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服饰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元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对农民作出让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由于政府大力提倡种植棉花，强制性地规定种植桑、麻及木棉等经济作物，推动了纺织生产。当时，江南地区的农村妇女普遍参与纺绩劳动，由此带动了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明朝初年，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已成为出产棉布的中心，其布质精密细丽，畅销四方，直至清朝，一直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明代中叶以后，棉布的使用范围越广，甚至皇帝的“近体衣”“俱松江三梭布所制”，“太庙红纻丝拜裀[yin因，垫]，立脚处乃红布”(陆容《菽园杂记》卷一)。棉花和棉布已普遍成为人们制衣御寒的服装材料。以往人们所穿用旧丝麻絮装的缊袍，已为木棉装的胖袄所代替，过去人们所说的“布衣”，也由麻布转指棉布了。
明初，朱元璋极力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种种措施，加强全国的集中统一，服饰制度的制定是其中的一项。
朱元璋一做皇帝，即实行他“复汉官之威仪”的主张①，下诏将元代遗留的辫发、椎髻、深襜、胡帽，男子的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的窄袖短衣、裙裳等一律禁止。又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对服饰制度作了大的调整。这套服制先后用了20多年时间，直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才基本定型。永乐、嘉靖时又作了些更改，使各项规定更加具体。
明朝官服
明代官服恢复唐制，但比唐代的“品色衣”等级的差别更加明显。这与朱元璋夺取政权后，改变农民立场，大量接受儒家思想有关。
官服中最高等级的冕服只限于皇帝、皇太子、亲王等皇室成员专用。冕服用于祭祀或朝会等大典。明初冕服一如传统形制，洪武(公元1368—1398年)初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曾有几次变更，只是在质料、花纹位置上作些调整。历次改变，都使规定更加具体，制作也更为考究。明代冕服与前稍有不同的地方：一是将原冕服下裳的前三后四改作连属一起如帷幕的式样;二是规定所绣日、月的直径为五寸;三是用黄玉作充耳;四是将古制的五彩玉旒改为七彩玉珠，又将火、华虫、宗彝绣在袖上，日、月、龙绣于两肩，星辰、山绣于后背等等。皇太子在陪同皇帝祭祀天地、社稷、宗庙，以及大朝会、受册等重大典礼时，也服衮冕，但较皇帝次一等，衮服用九章纹，冕为九旒，旒用九玉。世子衮冕又次一等，为七章、七旒。旒上所用珠玉的质料、色彩都稍有不同，以示区别。
皇室冠服，还有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常服、燕弁服等，用于不同的场合。以上冠服，由于时代不同，也略有改变。如武弁服，在明初时用于皇帝亲征或遣将，以后就不多用了。几种冠服中用途最多的是常服，常服为折角向上的乌纱帽，盘领窄袖黄袍，袍的前后及双肩各绣金织盘龙，金、玉、琥珀束带。因乌纱帽折角向上如“善”字，后名“翼善冠”。与唐代相比较，明代“翼善冠”要简化得多。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这种冠的实物，是明十三陵中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金制翼善冠。全冠用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上面镶嵌两条金龙戏珠，姿态生动，制作精致，体现着皇帝的尊贵及特权地位。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更定燕弁服，作为皇帝燕居休闲的服装。世宗朱厚熜[zong总]认为，古代的玄端上下通用，有失皇帝威仪，于是告谕礼部：“今非古人比，虽燕居，宜辨等威”(《明史·舆服志》)。后更名“燕弁”，寓有深宫独处，以燕安为戒的意思。燕弁服的冠匡如皮弁，用乌纱为帽，全帽有12瓣，各瓣间压以金线，帽前装饰五彩玉云，帽后列四山，朱缨，双玉簪。衣服仍如古玄端式，两肩绣日、月，衣前盘一圆龙，后面盘二方龙。同年，在燕弁服的基础上制定保和冠服，作为亲王、郡王、世子等燕居时的服装。保和冠乃是明代的创制，但也并未脱离传统的冠制体系。
翼善冠(明宪宗像)
明代的文武官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等。
祭服，最为尊贵，只用于祭祀的特定场合。明朝初立，学士陶安即请制五冕。朱元璋认为古制太繁，于是删繁就简，规定皇帝“祭天地、宗庙，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明史·舆服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制定品官祭服。一品至九品都是青罗衣，白纱中单，黑领黑边。赤罗裳，赤罗蔽膝。冠带、佩绶等都依朝服品级。
朝服用于大祀、庆成、正旦、颁诏等国家大典。戴梁冠，穿赤罗衣、裳，佩赤、白二色绢大带，革带，佩绶。明延宋制，也以冠上梁数划分等级。公冠为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后玉蝉。侯七梁，笼巾貂蝉，前后金蝉，其余皆少于公冠一等。伯为玳瑁蝉，其余较侯再减一等。都插雉尾。驸马与侯相同，但不插雉尾。梁数之外，官员所佩的带、绶也是区分品级的标志。官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用玉，绶用云凤四色(黄、绿、赤、紫)花锦。二品，冠六梁，犀革带，绶同一品。三品，冠五梁，金革带，绶用云鹤花锦。四品，冠四梁，余同三品。五品，冠三梁，银革带，绶用盘雕花锦。六品、七品冠二梁，银革带，绶用练鹊三色(黄、绿、赤)花锦。八、九品冠一梁，革带用乌角，绶用鸂鶒[xichi西翅，一种水鸟，色多紫]二色(黄、绿)花锦。御史冠用獬豸。所拿的笏板，一至五品用象牙，六至九品用槐木。
公服用于早晚朝奏事、侍班、谢恩、见辞等，以后改为常朝时穿便服，只在初一、十五朝参时穿公服。这种服制为盘领右衽袍，袖宽三尺，用纻丝或纱罗绢制作。袍服颜色，一至四品为绯色，五至七品为青色，八至九品为绿色。按品级绣织各种大小不同的花纹。八品以下官员的公服没有纹饰。穿公服时，头上须戴幞头。
明代官员公服
常服用于常年理事，也是公服，形制比较简便，由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三部分组成。乌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圆形，外表用黑皱纱，帽里为漆藤丝或麻，既轻又牢固，可以自由戴脱。明代以乌纱帽作为官帽，此后即引申为官职的代称。郑板桥的“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tuo陀，袋子]萧萧两袖寒”(《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就是以乌纱帽代指官位。束带，依品级区别，一品用玉带，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为素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定职官常服使用补子。这是一种有固定位置、形式、内容和意义的纹饰，以金线或彩丝织成飞禽走兽纹样，缀于官服的前胸后背处，通常做成方形，前后各一。文官绣禽，表示文明;武官绣兽，表示威武。公、侯、伯及各品官各不相同。明代这一创制，延续到清代，成为区别官员品级的又一显著标志。其具体规定所绣图案如下：
公、侯、伯、驸马麒麟、白泽
文官一品仙鹤武官一品狮子
二品锦鸡 二品狮子
三品孔雀 三品虎豹
四品云雁 四品虎豹
五品白鹇[xian闲] 五品熊罴[pi皮]
六品鹭鸶 六品彪
七品鸂鶒 七品彪
八品黄鹂 八品犀牛
九品鹌鹑 九品海马
杂职练雀 风宪官獬豸
明代对补子品级图案的规定还不十分严格，一些没有正式官职的杂职人员也可以用杂禽、杂花补子。其他还有用应景补子的，如：正月十五的“灯景”补子，五月端阳的“艾虎”、“五毒”，七月的“鹊桥”，以及“葫芦”、“菊花”等正式品服之外的补子，大多是内臣、官眷等人触景生情自己置办的。
明代在本色官服之外还有赐服，初意是由皇帝特别恩准赐予有功勋的官员，以后朝政腐败，赐服也已变质，主要是视皇帝的喜好、需要了。一种赐服是官品未到而赐予的，如官未至一品而赐佩玉带，正二品赐服公、侯的麒麟服，或品级低的赐服一、二品的仙鹤、锦鸡服。嘉靖时，皇帝朱厚熜好道教，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因能撰写青词①，都以五品官得赐服仙鹤(《明史·舆服志》)。另一种是赐服蟒衣、飞鱼、斗牛服。蟒的纹样与龙相仿，仅比龙少一爪;飞鱼为有鱼鳍、鱼尾之蟒;斗牛是蟒头上多两个牛角。这三种纹样像龙，是衮龙服外最为尊贵的纹饰。因为三者形象近似，容易相混，有时难免错认。《明史·舆服志》载有这样一桩事：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朱厚熜出行，群臣朝于驻跸〔bi毕〕所(途中停留暂住的地方)。兵部尚书张瓒〔zan赞〕“服蟒”朝见。皇帝见了大怒，质问：“尚书是二品官，为什么自穿蟒服?”阁臣夏言答：“张瓒所穿是皇帝赏赐的飞鱼服，鲜明像蟒，并不是蟒。”朱厚熜仍以其多有冒犯，要严加禁止。结果是礼部奏定，文武官员不准擅用蟒衣、飞鱼、斗牛服，以及其他违禁的华异服色。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定忠静冠服，作为品官燕居时的服装。取名“忠静”，意思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明史·舆服志》)。这是一种仿古冠服，乌纱帽，冠顶有三梁，各压以金线，沿有金边，四品以下官员去掉金边用浅色丝线。忠静冠也是明代的创制。这种冠服使用范围较广，王府将军中尉，在京七品以上官员，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官，在外的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及武官都督以上都可以穿用。崇祯时曾令百官燕居时都用忠静冠服。
内臣服饰。朱元璋取得政权后，深以历史上宦官的祸国乱政为鉴戒，严禁宦官干政，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初规定：凡内臣(宦官)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朝文武官职衔;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内臣有公文来往;内臣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内臣不许戴朝冠、幞头，不得穿外朝官员的服装。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规定：内使监参与朝会，按品用朝服、公服。平时的常服，是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描金曲脚帽;犀角带。没有品级的，只服用团领衫，衫上没有胸背花。并在宫门铸一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做出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使宦官成为名副其实的宫廷仆役。但是，事与愿违，有明一代宦官之为害，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朝代之一。朱元璋晚年，已经违背初衷，让内臣参与了一些政府的经济活动。这当然还是极有限度的。到明成祖朱棣时，由于他是依赖宦官取得政权的，所以，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名称上“改监正曰太监”，事实上，也参与了国家大事，出使地方，有的还成为地方的监军。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是一种特务活动，而宦官的权力已凌驾于朝臣之上了。此时内臣的冠服，早已非复往昔，制度上明确规定，陪侍帝王左右的宦官“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其“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明史·舆服志》)。明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他的朝服不仅与外廷相同，且有超越。他的朝冠已加至九梁，并戴上公、侯、伯爵的簪缨。直到熹宗死去，才有所收敛。
冠服之外的佩饰有牙牌。这是内官及在京各司常朝官都需随身悬挂的，用来作为出入关防的凭证。官员牙牌以象牙为料，上面刻有官职。拜官时由高宝司颁给，转官时须缴还，不得转借，否则就要坐罪。内使、小火者用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等用铜牌。明武帝时太监刘瑾图谋不轨，不仅私制兵器，伪造宝印，且改制牙牌。抄没他家时，除金银珠宝、蟒衣衮袍外，牙牌竟有两大柜。
明朝男服
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样，朱元璋在登上帝位后，早已忘却自己也曾是贫苦百姓中的一分子，在强化统治者特权地位的同时，视百姓为贱人，认为庶民不过是“趋事执役以奉上者”。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人民：“为吾民者当知其分(职分，应尽的义务)，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否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基于这种观点，反映在百姓的服饰上是多有限制。明初规定，庶人结婚可以借用九品官服，平时则服杂色盘领衣。男、女衣服不许用黄、玄色，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靴不得制作花样，不得用金线装饰。饰物不得用金玉、珠翠。平民百姓的帽子不得用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不许用金玉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而商人只准用绢、布。对衣服的身长，袖的长、宽，都规定了尺寸。这些限制，至明代中后期，多已禁而不止了。
明代男子便服，一般用袍衫，形制虽然多样，但都未脱大襟、右衽、宽袖、下长过膝的特点。庶民百姓服装，一般是上身着衫袄，下身着裤子，裹以布裙。贵族人家男子的便服多用绸绢、织锦缎，上面绣有各种花纹。这些花纹大多含有吉祥意思。常见的是在团云和蝙蝠间嵌一圆形“寿”字，蝙蝠的“蝠”与“福”谐音，有蝠有寿，取意“福寿绵长”。另有一些牡丹、莲花等变形夸张的图案，牡丹是“富贵之花”，一直被认为是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莲花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被视为“花之君子”，也被佛教当作“佛门圣花”。在这些花形间穿插一些枝叶、花苞，花样别致，含意喜幸、神圣，深受当时人们喜爱。
儒士、生员、监生等读书人大多穿襕衫或直裰。明制规定，生员襕衫用玉色布绢制作，宽袖，沿有黑边，黑色软巾垂带。直裰是一种斜领大袖的长衫，因背之中缝直通下面，故名。《儒林外史》中落魄的童生周进与发迹的王举人都是身穿直裰，不过一个是多处已磨破的旧“元色(黑色)绸”的，一个却是崭新“宝蓝缎”的(《儒林外史》第二回)。此外，还有穿曳撒，程子衣以及褡护、罩甲的。曳撒，也是明代一种袍服，交领，大襟，长袖过手，上下衣相连，前面腰间有接缝，两边有摆，从两边起打褶裥，中间留有空隙，是士庶男子的一种便服。明代后期，士大夫宴会交际时也多穿用。程子衣，是明代文人儒士的日常服装，衣身较长，上下相连，腰间有接缝，缝下折有衣褶，袖宽大，斜领掩襟。搭护是一种比褂略长的短袖衣。罩甲有两种，一种对襟的，是骑马者的服装，一般军民步卒不准穿;一种不对襟，士大夫都可穿用。
直裰(明俑)
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京城时兴一种“马尾裙”。这裙始于朝鲜国。裙式蓬大，舒适美观。传入京师后，京师人多“买服之”。最初，能织做者很少，价钱昂贵，只在一些富商贵公子中流行。以后商家及贩售者增多，“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连朝官亦“多服之者矣”(陆容《菽园杂记》)。
网 巾
明代一般人用的巾、帽，除采用前代式样外，还有新创制，形制繁多。最常用的网巾，是一种系束发髻的网罩。它形似渔网，多用黑色细绳、马尾、综丝编织而成。巾口用布制作，旁有金属小圈，用以贯穿绳带，紧带即可网发。戴网巾又是男子成年的一个标志。网巾一般衬在冠帽内，也可单独使用，露在外面。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微服出访，见一道士在结网巾。朱元璋问：“此何物也?”道士答：“此为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这“万发俱齐”的话使朱元璋非常满意。“翌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明史·舆服志》)。还有一种上面开口的网巾，用时将发髻通过开口露在外面，开口处也用绳带系拴，名为“一统山河”。网巾在明代使用时间最长，直至明亡，才在清统治者强制下去掉。另有儒巾和四方平定巾，是士人所戴。明初，朱元璋指令士庶“服四带巾”(《明史·舆服志》)。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为四方平定巾，取其四方平定的吉祥之意。这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四方形便帽，用黑色纱罗制成。平顶巾，是皂隶、公使等下层小吏戴的。软巾，也称唐巾，用软绢纱制作，有带缚在后面，垂于两旁，比较普及。此外，还有吏巾、汉巾、万字巾、诸葛巾等。帽有棕结草帽、遮阳大帽、圆帽，以及衙门中执役人戴的红黑高帽等。
对鞋靴的穿着，明代有严格限制。靴子用作公服，无论用皮、毡、缎、丝何种材料制作，都必须染成黑色，用木料、皮革或硬纸做成厚底，外涂白粉，所谓“粉底皂靴”即是。教坊及御前供奉人可以穿皂靴，儒生可以穿皂靴，校尉力士当值时也可以穿，外出时则不许。明代的锦衣卫统穿白皮靴。他们草菅人命，作恶多端，京师百姓见白皮靴来，无不畏之如虎。明初的20余年中，庶民百姓原也可以穿靴，后以民间靴“巧裁花样，嵌口金线蓝条”，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重新规定，凡为庶民、商贾、技艺、步军、杂职人等一律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䩺(《明史·舆服志》)。北方寒冷地区的人们可以穿牛皮直缝靴。靴上不许装饰，也不得染成黑色，以与官靴相区别。南方广东、福建等地男女多穿木屐，有的还在上面绘制彩画，别具特色。
明朝贵妇冠服
明代贵妇冠服，分礼服与常服两种。皇后礼服用于受册、谒庙、朝会等大典。皇后于大典时所戴的冠称凤冠。明代凤冠形制较宋代复杂。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规定：皇后凤冠，圆框之外饰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另加大小花各12枝，冠旁各缀二博鬓(一种云形片饰，似下垂状的冠翅)，用12花钿。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又有规定，凤冠比原来华丽。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明代凤冠实物是定陵出土的四顶。这些凤冠因存放在特制的朱漆箱中，所以保存完好。孝端皇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妻子)的一顶，冠上三龙二凤。冠圈以金板圈成椭圆形，上染红彩，周围是用晶亮珍珠和各色宝石嵌成的花朵。冠壳外，用翠鸟的碧蓝色羽毛，贴出层层云海，上插三条立体的金龙。正中的一龙，昂首翘尾，口衔一串珍珠宝石制成的珠滴(类似下垂的缨络)，在彩云间奔腾，十分生动。冠的左右各有一龙，龙首伸向两侧，龙口衔一条珍珠宝石串成的“挑排结”(似下垂的流苏)，下坠金累丝嵌宝石花三朵，立于翠云之端，充满活力。冠壳外的朵云间还点缀着八朵用珍珠和红、蓝宝石组成的大花朵，正面的主花上插有二只展翅飞翔的金丝凤凰，点出了凤冠的主题。冠后左右各垂博鬓三札，上面饰有珍珠、宝石和悬垂的缨络。这六条尾翼，使凤冠的外型显得丰满，更增添了美感效果。凤冠里面是漆竹丝做的圆椎，边缘镶有金制口圈。其他凤冠也大致如此，只是龙凤的数目不同。每顶凤冠上都镶有珍珠5000多颗、宝石100多块。其中有一块宝石价值白银五六百两，当时折合大米约14万斤。据说当时有些宝石是从锡兰、印度购进的。礼服除凤冠外，尚有翟衣。衣为深青色，交领，大袖，织有翟纹，间以小圆花。领、袖、衣边等处镶有织金云龙纹。穿翟衣时内衬玉色纱中单，系与本服同等颜色花纹的蔽膝。还有玉革带、大带，青色袜、鞋，上面装有珍珠金饰。皇后常服除凤冠外，还有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永乐时，衣服改用黄色大衫，圆领，右衽，宽袖，前胸绣有龙纹。深青霞帔，上饰珠玉等各种饰物，另有褙子、鞠衣、缘裙等，颜色、质料、花纹等都有规定。皇帝与后妃服装多用织绣。明代织锦是有名的工艺品。定陵出土的袍服及成匹织锦，图案极其美丽，虽在地下300余年，出土时仍然金光闪闪。尤其是孝靖皇后用的一件罗制的百子衣，上绣双龙寿字，周身用金线绣松、竹、梅、石、桃、李、芭蕉、灵芝等八宝及各种花草，并绣有百子。百子姿态各不相同：有捕捉小鸟的，有因猫捕蝶而按住打猫的，有捉迷藏的，有登上凳子摘桃的，有围在一起戏鱼的，有在水盆中洗澡的，又有在旁边喷水的，有放风筝的，有执伞盖的，有跳绳的，有看书的，也有假装教书先生的。神态自然，惟妙惟肖，反映了明代丝织工人高超的织绣技艺。当然，从这些光泽灿烂的丝织品后面，我们似可看到织工的斑斑血迹和泪痕。
明代对授有封号官员的祖母、母亲、妻子的服饰也有严格规定。命妇的礼服用于朝见君后、参与祭祀等大典。主要有礼冠，明制规定，除皇后、嫔妃外，其他人不得戴凤冠。内外命妇的礼冠形状虽同于凤冠，但冠上不得用凤凰，只能用金翟。至明代中叶，这项规定已被打破。嘉靖时，权贵严嵩家就有凤冠十数顶，其装饰之富丽不亚于后妃冠。严嵩失势后，他的儿子严世蕃被杀，家产籍没，从他府邸中查抄出珍珠五凤冠就有六顶，珍珠三凤冠七顶。命妇礼服除礼冠外，还有霞帔、大袖衫、褙子等。礼冠上的珠翟及各种珠翠饰物，均依品级而增减。命妇礼服上的花纹是随同她们的丈夫或儿子所任官职品级而定的。
明朝一般女服
明代一般妇女的服装，基本沿袭唐、宋式样，恢复了汉族习俗，主要有袍衫、袄、霞帔、褙子、比甲、裙子等。按规定，民间妇女只能用紫色絁，不能用金绣。如穿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及浅淡颜色，不能用大红、鸦青、黄色。士庶妻女所穿团衫，可以用纻丝、绫罗、绸绢，但都须浅色。至明代后期，禁令废弛，民间富有者也穿红袍，甚至有穿百花袍的。褙子，是妇女的常用服装，样式和宋代的相仿，以对襟为主，下长过膝，也可当作礼服穿用。比甲，是一种无领无袖的对襟马甲，较后来的马甲为长。另有一种水田衣，是用各色零星绸缎拼凑而成的，因各种色彩相互交错形同水田而得名，简单别致，深得当时妇女的喜爱。它颇似僧人的“百衲衣”，至民国时期，民间孩童也有穿这种衣服以讨吉利的。妇女服饰中上衣下裙仍占一定比例，其长短随时变易。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妇女衣衫仅掩至裙腰;至正德(公元1506—1521年)时衣衫渐大，裙褶渐多;嘉靖(公元1522—1566年)初衣衫长大垂至膝下，裙则短而褶少。此后，随同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代转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张瀚《松窗梦语》)。妇女一改过去的衣着朴素，竞相追逐鲜华绮丽。至明代晚期，裙子花样繁多，裙幅有增至10幅的。腰间折裥也越密，有的每褶用一种颜色，五色俱有，但都颜色清淡，微风吹动，呈现出如皎月般的光泽，称作“月华裙”;还有用绸缎裁成宽窄不等的条子，每条上绣有花纹，周边镶以金线，再以裙腰联结各条，并合而成的“凤尾裙”，以及用整幅缎料摺成的“百褶裙”。这种裙前面平展无折，周围加有装饰的花边，里面填以彩绣花纹，左右两边打细折，最多的有一百五六十折。另有一种“合欢裙”，与其他裙的不同处是自后向前围合的。明代各时期都有不同的流行颜色。明初浅淡，明末多用月白加各种绣饰、花边。明代妇女大多缠足，有的穿弓鞋。弓鞋是一种尖头鞋，鞋尖上翘如弓，普遍采用高底。有两种：一种平跟，鞋底用多层粗布缝纳而成;另一种为高跟，在后跟部分衬以木块，以香樟木为底。老年妇女穿平底鞋。凤头鞋仍是妇女的一种鞋式，鞋上或绣花，或缀明珠。
明朝梳妆
明初妇女发式基本保持宋、元时的式样。嘉靖以后，花样日多。这时期的妇女发髻有梳成扁圆形、顶部簪宝石花朵的“挑心髻”;有将汉代堕马髻稍作变动，将侧垂髻梳成后垂状的;也有将发向上梳起，以金银丝绾结，顶上装点珠翠如纱帽般的高髻。另有一种牡丹头，是将头发梳至顶部，用发箍或丝带扎紧，再分成几股，每股向上卷至顶心，再用发簪绾住。梳成的发式蓬松如牡丹，故名“牡丹头”。与此梳法相似，只是变换卷发形式的还有“荷花头”、“芙蓉头”等。当时的苏州乡村有一首山歌唱道：“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两个合梳头。大个梳做盘龙髻，小个梳做扬蓝头”，足见当时髻式名堂之多。此外，还有一种假髻，戴时罩在髻上，用簪挽住。到明末，发式更加繁多，有“罗汉髻”、“懒梳头”、“双飞燕”等等。
妇女当时盛行戴珠箍。珠箍是以彩色丝带穿以珍珠，悬挂在额部，也是明代妇女发上的特殊装饰。珠箍原是富贵人家妇女的饰物，后来流行至一般妇女。年轻妇女还有戴头箍的风尚。式样用料不一，冬季多用毡、绒等，制成中间窄、两头宽的形状，外表覆以绸缎，加以彩绣，考究的还要缀以珠宝，两端有扣，用时围绕额上，扣在后面。因有御寒作用，又称“暖额”。富贵人家妇女，冬天用水獭〔ta塔〕、狐、貂等兽皮制成的暖额，围在额上如兔蹲伏，故又名为“卧兔”。明、清小说中多有这种描写。头箍样式时有变化，开始较宽，以后又窄，到清初时只有一条窄边，系于额眉之上。另外还有以梳篦插于发际作为装点的。由于手工艺的进步，加工更趋精良，一种以金累丝工艺装饰花纹的梳子深受当时妇女的喜爱。用鲜花绕髻，也是明代妇女的时兴装饰。鲜花亮丽、清香，妇女簪于发际，起坐、行走，都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这确是当时妇女的一个聪明的装饰手段。
明朝戎服
明代军用服饰有两种：一种是将士所穿的盔甲、战袄、战衣或战袍;一种是仪卫与仪仗队所穿的服饰。明代将士的护身武装，包括铁盔、身甲、遮臂、下裙及卫足等几个部分。同宋、元大体相似，但比较先进，多数用钢铁制作。在朝贺等大典时，侍卫官戴凤翅盔，穿锁子甲，锦衣卫将军为金盔甲，其他将军红盔金甲、红皮盔戗[qiang枪去]金甲及描银甲等，悬金牌，持弓矢，佩刀，执金瓜、叉、枪等。这种武装更多一些装饰性。明初的战袄是为守边将士制作的，以质地厚实的麻衣制成，凡旗手、卫军、力士俱穿红袢〔pan判〕袄，其余卫所士兵着其他色袢袄。袢袄形制，长与膝齐，交领，窄袖，冬季用时内装棉花，有襻，是御寒的军装，用红、紫、青、黄四种颜色辨别部队。有的表与里分别用两种颜色，便于将士们变易服用，以表示新军号，被称为鸳鸯战袄。下裤有襻，名袒��裤。此外，还有罩甲。罩甲是半臂类的一种对襟外褂，圆领，无袖或短袖，左右开长衩至腰，衣长至腰下或膝下不等，上面或织绣或画有甲片花纹。穿时罩于袍袄之外，故名“罩甲”。据记载：“罩甲之制，比甲稍长，比披袄减短。正德间(公元1506—1521年)创自武宗。近士大夫有服者”(李翊《戒庵老人漫笔》)。但军民皆禁止穿紫花罩甲。另有背心，比罩甲短小。明末兵勇们穿大袖布衣，外加黄布背心，称为“号衣”。
明代仪卫人物(山东泰安岱庙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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