世进藏，清两路大军入藏。8月，清军进入拉萨，在西藏人民支持下，清军迅速驱逐了叛军，大策凌敦多布率残军逃回伊犁。从此，西藏归于清朝掌握之下。雍正年间，清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
【清朝对西藏的管理】
达赖班禅制度
“达赖喇嘛”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达赖，蒙语意为大海;喇嘛，藏语意为上师。1580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尊黄教领袖锁南嘉措为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追认前二世)。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地位。但西藏某些反动农奴主第巴桑结嘉措等人，表面上归顺清朝，暗地里却与噶尔丹勾结，蓄谋叛乱。1682年，五世达赖去世，桑结嘉措等盗用达赖名义，把持西藏政权。1705年，桑结嘉措谋害拥护中央政府的拉藏汗未成，被拉藏汗杀掉。1716年，准噶尔叛军在西藏反动势力勾结下窜入西藏，杀害拉藏汗，给藏族人民造成沉重灾难。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正式设置2个驻藏大臣分驻前后藏，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从此，历世“达赖喇嘛”转世必经中央册封，成为定制，现已传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也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活佛之一。班，焚语意为精通五明(五种学术)的学者;禅，藏语意为大;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1601年，罗桑却吉坚赞在日喀则就任扎什伦布寺主持。1645年，和硕特蒙古汗尊黄教领袖人物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即班禅四世，追认前三世)。1662年，班禅四世圆寂于扎什伦布寺。1713年，康熙帝册封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封号从此开始。康熙的目的在于提高班禅地位，与达赖共掌喇嘛教。此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现世班禅额尔德尼为十一世。
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全称是“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又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设正副各1员，副职称“帮办大臣”。清朝设置驻藏大臣主要是安辑藏政，严防准噶尔部的侵扰。明末清初，准噶尔部崛起后，驻牧新疆伊犁河流域。西藏方面由于和硕特部汗王的高压政策，遭到藏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1682年，当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去世之后，实际掌管藏政的第巴桑结嘉措再也不甘心受制于蒙古汗王，他暗中欲借准噶尔部的力量以达到驱逐拉藏汗在藏势力的目的。在这场斗争中，桑结嘉措被拉藏汗擒杀，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也被废除。同时，拉藏汗又另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结果遭到了西藏三大寺的强烈反对，清政府恐复引起波乱，于1709年派侍郎赫寿赴藏与拉藏汗协办藏事，此时清廷已有派遣驻藏大臣常驻之意。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始置驻藏大臣，至宣统三年(1911年)，历184年，驻藏大臣共83任，计57人。帮办大臣共52任，计49人。由帮办大臣升任驻藏大臣者9人。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会同达赖监理西藏地方事务，诸如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免，财政收支的稽核，地方军队的指挥，涉外事务的处理，司法、户口、差役等项政务的督察等。此外，并专司监督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及其他大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拈定灵童、主持坐床典礼等事宜。创建之始，驻藏大臣仅统领驻藏官兵，督导藏王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1750年，驻藏大臣傅清、帮办大臣拉布敦为叛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所害。事平，据策楞等所奏《西藏善后章程》，遂废王爵，设噶厦(地方政府)，任命四噶伦(三俗一僧)以分权，在驻藏大臣以及达赖喇嘛统驭下协办藏务。1792年，在平定廓尔喀入侵后，清廷颁行福康安所奏《藏内善后章程》，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并对其职权作了明确规定，此后遂成定制。驻藏大臣之设立是自唐宋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理制度的重大发展。虽人选良莠不齐，明庸互见，但这一制度对于加强祖国统一，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均起过积极作用。
【盛世定调励精图治雍正帝】
清世宗雍正
清世宗胤禛是清朝第五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雍正名胤禛，是康熙的第十一子，因清朝宗室规矩，皇子夭折不序齿，他便成了皇四子。1675年，康熙策立孝诚皇后刚生1岁的二皇子允礽为皇太子。皇太子长大后，无形中形成了第二个权力中心。1708年，康熙宣布将皇太子废掉，皇太子一废，各皇子蠢蠢欲动。1709年3月，康熙又突然宣布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允礽再立后，为巩固储君地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1712年再次被废。此后，康熙再没立皇太子。第二次废皇太子后，储位虚悬，诸皇子的争储活动在隐蔽状态下更加扑簌不定。胤禛表面与山僧野老为伍，似乎不问功名荣辱，与众兄弟和睦相处，博取父皇的信任，暗中积极联络百官，私结党羽，内有掌管京城兵马的侍卫内大臣隆科多做内应，外有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做侧应，还有皇十三子胤祥为死党。胤禛的争储策略显然高出竞争对手一筹，并且很快得到父皇的宠信和重用。1722年10月20日，康熙到南苑打猎染上感冒。11月13日，康熙病危，急召胤禛到斋所。康熙去世，由侍卫内大臣隆科多宣读遗诏，由四皇子雍亲王胤禛继承大统，改次年为雍正元年，于是有了胤禛矫诏篡位之说。说他篡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胤禵的位。胤禛以45岁的中年开始了君临天下的政治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个人的历史也自然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雍正即位后，在政治上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发生争端，创立秘密立储制度。1723年，雍正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三年，雍正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至死。七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大兴文字狱，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后改为军机处，军机大臣只能跪授笔录，集皇权于一身。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二年，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士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政策，鼓励垦荒，重视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注意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钱塘江，命令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建和疏浚水渠。关注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中外关系。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五年，清朝同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维护了国家主权。雍正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清朝历史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的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故后世颇有争议。总之，他的坚毅性格，使他勇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刚毅果断，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求实效。而他的急躁又使他在有些问题上陷于盲目性，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使他坚决果断，但自信太过，容易阻塞言路，影响政治改革。
秘密建储制度
秘密建储制度是清朝雍正时期为防止诸皇子暗中拉帮结派争夺皇位，为选定储君而采取的一种制度。雍正亲自参加了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对骨肉相残的境况感触颇深，尽管他取得了胜利，但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人再为最高权力的交接出乱子。他总结了明立太子和其父两次废太子的经验教训，结合祖先努尔哈赤定下的选“德”、“才”兼备的“贤能”皇子为储君的家法。1723年8月17日，雍正在乾清宫召见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和九卿，宣布立储的办法。他告诉大家：他已选定储君，储君的玉名已写好密封，装在一个锦匣内，准备放在宫中最高处，乾清宫世祖皇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让众大臣知道“国本”已定，待他死后便可取出传位诏，宣布新皇即位，这位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知，只有皇帝一人预定。另书内容相同的一份放在他常居住的圆明园御政处，同样有效。这就确定了秘密建储制度，收到了立“国本”以定人心的政治效果。
火耗归公
“火耗”是中国旧时借口弥补银两熔铸损耗加征的税额。自明朝以来，白银成为社会主要货币，赋役税收主要缴纳白银。在熔炼中有损耗，解运需费用，因此必须在正赋之外加征“火耗”。这种因袭明朝的“火耗”到清朝越征越多，高达百分之五十。康熙末年有人提出整顿滥收火耗和改变它的用途的建议，认为火耗允许州县官员动用一部分外，其余的归省里，用作公共事务，康熙帝不赞成。雍正帝同乃父对此事态度不同。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该省各州县火耗银全部上缴布政司，一部分用作抵偿无着落的亏欠，一部分给官员作养廉银，雍正当即批准实行。1724年，山西先试行火耗归公，后来其他各省实行。火耗列入正税，存留地方备用。“火耗归公”的用途：一是用作官员养廉;二是弥补地方财政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这些都与官员养廉有关，都是为了整顿吏治。雍正朝由于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官场确实较以前清廉。但地方官员又另立新名浮收或借故挪移，除旧赋外，其他捐税中也有火耗名目，造币厂在造贵金属硬币时的溶化损耗也称火耗。所以，“火耗归公”造成了新的腐败。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清朝新的赋役制度，也叫“地丁合一”或“丁随地起”。清初沿袭明朝一条鞭法征派田赋和丁税，一条鞭法虽然把部分丁银挪向地亩征收，即由地亩与人丁共同负担，但丁银从未废除，而且数量相当大。清朝前期，土地兼并出现高潮，佃农人数日益扩大，丁徭赋税越来越集中到农民身上，造成贫苦农民丁徭负担加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实行赋税改革，宣布以1711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银，以后不论增添多少人丁，概不增加丁银，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并未免除丁银，仍不能防止农民的逃亡。1713年，御史董之燧提出“摊丁入亩”的主张，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按亩征收，这个建议没有通过。但董之燧提出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后来康熙默许先让广东和四川两省试点。雍正朝摊丁入亩首先提出者是山东巡抚黄炳，他看到人丁逃亡日益严重，于雍正元年提出倡议。1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发出同样的呼声。雍正命李维钧详细规划具体办法，做到对国课无损，于穷黎有益。李维钧遵命筹划，准备把地亩分成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不至于好坏地负担轻重不均，雍正认为可以推行。雍正元年直隶先行实行，1729年在各省实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的推行，把丁银摊入地亩中征收，这样有地的民户按土地多寡连同丁银一并征收，比较合理。无地民户不再负担丁银，解除了他们的丁银负担。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国家对农民的束缚逐渐削弱，隐瞒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
平定罗卜藏丹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是雍正时对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军事行动。和硕特蒙古是顾实汗在1636年击败却图汗后自乌鲁木齐地区移居青海，后来顾实汗虽然定居西藏，但青海仍为根据地。1723年，青海的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乘清抚远大将军回京奔丧之机，在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支持下裹胁大小贵族发动叛乱，罗卜藏丹津纠集20余万，屡次大掠西宁等地。叛乱发生后，雍正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总理平叛军务，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前赞军务。叛军望风瓦解，最后罗卜藏丹津拥众10万，据守柴达木地区乌兰木和尔负隅顽抗。清军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攻打西宁附近叛军据点和寺院，攻打郭隆寺一战最为激烈，清军以3000破贼万余，西宁附近叛军被平定后，清军开始进攻罗卜藏丹津驻地。1724年2月，岳钟琪乘敌不备，发动奇袭，敌军仓皇大溃，罗卜藏丹津男扮女装逃到了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处。是役清军斩敌8万、收降男女数万。平定罗卜藏丹津后，青海地区从此置于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和硕特蒙古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和泊通之战
和通泊之战是清军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之间的一次失败的战役。噶尔丹策零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之子。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即位，他在内外政策上基本遵循其父制定的方针，反对沙俄侵占准噶尔部土地，同时没有放弃向东扩张的意图，并屡次进犯喀尔喀。1729年3月，雍正下令两路进军讨伐准噶尔。命侍卫大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一指挥北路军;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一指挥西路军。噶尔丹策零闻讯十分惊恐，马上遣使赴京，愿听从清朝命令，解送逃犯，雍正下令暂缓进兵，召傅尔丹、岳钟琪进京商议军情。1730年冬，噶尔丹策零派兵2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惨重。岳钟琪疏言有“十胜”的把握，不过是大言、浮言。他未出师就遭敌袭击，岳钟琪回到西路军大营谎报军情，以败为胜，雍正囚禁岳钟琪;傅尔丹回到北路军营也不积极备战。1731年，策零又派大、小策零敦多卜领兵3万向清军北路军大营扑来，傅尔丹有勇无谋，中了策零的奸计，率领1万人轻装冒进，在和通泊(今蒙古国科西布多)与敌军2万相遇，结果，清军几乎全军覆灭。前任抚远大将军、后任绥远将军马尔赛连逃敌都不敢截击。和通泊之战是噶尔丹策零以伏兵击败清军的一次战役。用人不当，屡换屡不得人，导致调度失衡是此战失败的关键。
光显寺之战
光显寺之战是雍正十年(1732年)，清军以突袭、追击和伏击等战术在光显寺(又称额尔德尼昭，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大败准噶尔军的作战。雍正九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泊之战中大败清军后，遣部将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2.6万东攻喀尔喀蒙古。清廷遣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偕额附策凌率兵1.8万将其击败。1732年7月，噶尔丹策零率兵3万，乘额附策凌外出，自额尔齐斯河(今新疆境)上游，取道阿尔泰山南麓，绕避察罕廋尔清军大营，潜至杭爱山厄得勒河(今依德尔河)地区，攻掠喀尔喀首领哲卜尊丹巴领地。额附策凌闻讯，立即返回救援，并立报清抚远大将军锡保请求夹击。额附策凌率2万军队，乘夜绕到敌军身后大呼而下，准军梦中惊起，仓皇溃逃，额附策凌率军紧追，追到鄂尔浑河边的光显寺。光显寺在河山之间，地势险要，准军无路可走。锡保未至，额附策凌乘黄昏向准军发起猛攻，敌军3万人马大部被斩或淹死，小策零敦多卜乘夜突围向西逃窜。噶尔丹策零率残部乘夜拼死突围，尽弃辎重牲畜塞满山谷，迟滞清军前进，自鄂尔浑河逃遁。光显寺之战后，噶尔丹策零无力再战，首先提出议和。从此，准噶尔部割据势力和清朝之间的矛盾得以暂时缓和，维持了近20年的和平。
【盛世之巅乾隆帝】
清高宗乾隆帝
清高宗乾隆是清朝第六位皇帝。1735～1795年在位。1735年8月13日，雍正病逝，把皇位传给预定好的接班人四子弘历，改次年为乾隆元年。乾隆25岁即位，风华正茂，继承的又是一份令所有帝王感到自豪的基业。经过康熙、雍正两朝之后，国力增强，既无边警，又无内忧，一片升平景象，但乾隆并不甘坐享其成，在位时励精图治，统治前期清王朝达到极盛。乾隆为缓和其父严厉统治13年的紧张政治气氛，调和矛盾，对雍正时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宽”就是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扰，他一再告诫臣下，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严”就是要对异端邪说，大逆不道，贪官污吏绳之以法，决不姑息。乾隆在位期间，多次用兵统一疆土，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即位之初，正值西北用兵，又有贵州苗民起义。鉴于西北两路出师均告失利，所以暂时议和，采取守势，而专力镇压苗民起义，以号称知兵的张广泗经略苗疆。不久，苗民起义被镇压。1753年，准噶尔部因内部争夺汗位，分崩离析，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率部众6000内附。次年，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又率部众万余内附。于是乾隆决定第二年春天出兵伊犁，一举荡平叛乱。1755年5月，两路清军进抵伊犁，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败奔乌什，为乌什维族首领霍集斯擒献清营。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4部的野心未能实现，又聚众叛乱，乾隆随即派军征讨，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乃告平定。1757年、1759年以兆惠为将军，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叛乱，随即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军政，建立起军府统治。并于北疆移满洲、锡伯、厄鲁特、绿营等军兵垦荒屯田，为久住之计，陆续建立州县以管理民事，将新疆牢牢地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清初以来，西藏政局经常动荡不定。由于厄鲁特蒙古诸部信奉黄教，西藏为黄教宗主所在，而西藏那些不同集团皆需要援引厄鲁特蒙古武力以自重，矛盾错综复杂，变乱时有发生。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勾结准噶尔部发动叛乱，杀害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乾隆派兵入藏，平定叛乱后对西藏政权作了一些调整，稍增驻藏大臣权力，但仍无法控制局势。五十三、五十六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1792年，乾隆命福安康为大将军，率大军入藏，很快打败了廓尔喀侵略军。次年，颁布《钦定西藏章程》，集民政、财政、军政、外交大权于驻藏大臣之手。达赖、班禅之重大决策需经驻藏大臣同意。对云南、贵州、广州、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经过两次大小金川之战，川西南地区也实行改土归流。乾隆在位时期，中国邻邦如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已先后沦为西方殖民地，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出于自卫需要，乾隆采取限制贸易、减少接触的政策，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外，其他海口一律禁止贸易。乾隆拒绝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提出的各项有损中国主权之要求，对沙俄也坚持原定条约之规定，多次断绝恰克图贸易以抑制其非法行为。乾隆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在国力强盛时虽可保全一时，但却使中国更加昧于世界大势，远离世界之潮流，日渐落后。
乾隆一生，武功显赫，多次进行战争。其中有加强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也有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与对外扩张之役。战争有胜有败，但却自诩为“十全武功”。他巡游无度，大兴土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官吏又借机肥私，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晚年宠信和珅，吏治更加败坏，大贪污案层出不穷，屡诛不止。大兴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打击异己。由于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长达9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晚年自称“十全老人”，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而清王朝则是在他手中由极盛开始走向衰落。
乾隆六下江南
乾隆六下江南是乾隆一生巡幸地方的最重要的行动。乾隆一生先后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东巡盛京四次等。乾隆六下江南说是为了河工，但主是为了炫耀“皇恩浩荡”和自己游玩。乾隆称自己的南巡为“法祖省方”，即效法祖宗，视察地方。1751年正月，乾隆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南巡正式开始，3月抵达杭州，渡钱塘江，祭祀禹陵后，又在杭州召见地方人士，5月返回京师。此后，又先后进行了五次南巡，与其祖父康熙的六次南巡次数相同。前四次乾隆南巡也与其祖父康熙一样打着奉太后巡幸的旗号，侍奉皇太后南巡。乾隆南巡队伍庞大，每次犹如迁都一样，除了随行的后妃、皇子外，还带有一整套政务处理班子及王公、章京、侍卫等，约2500多人。走水路大小千余艘船只，仅乾隆乘坐的龙船共6班3600个“龙须纤”河兵，每天仅供乾隆一人生活所需的人就有几千人。为了迎接乾隆南巡，运河两岸的地方官更是大肆铺张，想方设法求得皇帝欢心，费尽心机争宠摆阔。乾隆南巡也打着视察河工，关心民间疾苦，而每次南巡都要向百姓炫耀“皇恩浩荡”。六次南巡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国家财政和人民生计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六次南巡的各项花费总数达2000万两白银。乾隆南巡造成的经济恶果和社会奢侈糜烂之风已无法挽回，真是盛有他隆，败也他起。
平定大小金川
平定大小金川是乾隆时期对四川西北部藏族土司叛乱进行的平叛作战。大小金川在四川西北部大渡河上游，是藏族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清初，大小金川土司头目先后接受清朝的统治，而清朝也对他们传统的世袭制度予以承认。1723年，曾随岳钟琪入藏平叛有功的莎罗奔被授为大金川安抚司，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势力强大起来后，起兵攻击附近各部落。1747年，清政府派云贵总督张广泗率3万大军进剿，久而无功，乾隆三易主帅，损兵折将，也未能攻下大金川，最后起用岳钟琪，才招降了莎罗奔，第一次金川之战结束。10年后，莎罗奔的侄子郎卡继位为土司，发起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1774年，清军进攻大金川，指挥作战的温福腐败无能，清军惨败。清军遭小金川袭击，4000多官兵阵亡，乾隆大怒。这样，大小金川失守。年底，乾隆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进攻。清军分三路合击小金川，经5昼夜激战，先攻克小金川，随即进攻大金川。到1776年，经过两年战斗，大金川寨中弹尽粮绝，郎卡率残部2000余人出寨投降，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结束。
平定准噶尔部叛乱
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是乾隆时期平定边疆叛乱的斗争。1754年，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大策凌敦多布之孙)发生冲突，力不能胜，率众2万投降清朝，受封为亲王。达瓦齐政权已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乾隆决定乘机平定新疆。1755年春，清军分北、西两路向伊犁进军，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在清军的进剿下准噶尔部纷纷迎降，有的更直接参加了平叛战斗，叛军很快土崩瓦解，达瓦齐向天山以南逃窜，被维吾尔族擒献清军。平定达瓦齐，清军不过用了3个月，便攻下西北重镇伊犁，将达瓦齐擒获。第二次是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阿睦尔撒纳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他自认为参加平叛有功，一心想做厄鲁特“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这一企图破灭后，遂于1756年在伊犁发动叛乱。第二年，清政府出兵平叛，阿睦尔撒纳迅速溃败，逃往俄国。因他同沙俄早有勾结，所以沙俄对他百般庇护，拒不交出，直到阿睦尔撒纳病死，沙俄政府才把他的尸体交还。至此，准噶尔部封建主的长期叛乱终于被镇压下去。清朝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军政。并于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各值参赞大臣，受命于将军，分统天山南北路。于南疆各城值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管理一城之事，巩固了天山南北的统治。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是乾隆时期对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宗教首领叛乱的军事斗争。清朝初期，新疆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处于准噶尔部统治之下。维族宗教首领阿布都什特和玛罕木特及其二子波罗尼特、霍集占兄弟还相继被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长期禁锢在伊犁。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期间，为了争取维吾尔族的支持，释放波罗尼特返回维吾尔族本部。清廷平定阿睦尔撒纳武装叛乱后，大和卓(波罗尼特)与其弟小和卓(霍集占)获释，包括波罗尼特都表示服从中央政府。然而，大小和卓并没以此感恩于清廷，相反却打算利用地势偏僻，清朝出兵困难等客观条件，积极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刚从伊犁逃归的霍集占却妄图借此实现割据新疆的野心，在他的教唆下，前来商议和平事宜的清朝使臣被杀害，南疆的形势急转直下，一场新的叛乱又爆发。1757年，大小和卓起兵反清，一时从者数十万。1758年，清朝派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率兵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由吐鲁番进攻维吾尔部北方门户库车，并在大败霍集占的援军之后攻占该城。不久，又派战功卓著的将军兆惠率军挺进南疆，攻打叛军的主要据点叶尔羌城。1759年，清军分两路攻占叶尔羌和喀什喀尔两城。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大小和卓不能敌，欲率残部逃奔今阿富汗东北。清军在各族人民大力协助下，粉碎了这次叛乱活动。叛乱头子大小和卓狼狈逃到巴达克山境内，当地首领将大小和卓兄弟捉杀后把尸首交给清朝。至此，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取得最后胜利。
土尔扈特重返祖国
土尔扈特重返祖国是厄鲁特蒙古之一的土尔扈特于18世纪后期返回祖国的正义行动。17世纪20年代，准噶尔部强大起来后，土尔扈特不堪忍受准噶尔部的欺压，于1628年在领袖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5万余牧民离开他们原来的牧场，几经辗转之后向西迁移，来到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形成一个独立的游牧汗国。在旅居国外的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土尔扈特却受到日益强大的沙俄的压迫和欺凌。他们虽身处异域，却无时无刻不思念自己的祖国，不顾山险路长，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清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人表示关注。1761年，19岁的渥巴锡继承土尔扈特汗位，便决定重返祖国。经过近10年的准备，1770年11月，渥巴锡不顾沙俄的重重阻挠，毅然誓师东迁。17万土尔扈特人拿起武器，赶着牛羊，浩浩荡荡踏上东归重返祖国的征途。舍楞率精锐部队做开路先锋，渥巴锡率2万骑兵走在两侧和最后，边走边和追赶的沙俄军作战，历经8个月艰难险阻，于1771年6月，在伊犁河流域与前来接应的清军相遇，从而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重返祖国的愿望。乾隆帝对土尔扈特人归来十分重视，派陕西巡抚文绶前去接济，把他们安置在伊犁一带。乾隆帝又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了渥巴锡等上层首领。
反击廓尔喀入侵
反击廓尔喀入侵是清朝对今尼泊尔入侵的军事斗争。廓尔喀即今尼泊尔。1788和1792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廓尔喀军两次入侵西藏，抢劫班禅居住的扎什布伦寺，造成边疆危机和全藏恐慌。乾隆第一次派巴忠率军入藏，以不利的条件议和罢兵，酿成后患。1792年，廓尔喀侵略军在西藏上层贵族沙玛尔巴的勾引下，竟深入到西藏内地的日喀则一带烧杀抢劫，给西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乾隆命福安康为大将军，率大军入藏，很快打败了廓尔喀侵略军，胜利完成驱逐廓尔喀侵略者的任务，维护了祖国的尊严。接着清军进入廓尔喀国内，六战六捷，歼敌4000余人。8月初，清军深入敌境700余里，到达距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仅几十里的纳瓦科特，反击廓尔喀入侵取得了胜利。廓尔喀国向清朝乞降，签订了和约，并答应入贡，遵守清朝约束等停战条约。
【清朝思想文化专制】
文字狱
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采取的加强思想控制和残酷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兴的大狱。清朝统治者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一方面收缴、销毁和篡改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书籍，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历代封建王朝屡兴文字之狱，而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处罚之严，实为历代所罕见。从康熙到乾隆，前后大约120年，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案件有90多起。大部分集中在雍正、乾隆年间，其中乾隆时期5年之间就有将近40起，文字狱的规模是空前的。
康熙朝较大的文字狱有两起，即庄廷鑨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明史》案发生于康熙二年(1663年)，当时玄烨尚未亲政。浙江湖州富商庄廷鑨从明末大学士朱国桢的子孙处购到朱国桢撰写的明朝历史的稿本。庄廷鑨本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子，但为了沽名钓誉，于是请人续补朱国桢书中所缺的崇祯朝及南朝历史。书成后改名《明书》，并署上了他的大名，庄廷鑨未及刊刻这部书就死了。书中如实地叙述了满洲先祖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清入关前用明朝年号，不是用清朝年号，指责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降清等。庄氏侵犯了禁例，于是参与编纂或在卷首列名者，以及为庄氏书作序、刻字、校对、印刷、售卖者，甚至买书者及庄氏全族，遭株连达200多人，其中70多人被杀。庄廷鑨早死，亦被剖棺戮尸。《南山集》案发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未中进士和担任编修以前曾网罗散失轶文，搜求明朝野史，访问遗老，著成《南山集》。因集中论及南明史事，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而未用清朝年号，而且认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因为南明还存在，顺治朝不算正统，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言其“语多狂悖”，终以“罔视君亲大义”处斩戴名世，戴名世同族16岁以上均被斩杀，并株连作序、刻印、售卖者，计数百人。
雍正时期，文网更加严密，动辄罗织罪名，甚至望文生义，无中生有，以此作为镇压具有反清意识或排斥打击异己的手段。1726年，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这本是《诗经》中的一句话，被人告发说是“维止”两字“去首”，砍了雍正的头，“谓之大不敬”。于是把查嗣庭下了大狱，死于狱中，乃戮其尸，株连亲属和学生。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是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的吕留良案。吕留良为浙江人，是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明亡后，吕留良誓不仕清，隐居山林，锐意著述，曾作诗“清风随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以表达其拒清复明之志。1727年，湖南永兴人曾静因访得吕留良的遗稿，深受吕留良华夷之别理论的影响，于是令其弟子张熙投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以岳钟琪是岳飞后裔，而清是金人之后，岳家与金世代为仇相劝，并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怀疑、诛忠等罪状十款，要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向朝廷告发。雍正十年(1732年)12月，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氏一族或斩首示众，或杖责充军，妇幼皆籍没为奴。其门生弟子及私藏吕氏书的人也有不少遭到杀害，其处置是极其严酷的。乾隆时期，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则是前所未有的，一字一语，即可成狱。乾隆一朝有案可稽的文字狱案有七八十起，其中很少有真正反对清朝统治而罹祸的。
1751年，曾发生一起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株连人数甚多的特殊文字狱案。当时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长达万言。奏稿中指责乾隆帝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弹劾许多在朝的权贵重臣。伪稿案发后，乾隆帝谕令各个部门和大批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追查，一年半之中，在全国内地的17个行省都发现许多传抄者，因伪稿案而被缉捕的人犯达上千人，有十几名督抚官员因伪稿案而被申饬、降职以致革职查办，结果杀了长淮千总卢鲁生、南昌守备刘时达这2个所谓“伪稿人”而不了了之。
【夜郎自大的天朝】
西方国家的经济入侵
经济入侵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的旨在打开中国国门的经济侵略活动。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荷兰、沙俄等殖民主义者大规模入侵活动暂时有所收敛，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用种种卑鄙手段，从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尤其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大力发展，力量更非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沙俄所能比拟。他们到世界各地进行肮脏的掠夺，也陆续来到中国沿海进行各种罪恶活动。因此，中国人民面临着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威胁，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成为中国人民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英国同中国的商业往来开始于17世纪上半期。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来到广州海面。17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8世纪末，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机器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的工业飞跃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英国殖民者在控制了印度后，更垂涎富饶的中国，因此他们积极要求开发中国市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法国是继英国后积极向中国发展的又一个资本主义强国。1698年，法国第一艘来华商船到达广州，运回大量中国丝绸和瓷器。在以后很长时间，法国对华贸易虽有发展，但数额不大。美国在脱离英国的统治后，经济上也逐渐摆脱对英国的依赖。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来华，开辟了中美之间直接贸易。英、法、美资产阶级虽极力想通过商业贸易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但当时清政府实行的却是闭关政策，限制对外贸易。19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更加频繁地在中国沿海进行侵略和骚扰活动，而这个时期的经济侵略是以武力做后盾，从而也更加强硬无理。
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是清朝政府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控制贸易及隔绝与外国交往的政策。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厉行闭关政策。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为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清政府前期施行禁海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顺治时期，为了断绝东南沿海郑成功等抗清武装的物资供应，清廷严格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水”，来华的外国商船，也只准驶泊澳门一地。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后，清政府虽曾开放海禁，并于广州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设立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但后来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种种非法活动，清廷又于1757年下令封闭其他海港，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严厉实行闭关政策。后期闭关政策的目的是怕外国商人与沿海人民往来，在沿海各地“滋扰生事”，所以对外商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中实行商行制度，特许广州“十三行”垄断外商来华贸易。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对外商进行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随着当时海上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也日益严格。清朝的闭关自守，最突出的表现在乾隆、嘉庆时期。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此外，满洲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统治。清政府闭关政策对于殖民者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使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滋长起来的进步的手工业生产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也使中国失去了学习外来先进技术的机会，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从而导致中国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
洪仁辉事件
洪仁辉事件是清朝乾隆时期因外商告御状而引发的涉外纠纷事件。1755年，以洪仁辉为首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几次到江浙宁波贸易，意图更定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引起乾隆帝的疑虑。1759年，英商洪仁辉仿效中国老百姓告御状，请人写好诉状，直赴北京，在天津海关道衙门投下御状，要求在宁波开埠贸易。乾隆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圈禁澳门，将代洪仁辉写御状的四川人刘亚匾斩首，即洪仁辉事件。洪仁辉事件成为清政府强化一口通商和闭关政策的契机。清政府把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接触视为隐患，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同年便批准实施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的《防范外夷规条》，第一次明文规定了对来华外商的严格控制，对外商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对外商进行进出口贸易。外商在广州只留下很小的活动余地。此后，约束外商的规定越来越多，限制也越来越严格，外商唯一可以打交道的人就是广州的行商，即一口通商。
马嘎尔尼使团来华
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是清乾隆时期英国人企图打开中国市场和窥探我国虚实的一次外交活动。1792年，英国派遣以马嘎尔尼为特使的使团800多人前来中国，使团的任务是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获得以往各国用计谋和武力未能实现的商务利益和外交权利，同时利用访华的机会探测中国虚实，广泛搜集中国有关资料，为下步行动提供依据。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是中英政府间第一次接触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马嘎尔尼使团是以为乾隆补祝80大寿为借口，所以受到清政府的特别重视。使团在返回北京前向清王朝提出了派人驻京办理商务的要求：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在宁波、舟山、广州、天津自由贸易;请求占用舟山附近小岛一处居留商人，设立贮货站;减免货物税和格外征税;允许英国人自由居住广州等地;请求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省“开堂”传教。另外，使团还希望能在北京设立常驻外交使节。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割地、开埠、减免税率及对英国的种种特权。英国这些侵略性的要求当即遭到乾隆帝的拒绝。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使团，并严词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全部要求，马嘎尔尼被迫离开北京回国。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是清朝嘉庆时期中国与英国的一次外交活动。1816年初，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一行600余人来华。这个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携带一封英王文书，负有与清廷谈判的使命，企图通过谈判使清廷同意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北京，乾隆就对他们实行了严厉的隔离防范措施，昼夜巡查看守，严禁擅自出入。不许内地居民私往窥探，如不遵守，严加治罪。使团行程路线与清政府的接待规格，几乎与当年马嘎尔尼使团一样，但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在觐见礼节上，嘉庆帝比他父亲更愚昧顽固，一定坚持使团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阿美士德也没有马嘎尔尼圆滑，不听从英国政府只要能达到出使目的，对清政府可以“便宜行事”的指示，坚持不行跪拜礼，只同意跪单膝，脱帽鞠躬。正因为这个无法解开的觐见礼仪的死结，闹得这次中英政府间的接触不欢而散，嘉庆很没趣，气急败坏地下令立即遣送英国使团回国，并将负责接待的官员“交部严加议处”。嘉庆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仍然固守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这是他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现。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就这样不果而归，中英政府间的正常往来从此断绝。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是中英关系恶化的开始，即从正常交往到向殖民扩张的过渡，接下来的就是鸦片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武装冲突的不断升级。
【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是英国殖民者向中国发动的一场旨在打开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肮脏的走私活动。鸦片是一种毒品，长期吸用使人精神萎靡，骨瘦如柴。生产和销售鸦片，一直受到世界公论的谴责。19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之前，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有利的顺差地位。欧洲的商品运输到达中国，价格昂贵，品种式样又不适合中国人的需要，很难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但中国的传统产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在欧洲市场上却有较大的市场。西方人希求中国的货物，而又提供不了多少商品来交换，不得不每年运载大量白银来中国购买商品。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一直使英国资产阶级笼罩在焦急愤怒之中，他们处心积虑地要设法改变这种状况，经过多年的探索，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开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第一次输进了200箱(每箱120斤)。到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排挤了荷兰、丹麦等公司的势力，垄断了孟加拉等地出产的鸦片。这一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决定把大量鸦片输往中国，以平衡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178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贸易，又于1797年开始对鸦片生产进行垄断。为了减少世界舆论的谴责，从1798年起，东印度公司将公司的鸦片拍卖给私人烟贩进行鸦片走私活动。从此，输入中国的鸦片迅速增加，1795年每年输入4000箱，到1825年每年突破1万箱，到鸦片战争前达4万箱。鸦片贸易导致中英关系恶化，英国通过非法的鸦片输入掠夺了中国大量白银，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鸦片泛滥，自然摧残了大批中国人，也使病入膏肓的整个国家肌体更加运转不灵，不少官吏、将士吸食鸦片，政府瘫痪、军备松弛。出超的贸易地位自然保不住，每年成千万两白银哗哗外流，换来的却是国穷民困人骷髅。不愿打开的国门经鸦片贸易这一冲击，离被迫打开的时间已经不远了。鸦片贸易是中国近代史的滥觞。
禁烟运动
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是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措施，应该说清政府对鸦片的危害也是有明确认识的。清政府从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禁烟，公布对吸食鸦片的禁令和处罚条例。嘉庆朝鸦片才真正成为禁品，对于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主张严厉禁止。1800年，清政府下令禁止鸦片入口，规定：凡外国商船来粤，须先由行商具结，保证进入黄埔的货船不夹带鸦片。但外国鸦片贩子们用贿赂和走私的办法使禁令成为一纸空文。负责巡缉鸦片的清朝官吏、兵丁在得到一笔贿赂之后，不仅不加过问，反而掩护和参与鸦片走私，烟贩们比以前更加猖狂地偷运鸦片，鸦片的输入有增无减，而英国政府和英商们在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自然不愿放弃这一本万利的买卖。在英国政府的赞助和鼓励下，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也日益猖獗。从1800年开始，英国军舰开始不断在沿海武装挑衅，屡次炮击沿海炮台，蔑视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肆意惨杀中国居民，形势越来越紧张，清政府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1813年，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鸦片烟一项……，其祸与鸩毒无异”，必须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者的处罚条列。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者，革职杖100，枷号2个月;军民人等杖100，枷号1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2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1821年，清政府又重申禁令，采取了较以前更为严厉的巡缉措施，惩办了一些与外国人勾结的中国鸦片贩子。英国政府用军舰加以保护，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各级政府腐朽不堪，政府禁令越严，官吏们越能染指鸦片利益，禁令除了帮助官吏们发财之外，不能发挥别的作用，在官吏们的包庇纵容下，鸦片走私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道光年间，英国的鸦片输入和武力侵扰更是肆无忌惮地指向中国。
【嘉道衰颓】
和珅
和珅是清朝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和珅得宠具有偶然性，乾隆后期听不进忠言逆耳，因和珅机灵善变，阿谀奉承揣摩迎合主子意图，为乾隆所宠爱。和珅19岁时充当銮仪卫，经常随侍皇帝出巡，有了与皇帝回奏、回答的机会，从而为和珅的飞黄腾达创造了十分有利条件。和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善于临机应变博得了皇上的欢心，青云直上。1776年，和珅进入决策机构军机处，1780年为户部尚书，1786年授文华殿大学士，1788年封三等忠襄伯，十多年间成为权倾朝野的权相。此后，他不断升迁，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珅擅长逢迎，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受到特别宠信，成为乾隆帝唯一心腹和代理人。和珅最大的特点是贪得无厌，不论金银多少、财物贵重，无所不要，给他送过金银、财物的人名、人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甚至下面给皇上的贡品得准备双份，他一份，皇帝一份，而他首先扣下上等的贡品。嘉庆即位初，朝政由太上皇掌握，和珅专权连嘉庆也不放在眼里，嘉庆恨之入骨。1799年，乾隆驾崩后的第六天，在一片揭发、喊杀声中，嘉庆立即将和珅赐死，并没收他全部财产。经查抄，和珅财产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总数不下白银8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5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个民谣。和珅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
清仁宗嘉庆帝
清仁宗嘉庆帝是清朝第七位皇帝。1796～1820年在位。1796年，乾隆引退为太上皇，皇十五子颙琰即位，改元为嘉庆。1795年9月，颙琰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受乾隆帝禅位即帝位，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嘉庆开始亲政，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1805年，嘉庆为解决八旗余丁生计，设养育兵额，后又令闲散旗丁到吉林垦殖。嘉庆在位期间，力图重振朝纲，稳定乾隆以来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但由于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吏治腐败，农民流离失所十分严重，起义不断。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先是持续12年的湘、黔苗民起义，后又有历时9年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最后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北京的一支甚至攻进了紫禁城，清王朝的统治已走向衰落。颙琰即位后，倾尽全力，大举围剿镇压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嘉庆十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八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颙琰下诏罪己，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在对外交涉中，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帮助清朝镇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居心叵测的要求明智地严词拒绝。1816年，嘉庆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但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逐渐走向衰亡。1820年，嘉庆在热河避暑山庄病死。
清宣宗道光帝
清宣宗道光帝是清朝的第八位皇帝。1820～1850年在位。1820年7月25日，嘉庆病死在避暑山庄，由二皇子旻宁继位，改次年为道光元年。旻宁坐上宝座正是38岁的盛年，颇有一番重振朝纲的宏愿。他即位时，正值清王朝日趋衰落，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内外交困。道光帝是唯一经历了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皇帝，因而他的统治也包括了前后两个时期。鸦片战争前，英、美帝国主义大量输入鸦片，使清政府“兵弱银枯”。鸦片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官吏和士兵也吸食鸦片，不理政事，不习武功。因此，一些开明官僚强烈要求禁烟。道光帝为挽救国家财政危机，也主张禁烟，多次下诏禁止鸦片进口，禁止自种自制。1839年，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缉拿烟贩，整顿海防，颇见成效，但英国不肯放弃鸦片贸易，遂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战守无策，听信投降派谣言，幻想弭兵息事，将林则徐革职，改派琦善与英国议和。琦善擅自与英国签订《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赔款600万元及恢复广州为通商口岸。《穿鼻草约》签订后，道光帝又认为割地赔款有损尊严，又决定对英宣战，派宗室奕山与英军作战。奕山战败后，又与英国订立《广州和约》，其中规定清军退出广州，向英军缴纳600万元“赎城费”。之后，道光帝又派皇侄奕经驰往浙江，结果惨败。道光鉴于两次出师失败，转而一味求和。1842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随后又与美、法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道光帝虽立志重振朝纲，但过分恪守祖制，捆住了自给的手脚，优柔寡断，使整个国家机器处于半瘫痪状态。道光帝在位期间，也曾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复书院，查保甲，但都收效不大。道光十一年，湖南、广西、广东的瑶民发动起义，还有山西先天教，北方白莲教和东南各省的天地会也发动频繁的武装反抗，清朝日益衰落。
张格尔叛乱
张格尔叛乱是19世纪20年代维吾尔贵族张格尔在南疆发动的叛乱。张格尔是已故回部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孙，从小在浩罕国(今阿富汗)长大。1759年，清朝平定回部大小和卓叛乱，布拉尼敦被杀，其子萨木萨克逃往浩罕国，张格尔是萨木萨克次子。18世纪末，浩罕国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张格尔自幼受到英国殖民者的训练。英国多次要求在新疆通商，均被清政府拒绝，于是便教唆张格尔反清，想乘机进据南疆。浩罕国也想东进，得到南疆一些地方。张格尔在英国和浩罕国的怂恿下，想重新获得和卓家族在南疆的支配地位。1825年10月，张格尔借浩罕国兵万余，在南疆聚众反叛。叛军攻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页尔羌、和阗也相继落入叛军之手。张格尔占领这些地方后，纵容其部下肆意烧杀抢劫，并强征15岁以上男丁入伍，由于张格尔以维族统治者的姿态残暴奴役维族人，很快失去维族人民的支持。1826年秋，清政府调集了陕西、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兵36000余名会集阿克苏，在浑巴什河大败叛军，奠定了收复南疆的基础。次年，清军相继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页尔羌、和阗。1828年初，张格尔再次侵入阿图什，由于维吾尔族人民的奋力抵抗和清军的追击，张格尔叛军和浩罕国军队被打败。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自杀未遂，被清军活捉。同年5月，清军将张格尔解到北京处死。平定张格尔叛乱是嘉道时期唯一的一次闪光。这次含有外来入侵性质的叛乱被平定，既打击了英国等国向新疆侵略扩张的野心，也证明了清王朝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来保卫领土的完整。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是清朝中期的一次农民大起义。白莲教是秘密结社组织，白莲教长期宣传弥勒佛降生，人民可以得救，农民经常假借它号召起义。乾隆末年，土地高度集中，川楚陕甘豫5省更为严重，失地农民到处流浪，白莲教以“官逼民反”为号召。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各地白莲教密商在三月初十共同起义。2月，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起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襄阳姚之富和女儿王聪儿按时举行起义。起义第一阶段从嘉庆元年到三年，主要是湖北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不久，这支起义军在湖北吕堰驿首战告捷，声威大震，不到两月，聚众数万。6月，清军来犯，王聪儿挥师南下，连克数县。同时，四川达州徐天禄和王三槐、冷天禄也相继起义。1797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王聪儿、姚之富兵分三路，乘清军空虚之际攻入河南，转战陕西，威逼武昌。5月，起义军分三股进入四川，拖得数十万清兵人困马乏，疲于奔命，在川东大败清军。清政府组织地主武装坚壁清野，切断人民和义军的联系，起义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一贯采用分路流动战术，致使力量分散。1798年，王聪儿率众向西安作战失利，转到湖北，在勋西县被地主武装和清军包围。清军得知王聪儿指挥地点，集中兵力进攻，王聪儿率领起义军坚决抵抗，杀伤大量敌人。4月21日，敌人突破防线蜂拥而上，王聪儿率领十几名女战士且战且退，最后英勇跳崖，壮烈牺牲。王聪儿、姚之富牺牲，标志着川楚陕起义军进入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四川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四川的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3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人民支持，多次重创清军。1800年4月，四川江油马蹄岗战役是川楚陕起义军最为激烈的一战，起义军损失很大，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起义转入低潮。起义军活动基本上限于川楚陕边界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2.4万，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1804年9月起义失败。这场波及5省持续了9年的白莲教起义，占据或攻占州县达204个，抗击清政府从16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一、二品高级将领20余名，清朝耗费军费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4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大伤元气，此后清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起义是清末农民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又名八卦教。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天理教以宗教活动为掩护，在直隶、河南、山东等地秘密发展组织。河南滑县李文成和北京林清是主要首领，他们宣传入教者先输纳“种福钱”，事成之后“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农民渴望得到土地，因而纷纷入教。李文成和林清预定1813年9月15日同日起义，李文成到大兴县会见林清，密约由李文成先在滑县起义后，直趋京师，林清在北京城内起事，与李文成里应外合，夺取北京。李文成回到河南，由于行动暴露，被滑县知县逮捕入狱，群众提前起义，救出李文成，占据滑县，队伍发展到七、八万。后来，起义失败，李文成自焚而死，起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林清在北京不知河南发生变故，仍按计划进行部署。9月15日，林清组织200多名教徒，分成东、西两队，由太监接引分别由东、西华门闯入紫禁城，官军调千余人入宫镇压，由于力量悬殊，攻打清宫失败，最后林清在黄村被俘牺牲。这次直接威胁京师的起义，给清王朝统治者极大的震撼，连嘉庆都惊呼这次“变生肘腋，祸起萧墙”的事件，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明清文化】
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是元明之际文学家罗贯中在参考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大小军阀在镇压了黄巾起义之后，乘机发展势力扩充地盘，为争夺全国统治权而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贪婪残忍、阴险狡诈的狰狞面目。作者还用浓墨把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描绘得有声有色，并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长期以来《三国演义》往往被从兵法的角度加以重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经常将《三国演义》中的战例置于案头，而清初皇帝及许多满洲将领也多是把《三国演义》当作兵书奉读运用。《三国演义》暴露了作者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以“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贯穿全书，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极力渲染刘备“仁”，关羽“义”，诸葛亮“忠”，寄托了作者“圣君贤相”、“忠臣义士”的封建政治思想。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著名长篇小说。元末明初钱塘人施耐庵著。《水浒传》是根据民间长期流传的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和《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再创作而成。全书描写了宋江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经过，成功地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等许多草莽英雄的光辉形象，热情地歌颂了梁山泊的农民革命斗争，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官逼民反，挖掘了产生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趣，人物性格鲜明，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但作品宣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让宋江把农民军引上了接受招安的道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性。清初金圣叹将此书删改，砍去招安和招安后事，而以卢俊义一梦做结。有关招安的事与历史不符，表明了作者的政治倾向。
《西游记》是一部长篇神话小说，为我国神话小说中的杰作，由吴承恩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写成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西游记》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一叛逆者的英雄形象，在他身上流露出作者的社会政治理想，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大闹天宫，闯地府，闯龙宫，把三界闹了一个人仰马翻，他的造反精神是针对封建秩序及封建统治阶级，具有极大的进步性。《西游记》里出现了一个广大的神鬼世界，在那里也是充满着昏庸残暴、营私舞弊、贪财好色的行为，这些都是人间统治阶级行为的写照。《西游记》最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腐败，孙悟空金箍棒下丧生的全部是没有靠山的小妖小怪，而有靠山的妖怪全部被上界的“神仙”保回，并重回“仙境”，逍遥法外。这与现实社会官场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如出一辙，这可以说是它的精髓所在。《西游记》美中不足之处是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孙悟空纵然是神通广大也仍然不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而且最后他也归了正果，成了佛。
《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成书于18世纪，是一部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全书120回，前80回曹雪芹所作，后40回高鄂续写的。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以描述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中心，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具体解剖了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及原因，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以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向人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必定灭亡的历史规律。小说描写贾府封建家族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及其骄奢淫逸的无耻生活，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礼制法规的虚伪和反动性。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把理想寄托在贾宝玉、林黛玉、尤三姐、晴雯等艺术形象上，通过他们的斗争反映当时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争取妇女平等地位和婚姻自主的民主思想。作者还通过贾宝玉反映自己的政治思想，骂科举制是文人“饵名钓禄之阶”，这些民主性的内容起了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作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这些进步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残酷镇压和打击，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就是由此产生的。《红楼梦》里“补天”思想反映了作者在主观上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又自恨“无才补天”，找不到出路，因而在作品里留下了厌世、伤感、宿命论等消极思想。《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牡丹亭
《牡丹亭》是明代戏剧中最负盛名的剧作。作者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因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昏庸被弹劾罢官，隐居著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神奇爱情故事，以南宋为时代背景，鞭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宋、明时期是程、朱理学最盛行之时，作品通过离奇曲折的情节，表现了青年人追求爱情自由幸福与封建礼教的斗争，寄寓了作者所推崇的“真性情”，与程、朱宣扬的“存天理、取人欲”针锋相对。汤显祖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贯穿全剧，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怒和理想的憧憬。女主角杜丽娘是太守的女儿，父母阻挠她的爱情，使她忧郁含恨为“情”而死。冥府判官同情她的遭遇，托梦给柳梦梅让他打开杜丽娘的坟墓，让杜丽娘死而复生，并通过与封建家长斗争，二人终于结成了夫妇，梦想变为现实。这就从反面揭示了现实的黑暗和世俗的无情。汤显祖通过女主人公杜丽娘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感人至情，歌颂了反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在明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封建礼教，大肆表彰妇女贞操最为猖獗之时，《牡丹亭》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进步的社会意义，这也正是这部伟大戏剧作品的成功所在。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一部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凡490余篇，绝大多数写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作者蒲松龄，清初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蒲松龄在科场上不得志，一生居住在农村做私塾先生，生活相当贫困。正是这种经历和生活状况，才使他能够写出《聊斋志异》这样的现实主义的作品。《聊斋志异》中最富现实和人民性的篇章是那些揭露和控诉封建吏治黑暗、统治阶级腐朽和对人民残酷迫害的优秀作品。《席方平》写冥间的城隍、郡司、冥王贪赃枉法、狼狈为奸，对含冤的席方平施行种种酷刑，实际是生活中封建官僚机构的真是写照。揭露封建官僚欺压人民的吃人本性，对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罪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司文郎》《王子安》等篇对封建科举制度和那些在考试中作弊的官僚给予辛辣的讽刺。《聊斋志异》写得最有情趣的是那些鬼狐化人与人恋爱的故事，反映当时社会对婚姻自主的要求。这些人鬼狐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总之，《聊斋志异》表面上是谈狐说怪，实际许多故事都有所寄托，借以反映现实，讥讽现实，有时甚至是直截了当抨击现实。《聊斋志异》在艺术上发挥了传统志异小说的艺术功能，使人们一读《聊斋志异》，便被那一则则奇异故事吸引着去认识社会、理解人生。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揭露批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内容的优秀古典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吴敬梓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家业的衰落和个人的遭遇使他转向鄙弃功名富贵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儒林外史》大力反对封建科举制度和腐朽的官僚政治。其讽刺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大小官吏、劣绅、八股选家、名士兼及江湖侠客、卜医星相等等。在他笔下，“儒林”围绕功名富贵而互相勾结、吹捧、敲诈，礼义廉耻等封建道德一概“灭绝”。这些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及官僚政治的腐败。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变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象。因此，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来看，吴敬梓是出色地揭开了科举取士制的溃疡面，这就势必将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虫也一起暴露出来。那一批批拥拥挤挤向着仕途攀爬的家伙，正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吴敬梓揭露这批候补官吏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使人们看到了封建吏治这根腐朽大树糜烂的根部，认识到它每况愈下的原因。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范进这一典型形象。范进一生醉心科举功名，直到54岁才中了个举人，当他看到中举的喜报竟高兴得发了疯。小说通过这一描写，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毒害。所以，《儒林外史》对于我们认识科举制度及封建社会的腐朽性是有极大帮助的。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父祖世代行医，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从小喜爱医学。青年时便抛弃科举，随父学医，在医疗实践中，他感到有必要编一部新药典。他穷毕生精力，披阅了800多家著作，并到各地考察，还访问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后三易其稿，终于写成《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全书190多万字，共分52卷，16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60类，每类下列出该类所属药物。全书共收药物1892种，其中由李时珍总结民间经验而增加的有300多种。书中还附有处方11096则，插图1000多幅。《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都做了说明，并订正了历代相沿的某些错误。这部书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研究的成果并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重要著作，在古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它是我国医学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并为世界所推重，至今已译成日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流传世界，成为世界医药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农学和生物学专著。作者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全书共60卷，50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林木)、牧养、制造、荒政等12大项。《农政全书》转录很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文献，这部分可以说是前人成就的选编。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6万多字，虽然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经过他亲自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材料写成的，所以科学性较强。他对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单纯选录，在其后面往往附有意见和评论。与明代一般读书人不同，徐光启很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它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视科学实验、重视实践是徐光启治学方法的特点。他利用当时天主教会教士们介绍的天文知识，推算日月食，改订了历法。他认为，一切用数学推得的结论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农政全书》中也反映了徐光启研究问题重视试验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反对保守思想，敢于冲破旧传统，热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点。徐光启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和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互相印证和发明，在生物学和农学方面获得新的成就。在明代封建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要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是需要勇气的。徐光启为此曾受到过理学家们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屈服。徐光启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的代表作，全书3卷18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上卷6篇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粱、粟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中卷有7篇，多为手工业技术。下卷有5篇属工业。《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等金属矿开采、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和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其中记载不少中国发明创造，熟铁合炼成钢等。全书除文字叙述外，还附有123幅插图，并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实地调查的资料。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实际上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和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天工开物》被外国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一部野外考察记录的地理名著。明末徐霞客经30多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上有重要成就。第一，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有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他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初步论述其成因。他是中国和世界广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驱。第二，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否定自《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旧说，肯定金沙江是长江上源。第三，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第四，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不少精彩的记述。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做出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综合性类书。因是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缙、姚广孝等组织3000名文臣儒士，历时5年编纂而成，故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辑入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图书8000余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戏剧、地理、医卜、农工技术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凡例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书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过。封面左上首签题《永乐大典》4字。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的珍品，可惜书成后没有刻版付印。《永乐大典》是按韵目编纂的，辑入古籍时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是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篇或整段抄录。因此，保留了古书的原来面目，使宋元以前许多佚文秘典赖以保存流传。《永乐大典》有永乐正本一部，嘉靖副本一部，都是缮写本。正本藏于文渊阁，副本原存北京皇史宬，原本藏于南京，明亡时原本与副本皆毁。仅存的正本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进入北京时焚烧劫掠，大部分被毁掉，一部分流散到国外。至今国内外仅存300余册，在国内的约有200余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该书进行多方搜集整理。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的显存《永乐大典》近800卷，缩印精装出版。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清乾隆时，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选派纪昀等360余人编辑，其中有戴震、邵晋涵、姚鼐等许多著名学者。从1773年开始，到1793年最后完成。《四库全书》按照西汉以来历代沿用的经、史、子、集四大类编纂，收入古书3457种，共79070卷，装订成3.6万余册，每大类又分许多子类。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史评等15类;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算家、杂家、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书的来源可分两部分，一是清廷的内府藏本，一是收集各省的民间私藏本。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编书来加强思想控制，凡他认为有利的书就收入《四库全书》，而他认为不利的书就加以禁毁。所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一方面整理和保存了许多书籍，另一方面也摧残破坏了不少书籍。《四库全书》编成后，纪昀等又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把每本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提纲性的介绍，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成书之后，抄录7部，分藏于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热河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文源、文宗、文汇三部藏书，连同原翰林院副本，已全部毁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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