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高度评价。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 ，是 “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把他的“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①
钻研古近科学，奔赴民主革命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顺，又名徐立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 (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 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当时叫善化县，民国初并入长沙县)五美山荷叶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徐树照，除种田外，还经常给别人做零工、赶脚、烧瓦。父亲有一手烧窑做瓦的好手艺，所经营的“徐家窑棚”，在附近比较闻名。特立四岁时，母亲病逝，姐姐出嫁，十四岁的哥哥徐立太，随父下田地劳动，维持生计。他和一个两岁的妹妹静寂凄凉地守在家里，不久以后，妹妹送给陈姓做了童养媳。
特立八岁那年除夕晚上，父亲因给数里外的一个颜姓地主推车运石块修祖坟，一直没有收到工钱，便于这天下午至颜家收工钱买物品过年。当时北风呼呼，大雪飘飘，全家盼望父亲回来吃年饭，可是一等再等，老是不见回来，直到次日——元旦天晓，方见彻夜未眠疲惫不堪的父亲，因颜家赖帐，两手空空而归。幼年的特立开始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平，在自己的心灵里打下了难以泯灭的烙印。
还有一件事使幼年的特立永远难忘。当时居住在附近的一位童养媳，被婆家残酷折磨而死。他对这个被封建礼教吞噬的幼女感到由衷的同情。从而促使他后来很重视妇女解放和重视女子教育。
特立十二岁。伯祖父去世。伯祖父是一个中医，父亲决定将他过继给伯祖父。伯祖母嫌家里人手太少，不久为他娶一童养媳。这位童养媳姓熊，娘家很穷，父母双亡，由亲属作主嫁来徐家。她比特立小十个月，连个名字也没有。过门后，特立对她一直很好，还给她取名为“立诚”。一家老少三口，无劳动力，全靠收点租子维持生活。伯祖母是一个勤俭节约，善于持家的人。他后来回忆说： “我受祖母的治家教育最深刻，我一生刻苦和我妻能在二十岁以后脱离我独持家政五十年，都和祖母的教导有关。”①
特立九岁时，父兄因饱尝不识字的痛苦，便决心凑集一点经费，送他入附近一所蒙馆学习，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最初半年，蒙师只教学生读写，死记硬背，从不讲解书的内容和字义，因而学了之后，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运用，收效不大。这使他产生了抵触情绪，半年之后，便转到一个张姓蒙师的私塾学习。这位先生教书非常认真，教一句解释一句，要求学生甚严，而且动辄打人。调皮的学生往往逃学，而特立却喜欢这个先生。这位蒙师还注重教学生以做人的道理，除教特立读“四书五经”外，还教他读朱柏庐①的《治家格言》 和杨椒山②的遗嘱。朱氏《治家格言》讲的都是日常琐事，特立读后，觉得它与“四书五经”比较起来，文字浅显易懂，道理切实有用，对自己很有启发。杨椒山因弹劾权臣严嵩惨遭杀害，临刑前写给儿子一极有感情的遗嘱，还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少年时代的特立对于杨氏这种不畏强暴，疾恶如仇，坚持正义，死不反顾的品格和气节，深表同情。读了杨氏遗嘱之后，为之流泪不已。后来他回忆说： “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却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 《论语》 。”③
特立十五岁那年，转到浏阳河畔一座大古庙里读私塾，老师是一个有学问的和尚。这个和尚老师除教他读八股外，还教他静坐、读佛经和禅宗语录。他从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唯心派的哲学。
一八九三年，特立十六岁。伯祖母病情严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特立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在约四天的水上行程中，这十余人嫌船行的太慢，天天斥责船夫，而特立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心想： 我若是一船夫，决不运人，只运猪; 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不当欺压百姓的官吏。从此，他改名为徐特立。意即“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
同年，特立伯祖母病故。病葬负债，使得他的家境愈趋窘迫。他在读完六年蒙馆之后，终于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这时，他为自己的前途而苦恼，一心想找个职业，弄碗饭吃。
和尚老师的影响，幼年时期的种种不幸和挫折，使特立曾一度产生过皈依佛教，出家当和尚，以脱离尘世苦难的念头。但又觉得自己是过继一房之后嗣，应该传宗接代，出家当和尚太不合乎人情。辍学两年之后，十八岁的特立开始在五美乡小塘湾边教蒙馆，一边读书，继续翻阅伯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中医学之类的书籍。
五美地处长沙和浏阳之间，特立经常前往长沙，逐渐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拥护他们的变法主张。他决心执行自己的读书计划，钻研近代科学，寻求御侮救亡的道路。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或被杀或逃走，一切复旧。这给特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痛恨清廷的昏庸腐朽，敬慕维新志士为国捐躯的英勇精神。
徐特立根据自己边教书边读书的计划，努力博览中国的经、史、子、集，刻苦攻读国外传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国文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他在读古代史书中，看到中国古时也有些人半种田、半读书，并不是整年整季整日专读书不做工，而是白天做工，晚上读书; 天晴做工，天雨读书; 春夏秋三季做工，冬季读书。《三国志·王肃传》 中就有“学足三余”的说法，所谓“三余”，就是指的： 晚上是白天之余，冬是春夏秋之余，落雨是天晴之余。“学足三余”，就是抓紧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徐特立于此受到启示，他不但抓住了“三余”，而且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不释卷地学习。他学习 《说文》 ，苦于篆文不易熟记，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常常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个字，花了一年时间才读完。他学数学，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一个题目，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掌握了，再翻看另一条定理或另一个题目。学心理学，伦理学，对其中的术语，也是选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里读熟的。他后来谈到自己学习的方法时说道： “我读书的办法总是以‘定量’‘有恒’为主。不切实际的贪多，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忆，要理解必须记忆基本的东西，必须‘经常’‘量力’才成。”①他读书严守一个“少”字诀，不怕看得少，就怕不坚持，下苦功夫，力求看懂、看通。他还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边看书边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并用本子摘出书中精采的地方。这样读书，速度固然要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学的东西很扎实。记得牢，懂得透，就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特立这样刻苦坚持业余自学数年，终于掌握了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的基本知识，为日后进入中小学教这些课程奠定了基础。他说： “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一九○六年，我离了蒙馆成了学校教师，同时教地理、历史，数学三科，教小学兼教中学。……一直教到中学以上的高等师范学校。”①
一九○五年，特立二十八岁。当年清朝政府举行考试。特立出于前途考虑，同时也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乃报名参加考试。初次应试，虽未考取秀才，但因他预考被录，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年俸由十四串而上升为六十串，一跃四倍，这是他引以为自慰的。然毕竟应考落第，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问题。正当他为前途而纳闷的时候，社会改革和时代进步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一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废科举，办学校。长沙望麓园新办起了一所宁乡师范学校，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虽然他的文化程度已在一般教员之上，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倒很新鲜。特别是校长周震麟，系同盟会员，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学校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传入湖南，这些都使他深受影响，迅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主张，“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②，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徐特立在宁乡师范结交了进步老师朱剑凡和进步同学姜济寰、何雨农等。毕业典礼会上，周震麟校长热情洋溢地说： “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①徐特立深为周校长这种鼓励所感动，以后他回忆这一情景时总是说： “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②
宁乡师范毕业后，他与姜济寰、何雨农二同学一起，在离长沙三十里的梨， 创办了一所梨江高小。 姜、何家庭较富裕，自认出钱; 徐特立没有钱，自愿出力，不拿工资，只吃饭，在学校教几门课程。熊瑾玎就是梨江高小第一期的学生。是年中秋节，徐特立回到家里，方知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而仅三岁的第二个孩子又患了严重的痢疾，家里既缺米，又缺柴火。家庭与学校相距五十华里，他为了不影响学生学习，坚持既上课，又照顾产妇和病儿，只得两头忙。上午上完四节课，匆忙赶回家煮饭、煎药、洗衣服，搞到深夜睡一觉，天未亮就起床赶到学校吃早饭，继续上四节课。这样坚持了十余天，充分表现出他那忘我的事业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一九○六年春至一九一○年，徐特立应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聘请，初次进长沙城至该校任教。讲授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这时，长沙城内流传着《猛回头》、《浙江潮》、《中国魂》、《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他阅读后，思想上进一步发生变化，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他和朋友朱剑凡等，经常商谈时事政治，把学校作为传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影响扩大到他校，扩大到社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铁路权利的争夺战。清朝政府为了大借外债，竟然把修筑铁路的权利送给列强，颁布天下干路国有政策，把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全国进步人士的反对，粤湘鄂川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一九○六年，在湖南兴起的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徐特立是发起人之一。他和几个同志密商，决定发动长沙各公私立学校一齐罢课。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又把印好的传单分送给公立学校的教师，号召大家起来斗争。他站在斗争的前列，斥责胆小怕事和思想保守者的游移和阻拦。周南女校一职员对他说： “什么罢课，什么反对! 我看只要黄纸写的上谕向墙上一糊，什么也完了! ” 徐特立从容地回答说： “上谕不上谕，我不管它，课是一定要罢的! ”几天之后，长沙城内各公私立学校师生全体起来罢教罢课了。这是长沙最早的罢课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它鼓舞了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为后来长沙人民起来响应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清朝政府媚外投降的政策，助长了残暴成性的帝国主义者的气焰，致使全国各地教案相继发生。一九○○年七月和一九 ○二年八月，湖南相继爆发了衡州教案和辰州 (即今沅陵) 教案。辰州教案中，群众被惨杀十余人，清朝驻辰州的一个“游击” (下级军官) 后来被解往长沙杀害。善化县的苏知县，为收尸哭了一场，后来也被罢官。苏知县的女儿在周南女校读书，徐特立对此案件，了解得很清楚。接着，一九○六年又发生江西南昌教案，江西按察使余肇康被撤职，南昌知县被杀害。徐特立对于清廷统治者这种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的政策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一九○七年，他至长沙修业学校兼课。一天，他在该校操坪作时事报告，慷慨激昂地痛陈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朝对之屈服投降的政策： 列强的侵略，教士的横行，中国人民被杀被辱，以及清朝政府出卖国家主权，鱼肉人民…… 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倾。突然，他纵身从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菜刀一把，当即砍断左手小指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指血不止。他写了血书后，晕倒了。而台下群情激愤，无不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校长彭国钧 (后来大革命时期，“马日事变” 爆发后，成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 耽心事态扩大，又鉴于湖南立宪派人士罗杰 (又名罗峙云) 、粟戡时即将赴京请愿，当即用徐特立断指流下的一盖碗鲜血，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字交罗等带进北京，以宣传他们的主张。不明真相者以为徐特立断指是请求立宪，实际上出于对帝国主义和清廷统治者的抗议，“借以激励学生反对洋人的侵略”①。当时省内外的某些报纸曾经报道过这一新闻，还有人作了一副对联予以赞扬： “罗峙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②之哭; 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①之风。” 一时徐特立成为一个有名的爱国主义者，蜚声湖南，名扬全国。
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徐特立在长沙的四年中学教学中，感到基础教育——小学教育问题不少，直接影响到中等教育，便决计离开中学，研究小学教育。一九一○年春，徐特立前往上海，入江苏省教育会所办之单级小学训练班，跟从比他还年青的杨月如、俞子夷二先生学习了四个月，边学习，边考察上海的小学教育。接着，他又东渡日本参观、考察小学教育约两月。回国后仍至周南女校任教，并兼小学部校长。为了将所学得的新鲜知识和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改进教学，提高小学教学质量，他发起创办了 《周南教育》周刊。他亲自动手写文章，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这是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深受教育界欢迎。在他的倡导下，一九一○年，湖南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他每天课余前往参观，将各校成绩详加审阅评比，从中总结成绩，发现缺点，明确改进教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他又利用课余时间，整理自己的参观笔记，写出了一个《成绩批评小册》，以每本三分的低价钱卖给各校教师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这个小册子，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是他外出至上海、日本学习教学理论和经验，同他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全省各校的先进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周南教育》和 《成绩批评小册》 ，对湖南改进小学教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他回忆这些事时说道： “我认为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则越多越好。”①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省城教育界人士，在徐特立、何雨农及其他革命人士的努力下，积极参加了焦达峰、陈作新所领导的长沙起义。长沙起义胜利后，湖南要成立临时议会，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竞选当议员，结果被选为临时议会的副议长。在议会里，他和一部分议员主张各县县长由人民选举，经过多次斗争，议案获得通过。但议长熊兆周是个官僚派的代表，反对这个主张，暗中和官绅勾结，把已经通过的议案搁置起来，不提交给政府，使之无法实现。一部分议员继续斗争，结果议会被武力解散，民主共和成了泡影。通过这些实践，徐特立认识到从议长至议员，不少人心怀鬼胎，总想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他痛恨某些人挂着革命党的招牌，争权夺利，当上官就背叛人民的可耻行径。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革命政党已经变质。愤懑之余，毅然辞去副议长的职务。几乎与此同时，他还曾应邀到省教育司做过几个月的科长。其后他主张发展平民教育，反对司长陈某削减学生数额，裁汰个人不喜好的教员。因权不在手，反对无效，于是立即交出委任状，离开教育司。正如他后来所说： “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①。
徐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高度评价。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 ，是 “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 ，把他的“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①
钻研古近科学，奔赴民主革命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顺，又名徐立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 (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 生于湖南省长沙县 (当时叫善化县，民国初并入长沙县)五美山荷叶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徐树照，除种田外，还经常给别人做零工、赶脚、烧瓦。父亲有一手烧窑做瓦的好手艺，所经营的“徐家窑棚”，在附近比较闻名。特立四岁时，母亲病逝，姐姐出嫁，十四岁的哥哥徐立太，随父下田地劳动，维持生计。他和一个两岁的妹妹静寂凄凉地守在家里，不久以后，妹妹送给陈姓做了童养媳。
特立八岁那年除夕晚上，父亲因给数里外的一个颜姓地主推车运石块修祖坟，一直没有收到工钱，便于这天下午至颜家收工钱买物品过年。当时北风呼呼，大雪飘飘，全家盼望父亲回来吃年饭，可是一等再等，老是不见回来，直到次日——元旦天晓，方见彻夜未眠疲惫不堪的父亲，因颜家赖帐，两手空空而归。幼年的特立开始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平，在自己的心灵里打下了难以泯灭的烙印。
还有一件事使幼年的特立永远难忘。当时居住在附近的一位童养媳，被婆家残酷折磨而死。他对这个被封建礼教吞噬的幼女感到由衷的同情。从而促使他后来很重视妇女解放和重视女子教育。
特立十二岁。伯祖父去世。伯祖父是一个中医，父亲决定将他过继给伯祖父。伯祖母嫌家里人手太少，不久为他娶一童养媳。这位童养媳姓熊，娘家很穷，父母双亡，由亲属作主嫁来徐家。她比特立小十个月，连个名字也没有。过门后，特立对她一直很好，还给她取名为“立诚”。一家老少三口，无劳动力，全靠收点租子维持生活。伯祖母是一个勤俭节约，善于持家的人。他后来回忆说： “我受祖母的治家教育最深刻，我一生刻苦和我妻能在二十岁以后脱离我独持家政五十年，都和祖母的教导有关。”①
特立九岁时，父兄因饱尝不识字的痛苦，便决心凑集一点经费，送他入附近一所蒙馆学习，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最初半年，蒙师只教学生读写，死记硬背，从不讲解书的内容和字义，因而学了之后，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运用，收效不大。这使他产生了抵触情绪，半年之后，便转到一个张姓蒙师的私塾学习。这位先生教书非常认真，教一句解释一句，要求学生甚严，而且动辄打人。调皮的学生往往逃学，而特立却喜欢这个先生。这位蒙师还注重教学生以做人的道理，除教特立读“四书五经”外，还教他读朱柏庐①的《治家格言》 和杨椒山②的遗嘱。朱氏《治家格言》讲的都是日常琐事，特立读后，觉得它与“四书五经”比较起来，文字浅显易懂，道理切实有用，对自己很有启发。杨椒山因弹劾权臣严嵩惨遭杀害，临刑前写给儿子一极有感情的遗嘱，还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少年时代的特立对于杨氏这种不畏强暴，疾恶如仇，坚持正义，死不反顾的品格和气节，深表同情。读了杨氏遗嘱之后，为之流泪不已。后来他回忆说： “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却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 《论语》 。”③
特立十五岁那年，转到浏阳河畔一座大古庙里读私塾，老师是一个有学问的和尚。这个和尚老师除教他读八股外，还教他静坐、读佛经和禅宗语录。他从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唯心派的哲学。
一八九三年，特立十六岁。伯祖母病情严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特立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在约四天的水上行程中，这十余人嫌船行的太慢，天天斥责船夫，而特立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心想： 我若是一船夫，决不运人，只运猪; 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不当欺压百姓的官吏。从此，他改名为徐特立。意即“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
同年，特立伯祖母病故。病葬负债，使得他的家境愈趋窘迫。他在读完六年蒙馆之后，终于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这时，他为自己的前途而苦恼，一心想找个职业，弄碗饭吃。
和尚老师的影响，幼年时期的种种不幸和挫折，使特立曾一度产生过皈依佛教，出家当和尚，以脱离尘世苦难的念头。但又觉得自己是过继一房之后嗣，应该传宗接代，出家当和尚太不合乎人情。辍学两年之后，十八岁的特立开始在五美乡小塘湾边教蒙馆，一边读书，继续翻阅伯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中医学之类的书籍。
五美地处长沙和浏阳之间，特立经常前往长沙，逐渐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拥护他们的变法主张。他决心执行自己的读书计划，钻研近代科学，寻求御侮救亡的道路。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或被杀或逃走，一切复旧。这给特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痛恨清廷的昏庸腐朽，敬慕维新志士为国捐躯的英勇精神。
徐特立根据自己边教书边读书的计划，努力博览中国的经、史、子、集，刻苦攻读国外传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国文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他在读古代史书中，看到中国古时也有些人半种田、半读书，并不是整年整季整日专读书不做工，而是白天做工，晚上读书; 天晴做工，天雨读书; 春夏秋三季做工，冬季读书。《三国志·王肃传》 中就有“学足三余”的说法，所谓“三余”，就是指的： 晚上是白天之余，冬是春夏秋之余，落雨是天晴之余。“学足三余”，就是抓紧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徐特立于此受到启示，他不但抓住了“三余”，而且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不释卷地学习。他学习 《说文》 ，苦于篆文不易熟记，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常常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个字，花了一年时间才读完。他学数学，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一个题目，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掌握了，再翻看另一条定理或另一个题目。学心理学，伦理学，对其中的术语，也是选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里读熟的。他后来谈到自己学习的方法时说道： “我读书的办法总是以‘定量’‘有恒’为主。不切实际的贪多，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忆，要理解必须记忆基本的东西，必须‘经常’‘量力’才成。”①他读书严守一个“少”字诀，不怕看得少，就怕不坚持，下苦功夫，力求看懂、看通。他还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边看书边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并用本子摘出书中精采的地方。这样读书，速度固然要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学的东西很扎实。记得牢，懂得透，就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特立这样刻苦坚持业余自学数年，终于掌握了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的基本知识，为日后进入中小学教这些课程奠定了基础。他说： “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一九○六年，我离了蒙馆成了学校教师，同时教地理、历史，数学三科，教小学兼教中学。……一直教到中学以上的高等师范学校。”①
一九○五年，特立二十八岁。当年清朝政府举行考试。特立出于前途考虑，同时也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乃报名参加考试。初次应试，虽未考取秀才，但因他预考被录，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年俸由十四串而上升为六十串，一跃四倍，这是他引以为自慰的。然毕竟应考落第，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问题。正当他为前途而纳闷的时候，社会改革和时代进步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一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废科举，办学校。长沙望麓园新办起了一所宁乡师范学校，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虽然他的文化程度已在一般教员之上，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倒很新鲜。特别是校长周震麟，系同盟会员，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学校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传入湖南，这些都使他深受影响，迅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主张，“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②，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徐特立在宁乡师范结交了进步老师朱剑凡和进步同学姜济寰、何雨农等。毕业典礼会上，周震麟校长热情洋溢地说： “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①徐特立深为周校长这种鼓励所感动，以后他回忆这一情景时总是说： “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②
宁乡师范毕业后，他与姜济寰、何雨农二同学一起，在离长沙三十里的梨， 创办了一所梨江高小。 姜、何家庭较富裕，自认出钱; 徐特立没有钱，自愿出力，不拿工资，只吃饭，在学校教几门课程。熊瑾玎就是梨江高小第一期的学生。是年中秋节，徐特立回到家里，方知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而仅三岁的第二个孩子又患了严重的痢疾，家里既缺米，又缺柴火。家庭与学校相距五十华里，他为了不影响学生学习，坚持既上课，又照顾产妇和病儿，只得两头忙。上午上完四节课，匆忙赶回家煮饭、煎药、洗衣服，搞到深夜睡一觉，天未亮就起床赶到学校吃早饭，继续上四节课。这样坚持了十余天，充分表现出他那忘我的事业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一九○六年春至一九一○年，徐特立应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聘请，初次进长沙城至该校任教。讲授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这时，长沙城内流传着《猛回头》、《浙江潮》、《中国魂》、《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他阅读后，思想上进一步发生变化，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他和朋友朱剑凡等，经常商谈时事政治，把学校作为传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影响扩大到他校，扩大到社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铁路权利的争夺战。清朝政府为了大借外债，竟然把修筑铁路的权利送给列强，颁布天下干路国有政策，把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全国进步人士的反对，粤湘鄂川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一九○六年，在湖南兴起的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徐特立是发起人之一。他和几个同志密商，决定发动长沙各公私立学校一齐罢课。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又把印好的传单分送给公立学校的教师，号召大家起来斗争。他站在斗争的前列，斥责胆小怕事和思想保守者的游移和阻拦。周南女校一职员对他说： “什么罢课，什么反对! 我看只要黄纸写的上谕向墙上一糊，什么也完了! ” 徐特立从容地回答说： “上谕不上谕，我不管它，课是一定要罢的! ”几天之后，长沙城内各公私立学校师生全体起来罢教罢课了。这是长沙最早的罢课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它鼓舞了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为后来长沙人民起来响应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清朝政府媚外投降的政策，助长了残暴成性的帝国主义者的气焰，致使全国各地教案相继发生。一九○○年七月和一九 ○二年八月，湖南相继爆发了衡州教案和辰州 (即今沅陵) 教案。辰州教案中，群众被惨杀十余人，清朝驻辰州的一个“游击” (下级军官) 后来被解往长沙杀害。善化县的苏知县，为收尸哭了一场，后来也被罢官。苏知县的女儿在周南女校读书，徐特立对此案件，了解得很清楚。接着，一九○六年又发生江西南昌教案，江西按察使余肇康被撤职，南昌知县被杀害。徐特立对于清廷统治者这种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的政策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一九○七年，他至长沙修业学校兼课。一天，他在该校操坪作时事报告，慷慨激昂地痛陈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朝对之屈服投降的政策： 列强的侵略，教士的横行，中国人民被杀被辱，以及清朝政府出卖国家主权，鱼肉人民…… 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倾。突然，他纵身从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菜刀一把，当即砍断左手小指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指血不止。他写了血书后，晕倒了。而台下群情激愤，无不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校长彭国钧 (后来大革命时期，“马日事变” 爆发后，成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 耽心事态扩大，又鉴于湖南立宪派人士罗杰 (又名罗峙云) 、粟戡时即将赴京请愿，当即用徐特立断指流下的一盖碗鲜血，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字交罗等带进北京，以宣传他们的主张。不明真相者以为徐特立断指是请求立宪，实际上出于对帝国主义和清廷统治者的抗议，“借以激励学生反对洋人的侵略”①。当时省内外的某些报纸曾经报道过这一新闻，还有人作了一副对联予以赞扬： “罗峙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②之哭; 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①之风。” 一时徐特立成为一个有名的爱国主义者，蜚声湖南，名扬全国。
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徐特立在长沙的四年中学教学中，感到基础教育——小学教育问题不少，直接影响到中等教育，便决计离开中学，研究小学教育。一九一○年春，徐特立前往上海，入江苏省教育会所办之单级小学训练班，跟从比他还年青的杨月如、俞子夷二先生学习了四个月，边学习，边考察上海的小学教育。接着，他又东渡日本参观、考察小学教育约两月。回国后仍至周南女校任教，并兼小学部校长。为了将所学得的新鲜知识和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改进教学，提高小学教学质量，他发起创办了 《周南教育》周刊。他亲自动手写文章，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这是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深受教育界欢迎。在他的倡导下，一九一○年，湖南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他每天课余前往参观，将各校成绩详加审阅评比，从中总结成绩，发现缺点，明确改进教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他又利用课余时间，整理自己的参观笔记，写出了一个《成绩批评小册》，以每本三分的低价钱卖给各校教师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这个小册子，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是他外出至上海、日本学习教学理论和经验，同他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全省各校的先进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周南教育》和 《成绩批评小册》 ，对湖南改进小学教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他回忆这些事时说道： “我认为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则越多越好。”①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省城教育界人士，在徐特立、何雨农及其他革命人士的努力下，积极参加了焦达峰、陈作新所领导的长沙起义。长沙起义胜利后，湖南要成立临时议会，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竞选当议员，结果被选为临时议会的副议长。在议会里，他和一部分议员主张各县县长由人民选举，经过多次斗争，议案获得通过。但议长熊兆周是个官僚派的代表，反对这个主张，暗中和官绅勾结，把已经通过的议案搁置起来，不提交给政府，使之无法实现。一部分议员继续斗争，结果议会被武力解散，民主共和成了泡影。通过这些实践，徐特立认识到从议长至议员，不少人心怀鬼胎，总想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他痛恨某些人挂着革命党的招牌，争权夺利，当上官就背叛人民的可耻行径。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革命政党已经变质。愤懑之余，毅然辞去副议长的职务。几乎与此同时，他还曾应邀到省教育司做过几个月的科长。其后他主张发展平民教育，反对司长陈某削减学生数额，裁汰个人不喜好的教员。因权不在手，反对无效，于是立即交出委任状，离开教育司。正如他后来所说： “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①。
热心教育救国 坚持反帝反封
徐特立离开省教育司后，担任善化高小(后改为长沙第一高小)校长。当时，他的同窗好友、长沙知县姜济寰打算大力发展教育，在全县建立一千所国民小学。为此，准备先办一所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姜请徐特立担负这个学校的筹建工作。他接受这个任务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困难不少，任务艰巨。善化高小设在化龙池，房屋非常破旧。他将善化高小一部分房子腾出来，并就校内的走廓、过道等处，添辟一些房间，作为长沙师范的教室和办公室。他又与湘岸榷运局负责人商量，将该局存放在善化高小后面的硝磺拨给学校变价使用，得了一千余元，用以解决长沙师范开办的经费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长沙师范终于在“盘根错节，历尽艰辛”的情况下创办，并于一九一二年春招收六个班 (四年本科两个班、一年的一部讲习科两个班、六个月的二部讲习科两个班) 的学生。半年后，又觅定荷花池的泐潭寺，稍加修建，定为永久性的校址。徐特立担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当二部讲习科学生毕业的时候，徐特立高兴地为他们书写了这样一首《毕业歌》 ： “休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十八乡镇半开化，少数通人难持久。莫谓乡村阻力多，盘根错节须能手。莫谓乡村馆谷薄，树人收获金如斗。大家努力树桃李，使我古潭追邹鲁。”①既概述了他办教育的艰难，也说出了他办学的目的和意愿。
长沙师范诞生后，面临着种种困难。一九一三年秋，袁世凯的爪牙汤乡铭督湘。他把学校视为制造革命党的机关，蓄意克扣和停发教育经费，致使不少学校关门或停课，长沙师范也面临着难以维持的局面。徐特立不忍坐视数百学生失学和长沙县创办一千所小学计划的破产，决定将已初具规模的全部校舍租给省立第一中学使用。而本校全部师生却搬至简陋的城隍庙，照样继续上课，以每月几百元的租金收入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后来，在自己的工作中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一定成绩的田汉、曹伯韩、张 怀、黄德安等，就是长沙师范这个时期的学生。
徐特立早就痛恨封建君主专制，极力主张民主政治。他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后，注意发扬民主，从不搞个人专断。他立即着手组织校务会议，成立学生自治会。开校务会议时，学生会必有两人以上代表参加。校内一切重要事务，不论是教务、训育、事务诸方面，均是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和决议，然后公布执行。这种民主做法，是当时长沙各校少有的。正因为徐校长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一些教师即使薪金比较低，也愿意应徐校长之聘，来他领导的学校任教。
在旧社会的制度下，徐特立办的学校也是无法做到为广大工农子弟开门的。但他 “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②，尽可能地照顾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他在长沙师范曾经破格录取了一个退伍兵和一个铁匠。退伍兵叫廖栾，曾在长沙一个店里当雇工，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仅识二三百字。经过考试，因成绩太差，未被录取。廖一再请求录取，恳切地对徐校长说：“我也知道我的程度不行，但我有志读书。”徐校长见其求学心切，就破格录取了廖，笑着对廖说： “我就取你这‘有志读书’四个字。”铁匠叫黎升洲，也因成绩不合格，经徐校长介绍到湖南军械厂做工一个时期后，再行吸取入学的。廖、黎入学后，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廖后来还跟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解放后曾一度在湖南省工业厅当干部。黎后来在中小学教了几十年书，解放后曾先后在大连、长沙教中学，并曾被评选为湖南省的优秀教师。
徐特立以爱护学生著称。他一次查夜，发现一个学生在床上呻吟，当知该生烂了脚后，便亲自打了一盆水给这个学生洗脚。等这个学生洗完脚上好药，才离开寝室。后来事情传开了，一些好心的教师说徐校长不爱惜自己的身分，竟然给学生洗脚。话又传进了徐校长的耳朵，他说： “好事有人夸大，好象坏事有人夸大一样，……我只稍微做了一点，……看看学生洗脚，就说我替学生洗脚，是把我的一点好处夸大了! ”
徐特立特别关心贫苦学生，经常节衣缩食，掏钱支援他们。他发现本科第一班学生田汉刻苦好学，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可是该生家庭经济困难，没有钱买书，就把自己在书店里买书的折子拿给田汉到书店里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书款统一由他自己清偿。夏天，田汉没有蚊帐，蒙头睡觉，徐校长又送给他一床蚊帐。一九四七年一月，徐老七十寿辰时，田汉从上海寄诗一首到延安向徐老祝寿，诗中颂扬徐校长“辛亥创长师，艰难尝已备; 始在化龙池，再营泐潭寺; 人才相继出，高风良未坠。”最后谈到他“学生遍天下，春风无不被; 寒极暖亦近，雪深草弥翠。”①没有忘记过去徐校长的关怀照顾，自己受益甚多的情景，洋溢着对徐老的衷心敬爱和深厚情谊。
由于经费困难，长沙师范教职员的工资待遇一直是比较低的。作为校长，徐特立拟定自己同主任、庶务、缮写等一样拿工资，每人每月二十元。他以这二十元开支伙食、购买书籍、接济家庭、救济困难学生等等，显然是不够用的。他只得到外校兼课，增加部分收入，以解决经济问题。
一九一三年，徐特立在长沙师范任校长时，得知家乡的丁家小学因经费拮据而停办，给附近的农民子弟上学带来了困难。他便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资助该校迁至五美观音庙，改称五美高小，增建校舍，置办校具，聘请教师，都由他从工资中掏钱供给。观音庙是一个香火兴隆，迷信盛行之地，五美高小迁来后，却遭到了封建迷信势力的责难和反对。徐特立对该校师生说： “这里不准办，就搬到我屋里去办，我把房子献出来。”接着，他又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为该校在观音塘自己的老屋前面添建了两间教室。一九一六年，五美高小正式在徐的住宅里建立起来，日后，这所学校在徐的支持和影响下，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熊瑾玎、蒋长卿等同志就曾在该校担任过校长。
徐校长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省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开支，他的家属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学生问徐校长： “您为什么不把家搬到长沙来呢?” 他回答说： “家里不进城，孩子可以在农村学校念书，让他们多懂得些艰苦，养成勤劳朴素的习惯，比在城市的学校好得多! ”他每次步行八十里回家，连往返的午餐费也舍不得花，带些家炒的薯片之类的东西，在路上作为午餐之用。徐特立后来谈到自己勤俭节约，艰苦办学时写道： “我自己没有财产，也没有办公赚过钱，有什么能力创办学校呢?我的办法就是：……每日多上课两小时，一月多得六十元，分给两个高小①用。家留在乡下，节省日用，谢绝一切应酬，绝对不请朋友吃酒肉和茶点。……”②。
徐特立一贯勤俭朴素，克己奉公。当时，中学教员的穿着，不是中式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一些留学生回国后，一派洋打扮，装出一副洋相。而徐特立一年到头，穿着布衣布鞋，活象乡下一个劳动人民。一天，他去周南女校会见朱剑凡校长，新来的传达室工人不认识他。当他说明是长沙师范的徐校长和来意后，那个工人望着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还有所怀疑，便对他说： “你说徐校长来会朱校长，徐校长在哪里?”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说： “我就是徐校长嘛! ”那个工人虽客气地让他进去了，但还感到诧异。
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徐特立也有其独到之处。他善于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特长。他利用 “窗户报”③等多种形式启发和引导学生，教育学生。他热爱学生，关顾贫苦子弟，重视妇女求学。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富有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他讲课富于表情，常做手势，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内容既丰富又扎实，深受学生欢迎，不但在长沙，而且在湖南省，都是有名望的教师和受人尊敬的校长。
徐特立在长沙师范当了两年多的校长，亏空六百余元，没有力量偿还，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受聘到湖南第一师范、修业学校任教。后来，还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并兼任了湖南孤儿院院长。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才用自己的薪金还清这笔帐。由此而被人视为“毁家兴学”的典范。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徐特立在省立一师担任教员。讲授修身、各科教学法，并兼任实习主任。大致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这里学习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徐特立热情地支持和积极地参加了学生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竟然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湖南人民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之下，也掀起了反袁斗争高潮。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当时，一师教师廖笏堂，在船山学社讲学，也谈论帝制不合国情民意，表示反对。但回到学校，却在课堂里大吹袁世凯有才能，有魄力，宣称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徐特立和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富有正义感的教师，深恶这个人的卑鄙行为。便邀用一部分进步学生的名义，写信给这个教师，痛斥他“一人之身，两种面目” ，使之再不敢妄吹帝制。
当时一师校长张干，比较年青，富有事业心，聘请了一些品德高尚、学有专长的先生来校任教。但他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在学校礼堂里悬挂着袁世凯的“训令”，禁锢学生的革命思想，进步师生早就十分不满。一九一五年六月，张干竟然规定每个学生要额外交纳十元的杂费，致使那些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弟面临于失学的危险，弄得校内校外舆论哗然。毛泽东因势利导，起草了一篇四千余字的《驱张宣言》 ，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积极推行封建教育制度的种种罪行。弄得张干坐卧不安，竟然恼羞成怒，扬言要开除毛泽东等十八人的学籍。徐特立和杨昌济等素持正义、喜鸣不平的教师，则奋起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抗议张干倒行逆施的行为，有力地支持了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后来，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六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致词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①。
这时国内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以一九一五年九月 《新青年》杂志创办为起点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向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时湖南人民也正在走向新的觉醒，长沙的爱国知识分子相继地成立了自己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和健学会。健学会是由省教育会会长陈夙荒②等发起，于一九一九年六月成立，主要成员系中学校校长和教员，“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徐特立同何叔衡、朱剑凡等加入了健学会，积极推动它的爱国斗争。
一九一九年夏，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爱国学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五四”爱国运动。湖南人民在新民学会和毛泽东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和推动下，也兴起了一个反日爱国高潮，进行罢课游行、抵制日货、焚毁日货等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扩展成为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爱国运动。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以后，即积极进行扩大其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的工作。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扩展十人团的工作，在他领导下的所属各校教职员救国十人团就发展到二百五十余团之多①。救国十人团的主要工作是抵制日货，开展爱国救国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恨和恐慌。一九一九年秋冬，北洋军阀张敬尧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的指使下，疯狂地镇压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 ，武装镇压了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查禁了各界救国十人团，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湖南人民联络省内外各种进步力量，发动了一场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他会同各校的进步校长和教师，开展索薪、辞却校长职务的斗争，并亲自往返活动于城乡之间，向学生和群众揭露张敬尧兄弟 “虎豹豺狼”①的滔天罪行。一九一九年夏，张竟下令通缉徐特立，声言要封闭他所办的五美高小。这时，徐特立正在筹办路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九年，徐特立已经四十二岁。并教了二十余年的蒙馆、中小学和中高等师范。他为了打破因循守旧、安于习俗的传统，学习新技术、新思想，决定积极响应蔡元培、吴玉章所倡导和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奔赴法国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
一九一九年夏，徐特立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了一笔经费后，秘密离开长沙到上海，着手熟悉法国的生活习惯，办理出国手续。因侥幸地碰上了一个相识的华工水手，他们一行十余人，享受特殊待遇，只花了平日船票费一百元的一半(五十元) ，于九月二十八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搭铺于船尾厕所旁之甲板上，正式开始旅欧航程。途经香港、海防到达西贡，由于船上载运的货物牛皮等起火，在西贡耽误了十多天。接着继续航行，经新加坡，穿过麻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科伦坡、吉布堤、红海至苏伊士运河。再穿过地中海，经原英属马尔他岛，绕过意大利南端，航行五十余天后，于十一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马赛，然后坐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旅途中，徐特立忍受了晕船的痛苦，往往几天没有吃饭，黄胆水都呕了出来。
到达法国后，他先进入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插班学习法文。由于年岁大，记忆力差，记单字比较困难，他谦虚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学习。经过七个月的刻苦学习，基本上掌握了一些常用法语，凭借“图”、“式”的帮助，能勉强地阅读数学书籍之后，便进入法国南部圣徕猛钢铁厂，一边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一边学习。这样半工半读学了一年多，方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
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形成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官费生和有钱的自费生，即贵族派;一派是勤工俭学的平民派。两派学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来法国后的生活条件、待遇均迥然不同。华法教育会在李石曾、吴稚晖等的把持下，一味压制勤工俭学生，致使他们陷于失业、失学和饥饿的境地。后来，双方为争夺里昂大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里昂大学是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为名，在国内进行募捐所得，加上法国政府 “退回”庚子赔款经费，专为中国留法学生而创办的。当时，里昂大学校长兼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私自在国内招收一批军阀官僚子弟，并侵吞国内为勤工俭学生捐献的经费，使得许多真正的勤工俭学生饥寒交迫，流浪异国，无处存身。一九二一年九月，里昂大学建成，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等领导下，进占里昂大学，为争取上学权利进行坚决斗争。这时，吴稚晖玩弄流氓手段，竟然勾结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和法国政府，派出二、三百军警包围里昂大学，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强行将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一百○四名勤工俭学生装入囚车，押上火车，转马赛上轮船，送回国内。
徐特立赴法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虽然同情勤工俭学生的窘境，为他们的痛苦而焦虑和奔走，寻求各种援助，但由于他仍然迷恋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并未直接参加留学生中的政治斗争，甚至还劝导过一些青年不要置身于政治斗争。至里昂大学事件爆发时，徐特立目睹勤工俭学生受苦受压的惨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平，他与黄齐生先生急从巴黎赶至里昂，支持勤工俭学生的斗争，坚决反对陈、吴之流压迫贫苦学生的暴行。他亲自出面与吴稚晖交涉，为营救被害学生而挺身斗争。但由于中法反动派的互相勾结，个人交涉终于未能达到目的。然通过这场斗争，徐特立认识到，出国留学，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为官僚军阀富人所专有，以培养其奴仆和爪牙，而贫苦学生只有投身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后来，一九四六年，他在追悼“四八”烈士时回忆道： “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就组织了SY，后改为留法中共支部，而被迫回国的也多参加了革命，多成为大革命时代的中坚人物。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刘白坚、林蔚等同志，他们已在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牺牲了。剩下的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李卓然、蔡畅、罗迈、李立三、何长工等同志，都是我党独当一面的干部。至于华法教育会中某些人物，自己既不需勤工，却有勤工俭学生的捐款可吃，过着阔绰的生活，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如褚民谊、曾仲鸣……有些已当了汉奸。”①
一九二二年，湖南省政府曾致电驻法公使。委托徐特立考察法国教育，年俸一千元。但徐特立毅然拒绝军阀政府的笼络，他致函湖南《大公报》负责人，请代向省政府交涉。要求取消原案，恢复他的勤工俭学生资格。一九二三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后，欠债筹款到比利时参观半年，接着又到德国参观四个月，于一九二四年夏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一心想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贡献力量。可是军阀官僚政府只顾鱼肉人民，对归国的留学生徐特立等采取冷漠的态度，工作上不作任何安排，使之处于受歧视，受压迫的境地。
当年暑假，一部分因限于名额没有考取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简称“一女师”，因校址在长沙城内古稻田，故又称 “稻田师范”) 的女学生，纷纷向徐特立诉说失业失学的痛苦。他深表同情，沉思片刻后，笑着说： “再办一个吧! ”他就在长沙师范附属小学的空房子里摆上一张桌子，放置笔、墨、砚池和报名簿，要她们自愿报名。当时长沙师范的校长杨茂林是他的学生，他便向长沙师范借了几间空房子，稍加修理，辟为教室和办公室，他又向长沙师范和其他学校借了一些破旧的桌椅和黑板，修修补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一所新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与长沙师范学校如同兄妹一般，也终于在荷花池畔矗立起来了。学校的简陋可以想见，除一个炊事员和几个能吃苦的教员之外，其余就是徐特立自己了。他任校长，兼教员和勤杂工，除负担学校行政工作外，还兼任一部分教学工作，以及摇铃和扫地等事务。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感动学生们勤奋学习，主动参加勤俭建校。一天，木工送来一些新制的便桶，徐校长正在亲自动手油漆，一群学生从旁经过，他呼唤她们说： “来! 大家动手! ”一小时后，这些桶子在学生踊跃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很快就油漆好了。学校开学半年后，又将原来只一层的教室升高为两层的楼房。还从各方募来一些残破的书籍，加以拼凑修补。勉强有了一个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图书室。还想方设法收买了一些破旧的仪器，供师生教学之用。旧历除夕，他为了替学校借钱还债，深夜还在外面奔波。回到学校，走进厨房，看到晚餐后没剩什么菜，就用开水泡点米饭吃。老师们知道了，抱着不安和钦佩的心情说： “这是徐校长的特别年饭。”
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徐特立担任一女师校长。他到校后第一天，庶务室按照惯例安排一个勤务员为校长服务。他当即破除这个惯例，说： “学校的勤务员应为全校服务，单独为校长安排一个勤务员是浪费，我们应该反对这个浪费。”一女师历史虽然较久，但设备也很简陋，基本的教学设备也很欠缺。他看到学校没有化学实验设备，影响教学质量，就想建立一个化学实验室。没有钱，又没有仪器和药品。他就清查学校的储藏室，发现有一部分可以利用的旧物品，又跑到旧货店，买回一满筐破铜烂铁和旧玻璃瓶，再使用一部分学校里节余下来的办公费买回一些药品; 仪器不足，就指导木工制造一些代用品。这样，一个简陋的化学实验室就建立起来了。于是继梨江高小、长沙师范、五美高小、长沙女子师范之后，省立一女师又在徐校长手里完备和发展起来了。徐校长就以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修修补补，艰苦建校而闻名，被人称为“徐二锅”①。
徐特立来一女师后，象过去一样，日夜不停地工作。夜晚经常提着马灯，带着训育员巡视寝室。一经发现学生谈话，编毛绳衣，做其他事情，就苦口婆心地劝导她们按时就寝。徐校长不仅在政治上、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还极端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天气变化，提醒学生增减衣服，开关门窗。查夜时为学生盖好被子。平时关照害病的学生。因而又被学生视为慈祥的外婆，故有“徐家外婆”之称。每当查夜，学生中有谈话者，其他学生起而制止说： “不要讲话了，徐家外婆来了。” 谢觉哉同志曾在一诗中赞颂道： “独辟名山业，慈祥号外婆”; “外婆不易做，事事要克己”。徐校长为了让学生睡好，自己不知耽误了多少睡眠啊!
当时一般中学教员，到学校里上课，仍然往往坐着“三丁拐” (三人抬的轿子) 来来去去，继续保持一种绅士派头。而徐特立下雨天经常撑把雨伞，穿双古式“钉鞋”，平时总是挟着讲义讲稿，在城内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于是，又逐渐流传着“徐二叫化”、“徐二神经”的称谓。在那些上层人物的眼里，觉得他古怪、特殊、寒酸，是不会享福、不会做人的傻子，这个称谓里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而在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心里，则是一个赞誉之词。后来，徐老七十寿辰，谢觉哉在给徐老的贺信中说： “没认识你以前，就听到你的许多事实，当时使我感动很深的，是你的 ‘徐二外婆’、‘徐二叫化’ 的外号。你对青年男女，象外婆对外孙子一样的母爱——纯真而又勇毅的母爱; 你把所有及劳动所得，尽数贡献于社会，而自己却过着类似叫化的生活。”①这是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的评价和观感。不怕困难，不考虑个人私利，克己奉公，干别人不愿干的事情，做“聪明人”不愿做的“傻子”。这就是徐特立特有的精神和特具的性格! 在徐特立的心目里，职位无高低之别，职业无贵贱之分，凡是于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业，就是崇高的事业，就是他乐意干的事业。
徐特立对学生一向是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从不简单粗暴，也不声言厉色地斥责。他在一女师对教师们说： “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①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块黑板，经常亲自在上面写诗 (被称作“黑板诗刊”) ，对学生进行批评和表扬。他在一女师任校长两年，书写的黑板诗就达一百余首之多。从流传至今的十余首看，有表扬成绩优异者： “女儿智力何曾弱，十二三班作例观，学算刚刚三载半，几何三角一齐完。”②有表扬注重身体锻炼者： “人人共道伯箴强，一跃先登上女场。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③也有批评不良现象者：“我愿诸生青出蓝，人才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④这些诗说明徐校长善于及时抓住典型事例，对学生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
黑暗的旧中国，是一个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世界，那有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出头之日呢?后来，徐特立回忆自己在这个时期的遭遇时写道： “长沙县 (包括现今的长沙县和长沙市——引者) 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①，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都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 ‘长沙王’; 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县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不两立。”②一九五七年底，徐特立在谈到这段社会经历时还说道： “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过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从一九一一年起又立志教育救国。我十八岁就教蒙馆，只有四个学生。以后教中学，还办过几所小学和师范学校。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国富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为穷人做好事。我为这种理想奋斗了好几十年。一九二四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因为我教育出来的学生中，有些后来竟成了压迫人的人。”③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赵恒惕在长沙以 “反共产” 为幌子，疯狂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他指使各校开除进步学生，结果，长郡中学开除了曾三等，并逮捕入狱; 兑泽中学武装开除了段湘等八人出校。因曾三、段湘等为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遂遭到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反抗，他们于十一月九日向教育司请愿，三千余学生包围了教育司，要求撤换反动校长，要求集会结社自由和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要求撤退驻校军警。教育司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讨论处置学生示威行动。赵恒惕亲自出席，表示欲以武力驱散学生。各校长皆噤不发言，少数反动者随声附合，只有一女师校长徐特立表示不赞同，被赵“斥其不合”①，表现出徐特立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优良品质。
徐特立由欧洲回国后，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做朋友，如陈章甫 (陈昌) 、罗学瓒、熊瑾玎、周以栗、曹典琦、廖锡瑞、黄芝岗、毛际科等。他办长沙女子师范，一些共产党员在那里担任教职员，成了学校的支柱。学生中，朱端绶、郑杰等也是共产党员。这时，徐特立对于中国共产党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却喜欢共产党员，认为他们忠实积极，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为学校工作，为学生服务。这也是他日后转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客观条件。
献身农民运动 转向共产主义
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地在全国兴起，猛烈地打击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统治。使北伐战争发展为一次深刻的人民革命。徐特立过去虽曾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但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他未能正确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而迷恋于教育救国，政治上一时显得停顿和沉闷。但他依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激烈立场，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现在面对火山般爆发的农民运动，他觉悟了、苏醒了、复活了。一九二七年春，他回到离别不到半年的家乡，看到乡村完全变了样，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烟毫无办法，现在农会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后，法院无案可审，大小诉讼，农会开个会就公平解决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跟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大儿子笃本，过去在中学读书时就想恋爱找对象，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你还没有立业，怎么就能成家?你要先有为社会出力的思想，掌握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不能过早地去想个人家庭和幸福。”如今，笃本已积极投入农民运动，并且入了党，整天为革命奔忙和工作。当别人要给他介绍对象时，他回答说： “现在革命工作这样忙，哪有闲心考虑个人问题啊! ”徐特立亲自创办的五美高小，面貌也完全变了样，师生都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女学生全都剪了短发，与男学生一样参加斗争土豪劣绅。学校采用的教材也增添了革命内容，他自己写的 《留法老学生之自述》 也选进了语文课本。他看到这些变化后，逢人便称赞“农协”之伟大。他看到了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后来他回忆说： “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 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这时我做了农民的小学生，我也就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工作”①。他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队伍，担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工农部长，协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何叔衡、郭亮、柳直荀等，全力推进工农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何键在湖南策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笃本在敌人追捕中，冒寒游水渡江，后来染病牺牲。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四处逃散。徐特立在逃亡中到处寻找共产党，却无意地在长沙郊区黎家圫黎尚瑾②家里，遇到了隐瞒政治身份来此避难的李维汉。李是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人，也是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黎系一个地主家庭，来往人员复杂，隔壁房间里就有人在那里一边打牌，一边痛骂共产党，叫喊要屠杀革命人士，李维汉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李维汉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毫不迟疑地表示： “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获得了新生，还不愿意吗?”于是，经李维汉介绍，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彭公达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失败，胆小鬼纷纷脱党，投机分子相继投敌的情景下，老教育家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人是一个示威，对叛徒是一个打击，对同志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不少同志纷纷议论说： “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后来，徐老七十寿辰时，陆定一曾经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当时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年已五十的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却在这样的时候加入了党。这种消息，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增强对中国民主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信心啊!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决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①曾三同志也曾撰文谈到徐老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写道： “要您信奉一个主义，很不轻易，但您一经信奉就一直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②
徐特立入党后，党派他赴武汉工作。他先秘密地回到五美老家，告别妻子儿女。临行时，夫人含泪相送。他想到以后难以回家团聚，甚至可能这是最后一诀。他走出数十步后又走回来，不停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盯着孩子的脸蛋，看了又看。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家乡，暗地里抵达武汉，受到昔日在一师任教时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的热情欢迎，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立刻参加武汉农讲所的工作。不久，又与谢觉哉等一起编辑和印刷《大江报》 。
七月，按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统一部署，各路革命人士云集南昌，准备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起义。徐特立受党中央的派遣，与林伯渠、郭亮、毛泽覃等同志秘密经九江奔赴南昌。毛泽东要徐特立暂时不要公开身份，仍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以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士参加革命斗争。七月二十七日，徐特立抵达南昌。当时江西的形势异常紧张，省主席朱培德已离南昌，与汪精卫、张发奎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由省民政厅长姜济寰兼代省主席，主持省政府工作。姜为徐特立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好友，关系非同一般。党组织决定派徐特立去做争取姜济寰先生参加起义的工作。根据党的决定，徐特立移居姜的公馆，并相约林伯渠 (湖南知名人士，与姜亦有旧交) 、郭亮 (姜在长郡任教时的学生) 同去做姜的工作。徐特立对姜说： “你我都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如一同参加革命，将对三湘子弟影响很大。”在徐特立等的热情帮助下，姜同意参加起义，并为配合起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四个厅长，有三个参加了起义。起义后，姜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后来起义军在潮汕作战失利，姜济寰跟随我党领导同志转移到上海后，前往日本避难，脱离了革命队伍) 。
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胜利地占领南昌后，徐特立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所属党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起义部队整编后，由两湖和武汉等地逃亡出来的党团员和农协会骨干分子，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为周逸群，徐特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该师党团员骨干较多，政治工作出色，战斗力较强，在起义军南下，转战赣南闽粤边的过程中，往往作为先头部队，进行艰苦的前卫战斗。因连续行军作战，气候炎热，徐特立于途中身染疟疾，病势严重。后来被转移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徐特立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随时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对该院医务人员进行思想发动和争取工作。医院院长傅连璋医师，在交谈中得知徐特立的社会经历及其参加革命的经过后，表示敬佩，并在党的教育和徐特立的影响下，加入了革命队伍，为起义军积极工作。傅连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 “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象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较好以后，常爱找些话和我谈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五十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当时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 ‘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 ’ 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 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①
徐特立在福音医院住院十来天，刚退烧脱离危险，便和身负重伤住院的陈赓一起，坚决要求回部队，随军出发，向潮汕进军。九月二十三、四日，部队攻入潮汕后，强大的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包围靠拢，徐特立率第三师一部分驻守潮州。为了解决粮饷问题，他亲自外出筹款。当他完成任务准备回部队的时候，部队已被敌军包围，无法归队。接着部队被打散，他从一位同志的口中得知前委流沙会议的精神，便果断地决定从甲子港一带乘小船经广州、香港脱险至上海。
在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盛行面前，他毫不动摇，也不气馁。青年时代，他痛恨旧社会的世道，曾经在一首《书愤》的诗中愤慨地写道： “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 ”他还引用古人的格言以示人说： “大丈夫冻死当冻死，饿死当饿死，安得受人泡沫以偷生。”现在面对敌人血腥的屠杀政策，贺龙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回湘西去重整旗鼓，进行武装斗争。徐特立则“想上山当 ‘土匪’，同贺龙同志到湘西去”①打游击。党中央根据他和贺龙的意愿，派他和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组成五人小组，秘密进入武汉，定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他和贺龙等至武汉后，因为交通来信太迟，失掉联络，没能赶上原来同行的同志。这时，他恰又染上了肠胃病，且病的厉害，半年之内灌肠十五次之多，只得留武汉和上海治疗。
一九二八年，徐特立病愈后，党中央派他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他已五十余岁，但学习起来特别的有劲头，一边学习俄文，一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时，又积极参加了反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他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他读到《联共 (布) 党史》关于民粹派一章的时候，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觉得自己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头脑，还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严格检查自己的历史，发觉自己取名为特立就不对头。因为“特立”是表示“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意思。他说： “真正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为了要改造污浊的社会，必须深入社会，与群众为伍，以了解各种情况; 只应该要求自己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①
徐特立在莫斯科学习时，尽管生活比较舒适，学习十分紧张，却时刻惦念祖国，关切国内动态，特别是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斗争。他在莫斯科学习的两年，正是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化的两年。一九三○年，他胜利地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上海隐蔽一个时期之后，奉党中央的命令，化装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机警地穿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封锁线，于当年十二月三十日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当天苏区广大军民正在欢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活捉敌酋张辉瓒的伟大胜利。而在这里指挥这个震惊全国的战役者，是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现已成为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在南昌起义炮火中结识的战友、现已成为我军卓越的指挥者朱德。他来到这个生疏之地后，碰到了不少的老同志，人缘很熟悉和亲切。这时，红一军团总部设在宁都小布赤坎一幢两层的民房里，他一来到这里，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
当时，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遵照毛泽东、朱德的意见，深入俘虏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社会根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穷人打穷人的滔天罪行，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打仗的革命意义，使绝大多数的俘虏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开始做俘虏兵教育工作的时候，由于人数多，徐老和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出了一些问题。如开饭时，既不登记，也不规定数量，任凭他们吃多吃少; 在途中转移时，请老百姓分散给俘虏煮饭，送来有先有后，结果吃食不匀，先吃者饱胀，后吃者挨饿，常常发生矛盾。一个俘虏兵建议： 应该等老百姓把饭煮好后，同时拿出来，同时开餐，就可以克服这种吃食不匀的现象。徐特立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并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后来这个俘虏兵参加了红军，在长期战争中锻炼成了一个很好的干部。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反革命头目蒋介石，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之后，调集了二十万军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五月十六日，战斗开始打响，徐特立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前两天，他随同朱德到山上察看地形，发现前面已经出现敌军，他拍着朱德的肩膀轻声地问： “老总，前边看到敌人了，为什么还不打?”
朱德回答说： “还远着，不能打! ”又说，“远了我们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要等到距离相当近才打，打垮这一部分，接连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能等到太近了才打，那会使自己施展不开，还容易让敌人合围自己。所以远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个团不值得打，打了解决不了问题; 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了不打，大了也不打……。”①
朱德的丰富作战经验，徐特立十分钦佩。在这次战争中，他跟从部队从赣江边上一直打到福建建宁。
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隔了一个月时间之后，七月间，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 “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和朱德等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 的办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敌人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尚不了解毛泽东、朱德的作战意图，一次边走边问： “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风趣地说： “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②接着，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朱德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地有了了解和研究。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时，尚能生动地讲述关于游击战争的课程。
还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徐特立跟随红军前进，除在红军中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外，还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于戎马倥偬之中开始他毕生喜爱的教育工作。不过，现在进行的教育工作与过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的人民教育工作。为了使广大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干部认清形势，了解敌情，提高斗志，红军总部在驻地举办了部队骨干训练班，通常又称随营学校。这种随营学校是我军建军以来，指战员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开始。学员来自各军各部的干部，红军总部的战士——通讯员、警卫员、勤务员也一概编班参加学习。教学条件简陋异常，不仅无教室黑板，而且没有纸笔墨砚，教员上课以木炭代粉笔，以白墙壁代黑板，学员就用木棍作笔，沙盘作纸，用心听讲，勤学苦练。学习条件虽然极其简陋，但教员却闻名中外。政治教员毛泽东，军事教员朱德，语文教员徐特立，历史教员董必武，地理教员左权。后来，这种随营学校逐步发展成为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军事院校，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为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徐特立除了在红军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和在随营学校上课外，还经常配合形势，为地方搞宣传，作报告，开展民运工作。他经常把自己过去在苏联学习时的所见所闻，同国内的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鼓励大家以苏联的工人、农民为榜样，为巩固和扩大苏区，壮大和发展红军，实现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各界劳动妇女在宁都黄陂三堂村召开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徐特立在会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地向大家介绍了苏联妇女的生活和斗争。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党的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走，留在地方开展工作。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的教育; 为着革命需要，要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他根据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赞成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徐特立还深入各区乡，指导和帮助组织识字委员会——分会——识字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参加识字小组的都不识字，就派一人去分会学习，学会了一些字以后，又回小组教其他的人。识字委员会主要是为分会培训教师。他还亲自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来自全国的工农兵代表，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徐特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和瞿秋白一道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副部长。但瞿秋白从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初一直在上海，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活动，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特立负责。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赣南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文化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瑞金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和两所小学，全部学生只有两三百人，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都是文盲。一九三一年春，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当地又错误地处置了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给方兴未艾的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困难。徐特立迎难而上，决心把他过去那种“历尽艰辛”的办学精神，在这里焕发出新的生命。
徐特立凭借他多年的经验，深知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就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选定瑞金县城北一栋背靠池塘的两层旧民房作校舍，创办了师资训练班。不久以后，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他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把农村中比较能识几个字的人都动员起来接受训练。因此第一期学员二百余人，文化程度尚可。但以后几批都是从翻身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其中还有文盲，须从扫盲做起，教学更加困难。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他一人承担，一切教材课本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等等。地方党委很重视他的事业和工作，特意派一个同志前来专管生活问题，以减轻他的负担。
徐特立学问渊博，知识丰富，文理各科均能讲授。但因年岁较大，湖南土音较重，且缺了门牙说话不大关风，上音乐课，教唱歌实在有点吃力，往往弄得满头大汗。一次，他遇上昔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现在红军学校、《红色中华报》工作的李伯钊同志，便对她说： “伯钊，我们列宁师范没有唱歌教员，你在这方面有专长，能兼任几个小时的课吗?” 李伯钊为徐老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出于对革命老前辈的尊重，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每周到列宁师范上两次课，帮助完成教学任务。
列宁师范学校前后共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区各乡创办列宁小学。当时瑞金全县有一百四十多个乡，每乡都有一所列宁小学。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广泛发展列宁小学的同时，徐老还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举办成人识字训练班、夜校等，普遍开展业余文化学习。
在徐特立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下，苏区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由列宁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员担任扫盲任务。他发动广大群众互教互学，掀起了一个“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 群众运动。这样，就挖掘了各种潜力，使扫盲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徐老谈到采用这些方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总是谦虚地提及教育界老前辈陶行知先生，把陶看作是自己的老师。他说： “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信，署假名常署 ‘师陶’。”①
徐特立很重视文化学习中的教材问题。他亲自组织和指导教材编写委员会，根据政治斗争和形势的发展，编写、审查、翻印和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识字课本。这些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程度，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从列宁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个片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富人贵，穷人贱，穷人吃苦几千年。
富人懒，穷人勤，穷人辛苦不堪闻。
富人饱，穷人饥，穷人生活好惨凄。
富人少，穷人多，及早觉悟学苏俄。
苏俄穷人解放了，丰衣足食无折磨。
教材编出后，徐特立均一一过目，提出中肯的意见。他很重视教材的系统性，从易到难，由浅入深，密切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反对内容空洞的概念化和口号化。翻阅当时列宁小学课本的《前言》，就可看出它的一般。编者向荣在《前言》中写道：
“这部书编给一般儿童初就学用的，暂编八册。此书编好四册后，便付给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同志审查。徐特立同志审查后，他指出本书的缺点，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区别。……特立同志来信说： ‘此项读本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正，当更增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 因此这部书，……只得将来由中央政府教育部再编或修改。”
在党和徐老的直接领导下，苏区还办起了各种专科学校，除红军大学、列宁师范学校外，还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讯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为党培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革命干部和专门人才。瞿秋白、徐特立还亲自兼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正、副校长。
徐特立在工作中，一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反对任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他在教育部长的六年任期里，仅发出一个对各县颁布教育制度的指示，其它各种工作，均采取书信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徐特立很重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他要求各校师生深入农村阶级斗争，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加“扩红”和“查田”等运动。各校师生还经常自编自演各种节目，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学校领导还给优胜者颁发奖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大的成绩。
在党和徐特立的直接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由于实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创办各类专门学校的结果，使得入学的儿童增多，广大劳动人民纷纷摆脱了文盲的困苦，为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革命骨干。一九三一年七月，徐特立曾亲自前往兴国县居住数月，具体指导这个县的教育工作。在全县党组织和人民的努力下，这个文化基础本来较差的县成了苏区扫盲的模范县。至一九三三年，全县已有百分之六十的学龄儿童进入了列宁小学 (全县学龄儿童二万名左右，入列宁小学的有一万二千余名) ，另有一万五千余名列宁夜校学员和二万二千余名识字班学员。至一九三四年秋红军撤离苏区时，兴国县已经办起了三百多所小学和中学，拥有八百多名教师，文盲已经减少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下。另据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央苏区的赣、闽、粤三省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达十万人; 补习学校有四千五百六十二所; 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 (组员仅江西一省即达十二万人) ; 俱乐部一千九百一十七个①。这些光辉业绩有力地说明，徐特立是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我们党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沙洲坝大礼堂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特立继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仍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随着国民党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加紧，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差，粮食、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异常紧张，尤其是食盐难以买到，十分昂贵，最困难的时候，一元银元只能买七钱盐。在极端困难的生活面前，他首先关心的是学生，毫不考虑自己。每次开饭的时候，他总是迟迟不到，一找原来是在厨房里帮助伙夫做饭菜。他总想看到分配给学生的食盐下了锅才放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营养不良和工作劳累，徐特立身体虚弱。后来染上了严重的痢疾病，险些卧床不起，经医生精心治疗，方得脱险转愈。
敌人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不仅使得文化用品非常贫乏，书籍奇缺，就是要知道一点时事新闻，也要靠部队打进一座县城，缴获一些近期的报纸，方能看到一点国际国内新闻。要阅读一、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简直是海底捞针，很不容易。徐特立弄到一本经典著作，就反复阅读，他常背诵苏东坡的两句诗来形容自己的百读不厌：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了自知。”他后来回忆当年这种情景时写道： 我在江西时，“马克思主义的书，除半部《列宁主义概论》外，只可找到三五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经常藏在床上禾草中，也竟被人们窃去，这是我最痛心的一回事，因为这是我学习理论的唯一工具。但是因为无书可读，只读一本小册子，一读二读三读以至无限制的读，每次都发现有自己未了解的新东西。”①
正当徐老全力以赴从事的苏区教育事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战争的乌云却越来越在苏区的上空密布。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严重错误，虽经广大红军指战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浴血苦战，也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敌人的包围圈越拉越紧，苏区越来越小，教育部也被迫随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从沙洲坝迁到云石山附近。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一个天高气爽的早晨，云石山下的大路上红旗飞舞，战马嘶鸣，浩浩荡荡的红军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时徐老已经五十七岁，是长征队伍中年岁最高的老同志。党中央把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一起编在红军野战医院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何叔衡，因留下不能同行，他和谢向何告别时，心情特别沉重，紧握着手，依依不舍。彼此鼓励，互相叮咛，期望着有朝一日重新聚会。
红军开始长征后，敌机象老鸦一样，天天盯着我军不放。一天，乘行军休息之机，徐特立和中央机关几个战士，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召开支委会。忽然一架敌机嗡嗡地由远而近飞来，掠过人们的头顶飞过去了。对此，大家习以为常，不大介意。不料，大约是敌机发现了开会的同志，又突然飞转来，对着这个山坡一个俯冲，扔下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人们围圈中间的空地上。大家即时仆卧在地，炸弹掀起的泥土，差点把大家掩埋起来。幸好炸弹是个哑巴，没有开花。大家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泥土。董老笑着说： “炸弹落地不开花，恐怕是马克思、列宁的在天之灵，在保佑我们吧! ”徐特立扶起他随身携带的红缨枪，用他那浓厚的长沙腔接着说： “恐怕是我们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列宁还要我们继续干下去哩! ”一场惊吓换来一阵欢笑声，大家换个地方继续开会。
一九三四年底，红军浩浩荡荡开向湘黔边境的时候，正是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寒雨纷飞，到处是一片原始森林，渺无人烟，山峰象陡壁一样，一座座高耸入云。徐特立和广大战士一样，也穿着两件薄薄的单军衣，披着一块油布，戴着一顶斗笠，脚踏草鞋，手扶竹杖，冒着风雨，拉纤似地向前迈进。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徐特立所在的部队随大队伍开进遵义城，驻扎在一所中学里，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会议是在紧张而又激烈的气氛下进行的，全党、全军对这次会议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天，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年老同志，从外面开会回来休息，以严肃而又急切的心情，议论中央这一重要会议。董、林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他们执行错误的战略战术引起的。徐特立接着说： “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发言，对那些错误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批驳，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我认为毛主席的意见完全正确，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 ”①
红军进占遵义期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精简了机构，徐特立根据组织上的决定，进一步扔掉了“坛坛罐罐”，但在马鞑子里仍然装满了他喜爱的书籍、苏区编写的教材和资料，作为日后从事教育事业的工具和本钱。
早在红军突围长征前夕，瞿秋白为了照顾徐特立，换给他一匹好马和一个强壮的饲养员。可是他总是让给体弱和患病的同志骑，自己扶根手杖，慢慢地不停地向前步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步行了二万里以上，骑马的路程不过二三千里。同志们说： “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后来他谈到这段革命经历时也说： “马能代步，但是在当时是不可靠的‘腿’。那时前有顽敌，后有追兵，脑袋顶上还有敌机威胁，一旦把马打死了，还得靠自己的腿走路。事实上我的马中途丢了，要不是先有思想准备，体力上的准备，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很难走过来的。”①
长征中，徐特立模范地遵守革命纪律。每次宿营，他都提醒大家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他所驻扎的遵义的一所中学里，红军战士住宿时有取书架上的书作枕用的，离开时，他均一一为之清理，使之毫无散失。四年之后，一九三九年，黄齐生路过遵义城，群众中还流传着红军这一极为普通而又普遍的事情，听后很是感动。黄曾在一诗中写道： “万里长征后，曾过古播城，富不惊赤化，贫乐道红军。一老称特最，群萌感泽深，夤官书有幸，检点赖蒐存。”
徐特立每到宿营地，不肯休息，主动地打水、做饭、洗衣服，检查和布置工作。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制，没有吃的东西就带头啃树皮草根，没有歇宿的地方就睡在露天地上甚至雪地上。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自抵卓克基以后，我的衣服，从脚上的鞋一直到头上的帽子，都是自己缝的。在缺乏粮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②他总是把方便让给同志，困难留给自己。一九三五年六月，徐特立所在的部队渡过大渡河以后，开始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爬雪山过草地。他们一共翻越了三座大山，第一座是夹金山。翻这座山的前夜，在山脚下宿营，天气炎热，大家穿着单衣。这时，徐特立已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马和饲养员。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狭得象一口棺材一样，身上盖着一块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服还是干的。半夜出发，走到半山，雨雪交加，披在身上的毛毯湿了，衣和裤子也湿了，因为山陡，往上爬，费力大，体温增高，并不觉得冷。天将亮，往下行至半山，雪停了，湿衣湿毯，浑身感到寒凉，只得加劲跑步向前。在半山腰，回首一望，全是一片银光眩眼的大雪山，徐老诙谐地说： “我们好长时间没看见过玻璃了，这里真是一个玻璃世界，多好看啊! ”
部队翻越雪山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横跨草地，北出陕甘。徐特立随部队驻扎在卓克基，收拾粮食，作好过草地的准备，他和广大战士一样，参加割麦，麦子割下后，又把麦子搓出来磨成面粉，装满干粮袋。组织上要求同志们背足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否则，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就有被饿死的危险。徐特立出发前后，与其他同志一样，尽量挖野菜、煮马皮充饥，千方百计地不动用储备粮。恰在这紧要关头，谢觉哉突然病得很厉害，急需粮食维持生命。徐特立见此情景，就慷慨地将自己珍藏下来的粮食全部送给谢觉哉。后来谢在《赠徐老六十生日》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漠漠沮洳地，峨峨暴冻罔，是谁皆束腹，赠我竟倾囊。”讲的就是这些历史情况。徐特立在长征途中为何这样坚强和乐观呢?后来，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①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光荣牺牲，徐特立正式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的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着手发展边区教育事业。他亲自指导编写教材，他主张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要从简到繁，内容要丰富，象百科全书，即不但要有政治思想内容，还应有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生产常识; 由浅入深，体现认识的规律; 内容丰富，体现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 注意文化基础，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基础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用一致。徐特立还主张，小学算术教材，要加一些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的常识，理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应用这些常识②。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以至解放后六十年代，我们党领导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和算术教材，大致都遵循和贯彻了这些原则。
为了使劳动人民更快更有效地识字，徐特立在苏联时期曾同瞿秋白、吴玉章研究了中文拉丁化拼音的新文字，共拟订了二十八个字母，以求准确地拼出全部中国汉字。现在，徐特立积极地领导推行这种新文字运动，为中文拉丁化的拼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他说： “我是新文字运动 (即拉丁字母拼音法) 的积极推行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扫除文盲，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我们一到陕北，就办起了一个文盲师范。招收的都是文盲半文盲，教给他们新文字，只要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即可成功，毕业后便担任小学教员和识字班的先生了。”① 徐特立创办的文盲师范，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党中央为了纪念这一伟人，就命名为鲁迅师范。文盲师范的创办是扫盲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徐特立对教育事业又一重要贡献。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六十寿辰举行了庆祝大会。前一天，毛泽东怀着尊敬的心情致书徐特立为他祝寿。信中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徐特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其高贵的品德。信中写道： “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很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在庆祝会上，邓颖超同志亲自给徐特立系上一条红领巾，并发表讲话，热情地赞扬徐特立的优秀品质。徐特立自己也很兴奋地讲了一小时的话，表示了自己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意志和决心。他的一些老战友和学生，以徐特立致力于教育和其他社会进步事业，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纷纷要求他写出自己的光荣历史，供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素来不肯谈自己的徐特立，为同志的热情所感动，终于以朴素的语言，用三千多字写了一篇《六十自传》 ，发表于《全民周刊》 ，概括地介绍了自己的斗争历史和社会经历。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顺应时代而前进的人。他说：“我的生活随着社会从人类被压迫向着解放走，从失败向着胜利走，一切生活都配合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
奋发团结抗战 致力反蒋建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派徐特立回湖南，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名义，出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王凌波 (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 一道离开延安途经武汉，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负责人周恩来同志请示后，于十二月九日抵达长沙，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于寿星街 (起初设于犁头街南方旅社和东长街徐家祠堂) ，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须发尽白，而精神颇实，身着灰布短衣，乘武汉特别快车来长。……”当时长沙各界人士，从《长沙晚报》和《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得知十年杳无音讯的徐特立突然回到长沙，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络绎不绝地前来八路军临时办事处探访和会见，求教国际国内形势，聆听革命真理。他们看到徐特立的确“精神颇实”，但并不“须发尽白”。而是须发皆青①。从精神到形态，均不象一个上了花甲的老人。对于来访者，他都热情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争取和团结的工作。到达长沙后的第三天，他就在银宫电影院(现新华电影院)宣讲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听众达三、四千人，把整个影院挤得水泄不通。当天下午，徐特立还会见了报界记者，谈了抗日诸问题，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他说： “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它估计得这样低，不但离开事实，而且是于长期抗战有害。”②他又尖锐地指出，“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前途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我们可以从战争中补充。”他满怀信心地说： 打游击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拿手戏，我们将通过游击战发展壮大，越战越强。有人表示怀疑，问： 共产党、八路军有没有工厂?我们回答： 有! 又问： 设在哪里? 我们说： 过去设在南京，现在设在东京。徐特立越讲越激昂，最后深刻有力地指出： “对日本帝国主义想和平是不可能的，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唯有从抗战中求解放才是活路。以后，徐特立外出讲演十分频繁，当时的联合大学、青年会礼堂、教育会礼堂、荷花池中央戏剧学院、火宫殿等处，均是他经常应邀讲演和作报告的地方。他那百折不回的意志，迎难而上的毅力，严肃认真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还在长沙人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火宫殿是社会底层人们娱乐和饮食的场所，徐特立很重视来这里做宣传工作。一次，他以生动诙谐的语调、通俗流利的语言，宣传抗日，抨击时弊，获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当时《观察日报》 曾经这样报道说： “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先生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群的民众，并不是不关心国事的。”一九三八年的一天，徐特立应邀前往他昔日任教的一师讲演，学校当局虽曾提出不谈“党务”、“政治”、“军事”，只着重谈“做人”、“治学”、 “做事”三项相限制，但徐特立亲临该校，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进步学生更是欢欣若狂。徐特立演讲，以慷慨激昂、诚恳亲切的言词，对抗日救亡的形势、爱国青年的任务和应走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激起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纷纷表示对人民抗日战争的无比向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多次干扰，湖南党的组织也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徐特立到长沙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以高文华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他是省工委委员，并担任统战部长。一九三八年，徐老和省工委深入工矿、农村、码头、学校作社会调查，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向党中央写了五个调查报告。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国家的军事工业部分的移到湖南，重工业工人较过去增加，……矿工并不因军事减少，反有增加。我们开始有组织。”“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有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 ……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有党的组织，工作还好。……长沙码头有江西逃来的同志在码头上劳动，不久以前我们和他们接了头，谅已有组织了。”这些记载凝聚着他和省工委的精力和心血。
“释放政治犯”，是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之一，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竟违背诺言，拒不执行。一九三八年春，当徐特立获悉原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参谋长乔信明等三十多位同志，从国民党江西监狱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时，就大义凛然地前往监狱看望他们。国民党当局迫于徐特立在湖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不得不令其看守把监狱打开，让所有“政治犯”出来列队等候徐特立会见。徐特立以激动而又亲切的心情对他们讲了话，谈到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讲到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最后满怀激情地对他们说： “太阳快出来了，天就要亮了! ”鼓舞他们的斗志，坚定他们的信心。他回办事处后，马上开出乔信明等三十余同志的名单，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予释放，反而急忙将他们转走，妄图杀害他们。徐特立挺身而出，直接找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交涉。经他的坚决斗争，乔信明等终于从桃源监狱中获释出来。徐特立又指示办事处同志，将他们接来长沙治病和学习。后来，乔信明等在办事处安排下，去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经西安前往延安，或分别奔赴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徐特立和省工委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增强党的战斗力，又多次举办培养党员训练班，他亲自讲课，并编写了 《党的建设讲授提纲》 。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日群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保证。在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长沙市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敌会、文抗会、妇抗会、工抗会、学抗会、商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其中以文抗会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由于徐特立的授意和支持，地下党组织的精心筹划，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继地创办了 《观察日报》 、《抗战日报》、《长沙日报》、《前进》、《火线下》和《长沙青年》等报刊。徐特立还与《观察日报》、《抗战日报》的负责人黎澍、潘开茨、田汉、廖沫沙等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他们的进步和安危，及时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精神传达给他们，以便进行宣传和刊登，在经济上也给予定期资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各报刊撰写文章，指导他们办好报纸和刊物。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他发现《抗战日报》上 《晚会之歌》一短剧中某些内容，与我党的路线政策不尽一致，立即致函该报，指出其“错误对于目前的外交和国内的统一战线是不利的” 。接着还指出： “目前是全民抗战，包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在内，是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以此纠正《晚会之歌》错误之所在。该报编者公开表示“诚恳接受” ，并说： “承蒙先生指出这个大错误，使我们有更正的机会，这是十二分感激的。”正如他一九三八年三月在 《抗战给我的机会》一文中所说：一切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革命空前的发展，帮助了我个人空前的发展。”我本来是一个极不爱写文章、不大公开发表政治言论的人，但革命形势的发展，“逼得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①。当时收集在《抗战中的政治问题》一书中的文章，仅占他当时书写的文章的一半，就将近十万字之多。书中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关于战时训练干部，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民武装，以及揭露托派、汉奸，驳斥“亡国论”、“速胜论”，坚持持久抗战的方针，等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为湖南人民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方向。
徐特立还十分关怀青年。当时来办事处的青年络绎不绝，他亲切地接待他们，还指派专人负责这方面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为他们办了几期学习班，亲自给他们讲课。在他和办事处的热情帮助下，一批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陈述自己的宏伟志愿，要求驰赴延安，奔往前线。两年中，办事处输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步青年达五、六百人，为革命增添了新的力量。徐特立的次子厚本也一心去延安，儿媳刘翠英亦坚决要求同往。他的夫人刚见到阔别十年的老伴，只想合家欢聚，没有想到儿子和媳妇又将远行久别，一时思想跟不上来。他便给夫人做工作，很有风趣地说： “何谓丈夫?丈夫就是一丈远，丈夫和媳妇是不能离开一丈远的，应该让他们一起去。”结果儿子和媳妇一路同行，经过各种困难和曲折抵达延安，参加革命，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一九三八年，厚本突染重病，经西安返回长沙治疗。不久，病逝于湘雅医院。这样，他两个儿子，都为革命而先后去世了，仅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他虽然十分伤心和难过，但并不悲观。他首先做儿媳的思想安定工作，教育她继续革命，说她年轻，答应给她另找爱人。他特别地嘱咐亲友，万不可向老太太透露厚本去世的真情。只说厚本已出国至苏联学习，以免老人家过于悲伤，损害身心。儿媳刘翠英，后来追随他继续革命，并改名徐乾，变媳为女，真诚地爱戴他，长期担任他的秘书，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徐特立经常教育广大青年，国难当前，只有斗争，才能闯出自己的光明前途。他曾致函湘潭青年店员王汉秋，并题赠一副对联，鼓励他们“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把个人事业同国家的前途密切地联系起来。
徐特立在办事处的工作，既繁忙而又艰苦，上有敌机的空袭轰炸，下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汉奸的破坏，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对各种人“门户洞开，来者不拒”①。诚如他自己所说：“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②。他经常对各界人士发表演说，回答他们的问题，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忙得不可开交，往往通宵达旦。有时不脱鞋子，倒在床上，勉强躺上二、三个钟头，次晨又爬起来继续工作。他经常是身着八路军制服，手持一把雨伞，徒步走来走去，与国民党军阀、官僚那种发国难财，花天酒地，大车子进小车子出的剥削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民群众看出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国家的前途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身上。一天，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设宴招待他，并请他给国民党军政人员作报告。他按时抵达其传达室，说明要会见张主席。门卫说： “张主席今天要欢宴八路军代表，无暇会见。”虽经他再三说明身份，那人看到他的穿着和模样，又没有带名片，表示怀疑，还是不让进入。他只好折回办事处取名片。张治中先生久等，不见他来，派人至办事处迎接，经询问，方知事情始末。
徐特立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张治中等做了不少的争取工作，同民主党派黄炎培等进步人士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还亲往他们的寓所做客，同他们进行坦率的交谈，鼓励他们团结进步，共同抗日救国。
一九三八年九月，徐特立作为湖南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领会了会议的精神，增添了新的力量。年底，又途经重庆，居住于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和南方局请示和汇报工作。周恩来还派了两位同志，协助他总结过去在苏区领导办教育的经验，作为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教育革命的借鉴。
一九三九年初，徐特立回到长沙。他目睹国民党火烧长沙后一片残垣废墟的荒凉景象，无法遏制心头的怒火。他急忙找人了解情况，得知大火后的善后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已经妥善解决，才放下心来，这时，办事处已迁往邵阳，他便风尘仆仆地赶往邵阳，参与召开湖南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会上，叶剑英同志和徐特立都讲了话。
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杀害了涂正坤、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徐特立怒不可遏，奋起严厉声讨顽固派的罪行，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办事处开办的邵阳民众书店也遭查封，徐特立闻讯后，随即写了一篇檄文，托人到衡阳国民印务社印刷，又派专人拿到邵阳的戏院散发。从此以后，国民党日益反动，八路军办事处无法继续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仅由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并曾由邵阳转移至湘潭、衡阳等地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徐特立曾在长沙三公祠公医院内，对田汉主办的长沙戏剧艺人讲习班讲演，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戏剧与抗战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职责诸问题。十一月间，社会上风传日军将再次进攻长沙，田汉便将参加过抗敌宣传队的湘剧艺人组织起来，分成七个抗敌宣传队，奔赴各地演出。出发前两天，在中山路银宫电影院隆重地召开了艺人讲习班结业和湘剧抗敌宣传队授旗大会，徐特立亦应邀出席指导。冬末，抗敌宣传队由外地演出回长，再次在学宫街洞庭戏院演出田汉编导的《土桥之战》 。国民党湖南当局竟以剧队充当共产党喉舌为由，指令警察局拘留剧队负责人徐绍清，并勒令抗敌宣传二队立即解散。他们还以湘剧艺人曾听过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在公医院的演讲作口实。宣布正在外地演出的其他六个湘剧抗敌宣传队一律撤销，下令将各队的证书、旗帜、文件等统统没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愈演愈烈，手段也越来越凶。后来，国民党反动军阀、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竟然凶相毕露，指使其衡阳警备司令部，口头通知徐特立，限期离湘。一九四○年，徐特立离开湖南抵达桂林，以口头答记者问的形式，在《救亡日报》上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驱共的罪行。该报曾经这样报道： “中国抗战可敬可佩的沈钧儒老先生刚回重庆，又来了一位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徐特立老先生。谈话从欧战谈起，并用手指分析。借咳嗽吐痰之机，请问徐老先生是路过此地，还是来此访友。答： 一不是路过此地，二不是来此访友。我是奉命驻湘，因有衡阳欧阳警备司令派来宋秘书长说，是奉薛长官之命，要我在一星期内离开衡阳。我说，既是薛长官命令，应有文字通知，何以要你宋秘书长口头通知要我离开衡阳。宋说： 是我衡阳警备司令要我口头对你说，你老先生离不离开，可由你自己选择。我怕不离开衡阳，又有平江惨案发生。我已去电前方，如果回电要我驻湘，我即逗留不久回湘。”徐特立在桂林《救亡日报》上发表这一消息后，旋即返回衡阳、长沙，进行地下工作。一九四○年八月间，他离开长沙，经重庆返回延安。
徐特立回延安后，负责筹建自然科学院，接着担任该院院长。以后又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仍兼任自然科学院院长) ，继续从事党的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党中央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于一九四○年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院。当时，我们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很差，困难甚多，既缺乏有水平的专家、教授，也谈不上现代化的科学仪器设备和宽敞明亮的教室。除了徐特立，都是些年青人，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大都缺乏工作经验。学生分属于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最小的年龄只有十二、三岁。学校座落在几个山坡上，大家挤在黑暗的窑洞里上课。如果开大会、上大课，就在窑洞外面的空坪上集合。徐特立来后，不管是教学方针还是课程安排、政治思想工作、后勤工作，一件件，一桩桩，他都过问。他经常到各处巡视，那里有问题，就在那里解决。无论怎么忙，他还是坚持讲课。如果是开大会、上大课，无论是盛夏三伏或隆冬三九，他总是不戴帽子，一讲就是几个钟头。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师生做出榜样。他是院长，后勤部门按规定安排他单独住一个窑洞，他说： “大家住的都很挤，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住呢?”定要叫青年教师张凌光、沈哲民同志同他一起住，三人同睡一个炕。晚上办公，看书学习，他本可以单独用一盏灯，但为了节省油，也一定要三个人共用一盏小豆油灯。学院的师生大都是来自祖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缺乏严格的考验，开始对这样的艰苦生活不大习惯。但在徐特立的言传身教下，大家非但不感到苦，反而感到苦中之甜，个个精神焕发，学习、工作、生活既紧张，又愉快。当时，学院里传诵着这样一首诗：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
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①
徐特立反复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说： 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②他认为，我们党“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③。我们当今的科学研究，应该是为抗战建国服务，“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④
当时，对于如何进行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在自然科学院甚至在党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边区科学技术人才缺乏，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了。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工厂，如石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炼铁厂以及兵工厂等等，都在迫切需要技术人员。就当时那么一点技术力量，怎样使用?是统筹安排，让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建设，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搞好科学教育工作、培养新生力量呢?还是只顾眼前生产建设的急需而不办、缓办科学教育?或者只顾办科学教育而不考虑当前生产建设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张只搞生产建设，不必办正规学校。如果办学校也只能搞短期的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的教学。他们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院改为比较高级的职业学校。徐特立认为，既要支援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坚持把自然科学院办下去，主张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需要。他认为，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象政治、经济、军事等工作一样，每一步骤，既要从我们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照顾将来。“见近不见远”，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 “见远不见近”，则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他主张党的方针政策，“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没有中小学生的时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①
徐特立严厉地批判了国民党那种“人才既少，用之又不得当，因此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而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 的买办方针。他指出，我们边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落后，外受日寇的压迫，内受国民党的封锁，科学人才有限，图书仪器和机械输入不易，一切关于科学技术问题都要一件一件地从头做起。这就需要我们自力更生，极力提倡科学，优待技术人员，有领导地开展科学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我们的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他满怀信心地说： “虽然如此困难，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政党及其人民，殷优启圣，多难兴邦，是为我们的写照。”①
徐特立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结合。他说： “研究科学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②他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主张先博后约。他认为大中学教育过早地专门化是有害的，知识面太窄了，就无法进行深造。他说： “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必然会行不通。而且任何大学都不是纯理论的，在第一年只是补足中学时普通程度的不够，二三年才开始专门化，第四年分科更细。至于中等学校，除职业学校外，只是中等普通，大学一年生才算是高等普通，普通原则问题越能多了解，就越能专门化。过早的专门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在边区新的环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不够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③他列举苏联的经验教训说：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的口号。”④他坚决反对忽视基本知识的好高鹜远倾向，认为这犹如平原孤峰，无源之水，而“平原孤峰是难于存在的”，“无源之水是会枯竭的”。徐特立还把读书、钻研学问生动地比作打仗，要注意两点： 第一是“攻坚”，第二是“掠野”。所谓“攻坚”，就是要象攻克敌人的据点一样，掌握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长期刻苦钻研的结果。但是只“攻坚”还不够，还必须更广泛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广度，这就是“掠野”。学习就“象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①
徐特立还强调指出，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经济建设。他说： “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跃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我们今日来谈科学建设，首先是对于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会变成无原则的主观主义者，和无原则的实利主义者。”②
我们党长期革命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徐特立这些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由于徐特立的辛勤劳动，终于把自然科学这株幼苗在贫瘠的荒山上建立起来了，它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我们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对王明一类自谓神圣、自命不凡的 “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他们把马恩列斯的 “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 ，他们 “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①。他们虽然满嘴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其实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判断一个同志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嘴巴上能否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行动上是否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说： “离开职业事业专凭一己的意见议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②
早在一九四○年，徐特立就倡导反对迷信和盲从，强调广大革命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和发展一切真理的标准。他说：“不把一切真理 (马、恩、列、斯的都在内) 当作教条，不加了解而相信，不加以执行而只当作神咒而崇拜。”③他告诫广大青年： “一切事业一切学说一切前人的遗产摆在你们面前，你们都不拒绝都欢迎，但那都不是神圣的，都要经过你们的脑来分析，经过你们的手来试验。检查的标准不是成规，而是你们革命的大多数人的行动。……同时一切要经过自己的脑，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自觉的服从，一切不经过脑的信仰是迷信。对于一切真理都要经过自己的脑加以分析，加以集体的讨论，不把任何真理神圣化，还要经过自己的手及群众的手执行过，在革命过程中，还要加以补充，加以发展。”④
徐特立在批判主观、盲从和迷信的同时，还指出，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是要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实践而学理论，……即有的放矢。从实践中纠正理论发扬理论，则理论不是教条，其文章不是党八股而是行动的指针。”①
徐特立十分热爱和尊敬毛主席。当人家提起他是毛主席的先生的时候，他总是说： 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 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他要求大家向毛泽东学习。他说： “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②
在贯彻党的整风运动的方针政策时，徐特立曾致函自然科学院党的总支委，强调指出： “检查领导，检查整个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却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 “批评不是打击，要有原则，要有事实，热骂可矣，但不许冷嘲和暗箭伤人 (不指人不指事即暗箭) ”。又说： “少抓小问题，只抓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思想有无大的倾向，其余一切都包围在大问题的周围。” “目前无论何人，无论何问题都要彻底的解决纠正，而不是打击，不是调换，撤职和辞职，一切工作只能改善不能放弃。”③自然科学院的整风运动，在他和党组织领导下得到了顺利的开展，工作不断改进。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干扰党的整风方针和政策，在审干中搞逼供信，搞扩大化，打击和迫害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甚至对十几岁的娃娃也不放过，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徐特立无私无畏，不顾风险，挺身而出，维护党的方针政策。他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地质问那个在自然科学院搞运动的人说： “你们有证据吗?”“有什么根据要这样干?”他顶住逆流，亲自到窑洞去看望被审查的同志，坚定他们对党的信心。他说： “我是院长，我就要过问，我就要负责! ”由于他的坚决抵制，自然科学院及时地煞住了那股歪风。
徐特立针对党内不同程度上所存在的“左”倾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提倡学术自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说： 今后我们应该“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只有学术上的真理，没有党派上的成见和辩护。”① 他对于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都予以肯定的评价，指出： “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②。可是，我们党内那些自命不凡的“马克思主义者”却高视阔步，鄙视一切，不愿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学习，闭关自守，自我孤立，不去吸取宝贵的精神食粮，从而停止了自己吸收的生命和排泄的生命。徐特立提醒全党注意： 我们党的抗战政策，已为国人所拥护，党的威信也大大地提高了，除非敌视我们的人，谁都对我们的党和党员怀着敬意，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其实我们除政治及运动战外，差不多很少可以自夸处。我们的政治干部有许多也是抗战前后才学习政治，并非真正深刻的了解马列主义，……自己对于马列主义也并不高明。目前我们应该改变狭隘的自夸的态度。党员应该向非党员学习，干部应该向群众学习，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应该互相学习。”① 徐特立指出： “虚心向朋友们学习，是共产党的优良的历史传统。”②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有非党的副院长和教师，徐特立很重视他们的专长，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整风学习和教学研究中，让他们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有不懂的问题，还虚心向他们请教。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大家继续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玉米、小米，有时还吃一些黑豆及其它杂粮。按规定，他吃小灶。所谓小灶，比起大灶来，不过是多一点白面、油腥而已。可是，他连这一点“优待” 也往往送给病号和体弱的同志，屡经同志们的 “批评”和“抵制”，不几天，他又照样拿着小灶烹调的食品送给别人了。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紧反共，敌伪蒋合流，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和封锁，解放区军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这时徐特立加紧生产劳动，力求自力更生。他种的蔬菜可以自给，公家给他的伙食费，他尽量节省，三个月的供给作四个月使用，减少公家的开支。他经常外出开会、讲演，步行于北门杨家岭和南门参议会之间。他还经常坚持晨操、晨跑和洗冷水脸，用各种方法锻炼身体。延安青年组织体育运动会，他六十多岁了还参加一百码的游泳比赛。他喜欢接触干部、青年和农民，而群众也喜欢和他接近，谈思想，谈生产，谈工作和生活，问这问那，亲密无间，往往一谈就是几十分钟，甚至几个钟头。他真做到了“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徐特立十分痛恨革命队伍里的自私和不正之风。当时某些同志在比较稳定和和平的环境里，就把革命、困难和群众忘记了，只顾私人，不顾公家，只图个人生活得好，不管群众的疾苦，有点变得象军阀、官僚、恶霸了。一次开会的时候，徐特立跳起来，批评这种腐化堕落的现象。①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徐特立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闭幕时，徐特立发了言，他说： “我这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国一定是要爱的!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反对到底的! ”发出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博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十二月，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内战阴谋，义正辞严地说： “我极愿意即刻就看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如果今天看到，明天即死，也就偿了我对国家民族的宿愿。原子弹并不能征服我五十年的民族民主的宿愿，而是使我愤恨和兴奋，使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头。我并希望中国一切老头，响应总司令二十年的号召，以准备反抗中美的反动派联合来屠杀。”②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一百六十万正规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反击，八个月之内，歼敌七十余万，迫使敌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分东西两翼，向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猖狂的进攻。
为了粉碎胡宗南匪帮的进攻，党中央指示陕甘宁解放区军民充分做好备战工作，并决定中央机关部分同志首先撤离延安。为了照顾年近古稀的徐特立，中央指定他于一九四六年冬撤离延安，有关组织分配给他一头驴子代步，并交待随从人员，要尽力量安排好他的生活。但他执意不肯骑牲口。一定要坚持步行，让毛驴驮书籍资料，和给有病的同志乘骑。他说： “我们搞教育工作的，这些书就是武器，没有武器怎么能打击敌人呢!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队伍经常是昼伏夜行，白天住宿和做群众工作，夜晚行军。他与大家一样披星戴月，昼夜兼程地前进，谢绝一切照顾。
不久，徐特立一行风尘仆仆地到达绥德。绥德是陕北高原东北部一个县城，也是专署机关所在地。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波浪滔滔的黄河。河东的吕梁山一带正闹灾荒，不断有饥民逃来河西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政府也特意拨了一批款项救济这些灾民。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 (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是徐特立七十寿辰。绥德地区地县领导干部提出要为他做寿。但他看到河东吕梁山一带农民为蒋阎暴政所害，颠沛流离，惨不忍睹，执意谢绝。他当即作诗一首： 《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 ，谈起他目睹灾民“败絮不蔽体，充饥惟秕糠，老弱转沟壑，少壮半逃亡”的悲惨景状; 当地党政军民群众为之祝寿称觞，他以为“苦乐两相形，不觉倍感伤”。但又感到却之不恭，于是： “请勿事铺张，瓜果代鸡豚，清茶代酒浆，题字代寿联，词短意更长”①。表现出他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艰苦与共，破旧立新的崇高品德和风尚。
徐特立生日的前几天，党中央忽然派来一辆大卡车接他返延做寿。他乘车到达战事气氛十分紧张的延安后，方知在胡匪叫嚷“马上要拿下延安”的情景下，我党在延安为他隆重举办祝寿活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既显示了我党我军的沉着应战，以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 同时也是对敌人的一个示威和嘲弄。
寿诞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徐特立居住的窑洞祝贺，俗称“暖寿”。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边区政府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各解放区负责人也纷纷来电祝贺，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均为徐老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 “坚强的老战士”; 刘少奇副主席的题词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周恩来副主席的题词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朱总司令的题词是： “当今一圣人”; 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题词是： “徐老是人民的教育家”。党中央给徐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品德。信中说： “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求光明，百折不挠，在五十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结合的，你把群众当做先生，群众把你当做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①
祝寿会上，中外来宾们摩肩接踵地参观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彩缤纷的寿幛、祝词、贺礼。朱总司令在会上致祝词，他说： “徐老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使他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教育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苏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朱总司令号召大家： “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②在各界代表致词之后，徐特立在长久的掌声中健步登台致谢词，他首先感谢党和大家的盛意，并历述不少老人，当此新时代里似青年般的跟着时代前进，同时，无数青年也在时代的浪潮里锻炼得更加坚强而能干。最后，他兴奋地对大家说： “现在蒋管区几十万青年学生，正在轰轰烈烈推动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老者也要和他们齐头并进! ”③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延安。十三日，国民党十四个整编旅，约十余万人，在胡宗南指挥下，大举进攻陕北解放区。我军在陕北的部队仅二万余人，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于三月十九日主动撤出延安。在此之前三天，十六日，徐特立在党和同志们的催促下，从容地离开延安，辗转于陕北、晋绥，越过同蒲路，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居住于县城附近的温塘村。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区和晋冀鲁豫区连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在平山县成立，徐特立也随之搬到平山县附近。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我们党已经接管和正在准备接管大量中小学。为此，徐特立率领一支从延安来的干部队伍，与当地党政宣传教育机关相结合，集中力量编辑新的中小学教材。
当地教育机关组织编辑的八本初小国语课本出版后，立即送交徐特立审查。徐特立阅后，热情地肯定了课本的优点，同时也认真地提出了改进意见，并郑重地给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小学国语我和今吾同志曾一流览，认为有某些字句和少数课文虽有些不合处，并不关重要。至于全书是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但各册相互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至于怎样解决，不是片语能尽，容迟面谈。”①寥寥数语提出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小学教材编写中都必须重视的根本问题，即革命性与科学性，“各册相互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也就是中小学阶段必需的基础知识，如何系统地全面地安排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徐特立参加了党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随党中央迁往北京西郊香山。接着，他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进入北京城，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新的斗争。
终身奋斗不知老 一代师表启后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某些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开始滋长一种骄傲自满，贪图舒适，追求享受的思想和作风。而徐特立却在建国前夕，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在《祝吴老七十大寿》一诗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旨高意远地认为： “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 且以“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①，而与吴老共勉。进入北京以后，他回首过去，瞻望未来，重新制订了一个二十年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 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一九五○年起，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
徐特立长期驰驱南北、久经风霜进入北京，正是国家饱经战火，一切都很困难的时候，组织上分配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住在一起，房子陈旧，他一进屋，第一脚就踩断了一块地板，险些跌了跤子。当时，一些同志建议他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要求换一幢房子。但是，他不同意。一九五二年，为便于群众来访和保存图书资料，组织上决定给他盖几间房子。他知道了，一再反对。他说： “现在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怎能为自己盖房子，花费人民的钱财呢?还是等将来生产、建设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说吧! ”
徐特立一生没有任何嗜好，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只泡一杯清茶，一直喝到深夜，不换茶叶，实际上早就和白开水完全一样了。他进入北京后，环境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仍然保持着延安时期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有些同志关心他，认为他七十多岁了，建议他吃菜泥和细粮。但他觉得菜泥会把肠胃养娇，细粮营养差、总吃也不好。他说： “吃得杂一些，粗一些，营养倒是更丰富些，还能使肠胃增强消化、吸收各种食物的能力。”他坚持主杂搭配，从多种蔬菜中吸取营养，经常是几块白薯，一碗青菜，素餐便饭。衣著也仍是那样的朴素，经常穿一身普通的干部服，几套延安时代留下来的破旧布衣，当作传家宝，舍不得更新。一件呢大衣已经加了几个补丁，国家几次按章给他换新的，他回答说： “农民一件棉衣要穿十几年，甚至一代传一代，我这件还可以再穿几年。”家里人事先未同他商量，为他制了一、二套新衣，事后挨了他几次批评。由于工作需要，家里人给他做了一套毛料服，买了一双皮鞋，他平时从不穿用，每次参加宴会或接待外宾，才临时换上。回来后，又立即脱下来，仍然穿上布衣、布鞋。节约水电这些细小的事情，他也很留心。有时家里人和工作人员夜晚睡觉时没有关好走廊的路灯，或是自来水龙头没有拧紧，他即使上床睡下了，发现了灯光，听到了滴水声，即使是冬天，他也要爬起来关熄电灯，拧紧水龙头。他平时教育家里人和工作人员说： “要注意节约水电，滴水成河呵! 一度电要多少钱呀! 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节约一度电和一滴水都是为着社会主义呀! ”
徐特立一生不事铺张，不图享受，从不请客送礼，也谢绝一切应酬。一九五一年，他回忆说： “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天性。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已为公。”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仍以主要精力领导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他相继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 、《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课程标准的重要和课本的活用》、《教育讲座》、《论国民公德》、《各科教学法讲座》、《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小学校的体罚问题》、《青年的学习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对于建国后的形势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他指出： 我们国家的历史正处在“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关头”，民主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结束”，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正在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始。这种新的建设任务，一方面摆在科学人员面前，另一方面摆在文化教育工作者面前，特别是教师的面前。建设需要的现代科学、现代技术，依赖于电气化。“不识字的人是不适宜于解决电气化的。而且仅仅识字也还是不够的。”①他提出，我们应该“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多种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②。他还指出：在大规模经济建设面前，“青年学习问题就更感觉重要了”，他们既要学文化，也要学政治，“在劳动青年面前，文化学习更加是特别突出的任务。”③
一九五三年，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在小学教师队伍中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很多教师想离开教育界，投身到工厂、矿山中去参加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当小学教师没有出息，没有前途。有的甚至把小学教师的工作说成是“吃粉笔灰”、“给小娃娃抹鼻涕的事情”、“不能发挥一个革命青年的作用”，不安心搞教学工作。中央教育部和《人民教育》 、《小学教师》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把这些情况向徐特立汇报后，他十分关切地说： 这个情况很重要。指示他们抓紧时机，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题目，号召和发动全国的小学教师开展一次大讨论。最后由 《小学教师》编辑部加以总结，使广大的小学教师受到一次现实而又深刻的热爱本职工作的教育。结果，按照徐特立的建议，在中央教育部的领导下，在小学教师中和在《小学教师》杂志上，展开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从一九五三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三月，不到半年，《小学教师》杂志收到了全国各地广大小学教师近四万件来稿。通过讨论，大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讨论结束的时候，徐特立应《小学教师》编辑部的要求，写了 《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一文，为这一讨论作了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 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由国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翁，“既然每个人民都有了政治地位，如果说小学教师没有政治地位，这是不合逻辑的”①。现在面临着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小学教师要求参加这个建设是十分正确的。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靠全国人民的分工合作和积极参加。“教育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必要的任务之一”，而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这种伟大的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②。
一九五六年秋，徐特立乘赴湘视察工作之机，曾偕同夫人回到家乡。他身为中央委员，党的高级干部，却毫无“衣锦还乡”的思想和派头。当时从长沙市到五美乡还没有通公路，他坐汽车沿着长浏公路至江背下车。五美乡的贫下中农得知他回老家的消息，便派轿子前来迎接，他坚决谢绝，坚持步行二十多里回到老家。接着以一个老农民的姿态访问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亲友，从容语笑，亲如一家。他童年时的一个亲密伙伴，姓陈，排行第三，家庭异常贫困，常与他一起上山砍柴，累了又一块休息，还经常互相给对方梳理辫子。徐特立参加革命，离别五美以后，陈留居五美，贫困如故，连老婆也娶不起，后来才收留一个从湖北逃荒来的女人做妻室。现在，这个昔日的“陈三伢子”，被尊称为“陈三爹”了。徐特立没有忘记自己的“贫贱之交”，决心亲自去拜访这个陈三爹。但当地干部和群众认为他七十九岁了，农村的路又不好走，决定派人把陈三爹接来会见。陈三爹也很想念他，听说他回来了，正在急忙动身前来看望。两位老人会面后，如同手足，谈笑风生，欢叙别情。徐特立还拉着陈三爹一起照了相，以作留念。
徐特立回到家乡后，殷切地关心着他一九一三年所创办的五美高小。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离开湖南时，曾将维护该校的责任托付于他的妻子和一个侄儿，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摧毁这所有革命意义的学校，迁移了地扯，更改了校名，改“五美高小”为封建色采极其浓厚的“四维小学”。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拨款修复，并请徐特立亲笔题写了“五美学校”的校牌。他来到学校后，高兴地听取了学校负责人的汇报，和师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满面笑容地视察了面貌一新的校容。当他了解到教师工作认真负责，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思想进步之后，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连声说： “好，好! ” 表示赞许和满意。当时，有人建议，五美学校应该同时办小学和中学两部。徐特立说： “小学和中学都是农民所需要的，能够同时办固然好; 但我原来创办这个学校时，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高小，最好仍以办好小学为主。就是要办中学，也不要压倒小学，因为小学教育更是农民所需要的基础教育。”①徐特立这个意见，对于我们今天在小学的基础上办附属中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特立出席了大会，并继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一九五七年一月，徐老以八十高龄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他过去的一些老学生。现在长沙市担任中小学教师和教育行政工作，听说他来长沙，都要求同他会见，聆听他的教诲。一天，按照预约他在交际处同这些同志见面。他恳切地对大家说： “我一生热爱小学教育事业。因为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基础不稳固，上面就建筑不起来。刚才听到你们很多人当了几十年的小学教员，这是极好的。当今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基础事业更显得重要。我相信你们有决心，有把握在这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一切工作要做好，都离不开两条： 就是实事求是和虚心学习。教育工作者必须有勤勤恳恳的态度，老老实实的作风; 还要从书本中、实践中不断学习，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学生学习。”①谈话连续进行了三个多钟头，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不少同志说： “希望徐老多来长沙，使我们多进行几次这样的聚会。”
一九五八年，在我们党领导下，开展了一个勤工俭学和教育革命运动。徐特立根据我们党的革命经验和针对当时的错误倾向指出： “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然并不是否定读书和书本知识的意义。书是一定要读的，正确的书本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不读书，我们如何继承和借鉴旁人积累起来的许多斗争经验呢?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遗产，只有用这种知识来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读书，而是在于我们读书的方法和立场。”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工作经验。”①在当时片面强调实践，强调生产劳动，忽视书本知识，忽视课堂教学的情况下，徐特立这些意见显得更加正确和难而可贵。
徐特立认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不可偏废的根本原则，至于具体的道路则可以有多条： 一是由小学而中学、大学，当中也要有课余劳动和一定时期的集中劳动; 一条是中小学毕业后从生产劳动中进行业余学习，以继续提高;再一条就是没有进过“正规”中小学的劳动人民，只从业余学习中提高科学文化。“这几条道路虽不同，但我们总是要把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到工程师、农艺师的水平。”②他还说： “我们必须谆谆告诫青年同志，不要只想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这一条道路前进，而要由多条道路前进”③。
徐特立还指出：在反动统治阶级尚未推翻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是革命，是武装夺取政权。“当反革命的统治已被推翻，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或者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这时候虽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但最重要的事情，已是发展生产。革命是从前老一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发展生产是现在新一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①青年一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 “要从艰苦奋斗中，使这又穷又白的中国，在生产上做出奇迹”，赶上英美苏等先进国家②。要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只靠少数的工程师、专家的智慧是不成的，只靠亿万人民硬干也是不成的，必须使科学文化和广大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发挥广大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性，使生产很快地提高。这就要使广大劳动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上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批判“成名成家”的时候，徐特立多次鼓励“青年要有志气，要做科学家，要发现许多新方法新道理，那就不能只在书本子里去发现，只有从改造事物的劳动中去发现。”③他举例，多次谈到毛主席和陈云同志，他说：毛主席不仅没有进过陆军大学，连陆军小学也没有进过，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古今中外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写出了不朽的军事著作。陈云只读过几年小学，以后当学徒，参加革命，在工作中学习，成为“卓越的政治家、经济学家” ，领导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九五七年七月底，他亲自前往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接见即将毕业离校、奔赴工作岗位的应届毕业同学。鼓励他们在任何艰难环境中，“能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地创造奇迹。”希望他们热爱专业，一生都做教师，再也不想别的，但要努力“成为专家”、要钻研教育科学。在工作中“能解决实际问题，有创造，就是专家了。”并说： “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有了小创造才能有大创造。”①
徐特立在向干部、工人和学生的讲话中，还反复地向青年一代进行了勤劳朴素、艰苦奋斗的教育。他说： “现在我国的外面还有帝国主义，内面还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国防、经济和文化建设。目前我们国家的困难仍多，我们当学生的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就不可能过早地提出过优裕生活的要求。特别是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困苦。我们的生活如果太过好了，远远超出群众的水平，也是不应该的。”②他还强调指出： “勤俭两字是永远永远需要的，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了勤俭，社会才能前进。”③
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是徐特立的八十寿辰。一些老同志、老朋友和他昔日的老学生想为他祝寿，庆祝一番。他为了增产节约，避开在京亲友的祝贺，借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之机提前离京赴湘。可是，他在长沙的老学生和亲友也不少，纷纷提议设宴、茶叙，以表祝贺，他亦坚决谢绝。他说： “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困难的还多; 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 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财产呢! ”最后，他同意在生日的前一天，借荷花池长沙女子师范学校集合一部分昔日学生，举行一个教育讲座。大家正在准备这一天的喜事。但不久得到他的秘书通知说，他因事赴广州去了。他终于以这种办法避开了亲友的祝贺，在火车上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寿辰。
解放以后，徐特立鉴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保证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他一九四九年十月给《河北教育》的题词、一九五○年给湖南“一师”的题词以及一九六三年在上海的题词，均强调以“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我们的党风、校风和刊风，作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他说： 我们党的延安整风“连续大整两年，三风之一风是学风，学风中最主要的是 ‘实事求是’ ，‘不自以为是’ 两句话九个字”①。他还精辟地指出： 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与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恶风的危险。”②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党的作风，无产阶级的作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关系着我们党的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他还深有感触地指出： “ ‘实事求是’ 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尤其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卖学问，卖知识，常常不问市场情况，一切从主观出发，不易接受批评，又缺乏反省 (即缺乏自我批评) ，以学风中毛主席所指出的话来概括，就是 ‘自以为是’ 。”③
一九五八年，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一些人为了放“卫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是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过河南，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陪同下，到一个公社参观。茫茫棉田杂草丛生，颗颗棉桃多未吐絮，一个介绍情况的人，声称亩产皮棉能达几百斤。徐特立当即表示： “我不相信，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看到底摘了多少斤。”介绍情况的人还说稻子亩产能上万斤。他听了，更加不高兴地对周围的同志说： “这不可能! 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①
徐特立从河南回京后心情沉重。后来通知他去徐水参观，他坚辞不去。徐乾劝他：“在外面讲话可要注意啊，不然会说你反对大跃进。”他沉思片刻，说：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他还说： “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②
一九六一年，党强调发扬民主，总结三年大跃进失误的经验教训。秋天的一个早晨，徐特立用毛笔在一张旧公文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考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③真是下笔千钧，发人深省。
建国后，特立年事日高，记忆力逐年衰退。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给中央写信，请求免去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让年轻有能力的同志来接替。他在信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心的。不久，杨尚昆、陆定一等同志去看望他，问他为何感到不安，他说： “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①他每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看到代表增多了，回到家里就兴致勃勃地说： “青年是国家未来，只有青年人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②
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在对青年的一次谈话中说： 不要以为长征时期过去了，延安时期过去了，从此可以坐享清福了，那是不对的。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艰。他希望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然，革命胜利的果实，可以得而复失” ③。一九六二年冬，徐特立回到湖南，曾给《长沙日报》题词： “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为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一九六五年五月，他已经快八十八岁，当谢觉哉坐在推车里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向谢谈起自己的一个想法，想回到湖南乡下去喂猪。谢听了，深有感慨，回到家里，当日在日记本上赋诗一首： “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老人又羡耕和读，想旁桑荫学养猪。”④
徐特立一生素持正义，刚直不阿。在党内的长期斗争中，严肃认真，独立思考，以党和人民的利益定是非，从不投机取巧，更不随声附和，表现出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他目睹歪风邪气绝不明哲保身。十年动乱的初期，林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无端诋毁和恶意攻击朱德委员长，事后，他大义凛然地前往朱德家，表示看望和慰问。
徐特立一生十分重视身体锻炼，直至晚年依然坚持各种体育活动。他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身体好，才能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①他认为，健壮的身体不是吃、喝、玩、乐所能成功的，而是通过艰苦的劳动和各种体育活动的锻炼“斗”出来的。他说： “好身体也靠 ‘斗’ 。农民的身体比较好，因为大田在村外，柴火在山上，不管刮风下雨，都得上山下田，长年累月就斗出一副好身体。工人的身体也比较好，他们每天扛大活，抡大锤，也斗得浑身是劲。都是斗出来的。”又说： “从前地主老财说，常吃鹿茸、燕窝、人参、银耳能强壮身体，延年益寿，穿绫罗、绸缎、呢绒、皮毛能祛暑御寒不得病。实际上地主老财冬裘夏纱，最经不起寒署。我没见过有几个地主老财长寿的。真正经得起酷暑严寒的是衣不蔽体的劳动人民，真正健壮而长寿的是食不厌粗的劳动人民。当然在过去劳动人民也有病残夭折的，这是旧社会的罪恶。要身体健壮主要靠锻炼，靠斗。”②这实际上是他的切身体会，也是他长寿的基本经验。
徐特立进入北京后，继续坚持每天晨光熹微时起床，在庭院中作缓慢的跑步，坚持洗冷水脸。有时还打乒乓球，夏天坚持游泳。平时工作上下班，外出作报告，联系工作，上街买东西，跑新华书店买书，尽管有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小车子，只要路途不远，他总是坚持走路。有一段时间，他住在西单附近的西堂子胡同，有时去东城作报告，他总是按照“安步以当车” 的老习惯，徒步来往。平时就沿着西单过西四，再经过府右街返回西单。他说： “走路，也有个走法。走路要用劲。‘坐似钟，立似松，行似风’ 走路要象一阵风。走路，要用腿劲，也要用手劲，用全身的劲。”①他散步，往往把手靠在背后，挺起胸脯走。徐老八、九十的高龄，始终背不驼，腰不弯。
徐老锻炼身体，既全面，又有规律，每天早晚散步，工间休息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乒乓球，午饭后进行日光浴。平时外出，经常爬山。他八十多岁还登过香山的鬼见愁和桂林的明月峰。他说： “爬山有上有下，有攀有登，练的劲更全面。”②
徐特立一生始终向前看，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曾对“一师”的学生说： “青年们不但应该经常锻炼身体，增进健康，还必须抱革命的乐观主义，不把烦闷困累自己。几十年来，我在工作和事业中不知遭遇多少挫折、打击和失败，但我有一种长处，就是不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面，从来不发愁，不着急，不唉声叹气。我是这样想的： 失败是一种损失，失败后又来一个发愁，着急，不是再加一层损失吗?这未免太不合算了! 我不干这种傻事! 一个人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唯一的办法就是爬起来再走。……真有决心毅力的人，失败每每真是成功之母，愁什么! 急什么! ”③
徐特立是一个善于工作、善于休息的人。他说： “一个人要养成工作时全心全意工作，学习时专心致志地学习，休息时安心安意地休息。”①有些人玩扑克，打麻将，一玩就是半宵，他认为这对身体、对革命都是百弊而无一利，他极表反对。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敬爱的老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②敬爱的徐特立是中国人民的师表，共产党员的楷模，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注释
①中共中央祝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的信,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①徐特立: 《我的生活》,见一九八○年第七期《新湘评论》。
①朱柏庐,名用纯,字致一,明未清初昆山人。
②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明容城人,嘉靖进士。明世宗时,以列举严嵩十大罪状被杀。
③徐特立: 《我的生活》,见一九八○年第七期《新湘评论》。
①《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页。
①《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页。
②《六十自传》;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页。
①②转引自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 第十二页。
①徐特立断指一事,后来有不同的记述。我们采用了徐老自己在《六十自传》、《我的生活》 中的说法。
②申包胥,春秋楚国大夫,与五员友善。五员将逃往吴国时,对申包胥说: “我必覆楚”。申包胥答道: “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及吴伐楚入其都城郢时,申包胥乃至秦请求派兵救楚,依城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水不进口达七日,秦哀公乃出师定其国难。楚昭王返国赏申包胥的功勋,申避而不受。
①南霁云,唐顿丘人。安碌山反叛,霁云从张巡守睢阳。城中食尽, 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进明无出师意,又欲留霁云,大饗之。霁云哭诉说: “睢阳将士不食月余日矣,义不忍独食。” 因而拔刀断一指,一座大惊。将出城,抽矢射中佛寺之浮图,说: “吾归破贼,必灭贺兰。”复冒围而入,城陷被俘,英勇献身。
①转引自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十八页。
①《六十自传》;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三页。
①《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五二页。
②《留法老学生之自述》;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页。
①田汉: 《懋师七十大寿》,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解放日报》。
①两个高小,指他创办的梨江高小和五美高小。
②《六十自传》 ;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二页。
③当时长沙师范学生读书蔚然成风,爱好文学,写诗歌和散文者甚多,偶有写游戏文章贴于自修室的窗子玻璃里面,供从室外走廊上过路的人阅读。最初有曹伯韩、黄德安的《晚钟报》,接着产生了张怀的《晨钟报》、田汉的《祖鞭报》等,后来又出现了比较守旧的《訚詓报》,彼此之间展开笔战。因均贴在窗户上,故称“窗户报”。徐特立不但不加禁止,而且因势利导,挑选其优秀作品登在自己编辑的教育周报上,助长其争鸣气象。
①转引自杨开智: 《粪士当年万户侯——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断》,见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文汇报》。
②陈夙荒,又名陈夙芳、陈润霖,曾任楚怡学校校长,湖南教育会会长、教育司司长。后来转向反动。
①蒋询: 《“五四”时期湖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见《 ‘五四’ 运动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八十二页。
①张敬尧一九一八年三月入湘,当上督军兼省长以后,伙同他的三个兄弟: 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横行城乡,无恶不作,弄得全省人民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群众斥之为: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认定“张毒(督)不除,湖南无望。”
①《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若飞同志和黄齐生先生》;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一○页。
①湖南地方以铁水补漏锅为职业者, 叫锅匠。徐特立排行第二,故称之为“徐二锅”。
①谢觉哉: 《贺信》,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解放日报》。
①转引自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四十四页。
②③④《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四九、一五 ○页。
①长沙女子师范是稍后于一九二四年创办的,徐老在这里是笼统而言。
②《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三页。
③《徐老新年谈幸福》,同上第二九二页。
①《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四九七页。
①《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论小学教师和土地改革》,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页。
②黎尚瑾,女,共产党员,徐特立的学生; 其父黎雪渠,教育工作者,与徐特立关系亦较好。
①陆定一: 《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解放日报》。
②曾三: 《您是中国人民的典范》;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十一页。
①傅连璋: 《南昌起义的伤员》; 见《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九十三至九十四页。
①《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三页。
①转引自熊瑾玎: 《革命老人徐特立》,工人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三十六页。
①集群: 《徐老苏区生活片断》;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六五页。
②集群: 《徐老苏区生活片断》;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六六页。
①徐特立: 《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解放日报》。
①《红色中华》,一九三四年三月。
①徐特立: 《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①吴吉清: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八月版第一九七至一九八页。
①《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 ;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八页。
②《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 ;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十八页。
①《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 ; 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十八至五十九页。
②董纯才: 《怀念我们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 ;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页。
①董纯才: 《怀念我们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 见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页。
①关于徐老发色的变化,历来有不同的记载。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讥讽反动派的口吻,把他和谢老描写为一对“白发土匪”。一九三七年二月,谢老在一篇日记中谈到徐老时写道: “你满六十岁的这天,黑头发戴着红巾”。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四八烈士”之一黄齐生先生的孙子结婚,徐老和谢老均去参加婚礼, 谢老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见徐老头发很青,只有几根白的, 因作一寿联: 六十九岁犹黑发,旧新中里见完人。”建国后,徐老的头发才逐渐变白,最后成为一白发苍苍的老人。
②李廉颇、杨晓刚: 《徐特立同志抗战时期在湖南》,载一九八○ 年第二期《革命文物》。
①《抗战给我以机会》;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六页。
①②《抗战给我以机会》;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六至十七页。
①夏光伟: 《在徐老身边工作是幸福的》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
②《祝<科学园地>的诞生》;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六页。
③《怎样发展我国的自然科学》 ; 同上,第六十页。
④《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 ;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十页。
①《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一至六十三页。
①②《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 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一至六十三页。
③④《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 ;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三、六十四页。
①《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 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一至六十三页。
②《我们怎样学习》;同上,第七十一页。
①②徐特立: 《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 《解放日报》。
③《我对于青年的希望》;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十八页。
④《我对于青年的希望》;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十八页。
①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②董纯才: 《怀念我们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三十三页。
③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解放日报》消息: 《自然科学院整顿三风》。
①《我们怎样学习》;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八页。
②《我们怎样学习》;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九页。
①②《我们怎样学习》;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七十、六十八页。
①陆定一: 《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解放日报》。
②《学习朱总司令》;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页。
①《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六页.
①中共中央祝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的信,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②③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 《解放日报》消息: 《热烈祝贺徐老七十大寿》。
①《关于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问题》;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三页。
①《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九页。
①徐乾: 《难忘的教诲,深切的回忆——纪念徐特立同志诞生一百零二周年》;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一一页。
①②《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七页。
③《青年的学习问题》; 同上,第二四六页。
①②《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 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五四、二五五页。
①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七十六页。
①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七十八页。
①《五四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七四页。
②③《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 同上,第二六三、二六五页。
①②③《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见《徐特立教育文集》, 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六○、二六一页。
①《徐老的嘱咐》;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 二八八页。
②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六十九页。
③《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见《徐特立教育文集》第二五八页。
①③《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三四、一三三页。
②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七十四页。
①张冈吾: 《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 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②③张冈吾:《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 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①②张冈吾:《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 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 。
③《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八○页。
④王定国: 《徐老是谢老的好战友好兄长》 ;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六十三页。
①欧阳先云: 《人民的楷模》;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九○页。
②《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六页。
①②《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七、三○九页。
③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八十页。
①《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 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八页。
②曹瑛: 《怀念敬重的徐老》; 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二一八页。
参考文献
1. 徐特立: 《我的生活》,载一九八○年第七期《新湘评论》。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3. 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 《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
4. 《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5. 周世钊: 《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年版。
6. 熊瑾玎: 《革命老人徐特立》,工人出版社一九六○年版。
7. 魏杰: 《艺心胜似柏心丹——田汉同志在长沙》,载一九七九年第五期《新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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