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国立常升、华策影视、金盾影视共同投资，陈昆晖导演，张国立和闫妮主演的都市悬疑情感剧《赎罪门》已经完成后期制作，进入发行阶段。这部剧写了异姓兄妹情，写了欲望对人性的侵袭，写了经济大潮中的罪与罚。从小说《赎罪无门》到《赎罪门》，最大的改编是“文皓”由男的变成了女的，颠覆了全部人物关系和情感方式。求索真相是《无悔追踪》式的，除死方休。情感寄托是《权力的游戏》式的，兄妹还是恋人傻傻分不清楚。张国立在剧中注入了关于电视剧的最新思考，而闫妮也奉献了她成名以来最纠结的一个角色。日前，影视独舌的记者采访了总导演兼主演张国立。
(1) 闫妮来了，文皓秒变女的
独舌：谈谈《赎罪门》这部戏的缘起?
张国立：这部剧改编自小说《赎罪无门》，讲一个有原罪的人想把自己洗白的故事，但到最后，他想赎罪都无门。我看了之后就想其实应该有门的。于是电视剧改作《赎罪门》，去掉了“无”字，给每个人都留一个救赎解脱的机会。
独舌：《赎罪门》有何特点?
张国立：我们做这个戏，把矛盾双方放在一个家里，我演的哥哥马德庆是警察，闫妮演的妹妹文皓是有原罪的商人。这个警察有他的原则、有他的职业操守，同时也是有感情、有家庭生活的人。哥哥以一个老警察的直觉，察觉到妹妹可能做了错事，但妹妹做得太天衣无缝了，他一直怀疑，一直追这个事，追了很多年都没放弃。查这么多年不是说警察没智慧，而是说每个警察都不是金刚不坏之身，都有软肋。剧中的妹妹非常聪明，能一下抓到哥哥的软肋，有一场戏，他们已经谈得很险了，文皓面对一个证物已经开始慌了，但她就能用感情把哥哥击退了。人的弱点都是因为有情，而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情。
编者按：
由国立常升、华策影视、金盾影视共同投资，陈昆晖导演，张国立和闫妮主演的都市悬疑情感剧《赎罪门》已经完成后期制作，进入发行阶段。这部剧写了异姓兄妹情，写了欲望对人性的侵袭，写了经济大潮中的罪与罚。从小说《赎罪无门》到《赎罪门》，最大的改编是“文皓”由男的变成了女的，颠覆了全部人物关系和情感方式。求索真相是《无悔追踪》式的，除死方休。情感寄托是《权力的游戏》式的，兄妹还是恋人傻傻分不清楚。张国立在剧中注入了关于电视剧的最新思考，而闫妮也奉献了她成名以来最纠结的一个角色。日前，影视独舌的记者采访了总导演兼主演张国立。
(1) 闫妮来了，文皓秒变女的
独舌：谈谈《赎罪门》这部戏的缘起?
张国立：这部剧改编自小说《赎罪无门》，讲一个有原罪的人想把自己洗白的故事，但到最后，他想赎罪都无门。我看了之后就想其实应该有门的。于是电视剧改作《赎罪门》，去掉了“无”字，给每个人都留一个救赎解脱的机会。
独舌：《赎罪门》有何特点?
张国立：我们做这个戏，把矛盾双方放在一个家里，我演的哥哥马德庆是警察，闫妮演的妹妹文皓是有原罪的商人。这个警察有他的原则、有他的职业操守，同时也是有感情、有家庭生活的人。哥哥以一个老警察的直觉，察觉到妹妹可能做了错事，但妹妹做得太天衣无缝了，他一直怀疑，一直追这个事，追了很多年都没放弃。查这么多年不是说警察没智慧，而是说每个警察都不是金刚不坏之身，都有软肋。剧中的妹妹非常聪明，能一下抓到哥哥的软肋，有一场戏，他们已经谈得很险了，文皓面对一个证物已经开始慌了，但她就能用感情把哥哥击退了。人的弱点都是因为有情，而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情。
这个戏讲的是经侦，这个警种以往的文艺作品还没怎么表现过。经侦执法不是枪林弹雨惊心动魄的，有点像马德庆戏里一开始讲的，天天查账。戏中这个案件是商人在九十年代创业时犯下的，侦查手法也是经侦这个警种建立初期的手法，现在的经济案件和侦破方法又不一样了。这部剧在立项阶段是我们和公安部共同开发的，写了经侦警察的生活，也写了复杂的人物关系。
独舌：《赎罪门》的剧本打磨了多长时间?原先是一个兄弟的故事，后来改成了兄妹，这个重大改动是怎么发生的?
张国立：从看小说算起，剧本做了一年半多的时间。一年半后剧本成型，开始筹拍，筹备阶段找了闫妮，起初是想让她演秀敏那个角色，她看完剧本后说，国立哥你要让我演秀敏我也演，没问题，但我特喜欢文皓这个角色，能不能大胆提个要求，把这个人物改成女的。我说你给我时间想一想，我想了一晚上，在脑子里把所有情节都顺一遍，哪些东西是可以舍掉的，哪些关键的东西必须解决，都要想到。我琢磨了一晚上，第二天给闫妮打电话，说我同意你这个想法。
独舌：从没有血缘的兄弟变成没有血缘的兄妹，情感基调不一样了吧?
张国立：兄弟或是兄妹，我觉得两者各有利弊。兄弟俩斗起来有一股狠劲，兄妹之间就多了一份柔情，一种爱意，很不同。这对兄妹没有血缘关系，妹妹心里是喜欢哥哥的，把他当成选男人的标准。
独舌：妹妹文皓和哥哥马德庆之间的感情很复杂。
张国立：比如剧情到最后，因为一些原因，马德庆开始自我怀疑了，反思他做警察做了一辈子，办对了什么，办错了什么。想想只有一件事含糊，就是他妹妹的事，他想给妹妹一个交代，说我怀疑你这么多年，怀疑错了。而妹妹文皓也在这个时候发现，哥哥一辈子最纠结的、心里最过不去的就是那件事，她也想给他一个交代，向他坦白那个隐藏多年的秘密，说我错了。但哥哥说什么?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我怀疑你这么多年，其实特别想向你承认错误，特别希望是我错了，可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其实他完全可以拍桌子说：我一直都是对的!我从来就没错!我可能受到《无悔追踪》的影响，那个戏是一个人追一件事追了一辈子，抓特务，到最后这个特务告诉他，我真就是那个特务，他都不信，说你别再玩儿我了。这里面的东西特别打动我。我们这个戏既有警察和对立面的这种复杂关系，也有亲情的关系，而且把两股绳拧得这么紧，是以前没有的。
(2) “味道”不复存在于中国电视剧中
独舌：有一些心理方面的戏，比如梦境和幻觉?
张国立：文皓这个角色改成女人之后，有她心理上软弱的一面，角色是男人时还没有这些。比如陈鹤强的死，在她心里挥之不去，老是做梦。梦境的部分我拍得很大胆，后来剪了很多下去。幻觉和梦境和是不同的。人在梦境中是全方位全知全能的视角，而在幻觉中是自己的主观视角。所以在秀敏出现幻觉的戏里，一定不能有画面中出现她自己的情况，人不会把自己幻觉进去。
独舌：原先按兄弟写的时候，有没有一场戏设计得很特别，舍掉了还挺遗憾的?
张国立：原来这个戏一开始我们设计的是兄弟俩同时进了医院，警察马德庆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病人，而大企业家弟弟的待遇非比寻常，市里各方面领导都来探望，形成剧烈的一个反差。哥哥都不愿意去看弟弟，哥哥要等一个移植手术，弟弟不行了，签了文件想把自己的器官移植给哥哥，哥哥都不要。故事从这儿倒叙开始的，哥俩时戏写得比较狠。
独舌：现在很多观众偏爱强情节、快节奏的戏。
张国立：大家喜欢情节强烈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娓娓道来了。在这个剧本上我犹豫的次数是最多的，看得最多遍，改得最多遍，各种各样的版本。我和编剧都不断地调整，我还是希望做柔和一点的现实主义作品，不要有狗血的东西。故事一定要沿着人物关系走，极端事件会导致人物关系发生变化，一个极端事件就会让人物所有的任务动作都变了，一个接一个，走偏就找不回来了。我属于老派做戏剧的，看戏、拍戏永远是沿着戏剧规律，讲求人物关系、规定情境，我觉得这是基础的东西，脱离基础就是乱扯了。节奏方面，不管疾步如飞也好，平稳信步也罢，都要符合规定情境，不能让人觉得进了沙子地走不动，在一个地方翻来覆去地说，没必要，应该紧凑。
独舌：现在剪片子的时候会有意识地让节奏快些，还是保持平稳信步?
张国立：现在“味道”这两个字在中国电视剧业已经不能生存了，因为它是一个慢的东西。我拍《原乡》时在婺源，拍的时候感觉太有味道了，有些镜头我拍得真是很慢，因为那个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人从石桥上走过去，太美了。后来剪的时候他们说你这太慢了，全都给我剪掉了。
独舌：面对现在的电视剧市场，是不是挺感慨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张国立：我老想，我是不是已经不会拍电视剧了，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怎么让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关注?当然我知道关注还是有的，只不过是曾经的那种辉煌不再，像拍《铁齿铜牙纪晓岚》和《康熙微服私访记》那会儿，还没拍完电视台就催：快点拍啊，快点剪啊。那种时候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做了二十多年戏剧的人，现在拍戏还是在一线卫视播出，收视率保证在前十，我应该感到欣慰了。应该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结果可能不是当下最需要的，不是市场最需要的，但起码不会后悔。
独舌：那时候您拍的古装戏很经典。
张国立：我原来拍古装戏的时候，一直认定的是章回小说的风格，或者说中国古代的说书传统，醒木一拍，啪!且听下回分解，那力量是很强大的。然后再把演员角色弄好，生旦净末丑都立起来。然后加点笑料，现在叫加喜感。过去我被批是“戏说历史”;一直解释我们是“戏剧之说”，不是“游戏之说”。看看现在的古装戏，如今再说“戏说历史”，我不够格，评十个人都评不着我。古装戏现在全都变了，说句玩笑话，全是皇上的弟弟爱上嫂子的事儿。这种戏我拍不了。然后拍现代题材，《大生活》、《养父》、《亲兄热弟》、《你是我爱人》《不如跳舞》《赶走你的忧郁》……都是写都市小人物、普普通通的人，温暖现实主义题材，这种戏有它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在《赎罪门》的后期剪辑中，我们特意剪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戏，加快了剧情推进的速度，为的就是更适应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
(3) 原罪是时代馈赠和历史必然
独舌：您一般怎么挑剧本?
张国立：我现在天天看剧本，每天两点才睡，一大早起来，读很多剧本。判断剧本好不好，看故事和人物关系搭建得怎么样，一看就能看出来，就能知道作者水平在什么段位上。
独舌：现在我们这代人真的看了很多欧美电视剧。
张国立：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我在两会上就提这个，今天大家上网就能看到各种外国电视剧，我们中国电视剧的创作者还要面对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和限制。很多题材、故事都不能写，包括现实中发生的反腐事件，一看就觉得是大片儿，可离真正付诸文艺作品还有相当一段时间。美剧我也看，比较喜欢《绝命毒师》，有人物，有情感，有任务度，有人的心路历程，这才像个戏剧。
独舌：《赎罪门》的案件发生在九十年代，那时下海捞第一桶金的人，有原罪是不是很普遍?
张国立：这都是时代造成的，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美国也是一样，你看《美国往事》，他们起家也有原罪。九十年代是经商大潮的开始，最初进入商海的那批人都不简单，可能有原罪，这个原罪也不是说故意缜密设计好了要害谁，是一步一步就推到那儿了。像戏里的文皓，她创业也没想到会死人，她有她的善良，所以陈鹤强死后，她会照顾他的老婆孩子，但后来秀敏和马德庆之间发生感情，这让她不乐意了。那个时代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戏里几个创业伙伴一个去坐牢，其他人在外面赚钱，这种事当时太多了，弟弟替哥哥坐牢;司机替领导坐牢，出来给补偿。当时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这样，金钱至上。
独舌：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
张国立：我那时候，当小演员啊!
独舌：有没有感受到时代风气，怎么没去做生意?
张国立：我没本钱。确实，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去做生意，我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大老板，那时跟我一个单位的，他有本钱，就去倒腾录音机，到福建晋江那边买那种砖头录音机回来卖，去一次倒十个回来，来来回回也挺受罪，但几个来回就成万元户了，那会儿万元户还得了啊!收音机倒着倒着，开始倒电视机，最后成了一个大商人。十五年后，我也火了，有次去广州拍广告，住在宾馆里，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就是这哥们儿。我说你消失十几年去哪儿啦?他说我去美国发展了，我在这家宾馆长期包房，跟他们说过你是我哥们儿，你等着我!几个小时后开着加长林肯就来了，进门一看说怎么能住这儿呢!开了总统套房，我俩聊了一晚上，聊他怎么创业，真是不容易。所以说，历史的一个节点上，你可能是这样，他可能是那样。我们当年文工团的那拨人里，他成了一个商人，我是唯一一个还在做这行的人。其他人散得散，死得死。大浪淘沙。
独舌：那时候商品经济或者说物质的诱惑到底有多大?
张国立：非常非常大。那时候我们文工团的工资，学员是十八块，正式演员是二十四块。顿顿都在职工食堂吃，还能省下五块钱。我省了好几个月，给我爸买了个帽子、买了双鞋，我跟我妈说，你瞧，我给爸从头买到脚。那时候能有录音机就特令人羡慕。我年轻时候一直想买辆摩托车，叫重庆嘉陵50，橘黄色的，汽油的，噪音极大，打火得用脚踩，大概三百多块。存呐存呐，存到最后，也没买起。
独舌：于是买了个自行车?
张国立：也没有，那会儿买自行车还得抓票，我也没抓着。摩托车也没买成，自行车也没买成，就买了块手表，我爸去给我买的。所以那时候物质对我们的诱惑是相当大的。如果那会儿我有本钱，我也会去做生意。
独舌：现在您的公司除了电视剧，还在参与综艺节目?
张国立：对。其实我本不喜欢综艺，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节目学台湾、学韩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做文化的人，综艺节目居然全靠搬别人的模式，我觉得不可理解。我在做综艺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点，我不老，我脑子够用。我掌握了它的规律，我还想做研发，无非就是节目模式嘛。二十多年前，我在澳洲看电视，就觉得人家怎么有那么多好点子。让大家都拍案叫绝的好点子，我们也能想到。
补白
制片人陈励(国立常升)：《赎罪门》从现在回望过去，讲的是九十年代的一个案件，在当下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一部当下题材的、向前看的、正能量的戏。这部戏从小说到剧本改编难度很大，拍摄时九十年代是一套服化道，当下戏又是一套，做到精益求精;场景也很广泛，光转换场景就有四百多个。启用了很好的演员阵容。在一剧两星的市场环境下，是有一定制作难度和风险的，整个团队承受的压力相当大，但我们做好戏，不将就。
制片人朱克虎(华策)：华谊、华策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拍摄一部电视剧，这还是第一次，同时联合了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一起做。《赎罪门》这个题材很特别，很另类。我们都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很多企业家的发展轨迹都与剧中情形很类似，这部戏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既不可理解，也可理解。既不可原谅，也可原谅。现在电视剧年产量一万五千多集，明显供大于求。很多电视剧是为了迎合观众的胃口，不是从艺术创作上去引领市场，这样下去会危险。现在电视剧不缺数量，缺质量，我们坚持做精品，让人感到新鲜。
制片人郭现春(金盾影视)：《赎罪门》是从大的背景展现一个为国家经济保驾护航的新警种，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诈骗、金融犯罪之类的案件越来越多，公安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由经济保卫和刑事侦察两方面的队伍组成。这个警种出现也有年头了，我们公安系统内部很了解，但其他人了解得不多，通常一想到警察就是抓杀人放火刑事案件的警察。前几年经侦警察吕铮的小说《赎罪无门》出来，我们看了觉得很好很真实。拍这部电视剧，公安部宣传局和公安部经侦局都大力支持，从体验生活到提供最新的经济犯罪案例。这个剧里有过去的案子，也有现在的案子，比如假币案，都是跟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警示教育意义。我做了这么多年公安题材的影视剧，觉得这个剧是既好看又厚重的，是一部公安题材的品质剧。
卢雷(编剧之一)：我们的编剧团队有50后、70后、80后，每个人发挥优势取长补短。我们侧重情感上进行“罪”的深究，罪的深层是痛苦，它会蔓延。文皓无意间犯下了一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家庭的崩溃，也导致她的生活多米诺骨牌般的倒塌。马德庆也是在这种罪当中，因为亲情的关系，也掉入痛苦里头。一定要给人呼吸的空间，当今需要温暖和积极的东西，让人物看到自己罪的同时看到阳光。因为有阳光才痛苦，这是互相的辩证关系。我们现代人都需要面对这种问题，找到一个出口，怎么解决?只有坦白。
【文/掌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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