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清晨，中共中央闽浙赣特派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浙江永康方岩，时年三十九岁。
刘英为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奋斗，历尽艰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贫苦农民到红军将领
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爱群、越人、锄非、王志远等，一九○三年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凤岗乡竹岗村一个贫农家庭。
刘英小时，家有少量薄田，但远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除种着刘氏家族的花利田外，还租种地主杨家裕的土地。因家境贫寒，刘英九岁时才进入本村群德小学读书。一九一六年，刘英初小毕业。在同族帮助下，得以到瑞金县城读高小。一九一八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高小毕业。但家境每况愈下，父母不愿增加同族的负担，刘英于是辍学在家。回家后他仍勤奋自学，曾在家里的墙上题诗一首以自勉，其中有两句是： “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
一九二四年，刘英到松山小学(原群德小学)任教。在这里，他接触到的进步书籍更多了，除能看到闽西地区出版的《岩声报》外，还能看到《新青年》、《向导》和《改造月刊》等。一九二七年，兵荒马乱，又遇大旱，半数学生退学，刘英也离开了学校。
不久，他同两个青年合伙，借资在瑞金城里开了个小米店，想借此糊口。当学生，刘英是优等生;教书，刘英是里手; 至于做生意，他却是个外行。经营年余，米店亏损关门。
在开米店期间，刘英结识了以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的瑞金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邓生文。刘英经常到他家里去，听他讲述革命道理，觉悟不断提高，还协助邓生文进行了一些革命工作。
这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瑞金地区遭受天灾，田里没有收成，刘英的父亲刘方珍因交不出租谷，被杨家地主吊打，也受到了族长的严厉斥责。第二年刘英一家更加起早贪黑地耕作，指望有个好收成。谁知稻子正在灌浆时，刘氏家族的开坛绅士田孙却中途撤田起青苗。刘英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约集同时被撤田起青苗的几户人家中的年轻人，手持柴刀去找田孙算账。正在刘氏宗祠做祭祀的田孙等人知道刘英懂武功，怕吃眼前亏，只好收回成命。刘英这一闹，不仅打击了田孙等人的气焰，使他们第一次在下辈面前丢了脸，而且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长汀进占瑞金县城。刘英便约同本村青年刘德连一起参加了红军，并改名为刘英。参军时，刘英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 “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
刘英参加红四军后，先在军部担任会计，不久担任了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每逢部队行军时，他总是跟军需运输队一起走。一次，部队从闽西回师赣南，有一个挑银元的运输员掉了队。刘英发现后，立即返回去，终于接到了这个同志，两个人轮换挑着银元，在深夜时分赶上部队。事后，同志们从运输员口中得知，刘英他俩一天一夜粒米未进，虽然挑着一担银元，却没有动用分毫去买块红薯吃。
一九二九年九月，刘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曾写信给一位同志谈及自己加入共产党后的感想。信中写道： “我自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衷心感想到，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终竟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她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纲领和最高尚的理想，她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她有正确的战略，她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她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她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她对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条疯狗，都会对她表示敬意。共产党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光荣啊!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①
有一次，刘英写了一封信准备寄给家里，正巧被军党代表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看他文笔不错，就和刘英攀谈起来，详细地询问他的情况。刘英一一作答。毛泽东临离开时，问刘英：你到军部来搞文书工作好吗?刘英表示同意。过了几天，刘英就调到军部当了文书。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刘英下到部队参加战斗。一次，刘英所在部队遭到了数倍敌人的包围。在掩护撤退时，刘英一个人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到部队撤出战斗。在前后几次反“围剿”中，刘英曾经遇到过多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从未动摇过。在革命战争中，刘英成长很快，先后担任过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刘英被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一九三二年二月，刘英参加了攻打“铜赣州”战役。战斗中，插进赣州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红一师被敌切断，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令红十五军前往救援。刘英和师长王洪章立即率领四十四师随同十五军的部队冲了上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使红一师转危为安。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恢复一九三一年十月被撤消的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 ，下辖第四军和原属第五军团的十五军，刘英仍任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刘英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东征漳州。四月十九日，军政委左权、四十四师政委刘英和师长王洪章率四十四师打前锋，佯攻宝林桥，强渡芗水，把宝林至南靖一线之敌一四五旅打得一败涂地，给了主攻部队以有力支援①，四月二十日，东路军攻占了漳州城。
四月二十一日，刘英参加了毛泽东在红楼召开的师长、师政委以上的干部会后，回到天宝、南靖，组织四十四师的指战员，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搜查反革命分子、筹款筹粮等工作。在打土豪筹款中，由于缺乏工作经验、语言不通和大部分红军战士来自农村，因此出现了一些过“左”的作法，战士们看见一些戴礼帽穿西服的、穿大褂戴眼镜的、拿文明棍穿皮鞋的人，都当作土豪抓了起来。毛泽东发现后，立即召开了连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指出： 你们打错了很多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们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你们赶快清查，错了的就改。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英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抓来的“土豪”逐个进行了审查。对于错抓的，一律赔礼道歉。这件事，对刘英教育很大。
攻占漳州，这是刘英生平第一次进入这样大的城市，真是大开眼界。他第一次看了电影 (无声) ，第一次骑了自行车，第一次看到了停在地上的飞机，还第一次穿上了胶鞋。在漳州工作的四十多天中，他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受到了一次全面的锻炼，并对毛泽东有关正确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有了切身感受，工作能力大大提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刘英调到九军团工作，先后担任三师、十四师政委①;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又调到五军团任十四师政委(师长为张经武)①;不久又被调到红七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②。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中央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最后到达地为皖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成员是：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六千多健儿，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在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的率领下，由红都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先遣队出发后不久，打下了大田和水口县城，于八月初发动了攻打福州的战斗。福州未攻下，我军却受到相当损失，时又正值盛夏，部队有伤病员七八百人。在行军中，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不仅与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沿途张贴布告、传单和刷写标语，而且还亲自为伤病员抬担架，对伤病员做思想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先遣队在重溪地区接到已开始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红七军团和新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以组成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新组成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④; 原七军团改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刘英随十九师行动并兼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⑤; 新十军改编为二十、二十一师。由于战事关系，此时七军团和新十军尚未会合。十一月十八日，寻淮洲和刘英率领十九师离开重溪向皖南进军，取得许多战果。十二月十日，方志敏率领二十、二十一师到达安徽歙县的汤口地区，在此与奉命南返的十九师会合①。在这里，红十军团接到项英，陈毅为首的苏区中央分局的电报： 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造新苏区，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组成五人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②。
此时，敌人正调集重兵对我军实施围追堵击。十四日上午，我军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同敌人接火。终因敌众我寡，指挥又失当，我军被迫撤出战斗北移。当部队转移时，刘英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负伤，右手腕被子弹打穿，右手小拇指被打去一截。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我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只得返回闽浙赣苏区略事休整，再图北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部队沿浙西天目山向赣东北的怀玉山进发。刘英由于身负重伤，流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同志们坚持要用担架抬他，他执意不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沿途给同志们讲故事，还不顾伤痛照顾他人。当时和刘英一块从怀玉山突围的一位同志后来著文回忆道：“一九三五年一月部队在怀玉山突围时，前有敌军堵击，后有敌军追击，情况十分危急。……当我们冲向最后一道封锁线，敌人从碉堡里向我们射击时，前面有一丈多高的土坎挡住去路。我第一次往上爬时掉了下来，第二次却一跃而上。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刘英用左手把我托上去的。在那样紧急的时刻，刘英同志不顾右手的伤痛，先顾他人后顾自己的这种高尚的阶级友谊，使我终生难忘! ”①
一月十二日晨，方志敏，刘英、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八百余人进入江西境内，主力部队两千多人却陷入重围。方志敏不同意刘英和粟裕留下收容部队的要求，而命令刘英和粟裕率部先走。刘英和粟裕立即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机智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并很快和闽浙赣省委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后，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活动。一九三五年二月，挺进师正式组成，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②。挺进师组成时，“人数五百三十八，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③ 主要任务是： 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 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三月初，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到达闽北苏区的崇安县坑口和车盆坑。刘英考虑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没有红色根据地作为依托，于是在车盆坑进行了为时半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使指战员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两套本领。
鉴于挺进师将单独深入到白区和敌人长期作战，决定成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政委会由刘英、粟裕等九人组成，以刘英为书记①。车盆坑整训后，部队于三月下旬进入浙西南地区。
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在刘英和粟裕的统率下，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派兵阻击。自此，挺进师就处在前有福建保安团阻击，后有浙江保安团跟踪的困境。四月二十日，挺进师在上村被福建保安团马洪琛部袭击，牺牲了一个连长和十几个战士，丢失了十几担白洋、收发报机和全部电话机、电话线，从此和中央及苏区中央分局失去联系。刘英、粟裕总结了上村失利的教训，以电话兵为基础增编了第四纵队。从此，挺进师行军打仗轻装了，成为一支灵活机动的游击部队。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刘英、粟裕指挥挺进师取得了斋郎大捷。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迫使龙泉以南之敌由攻势转为守势，为挺进师在浙西南长期活动了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五月初，刘英在龙泉主持召开政委会，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和龙浦县委。这是师政委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特委和县委，为浙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五年七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松阳县玉岩区苏维埃;八月初，成立了中共遂昌王村口区委和区苏维埃;稍后，又成立了龙泉住溪区苏维埃。这样，政委会就建立了以王村口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同时，挺进师也由五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这些胜利，标志着挺进师已在浙西南扎下了根，实现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辟新的浙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对于浙江的形势，敌人曾惊呼： “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①为此，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清剿”总指挥，动用四十四个团的兵力开始了对浙西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围剿”。
在这种形势下，师政委会同意了刘英的提议，除留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外，挺进师主力到闽浙边界活动，与闽东特委取得联系，共同打破“围剿”。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与闽东特委会合。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十三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②。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边临时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任政治委员③。
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对闽浙边的整个干部和部队进行了重新调整，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置。
不久，临时省委获得消息说，浙西南基本地区受损，政委会书记黄富武在战斗中受伤被俘牺牲; 又获悉敌十八军有向两广开拔的动向。于是当即决定挺进师由粟裕、许信焜、张文碧等率领，全部回浙西南恢复浙西南工作，临时省委机关由刘英率领和挺进师分开行动。
挺进师出发后，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一个配备六枝短枪、两枝长枪的特务班，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和建立各县、区党的组织。
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摸到了我们的基本情况，知道红军主力已离开浙南基本地区。于是，平阳、泰顺等县的敌人经常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出来骚扰，气焰十分嚣张。当时，刘英率省委机关和特务班正在泰顺的白姑庵一带活动。敌人获知消息后，就派了“保安团”一个连跟踪开到了离白姑庵四里路的九峰山，并且扬言，第二天就要把红军消灭干净。
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和革命热情，刘英决定给敌人以打击。他对战士们说： “大鱼冲上网，我们应该把网拉紧，给它来一个一网打尽。”①当天晚上，刘英把几个指挥员叫到一起布置了战斗任务，决定利用白姑庵一带的有利地形设伏，出其不意地打一个伏击战。
第二天清晨，敌人果然出动了。他们仗着人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把十几个红军战士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爬上山来。敌人刚刚爬到山腰，埋伏在左边山上的红军就向敌人开了火。敌人慌忙向右边山头上冲，企图占领一个制高点。谁知还没有爬上山头，就被我埋伏在右边山头上的一挺轻机枪一阵猛扫赶下山来。敌人被红军两面一打，丢下枪就往山下面的竹林里钻。刚刚接近竹林，就听到竹林里传出了“缴枪不杀”的喊声。这时，埋伏在两面山上的红军在刘英的指挥下也冲下山来。敌保安团在遭到我红军的三面打击后，落荒而逃; 跑不及的，就当了俘虏。
不久，在刘英的率领下，特务班又消灭了出来骚扰的敌第九师的两个班。经过两次战斗，特务班发展成了特务队，并且每人配备了一支驳壳枪。瑞(安)、平(阳)、泰(顺)一带的老百姓都称他们是七军团的驳壳队，并且到处传播消息说，七军团来了很多的便衣队，每人都是一长一短。
敌人在遭到几次打击后，由进攻转入了防御。在此种形势下，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转到福鼎、鼎平等县检查工作，同时把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特务队再扩充成第一教导团和第二教导团。一九三六年六月，刘英率第一教导团由鼎平转到瑞、平、泰与霞浦检查并布置该地区的工作。此时，两广事变已经发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调离浙江，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为进一步开展浙江斗争，刘英写信通知在闽东和浙西南的省委委员到闽东开会。
与此同时，刘英把主要精力用于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方面。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刘英为首创建起来的，它包括福建的福鼎、浙江的泰顺、平阳、瑞安等县。这块根据地从一九三六年初创立，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我地下党和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
在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做工作，他经常找一些群众开座谈会，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做社会调查。浙南地区和福建的福鼎县，地方语言较杂，在那里通行的是闽南话和温州话，非常难懂。挺进师最初到这一地区时，简直象到了外国一样，群众听不懂部队指战员们的江西话，部队的指战员也听不懂群众的地方方言，许多事情都要靠打手势来表示。为了工作方便，刘英专门调了两个既会讲普通话又会讲地方方言的同志在身边做翻译，并向他们学习本地话，后来，他不仅能听懂当地群众的方言，而且还可以用地方话做群众工作或作一般性的交谈。由于掌握了语言，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浙南一带的群众也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谈话，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同志” (刘英的化名) 。
在建立与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十分重视对于地方干部的培养和团结工作。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原红军挺进师的一部分干部先后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或兼任地方上的领导职务。为搞好这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刘英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反复说明培养、团结和爱护地方干部的重要性，并告诫他们说，红军挺进师要在浙江和浙闽边站稳脚跟、开花结果，完成党中央交给挺进师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没有地方干部参加工作是不可能的，要求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刘英不仅要求下级干部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期间，他就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
为了加强对浙南地区工作的领导，六月间，刘英在鼎平县的李家山主持召开闽浙边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央 “八一”宣言，讨论了 《告国民党书》及《告各阶层人民书》，同时对浙南特委的领导作了调整。
七月下旬，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由浙西南回到浙南与临时省委会合。八月，刘英、粟裕率部在浙江苍南、福建福鼎两县交界的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敌浙保五团一个连，生俘敌连长以下六十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枝弹药。战斗结束后，部队当晚在李家山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刘英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结束以后，刘英亲手用刺刀在村里的两棵枫树上刻下了“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两行大字。刻完之后，他意味深长地说： “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 ”①围观的战士和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家山战斗后，刘英、粟裕率挺进师频繁活动于浙江和福建交界的福鼎和泰顺一带，到处打击敌人，并协助各县、区进行分土地、分青苗和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 运动。
九月一日，国民党浙江保安第四团一个营从付洋地方向泰顺峰文进犯。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付洋乡车头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由于我军作战英勇顽强，敌一个营被歼，死伤三百多人，被俘四十多人，副营长亦被我俘虏。我军还缴获了各种枪二百多支。十月，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挺进师一部在泰顺仓边打了一个歼灭战，毙敌五名，生俘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八十多支，驳壳枪十支，子弹十五箱等许多战利品。
仓边战斗胜利后，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挺进师一部转移到了淡竹洋，在那里召开了庆功大会，刘英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因为胜利，刘英以至指战员们都产生麻痹情绪，准备安安稳稳休整几天，再作新的行动。不料狡猾的敌人获得挺进师驻在淡竹洋的消息后，利用我们的麻痹心理，立即兵分三路前来报复。由于战前思想松懈，加上战时慌乱，部队在敌人发起进攻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最后，只好组织强行突围。淡竹洋一仗，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南阳事件”。挺进师一部奉临时省委指示，采取武力在浙江庆元县南阳村扣押了省委宣传部长兼闽东特委书记叶飞及闽东独立师的负责人，并解除了闽东独立师一百多人的武装，将叶飞等押往临时省委所在地鼎平。结果，途中遭到了大批敌人的伏击，挺进师的队伍被冲散，叶飞等被拘押的同志才得以走脱，辗转回到了闽东，并声明退出闽浙临时省委。这样，成立十四个月的闽浙临省委就宣告解体(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之前，红军挺进师仍然沿用闽浙临时省委的名义) 。“南阳事件”是由于闽东和挺进师两方面不同程度的山头主义，以及在肃反等问题上的看法不一致所造成的。对此，刘英是有责任的。
“南阳事件”发生后，粟裕等率部同刘英会合，接着在刘英主持下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同闽东方面的分歧，但不适当地开展了对粟裕的批评斗争。
闽浙临时省委分裂后，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在福鼎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于一九三六年底转战到了浙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继续执行他的反革命内战政策，所不同的是由全面“围剿”红军，变成了“北和南剿”，命令国民党第四路军刘建绪部和浙闽两省当局立即向我边区发动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迎接抗日新形势的到来，临时省委决定恢复十九师建制，重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敌人深入到浙南地区向我作试探性进攻。我军在刘英和粟裕的领导下，在平阳南宋垟打垮了敌人一个团，接着在泰顺的峰文又打垮了敌人一个加强团。经过几次战斗后，敌人发现我主力红军在平阳、泰顺和福鼎交界一带，并且通过叛徒获知我省委和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刘英等都在浙南地区。因此 敌十九师主力和敌第九旅，在敌十八师的配合下，齐头并进向我浙南地区进犯，企图一举消灭我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主力。
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同时又能胜利地坚持这场斗争，临时省委和军区经过研究，决定在军事上改变原来把主力留在浙南狭小根据地作战的打算，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转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或敌人不注意的地区分散打游击;并决定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教导团的短枪队，从瑞泰边向东北方向转到敌人左侧翼活动，粟裕带领一部分部队留在泰东南活动。后因这块地方无法坚持，部队再转移到了龙泉河以北的浙西南地区。
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短枪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战斗异常频繁，平均一天打好几次仗，有时一打就是一整天。特别是第二次在蔡垟，临时省委机关一清早就被敌人包围了，经过短兵相接突围后，在路上又连续受到敌人多次堵击，一直打到飞云江边的仙降附近，天黑后才摆脱敌人，这次单是特务班就牺牲了七位同志。
此时，敌人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山区。刘英趁机大胆地率部向敌人的腹地推进，把游击战争转移到了平原。临时省委机关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以瑞安县城后面的沙门山、后岗底和东区的肇平洋为依托，深入到永瑞水陆交通的要道塘河附近活动，并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这样，敌人企图消灭我闽浙临时省委和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为迎接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临时省委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告各界人民书》以及《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尔后，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所到之处，都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放在重要位置。一九三七年三月，刘英又亲自起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派交通员送到峰门一带散发。
不久，国民党当局在《浙瓯日报》上刊登了启事，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并提出双方派代表进行和谈。这时，闽浙临时省委机关已经移到平阳北港一带活动。四月十日，在刘英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讨论谈判条件和代表人选问题。正在此时，临时省委接到了上海地下党让吴毓带回的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的电报全文，这样就有了同国民党谈判的依据。会议决定援引我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的基本内容，把其中的陕甘宁特区这一条改为闽浙边特区，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并决定由吴毓、陈铁军等三人作为我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刘英告诚吴毓说： “这次谈判是不易成功的，蒋介石的阴谋是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谈判结束后马上回来，以免发生危险。”①
这次谈判，正如刘英预料的那样，没有获得成功。谈判中国民党提出要改编我们的部队，政工人员到南京受训后另行分配工作等等。对此，我方代表坚决反对。最后，蒋介石下 了 “停抚进剿”的手令，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了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
谈判破裂后，临时省委发出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和《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临时省委还就谈判破裂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经过上海地下党转到了陕北。五月间，党中央以贺龙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从延安寄到衢州刘建绪处。信件对刘建绪晓以民族大义，劝告他停止内战，和红军携手抗日，不要再做无益于民族的事情。“七七事变” 后，刘建绪为形势所迫，从监狱里放出了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并亲自写了一封给刘英、关英 (闽浙赣省委书记)和黄道 (闽北特委书记)三人的信，交给陈铁军带回，表示愿意同红军通过谈判实现合作抗日。他还把贺龙给他的信一起交陈铁军带给刘英看，以表示他的诚意。
七月二十九日，陈铁军、吴毓二人在瑞安东区找到了刘英，把刘建绪的信交给了他。从八月开始，我方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又开始接触，经过几次交换意见后，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九月五日，谈判会议在我游击区的平阳县山门街西山正式举行。我方由刘英作为首席代表。这次谈判，我们鉴于浙南游击区根据地的现实情况，除主动放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提出的将闽浙边区改为闽浙边特区这一要求外，仍坚持了以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保持党的独立性;第二，保持军队的独立性; 第三，保持我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权。经过斗争，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九月十六日，刘英代表我方在协议上签了字。
尔后，刘英派吴毓、龙跃二人到南京八路军驻宁办事处找叶剑英，汇报我方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并请示今后的行动。吴毓、龙跃二人走后，刘英将瑞、平、泰、青 (田) 、丽 (水) 、温(州)等县的二百余人集中在平阳北港，然后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 (华) 衢(州) 方向寻找粟裕、谢文清等领导人。不久，粟裕、谢文清等先后回到了平阳北港。九月底，刘英又派陈铁军、苏斗正、余龙贵去闽北找黄道联系、到赣东北找关英联系，把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通知他们。一九三七年十月间，闽浙军区以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的名义发布了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布告指出： “本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①。
至此，坚持了三年的浙闽边游击战争结束了，在刘英等领导下的挺进师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于他们的光荣使命，又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清晨，中共中央闽浙赣特派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浙江永康方岩，时年三十九岁。
刘英为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奋斗，历尽艰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贫苦农民到红军将领
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爱群、越人、锄非、王志远等，一九○三年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凤岗乡竹岗村一个贫农家庭。
刘英小时，家有少量薄田，但远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除种着刘氏家族的花利田外，还租种地主杨家裕的土地。因家境贫寒，刘英九岁时才进入本村群德小学读书。一九一六年，刘英初小毕业。在同族帮助下，得以到瑞金县城读高小。一九一八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高小毕业。但家境每况愈下，父母不愿增加同族的负担，刘英于是辍学在家。回家后他仍勤奋自学，曾在家里的墙上题诗一首以自勉，其中有两句是： “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
一九二四年，刘英到松山小学(原群德小学)任教。在这里，他接触到的进步书籍更多了，除能看到闽西地区出版的《岩声报》外，还能看到《新青年》、《向导》和《改造月刊》等。一九二七年，兵荒马乱，又遇大旱，半数学生退学，刘英也离开了学校。
不久，他同两个青年合伙，借资在瑞金城里开了个小米店，想借此糊口。当学生，刘英是优等生;教书，刘英是里手; 至于做生意，他却是个外行。经营年余，米店亏损关门。
在开米店期间，刘英结识了以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的瑞金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邓生文。刘英经常到他家里去，听他讲述革命道理，觉悟不断提高，还协助邓生文进行了一些革命工作。
这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瑞金地区遭受天灾，田里没有收成，刘英的父亲刘方珍因交不出租谷，被杨家地主吊打，也受到了族长的严厉斥责。第二年刘英一家更加起早贪黑地耕作，指望有个好收成。谁知稻子正在灌浆时，刘氏家族的开坛绅士田孙却中途撤田起青苗。刘英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约集同时被撤田起青苗的几户人家中的年轻人，手持柴刀去找田孙算账。正在刘氏宗祠做祭祀的田孙等人知道刘英懂武功，怕吃眼前亏，只好收回成命。刘英这一闹，不仅打击了田孙等人的气焰，使他们第一次在下辈面前丢了脸，而且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长汀进占瑞金县城。刘英便约同本村青年刘德连一起参加了红军，并改名为刘英。参军时，刘英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 “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
刘英参加红四军后，先在军部担任会计，不久担任了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每逢部队行军时，他总是跟军需运输队一起走。一次，部队从闽西回师赣南，有一个挑银元的运输员掉了队。刘英发现后，立即返回去，终于接到了这个同志，两个人轮换挑着银元，在深夜时分赶上部队。事后，同志们从运输员口中得知，刘英他俩一天一夜粒米未进，虽然挑着一担银元，却没有动用分毫去买块红薯吃。
一九二九年九月，刘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曾写信给一位同志谈及自己加入共产党后的感想。信中写道： “我自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衷心感想到，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终竟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她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纲领和最高尚的理想，她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她有正确的战略，她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她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她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她对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条疯狗，都会对她表示敬意。共产党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光荣啊!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①
有一次，刘英写了一封信准备寄给家里，正巧被军党代表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看他文笔不错，就和刘英攀谈起来，详细地询问他的情况。刘英一一作答。毛泽东临离开时，问刘英：你到军部来搞文书工作好吗?刘英表示同意。过了几天，刘英就调到军部当了文书。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刘英下到部队参加战斗。一次，刘英所在部队遭到了数倍敌人的包围。在掩护撤退时，刘英一个人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到部队撤出战斗。在前后几次反“围剿”中，刘英曾经遇到过多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从未动摇过。在革命战争中，刘英成长很快，先后担任过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刘英被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一九三二年二月，刘英参加了攻打“铜赣州”战役。战斗中，插进赣州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红一师被敌切断，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令红十五军前往救援。刘英和师长王洪章立即率领四十四师随同十五军的部队冲了上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使红一师转危为安。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恢复一九三一年十月被撤消的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 ，下辖第四军和原属第五军团的十五军，刘英仍任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刘英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东征漳州。四月十九日，军政委左权、四十四师政委刘英和师长王洪章率四十四师打前锋，佯攻宝林桥，强渡芗水，把宝林至南靖一线之敌一四五旅打得一败涂地，给了主攻部队以有力支援①，四月二十日，东路军攻占了漳州城。
四月二十一日，刘英参加了毛泽东在红楼召开的师长、师政委以上的干部会后，回到天宝、南靖，组织四十四师的指战员，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搜查反革命分子、筹款筹粮等工作。在打土豪筹款中，由于缺乏工作经验、语言不通和大部分红军战士来自农村，因此出现了一些过“左”的作法，战士们看见一些戴礼帽穿西服的、穿大褂戴眼镜的、拿文明棍穿皮鞋的人，都当作土豪抓了起来。毛泽东发现后，立即召开了连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指出： 你们打错了很多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们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你们赶快清查，错了的就改。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英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抓来的“土豪”逐个进行了审查。对于错抓的，一律赔礼道歉。这件事，对刘英教育很大。
攻占漳州，这是刘英生平第一次进入这样大的城市，真是大开眼界。他第一次看了电影 (无声) ，第一次骑了自行车，第一次看到了停在地上的飞机，还第一次穿上了胶鞋。在漳州工作的四十多天中，他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受到了一次全面的锻炼，并对毛泽东有关正确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有了切身感受，工作能力大大提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刘英调到九军团工作，先后担任三师、十四师政委①;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又调到五军团任十四师政委(师长为张经武)①;不久又被调到红七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②。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中央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最后到达地为皖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成员是：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参谋长粟裕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六千多健儿，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在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的率领下，由红都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先遣队出发后不久，打下了大田和水口县城，于八月初发动了攻打福州的战斗。福州未攻下，我军却受到相当损失，时又正值盛夏，部队有伤病员七八百人。在行军中，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不仅与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沿途张贴布告、传单和刷写标语，而且还亲自为伤病员抬担架，对伤病员做思想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先遣队在重溪地区接到已开始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红七军团和新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以组成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新组成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④; 原七军团改编为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刘英随十九师行动并兼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⑤; 新十军改编为二十、二十一师。由于战事关系，此时七军团和新十军尚未会合。十一月十八日，寻淮洲和刘英率领十九师离开重溪向皖南进军，取得许多战果。十二月十日，方志敏率领二十、二十一师到达安徽歙县的汤口地区，在此与奉命南返的十九师会合①。在这里，红十军团接到项英，陈毅为首的苏区中央分局的电报： 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造新苏区，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组成五人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②。
此时，敌人正调集重兵对我军实施围追堵击。十四日上午，我军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同敌人接火。终因敌众我寡，指挥又失当，我军被迫撤出战斗北移。当部队转移时，刘英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负伤，右手腕被子弹打穿，右手小拇指被打去一截。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我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只得返回闽浙赣苏区略事休整，再图北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部队沿浙西天目山向赣东北的怀玉山进发。刘英由于身负重伤，流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同志们坚持要用担架抬他，他执意不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沿途给同志们讲故事，还不顾伤痛照顾他人。当时和刘英一块从怀玉山突围的一位同志后来著文回忆道：“一九三五年一月部队在怀玉山突围时，前有敌军堵击，后有敌军追击，情况十分危急。……当我们冲向最后一道封锁线，敌人从碉堡里向我们射击时，前面有一丈多高的土坎挡住去路。我第一次往上爬时掉了下来，第二次却一跃而上。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刘英用左手把我托上去的。在那样紧急的时刻，刘英同志不顾右手的伤痛，先顾他人后顾自己的这种高尚的阶级友谊，使我终生难忘! ”①
一月十二日晨，方志敏，刘英、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八百余人进入江西境内，主力部队两千多人却陷入重围。方志敏不同意刘英和粟裕留下收容部队的要求，而命令刘英和粟裕率部先走。刘英和粟裕立即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机智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并很快和闽浙赣省委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后，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长期活动。一九三五年二月，挺进师正式组成，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②。挺进师组成时，“人数五百三十八，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③ 主要任务是： 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 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三月初，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到达闽北苏区的崇安县坑口和车盆坑。刘英考虑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没有红色根据地作为依托，于是在车盆坑进行了为时半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使指战员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两套本领。
鉴于挺进师将单独深入到白区和敌人长期作战，决定成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政委会由刘英、粟裕等九人组成，以刘英为书记①。车盆坑整训后，部队于三月下旬进入浙西南地区。
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在刘英和粟裕的统率下，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派兵阻击。自此，挺进师就处在前有福建保安团阻击，后有浙江保安团跟踪的困境。四月二十日，挺进师在上村被福建保安团马洪琛部袭击，牺牲了一个连长和十几个战士，丢失了十几担白洋、收发报机和全部电话机、电话线，从此和中央及苏区中央分局失去联系。刘英、粟裕总结了上村失利的教训，以电话兵为基础增编了第四纵队。从此，挺进师行军打仗轻装了，成为一支灵活机动的游击部队。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刘英、粟裕指挥挺进师取得了斋郎大捷。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迫使龙泉以南之敌由攻势转为守势，为挺进师在浙西南长期活动了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五月初，刘英在龙泉主持召开政委会，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和龙浦县委。这是师政委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特委和县委，为浙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五年七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松阳县玉岩区苏维埃;八月初，成立了中共遂昌王村口区委和区苏维埃;稍后，又成立了龙泉住溪区苏维埃。这样，政委会就建立了以王村口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同时，挺进师也由五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这些胜利，标志着挺进师已在浙西南扎下了根，实现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辟新的浙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对于浙江的形势，敌人曾惊呼： “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①为此，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清剿”总指挥，动用四十四个团的兵力开始了对浙西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围剿”。
在这种形势下，师政委会同意了刘英的提议，除留一部分部队就地坚持外，挺进师主力到闽浙边界活动，与闽东特委取得联系，共同打破“围剿”。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与闽东特委会合。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等十三人组成，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②。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边临时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任政治委员③。
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对闽浙边的整个干部和部队进行了重新调整，工作进行了重新布置。
不久，临时省委获得消息说，浙西南基本地区受损，政委会书记黄富武在战斗中受伤被俘牺牲; 又获悉敌十八军有向两广开拔的动向。于是当即决定挺进师由粟裕、许信焜、张文碧等率领，全部回浙西南恢复浙西南工作，临时省委机关由刘英率领和挺进师分开行动。
挺进师出发后，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一个配备六枝短枪、两枝长枪的特务班，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和建立各县、区党的组织。
但是，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摸到了我们的基本情况，知道红军主力已离开浙南基本地区。于是，平阳、泰顺等县的敌人经常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出来骚扰，气焰十分嚣张。当时，刘英率省委机关和特务班正在泰顺的白姑庵一带活动。敌人获知消息后，就派了“保安团”一个连跟踪开到了离白姑庵四里路的九峰山，并且扬言，第二天就要把红军消灭干净。
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和革命热情，刘英决定给敌人以打击。他对战士们说： “大鱼冲上网，我们应该把网拉紧，给它来一个一网打尽。”①当天晚上，刘英把几个指挥员叫到一起布置了战斗任务，决定利用白姑庵一带的有利地形设伏，出其不意地打一个伏击战。
第二天清晨，敌人果然出动了。他们仗着人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把十几个红军战士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爬上山来。敌人刚刚爬到山腰，埋伏在左边山上的红军就向敌人开了火。敌人慌忙向右边山头上冲，企图占领一个制高点。谁知还没有爬上山头，就被我埋伏在右边山头上的一挺轻机枪一阵猛扫赶下山来。敌人被红军两面一打，丢下枪就往山下面的竹林里钻。刚刚接近竹林，就听到竹林里传出了“缴枪不杀”的喊声。这时，埋伏在两面山上的红军在刘英的指挥下也冲下山来。敌保安团在遭到我红军的三面打击后，落荒而逃; 跑不及的，就当了俘虏。
不久，在刘英的率领下，特务班又消灭了出来骚扰的敌第九师的两个班。经过两次战斗，特务班发展成了特务队，并且每人配备了一支驳壳枪。瑞(安)、平(阳)、泰(顺)一带的老百姓都称他们是七军团的驳壳队，并且到处传播消息说，七军团来了很多的便衣队，每人都是一长一短。
敌人在遭到几次打击后，由进攻转入了防御。在此种形势下，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转到福鼎、鼎平等县检查工作，同时把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特务队再扩充成第一教导团和第二教导团。一九三六年六月，刘英率第一教导团由鼎平转到瑞、平、泰与霞浦检查并布置该地区的工作。此时，两广事变已经发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调离浙江，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为进一步开展浙江斗争，刘英写信通知在闽东和浙西南的省委委员到闽东开会。
与此同时，刘英把主要精力用于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方面。浙南游击根据地是刘英为首创建起来的，它包括福建的福鼎、浙江的泰顺、平阳、瑞安等县。这块根据地从一九三六年初创立，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我地下党和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
在建立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做工作，他经常找一些群众开座谈会，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做社会调查。浙南地区和福建的福鼎县，地方语言较杂，在那里通行的是闽南话和温州话，非常难懂。挺进师最初到这一地区时，简直象到了外国一样，群众听不懂部队指战员们的江西话，部队的指战员也听不懂群众的地方方言，许多事情都要靠打手势来表示。为了工作方便，刘英专门调了两个既会讲普通话又会讲地方方言的同志在身边做翻译，并向他们学习本地话，后来，他不仅能听懂当地群众的方言，而且还可以用地方话做群众工作或作一般性的交谈。由于掌握了语言，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浙南一带的群众也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谈话，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同志” (刘英的化名) 。
在建立与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十分重视对于地方干部的培养和团结工作。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原红军挺进师的一部分干部先后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或兼任地方上的领导职务。为搞好这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刘英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反复说明培养、团结和爱护地方干部的重要性，并告诫他们说，红军挺进师要在浙江和浙闽边站稳脚跟、开花结果，完成党中央交给挺进师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没有地方干部参加工作是不可能的，要求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刘英不仅要求下级干部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期间，他就培养和提拔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
为了加强对浙南地区工作的领导，六月间，刘英在鼎平县的李家山主持召开闽浙边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央 “八一”宣言，讨论了 《告国民党书》及《告各阶层人民书》，同时对浙南特委的领导作了调整。
七月下旬，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由浙西南回到浙南与临时省委会合。八月，刘英、粟裕率部在浙江苍南、福建福鼎两县交界的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敌浙保五团一个连，生俘敌连长以下六十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枝弹药。战斗结束后，部队当晚在李家山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刘英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结束以后，刘英亲手用刺刀在村里的两棵枫树上刻下了“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两行大字。刻完之后，他意味深长地说： “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 ”①围观的战士和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家山战斗后，刘英、粟裕率挺进师频繁活动于浙江和福建交界的福鼎和泰顺一带，到处打击敌人，并协助各县、区进行分土地、分青苗和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 运动。
九月一日，国民党浙江保安第四团一个营从付洋地方向泰顺峰文进犯。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在付洋乡车头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由于我军作战英勇顽强，敌一个营被歼，死伤三百多人，被俘四十多人，副营长亦被我俘虏。我军还缴获了各种枪二百多支。十月，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挺进师一部在泰顺仓边打了一个歼灭战，毙敌五名，生俘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八十多支，驳壳枪十支，子弹十五箱等许多战利品。
仓边战斗胜利后，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挺进师一部转移到了淡竹洋，在那里召开了庆功大会，刘英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因为胜利，刘英以至指战员们都产生麻痹情绪，准备安安稳稳休整几天，再作新的行动。不料狡猾的敌人获得挺进师驻在淡竹洋的消息后，利用我们的麻痹心理，立即兵分三路前来报复。由于战前思想松懈，加上战时慌乱，部队在敌人发起进攻后，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最后，只好组织强行突围。淡竹洋一仗，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南阳事件”。挺进师一部奉临时省委指示，采取武力在浙江庆元县南阳村扣押了省委宣传部长兼闽东特委书记叶飞及闽东独立师的负责人，并解除了闽东独立师一百多人的武装，将叶飞等押往临时省委所在地鼎平。结果，途中遭到了大批敌人的伏击，挺进师的队伍被冲散，叶飞等被拘押的同志才得以走脱，辗转回到了闽东，并声明退出闽浙临时省委。这样，成立十四个月的闽浙临省委就宣告解体(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之前，红军挺进师仍然沿用闽浙临时省委的名义) 。“南阳事件”是由于闽东和挺进师两方面不同程度的山头主义，以及在肃反等问题上的看法不一致所造成的。对此，刘英是有责任的。
“南阳事件”发生后，粟裕等率部同刘英会合，接着在刘英主持下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同闽东方面的分歧，但不适当地开展了对粟裕的批评斗争。
闽浙临时省委分裂后，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在福鼎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于一九三六年底转战到了浙南。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继续执行他的反革命内战政策，所不同的是由全面“围剿”红军，变成了“北和南剿”，命令国民党第四路军刘建绪部和浙闽两省当局立即向我边区发动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迎接抗日新形势的到来，临时省委决定恢复十九师建制，重打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敌人深入到浙南地区向我作试探性进攻。我军在刘英和粟裕的领导下，在平阳南宋垟打垮了敌人一个团，接着在泰顺的峰文又打垮了敌人一个加强团。经过几次战斗后，敌人发现我主力红军在平阳、泰顺和福鼎交界一带，并且通过叛徒获知我省委和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刘英等都在浙南地区。因此 敌十九师主力和敌第九旅，在敌十八师的配合下，齐头并进向我浙南地区进犯，企图一举消灭我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主力。
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同时又能胜利地坚持这场斗争，临时省委和军区经过研究，决定在军事上改变原来把主力留在浙南狭小根据地作战的打算，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转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或敌人不注意的地区分散打游击;并决定刘英率省委机关和教导团的短枪队，从瑞泰边向东北方向转到敌人左侧翼活动，粟裕带领一部分部队留在泰东南活动。后因这块地方无法坚持，部队再转移到了龙泉河以北的浙西南地区。
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短枪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战斗异常频繁，平均一天打好几次仗，有时一打就是一整天。特别是第二次在蔡垟，临时省委机关一清早就被敌人包围了，经过短兵相接突围后，在路上又连续受到敌人多次堵击，一直打到飞云江边的仙降附近，天黑后才摆脱敌人，这次单是特务班就牺牲了七位同志。
此时，敌人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山区。刘英趁机大胆地率部向敌人的腹地推进，把游击战争转移到了平原。临时省委机关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以瑞安县城后面的沙门山、后岗底和东区的肇平洋为依托，深入到永瑞水陆交通的要道塘河附近活动，并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这样，敌人企图消灭我闽浙临时省委和红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为迎接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临时省委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告各界人民书》以及《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尔后，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所到之处，都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放在重要位置。一九三七年三月，刘英又亲自起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派交通员送到峰门一带散发。
不久，国民党当局在《浙瓯日报》上刊登了启事，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并提出双方派代表进行和谈。这时，闽浙临时省委机关已经移到平阳北港一带活动。四月十日，在刘英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讨论谈判条件和代表人选问题。正在此时，临时省委接到了上海地下党让吴毓带回的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的电报全文，这样就有了同国民党谈判的依据。会议决定援引我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的基本内容，把其中的陕甘宁特区这一条改为闽浙边特区，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并决定由吴毓、陈铁军等三人作为我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刘英告诚吴毓说： “这次谈判是不易成功的，蒋介石的阴谋是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谈判结束后马上回来，以免发生危险。”①
这次谈判，正如刘英预料的那样，没有获得成功。谈判中国民党提出要改编我们的部队，政工人员到南京受训后另行分配工作等等。对此，我方代表坚决反对。最后，蒋介石下 了 “停抚进剿”的手令，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了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
谈判破裂后，临时省委发出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和《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临时省委还就谈判破裂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经过上海地下党转到了陕北。五月间，党中央以贺龙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从延安寄到衢州刘建绪处。信件对刘建绪晓以民族大义，劝告他停止内战，和红军携手抗日，不要再做无益于民族的事情。“七七事变” 后，刘建绪为形势所迫，从监狱里放出了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并亲自写了一封给刘英、关英 (闽浙赣省委书记)和黄道 (闽北特委书记)三人的信，交给陈铁军带回，表示愿意同红军通过谈判实现合作抗日。他还把贺龙给他的信一起交陈铁军带给刘英看，以表示他的诚意。
七月二十九日，陈铁军、吴毓二人在瑞安东区找到了刘英，把刘建绪的信交给了他。从八月开始，我方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又开始接触，经过几次交换意见后，双方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九月五日，谈判会议在我游击区的平阳县山门街西山正式举行。我方由刘英作为首席代表。这次谈判，我们鉴于浙南游击区根据地的现实情况，除主动放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提出的将闽浙边区改为闽浙边特区这一要求外，仍坚持了以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保持党的独立性;第二，保持军队的独立性; 第三，保持我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权。经过斗争，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九月十六日，刘英代表我方在协议上签了字。
尔后，刘英派吴毓、龙跃二人到南京八路军驻宁办事处找叶剑英，汇报我方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并请示今后的行动。吴毓、龙跃二人走后，刘英将瑞、平、泰、青 (田) 、丽 (水) 、温(州)等县的二百余人集中在平阳北港，然后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 (华) 衢(州) 方向寻找粟裕、谢文清等领导人。不久，粟裕、谢文清等先后回到了平阳北港。九月底，刘英又派陈铁军、苏斗正、余龙贵去闽北找黄道联系、到赣东北找关英联系，把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通知他们。一九三七年十月间，闽浙军区以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的名义发布了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布告指出： “本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利益而奋斗到底”①。
至此，坚持了三年的浙闽边游击战争结束了，在刘英等领导下的挺进师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于他们的光荣使命，又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
主持浙江省委工作
部队在平阳北港集中后，番号改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此时，临时省委一方面着手于部队的整训工作，另一方面以极大的精力创办干部训练班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刘英亲自在干部训练班讲述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常到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给学员们讲抗日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为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书写了“团聚与组织千百万的民众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②的题词。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刘英派龙跃、余龙贵二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汇报浙江党政军情况，并请办事处派人来浙江研究浙江红军部队的编制问题。东南局副书记、组织部长曾山听取了汇报，并在龙跃、余龙贵二人护送下于三月初从南昌到了温州。曾山向刘英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决定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编入新四军，由粟裕和陈铁军率领开赴皖南前线作战; 刘英留浙江坚持斗争; 取消闽浙临时省委，筹备成立浙江临时省委。三月上旬，曾山回南昌时，刘英随他到南昌向东南局请示今后工作。
三月十八日，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粟裕、陈铁军等率领下，奉命从平阳北港出发，北上抗日。
五月七日，刘英由东南局返回，沿途经金华、丽水、温州，对这些地区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后，回到平阳。接着，刘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浙江临时省委会议。浙江临时省委由五人组成，刘英任书记，谢文清任组织部长，汪光焕任宣传部长，顾玉良任职工部长，赖大超任青年部长。不久，中央批准了浙江省委的组织和领导人选。省委成立后，刘英大多数时间住在温州城里，利用温州的地下交通站和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领导全省工作。这一时期，省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恢复原来被摧残地区和开辟新区、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三个方面。
随着抗战的开始，浙江的局面由内战转入了团结抗战。这时，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党的影响空前扩大。在此形势下，省委和各个特委分别派出了一批党员和干部深入到各县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省委利用各种关系，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以群众团体和进步人士的名义，出版各种进步报刊，领导青年抗日救亡活动。抗战一开始，温州就成立了由我党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刘英经常过问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工作，并指示他们： 要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吸收各阶层青年参加战时青年服务团，要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大力开展青年救亡运动中去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省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国民党中的抗战分子。
当时，国民党当局拒不承认我党在浙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反而对我浙江党组织和刘英个人进行攻击。为了反击国民党的造谣中伤，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刘英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申诉》，对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历程进行了回顾，对浙江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严正回击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十月十日，我新四军驻温通讯处被破坏，省委组织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长赖大超等五人被捕。这是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蓄谋已久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事件发生后，刘英立即派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到国民党温州防守司令部交涉，结果，周饮冰也遭到逮捕。刘英又派新四军驻浙办事处主任吴毓同国民党交涉。国民党当局借口搜获我党文件，拒不放人，反而把被捕人员押解到上饶盘石渡李家村。在他们入狱期间，刘英多次让省委秘书滕雪凡到狱中看望，并给他们带去书信，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
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刘英主持下，省委在金衢特委召开省委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浙西特委，开辟浙西工作问题，根据刘英的意见，调顾玉良前往组织浙西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会议分析了浙西的复杂情况，认为在抗日前线和沦陷区，如果没有革命武装力量，是不易开展工作的。因此，提醒浙西特委必须注意武装工作，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人民武装，打开浙西游击根据地的局面。
由于国民党到处搞摩擦，形势恶化，温州的环境也一天天坏起来，省委决定从温州搬到丽水。刘英随省委机关到了丽水，住在城外的夏河村，化名王志远，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身分作掩护，出入于省委各个交通点，领导全省工作。
三月下旬，刘英在丽水接到了曾山的来信，说周恩来要到浙江视察工作，要他到金华去向周恩来汇报浙江工作情况。在周恩来到达金华的前一天晚上，刘英化装成商人先期到了金华。第二天，周恩来在曾山的陪同下到金华，刘英向他汇报了浙江的工作情况。然后，刘英折回丽水，再同省委委员一道到金华，在金华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请周恩来对浙江工作作指示。周恩来向他们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当时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并对浙江党的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指出浙江党的组织经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也要继续发展，但巩固必须重于发展，质量必须重于数量。他还提请浙江省委注意开展绍兴地区的工作。
四月八日，刘英在温州地下交通站主持召开了浙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武汉后的抗战形势，着重研究了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问题。
浙江党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经打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全省有五十五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工委，没有建立县委和工委的县也有党的支部或党员在那里起作用，全省党员已达两万多人。在这种形势下，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时机是成熟的。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刘英主持下，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北港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举行。刘英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浙江两年来工作的书面总结。他在政治报告中，分析了浙江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加紧全民动员，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提高民族意识与战斗意志，反对投降企图，推进民主政治，组织广大工农青年、妇女，发展民众团体，扩大民众运动，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
大会选出了刘英、薛尚实、汪光焕、龙跃、张其林、郑丹甫、林辉山七人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为刘英、汪光焕、龙跃、薛尚实四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大会还选出了刘英等十一人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刘英为代表团团长。
党代会结束后，刘英回到了丽水省委机关，领导全省落实省“一大”会议精神，布置安排省委主要成员离开浙江后的工作。
同年十月十六日，刘英和丁魁梅在温州举行婚礼。当天，刘英题书赠与丁魁梅： “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握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与利诱均不能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①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革命情操。
十月十七日，刘英率参加党的“七大”的浙江代表团从丽水出发去东南局集中，十月底，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当时的东南局也设在这里。浙江代表团在皖南逗留期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袁国平、曾山等多次到驻地看望。刘英就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浙江斗争向项英作了详细汇报。项英希望他写一个书面材料作为浙江代表团向党的 “七大”的汇报，如有可能可在新四军机关刊物《抗敌》上发表。于是，刘英利用在皖南停留等待其它省代表团到来这段时间，开始了《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一书的写作。
代表团在皖南住了不久，接到了中央的电报，大意是，时局发生逆转，浙江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离开浙江，要坚持浙江斗争，并指明刘英要留在浙江。刘英把浙江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电报指示的精神，嘱咐他们要团结一致，到延安把党的“七大”的精神带回浙江来，并指定由林一心负责带队。十二月十六日，刘英一行回到了浙江省委机关所在地丽水。
这时，在省委宣传部长汪光焕主持下召开的浙江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刘英等到达后，立即向与会代表传达了上级指示，指出国民党正在搞摩擦，我们要进行反摩擦、反分裂的斗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向代表们传达了党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的三大政治口号。在代表们即将离开前夕，刘英亲自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他们回去传达。
会后，刘英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对全省工作作了部署：将处(州)属特委一分为二，成立丽水中心县委，统辖丽水、青田、缙云、云和等县和宣平、松阳两县部分地区，直属省委领导; 将处(州)属特委改为中共闽浙边委，统辖龙泉、遂昌、江浦、庆元等县委和宣平、遂昌、汤溪边区工作委员会、松阳县工作委员会。为了保存力量，将在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工作、面目暴露的共产党员，陆续调离转往新四军; 同时抽调一批愿意转入秘密工作的同志，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根据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刘英还提出了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秘密工作的教育，提高警惕、严防奸细混入党内等五项紧急任务。
在丽水，刘英一方面继续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公开身分领导全省工作; 另一方面继续完成他在皖南尚未完成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书。在写作过程中，刘英非常认真，每一部分写完后，都要认真地检查核对，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即使在印刷出来之后，他也要一页一页的看过，从不马虎。他对秘书说： “现在形势有了变化，为了使同志们有一个思想准备，要把这些材料尽快发给各个县委。”① 完稿后，刘英没有立即把它呈送东南局，至一九四○年夏，他第二次到皖南时又作了慎重的修改后才正式定稿。这篇回忆，对于研究和了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一份极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九四一年一月，发生了“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为悼念我皖南阵亡将士，刘英写下了“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②的诗句。
为革命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发生后，浙江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一九四一年四月初，省委从丽水搬回了温州。刘英准备按照东南局的指示，在平阳、瑞安交界的地方办一个训练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变化。
五月中旬，刘英和省委机关到了浙南游击根据地，结果连遭敌人两次包围，险遭不测。在此种情况下，刘英放弃了在浙南游击根据地内办训练班的打算，将省委重新搬回温州。刘英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自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省委在温州有一些社会关系做掩护; 二是温州距浙南游击根据地较近，万一有情况可迅速组织撤退。
秋天，华中局 (此时东南局已同华中局合并) 政治交通涂峰来到温州，带来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党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以及中央任命刘英为闽浙赣三省特派员的决定。接到华中局的指示后，刘英立即在温州向各特委传达。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省委要求各特委把主要工作放在巩固组织、隐蔽斗争方面，在领导体制上也作了相应的改变，实行单线领导。
一九四二年初，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到处搜索我省委、特委和县委机关。刘英认为省委如果继续设在城里危险性很大，决定在春节后将省委搬到浦城方面，并写信通知几个省委委员到温州布置工作。本来省委是可以及早转移的，但由于省委秘书周以群未经允许挪用了华中局寄给浙江省委的活动经费，致使省委迟迟未能转移。结果，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浙南武装工作团团长李小金在天台叛变投敌，向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提供了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台属特委等组织的人事情况和浙江省委秘密机关设在温州城内、以 “恒丰盐店”和一个百货店为掩护进行活动等情况，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根据李小金和陈方汀 (温岭县委书记，已叛变) 提供的情况，于二月初派中统特务陈家壁率叛徒李小金、陈方汀等人到温州轮流化装活动，守候盯梢，秘密侦察。
二月八日晚，在“恒丰盐店”外不远，叛徒李小金首先发现刘英，立即上前去打招呼，特务陈家壁等一拥而上，将刘英逮捕。此时，刘英身上还带有文件，为了不使党的文件落入敌手，在经过一座小桥时，他趁特务们不注意将藏在衣袋里的文件扔到了河里。接着，在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交通联络员相继被捕。省委秘书周以群和省委交通郑爱婵当即叛变，并带领敌人搜捕我省委工作人员。浙江省委机关在一个晚间遭到了彻底破坏。
刘英被捕后，被特务押解到永嘉县警察局，敌人立即给刘英钉上了脚镣，关进了永嘉看守所。
刘英被捕，敌人如获至宝。国民党浙江省第八区行政督察员张宝琛得意地说：“刘英在浙闽两省边境活动多年，今一旦被捕，胜俘敌十万。”①张宝琛还亲自到看守所去“看望”刘英，并给刘英送去请帖，但遭到了刘英的严正拒绝。刘英在永嘉看守所关押期间，国民党温 (州) 台 (州) 防守司令肖冀勉也亲自出马到看守所“探视”。当刘英获知省委秘书顾春林被捕时遭到枪击受伤的消息后，立即要求肖冀勉、张宝琛给予医治。他还同看守所交涉，要求看望顾春林。得到同意后，刘英在看守所长的“陪同”下，拖着沉重的铁镣来到了顾春林的牢门口看望他，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说： “你要坚强啊! ”②刘英在永嘉看守所关押了近两个星期。敌人想借此机会破获我整个浙江党组织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将刘英由温州押解到永康方岩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二月底，刘英被解到永康方岩，国民党浙江中统室指定特务陈家壁专门负责对刘英的审讯。陈家壁几乎每隔一日就对刘英进行一次审讯，但每次审问，刘英始终是那句老话： “我的情况均在档案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①他还严斥国民党不思抗日、一心反共的罪恶行径，使陈家壁狼狈不堪。
在狱中，刘英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工作。他在同看守接触的过程中，给他们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讲抗日的形势，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捕杀共产党人的罪行。看守任根荣非常钦佩刘英，还拜刘英为先生。经过刘英的启发和教育，任根荣有所觉悟，在他做看守期间，曾帮助刘英传递条子，并常应刘英的要求将报纸和纸笔送进牢房。通过任根荣，刘英还接触了另一名叫鲁荣甫的看守。为了表达他渴望冲出牢笼、渴望战斗的心情，刘英写下了“十年征尘到如今，偷生弹雨息枪林。战死沙场堪自乐，囹圄室内何我分”②的诗句，以锄非署名，送与鲁荣甫，望他保存。
刘英在方岩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国民党浙江中统室始终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在他们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文中，只记载着刘英的籍贯、年龄、出身、职务、文化程度。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蒋介石自重庆发来急电，饬速处决刘英。五月十八日清晨，天下着小雨。特务陈家壁带人来到关押刘英的地方，谎称日本人来了要撤退，让刘英跟他们走。刘英看见进来一批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刑警队员，知道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便镇定地对陈家壁说： “把话说明白一点，不必遮遮掩掩，我自从被捕的那天起就做好了这种准备。”① 特务们押着刘英到了汽车站后面的山坡上。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刘英最后望了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容地转过身来。特务陈家壁、单银昌害怕刘英呼喊口号带来麻烦，慌忙向刘英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刘英倒下了，他把生命献给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注释
①摘自《刘英给章士坦的信》,(1936年7月6日),存泰顺县党史办。
①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 (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4页。
①林彪、聂荣臻:《对干部配备的意见》 (1933年11月3日) 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①《红五军团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34年1月6日)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②③粟裕: 《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载1981年7月26日 《解放军报》。
④⑤乐少华:《关于红十军团出动的经过的报告》 (1936年8月20日)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①《方志敏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②中央军区: 《关于红十军团的行动任务及军政委员会之组织的指示》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①龙跃: 《高尚的阶级友谊——纪念刘英同志殉难四十周年》,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11期。
②③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1954年8月出版的《闽浙皖赣边区史料》第91页。
①刘英: 《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①转引自龙跃: 《坚持浙南十五年斗争的回忆》,原载《东南日报》,转引自1981年第4期《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②③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
①转引自刘锡荣: 《刘英烈士传略》。
①引自 《李家山的合抱枫》,平阳民兵斗争史办公室编印。
①转引自刘锡荣: 《刘英烈士传略》。
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1937年10月) 。
②《刘英遗墨》,见《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第11期。
①《刘英遗墨》,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2年第11期。
①《张伟群谈浙江省委在丽水的情况》。
②《革命烈士事迹选》,温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选印。
①郑嘉顺: 《峥嵘岁月,战斗生涯》,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1982年等11期。
②顾春林: 《缅怀刘英同志》,载1982年《浙江党史资料通讯》。
①刘怡生: 《浙江省委组织被破坏,书记刘英等被杀情况》 ,原件存杭州市公安局。
②《鲁荣甫交待材料》,原件存杭州市公安局。
①转引自刘锡荣《刘英烈士传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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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文碧: 《与浙南人民在一起》,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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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龙跃、吴毓: 《闽浙红军历次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谈判的经过》,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 1981年第6期。
23.谭启龙: 《给黄书孟、张建昌的信》 (1983年6月20日)。
24.郑丹甫: 《回忆闽浙边根据地的斗争》,载《浙南革命斗争史资料》1983年第16期。
25. 陈 挺: 《我所知道的闽浙临时省委分裂的情况及其原因》,《回忆闽东红军斗争历史》 。
26. 郑立于: 《青春的火花》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7. 《殷铁飞回忆录》 。
28. 《泰顺革命史资料》 。
29. 《福鼎党史资料》 。
30. 吴克斌: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大事记》。
31. 赖大超: 《回忆刘英同志》。
32. 访问罗明、林一心、赖大超、粟裕办公室、张文碧、郑丹甫、钱益民、林辉山、黄先河、顾春林、肖钢、滕雪凡、程美兴、谢文清、刘先、刘正发、丁魁梅、龙跃、郑一平、陈平、杜永康、刘亨云、陈挺、顾玉良、傅振军、涂枫、连珍、余龙贵、张金发、廖义融、陈辉、吴云膺、张伟群、朱维善、余森文、王德珊、程有雨、王德云、邓生文妻子等人和竹岗大队的访问记录。
3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江西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江西瑞金烈士纪念馆、浙江省档案馆、福建漳州纪念馆、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温州市委党史办、浙江省委党校资料室、杭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杭州市民政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所藏的有关资料和一部分敌伪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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