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初年(1017)，新中进士庞籍被授官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司理参军，他风尘仆仆的赶往黄州报到就职。在州衙，庞籍受到了知州夏竦的热情欢迎。夏竦善相面，闲谈中，他对庞籍说： “你前途无量啊! 我的将来不过是一位使相而已，而你的将来则是做真宰相啊!”然后又评论庞籍的手相说： “你将来虽然富贵，但并不富裕，这一点倒不如我了。”
三十年后，夏竦的话幸而言中，庞籍累迁至宰辅，登上相位。不过，夏竦的另一句话也应验了，庞籍成为北宋仁宗时著名的“田园贫宰相”。
一
庞籍，单州成武(今属山东)人，字醇之，端拱元年(988) 生于当地一个出名的地主家庭，其父庞格，曾官至国子博士，但庞家其他并无显宦之人，故家人对他期望很大。
自幼庞籍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他聪颖好学，博览群籍，年纪轻轻就已成饱学之士。大中祥符八年(1015)庞籍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遂被除授黄州司理参军，这是辅佐知州审理刑事案件的专门职务。黄州通接淮楚，襟带江汉，临深负险，屹为雄镇，为繁剧之地。因此，狱讼繁杂，事多棘手。但庞籍莅任处事，勘鞫狱讼，足智多谋，得心应手，很得知州夏竦的欣赏，视他为左右手，备加信任。
有一天，庞籍感到身上有些不舒服，便向夏竦请假。夏竦准其假，嘱其好好休息。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夏竦得庞籍家人来报，说庞籍已经死了。夏竦闻听大惊，说： “什么病?才几天便死了。”随即急促促赶到庞籍住所，只见庞籍的家属正悲天呼地的痛哭，并准备后事，为庞籍发丧。夏竦粗通医道，他命人端来灯，仔细察看了庞籍的面色后说： “庞籍没有死，他是被庸医治坏了。庞籍患的阳澄伤寒，只要对症下药，病很快就会好的。”于是出方承气汤，命人亟去买了药来为之灌下，果然不一会儿，庞籍就醒过来了，再过几天便痊愈了。此事一时传为佳话，说庞籍吉人天相，大难不死，必能大富大贵。庞籍对这些话虽不尽以为然，但也盼着仕途通达，能出人头地。
乾兴元年(1022)，真宗病卒，仁宗赵祯继位。庞籍得夏竦的大力举荐，调任开封府兵曹参军。开封是北宋的首都，事更繁杂，职任更重，但庞籍亦更兢兢业业，有着才气超然、卓荦不群的表现，于是再得知开封府薛奎的赏识，以其精明强干，善理疑难，复荐改为法曹参军，执掌着开封府的刑名之政。后迁大理寺丞、知襄邑县(治今河南睢县)。
仁宗命修《天圣编敕》，庞籍被召入京，参预修撰。书成，擢为刑部详复官，专门负责审查全国各地已判决的大辟案件，驳正其违失断决与否。继又迁京朝官，任群牧司群牧判官。
群牧司执掌全国马政，负责督察各地有关饲养国马事务，检查官马繁殖与增减情况，转发有关马政的诏令、文牒于各养马院与养马监。庞籍任职以后，即被派出到各地检查各养马坊与养马监，核察官马繁殖增减等情况。在巡察中他发现，由于承平日久，国初以来制定的一些积极有效的规章制度开始废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官吏以权谋私的状况日加严重，他对此深以为忧，回京后即向仁宗上了一道奏疏，极言时弊说： “按照祖宗之制，官马不能借给臣下私用，是因为朝廷以武备为首务。可最近枢密院却以带甲马匹借给内侍杨怀敏，群牧司复奏皇上，才赐予一匹。三天以后，枢密院又复借给私人了，过了几天却又不借了。枢密院为职掌朝廷机密的军事机构，做事竟如此反复无则。平时，群臣百官向朝廷奏事，皇上即送中书、枢密院讨论。而近年以来有人则不按程序奏闻，或直接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尤其是近来政务繁杂，朝敕命令亦多于前，有些诏书则多自内宫降下，不经三省讨论驳正，如此很难防范循私情、走后门等小人所为。以前，昭庆公主的儿子王世融殴打官吏，按律应当缴纳赎金以免刑处，朝廷则特以勒停加重处罚。近来却有内廷作坊物料库主吏盗窃官物，只因是宫廷之亲而逃避罪责，有司亦不究治。现在的法制如此不如往昔，臣深感困惑。大中祥符年间朝廷令严厉约束各地州县下属部门，结果，州县衙门的胥吏相率不辞而别，州县长官受到惩罚，朝廷却无人敢勇于承担责任。此类情形亦应有法令规定。”他的上疏受到仁宗重视，仁宗为此下诏，申严法制，其中规定： “凡遇内宫所降诏敕，百官可以拒绝执行，执章抗奏。” 庞籍亦先出知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又擢为殿中侍御史。
仁宗即位之初，以年幼奉遗诏尊真宗刘皇后为皇太后，真宗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仁宗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刘太后垂帘听政十年病卒，遗诏仁宗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让杨氏继承她的垂帘听政制度。礼部为此专门把刘太后垂帘制度修成为《内东门仪制》三卷，准备由杨太后继续使用。但围绕着太后的遗诏，还要不要垂帘听政，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廷臣们多数认为，仁宗皇帝这时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独立处理政事了，不必再由太后称制。经过反复辩难，决定只存杨太后之号，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由仁宗独立主政。在这场争论中，庞籍站在大多数主张撤帘还政的廷臣一边，上书仁宗，力陈垂帘听政之非，要求仁宗亲自听政，并主张将《内东门仪制》统统烧毁。最后，杨太后退居后宫，不敢参预朝政，仁宗得以亲政。
仁宗亲政后，庞籍又在正肃朝纲等方面，屡献良策，他说： “陛下躬掌万机，关键是如何用人。要在辨别邪正奸伪，任用贤正，防止朋党。选用大臣要采取众人公论，而不能听某些人的一面之辞，使那些勇于进取即忠正刚直的人布列朝廷，襄治国事。”当时，宰相张士逊为固相位，不惜采用排挤异己的手段，还暗地派人到各地选美女入宫，皇室后苑制作珠玉宝器的工匠也倍增于前，为此，庞籍在奏疏中还提出要“以俭约为师，以奢靡为戒，重惜国费。”实际上是不点名的弹劾张士逊的所作所为。张士逊此时正得仁宗的宠信，言官们当时说话，都千方百计地迎合张士逊，像庞籍这样直斥其行径的不多，因此庞籍深得同僚们的佩服，称他不愧为“天子御史”。
此时，亲政后的仁宗亦开始放纵色欲，常常深居九宫、贪恋女色而妨废政事。他尤宠爱新选入宫的尚氏、杨氏等美人，钟鼓弦乐之声，昼夜不断。尚氏等人则依恃仁宗的宠幸，毫无顾忌，有恃无恐，竟遣内侍随意以“教旨”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朝廷大臣对此都缄口不言，深怕有所得罪。又是庞籍，上书直言，痛切陈谏。他说： “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后宫美人妄称‘教旨’而发号施令、干扰府政的先例。今尚美人与内侍韩从礼等一起破坏国家法度，臣担心这会影响圣上的圣德，乞朝廷杖责违法内侍，以儆他人。”仁宗不得已，遂下诏责斥尚美人、杖笞宦官韩从礼，并令有司： “今后凡是自内宫传人的命令，有司有权拒绝执行。”从此后宫肃然，朝政也免受后宫干扰。庞籍更赢得忠鲠之誉。
曾一度受仁宗宠任的三司使范讽以权谋私，先为阿附自己的左藏监库吴守则虚报政绩，迁其官职，继又因吴守则的女儿嫁内宫尚美人的弟弟，范讽以贺礼为名送吴守则银质马鞍，以图得尚美人的欢心，固结权位。对范讽这种放旷不轨，不遵礼法，毫无廉耻的行为，庞籍颇为反感，为了端正官风，他先后数次上书弹劾范讽，建议朝廷严惩范讽，以儆效尤。但范讽与宰相李迪关系密切，李迪极力偏袒他。这样一来，不仅庞籍的奏疏皆被留中不发，搁置起来，而且庞籍还被冠以言宫禁事不实的罪名，遭到贬黜，以祠部员外郎罢为广南东路转运使。陛辞之际，他仍对仁宗说： “范讽的罪若不加惩处，臣担心官风将日趋腐衰，西晋之乱将会重演，还请圣上深思。”仁宗仍不醒悟，反而以他弹劾范讽之事有出入、不尽实为名，再降其官太常博士、贬知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西)。及至后来范讽失宠，复为宰相吕夷简所厌恶，仁宗才下诏追查范讽的罪行，贬范讽为武昌军节度行军司马，申斥败坏士风的行为。景祐三年 (1036)，庞籍亦由福建路转运使召入为侍御史，复改刑部员外郎、知杂事，迁判大理寺，晋天章阁待制，渐渐恢复仁宗对他的信任，并在此后逐渐得以重用。
宋真宗天禧初年(1017)，新中进士庞籍被授官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司理参军，他风尘仆仆的赶往黄州报到就职。在州衙，庞籍受到了知州夏竦的热情欢迎。夏竦善相面，闲谈中，他对庞籍说： “你前途无量啊! 我的将来不过是一位使相而已，而你的将来则是做真宰相啊!”然后又评论庞籍的手相说： “你将来虽然富贵，但并不富裕，这一点倒不如我了。”
三十年后，夏竦的话幸而言中，庞籍累迁至宰辅，登上相位。不过，夏竦的另一句话也应验了，庞籍成为北宋仁宗时著名的“田园贫宰相”。
一
庞籍，单州成武(今属山东)人，字醇之，端拱元年(988) 生于当地一个出名的地主家庭，其父庞格，曾官至国子博士，但庞家其他并无显宦之人，故家人对他期望很大。
自幼庞籍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他聪颖好学，博览群籍，年纪轻轻就已成饱学之士。大中祥符八年(1015)庞籍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遂被除授黄州司理参军，这是辅佐知州审理刑事案件的专门职务。黄州通接淮楚，襟带江汉，临深负险，屹为雄镇，为繁剧之地。因此，狱讼繁杂，事多棘手。但庞籍莅任处事，勘鞫狱讼，足智多谋，得心应手，很得知州夏竦的欣赏，视他为左右手，备加信任。
有一天，庞籍感到身上有些不舒服，便向夏竦请假。夏竦准其假，嘱其好好休息。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夏竦得庞籍家人来报，说庞籍已经死了。夏竦闻听大惊，说： “什么病?才几天便死了。”随即急促促赶到庞籍住所，只见庞籍的家属正悲天呼地的痛哭，并准备后事，为庞籍发丧。夏竦粗通医道，他命人端来灯，仔细察看了庞籍的面色后说： “庞籍没有死，他是被庸医治坏了。庞籍患的阳澄伤寒，只要对症下药，病很快就会好的。”于是出方承气汤，命人亟去买了药来为之灌下，果然不一会儿，庞籍就醒过来了，再过几天便痊愈了。此事一时传为佳话，说庞籍吉人天相，大难不死，必能大富大贵。庞籍对这些话虽不尽以为然，但也盼着仕途通达，能出人头地。
乾兴元年(1022)，真宗病卒，仁宗赵祯继位。庞籍得夏竦的大力举荐，调任开封府兵曹参军。开封是北宋的首都，事更繁杂，职任更重，但庞籍亦更兢兢业业，有着才气超然、卓荦不群的表现，于是再得知开封府薛奎的赏识，以其精明强干，善理疑难，复荐改为法曹参军，执掌着开封府的刑名之政。后迁大理寺丞、知襄邑县(治今河南睢县)。
仁宗命修《天圣编敕》，庞籍被召入京，参预修撰。书成，擢为刑部详复官，专门负责审查全国各地已判决的大辟案件，驳正其违失断决与否。继又迁京朝官，任群牧司群牧判官。
群牧司执掌全国马政，负责督察各地有关饲养国马事务，检查官马繁殖与增减情况，转发有关马政的诏令、文牒于各养马院与养马监。庞籍任职以后，即被派出到各地检查各养马坊与养马监，核察官马繁殖增减等情况。在巡察中他发现，由于承平日久，国初以来制定的一些积极有效的规章制度开始废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官吏以权谋私的状况日加严重，他对此深以为忧，回京后即向仁宗上了一道奏疏，极言时弊说： “按照祖宗之制，官马不能借给臣下私用，是因为朝廷以武备为首务。可最近枢密院却以带甲马匹借给内侍杨怀敏，群牧司复奏皇上，才赐予一匹。三天以后，枢密院又复借给私人了，过了几天却又不借了。枢密院为职掌朝廷机密的军事机构，做事竟如此反复无则。平时，群臣百官向朝廷奏事，皇上即送中书、枢密院讨论。而近年以来有人则不按程序奏闻，或直接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尤其是近来政务繁杂，朝敕命令亦多于前，有些诏书则多自内宫降下，不经三省讨论驳正，如此很难防范循私情、走后门等小人所为。以前，昭庆公主的儿子王世融殴打官吏，按律应当缴纳赎金以免刑处，朝廷则特以勒停加重处罚。近来却有内廷作坊物料库主吏盗窃官物，只因是宫廷之亲而逃避罪责，有司亦不究治。现在的法制如此不如往昔，臣深感困惑。大中祥符年间朝廷令严厉约束各地州县下属部门，结果，州县衙门的胥吏相率不辞而别，州县长官受到惩罚，朝廷却无人敢勇于承担责任。此类情形亦应有法令规定。”他的上疏受到仁宗重视，仁宗为此下诏，申严法制，其中规定： “凡遇内宫所降诏敕，百官可以拒绝执行，执章抗奏。” 庞籍亦先出知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又擢为殿中侍御史。
仁宗即位之初，以年幼奉遗诏尊真宗刘皇后为皇太后，真宗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仁宗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刘太后垂帘听政十年病卒，遗诏仁宗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让杨氏继承她的垂帘听政制度。礼部为此专门把刘太后垂帘制度修成为《内东门仪制》三卷，准备由杨太后继续使用。但围绕着太后的遗诏，还要不要垂帘听政，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廷臣们多数认为，仁宗皇帝这时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独立处理政事了，不必再由太后称制。经过反复辩难，决定只存杨太后之号，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由仁宗独立主政。在这场争论中，庞籍站在大多数主张撤帘还政的廷臣一边，上书仁宗，力陈垂帘听政之非，要求仁宗亲自听政，并主张将《内东门仪制》统统烧毁。最后，杨太后退居后宫，不敢参预朝政，仁宗得以亲政。
仁宗亲政后，庞籍又在正肃朝纲等方面，屡献良策，他说： “陛下躬掌万机，关键是如何用人。要在辨别邪正奸伪，任用贤正，防止朋党。选用大臣要采取众人公论，而不能听某些人的一面之辞，使那些勇于进取即忠正刚直的人布列朝廷，襄治国事。”当时，宰相张士逊为固相位，不惜采用排挤异己的手段，还暗地派人到各地选美女入宫，皇室后苑制作珠玉宝器的工匠也倍增于前，为此，庞籍在奏疏中还提出要“以俭约为师，以奢靡为戒，重惜国费。”实际上是不点名的弹劾张士逊的所作所为。张士逊此时正得仁宗的宠信，言官们当时说话，都千方百计地迎合张士逊，像庞籍这样直斥其行径的不多，因此庞籍深得同僚们的佩服，称他不愧为“天子御史”。
此时，亲政后的仁宗亦开始放纵色欲，常常深居九宫、贪恋女色而妨废政事。他尤宠爱新选入宫的尚氏、杨氏等美人，钟鼓弦乐之声，昼夜不断。尚氏等人则依恃仁宗的宠幸，毫无顾忌，有恃无恐，竟遣内侍随意以“教旨”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朝廷大臣对此都缄口不言，深怕有所得罪。又是庞籍，上书直言，痛切陈谏。他说： “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后宫美人妄称‘教旨’而发号施令、干扰府政的先例。今尚美人与内侍韩从礼等一起破坏国家法度，臣担心这会影响圣上的圣德，乞朝廷杖责违法内侍，以儆他人。”仁宗不得已，遂下诏责斥尚美人、杖笞宦官韩从礼，并令有司： “今后凡是自内宫传人的命令，有司有权拒绝执行。”从此后宫肃然，朝政也免受后宫干扰。庞籍更赢得忠鲠之誉。
曾一度受仁宗宠任的三司使范讽以权谋私，先为阿附自己的左藏监库吴守则虚报政绩，迁其官职，继又因吴守则的女儿嫁内宫尚美人的弟弟，范讽以贺礼为名送吴守则银质马鞍，以图得尚美人的欢心，固结权位。对范讽这种放旷不轨，不遵礼法，毫无廉耻的行为，庞籍颇为反感，为了端正官风，他先后数次上书弹劾范讽，建议朝廷严惩范讽，以儆效尤。但范讽与宰相李迪关系密切，李迪极力偏袒他。这样一来，不仅庞籍的奏疏皆被留中不发，搁置起来，而且庞籍还被冠以言宫禁事不实的罪名，遭到贬黜，以祠部员外郎罢为广南东路转运使。陛辞之际，他仍对仁宗说： “范讽的罪若不加惩处，臣担心官风将日趋腐衰，西晋之乱将会重演，还请圣上深思。”仁宗仍不醒悟，反而以他弹劾范讽之事有出入、不尽实为名，再降其官太常博士、贬知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西)。及至后来范讽失宠，复为宰相吕夷简所厌恶，仁宗才下诏追查范讽的罪行，贬范讽为武昌军节度行军司马，申斥败坏士风的行为。景祐三年 (1036)，庞籍亦由福建路转运使召入为侍御史，复改刑部员外郎、知杂事，迁判大理寺，晋天章阁待制，渐渐恢复仁宗对他的信任，并在此后逐渐得以重用。
二
自真宗景德初年，宋朝与辽朝签定了屈辱的“澶渊之盟” 后，北方的边患暂时得以缓解。但此后，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却迅速的发展起来，党项族首领、宋封西平王赵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位，开始谋求摆脱宋朝的控制。元昊推行党项传统的秃发方式，禁用汉人风俗结发; 废除唐宋两朝所赐李、赵姓氏，复用党项原姓“嵬名”; 废用宋朝年号纪年，自立年号曰“大庆”; 升兴州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扩建宫城殿宇。同时发动对外扩张战争，连年对吐蕃、回鹘等族用兵，领土扩至“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占有银、夏等十余州在内的广大区域。并开始派兵入侵宋朝边地，把数十万军队布署于临宋边界地区。景祐五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厦，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建文字、礼仪制度等，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同时也成为宋朝强大的竞争对手，形成宋朝的一大边患。这使仁宗倍感震惊，遂急作部署，重新起用前相王曾(时判河南府)为枢密使，专典军政。又诏令陕西、河东等地整饬边备，断绝与党项的互市和榷场贸易等。为了选任一位既有将才、又有智谋的人全力经营西边，对付元昊，仁宗斟酌再三，选中了庞籍，任命他为陕西体量安抚使、都转运使，全权处理对西夏的军政事务。
庞籍到任陕西、充任边疆大吏后，认真落实朝廷整饬边备的诏令，亲自巡访各地，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边防军事设施的建设，陕西的边防一时颇见成效。但这时，开封府府吏冯士元来陕西境偷贩女口事发，作为陕西长官的庞籍被人弹劾“失察”，结果获贬职处分，降知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徙知同州 (治今陕西大荔)，许久以后，才复职为陕西都转运使。
宝元二年(1039)，西夏军大举入侵宋境，兵锋直指宋西部边防重镇延州城(今陕西延安)。同时，元昊又打出讲和的旗号，以麻痹宋朝。仁宗不思认真备战御敌，却对元昊讲和的话深信不疑。次年二月，元昊率大军十余万攻打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宋方因松懈不备，措手不及，使夏军如入无人之境，相继攻陷安远、塞门、永平等寨堡，兵临延州城下。宋军仓促应敌，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西河口)一带，宋夏两军决战。鏖战中，鄜延路兵马都监黄德和畏敌先逃，致使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宋将刘平等人被擒。时值天降大雪，夏军撤退，延州城赖获保全。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仁宗下令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黄德和为了推卸自己临阵遁逃的罪责，诬称刘平投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的仆人，使其依附自己作伪证，结果刘平家族二百余人被朝廷拘捕。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受命审理此案，庞籍也奉命为同审官，他们事实求是，认真调查，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真像。但黄德和拉拢其同党，危言耸听，反诬称文彦博、庞籍审案不实，要求朝廷重派御史审理案情。庞籍和文彦博据理力争，以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黄德和的罪行，案情大白。庞籍就此上书仁宗，以黄德和畏敌潜逃，应依律正法; 刘平力战遭擒而殁，应嘉其忠勇，释放其家人，抚恤其子孙。最后，仁宗采纳了庞籍的意见，黄德和等终于被诛，伸张了正气。
为了平定内忧外患，朝廷的财政开支当时急剧增长，加上宫中费用奢侈，毫无节制，须索烦多，出纳不严，有关部门又失于检查，致使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情况日甚一日。另朝廷的赏赐也毫无节制，朝廷中的内侍、医官、乐官，得赐尤繁且重，被天下人目之为“三官”。为此，庞籍上书说： “近年以来，灾异频繁，久旱不雨，臣认为宜效法先帝，修德弥灾，凡朝廷所费，宫中所用，应严加裁减。现在国家驻兵于西部边疆，将士浴血奋战，得不到功赏，而‘三官’无功; 却赏赐丰厚，将使天下人怨恨而失人心。愿朝廷稍加裁抑，赏罚分明，激励战功，则外寇就不难平定了。”他的上书，得到朝廷中忧国忧民之士的赞同，仁宗也嘉奖他的忠心，诏进其官龙图阁直学士，命他改知延州，继之，又兼任鄜延路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次年，再改延州观察使、换左谏议大夫。
自元昊攻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诸寨，破五龙川等地以后，陕西路沿边州军百姓不断遭受夏军焚掠，居民生活相当困苦，十余万宋军也没有营垒，散居于边境各州军老百姓家，军纪相当散漫。为此，庞籍采取许多切实有力的措施，令各地修治颓废的城池村寨，安顿百姓恢复正常的生活与生产，招抚安置流亡。并严格整顿军纪，禁戍军不得骚扰侵害百姓，违者严加惩处，使各地戍军皆不敢以身试法，寄居民家者，也做到了秋毫无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他又积极采取备战御边的各项措施。经亲自巡察，他发现延州以北金明寨西北有一条浑州川，两岸地区土地肥沃，宜于耕种。河上游有桥子谷，是通往延州的咽喉之地，也是历来西夏军队入侵的必经之路。为此，庞籍命得力部将狄青率军万余人驻扎于此，并在川尾谷地修筑了城堡名“招安寨”，以为长久之计。又招募百姓在河两岸地区垦田耕种，收取租税以瞻养守军。这样，军民两安，边防大固。
庞籍又激励士气，组织当地驻军主动出击夏军。部将周美攻取承平寨，王信收降了龙安寨，迫使夏军后撤，大片失地得以收复。庞籍令在收复之地修筑了十一座城寨，以巩固胜利果实。然后开通德癿名、平戎等地的道路，加强了永和、乌仁关等地的防御能力。他还总结了历次作战的经验，变更宋军原来的东西阵法为方阵法，重点配备各军的兵甲器械，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数次挫败了夏军的几次入侵，使之不敢贸然侵犯鄜延地区，也有力地支援了他路，阻遏了夏军的攻势。更使元昊感到疲惫不堪，便打算与宋朝讲和，即派使臣李文贵携带书信见庞籍，要求庞籍转达宋廷。
庞籍深知元昊刚愎用事，求胜心切，这也可能是元昊大举入侵故意放出的烟幕，于是作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备战，檄令签书同州、鄜州判官事种世衡在延安城东北要冲之地故宽州城，兴建新城，作为延州城的屏藩(城建成后，仁宗赐名“青涧城”)。另一方面答应元昊的要求，向朝廷转达了元昊讲和的意思。仁宗得知元昊有意讲和，遂密诏庞籍派人去西夏商谈讲和条件，说如果元昊愿意称臣，即使他仍僭越称帝也没关系。庞籍接到密诏后，认为元昊骄气还很盛，若派人去劝说元昊，便会使之认为宋朝软弱无能，西夏就会更加傲慢，不把宋朝放在眼里，即使讲和也会是屈辱的。于是庞籍仅把西夏使李文贵遣回，而没有派人去。
元昊以宋朝没有诚意，于庆历二年(1042)秋，经过一番策划，又出动两路大军，南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实施其经渭州(今甘肃平凉)东南进入关中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定川寨(今固原北)败宋军后，欲乘胜东进，却不料在潘原为宋军所败。庞籍与知庆州范仲淹这时也都派军狙击夏军，使夏军损失很重，元昊不得已退回。庞籍趁机采用反间计，离间元昊与其大臣野利旺荣的关系，使元昊处于内外应付的境地。加之连年战争，西夏国内民穷财尽，人怨沸腾，党项部众的厌战情绪日甚一日，野利旺荣积极主和，遂被元昊派往宋朝来议和。宋仁宗于是命庞籍为特使，出使西夏。
庞籍至西夏后，与野利旺荣举行正式会谈，但在礼节问题上发生分歧。野利旺荣以西夏贵臣自居，坚持在称呼上对他以国宾相待。庞籍认为，元昊是宋朝的臣下，怎能以国礼对待野利旺荣呢?尽管有仁宗可不拘礼节的密诏，但庞籍仍坚持在礼节上宋朝决不屈服退让的态度。为了能使谈判进行下去，庞籍便提出按照西夏来书中的称呼，称野利旺荣为“宁令”或“谟宁令”(宁令西夏语意为大王，谟宁令即天大王)。野利旺荣自知礼屈，只得表示同意。
此后，宋夏双方议和的步伐加快。庆历三年(1043)，元昊看到不能在军事上再沾更大的便宜，于是再遣伊州(今新疆哈密)刺史贺从勖来宋，通过庞籍要求见仁宗，再谈议和条件。
最初，元昊称宋为“东朝”，自居“西朝”，与宋朝对立。继之又提出以小国事大国之礼待宋，自己仍称帝。庞籍则数次与之争辩，坚持其臣宋之礼。虽然仁宗想委曲求全，庞籍仍不让步。贺从勖这次来上书，元昊则在书中自己改名曰“曩霄”，称“儿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欲用子事父之礼代替臣事君之礼。贺从勖辩解说： “子事父，犹如臣事君。”并要宋朝割让三州十六县土地相赠。庞籍明确地告知对方： “你们要战，我奉陪到底。若不战而降，则所请赏爵封国，皆有常制，我决不食言。至于割地，则闻之未闻，万万不能，对此不必讨价还价。”贺从勖要进京面见仁宗。庞籍即一面送他入京，一方面上书仁宗说： “西夏很久未与我朝通市，经济困难，人民怨愤，希望宋夏和好。现在看他的来书，辞气不再傲慢，必然有改恶从善臣服宋朝之心。若圣上决不让步，拒绝子事父之礼，元昊必定愿意俯首称臣。凡名称、礼数及其所求之物，亦应尽量裁损，若实不得已，再稍增许多。若对其所求不加裁抑，臣恐其豺狼之心，贪得无厌，反而对宋不利。”
最后，仁宗采纳庞籍的意见，在坚决拒绝其割让领土的前提下，同意增加其“岁币”，恢复宋夏的榷场贸易，同意西夏人来京城馆驿从事买卖交易。元昊仍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称宋为“父大宋皇帝”，确立了宋夏父子关系的对称。
继之，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并随送“誓表”议和。宋廷终于达到了迫使元昊称臣的目的，从此西北边疆安定下来。
三
元昊臣服，西北安定，使仁宗感到极大的满足。仁宗以庞籍前在抗击西夏时立下的战功，后在宋夏和议中的极力斡旋和他表现出来的智谋，特擢他升任枢密副使。不久，改任参知政事，拜工部尚书，迁枢密使。皇祐三年(1051)，再晋户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使，任为宰相。当时，朝野上下以朝廷独任庞籍为相，且骤加其昭文馆大学士的称号，是前所未有的殊荣。
但庞籍受命执掌朝廷枢政之时，正是宋王朝积重难返之际。不仅朝廷内部矛盾重重，而且社会矛盾日积月累，政荒民疲。庆历八年(1047)河北地区即发生了士兵起义，更是雪上加霜，令仁宗困忧不堪。为此，庞籍首先向仁宗献策说： “自陕西用兵以来，公私困乏，财政拮据。如今又值灾荒，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以致费用不资。臣认为当务之急，是省并冗吏，裁汰冗兵。可撤并边塞之兵就食内地，以省军费。”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于皇祐二年(1050)降诏，令陕西路“拣阅诸军及新保捷军”，规定凡年五十以上及身材短小者，一律免放为民。此诏一下，舆论哗然，许多人上书反对这一做法。缘边将领施昌言等人上书认为，如今仍有边患，正宜加强边防，怎能轻易裁军。再说，这些士卒虽多老弱，但因长期为兵，靠官府养活，故不愿回乡务农。他们又都习熟弓刀兵器，练有武艺，一旦聚为盗贼，则恐难以平定。仁宗以为他们说的有理，也颇忧疑。
庞籍于是又上书劝谏仁宗说： “现在公私困乏，上下惶恐不安，正是朝廷耗损巨资、蓄养冗兵之故，若不对其裁汰，则无法摆脱困境。再说，裁汰之兵回家后由官府加以安置，给其土地耕种，使之安家乐业，凭什么说他们一定要为盗贼呢?若兵士不愿拣汰回家，为什么都设法诈为矮小，欺瞒官司呢?” 听庞籍这番辩说，仁宗才逐渐消除了顾虑，于是委托庞籍主持裁军。这年，陕西等地拣放为民的士卒达六万余人，减缩军费开支近一半。被简汰回家的兵士也都欢呼雀跃。此次裁军的成功，也使仁宗对庞籍更加信任。
西夏方面的问题刚刚解决，南方边疆地区又骤起变故。这时广南西路的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攻城掠地，兵锋直指广西重镇邕州(今广西南宁)。由于广南州县无备，官吏畏懦，守将多弃城而逃，致使侬智高沿郁江东下，攻破邕州的横山寨，进而攻陷邕州，杀知州陈琪及广西都监张立，建“大南国”，并连克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等州，官吏死伤甚众，引起宋廷的极大震动。庞籍向仁宗推荐曾为其部将的枢密副使狄青帅兵平叛，狄青也自请出战。仁宗即命狄青为宣徽使、荆湖南路宣抚使、都大提举经制广南西路盗贼事。谏官韩降此时上书仁宗，认为按照祖制，不宜专任武人专制一方，应派侍从文臣为之副贰，分掌兵权，以加强监督。仁宗征询庞籍的意见，庞籍认为： 历来朝廷选派大将出征，多失败而归，原因不是大将无才，而是将帅权轻，受那些不懂军事的人的制约而致。大将不能尽用其智谋，号令没有威力，故不能胜敌。狄青起于行伍，素有威望，若以文臣分其权，必然号令不专，贻误大事。狄青素以勇敢善战闻名，现身任二府，亲自领兵出征，若万一失利，不但岭南疆土丢失，而且荆湖、江南都十分危险，祸难漫延就难平息了，皇上不可不谨慎啊。狄青是臣的部下，以前在西疆，表现的智勇双全，皇上将平南贼之事全权交给他，使他得以威严治军，发号施令，定能平叛。愿皇上勿以其专权为忧。仁宗于是下诏： “岭南兵事一律听从狄青一人调遣。”由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抵达岭南，果然不辱君命，他召集诸将，惩治了以前临阵逃脱、战斗不力的将领，败将陈曙及军校数十人被施以军法，整饬了军纪，振奋了军威。然后，狄青指挥宋军自宾州(今广西宾阳)合兵出击，进军邕州，度过昆仑关山险，在归仁铺与侬军展开激战，大败敌军，擒获其首领50余人，侬智高只身逃往大理国(当时我国南部白蛮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辖地包括今云南及四川西南部)，一举收复邕州。
广南捷报传至京城，仁宗喜不自胜，对庞籍说： “岭南平敌，如果不是当初你坚持专任狄青，是不能取得这样胜利的。广南之捷都是你的功劳啊!”并接受庞籍的建议，诏广西路处理兵火后的善后事宜，把曾被侬智高裹胁起兵的7200余人，慰遣归业，并减免其赋税。那些没有参与侬智高叛乱的各部首领，悉加恩赏。宋军有功将士690余人，皆推恩加官。尤其是对主帅狄青，仁宗欲迁其官为枢密使。论者或以为爵赏太滥，庞籍亦劝仁宗节制恩赏，他说： “太祖之时，大将慕容延钊统军平定荆南、湖南之地，方圆数千里，不动刀枪完成统一之业，太祖对他也不过是迁官、晋爵、赐金帛而已，并不用为枢密使。大将曹彬平定江南后，也曾经求任使相，太祖不答应，结果只赐钱20万贯。先朝祖宗视名器如山岳之重，视金钱如粪土之轻，这是陛下应效法的。狄青托圣上之威灵，消灭凶恶丑类，完成圣业，确应重加褒赏，但其功与慕容延钊、曹彬相比，还相差很远。任狄青为枢密使，名位达于顶点，若其再立功，陛下将用什么来赏赐他呢?况且现任枢密使高若讷并没有什么过错，也不能罢其职啊! 以臣之见，莫若加狄青节度使之号，或再加检校官及赏赐金帛，也就足以酬赏其功劳了。”仁宗执意不从。参知政事梁适也附合仁宗说： “过去王则造反，只占据贝州城，文彦博率兵平定，回朝后升任宰相。今侬智高祸乱广西，狄青率兵讨平之，升任枢密使怎算过份呢?”庞籍坚持说： “文彦博本官任参知政事，依格补任宰相是合理的，况且立有大功。即使如此，当时已有人议论其赏太重，我们怎么还要效仿呢?再说，本朝早有定制，文臣为相，任免无常，而武臣为枢密使，则非有大罪不可轻意罢免。臣不愿授狄青枢密使，不仅是为国家珍惜名位，而且是为保全狄青的功名啊!”仁宗终于接受了庞籍的建议，诏授狄青为护国节度使、河中尹，加检校太傅，超迁其子官职，并赏赐其金帛。
齐州学究皇甫渊以捕盗立功，按宋朝赏例应赏给其钱，但皇甫渊却数次上书朝廷，要求录用为官，并找了道士赵清贶为自己说话。赵清贶与庞籍有远房亲戚关系，赵清贶与庞籍的仆人接受了皇甫渊的贿赂，因分贿不平，庞籍的仆人告发了赵清贶。仁宗命开封府鞫审此事，最后官府逮捕了赵清贶，定罪刺配远州，但赵清贶死于发配途中，此事又引起朝廷官员的议论。谏官韩降上书，说赵清贶之死是庞籍暗中所为，是为了杀人灭口等等。仁宗复派人调查，证明赵清贶的死与庞籍根本无关，但却动摇了庞籍的相位。
又有内侍省都知王守忠因服侍仁宗日久，自认为有功，要求仁宗赏赐他节度使的官衔。仁宗问庞籍可否，庞籍回答说： “自祖宗以来，还未有授内臣节度使之官的。臣下认为，陛下承继祖业，亦不应隳坏祖宗法典。”力陈不可，因此，庞籍又得罪了宦官。他还论朝廷进用台官太速，主张按旧例，须任满视其政绩迁转，这再得罪了言官，以致怨疾之声颇多。最后在一些人的言之不休的弹劾中，庞籍终被罢相，出知郓州(治今山东东平)，时为至和二年(1055)。
四
庞籍为相，被仁宗称为“深谋远虑”，他罢相以后，使仁宗感到朝中几乎没有他那样有智谋而能断大事的官员了，有失左右手之感。如有一次，辽朝遣使来宋，求索御器，仁宗问宰执大臣如何处理此事，大臣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没有一个人拿出良策，仁宗不由感叹道： “你们有谁能像庞籍那样能断大事啊!”颇悔当初罢免庞籍之举，于是几个月后特诏加庞籍观文殿大学士之衔，寻又拜庞籍昭德军节度使，徙知永兴军，再改知并州(治今山西太原)，仍不时垂询遣问。
当庞籍从郓州往永兴军路过京城时，仁宗特召见他，问道： “朕今用文彦博和富弼二人为相，你以为二人如何?”庞籍说： “他们二人都是朝廷大臣中的最佳人选，陛下能任用他们，正是天下所希望的，实为国家社稷之福。”仁宗也颇为自得地说： “确实如此啊! 不过也有人说文彦博私心较多，朕倒没有听人说富弼有什么缺点。”庞籍回答道： “文彦博曾与臣一起执政中书，臣了解他，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私心，都是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诬陷的。文彦博前被诽谤罢官，这次重新执政，必定会更加谨慎。富弼前任枢密副使，从没执掌过大政，也没得罪过朝臣士大夫，故得众口称赞。陛下既知其二人贤而可用，就应当深信不疑，使之尽力辅佐朝廷。若陛下以一人之言而用他们，又以一人而怀疑他们，臣恐朝廷大业难以成就。”仁宗表示同意说： “你说的非常对。”
从嘉祐二年(1057)仁宗又染病不朝，很久未能痊愈，朝廷上下为之担忧，请仁宗早立继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仁宗自十五岁时立皇后郭氏，又选美女充盈后宫，可是所生几子尽夭折不育。仁宗也为自己无子而忧，加之他沉溺后宫，嗜服丹药，渐致形神疲乏，身尪体羸。后仁宗暴感风眩之疾，神情恍惚不定，大臣们有事闻奏，也只是点头敷衍，连话都不愿多说。庞籍此时虽为外官，亦以国祚为忧，他密疏仁宗，请仁宗选择宗室之贤者立为皇子，以早立皇嗣为国家至大至急陈请，言辞甚切。仁宗念其一片忠心，有意召他还任京师。
不料又有人从中作梗，弹劾庞籍在陕西日，擅自在白草坪筑麟州城堡。延州州将武堪几次为夏兵所败，也说全是庞籍用人不力。结果复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移知青州，后徙定州(治今河北定县)。召还京师，上章告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颍国公。
庞籍居家以后，以读书、诗赋自娱。有人尝问他： “你身体还很健壮，皇上对你又很器重，而你却坚辞求退，到底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若等到筋力衰退，然后再解职辞官，那不是不得已而为之吗?凡事要量力而行。”嘉祐八年(1063)三月，庞籍病逝于家，享年76岁。仁宗遣使吊赙其家，赠司空，加侍中，谥曰庄敏。次年，仁宗也病逝了。
庞籍为政，通晓律令，长于吏事，执法严厉。他治军陕西时，有犯法者，不惜以重法惩治，使士卒皆服。但他又宽以待人，他以使相出判太原府时，司马光为其属下。有一次，司马光擅自命诸将筑寨堡于边远地区以御敌，为西夏所败，一副将被杀。朝廷降诏责庞籍擅自兴筑，他默认此咎而不上辩，此后亦未提此事，终使司马光得免。他治民亦颇有政声，朝廷有旨缮修城池，他尽量让士兵负役。蠲减老百姓的赋役、飞轮转输之劳。他为相短暂，亦有声望于时。庞籍不善治生，甘处清贫; 又为官清正，不贪利财，故被人称之为“贫宰相”，正如他晚年所作诗：
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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