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湖南省郴县永宁区陂副邓家 (现为郴县鲁塘乡陂副村) 人，一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农历三月十九日) 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邓华的曾祖父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穷秀才。邓华的祖父邓文奎，十四岁开始教书，四十岁考中拔贡，曾出任云南省马龙州知州。邓文奎出身贫寒，又具有山里人诚朴刚正气质，虽在官场，却不善于逢迎应酬，而是师法清官廉正，想为自己留个好名声。上任不到两年，时值州境久旱成灾，百姓苦不堪言，邓文奎禀陈上司，请求减征该州粮赋，以苏民困，遭到上司驳回。邓文奎再次呈文固请，因而触怒上司，将他革职罢官。邓文奎回到故乡重新开馆执教，直至晚年。
邓华的父亲邓养源，自幼随父读书，二十多岁应县试，中廪生，在家乡私塾执教。中年时代，邓养源开始接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将私塾改成新式小学。为了出去开眼界见世面，他装扮成“游学先生”，卖文鬻字，先后游历了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天津等地。在这些地方，他目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暴行和民众受欺凌的惨景，愤慨不巳。回家后，思想为之一变。此后，他除继续教书外，还刻苦钻研医术，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郎中先生。他给人看病不取报酬，遇上贫苦农民，还为他贴钱抓药。他有个同族叫邓家乐 (即邓允庭，后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 ，参加过同盟会。他俩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势，抨击弊政。邓养源这些思想性格，对他的子女是有影响的。
邓华七岁时在本村私塾发蒙。他虽调皮爱玩，但天资聪慧，深得老师的赏识。有一次，老师对他的父亲说： “多华很有天赋，看样子他没有读几句书，到时候背诵起来倒是一字不差。”家里藏书不少，邓华不时溜到书房，贪婪地读着，有的书看不大懂，不免生吞活剥。但《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书，却深深吸引了他。遇上同孩子们 “打野外”——扮演打仗的游戏活动，刚正勇猛的黑旋风李逵，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精忠报国的岳飞等英雄人物，是他最爱扮演的; 相互厮杀，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也不哭叫一声，继续抡刀舞棒，追赶冲杀。
邓华读了几年私塾，接着又在附近的石陂高级小学读了一年。一九二二年秋，他想跑出去，跑出这个偏僻闭塞的山村，便向父亲提出到县城求学的要求。开明的父亲同意了他的要求。是年秋，他到郴县县城新华学校读高小。
新华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和主要教师是美国人。邓华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新鲜。他勤奋学习，每次期终考试，成绩都是优良。学校当局对中国学生非常傲慢凶狠。他们对谁看不顺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脚踢，至于爱国游行活动，更是绝对不许参加。对于这种思想禁锢，对于洋教师任意凌辱中国学生的行为，邓华非常反感。一日，他找来袁世凯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逐条阅读，不觉怒火中烧。他认识到，我们国家民族其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在他的心头埋下了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种子。
一九二五年秋，邓华乘船到省会长沙，考上了岳云中学。这时的长沙，革命群众运动兴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政治，长沙市工人、学生不断地举行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邓华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在一篇题为《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写道： “嗟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在安源被害，遗体运抵长沙，灵柩停放在教育会坪。邓华参加了十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黄静源是郴县人。这位可敬的同乡在临难前面不改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 “工友们联合起来”等口号，从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革命先驱的事迹中，邓华体会到： 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一九二五年冬，邓华由父母作主，与本县华塘乡社里的邱青娥结婚。
一九二六年，农民运动在湖南兴起，北伐军入湘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邓华的故乡郴县和与郴县紧邻的桂阳县，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他的哥哥和二姐夫都已先后加入共产党，二姐夫何仰之还是永宁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哥哥和二姐夫的教育帮助，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用邓华自己的话说，“开始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苏维埃，实行社会主义。”①
一九二七年春，邓华从岳云中学转入南华学校，以初中二年级肄业程度，跳级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个名叫易蕴的同学，湘潭易家湾人，共产党员，在自修室与邓华座位相联，接触谈心比较多，相互间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邓华向他透露想参加共产党的意愿。因那时国共关系已开始紧张，易蕴便问：“入党你怕不怕?”邓华毅然回答：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年的三月，经由易蕴、查夷平的介绍，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组织决定邓华到省党校学习。这所名义上为国民党的党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秘书长为谢觉哉，教务主任是李达。五月二十一日，军阀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经党组织同意，邓华与两个郴县籍党员一道，离开省党校，返回郴县。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由粤北转战至湘南，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首先占领宜章，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接着挥师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至湘粤边境十余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数十万，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四、七三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并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邓华闻讯，连夜赶到离家只有二十里路的桂阳县城，可是革命军已先期退出; 他又追到郴县保和圩，终于赶上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先在该师第二团工作，三月，被调至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①。
(二)
不久，湘粤两省敌约六个师进攻湘南起义部队。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于四月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 (六月改称工农红军) 第四军。原第七师被编为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邓华任宣传队中队长，不久，被调到该团二营六连任党代表。
三十三团没有参加两军会师大会，而是奉命去打遂川。这是邓华第一次参加战斗。作为连党代表，他除了能进行一般的政治动员外，军事知识并不知晓，而是凭着革命激情和勇敢精神出现在战场上。幸好连长方正明是贺龙旧部，他指点眼前山川地物，教着邓华如何隐蔽自身，如何向敌人进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邓华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
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枝不足，四军军委决定： 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要求三十三团前往桂东山区活动。在返回湘南途中，有人乘机煽动干部战士回家，部队秩序很乱。此时，邓华的表弟、在三十三团任连长的首培之，邀邓华一起回家乡去，说是到家乡打游击，群众条件好，情况熟悉。邓华回答说： “不能回家乡去，农民同志有家乡观念，回去就会散掉。”①邓华虽然也思念家乡的亲人，但他想到自己的入党誓言，便毅然决定： 不随大队人马回家乡，而是重返井冈山。
邓华和三十三团中不愿回湘南的同志上了井冈山后，受到毛泽东的欢迎②。四军军委将他们中的军事干部编入二十八团，政治干部编入三十一团，邓华被分配在三十一团一营，任营委干事。
不久，邓华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他随担任前卫的一营由古城出发，在七溪岭凉亭前面与敌遭遇。由于地形狭窄，兵力不易展开，就在路旁的两个山包上与敌对峙。待迂回敌后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打响，敌军动摇之际，邓华和三十一团一营全体指战员在营长陈毅安指挥下，迅即勇猛冲杀，将敌打垮，与主力一道乘胜追击，占领了永新城。
八月底，邓华随三十一团一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是役红军凭藉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作战，打退敌人两个团的多次进攻，毙伤敌近百人，红军仅伤亡三人。
九月，邓华被调到三十一团党委，任组织干事。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邓华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于二月十日参加了大柏地战斗。此役歼敌近两个团，扭转下山以来连战失利的被动局面。三月十三、十四两日，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歼敌郭凤鸣旅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物资。攻占长汀后部队进行整编，三十一团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邓华先后任纵队党委组织干事、军士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随部队继续在闽西活动，参加了三占龙岩、攻占上杭等战斗。
十二月下旬，邓华以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身份，参加了在上杭古田举行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邓华对大会通过的《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等决议非常重视，把它当作红军建设中的纲领性文件，在所属部队深入传达，坚决贯彻。
一九三○年六月，成立红十二军，邓华先后任红十二军教导队政治委员、一纵队三支队政治委员。八月，邓华率部参加围攻长沙战斗; 撤围长沙后，随红一方面军回师赣西南，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城。在吉安，红十二军扩编，成立红三十六师，邓华被任命为师政治委员。
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根据上级指示，邓华和师长一道向部队和驻地群众作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十二月二十四日，率部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的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十二月二十九日，总部发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冈，并继续向东进犯，遂于是日晚八时下达攻击张辉瓒部命令; 三十六师等十二军所部为左翼。战斗打响，三十六师会同友邻部队一举突入敌阵，邓华与师长一道，指挥所部与张辉瓒卫队营激战，几番勇猛冲杀，全歼了这个由能上刺刀的驳壳枪装备的卫队营，有力地促进了全歼张辉瓒部的胜利。紧接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三十六师受命作为正面攻击力量，追歼谭道源部的第五十师。邓华等指挥所部勇猛进攻，与友邻部队协同，又歼灭谭道源师两个团①。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六师参加粉碎敌第二次“围剿” 后，七月间，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和盘旋打圈子战术，将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八月七日和十一日，三十六师跳到敌人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歼敌万余。此时，各路敌军共约二十万人，向红军集结地君埠追来。在敌包围圈越来越紧缩的情况下，方面军总部于八月十三日命令红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把敌人牵走; 而主力则向兴国方向突围，再次跳到敌人背后去隐蔽休整，以逸待劳，伺机破敌。
在这次向东北方向佯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斗中，三十六师在军首长罗炳辉等率领下，有声有色地执行总部交给的战略使命。邓华和师长各骑一匹从张辉瓒那里缴来的高头大马，或率先，或殿后，指挥部队虚张声势，故意扬旗鸣号，拉大行军队伍距离;没有红旗的同志，挂起各色包袱皮当旗帜，高高举起。夜间行军，有意点起无数火把。行军路过岔口，或是宿营住房，则把红一方面军所有番号有意号出来。果然，蒋军认定红军主力“北窜”，急调各路人马跟踪追来。就这样，三十六师等部牵着敌人鼻子，在赣南地区崇山峻岭中盘旋打圈子，待到八月底，敌人发觉上当时，已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疲惫不堪了。以逸待劳的红军主力抓住敌全线退却的有利战机，勇猛追击，又歼灭二万余人，胜利打破敌之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三十六师奉命在闽西做群众工作。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邓华先后率部参加粤北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 (宁) 、黎 (川) 、泰(宁) 战役和金资战役。打破敌第四次“围剿”后，六月，红一方面军在腾田整编，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团直辖师。原十二军三十六师编入一军团一师，邓华任一师三团政治委员。不久，他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一九三四年一月，邓华改任二团政委; 八月至十月，在工农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初，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时，邓华率领红一师二团，执行向敌人进攻、阻击、追击等任务，掩护主力西进。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红一师二团参加了四渡赤水等战斗，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又飞兵入滇，胜利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勇夺泸定桥，甩掉敌人的前堵后追。接着又爬雪山，过草地，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邓华先后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主任，一师政治委员和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作战，以及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后，奉命率部南下至西安北部，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转入整训，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进行准备。
(三)
抗日战争大部分时间，邓华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度过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平型关前线，邓华作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同年十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邓华改任该团政治委员) ，深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会同团长杨得志指挥所部，迎战猖狂一时的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是役歼敌一千多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邓华先后担任独立团、独立师和第一军分区政委，带领部队抗击日寇，打击和争取伪军，参加开创晋察冀根据地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组建了以邓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新的根据地; 第一步先行开辟平西地区，以取得前进基地。三月，邓华支队向平西进军，打击敌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连克矾山堡、桃花堡、金水口、门头沟等据点，一度收复昌平、涿县、涞水、良乡等县城，并将北平至门头沟铁路及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昌平段大加破坏，解放了平西十余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宛平、房 (山) 涞(水) 涿(县) 、延(庆) 昌 (平) 、怀 (柔) 三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抗日自卫队。
五月，宋时轮支队奉命来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兼党委书记。四纵辖第十一支队和第十二支队，共五千余人，积极准备挺进冀东。
六月八日，宋时轮、邓华率部分两路向冀东开进。邓华率第十一支队沿途作战，连破永宁、四海等敌据点。四海一仗，歼敌三十多人，接着在沙峪与增援四海之敌遭遇。该敌二百余人为板垣师团所部，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在其伤亡达三十多人时，仍然顽抗。邓华当即指挥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大队，坚决消灭该敌，从上午十一时战至午后四时，敌除七人逃跑外，其余悉数被歼。六月十七日，十一支队所属三十三大队猛扑灵雾山区的兴隆县城，与日军、伪军三百余人及反动民团等彻夜激战，占领县城大部。二十一日，部队在邓华率领下，转到蓟县的靠山集和遵化将军关一线。
在四纵胜利进军的配合和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于七月上旬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人民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建为抗日联军，一度发展到十万人。
四纵进入冀热边区后，由于日伪军拦截阻击，在长城一线转战。那时天天下雨，大路被敌人控制，部队在泥泞小路上开进，十分艰难。每遇敌情，邓华总是亲自到前边指挥战斗; 行军道上，他常随前卫营活动; 到达宿营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
邓华等四纵首长遵照中央指示，于八月率部攻克迁安县城，同时开进遵化、丰润县境，在铁厂与抗日联军部队胜利会师。至此，四纵和抗联部队已经攻克六座县城，控制了冀东广大村镇，一度截断了北宁铁路，中断敌运输半月之久，使日军陷入严重困境。八月中旬，冀察热宁军区成立，宋时轮、邓华分别担任军区正副司令。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来贺电说：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以十万分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 ，并指示其“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①
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①面前，四纵党委会决定主力西撤平西，并决定将起义部队五万人带到平西整训，以便第二年整理成一个大部队再打回冀东，并将这一安排打电报向上级报告请示。在等待上级复电时，四纵主力已经开始西移，只留下邓华带领的一个大队在冀东。邓华认为，如要部队留在冀东就地整训和坚持斗争，就须把已开走的主力部队调回来，至少要调回一个大队，并就此再次打电报请示上级。十月八日上级来电说： “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在由邓华主持的、有抗日联军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九间房会议上，大家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一致同意留下包森、苏梅等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起义部队约五万人向平西转移②。
大规模西撤的决定是错误的。部队在西撤途中由于敌人围追堵截，加之起义部队组建不久，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不细，以致遭受较大损失。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对四纵挺进冀东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电报说： “邓、宋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电报同时指出： “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①。
一向严以律己，不居功，不诿过的邓华，对于西撤问题一直严肃认真对待，数十年来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把当时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怕敌人“扫荡”，部队受损失外，还由于： 一，部队出动前准备工作差; 二，主要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 三，地下河北省委在起义发动后才赶到冀东，未能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②。他多次表示，自己身为纵队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③。
十月底，邓华带部队回到平西后，即着手恢复和开辟平西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以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五人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巩固了平西，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秋，邓华奉调到晋察冀军区，筹备建立第五军分区; 一九四○年三月，被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他到任后，带领部队一面开展政治整军，开辟根据地; 一面进行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
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邓华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被任命为涞灵战役左翼队司令兼政委，指挥一、二、六、二十六团和察绥支队，向浑源、灵丘、广灵地区之敌出击。战前，他指挥所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 “不打无把握之仗”，是他一贯强调执行的军事原则。根据军区给予的战役计划，他部署所部对各据点之敌情、地形侦察得十分详尽，敌人驻地以及警戒配备如工事、外壕、铁丝网、堡垒等，都绘成了图。部队出动前后，严密封锁消息，保守军事秘密; 同时增设有线电话，便于联络指挥。如攻占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处的战斗，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十月八日夜，邓华亲临战场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七十余名，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称赞，说“打得十分干脆漂亮。”①百团大战期间，他指挥所部共进行大小战斗九次，歼敌五百余人。
第五军分区辖涞源、灵丘、广灵、蔚县、繁峙、应县、阳原等八县。这一带总称雁北，是有名的贫瘠地区，加上日军频繁“扫荡”掠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遇上荒年，山上的树叶、树皮，都被采来当主食。在部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时，邓华指示所部，严格执行军区“不得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的训令，率领部队强袭敌伪据点，去“虎口夺粮”; 就是再困难，宁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期间，邓华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他坚守一条原则，越是艰苦困难时，越是要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越是要关心干部战士②。
随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日军深感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它的心腹大患，因而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从一九四一年起，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
一九四一年八月，因五分区撤销，邓华被调到四分区主持工作。他一到四分区，便立即投入秋季反“扫荡”斗争。
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七万之众，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进犯四分区之敌一万五千余人，分六路出动，首先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邓华和四分区首长一道，带领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敌之合击，保全了自己的力量; 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在敌合击的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突然开火，速战速决; 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如九月十九日，在获悉日军五百余从漫山、骆驼岸出发，向六亩园前进时，分区主力一部于古树台附近设伏，另一部则不断对其侧击、尾击，毙伤其二十余人，待其进入预设伏击圈时，即以猛烈火力向其扫射，毙伤敌一百五十余名，余敌狼狈逃窜。又如分区部队仅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方，牵制敌人三千多人，麻雀战从上午十时直打到下午五时，日军晕头转向，被打死者达一百二十余人，而八路军方面开火的战士仅十三人。与此同时，还发动广大民兵实行麻雀战。这样就使日军处在根据地军民合力打击和内外线的夹击之中，终于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①。
一九四一年底，邓华被任命为第四分区司令员。
四分区所属十多个县，处在滹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盛产稻谷，当时有晋察冀根据地的“乌克兰”之美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封锁” 和“蚕食”，妄图把华北变成它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四分区便成为日军掠夺的重点。日军在分区周围大量增筑据点、堡垒，大修封锁沟、封锁墙，建立“无人区”; 同时经常派出部队前来奔袭、进击。根据地进一步缩小。邓华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高干会议精神，一方面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 另一方面指导分区军民，积极打击前来奔袭、进击的敌人，使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八月，四分区部队共与日军战斗二百三十余次，歼其一千三百余人。
九月军区高干会议后，邓华领导四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军区提出的“到敌后之敌后”的对敌斗争方针，即组织游击队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活动，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从此，四分区“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十月十四日，到敌占区活动的部队，一举攻入灵寿县城，毙伤日伪六十余名，俘二百十七名，缴获许多枪枝弹药等物资，连日本新首相东条英机颁发的金质奖章也缴来了。灵寿之役给日伪震动很大。《晋察冀日报》于十月十六日发表社论，祝贺“攻入灵寿城的新的胜利”，向“子弟兵的英雄们致热诚的敬佩之意! ”从九月至十二月，四分区军民歼敌八百一十二名，摧毁堡垒十一个，恢复和开辟村庄一百四十四个。
进入一九四三年，尽管日军仍对根据地进行所谓“跃进蚕食”、“转辗扫荡”和“毁灭扫荡”，但由于根据地军民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不断创造新的斗争方法，还是挫败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初，针对日军对分区行唐地区的“蚕食”，邓华指挥主力部队趁其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击，二月一日至十日十天中，在攻克西口头、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等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七百八十二名。在封锁沟外活动的部队，甚至还袭击了平汉铁路上的长寿镇。分区军民紧密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到敌后之敌后，或推行麻雀战、地雷战，组织“飞行爆破组”、“飞行射击组”，以冷枪射杀和地雷爆炸，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使敌处于惶恐万状之中。在九至十二月，即日军进行所谓“毁灭扫荡”期间，四分区军民共与敌作战四百三十二次，歼敌二千四百余人。
邓华十分重视部队文化宣传工作。他自己就是搞宣传工作、搞政治工作的行家。他当过宣传中队长，连、营、团、师级政治干部。他长于写作，重要的电报、总结、报告，通常都是亲自动笔，不假他人。每到一地，只要战争环境许可，那里的文化生活就比较活跃。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打球，排球、篮球、康乐球，样样都来。四分区剧社在晋察冀边区颇有影响，除上演《白毛女》、《血泪仇》等现代剧目外，还演出京剧。他和“文化人”也合得来，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可以饶有兴味地谈上几个小时。
一九四四年二月，邓华任机动旅 (后改称教导第二旅) 政治委员。这个旅是由晋察冀军区抽调六个团组成的，奉中央军委之命开赴陕甘宁边区。
邓华到延安后，于同年十一月调到中央党校一部三支队学习，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其间，四月至六月，他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离开烽火连天的战场，他得到了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回顾自己战斗历程的机会。邓华后来总结说： 在延安一年多，“对于提高思想，改正自己的缺点方面是有收获的。”①
(一)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湖南省郴县永宁区陂副邓家 (现为郴县鲁塘乡陂副村) 人，一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农历三月十九日) 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邓华的曾祖父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穷秀才。邓华的祖父邓文奎，十四岁开始教书，四十岁考中拔贡，曾出任云南省马龙州知州。邓文奎出身贫寒，又具有山里人诚朴刚正气质，虽在官场，却不善于逢迎应酬，而是师法清官廉正，想为自己留个好名声。上任不到两年，时值州境久旱成灾，百姓苦不堪言，邓文奎禀陈上司，请求减征该州粮赋，以苏民困，遭到上司驳回。邓文奎再次呈文固请，因而触怒上司，将他革职罢官。邓文奎回到故乡重新开馆执教，直至晚年。
邓华的父亲邓养源，自幼随父读书，二十多岁应县试，中廪生，在家乡私塾执教。中年时代，邓养源开始接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将私塾改成新式小学。为了出去开眼界见世面，他装扮成“游学先生”，卖文鬻字，先后游历了广州、长沙、武汉、上海、天津等地。在这些地方，他目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暴行和民众受欺凌的惨景，愤慨不巳。回家后，思想为之一变。此后，他除继续教书外，还刻苦钻研医术，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郎中先生。他给人看病不取报酬，遇上贫苦农民，还为他贴钱抓药。他有个同族叫邓家乐 (即邓允庭，后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 ，参加过同盟会。他俩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势，抨击弊政。邓养源这些思想性格，对他的子女是有影响的。
邓华七岁时在本村私塾发蒙。他虽调皮爱玩，但天资聪慧，深得老师的赏识。有一次，老师对他的父亲说： “多华很有天赋，看样子他没有读几句书，到时候背诵起来倒是一字不差。”家里藏书不少，邓华不时溜到书房，贪婪地读着，有的书看不大懂，不免生吞活剥。但《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书，却深深吸引了他。遇上同孩子们 “打野外”——扮演打仗的游戏活动，刚正勇猛的黑旋风李逵，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精忠报国的岳飞等英雄人物，是他最爱扮演的; 相互厮杀，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也不哭叫一声，继续抡刀舞棒，追赶冲杀。
邓华读了几年私塾，接着又在附近的石陂高级小学读了一年。一九二二年秋，他想跑出去，跑出这个偏僻闭塞的山村，便向父亲提出到县城求学的要求。开明的父亲同意了他的要求。是年秋，他到郴县县城新华学校读高小。
新华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和主要教师是美国人。邓华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新鲜。他勤奋学习，每次期终考试，成绩都是优良。学校当局对中国学生非常傲慢凶狠。他们对谁看不顺眼，就找岔子揪耳朵，打屁股，甚至拳打脚踢，至于爱国游行活动，更是绝对不许参加。对于这种思想禁锢，对于洋教师任意凌辱中国学生的行为，邓华非常反感。一日，他找来袁世凯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二十一条》，逐条阅读，不觉怒火中烧。他认识到，我们国家民族其所以任人宰割、欺凌，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卖国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在他的心头埋下了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卖国政府的种子。
一九二五年秋，邓华乘船到省会长沙，考上了岳云中学。这时的长沙，革命群众运动兴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政治，长沙市工人、学生不断地举行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邓华积极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在一篇题为《论青年人生观》的作文中写道： “嗟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在安源被害，遗体运抵长沙，灵柩停放在教育会坪。邓华参加了十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黄静源是郴县人。这位可敬的同乡在临难前面不改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 “工友们联合起来”等口号，从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革命先驱的事迹中，邓华体会到： 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一九二五年冬，邓华由父母作主，与本县华塘乡社里的邱青娥结婚。
一九二六年，农民运动在湖南兴起，北伐军入湘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邓华的故乡郴县和与郴县紧邻的桂阳县，农民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他的哥哥和二姐夫都已先后加入共产党，二姐夫何仰之还是永宁区党的负责人之一。他得到哥哥和二姐夫的教育帮助，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思想上产生了飞跃。用邓华自己的话说，“开始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打倒地主资本家，建立苏维埃，实行社会主义。”①
一九二七年春，邓华从岳云中学转入南华学校，以初中二年级肄业程度，跳级考上了政治班。政治班有个名叫易蕴的同学，湘潭易家湾人，共产党员，在自修室与邓华座位相联，接触谈心比较多，相互间很快建立了信任。一天，邓华向他透露想参加共产党的意愿。因那时国共关系已开始紧张，易蕴便问：“入党你怕不怕?”邓华毅然回答：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一年的三月，经由易蕴、查夷平的介绍，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组织决定邓华到省党校学习。这所名义上为国民党的党校，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所掌握，秘书长为谢觉哉，教务主任是李达。五月二十一日，军阀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经党组织同意，邓华与两个郴县籍党员一道，离开省党校，返回郴县。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由粤北转战至湘南，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首先占领宜章，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接着挥师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至湘粤边境十余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数十万，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四、七三个师和两个独立团，并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邓华闻讯，连夜赶到离家只有二十里路的桂阳县城，可是革命军已先期退出; 他又追到郴县保和圩，终于赶上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先在该师第二团工作，三月，被调至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①。
(二)
不久，湘粤两省敌约六个师进攻湘南起义部队。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于四月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 (六月改称工农红军) 第四军。原第七师被编为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邓华任宣传队中队长，不久，被调到该团二营六连任党代表。
三十三团没有参加两军会师大会，而是奉命去打遂川。这是邓华第一次参加战斗。作为连党代表，他除了能进行一般的政治动员外，军事知识并不知晓，而是凭着革命激情和勇敢精神出现在战场上。幸好连长方正明是贺龙旧部，他指点眼前山川地物，教着邓华如何隐蔽自身，如何向敌人进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邓华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
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枝不足，四军军委决定： 由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三十三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要求三十三团前往桂东山区活动。在返回湘南途中，有人乘机煽动干部战士回家，部队秩序很乱。此时，邓华的表弟、在三十三团任连长的首培之，邀邓华一起回家乡去，说是到家乡打游击，群众条件好，情况熟悉。邓华回答说： “不能回家乡去，农民同志有家乡观念，回去就会散掉。”①邓华虽然也思念家乡的亲人，但他想到自己的入党誓言，便毅然决定： 不随大队人马回家乡，而是重返井冈山。
邓华和三十三团中不愿回湘南的同志上了井冈山后，受到毛泽东的欢迎②。四军军委将他们中的军事干部编入二十八团，政治干部编入三十一团，邓华被分配在三十一团一营，任营委干事。
不久，邓华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他随担任前卫的一营由古城出发，在七溪岭凉亭前面与敌遭遇。由于地形狭窄，兵力不易展开，就在路旁的两个山包上与敌对峙。待迂回敌后的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打响，敌军动摇之际，邓华和三十一团一营全体指战员在营长陈毅安指挥下，迅即勇猛冲杀，将敌打垮，与主力一道乘胜追击，占领了永新城。
八月底，邓华随三十一团一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是役红军凭藉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作战，打退敌人两个团的多次进攻，毙伤敌近百人，红军仅伤亡三人。
九月，邓华被调到三十一团党委，任组织干事。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邓华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于二月十日参加了大柏地战斗。此役歼敌近两个团，扭转下山以来连战失利的被动局面。三月十三、十四两日，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歼敌郭凤鸣旅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物资。攻占长汀后部队进行整编，三十一团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邓华先后任纵队党委组织干事、军士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随部队继续在闽西活动，参加了三占龙岩、攻占上杭等战斗。
十二月下旬，邓华以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身份，参加了在上杭古田举行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邓华对大会通过的《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等决议非常重视，把它当作红军建设中的纲领性文件，在所属部队深入传达，坚决贯彻。
一九三○年六月，成立红十二军，邓华先后任红十二军教导队政治委员、一纵队三支队政治委员。八月，邓华率部参加围攻长沙战斗; 撤围长沙后，随红一方面军回师赣西南，于十月四日，攻占吉安城。在吉安，红十二军扩编，成立红三十六师，邓华被任命为师政治委员。
一九三○年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根据上级指示，邓华和师长一道向部队和驻地群众作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十二月二十四日，率部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的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十二月二十九日，总部发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冈，并继续向东进犯，遂于是日晚八时下达攻击张辉瓒部命令; 三十六师等十二军所部为左翼。战斗打响，三十六师会同友邻部队一举突入敌阵，邓华与师长一道，指挥所部与张辉瓒卫队营激战，几番勇猛冲杀，全歼了这个由能上刺刀的驳壳枪装备的卫队营，有力地促进了全歼张辉瓒部的胜利。紧接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三十六师受命作为正面攻击力量，追歼谭道源部的第五十师。邓华等指挥所部勇猛进攻，与友邻部队协同，又歼灭谭道源师两个团①。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六师参加粉碎敌第二次“围剿” 后，七月间，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和盘旋打圈子战术，将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八月七日和十一日，三十六师跳到敌人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在莲塘、良村、黄陂连打三仗，歼敌万余。此时，各路敌军共约二十万人，向红军集结地君埠追来。在敌包围圈越来越紧缩的情况下，方面军总部于八月十三日命令红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把敌人牵走; 而主力则向兴国方向突围，再次跳到敌人背后去隐蔽休整，以逸待劳，伺机破敌。
在这次向东北方向佯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斗中，三十六师在军首长罗炳辉等率领下，有声有色地执行总部交给的战略使命。邓华和师长各骑一匹从张辉瓒那里缴来的高头大马，或率先，或殿后，指挥部队虚张声势，故意扬旗鸣号，拉大行军队伍距离;没有红旗的同志，挂起各色包袱皮当旗帜，高高举起。夜间行军，有意点起无数火把。行军路过岔口，或是宿营住房，则把红一方面军所有番号有意号出来。果然，蒋军认定红军主力“北窜”，急调各路人马跟踪追来。就这样，三十六师等部牵着敌人鼻子，在赣南地区崇山峻岭中盘旋打圈子，待到八月底，敌人发觉上当时，已是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疲惫不堪了。以逸待劳的红军主力抓住敌全线退却的有利战机，勇猛追击，又歼灭二万余人，胜利打破敌之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三十六师奉命在闽西做群众工作。一九三二年七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邓华先后率部参加粤北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建 (宁) 、黎 (川) 、泰(宁) 战役和金资战役。打破敌第四次“围剿”后，六月，红一方面军在腾田整编，取消军的建制，由军团直辖师。原十二军三十六师编入一军团一师，邓华任一师三团政治委员。不久，他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一九三四年一月，邓华改任二团政委; 八月至十月，在工农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十月下旬至十二月初，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时，邓华率领红一师二团，执行向敌人进攻、阻击、追击等任务，掩护主力西进。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红一师二团参加了四渡赤水等战斗，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又飞兵入滇，胜利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勇夺泸定桥，甩掉敌人的前堵后追。接着又爬雪山，过草地，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后，邓华先后任红一军团二师政治部主任，一师政治委员和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作战，以及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后，奉命率部南下至西安北部，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转入整训，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进行准备。
(三)
抗日战争大部分时间，邓华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度过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平型关前线，邓华作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同年十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邓华改任该团政治委员) ，深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会同团长杨得志指挥所部，迎战猖狂一时的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是役歼敌一千多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第一个大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邓华先后担任独立团、独立师和第一军分区政委，带领部队抗击日寇，打击和争取伪军，参加开创晋察冀根据地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组建了以邓华为司令员兼政委的邓华支队，准备挺进冀东，开辟新的根据地; 第一步先行开辟平西地区，以取得前进基地。三月，邓华支队向平西进军，打击敌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连克矾山堡、桃花堡、金水口、门头沟等据点，一度收复昌平、涿县、涞水、良乡等县城，并将北平至门头沟铁路及平绥铁路下花园至昌平段大加破坏，解放了平西十余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宛平、房 (山) 涞(水) 涿(县) 、延(庆) 昌 (平) 、怀 (柔) 三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抗日自卫队。
五月，宋时轮支队奉命来到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兼党委书记。四纵辖第十一支队和第十二支队，共五千余人，积极准备挺进冀东。
六月八日，宋时轮、邓华率部分两路向冀东开进。邓华率第十一支队沿途作战，连破永宁、四海等敌据点。四海一仗，歼敌三十多人，接着在沙峪与增援四海之敌遭遇。该敌二百余人为板垣师团所部，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在其伤亡达三十多人时，仍然顽抗。邓华当即指挥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大队，坚决消灭该敌，从上午十一时战至午后四时，敌除七人逃跑外，其余悉数被歼。六月十七日，十一支队所属三十三大队猛扑灵雾山区的兴隆县城，与日军、伪军三百余人及反动民团等彻夜激战，占领县城大部。二十一日，部队在邓华率领下，转到蓟县的靠山集和遵化将军关一线。
在四纵胜利进军的配合和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于七月上旬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人民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组建为抗日联军，一度发展到十万人。
四纵进入冀热边区后，由于日伪军拦截阻击，在长城一线转战。那时天天下雨，大路被敌人控制，部队在泥泞小路上开进，十分艰难。每遇敌情，邓华总是亲自到前边指挥战斗; 行军道上，他常随前卫营活动; 到达宿营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
邓华等四纵首长遵照中央指示，于八月率部攻克迁安县城，同时开进遵化、丰润县境，在铁厂与抗日联军部队胜利会师。至此，四纵和抗联部队已经攻克六座县城，控制了冀东广大村镇，一度截断了北宁铁路，中断敌运输半月之久，使日军陷入严重困境。八月中旬，冀察热宁军区成立，宋时轮、邓华分别担任军区正副司令。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发来贺电说：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以十万分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 ，并指示其“创造冀热边新的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①
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①面前，四纵党委会决定主力西撤平西，并决定将起义部队五万人带到平西整训，以便第二年整理成一个大部队再打回冀东，并将这一安排打电报向上级报告请示。在等待上级复电时，四纵主力已经开始西移，只留下邓华带领的一个大队在冀东。邓华认为，如要部队留在冀东就地整训和坚持斗争，就须把已开走的主力部队调回来，至少要调回一个大队，并就此再次打电报请示上级。十月八日上级来电说： “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 在由邓华主持的、有抗日联军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九间房会议上，大家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一致同意留下包森、苏梅等三个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起义部队约五万人向平西转移②。
大规模西撤的决定是错误的。部队在西撤途中由于敌人围追堵截，加之起义部队组建不久，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不细，以致遭受较大损失。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对四纵挺进冀东所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电报说： “邓、宋支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电报同时指出： “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①。
一向严以律己，不居功，不诿过的邓华，对于西撤问题一直严肃认真对待，数十年来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把当时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怕敌人“扫荡”，部队受损失外，还由于： 一，部队出动前准备工作差; 二，主要领导干部意见不一致; 三，地下河北省委在起义发动后才赶到冀东，未能参加起义的直接发动和领导工作②。他多次表示，自己身为纵队党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③。
十月底，邓华带部队回到平西后，即着手恢复和开辟平西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以第四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五人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巩固了平西，开辟了平北，坚持了冀东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秋，邓华奉调到晋察冀军区，筹备建立第五军分区; 一九四○年三月，被任命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他到任后，带领部队一面开展政治整军，开辟根据地; 一面进行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
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邓华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被任命为涞灵战役左翼队司令兼政委，指挥一、二、六、二十六团和察绥支队，向浑源、灵丘、广灵地区之敌出击。战前，他指挥所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 “不打无把握之仗”，是他一贯强调执行的军事原则。根据军区给予的战役计划，他部署所部对各据点之敌情、地形侦察得十分详尽，敌人驻地以及警戒配备如工事、外壕、铁丝网、堡垒等，都绘成了图。部队出动前后，严密封锁消息，保守军事秘密; 同时增设有线电话，便于联络指挥。如攻占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处的战斗，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十月八日夜，邓华亲临战场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七十余名，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称赞，说“打得十分干脆漂亮。”①百团大战期间，他指挥所部共进行大小战斗九次，歼敌五百余人。
第五军分区辖涞源、灵丘、广灵、蔚县、繁峙、应县、阳原等八县。这一带总称雁北，是有名的贫瘠地区，加上日军频繁“扫荡”掠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遇上荒年，山上的树叶、树皮，都被采来当主食。在部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时，邓华指示所部，严格执行军区“不得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的训令，率领部队强袭敌伪据点，去“虎口夺粮”; 就是再困难，宁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期间，邓华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他坚守一条原则，越是艰苦困难时，越是要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越是要关心干部战士②。
随着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日军深感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它的心腹大患，因而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后根据地。从一九四一年起，晋察冀根据地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
一九四一年八月，因五分区撤销，邓华被调到四分区主持工作。他一到四分区，便立即投入秋季反“扫荡”斗争。
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七万之众，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进犯四分区之敌一万五千余人，分六路出动，首先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邓华和四分区首长一道，带领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敌之合击，保全了自己的力量; 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在敌合击的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突然开火，速战速决; 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如九月十九日，在获悉日军五百余从漫山、骆驼岸出发，向六亩园前进时，分区主力一部于古树台附近设伏，另一部则不断对其侧击、尾击，毙伤其二十余人，待其进入预设伏击圈时，即以猛烈火力向其扫射，毙伤敌一百五十余名，余敌狼狈逃窜。又如分区部队仅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方，牵制敌人三千多人，麻雀战从上午十时直打到下午五时，日军晕头转向，被打死者达一百二十余人，而八路军方面开火的战士仅十三人。与此同时，还发动广大民兵实行麻雀战。这样就使日军处在根据地军民合力打击和内外线的夹击之中，终于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①。
一九四一年底，邓华被任命为第四分区司令员。
四分区所属十多个县，处在滹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盛产稻谷，当时有晋察冀根据地的“乌克兰”之美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封锁” 和“蚕食”，妄图把华北变成它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四分区便成为日军掠夺的重点。日军在分区周围大量增筑据点、堡垒，大修封锁沟、封锁墙，建立“无人区”; 同时经常派出部队前来奔袭、进击。根据地进一步缩小。邓华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高干会议精神，一方面领导部队进行整训，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 另一方面指导分区军民，积极打击前来奔袭、进击的敌人，使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八月，四分区部队共与日军战斗二百三十余次，歼其一千三百余人。
九月军区高干会议后，邓华领导四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军区提出的“到敌后之敌后”的对敌斗争方针，即组织游击队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活动，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从此，四分区“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十月十四日，到敌占区活动的部队，一举攻入灵寿县城，毙伤日伪六十余名，俘二百十七名，缴获许多枪枝弹药等物资，连日本新首相东条英机颁发的金质奖章也缴来了。灵寿之役给日伪震动很大。《晋察冀日报》于十月十六日发表社论，祝贺“攻入灵寿城的新的胜利”，向“子弟兵的英雄们致热诚的敬佩之意! ”从九月至十二月，四分区军民歼敌八百一十二名，摧毁堡垒十一个，恢复和开辟村庄一百四十四个。
进入一九四三年，尽管日军仍对根据地进行所谓“跃进蚕食”、“转辗扫荡”和“毁灭扫荡”，但由于根据地军民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不断创造新的斗争方法，还是挫败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初，针对日军对分区行唐地区的“蚕食”，邓华指挥主力部队趁其立足未稳时发起攻击，二月一日至十日十天中，在攻克西口头、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等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七百八十二名。在封锁沟外活动的部队，甚至还袭击了平汉铁路上的长寿镇。分区军民紧密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或到敌后之敌后，或推行麻雀战、地雷战，组织“飞行爆破组”、“飞行射击组”，以冷枪射杀和地雷爆炸，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使敌处于惶恐万状之中。在九至十二月，即日军进行所谓“毁灭扫荡”期间，四分区军民共与敌作战四百三十二次，歼敌二千四百余人。
邓华十分重视部队文化宣传工作。他自己就是搞宣传工作、搞政治工作的行家。他当过宣传中队长，连、营、团、师级政治干部。他长于写作，重要的电报、总结、报告，通常都是亲自动笔，不假他人。每到一地，只要战争环境许可，那里的文化生活就比较活跃。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打球，排球、篮球、康乐球，样样都来。四分区剧社在晋察冀边区颇有影响，除上演《白毛女》、《血泪仇》等现代剧目外，还演出京剧。他和“文化人”也合得来，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可以饶有兴味地谈上几个小时。
一九四四年二月，邓华任机动旅 (后改称教导第二旅) 政治委员。这个旅是由晋察冀军区抽调六个团组成的，奉中央军委之命开赴陕甘宁边区。
邓华到延安后，于同年十一月调到中央党校一部三支队学习，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其间，四月至六月，他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离开烽火连天的战场，他得到了系统地学习理论和回顾自己战斗历程的机会。邓华后来总结说： 在延安一年多，“对于提高思想，改正自己的缺点方面是有收获的。”①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许，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和邓华等高级党政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共二十一人，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DC型运输机，从延安起飞，在山西南部一个临时机场降落后，立即分赴指定的地区，去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
邓华的目的地是我国的东北地区。当时及稍后，通过海路、陆路进入东北的人民武装部队达十三万多人，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
十一月八日，邓华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方针的重要战略措施。根据党中央关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 ，“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五日，邓华奉命率保一旅等部队撤出沈阳，向辽西转移。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华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委员。十二月，辽西军区 (后称辽吉军区) 成立，邓华任军区司令员。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他率领军区部队，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巩固的根据地; 同时，整训部队，鼓舞战斗意志，进行各项战斗准备。
一九四六年二月，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违背于一月签订的停止军事冲突协定，以优势兵力，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以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攻。邓华指挥所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解放四平战斗和四平保卫战后，转战于辽吉广大地区，进行反敌蚕食作战，拔据点，歼顽匪，积小胜为大胜，为东北战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一九四七年四月，由保一旅、保二旅、西满独立师等部组建成辽吉纵队，邓华任司令员。
经过东北民主联军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第一阶段，四平已成为孤悬于中长路的孤立据点。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夺取四平，作为在东北转入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战役。
邓华奉命指挥由辽吉纵队改称的第七纵队，于六月上旬协同第一纵队进攻四平。七纵到达四平地区后，从侦察部队的情报中得知，四平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已得到补充，第五十四师也已退集四平，加上保安部队，共约三万余人。邓华根据敌情，判定以两个纵纵攻取四平，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 如果用三个纵队，拿下四平较有把握。他即拟好电报，准备向总部提出建议。但他又想到，过去对作战提过意见，被林彪(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打四平，提出兵力不够，是否还会受到责难?可是他想到，四平是战略要地，如能夺取四平，就使北面长春之敌更加孤立，我在战略上处于主动。经过周详考虑，他从全局出发，把上级批评与否置之度外，决定提出自己的建议。当时纵队司令部有同志说： “上级恐怕抽不出兵力，如能抽调，还不调来么?”邓华却认为，当时东北有六个纵队，增调一个纵队不成问题。最后他把电报稿改为： 最好增加一个纵队，否则增加两个师也可以。以后实际上只增加一个师，而且这个师只能担任战役预备队，不能担负独立攻击一个方向的任务。实践证明，两个纵队加一个师，打四平这样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只能对该市西城(以铁路为界)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攻击，无力在东城增加一个攻击方向; 夺取西城后，敌人退到东城死守，这时两个纵队已打得很疲劳，加上战斗减员和存在着铁路开阔区的不利地形等情况，再攻东城，就显得兵力不够了。为了夺取东城，这才把第六纵队的两个师调来，形成 “加油战术”。后来由于攻击四平的时间过长，敌人南北援兵迫近，又把第一和第七纵队抽出打援，只留第六纵队攻城，力量就更不够了，结果不得不放弃夺取四平的计划①。
尽管上级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他还是坚决指挥所部，浴血奋战十二昼夜，取得歼敌四千八百多人的巨大战果。第七纵队曾攻下敌七十一军军部大楼，活捉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的胞弟、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在民主联军撤围四平后，蒋军南北援兵与守军汇合，得以在四平继续挣扎了八个多月，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第七纵队再次参加四平战斗，以三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击守敌一个多师，仅一天一夜，即一举解放四平。一九四七年夏季未能攻克四平，是由于“没有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这个主要作战方向上”这一结论②，已为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所普遍接受。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明确指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 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
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第七纵队经过短期休整，于九月底向辽西地区挺进，担负破坏北宁铁路，并阻敌新六军北返任务。当时蒋军在辽西地区有暂编一七七师、暂编第五十七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以及暂编第五十一师和一八四师等部，分别驻守在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等地。为了到新民以西破路，并截击新六军北返，就要越过法库、彰武。是置法库、彰武之敌于不顾，绕道去执行破路和截击任务，还是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消灭法库、彰武之敌呢? 邓华想采取后一作战方案，但如果法库、彰武不能顺利拿下，又耽误阻击新六军任务，就会犯一个不执行命令的大错误。当时就有人持异议，说： “上级并没有命令我们打法库、彰武呀! ”邓华经过认真侦察敌情，并仔细分析后，果断、坚定地命令： 以一部兵力前出北宁路执行破路任务，以纵队主力去歼灭法库、彰武之敌。其所部第二十一师远距离奔袭，一昼夜强行军一百八十里，于十月一日拂晓前包围法库时，敌人还毫无察觉。第二十一师迅猛发起攻击，全歼蒋军暂编第一七七师。此时，蒋军对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还未摸清，第七纵队亦未发现新六军北返迹象。邓华旋又抓住有利战机，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指挥所部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彰武，下新立屯，克阜新，直取新邱，攻占黑山，连战皆捷。十七天时间，接连拿下五城，歼敌三个师。七纵这次机动灵活执行命令，既打了没有命令的胜仗，又完成了破击任务，连受总部通令嘉奖。邓华事后总结这次战役时，幽默地称之为 “顺手牵羊”①。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邓华因病在哈尔滨治疗、休养。病愈后重返七纵，指挥部队在四平一带进行新式整军及军事大练兵运动。
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著名的辽沈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是： 以主力南下北宁线，攻占锦州，把蒋军封闭在东北，然后予以各个歼灭。九月十二日，邓华奉命率领第七纵队南下北宁线，执行包围锦州蒋军任务。
怎样攻打锦州?如同一九四七年夏季攻打四平时一样，有一个集中兵力问题。最初的部署是： 以两个纵队阻击锦西、葫芦岛方向援敌，五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援敌，一个纵队围困长春之敌，四个纵队攻取锦州。十二个纵队中，用于直接攻取锦州的仅有四个纵队，主要兵力用于打援了。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系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点，守敌八个师十万余人，由东北 “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当时邓华只是一个战役方向 (指挥城南方向两个纵队) 的指挥员，但他纵观战役全局，认为攻取锦州是战役第一阶段的重点，也是能否把蒋军封闭在东北、并在稍后予以各个歼灭的关键，因此，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六个纵队，在援敌未赶到之前攻占锦州。夺取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较有把握，而攻锦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延长; 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敌会师锦州。邓华把这个意见作为正式建议，向东北野战军总部提出①。电报发出后，林彪没有答复，但不久调来了两个纵队，即部署五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外加一个炮兵纵队和一个坦克营，这样攻锦就有把握了。十月十四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蒋军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当时邓华等人认为，增调两个纵队攻锦，是林彪听取了下面的意见，后来才得知，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②。
攻占锦州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邓华率第七纵队急行军北上，参加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廖耀湘兵团之战。此役七纵歼灭廖兵团一万余人，生俘敌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高级将领多人。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二日，攻克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散。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人民解放军分数路隐蔽地入关，准备会同华北人民解放军举行平津战役。
十一月二十五日，邓华率七纵从辽阳一带出发，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北塘一带集结，并于月底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道去夺取塘沽，三个纵队都归七纵首长统一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守敌，封锁平津蒋军从海上逃跑的去路。但七纵在现地勘察和试探性进攻后，认为攻击塘沽于我不利，因为蒋军兵舰摆在海上，可以发挥舰艇炮火火力，部队不能沿海岸包围敌人，而塘沽的南面和西北面，不是河沟很多，就是草地盐田，广阔平坦，不易通过，强攻不仅会造成我重大伤亡，而且不能全歼敌人，只会逼使敌人从海上逃跑; 如果转而拿下天津，同样能封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邓华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研究，并再次察看地形后，认定攻击塘沽得不偿失，准备向平津前线总指挥部提出转而夺取天津的建议。邓华知道，攻克塘沽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重要战略部署，如同中央军委电报指示的： “只要塘沽 (最重要) 、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①。作为三个纵队的战役指挥员，现在提出不打，是不是会招来不执行命令之嫌呢?邓华在对敌我双方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敢于站在战略指挥员的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在一九四七年夏季打四平和辽沈战役中攻取锦州时，提出在战区战略部署上集中兵力问题; 现在则提出战役方向指向何处的问题。邓华对人民解放事业高度负责，敢于从实际出发，终于向平津前线总指挥部拍发了电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二天，平津“前总”派出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前来实地勘察，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于是，由邓华和刘亚楼共同向中央军委和“前总” 报告，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平津“前总”接受了这个意见，立即改变部署。毛泽东给平津“前总”发电说： “放弃攻击两沽 (按： 指塘沽、大沽) 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②。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邓华指挥两个纵队由东向西突破敌防御工事，与兄弟部队一道，经二十九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天津。接着便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结束了解放华北的战争①。
一九四九年四月，邓华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辖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八三个军。
五月至六月，十五兵团所部在平津地区整训三个多月后，在邓华率领下南下，行程二千四百余里，到达长江北岸。七月，邓华率十五兵团并配属两广纵队渡过长江，配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沿湘赣边境攻击前进。接着，与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共同进行了湘赣战役。十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又与第四兵团、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共同进行了广东战役。十月十四日，十五兵团先头部队攻入广州市区，解放了广州市。广东战役歼敌六万二千余人。十一月九日，邓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一九五○年春节期间，邓华趁路过郴县之便，请假回到故乡郴县陂副邓家探望。一九二八年春节后不久，他扛着梭镖，告别亲人奔上井冈山以来，二十二年过去了。回到故乡，父母亲早已去世，大革命时期，他们同情支持过革命，又让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参加革命，就因为这些，父亲三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大年初二，邓华来到父母亲墓前，默哀凭吊。接着，他又去看望了堂兄邓天生墓地。这位英勇的共产党员是在湘南起义时被豪绅指使的暴徒用锄头砸死的; 坟墓只是一堆土痕，连墓碑也没有，邓华向陪同的村干部建议，给邓天生修坟建碑。邓华还到了华圹铺社里邱家，深深怀念着十二年前去世的前妻邱青娥女士。可以告慰于九泉下的英灵的是，人民共和国终于诞生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亲人邻里见面，述说往事离情，真是千言万语! 展望新中国的光辉前景，又都倍受鼓舞。在故乡逗留六日后，于二月二十二日 (农历正月初六日) 重返前线。
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的指示，由邓华统一指挥四十军和四十三军等部，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与大陆隔着琼州海峡，守敌为海南岛防卫司令薛岳 (号伯陵) ，所属五个军连同地方武装约十万余人，附有大小舰艇五十多艘，飞机三十多架，组成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的“伯陵防线” ，凭藉海峡天险，妄图负隅顽抗。面对茫茫大海，解放军参战部队一无渡海作战经验，而且战士大部分是北方人，不识水性;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空军海军支援。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搞不好，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邓华强调指出： 必须毫不动摇，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春夏之交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但是，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 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得力措施，克服敌机敌舰和茫茫大海的阻拦，与坚持海南斗争的琼崖纵队紧密配合，才有可能使部队顺利登陆，胜利完成作战任务①。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经过反复研究，兵团于二月初确定渡海作战方针为： 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
木帆船能不能同敌舰作战，能不能把大军渡过海峡，这是当时许多人疑虑的问题。在海上练兵时，四十三军一个副排长带领八个战士，乘小帆船与敌舰遭遇，他们在五六十米距离上一齐向敌舰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四十军一一九师在涠洲岛登陆时，当我炮船 (用十轮卡车上发动机改装的机帆船，装有战防炮等火炮) 勇敢地上前与敌舰炮战，击伤其“海硕”舰，敌亦仓惶逃窜。邓华在给各参战部队的电报指示中指出，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勇敢逼近敌舰，敌人是不敢恋战的。” “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坚决向敌舰展开斗争，只有勇敢地向敌舰进击，才能将敌舰威风打下去，才能缩小敌舰活动范围，争取我在海上的行动自由。”①当时，邓华有一句为人普遍传颂的名言： “遇上敌舰，要横下一条心： 打! 木船即使被打坏，抱着木头我们也要游到海南岛登陆”②。及至前后两批四次营、团规模偷渡成功，并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便大大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用木船战胜敌舰、胜利跨越天险的勇气和信心。
趁着台风季节到来之前，趁着“谷雨”前后还有东风风向可资利用的时机，四月十六日，正是潮汐平流，下午为东风，是南渡海峡较好的气象。当日十九时三十分，兵团一声令下，两个军渡海第一梯队共八个团，分乘帆船三百十八只，机帆船三十二只，于雷州半岛南端起航，途中突破敌海空封锁，于十七日二时至六时，先后强行登上海南岛，与前来接应的前两批偷渡登陆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渡海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部队大举登陆后，敌防卫司令薛岳犹作垂死挣扎，调兵遣将，组织五万余兵力，在空军支援下，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在美亭地区加以围歼。此时，邓华迅速组织了美亭决战： 严令两面作战处于不利情况下的四十三军忍受一切困难，坚守阵地，紧紧吸住敌人; 同时，命令向澄迈挺进的四十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沿澄琼公路向在美亭的四十三军出援。四十军主力于二十一日十七时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四十三军形成对敌合围态势。二十二日两军协同，在美亭东北侧的白莲地区击破敌六十二军和三十二军二五二师等部的抵抗，歼其一部，同时全歼美亭突围之敌。至此，敌全线崩溃。解放军乘胜追击，于五月一日宣告全岛解放。整个战役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击毁敌机两架，击伤敌舰五艘，击沉敌舰一艘。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邓华率十五兵团指挥所由海南岛回到广州。
邓华和海南岛战役其他指挥员一道，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在规定的期限内，指挥所部，排除万难，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胜利。这不仅开创了我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海作战的先例，创造了用木船战胜兵舰的奇迹，而且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它的战略意义也显示了出来。在这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之前，在美帝国主义于六月二十七日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台湾之前，完成解放海南岛任务，这就使得要使海南岛成为“第二个台湾”的阴谋不得不破灭。
(五)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在宣布出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公然武装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造成对我国的直接侵略。
七月八日，毛泽东批准由邓华担任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这支战略预备队是在海南岛战役结束后由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组成的。
七月二十八日，邓华率领部队北上东北执行边防任务，将司令部设在丹东 (当时称安东) 。
丹东同朝鲜仅有一江之隔。邓华在这里密切注视朝鲜战场局势发展，研究对阵双方战略态势，并且联系我军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认真探求一旦我军出动与美军作战我应采取的战术。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他在边防军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实行大胆勇敢的渗透战术，选择敌人的弱点，从敌人的翼侧或侧后插至敌人的心脏，首先将敌后方联络切断，尔后分割和包围敌人，一一歼灭之。一般的敌人防御正面布置是较严密的，尤其美国军队火力组织较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美军最怕的是联络切断，被人包围。他还指出，我军必须“充分发扬近战”，“发扬夜战”。这些战术意见，在志愿军入朝后，在运动战期间的作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
当时，朝鲜人民军正将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军打到洛东江边，解放了朝鲜国土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在洛东江前线，战事处于胶着状态。邓华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等人反复研究后，提出对朝鲜战争形势发展的估计，由邓华执笔，联名向上级报告。这份在八月三十一日发出的报告，从两方面论证了敌将在朝鲜侧后登陆。报告分析朝鲜地形时说： “因为半岛狭长，又为山地，故优势兵力的容纳是有限度的。同时我为内线作战，在战役上虽是主动的，进攻的，但因三面环海，敌又有海空优势，敌很有可能选择我之弱点，从我侧后登陆，以收外线作战之利。”接着，报告从战略高度分析战场态势，指出 “美帝正努力坚守大邱、釜山地区，并以局部反击来巩固滩头阵地，争取时间等待援兵到来再行反攻; 另一方面，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经过去。” “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一为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小部兵力于现地与人民军周旋，抓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侧后 (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及时作了部署，先是增调两个军，编入十三兵团 (亦称东北边防军) 序列; 接着又抽调三个兵团，在通往鸭绿江地区的铁路沿线集结，准备应付紧急局面。
已在鸭绿江地区的十三兵团四个军，配属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三个汽车团，以及战防炮团、战车团、工兵团、骑兵团等，则在邓华司令员等边防军首长的领导下，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抓紧练兵，特别是练习山地穿插迂回战术和近战、夜战战术，为应付紧急局面而紧张地进行思想上、战术上和物资上诸项准备工作。
果然，九月十五日，美国侵略军等七万余人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在朝鲜人民军侧后汉城地区的仁川登陆，随即占领汉城，切断了人民军洛东江前线的供应，人民军大部被割断在汉城以南。这就完全证实了邓华等人对朝鲜战局发展的估计①。
以美帝为首的侵略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十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进犯，并不断以空军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
十月八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先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邓华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东北边防军全体指战员宣誓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十九日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参战。
志愿军入朝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六个军，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进行第一次战役，经十二昼夜激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收复了清川江以北和清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初步稳定了朝鲜的战局。
遭到第一次战役打击后，骄横跋扈的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是“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 ，仍然指挥所部分兵冒进，叫嚣一定要在圣诞节 (十二月二十五日) 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在第一次战役后的志愿军党委会上，在总结第一次战役作战经验后，研究下一步战役计划时，邓华根据当时敌我态势，特别是敌军统帅麦克阿瑟狂妄嚣张的心理特点，提出我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彭德怀和党委其他成员都表示赞成①。十一月十三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大榆洞作战会议上，邓华根据志愿军党委讨论的意见，部署了第二次战役，具体的作战方针为： “节节抗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在运动中消耗和歼灭敌人。”为实现这一战役企图，西线集中主力六个军，另一兵团担负东线作战任务②。
美方真的中计了。他们认为，“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 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①麦克阿瑟甚至断言： “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②于是，他指挥美李军和其他仆从军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起所谓“圣诞节回国攻势”，西线美方“第八集团军在前三十六小时中，在几乎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前进了十二英里。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天黑后不久，灾难降临了。”③ 原来，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的指挥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发起了第二次战役。东线志愿军接着于二十七日发起强大攻势。西线和东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经一个月激战，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收复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美军兵败如山倒，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在仓惶撤退时翻车毙命。它被迫转为防御。美国纽约报纸评论说： “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走进了陷阱里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陆军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败。”④这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二次战役后，中朝人民军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三八线，一月四日解放汉城，并一直打到三七线，歼敌一万九千余人。
一九五一年一月初，邓华深入总结志愿军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写出 《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并于一月八日将此论文在志愿军高干会议上作了报告。这篇对作战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著名论文，高度概括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长处和短处，精辟阐述了志愿军在运动战中的作战指导方针、战术原则、部队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等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华在这篇论文中总结了志愿军在一、二、三次进攻战役中担负局部防御作战部队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志愿军运动防御作战，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①。
接着，邓华协助彭德怀指挥了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中，敌人集中全力反扑，朝中方面采取“西顶东放”方针：西面在汉江两岸顶住向汉城的进攻，东面把敌人有计划地放到横城地区，造成该地区的敌人突出，两翼暴露。邓华于二月初率前线指挥所前往东线指挥作战。二月十一日，美军第二师第九团和南朝鲜第八师等部，得意忘形地窜到横城西北六十余里的上下榆沟一线，邓华当即抓住有利战机，于当夜指挥部队采取两钳渗入、严密包围的战术，一举截断其后路，敌人全线立即陷入混乱状态，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万二千九百余名敌军被分割聚歼在横城南北、广田里东西，方圆数十里的山地里。我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但紧接着，当志愿军反突击向纵深发展发生困难，砥平里战斗受阻时，遵照彭德怀的部署，适时转为运动防御。此时，邓华在《对美帝作战的初步经验》一文中提出的在防御作战时兵力配置前轻后重，火力配置前重后轻的战术原则，对于胜利进行运动防御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行这种战术原则，在敌具有强大火力的情况下，有效地避敌之长，减少我之损失，而我实行近战夜战，又能攻其所短。在一定时间内消灭敌人一定的有生力量后，在不利情况下，利用夜晚适时主动后撤至新阵地。第四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敌人每天前进不到一点五公里，伤亡达七万八千余人，超过了前三次战役伤亡的总和。
第五次战役规模很大，敌我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志愿军在彭德怀、邓华等人指挥下，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战役的第一、第二阶段的进攻作战和打敌反扑，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至六月十日结束，历时五十天，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这次战役结束后第二天，六月十二日，曾任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的魏特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 “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①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美方被迫在开城与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邓华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出席停战谈判会议。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原准备发起第六次战役，举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邓华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旬在《论朝鲜战争之持久性》一文中说，敌我装备悬殊(敌为高度现代化军队，有制空权、制海权，火力强，机动性大) ，我方供应运输困难，地势于我不利，以及缺乏敌后配合，在这种情况下，“要以达成大歼灭战，一次战役歼灭敌人多少个建制师，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随后，他于八月二十六日在开城向彭德怀和中央军委报告说： “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坚固设防，而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 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 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 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离战斗。不管哪一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邓华在报告中作了上述分析，表示不赞成打第六次战役后，建议说： “相反的，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力量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得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①
邓华，作为彭德怀司令员的助手，在这世界的东方，在这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他懂得落在肩上的担子的分量。尽管他这时主要是作为志愿军代表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他还是把这关系战略全局的建议提了出来。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接受了邓华的建议，停止了预定在九月份发起的以运动战为特征的第六次战役。
还需要说到的，一九五一年夏秋期间，朝鲜北方暴雨成灾，山洪暴发，公路、铁路及其桥梁冲垮不少，给部队后勤供应造成重大困难。从各方面的情况来说，不打第六次战役是完全正确的。有的军事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②
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就是朝鲜战争中运动战阶段的结束，而进入两年长期对峙的阵地战阶段。
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季，果然如同邓华所预计的，敌离开其坚固设防的纵深阵地，大举进攻。朝中人民军队依托野战工事英勇抗击，大量予以杀伤，粉碎了夏秋季两个攻势。在整个夏秋季防御作战中，朝中部队共歼敌二十五万余人，超过了运动战时期五个战役歼敌数的总和，而朝中方面的损失大大低于前五个战役的总和。
在朝中人民军队进行夏季防御作战时，邓华正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在讨论停战军事分界线问题时，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说它有海空军优势，要求朝中方面后退一万二千平方公里，说这是对“海空军优势 (的) 补偿”。这一荒谬意见遭到驳斥后，美方便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在这种情况下，邓华一方面向彭德怀建议，为促成停战谈判的实现。必须进一步歼灭敌人; 另一方面，为解决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寻求办法。他在作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之后，于八月十八日在开城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意见。邓华建议说： “现地停战，我方亦不吃亏，因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面积虽小，但人口财富较多。战略上，敌阵地离元山近，登陆易; 但我阵地离汉城更近，亦易抚敌侧背。”①敌人夏秋季攻势遭受严重失败后，当朝中方面于十一月七日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方案时，美方不得不予以接受。这个建议的提出，为打破谈判僵局作出了贡献。
邓华在八月十八日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还同时建议： “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应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的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毛泽东赞同邓华的建议，于八月二十一日给彭德怀的指示中说： “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①
于是，志愿军于九月六日对美军阵地举行局部攻击。其一是攻打敌人夸耀为“铁三角地区”的主要高峰——平康东南的西方山和斗流峰。志愿军攻克了这两个高峰及其附近高地，连同打援共歼敌四百四十名。其二是攻击铁原西南的三三八点一高地美军一个连，歼敌一百二十余人。从此便开始了我方在阵地战时期的战术性反击。
九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邓华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在粉碎敌人夏季攻势战役中，我方部队先是构筑一些单人防炮洞，继而有的部队又将单人防炮洞互相挖通而成为坑道。当敌炮火急袭时，部队荫蔽于坑道内，敌炮火延伸时部队便进入野战工事来打击敌人。经实战证明，这种防炮洞和坑道，使部队平均每天减少伤亡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彭德怀、邓华等志愿军领导人发现这种经验后，立即指示“志司”进一步总结并在全军推广; 一九五二年四月，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从战术上进一步研究改善，统一规格标准和内部的“七防” (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 要求。这以后不久，我方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即基本形成，真正成为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一九五二年四月底，彭德怀因病回国就医，五月中旬出院后被留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随后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九月十月，邓华和副司令员杨得志、副政委甘泗淇等指挥志愿军进行了全线性反击作战和著名的上甘岭战役。这次全线性反击分为两个阶段：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五日为第一阶段，在志愿军首长统一计划下，一线各军根据准备情况，不等齐地陆续发起进攻; 第二阶段从十月六日至三十一日，在邓华等统一指挥下，一线各军同时发起进攻。在两个阶段作战中，对敌六十个连排支撑点和个别营防御地域的进攻作战七十七次，打敌排以上反扑的作战四百八十余次，共歼敌二万七千余人。
毛泽东对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十月二十四日给邓华等人发出的电报中指出： “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①
十月十四日，美军为了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对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志愿军两个加强连的阵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所谓“金化攻势” (我方称之为上甘岭战役) 。
美方先后投入三个师共六万余人，集中大炮三百余门，坦克一百多辆，飞机每日几十至几百架次，集中对志愿军三点七平方公里阵地共倾泻炮弹二百九十万发，最多的一天三十万发; 飞机投弹五千枚，最多的一天五百枚，把阵地山头削低了二米，岩石被炸成一米厚的粉末。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志愿军也先后投入四万多人的兵力，并尽量发挥炮兵作用，平均日消耗炮弹一百一十九吨。在邓华等志愿军首长指挥下，志愿军防守部队坚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作战方针，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与敌进行空前激烈的战斗。根据邓华代司令员的指示：“有坑道的阵地仍然是可以而且必须与敌反复争夺的。同时应尽一切可能及时的增援，以致我坑道中能保持适当的有生力量，利用野战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于阵前”; 并“适时以火力反击，或兵力反击，求得里应外合夹击敌人，杀伤歼灭敌人于阵地上。”志愿军防守部队转入坑道后，顽强坚守，并在火力反击和二梯队兵力反击支援下，里应外合，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歼灭敌人达二万五千余人。这次战役持续了四十三天，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①。
对于上甘岭战役，双方最高司令官都下了最大的决心，投入了极大的兵力，这不只是争夺仅仅三点七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小的高地问题，而是对双方在这场战争中攻防能力的考验，是双方作战信心、力量与指挥艺术的较量。结果是美方失败了! 它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无法攻破我方的阵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哀叹道：“用这种方法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②
十一月，邓华撰写了 《关于积极防御的若干战术问题》一文。这篇长达三万三千多字的著名论文，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五次战役以后，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以来，依托坑道体系，在防御组织、防御作战和对坚固阵地攻击诸方面的经验。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美方在上甘岭的失败，使得它在正面战场突破我防线的希望破灭了，除了使用核武器和在我方侧后大规模登陆外，是别无他法了。慑于世界人民的压力，要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动用核武器持怀疑态度”，因为朝中人民军队“处于掘壕深藏的状态。”①美方便企图在我侧后大规模登陆。从战略全局出发，为使我立于不败之地，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邓华在认真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和美军在仁川登陆等战役中登陆与反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后，联系朝鲜我方侧后东西海岸自然条件，敌我双方人力、兵力、物力等方面情况，提出了我方反登陆作战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志愿军执行这些方针和原则，在朝鲜军民协同下，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反登陆战备工作。在几个月时间内，进一步修筑了东西海岸防御工事，新建了两条铁路和八条公路，加强运输，储备弹粮，等等。至一九五三年四月，我方完成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可以抗击敌十个师左右兵力在我侧后的登陆进攻②。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朝中人民军队发起夏季进攻作战，歼敌四万五千多人，促使停战谈判有了进展，到六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就在这时，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纵容下，以“就地释放”为名，无理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二万七千余人，并狂妄叫嚣“北进”、“单独干” ，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认为有必要给它一点教训，以促成停战最后实现; 同时，在金城前线敌方李承晚集团防线正有一突出部，伸进我方防线。邓华说，为了不给朝鲜人民留下隐患，也需要“把战线拉直，给朝鲜人民多占点地盘” ，因而打算进行金城战役，正拟向中央军委和彭德怀请示①，恰在这时，彭德怀司令员来到朝鲜。
彭德怀于六月十九日离开北京，赴朝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二十日晨抵达丹东，得悉美方纵容李承晚集团于十八日借口 “就地释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疯狂叫嚣“单独干”时，立即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白天驱车赶到平壤，同邓华等通了电话，他们不谋而合地主张再打一仗，并于当晚就此向毛泽东请示。第二天，毛泽东答复： 再打一仗，“极为必要”②。
金城战役于七月十三日夜打响了! 邓华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向毛泽东、彭德怀拍发的电报中所期待的“战役反击”，终于到来了。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呵! 战役发起时，一千余门大炮，四十分钟的火力急袭，即发射了弹药一千九百余吨。我强大突击集团在一小时内，就突破李承晚集团四个师的二十一公里正面阵地，至次日黄昏，经二十一小时，突入敌人阵地纵深九点五公里，随即乘胜追击，迅猛穿插，活捉其“首都”师副师长; 接着又击退敌纠集美李军六个师以一个连到两个团规模的反扑一千三百余次，至七月二十七日停战时止，金城战役歼敌五万人，向南推进一百六十九点二平方公里，打掉了突出部，拉直了战线，迫使敌人于七月二十七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军事分界线的划分是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准的。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划出，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再次校正时，我方向南推进了一百四十平方公里;金城战役后七月二十四日第三次校定时，我方又向南推进了一百九十二点六平方公里，比第一次划分线向南推进了三百三十二点六平方公里。战线不断向南推进，生动地反映了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变化。
朝鲜停战实现，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哀叹说： “我执行政府指示，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 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沮丧的心情”①。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的失败。
七月三十一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以最高荣誉——“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 十月二十七日，以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赠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等志愿军领导人。
停战协定签字后，彭德怀回国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②。
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邓华从朝鲜战场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努力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不断提高驾驭战争的能力。他屡出奇谋，协助彭德怀决断部署，同时又亲临前线指挥，是我军的一位智勇双全、能文能武、军政兼优的杰出将领。他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邓华从朝鲜回国，并参加于十二月四日至次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邓华向会议作了题为《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经验的介绍》的发言。
(六)
一九五四年四月六日，邓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 十二日，又被任命为东北军区代理司令员。
邓华到东北军区后，五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主持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东北地处我国东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朝鲜停战的实现，东北军区的历史任务，由支援抗美援朝作战转变为以战备训练为主，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新的形势下，邓华在强调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大力抓了部队的现代化建设。根据在朝鲜同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美国军队作战的经验，邓华强调全体指战员要努力学习并掌握现代技术装备和诸兵种军队的合同战术。
一九五五年三月，邓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司令员，随后，被任命同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五月六月，他参加从苏联方面接收旅大基地的工作，任接收领导小组副组长。
一九五五年十月至十一月，邓华参加组织领导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任副总导演。这是一次集团军、军两级首长—— 司令员携带通讯工具，并有部分实兵参加的抗登陆战役现地演习。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后第一次大型演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视察指导，并有全军许多高级干部参观见学。演习结束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总结讲话。演习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一九五六年三月，邓华在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就如何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问题，和周桓 (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一道作了联合发言。他们建议要明确重点防御和强调控制强大机动部队的思想; 在关于军队建设方面，他们认为，加强防空是我们当前建军、作战的头等任务。邓华形象地说： “在朝鲜战争中，咱们是光着脑袋打仗呀! 现代战争，没有强大的空军，没有掌握制空权，可不行呵! ”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为加强空军建设而大声疾呼。
邓华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军人本色。在沈阳，开始安排他住在日本关东军司令住过的房子，可他觉得那房子太大了，浪费，便主动要了处小房子，于一九五六年搬了进去。那幢关东军司令住过的房子，遵照邓华的意见改作招待所了。邓华的一位老战友回忆说：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私花过公家一分钱，或者向公家要过一件规定以外的东西。几十年来，他生活上无所奢求，自奉甚俭，始终过着廉洁清淡的生活。”①
一九五五年九月，我国人大常委会对在我国长期革命战争中有功人员授勋时，邓华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同月二十七日，国防部颁布授衔命令，授予邓华上将军衔。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华被选为中央委员。
十月，邓华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
一九五八年二三月沈阳军区党的第一届二次会议上，不少人“大跃进”的劲头很足。但邓华强调要“因地制宜地、有计划地，并在物资器材许可和不打乱原有的整个工作规划和提高训练质量条件下，展开战斗训练的大跃进。”邓华说： “所谓跃进，不能只是数量上的跃进，而且也要求质量提高，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因此在训练中要特别注意质量。”“防止走过场的形式主义。”①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邓华主持召开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检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部队工作。这是一次整风会议。他列举事实，严厉批评了虚夸浮报和弄虚作假问题，说：这种问题“发展下去有亡军、亡国、亡头的危险。我们要警惕起来，大声疾呼，为反对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②他还说： “客观的物质条件是有限制的，人们不能无根据地胡思乱想。” “我们作任何一项工作，既要重视主观能动性，又要看到客观的可能性。只看需要不看可能，就会把指标挂在空中，实现不了，一定要干，就是主观主义。”③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赶上庐山。他原想会议当是讨论工作问题，继续批“左” 。可是，在八月二日全会开会时，毛泽东长篇讲话的主旨是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了!
八月三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夫、周小舟四人。邓华被分配在批彭的这个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经痛心地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邓华也违心地对彭德怀进行揭批，但招来的却是“假批判，真保护”的指责。
紧接着，在林彪主持下，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 “反党罪行” ，追逼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同时还批斗了邓华等四人。邓华的罪名是所谓“军事俱乐部”重要成员，“反党、反毛主席” 。
批斗邓华前，毛泽东托罗荣桓给邓华带信，大意说，有些同志对你有意见，开个会让他们说一说，你要硬着头皮，好好听下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①。可是，会议一开，哪里是提意见，而是无端问罪，强加罪名，并且不许他申辩。最后，林彪在会上宣布的是： 撤销邓华在党内外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十月中旬，邓华被拉回到沈阳军区，由派去的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主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继续揭发批判。批判邓华的三人领导小组搞了一个洋洋数千言的所谓 《邓华同志反党活动材料摘要》 ，声称邓华“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残余，又是彭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野心很大，罪过甚多，同样是党内的一个危险人物。”
这个材料，是作为邓华反党罪过定案材料的，但又不同邓华本人见面，却把它塞进邓华档案中近二十年之久。直到邓华问题彻底平反后，邓华读到这个材料时，给了它十六个字： “无限上纲，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混淆是非。”①
在沈阳军区四级干部会揭批之后，邓华举家于十一月迁来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此时此刻，邓华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他本来言语不多，现在更是缄默少言了。但有时向他的夫人李玉芝迸发出一两句火山爆发式的语言： “公道自在人心! 历史将会作出结论的。”
十二月，邓华得到通知，中央已决定他转业地方。这就是说，肯定要把他撵出部队了。从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参加红军时起，三十多年来，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一直战斗在部队，先是在红军，接着是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继而是人民志愿军，随后又是人民解放军，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今天，在新中国建立刚满十年的时候，却要离开部队了，他是多么地留恋呵! 然而，邓华深深知道，这是无可挽回的了。
一位战功卓著、驰名中外的上将，人民解放军难得的高级指挥员，就这样在军事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七)
一九六○年五月，邓华到达成都。中央已经决定他担任四川省副省长。
地方工作，他不熟悉，而且分配他主管农业机械; 他在部队曾经学会驾驶汽车、坦克，算是同机械打过交道，但农业机械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当然也是陌生的。
省委中有一位主管农业的书记，省人委设有农业机械厅，厅长由一位省委常委兼任。上有农业书记，下有常委厅长，而他只是一般的省委成员;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个“戴罪之身”。这时他已五十岁。有好心人来劝导他： 你不过是挂名的副省长，还是少管点事，养养身体吧! 有的人甚至说： 现在是“困难时期” ，搞不好又会飞来横祸，要他睁只眼、闭只眼过日子。而邓华回答说： “我总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拿人民的钱，吃人民的饭，就得为人民办事。除此之外，别的我什么也不考虑。”
他立即以他那特有的战斗作风投入到新的工作。他把家略为安顿了一下，便一头扎进了农机世界。他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农业机械书刊。他下乡下厂，深入调查研究。一年之中，他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农村。几年中，他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以致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也说： “在省级领导干部中，邓华走的地方最多，接触面很广，了解情况深细，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同志。”①
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还提出给几年来县以下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这是在中国政治生活开始出现转机的表现。紧接着，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并作了自我批评。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①
在阅读有关上述方针、政策的文件时，或是听取传达讲话时，邓华的心情激动不已。一九六二年春，他在四川省级机关干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工业小组会上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革命成功了，建设上又有了一些成绩，因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脑子发热，高估产，高征购，瞎指挥，等等，这怎么会不跌跤子呢?对于七千人大会强调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很感兴趣，他借用毛泽东讲过的话说： “不让大家讲话，有一天要 ‘霸王别姬’ 的。”他衷心地希望党和国家摆脱 “左”倾等错误的影响，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②
一九六二年七月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成都市前卫街邓华寓所，寒暄两句之后，对邓华说： “中央发了文 (指《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对原犯错误的人，要进行甄别，你看对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谈谈。”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该怎样回答呢? 李井泉是受中央之托(李井泉是政治局委员)前来征求意见，真的要给以甄别平反?还是来摸阶级斗争动向，准备“钓鱼”呢?邓华注意到他仍然称自己是“犯错误的人” 。邓华踌躇了一会儿后回说“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清楚。处理过了，没意见，没要求。”
然而，李井泉的到来，还是引动着邓华思想深处的波澜。在他看来，对他的处理是一个重大的冤案，当然应当甄别平反。他和夫人李玉芝、长子邓贤诗作了深入研究后，决定向党的总书记写一个报告： 在肯定犯有“错误”的前提下，要求中央给一个书面结论。报告起草后，邓华作了认真的修改，并加以誊正，准备作为试探气球放出去。报告在家里搁置了一个星期，邓华反复分析当时政治形势，认为报告还是不寄出为好，最后将报告销毁了①。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月，邓华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并批判了所谓的“翻案风”，说： 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②。
邓华注意到，这次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新的批判，而彭德怀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却没有出席会议。邓华得以出席会议 (他仍是八届中央委员) ，是区别对待，还是留作反面教员?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政治生活方面的转机，似乎又破灭了。
参加八届十中全会回来，邓华的身体情况急转直下，特别是严重消瘦，几乎是一个星期减少体重一市斤，到一九六二年底，一个一米七的个子，体重竟下降到只有七十二市斤。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邓华到重庆治病，经医师多方检查，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至一九六四年四月这一段时间，主要是治病和休养。
一九六四年五月，邓华出院回到成都。他仍然受命主管农业机械工作，主要抓“四机一车” (指打谷机、打米机、插秧机、粉碎机和架架车) 和水轮泵的生产和推广使用。在这一工作中，邓华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通知 (即《五一六通知》) ，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并说同这些人的斗争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邓华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他得悉这个通知后，联系这些年来政治形势发展的脉络，他预感到： 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到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二十日，邓华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并通过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邓华回到成都，有人对他的处境表示担忧时，他回答说： “我不当权，尽管放心。”
他照常抓工作，照常下乡下厂。
十二月二十七日，彭德怀被由江青把持的红卫兵由成都揪去北京批斗。
这时，邓华要他的夫人李玉芝为他准备一个小提包，内装随身衣服和小日用品，他说： “这下该轮到我了，随时准备他们来揪吧! ”
一九六七年春所谓批“二月逆流”时，得悉一个一个有功之臣，一个一个的老帅，纷纷要批倒斗臭，邓华按捺不住了，他蓦地从沙发上跳起，在室内急促地走步，他想起《史记·勾践世家》中记叙的范蠡在辅佐勾践之后离去时的话语，愤愤地说： “难道真的要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了吗! ?”①
六月二日，终于轮到邓华来了，一伙红卫兵闯进他家，未出具任何文件，便将一位堂堂的副省长抓走了。康生、江青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开指名“邓华是坏人”后，迫害升级，转而关押到成都市昭觉寺临时看守所，完全被当作囚犯看待。
无穷无尽的审讯，数不清的游街批斗，一齐向这位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袭来。无论是拳打脚踢，还是棍棒加身，或是被推搡倒地，摔得口角流血，邓华始终实事求是，坚贞不屈。暴徒们说： “老实交代你的罪行! ” 回答是： “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没有什么可交待的! ” 又追逼： “你到处看地形，是准备参加 ‘二月兵变’ 。”邓华回说： “我早就没有一兵一卒了，还搞什么兵变! ”
一九六八年十月，邓华接到要他去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通知。他从临时看守所出来，有人请来了理发师，给他理了由于长期监禁而长得很长的头发和胡子。他乘飞机抵达北京，参加了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举行的全会。原来在这次全会召开之前，在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 “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要超过半数，会议才能有效，因而决定“解放”几名中央委员出来。十月十日，经毛泽东指名，邓华被宣布为得到“解放”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这样，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才达到四十人，加上从候补委员递补上来的十人，共五十人，刚刚过半数①。
邓华回到成都，不少人来看他，其中也有来拉关系的，要求他公开支持某一派，并许以结合他进省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作为报酬。不久四川省举行省党代表大会，他们特意安排他在大会上讲话。谁料他根本不谈支持哪一派的问题，而是讲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讲大联合，强调抓生产，使不少人大失所望。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邓华只被安排在省革委属下的生产指挥组下的农机小组任组长。
此时，补发了在监禁时被扣的工资一千九百多元，他拿来交作党费了。
省革委要求他在继续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时，还把小化肥生产抓起来。他不顾当时自己在政治上仍然处于困难的境地，也不顾体弱多病的身子，忘我地工作着。他说： “干什么事无私就无畏。我没得乌纱帽，也不想升官发财，只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在林彪、“四人帮”还在肆虐的年代，他和四川省农业机械战线的干部、群众一道，克服重重困难，为四川省的农业机械建设和小化肥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六九年四月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分别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八)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赵紫阳和秦基伟于这一年来四川，分别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司令员。他们在会见邓华时，分别向他透露： 要你回部队工作，你准备着吧!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讯息! 邓华非常兴奋，心想： 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历史性的重大事变终于发生：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 从而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十年到此结束。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邓华出席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调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就是说，他重新回到部队了。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他被赶出部队到重返部队，经历了十八个年头。在这个历程中，多少人在登台表演! 每一个人都在经受历史的检验。邓华，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昂着头，无愧于共产主义事业，无愧于人民群众，胜利地走过来了。
邓华这时正是六十七岁高龄。由于重返部队，他断然把吸了五十年的烟戒了。他还要好好干一场!
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他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八月二十五日，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邓华任军委会委员。
接着，他参加了十二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举行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他虽身患感冒，但仍坚持参加阔别了近二十年的军事会议。会议刚结束，身体不支，他不得不住入医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内中包括审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对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邓华在这次全会上发了言，他坚决拥护全会确定的方针和作出的决策。他在回顾一九五九年那场强加的斗争后说，那时“一找不到我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找不到我反对社会主义的事例，三找不到我反对 ‘三面红旗’ 的证据，只好抓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 (有工作关系，也有同志间的战斗友谊) 和我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和错误，进行批斗” 。“我就这样被扣上了 ‘军事俱乐部’ 成员的帽子。”邓华曾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他说： “此人非常阴险毒辣，口密腹剑，一有机会便下毒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他一方面着手撰写早就酝酿了的两篇论文： 《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的问题》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 一方面准备系统地回顾总结数十年来的作战经验，第一步先行撰写有关东北战场、解放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作战的回忆录。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他从北京去到广州，身体更差了，再次住院治疗。虽在病中，仍然抓紧时间，写作了纪念海南岛解放三十周年的长文：《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
来自海南岛的一位记者于一九八○年三月在广州访问过邓华，他在访问记中写道： 当秘书领着我们“来到老将军的卧室时，那情景真使我们十分不安。墙角竖着一樽氧气筒，老将军坐在椅上，正插着输氧管吸氧。他在抱病接见我们呢! 虽然秘书已经告诉我们，老将军患有肺气肿、哮喘病，但竟想不到这样严重。” “我仔细地端详老将军，他身着粗布便服，头戴圆顶小帽，一副普通老人的打扮，面庞消瘦，脸色苍白。”记者接着写道： “如果走在人群中，谁能料到这是我军身经百战、威震中外的名将呢! ”①
在广州期间，邓华会见了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浦安修转达了彭总在生前对邓华的战斗友谊，她说： “彭总对因他的事件而无端连累很多人，非常难过。”邓华向浦安修表达了他对彭总的深切怀念。他说，在成都时，知道彭总来川了，两人的住地相距只有二、三里路，散步二十分钟可到。可是，那时不能见面啊! 邓华说： “心想，来日方长嘛，原希望以后在北京见面的，岂料竟成永诀! ”
邓华于五月四日离开广州，取道上海回北京去。谁知到上海不久，病情突然恶化，有时竟至昏迷不醒。即使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还在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安全着想，他惦记着未完成的手稿： 《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他断断续续地说： “将来打仗，我有我的想法，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讨论，流血换来的经验是有用处的……”
当他躺在病床上，得悉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为他彻底平反的通知已经下达，并且进行传达时，他的两眼润湿了，吃力地讲道： “多想为党、为军队建设再作点工作呀，……可惜 ……可惜……来不及了! ”
一九八○年七月三日，邓华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注明者外，尚有程子华、韩先楚、曾思玉、肖锋、邓东哲、陈正湘等人的回忆文章或讲话，《邓华同志生平革命活动年表》，和访问杨得志、宋时轮、张宗逊、高体乾、袁升平、李钟奇、赵杰、浦安修、姚旭、丁甘如、杨迪、易耀彩、李静、边疆、成普、杨春茂、蔺子安、刘荡、李天、石国英、宋玉林、叶昌渠、杨雨田、张纪、戴觉生、李德绵、门长平、秦玉生、谢功贵等人的记录，以及访问邓华的亲属李玉芝、邓贤诗、邱芩、邓贤毅、邓春和等人的记录。
注释
①访问邓华的同学、亲属邱芩的记录。
①②邓华: 《自传》。
①邓华: 《自传》与履历表。
①按: 首培之回到郴县后即被敌人残酷杀害。
②参见 李克如: 《井冈山斗争的回忆》,载人民出版社《革命回忆录》第6辑。
①邓华: 《自传》;访问张宗逊记录。
①转引自李运昌: 《回顾我党领导的冀东暴动》 ,载1981年6月27日 《光明日报》 。
① 《刘少奇选集》 (上卷) 第255页。
②参见马辉之: 《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
①转引自马辉之: 《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前后》 。
②邓华于1968年写的关于挺进冀东问题的材料底稿,存邓华亲属处。
③邓华: 《自传》(1955年1月写)等。
①《聂荣臻回忆录》 (中)第502页。
②1984年6月原晋察冀根据地部分干部座谈记录。
①邓华: 《秋季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 1941年9月25日 《晋察冀日报》 。
①邓华: 《一年来的战斗与反“蚕食”斗争的初步总结》,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①邓华: 《自传》 。
①参见高体乾: 《胸怀全局》,载《军事学术》 1981年增刊第1 期。
②中国人民鲜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58页。
①高体乾: 《顺手牵羊》,载《军事学术》1981年第1期; 李化民: 《忆邓华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的作战指挥》,载沈阳军区编印的《革命回忆录(1)》。
①②高体乾: 《胸怀全局》。
①②《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617、640页。
①高体乾: 《邓华同志在辽沈、平津战役中》,载1981年10月22 日 《人民日报》。
①邓华: 《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载《琼岛星火》创刊号。
①1950年3月9日电报,存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②黄进先: 《跨海南征》,载《琼岛星火》创刊号。
①参见姚旭: 《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上)》,载《湖南党史通讯》 1985年第3期。
①姚旭: 《彭德怀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 ,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学》杂志1981年第6期。
②刘海清: 《忆抗美援朝二次战役》,载 《星火燎原》 1984年第2期。
①②李奇微: 《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4 页。
③小克莱·布莱尔: 《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 页。
④美国合众社纽约1950年12月5日转播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电。
①姚旭: 《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 (上)。
①转引自姚旭: 《从鸭绿江到板门店》 ,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77页。
①②姚旭: 《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 (上)。载《湖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4期。
①姚旭: 《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 (下)。
①姚旭: 《邓华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二、三事》 (下)。
① 《毛泽东选集》 第5卷第70页。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336页; 访问姚旭记录。
②转引自邓华: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三年来的胜利》。
①美国合众国际社1984年6月7日消息,报道美国一批销密文件中的记录。
②薛奇: 《志愿军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载《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 罗援: 《从抗美援朝战争中进行反登陆战备想到的》, 载 《军事历史》 总第8期。
①访问赵杰、姚旭、丁甘如谈话记录。
②姚旭: 《从鸭绿江到板门店》第160页。
①袁升平:《深切怀念邓华同志》,载1980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①邓华: 《在沈阳军区党的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存沈阳军区。
②③邓华: 《沈阳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7月 29日) ,存沈阳军区。
①参见邓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和邓华亲属来信。
①邓华手记,存邓华夫人李玉芝处。
①谢功贵: 《回忆邓华同志在四川工作时的二、三事》,未刊稿。
①《党史研究》 1984年第3期第52-53页。
②邓华笔记,存邓华夫人李玉芝处。
①访问邓贤诗记录。
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第70页。
①访问邓贤诗记录。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第379页; 《邓华同志生平革命活动年表》
①黄进先: 《一次难忘的会见》,载 《琼岛星火》第2辑,
推荐访问:开国上将邓华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