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是“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①之一，是中国革命的一位前驱者。他的生平事迹，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
中 山 信 徒
邓演达，字择生，一八九五年三月一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祖辈以种田为生，亦有时兼作船夫。他的父亲邓镜仁，在清光绪年间考取了秀才，后在淡水乡崇雅学堂任教;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农家妇女; 兄长邓演存，长期在军界任职。
邓演达家乡的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历来都分区居住，界限极严，贫苦农民平日不准随意进入地主居住区。封建地主横行霸道，任意欺压剥削农民，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 而贫苦农民虽然终年劳累，辛勤耕作，却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邓演达家境一般，亦时受地主、富绅欺压。因此，童年时代的邓演达，“对于地主的横暴与佃户的困苦，印象甚深。”②邓演达年稍长，随父亲到淡水读书。邓镜仁平素爱读达尔文、赫胥黎、卢梭等人的著作，十分赞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因此给长子取名演存，字竞生; 次子取名演达，字择生。他时常教育孩子们要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和有作为的人。
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党人在惠阳一带开展反清活动，向民众宣传、揭露外强侵略中国和清政府卖国投降，以及国家积弱等情况。一九○○年十月，革命党人郑士良组织惠州三洲田山寨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曾发展至两万多人，声势浩大。一九○七年六月，又爆发了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两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民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人们常常谈论起这两次起义，颂扬起义的英雄们。邓演达受此革命精神的熏陶，种下了 “民族解放思想与反抗帝国主义思想的胚胎”①。他激励自己将来能象革命党人那样，为富国强兵作一番事业。他还曾协助革命党人传递过文件，“机密而且迅速”，革命党人对他“亟加称许”②。
清朝末年，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着手编练新军，并在各省成立陆军学堂，培植军事骨干。革命党人邓铿 (字仲元) 当时在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堂任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传播孙中山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民主革命主张。一九○九年，在邓铿的鼓励下，邓演达进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学习。他勤奋用功，成绩优异，为师友所赞赏，邓铿对他更是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邓演达曾与广东陆军小学的其他学生一道参加了学生军，跟随姚雨平的革命军参加北伐。一九一二年，他返回广东，再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攻读，于一九一三年毕业。翌年，他到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在此期间，袁世凯疯狂绞杀革命，复辟封建帝制。面对这乌烟瘴气的黑暗局面，邓演达感到苦闷徬徨。他痛恨袁世凯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深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曾因此打算放弃学习军事，转学工科，想用振兴实业的办法来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后经父亲再三劝解，才打消这一念头。一九一六年，他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在校期间，他除致力军事方面的学习外，还努力自学社会科学和德文，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捷径。一九一九年，他在保定军校毕业，被派到边防军中见习。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一九一八年夏，援闽粤军入闽，讨伐北洋军阀党羽李厚基接连获胜，总司令部移驻漳州，拥有二十多个县的地盘，队伍亦随之发展扩大。邓铿闻知邓演达已于保定军校毕业，便邀他入闽。一九二○年初，邓演达到达漳州，对 “振军之道贡献己见”①，深得邓铿的赞赏，乃“使统率宪兵”②。从此，他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年八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演达随同出发，担任督战队队长。他出入火线，鼓舞士气，为战事出计献策。粤军攻打惠阳淡水时，数次进攻都被敌人挡回。邓演达建议绕道河源，直指惠州，从背后袭取淡水，果然获胜。十月底，粤军攻占广州，桂系残部经西江和北江逃回广西。不久，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并令粤军进行整编。粤军共编为两个军，陈炯明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军一师师长。
援闽粤军原由广东省警卫军改编而成，旧习气相当严重; 经援闽及回粤讨伐桂系后，队伍不断扩大，成分更为复杂; 加上连年作战，缺乏教育和训练，不少人对革命军人的职责不了解，吸烟赌钱、欺压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部队改编后，邓铿决心对他所率的第一师认真整顿。为此，他起用了一些具有朝气并经过军校训练的青年军官作为骨干。邓演达遂被委任为一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不久，又受命组织工兵营，任工兵营营长。邓铿对邓演达十分信赖，倚为左右手。邓演达也十分钦佩邓铿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全力支持邓铿的活动。一师师部制定整训计划，对官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生产技术等多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具有政治觉悟、军事才能和作战勇敢的新式军人。“这些重大的决定，很大部分是采纳了邓演达的建议。”①邓铿还注意对下级军官的教育，专门开设军官教育班，挑选一批军官前往受训，特指定邓演达兼任该班班主任②。经过半年的严格整训，再加上邓演达带领的工兵营所起的模范作用，一师面貌有了较大改变，一定程度地扫除了官兵中的颓废习气，整饬了军纪军风，增强了军事素养，成为当时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
一九二一年夏粤军占领广西后，孙中山决定继续讨伐北洋军阀，并于十一月中旬赴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邓铿和邓演达衷心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主张。由于北伐军声势日长，各地军政势力，包括北洋军阀中的一部分势力，纷纷派人到南方，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 段祺瑞亦派遣徐树铮于十二月下旬抵达广东，商讨联合讨伐直系事宜。孙中山令廖仲恺、邓铿等先在广州与徐接洽，再由邓演达陪同徐树铮秘密到桂林，与孙中山进一步会商。这次桂林之行，是邓演达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他聆听了孙中山的教诲，更加诚心信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忠实信徒。
陈炯明自闽回粤后，极力发展个人势力，妄图在广东实行封建割据。他们一伙把忠诚拥护孙中山并掌握粤军第一师实权的邓铿视为眼中钉，竟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暗杀了邓铿。邓演达为此极为悲愤，决心继承邓铿的革命志向，继续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想方设法维护粤军第一师的团结，使其成为孙中山的坚强支柱，为革命效力。
由于受到陈炯明的多方限制，孙中山被迫改道江西北伐，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并决定亲自督师北进。邓演达及一师许多军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全师一致行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中旬由南雄向信丰进发。邓演达率领的工兵营奋勇当先，最早进入赣州。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军奉命回粤镇压叛乱。
其时，一师中一些上层军官为陈炯明收买，在回师途中公开表示拥护陈炯明; 还有一些人则动摇不定。邓演达等始终坚定地表示拥护孙中山。为了保存一师这支武装力量，避免产生分裂混战的可能，邓演达与师长梁鸿楷、参谋长李济深等商议，决定一师暂不随北伐大军行动，而单独从赣州经信丰、定南转到广东东江驻防，以待时机，再作打算。七月底八月初，北伐军与陈炯明部交锋，迭次失利，退往湘赣边境。孙中山只好离开广州暂居上海，一师也调防至西江一带。
部队到达西江后，邓演达与梁鸿楷、李济深等密谋反对陈炯明的办法。十一月间，邓演达被推为代表秘密离粤赴沪，向孙中山表明一师反对陈炯明的态度，并请示今后行动方针。这时，孙中山正策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联合部分可靠的粤军讨伐陈炯明，以收复广东，乃指示一师密切配合。邓演达回到西江，传达了孙中山的旨意，并同反陈军官秘密地进行准备工作，积极策动和联络各方面的反陈力量。十二月底，滇、桂军沿西江右岸东下，邓演达也率领粤军一师工兵营到都城一带接应。他对部下动员说： 我奉孙大元帅之命，协同讨贼军东下，讨伐国民党叛徒、祸国殃民的陈炯明。因此我们要同心协力，奋勇作战，打败陈逆，建设新广东①。大家听后，欢声雷动，纷纷高呼 “打倒陈逆”、“孙大元帅万岁”等口号。一师其他反陈官兵也密切配合，终于击败了陈炯明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讨陈联军占领了广州。在讨伐陈炯明的过程中，邓演达“起义最早，且又不避艰险，每个战役都自任前锋”②，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并下令整顿粤军。三月，一师扩编为粤军第四军，工兵营也扩编为第一师的第三团，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他继续坚定地追随孙中山，“奉行三民主义、执行党的命令”③。他平素廉洁奉公，纪律严明，绝不宽容贪赃妄法;同时唯才是用，平易近人，爱护下级，关心士兵生活，因而深为官兵所拥戴; 第三团也被誉为粤军的模范。
四月间，驻粤北、西江一带的桂军沈鸿英与北洋军阀勾结，宣告叛变。一师奉孙中山命令，讨伐沈鸿英。一师与其他粤军一道，先将粤北部分沈军击溃，复进击盘踞肇庆的另一部沈军。五月中旬，邓演达担任围攻肇庆城的指挥官。他带领官兵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从地雷炸开的缺口冲进城内。
攻占肇庆城不久，滇军杨如轩、杨池生率部叛乱。孙中山急召邓演达率第三团火速赶回广州负责保卫大元帅府及广州地方治安，并授邓演达以少将参军的职务。不久，沈军卷土重来，再扰西江，邓演达又奉命率部到西江平叛，攻占了梧州。七月间，陈炯明部又从惠州进扰石龙以及博罗、增城一带。孙中山亲自督师东征，决定以地雷炸陈军盘踞的惠州，为此写信给邓演达，要他率第三团回粤讨陈。当时，邓演达正从梧州来粤筹集军款。他于途中复信孙中山说： “达部现在梧州，负维持梧州全市治安之责”，“恐一时不能返省”，“如先生定有别种任务，令达担任，则请再电知李师长办理。如不甚急，则可暂调一营返省，巩卫帅府。达自己或随先生，或留梧州，均无不可”①。孙中山于七月三十一日再次写信给邓演达： “切望兄与全团来东江以资随卫。俾能往来自如，以速决东江战役为要”，“要兄速来，以资熟手，万勿延迟”②。邓演达见事情紧急，乃率部队赶到，并奋不顾身地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逆军的战斗。十二月间，陈军终于被击溃，退回东江老巢。
战斗结束后，邓演达率第三团随一师师部回西江休整。经过两年征战，一师属下各级军官伤亡不少。为了充实基层，加强部队战斗力，师长李济深在肇庆以西江善后督办名义设立西江讲武堂，培训下级军官。邓演达任特约教官。在邓演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讲武堂为一师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
由于邓演达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日常工作以及战斗生活中，“艰苦卓绝，任劳任怨”①，并对第一师的团结和建设付出了不少心血。他的“精神与魄力，不特为同侪所信服，亦且为反对的敌人所钦佩。”②
黄 埔 岁 月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合作。邓演达忠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热情坚定地进行宣传贯彻。在他的建议下，当时的粤军第一师曾邀请有关人士演讲国民革命的意义和讲解新三民主义; 他自己也多次发表演讲，并在军官中组织学习活动，对三大革命政策的贯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国共合作前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建议、支持下，积极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事骨干，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以后又任命王柏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于二月六日正式成立筹备处。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五部，李济深为教练部临时主任，由邓演达代理，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三月一日，军校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邓演达任委员，参加考核学生和录取工作。在军校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曾借故辞去筹备委员长的职务，擅自跑去上海，企图解散筹备处，使筹备工作一度受影响。邓演达与廖仲恺、叶剑英等人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行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继续坚持筹备工作。由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批评，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紧密合作，使筹备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筹备期间，又发生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因受孙中山批评而负气跑到上海的事情。邓演达奉命前往上海劝许回粤工作，并结合办理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将所招学生分批送往广州入学。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到校主持，宣告黄埔军校的正式成立。该校最高领导机构力校本部，由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校本部下面分设六部，邓演达为教练部副主任，兼任该部属下的学生总队长。为了集中全力办好黄埔军校，邓演达于同年八月奉孙中山之命辞去粤军一师三团团长的职务。他经常深入学生之中，既对他们严格要求，又对他们爱护备至，而且注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深为学生所爱戴。
但是，蒋介石却排斥异己，重用亲信，妄图把黄埔军校变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因而对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的邓演达，日益嫉恨。正如当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周恩来所回忆的： “ (蒋介石) 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他在军校“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①邓演达一方面目睹王柏龄一伙在蒋介石的指使纵容下任意胡作非为而感到愤慨; 另方面又为自己在军校所受到诸多刁难限制、工作难以开展而气恼。在此情况下，他只好于八月间离开黄埔军校，准备到国外求学深造。十二月间，他在给友人张难先的信中说及自己的心迹： “达之解除校职，系值俄械 (指苏联援助给军校的军械——引者)运到之时，初时以时局危难，负责缺人，以故徇蒋 (介石) 意再为冯妇，迨械到则人脚已齐，个个垂涎做官，达遂可以拔脚去矣”，“今值太宗纵囚之会，安得不两步并成一步走耶。”他在信中还说： “救国之道，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工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达两月来观察所决定。”②
邓演达离开黄埔军校后来到了上海。他深感军阀统治下之中国，国事日非，人民受压迫，社会黑暗落后，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至今飘摇”，是因为“无真实人才”。他想为改变这种局面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便决定到西欧去，以便“速阅近日社会科学书籍”，等学有成就，即 “挺身而出，为国尽力。”③
一九二五年初，邓演达到达德国柏林。在德期间，他集中精力阅读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门学科的著述，并常与一些进步人士交谈，共同探讨。当时在德国的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都与邓演达有交往，对他的思想起到一定影响。他与孙炳文等共同组成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还负责支部工作。同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邓演达十分悲痛，既为国家失去了这位毕生为革命奋斗的领袖而痛心，又为今后革命前途而担忧，认为“此后不独中国，即亚洲前途亦黯然”。他参加了留德中国学生追悼孙中山的大会，并在会上致了悼词。
这一年，祖国还发生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了 “五卅”惨案; 不久，广州又发生了 “沙基惨案”; 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浪潮，香港与广州沙面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政治大罢工。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 帝国主义者同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以及反动军阀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破坏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并于八月间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等。所有这些，都使邓演达大为震动。他坐卧不安，深感不能再待在国外闭门研究学问，而应该投入实际的斗争中，继续为孙中山、廖仲恺未竟的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一九二五年冬初，邓演达离开柏林，取道莫斯科回国。在苏联，他亲眼看到这个“已走在革命成功的道路的国家”，是 “很热心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①的; 同时也了解到苏联在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以及联共(布)党员和人民群众如何遵守党的纪律，同心协力建设国家的情景，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同年年底，邓演达回到广州。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演达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游欧的报告。他以亲身的见闻说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和破坏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却热情支持中国的民族革命，海外广大华侨也都关心和同情祖国，因此中国革命并非没有希望，“而是更比前猛进”，“革命的运动，任谁也不能把它停止”。他号召代表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奋斗，并表示要和大家一起，“做牺牲苦斗的工作”①。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②。
随后，黄埔军校解除了王柏龄教育长的职务，由邓演达接任，主持校务。二月初，黄埔军校改组，改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七人为改组筹备委员③。在军校工作期间。邓演达锐意整饬，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他办事认真，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在学生中威信很高”④，广大进步师生和苏联顾问都喜欢接近他和尊敬他。当时军校经常开会交流情况和布置工作。会议若由蒋介石主持，就开得死气沉沉，公式刻板，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吭声。但当邓演达主持会议时，气氛就十分活跃。“他善于发挥与会者的积极性，引导人们披露胸怀”⑤，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蒋介石等人，他则以大局为重，“遇事直陈，不稍顾忌。”①
自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后，原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留在东江主持政务，共产党员熊雄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接任政治部主任。熊雄十分强调并致力于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邓演达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与熊雄互相配合，开展工作。他经常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等问题的报告，并定期举行有军校领导人、政治部主任、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以及各科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研究有关政治工作等问题。他还经常注意通过各种课外政治活动，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军校全体师生集会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邓演达担任纪念大会主席，由政治部主任熊雄、苏联顾问等发表演说，介绍列宁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理论等。邓演达也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勉励大家“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继承孙中山、列宁之遗志。”②在邓演达等的支持下，军校学生还积极参加了广东各界人民援助省港罢工工人的活动，走上街头为罢工工人募捐;还参加工农群众的各种集会等等。由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军校的政治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革命队伍的不断扩大，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为此，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曾于一九二五年底提出了在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干部的建议。邓演达重返军校工作后，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与中共广东区委有关领导人以及苏联顾问等就此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讨，并向蒋介石交涉，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军校增设政治科。政治科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正式上课，招收学员五百名，大多是来自各方面的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
在革命深入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也日益猖狂。黄埔军校中以国民党反共骨干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 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在这场斗争中，邓演达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统一战线。当时在军校工作的苏联顾问曾对邓演达在这方面的态度作过如下评价： “他是一个十分厌恶军阀主义的人，是一个抱有民主思想、热爱祖国人民的人”，而且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反动军阀的极端憎恶”，“实际上领导着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国民党进步分子。”①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 “中山舰事件”，借机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人，派兵包围苏联顾问住宅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处，向革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一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邓演达也遭到了监视，被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邓演达虽身处逆境，仍不顾个人得失，极力劝告蒋介石要以革命大局为重，查明事件真相，同革命力量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蒋介石这时因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向革命发动全面的进攻，仍须利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只好以“误会”、“自请处分”为词，暂时了结此事。在邓演达面前，他也假惺惺地表示“内疚”，但骨子里却更加嫉恨邓演达②。
四月间，蒋介石借故将邓演达调往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而将潮州分校校长何应钦调回军校任教育长，以培植亲信，进一步控制黄埔军校。邓演达并未因此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他在潮州分校期间，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搞好工作，坚定不渝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而继续奋斗。
邓演达是“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①之一，是中国革命的一位前驱者。他的生平事迹，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
中 山 信 徒
邓演达，字择生，一八九五年三月一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祖辈以种田为生，亦有时兼作船夫。他的父亲邓镜仁，在清光绪年间考取了秀才，后在淡水乡崇雅学堂任教;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农家妇女; 兄长邓演存，长期在军界任职。
邓演达家乡的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历来都分区居住，界限极严，贫苦农民平日不准随意进入地主居住区。封建地主横行霸道，任意欺压剥削农民，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 而贫苦农民虽然终年劳累，辛勤耕作，却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邓演达家境一般，亦时受地主、富绅欺压。因此，童年时代的邓演达，“对于地主的横暴与佃户的困苦，印象甚深。”②邓演达年稍长，随父亲到淡水读书。邓镜仁平素爱读达尔文、赫胥黎、卢梭等人的著作，十分赞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因此给长子取名演存，字竞生; 次子取名演达，字择生。他时常教育孩子们要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和有作为的人。
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党人在惠阳一带开展反清活动，向民众宣传、揭露外强侵略中国和清政府卖国投降，以及国家积弱等情况。一九○○年十月，革命党人郑士良组织惠州三洲田山寨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曾发展至两万多人，声势浩大。一九○七年六月，又爆发了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两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民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人们常常谈论起这两次起义，颂扬起义的英雄们。邓演达受此革命精神的熏陶，种下了 “民族解放思想与反抗帝国主义思想的胚胎”①。他激励自己将来能象革命党人那样，为富国强兵作一番事业。他还曾协助革命党人传递过文件，“机密而且迅速”，革命党人对他“亟加称许”②。
清朝末年，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着手编练新军，并在各省成立陆军学堂，培植军事骨干。革命党人邓铿 (字仲元) 当时在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堂任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传播孙中山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民主革命主张。一九○九年，在邓铿的鼓励下，邓演达进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学习。他勤奋用功，成绩优异，为师友所赞赏，邓铿对他更是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邓演达曾与广东陆军小学的其他学生一道参加了学生军，跟随姚雨平的革命军参加北伐。一九一二年，他返回广东，再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攻读，于一九一三年毕业。翌年，他到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在此期间，袁世凯疯狂绞杀革命，复辟封建帝制。面对这乌烟瘴气的黑暗局面，邓演达感到苦闷徬徨。他痛恨袁世凯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深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曾因此打算放弃学习军事，转学工科，想用振兴实业的办法来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后经父亲再三劝解，才打消这一念头。一九一六年，他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在校期间，他除致力军事方面的学习外，还努力自学社会科学和德文，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捷径。一九一九年，他在保定军校毕业，被派到边防军中见习。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一九一八年夏，援闽粤军入闽，讨伐北洋军阀党羽李厚基接连获胜，总司令部移驻漳州，拥有二十多个县的地盘，队伍亦随之发展扩大。邓铿闻知邓演达已于保定军校毕业，便邀他入闽。一九二○年初，邓演达到达漳州，对 “振军之道贡献己见”①，深得邓铿的赞赏，乃“使统率宪兵”②。从此，他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九二○年八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邓演达随同出发，担任督战队队长。他出入火线，鼓舞士气，为战事出计献策。粤军攻打惠阳淡水时，数次进攻都被敌人挡回。邓演达建议绕道河源，直指惠州，从背后袭取淡水，果然获胜。十月底，粤军攻占广州，桂系残部经西江和北江逃回广西。不久，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并令粤军进行整编。粤军共编为两个军，陈炯明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邓铿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军一师师长。
援闽粤军原由广东省警卫军改编而成，旧习气相当严重; 经援闽及回粤讨伐桂系后，队伍不断扩大，成分更为复杂; 加上连年作战，缺乏教育和训练，不少人对革命军人的职责不了解，吸烟赌钱、欺压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部队改编后，邓铿决心对他所率的第一师认真整顿。为此，他起用了一些具有朝气并经过军校训练的青年军官作为骨干。邓演达遂被委任为一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不久，又受命组织工兵营，任工兵营营长。邓铿对邓演达十分信赖，倚为左右手。邓演达也十分钦佩邓铿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全力支持邓铿的活动。一师师部制定整训计划，对官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生产技术等多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具有政治觉悟、军事才能和作战勇敢的新式军人。“这些重大的决定，很大部分是采纳了邓演达的建议。”①邓铿还注意对下级军官的教育，专门开设军官教育班，挑选一批军官前往受训，特指定邓演达兼任该班班主任②。经过半年的严格整训，再加上邓演达带领的工兵营所起的模范作用，一师面貌有了较大改变，一定程度地扫除了官兵中的颓废习气，整饬了军纪军风，增强了军事素养，成为当时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
一九二一年夏粤军占领广西后，孙中山决定继续讨伐北洋军阀，并于十一月中旬赴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邓铿和邓演达衷心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主张。由于北伐军声势日长，各地军政势力，包括北洋军阀中的一部分势力，纷纷派人到南方，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 段祺瑞亦派遣徐树铮于十二月下旬抵达广东，商讨联合讨伐直系事宜。孙中山令廖仲恺、邓铿等先在广州与徐接洽，再由邓演达陪同徐树铮秘密到桂林，与孙中山进一步会商。这次桂林之行，是邓演达第一次与孙中山会晤。他聆听了孙中山的教诲，更加诚心信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忠实信徒。
陈炯明自闽回粤后，极力发展个人势力，妄图在广东实行封建割据。他们一伙把忠诚拥护孙中山并掌握粤军第一师实权的邓铿视为眼中钉，竟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暗杀了邓铿。邓演达为此极为悲愤，决心继承邓铿的革命志向，继续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想方设法维护粤军第一师的团结，使其成为孙中山的坚强支柱，为革命效力。
由于受到陈炯明的多方限制，孙中山被迫改道江西北伐，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并决定亲自督师北进。邓演达及一师许多军官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全师一致行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中旬由南雄向信丰进发。邓演达率领的工兵营奋勇当先，最早进入赣州。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军奉命回粤镇压叛乱。
其时，一师中一些上层军官为陈炯明收买，在回师途中公开表示拥护陈炯明; 还有一些人则动摇不定。邓演达等始终坚定地表示拥护孙中山。为了保存一师这支武装力量，避免产生分裂混战的可能，邓演达与师长梁鸿楷、参谋长李济深等商议，决定一师暂不随北伐大军行动，而单独从赣州经信丰、定南转到广东东江驻防，以待时机，再作打算。七月底八月初，北伐军与陈炯明部交锋，迭次失利，退往湘赣边境。孙中山只好离开广州暂居上海，一师也调防至西江一带。
部队到达西江后，邓演达与梁鸿楷、李济深等密谋反对陈炯明的办法。十一月间，邓演达被推为代表秘密离粤赴沪，向孙中山表明一师反对陈炯明的态度，并请示今后行动方针。这时，孙中山正策动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联合部分可靠的粤军讨伐陈炯明，以收复广东，乃指示一师密切配合。邓演达回到西江，传达了孙中山的旨意，并同反陈军官秘密地进行准备工作，积极策动和联络各方面的反陈力量。十二月底，滇、桂军沿西江右岸东下，邓演达也率领粤军一师工兵营到都城一带接应。他对部下动员说： 我奉孙大元帅之命，协同讨贼军东下，讨伐国民党叛徒、祸国殃民的陈炯明。因此我们要同心协力，奋勇作战，打败陈逆，建设新广东①。大家听后，欢声雷动，纷纷高呼 “打倒陈逆”、“孙大元帅万岁”等口号。一师其他反陈官兵也密切配合，终于击败了陈炯明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讨陈联军占领了广州。在讨伐陈炯明的过程中，邓演达“起义最早，且又不避艰险，每个战役都自任前锋”②，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并下令整顿粤军。三月，一师扩编为粤军第四军，工兵营也扩编为第一师的第三团，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他继续坚定地追随孙中山，“奉行三民主义、执行党的命令”③。他平素廉洁奉公，纪律严明，绝不宽容贪赃妄法;同时唯才是用，平易近人，爱护下级，关心士兵生活，因而深为官兵所拥戴; 第三团也被誉为粤军的模范。
四月间，驻粤北、西江一带的桂军沈鸿英与北洋军阀勾结，宣告叛变。一师奉孙中山命令，讨伐沈鸿英。一师与其他粤军一道，先将粤北部分沈军击溃，复进击盘踞肇庆的另一部沈军。五月中旬，邓演达担任围攻肇庆城的指挥官。他带领官兵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从地雷炸开的缺口冲进城内。
攻占肇庆城不久，滇军杨如轩、杨池生率部叛乱。孙中山急召邓演达率第三团火速赶回广州负责保卫大元帅府及广州地方治安，并授邓演达以少将参军的职务。不久，沈军卷土重来，再扰西江，邓演达又奉命率部到西江平叛，攻占了梧州。七月间，陈炯明部又从惠州进扰石龙以及博罗、增城一带。孙中山亲自督师东征，决定以地雷炸陈军盘踞的惠州，为此写信给邓演达，要他率第三团回粤讨陈。当时，邓演达正从梧州来粤筹集军款。他于途中复信孙中山说： “达部现在梧州，负维持梧州全市治安之责”，“恐一时不能返省”，“如先生定有别种任务，令达担任，则请再电知李师长办理。如不甚急，则可暂调一营返省，巩卫帅府。达自己或随先生，或留梧州，均无不可”①。孙中山于七月三十一日再次写信给邓演达： “切望兄与全团来东江以资随卫。俾能往来自如，以速决东江战役为要”，“要兄速来，以资熟手，万勿延迟”②。邓演达见事情紧急，乃率部队赶到，并奋不顾身地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逆军的战斗。十二月间，陈军终于被击溃，退回东江老巢。
战斗结束后，邓演达率第三团随一师师部回西江休整。经过两年征战，一师属下各级军官伤亡不少。为了充实基层，加强部队战斗力，师长李济深在肇庆以西江善后督办名义设立西江讲武堂，培训下级军官。邓演达任特约教官。在邓演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讲武堂为一师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
由于邓演达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日常工作以及战斗生活中，“艰苦卓绝，任劳任怨”①，并对第一师的团结和建设付出了不少心血。他的“精神与魄力，不特为同侪所信服，亦且为反对的敌人所钦佩。”②
黄 埔 岁 月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合作。邓演达忠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热情坚定地进行宣传贯彻。在他的建议下，当时的粤军第一师曾邀请有关人士演讲国民革命的意义和讲解新三民主义; 他自己也多次发表演讲，并在军官中组织学习活动，对三大革命政策的贯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国共合作前后，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建议、支持下，积极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事骨干，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以后又任命王柏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于二月六日正式成立筹备处。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五部，李济深为教练部临时主任，由邓演达代理，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三月一日，军校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邓演达任委员，参加考核学生和录取工作。在军校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曾借故辞去筹备委员长的职务，擅自跑去上海，企图解散筹备处，使筹备工作一度受影响。邓演达与廖仲恺、叶剑英等人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行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继续坚持筹备工作。由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批评，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紧密合作，使筹备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筹备期间，又发生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因受孙中山批评而负气跑到上海的事情。邓演达奉命前往上海劝许回粤工作，并结合办理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将所招学生分批送往广州入学。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到校主持，宣告黄埔军校的正式成立。该校最高领导机构力校本部，由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校本部下面分设六部，邓演达为教练部副主任，兼任该部属下的学生总队长。为了集中全力办好黄埔军校，邓演达于同年八月奉孙中山之命辞去粤军一师三团团长的职务。他经常深入学生之中，既对他们严格要求，又对他们爱护备至，而且注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深为学生所爱戴。
但是，蒋介石却排斥异己，重用亲信，妄图把黄埔军校变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因而对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的邓演达，日益嫉恨。正如当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周恩来所回忆的： “ (蒋介石) 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他在军校“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①邓演达一方面目睹王柏龄一伙在蒋介石的指使纵容下任意胡作非为而感到愤慨; 另方面又为自己在军校所受到诸多刁难限制、工作难以开展而气恼。在此情况下，他只好于八月间离开黄埔军校，准备到国外求学深造。十二月间，他在给友人张难先的信中说及自己的心迹： “达之解除校职，系值俄械 (指苏联援助给军校的军械——引者)运到之时，初时以时局危难，负责缺人，以故徇蒋 (介石) 意再为冯妇，迨械到则人脚已齐，个个垂涎做官，达遂可以拔脚去矣”，“今值太宗纵囚之会，安得不两步并成一步走耶。”他在信中还说： “救国之道，舍加入国际的革命团体以作世界革命工夫，合同扑除共同大敌，必难收效，此达两月来观察所决定。”②
邓演达离开黄埔军校后来到了上海。他深感军阀统治下之中国，国事日非，人民受压迫，社会黑暗落后，孙中山手创的国民党“至今飘摇”，是因为“无真实人才”。他想为改变这种局面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便决定到西欧去，以便“速阅近日社会科学书籍”，等学有成就，即 “挺身而出，为国尽力。”③
一九二五年初，邓演达到达德国柏林。在德期间，他集中精力阅读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门学科的著述，并常与一些进步人士交谈，共同探讨。当时在德国的共产党人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都与邓演达有交往，对他的思想起到一定影响。他与孙炳文等共同组成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还负责支部工作。同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邓演达十分悲痛，既为国家失去了这位毕生为革命奋斗的领袖而痛心，又为今后革命前途而担忧，认为“此后不独中国，即亚洲前途亦黯然”。他参加了留德中国学生追悼孙中山的大会，并在会上致了悼词。
这一年，祖国还发生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了 “五卅”惨案; 不久，广州又发生了 “沙基惨案”; 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浪潮，香港与广州沙面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政治大罢工。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 帝国主义者同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以及反动军阀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破坏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并于八月间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等等。所有这些，都使邓演达大为震动。他坐卧不安，深感不能再待在国外闭门研究学问，而应该投入实际的斗争中，继续为孙中山、廖仲恺未竟的革命事业努力奋斗。
一九二五年冬初，邓演达离开柏林，取道莫斯科回国。在苏联，他亲眼看到这个“已走在革命成功的道路的国家”，是 “很热心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①的; 同时也了解到苏联在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以及联共(布)党员和人民群众如何遵守党的纪律，同心协力建设国家的情景，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同年年底，邓演达回到广州。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演达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游欧的报告。他以亲身的见闻说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和破坏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却热情支持中国的民族革命，海外广大华侨也都关心和同情祖国，因此中国革命并非没有希望，“而是更比前猛进”，“革命的运动，任谁也不能把它停止”。他号召代表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奋斗，并表示要和大家一起，“做牺牲苦斗的工作”①。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②。
随后，黄埔军校解除了王柏龄教育长的职务，由邓演达接任，主持校务。二月初，黄埔军校改组，改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蒋介石、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七人为改组筹备委员③。在军校工作期间。邓演达锐意整饬，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他办事认真，坚持原则，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在学生中威信很高”④，广大进步师生和苏联顾问都喜欢接近他和尊敬他。当时军校经常开会交流情况和布置工作。会议若由蒋介石主持，就开得死气沉沉，公式刻板，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吭声。但当邓演达主持会议时，气氛就十分活跃。“他善于发挥与会者的积极性，引导人们披露胸怀”⑤，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蒋介石等人，他则以大局为重，“遇事直陈，不稍顾忌。”①
自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后，原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留在东江主持政务，共产党员熊雄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接任政治部主任。熊雄十分强调并致力于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邓演达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与熊雄互相配合，开展工作。他经常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等问题的报告，并定期举行有军校领导人、政治部主任、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以及各科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研究有关政治工作等问题。他还经常注意通过各种课外政治活动，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军校全体师生集会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邓演达担任纪念大会主席，由政治部主任熊雄、苏联顾问等发表演说，介绍列宁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理论等。邓演达也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勉励大家“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继承孙中山、列宁之遗志。”②在邓演达等的支持下，军校学生还积极参加了广东各界人民援助省港罢工工人的活动，走上街头为罢工工人募捐;还参加工农群众的各种集会等等。由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军校的政治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革命队伍的不断扩大，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为此，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曾于一九二五年底提出了在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干部的建议。邓演达重返军校工作后，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与中共广东区委有关领导人以及苏联顾问等就此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讨，并向蒋介石交涉，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军校增设政治科。政治科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正式上课，招收学员五百名，大多是来自各方面的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
在革命深入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也日益猖狂。黄埔军校中以国民党反共骨干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 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在这场斗争中，邓演达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统一战线。当时在军校工作的苏联顾问曾对邓演达在这方面的态度作过如下评价： “他是一个十分厌恶军阀主义的人，是一个抱有民主思想、热爱祖国人民的人”，而且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反动军阀的极端憎恶”，“实际上领导着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国民党进步分子。”①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 “中山舰事件”，借机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人，派兵包围苏联顾问住宅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处，向革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一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邓演达也遭到了监视，被断绝了与外界的来往。邓演达虽身处逆境，仍不顾个人得失，极力劝告蒋介石要以革命大局为重，查明事件真相，同革命力量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蒋介石这时因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向革命发动全面的进攻，仍须利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只好以“误会”、“自请处分”为词，暂时了结此事。在邓演达面前，他也假惺惺地表示“内疚”，但骨子里却更加嫉恨邓演达②。
四月间，蒋介石借故将邓演达调往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而将潮州分校校长何应钦调回军校任教育长，以培植亲信，进一步控制黄埔军校。邓演达并未因此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他在潮州分校期间，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搞好工作，坚定不渝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而继续奋斗。
北 伐 途 中
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国内其他地区的革命形势也迅速发展，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洋军阀于是加紧围攻广东，妄图消灭革命力量。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要求和推动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把革命推向全国。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独立团)组成北伐先遣队，向湖南进军，讨伐南犯的直系军阀。六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北伐战争的指挥机构，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
邓演达受命后，立即离开潮州分校返回广州，着手筹备总政治部。他将原属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加以改组，健全组织机构，充实各级人员。总政治部下设秘书长及宣传、组织、总务三科，各科又分设若干股，负责处理各项具体工作，任命孙炳文、郭沫若、季方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秘书长和各科的领导工作，还吸收几十名由省港罢工委员会推荐的青年工人到部里工作。李宗仁回忆说，邓演达“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分子。”①总政治部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目标并充满革命朝气的机构，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总政治部成立后，马上进行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邓演达更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他召集各军、师政治部主任会议，商讨政治工作计划; 制定宣传大纲，把“实行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等作为宣传工作的基本口号; 了解各部队的政治工作情况，配备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加强各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指导和检查总政治部各项工作的进行情况，等等。对于邓演达在这期间的表现，李宗仁曾回忆道： “邓氏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无倦容。他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几乎到失常的程度。”他 “为人极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任事和待人实是可钦可敬的。”①
北伐军出发前夕，邓演达对总政治部工作人员一再进行动员，反复强调这次北伐战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唤起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解除痛苦，打倒反动军阀，铲除害国殃民的祸根。他还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存在个人独裁的倾向，提醒大家注意“防止我们自己造成军阀的趋向。”②邓演达十分重视动员群众支援北伐。七月十二日，他应邀出席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召集的各工会代表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阐述北伐的意义，以及北伐战争同工人群众的关系等等。到会代表听了他的报告之后， “当即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表示拥护北伐。会议接着还具体讨论了关于组织运输队支援北伐等问题，“会场空气非常热烈慷慨，决定组织北伐运输委员会以主持其事。”③七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后，陆续开往北伐前线。总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宣传大队，沿途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还组织了许多宣传鼓动小组分派到北伐部队的各个团去，激励官兵们勇敢作战。蒋介石所控制的第一军，开始不愿政工人员插手，但不少人在半途开小差，吸鸦片、抢劫等事不断发生。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好要求邓演达给第一军派出政工人员。邓演达派往第一军第一师的政治工作人员中，就有十二名是共产党员①。
北伐先遣队到达衡阳、向长沙挺进时，邓演达先率领总政治部部分人员日夜兼程赶到衡阳，参加军事指挥工作。待政治部全体人员到衡阳后，邓演达当即召集大家开会，布置下一步的工作。他指出： 北伐军即将同敌人接触，艰苦激烈的战斗就要展开，我们政治工作的要点，就是要鼓舞士气，激发他们不怕牺牲，勇敢作战; 同时必须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战争，只有工农群众同革命军紧密合作，才能有效地摧毁敌人，取得胜利。
邓演达如此强调工农群众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并非偶然。他在这一年写的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就曾指出： 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国家，因此中国的革命不仅是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所以，靠极少数的民主主义者是无法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国民革命之重担不得不落在大多数的痛苦的农民工人的肩上” 。他认为工农应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下，与一切赞同革命的人们联合起来，“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②。在准备出师北伐的繁忙日子里，他仍热情地关怀和支持省港罢工工人的斗争。七月二十一日，邓演达出席了广州各界群众十五万人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援助省港罢工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军队是要与痛苦的人民结合的，而且要为人民解除痛苦。”他说，我们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穷苦的工农同胞受害更深，因此“我们誓必反抗到底”。他还指出： 现在国民政府与英国方面正在谈判解决罢工问题，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力量是在我们人民身上”，“我们非努力团结一致，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大家“要有决心，更加团结，为党及政府后盾，胜利定是我们的。”①北伐开始后，在紧张的战斗生活里，邓演达仍然关注着省港罢工。他于八月三十一日致电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全体罢工工人，指责英帝对罢工“毫无诚意解决”，鼓励罢工工人继续“努力奋斗，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②。邓演达尤为重视发动农民支持北伐。他一再强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北伐胜利才有保证。
北伐途中，邓演达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处处做出表率。他不畏艰辛，不顾个人安危，总是跟随前锋部队最先到达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战场，同司令部的指挥人员一起，视察阵地，指挥作战。邓演达对部下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认为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革命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为此，他经常教育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要时时处处尽忠于革命，在言行上表现出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并严格执行纪律。当政治部到达湖南衡山时，一些工作人员纪律松弛，影响很不好。他马上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话，指出他们这样散漫无纪律“有误戎机”，是不适宜在前方工作的。随后，即发给路费，把他们遣散回家①。
八月十一日，北伐军攻占了长沙。当天，邓演达随总司令部抵长沙。次日，邓演达参加了总司令部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制定北伐的第二期战略计划。会议围绕着北伐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问题展开了讨论，决定先集中主要力量攻取武汉，对江西则暂时采取监视的作法。对于如何攻克武汉，会议确定分兵三路，以第四、第七、第八军为中路，作为进攻的主力，其余部队则分别编为左、右两路，掩护和配合中路军共同歼敌。军事会议之后，邓演达召集政治部工作人员开会，具体部署政治工作人员如何配合军事行动，积极做好各项政治宣传工作诸事宜。接着，他与苏联顾问铁罗尼带领政治部先遣队，赶赴前线工作。
北伐军按照长沙会议的部署向北挺进。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将士们，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屡立战功，与其他部队互相配合，攻克平江，直下岳州 (岳阳) 。邓演达为此特致电广州报捷： “(廿一日)我军攻下岳州”，“得枪械子弹无算”②。此时，敌军退守通往武汉的门户汀泗桥与贺胜桥。总司令部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夺取这两个地方。为了配合部队作战，邓演达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前线，加强对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官兵们士气大振，奋勇冲杀，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从八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十日，只用了五天时间，便先后攻占了汀泗桥与贺胜桥。
敌人溃败后，退守武昌，紧闭城门，凭着高大的城垣负隅顽抗。八月三十一日，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主力抵达武昌城下，组织了敢死队爬城。敌人在城墙上疯狂扫射，北伐军伤亡甚大，未能奏效。这一天，邓演达带着铁罗尼等人，不时出入于前沿阵地。敌人炮弹接二连三地从他们头上飞过，但他们却镇静自若。郭沫若后来回忆说，邓演达“照常把颈子昂在右边，把胸脯挺着直党党地走。”①
九月二日，经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于九月三日凌晨组织大规模的攻城战。由李宗仁任攻城总指挥，陈可钰任副总指挥②，并分头做好各项攻城准备工作。遵照上述决定，总政治部除了组织政工人员和青年学生分头出发，继续进行宣传工作外，还派出人员再次征集大量梯子、麻绳等物回来，以备攻城使用。三日凌晨三时攻城战斗开始，邓演达“跟着去督战”③。但因敌人设防坚固，且已有准备，而北伐军又欠缺精良武器及攻城工具，故攻城再告失败。
九月五日凌晨，北伐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城。邓演达仍亲自到前沿督战。由叶挺独立团挑选战士组成的敢死队员英勇地冲到城下，攀登城墙。敌人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炮火堵击。我敢死队员寡不敌众，相继壮烈牺牲。此时，邓演达正骑着一匹马，在前沿督战，突然一颗子弹打过来，恰巧打中了马的脑壳。“那子弹从邓主任 (即邓演达) 的左胁下穿过，军服的袖子打穿了一个洞。人没有受伤，马是顿时倒了。”④在这危险时刻，邓演达毫不畏缩，和苏联顾问铁罗尼、翻译纪德甫等隐蔽在长春观旁边一堵墙后面，用驳壳枪向城上敌人射击。敌人的枪弹象雨点般打过来，纪德甫不幸中弹，倒在邓演达身旁，壮烈牺牲了。邓演达忍受着内心的悲痛，立即令人将纪德甫遗体抬回去，自己仍继续坚守在阵地上。他写了一张纸条让卫兵带给政治部宣传科长郭沫若说：“德甫同志于今晨七时阵亡于宾阳门外长春观内，哀痛至极，后事望兄从厚料理。”①次日，政治部全体人员在阵地上为纪德甫的壮烈牺牲举行了追悼会，邓演达在会上致悼词，报告纪德甫阵亡经过，激励大家要为烈士报仇，战斗到底。
九月六日和七日，北伐军接连攻克了汉阳和汉口。随后，总政治部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邓演达因继续参加指挥武昌的战事，便指定郭沫若代为主持政治部的工作。
汉阳、汉口战事结束后，北伐军分兵转向江西战场。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主要由第四军承担，第四军军长陈可钰担任攻城总指挥②。攻城队伍在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配合下，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战斗，邓演达也一直参加攻城的指挥工作。由于北伐军不断的猛烈攻击，被久困在城内的敌人，弹药粮草缺乏，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内部开始分化，守敌第三师暗中派人前来表示愿意投诚。邓演达与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等同来人商议，约定了内应的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十月九日晚，北伐军再次向武昌发动进攻。叶挺独立团的将士们首先由中和门冲入城内，“唐总指挥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从中和门旁边爬城墙过去，向黄鹤楼前进。”①守敌纷纷投降或被缴械，北伐军胜利地夺取了武昌城。邓演达当即将捷报电告广州国民政府②。
当天，汉口十万群众正在集会纪念“双十节”，攻克武昌的捷报传来，群众更为振奋，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晚上，邓演达和铁罗尼返回汉口总政治部途中，看到无数群众仍聚集在街头为北伐取得伟大胜利而狂欢的动人情景。铁罗尼不禁赞叹说，这种场面，“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③，邓演达更是兴奋异常，他满怀信心地迎接着新的战斗的到来。
武 汉 风 云
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湖北地区面临着新的政治局势。在革命战争继续进行的同时，各级革命政权相继建立，各项事业陆续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也进一步蓬勃发展。这时候的邓演达，除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外，还与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方面人士紧密合作和配合，积极投身各项活动，对湖北地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事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武汉攻克后，北伐军将主力转移到东南战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随之迁往江西，另在武汉设立行营;总政治部则仍设在武汉，邓演达亦留在武汉，除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外，还兼任行营主任①。他及时对总政治部进行了调整及扩充，出版《革命军日报》，并派遣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助各军进一步健全政治工作制度。随着北伐军在东南战场的胜利，革命势力进一步扩展，不少旧军阀部队纷纷归附，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又及时给各新改编的部队派出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工作。他还委派郭沫若前往江西，代表总政治部主持政治工作。
为了适应军事方面的需要，邓演达极力主张从速在武汉建立军事学校，以培养训练军事骨干。他在同苏联顾问纳乌莫夫等人讨论今后培训国民革命军的干部计划时说，从广州到汉口的北伐期间，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但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却 “不负众望”，“大都表现极好”;为了适应革命需要，现在必须在武昌建立一个新的军校，尽快地使那些在北伐中表现突出的指挥官得到深造。他特别强调指出：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②武昌攻克后，邓演达委托包惠僧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备处主任，代表他负责筹备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成立，邓演达亲自担任招考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包惠僧、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等十四人为委员③，“所有关于招生及考试诸问题”，“均由此会审慎周详然后决定”④。在分校筹办过程中，邓演达特别注意挑选一批优秀的人员到校工作，恽代英、徐向前、沈雁冰等共产党员都曾被聘请到校任教; 他同时指出要注意严格选拔学生。报考第一期的学生共六千多人，经初考和复试后，共录取了一千一百八十一名，其中女生一百九十五名。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邓演达被任命为武汉分校代理校长①。二月十二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人出席祝贺。邓演达在会上发表演说，回顾了黄埔军校创办以来的经验，指出军校的宗旨就是要“使军队接受党的指挥，使军事的训练和政治的训练并重，使革命的武力要与民众结合”。他强调指出： 革命军人必须得到民众的帮助，接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否则就不可能完成革命任务。最后，他勉励学员 “要忠实地服从党的纪律，做革命的先锋。”②
武汉分校开学后，邓演达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指出学校的管理方针必须“取严格主义”，要求分校“各级长官应以诚恳的态度执行严格的纪律”③。他经常过问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还经常出席军校纪念孙中山的周会，亲自作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革命的道理。受到革命熏陶的军校学生，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因而在日后各项革命活动以至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等斗争中，不少人立场坚定，表现很好。
三月上旬，总政治部开办了一个宣传员训练大队，对学员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再派往各地，以应革命急需。不久，河南前线战事加剧，更迫切需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邓演达遂从训练大队中选出三十多人，“分发河南各军工作”④。总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纷纷奔赴前线。“除长江下游一带已派定郭沫若副主任及第三、六各军政治部主任分头负责进行外，直隶、河南一带，拟由该部分出一部分人员前往宣传。”①总政治部还成立了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共设列车八十余辆，宣传人员一千多人，“利用铁路之便，灌输民众革命思想。”②由于政治宣传工作的加强，对鼓舞士气和动员群众支援北伐，起了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邓演达积极领导湖北地方革命政权的建立。武汉三镇攻克后不久，作为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前的过渡机构的湖北政务委员会组成，由邓演达任主任③。在他的领导下，湖北各地的各种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各项事业也陆续开展。在经济方面，采取了各项措施以恢复生产，统一财政，整理金融;在文化教育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使学校复课，并整顿及改革教育事业，等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于武昌成立，邓演达、郭沫若、徐谦等人为筹备委员。经过他们的努力，中山大学于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到会并发表演说④。湖北省政府原定于一九二七年二月间成立，下设七厅，由邓演达兼任军事厅长，后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如期成立。三月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又“指定邓演达、谭延闿、吴玉章三人负责，审查省政府委员名单，及确定省政府成立日期。”⑤经过邓演达等人的一再努力，湖北省政府终于四月十日正式成立，邓演达、董必武、孙科、徐谦、李汉俊、宋子文、恽代英等十一人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湖北革命政府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湖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邓演达在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他与宋庆龄、徐谦、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以及苏兆征、谭平山等共产党人，成为革命政府的中坚。
正当北伐战争继续胜利推进和革命形势向全国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加紧进行篡夺革命胜利果实以至分裂和背叛革命的阴谋活动。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一道，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坚决斗争。
一九二六年底发生的迁都武汉或迁都南昌之争，正是蒋介石分裂革命活动日渐表面化的一个征兆。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并派邓演达先赴武汉作准备工作。随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批北上武汉，决议在武汉先行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务。中央政治会议还决定在武汉设政治会议分会，选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董必武等十三人为分会委员①。曾经极力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此时见武汉已日益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深感自己无法控制，更不利于自己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因而出尔反尔地又提迁都南昌的主张，企图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以便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二月底，当第二批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路经南昌时，蒋介石便将他们截留下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邓演达奉国民党中央之命，从武汉到南昌，向蒋介石说明迁都武汉的理由，劝他服从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并就此问题同蒋介石争辩了一天①。邓演达此时对蒋介石大搞军事独裁、分裂革命的阴谋活动已有所觉察，他向别人明确指出，蒋介石此时是“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②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勾结右派分子张静江等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强行决定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设在南昌，公开反对迁都武汉。蒋介石这一分裂行为，当即遭到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
蒋介石为了窥伺形势，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前往武汉活动，武汉数十万群众在邓演达等主持下，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有许多蒋先生所不满意的口号和标语出现”③; 不少 “群众还当场起来质问蒋介石： 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④十五日，蒋介石在招待各界代表的宴会上，假惺惺地表示： “凡有意见，还希开诚布公。”邓演达当即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到会代表纷纷发言，强烈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总司令部“速迁武汉”。邓演达也在会上发言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机关，因此，我把今晚听到各团体代表所提出的愿望和要求归纳起来，“各界如认满意，请一句一和”。代表们于是跟随着邓演达一句一句地高呼： “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蒋总司令前来坐镇武汉”①等口号，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一月十八日，蒋介石溜回南昌，大肆攻击武汉联席会议的成立“没有根据”，应该取消，诬蔑说： “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他还致电第三国际，要求撤换鲍罗廷。
蒋介石分裂革命的行径，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在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带领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反蒋高潮。邓演达尖锐地指出： 蒋介石不仅 “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而更重要的是他“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官僚相勾结。”②
针对蒋介石日益嚣张地实行以军治党、分裂革命的活动，二月九日，国民党左派领袖于汉口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和召开三中全会等主张。会议决定以邓演达、吴玉章、徐谦、孙科及顾孟余共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贯彻这些主张的领导机关③。
二月十七日，邓演达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的代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 “目前革命的进展，因为有许多人心里头早已经不耐烦，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 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所以有一个新的反动局面，新的革命危机——第二个辛亥革命的危机。”文章还指出： 帝国主义者和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一切反动势力，“必定是要我们灭亡，他们才能存在。” 因此，革命面临着一场新的斗争，只有通过斗争才能锻炼革命的力量，使大家看清“谁代表他们，谁反对他们。”文章针对蒋介石之流的分裂行为，郑重地提出警告说： 军事指挥者“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 (指国民党——引者) 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够增进党的权威，才能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否则，他就会“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自己丧失政治的生命。”文章最后要求人们要认清目前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呼吁“大家要团结起来，努力奋斗!”①这篇文章反映了邓演达此时已经进一步敏锐觉察到蒋介石正加紧背叛革命的行径，并对此行径进行坚决的批判斗争的鲜明态度。文章的发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与支持。
二月二十四日，在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支持下，武汉二十多万国民党员及其他群众举行反对蒋介石分裂革命、实行封建独裁的大会。邓演达在大会上讲话，指出： 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可是，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民众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 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指国民党 ——引者) 的指挥。”②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迅速召开中央执委会，解决有关存在的问题，以便巩固中央权威，统一国民党的指挥机关，肃清国民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③。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三月七日，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 十日，全会正式开幕。这是一个以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议题的重要会议。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案、宣言和训令。《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由中央执委会行使最高权力; 为了防止独裁，决定取消常委会主席制，采取主席团制，从而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职务。《中央执委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之一并对中央执委会负责。全会选举了军事委员十五人，组成了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采取集体领导，从而实际上免除了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演达出席了这次会议，与徐谦、吴玉章、恽代英等人被选为提案委员会委员。他坚决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的行径，在起草和通过各项决议中起了重要作用。大会选举领导机构时，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部长等重要职务，还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①; 以后，又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②。
会后，邓演达利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同时更加坚定地反对蒋介石分裂、背叛革命的行径。三月十二日，在武汉一百万群众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大会上，邓演达发表了谴责蒋介石大搞个人独裁、分裂革命的演说。三月十六日，邓演达在向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干部报告二届三中全会经过时，一再强调统一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及权力机关、反对个人独裁的重要意义。
蒋介石分裂革命和篡权阴谋遭到揭露后，力图采取欺骗和分化瓦解国民党中央反蒋力量的手法。三月间，他派遣亲信曾扩情等人到武汉活动，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主张，并以邓演达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要职来作诱饵。邓演达当即态度鲜明地指出： 如果“照他(即蒋介石)那样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要求蒋介石认真“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①。蒋介石的收买阴谋完全破产。
三月间，国民党中央决定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由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并正式委任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徐谦、顾孟余等五人为委员②。后来又指定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三人为常务委员③。这样一来，蒋介石的校长职务也实际上被免除了。
三月下旬，随着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南京一带，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大资产阶级的勾结愈益紧密，其背叛革命的活动也更变本加厉。他不仅发动了一连串的反共暴行，并且倾其全部兵力部署于京沪线上，妄图把上海、南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京沪线上这场斗争，将是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④鉴于这种日益严重的情况，武汉部分领导人主张把刚从郑州前线回来的第四军调往南京，以加强南京的防御，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活动。“这个主张得到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支持”⑤。但是在讨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担心因此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邓演达、吴玉章、瞿秋白三人则坚持原议”①。后因与会者多数反对，结果第四军开往南京的计划被否决。不久，形势急转直下。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
“四一二”以后，武汉地区人民群众在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发动、领导下，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叛变的高潮。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的背叛革命行为，决定开除其党籍，下令逮捕严惩。四月二十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等人，联名发出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指出“蒋介石是(孙中山)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②，号召全国人民共同起来，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进行严正声讨。在他们的领导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以及各界群众，也举行了一系列的讨蒋活动。邓演达在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与革命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叛卖革命的一系列斗争中，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起了重要的作用。
支 持 农 运
随着革命向全国推进，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迅猛地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各地纷纷建立和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向地主豪绅阶级展开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激烈斗争。邓演达对这场农村大革命十分同情，并给予热情的支持。
邓演达出生于农村，家境贫困，对于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地主的横行霸道，在童年时代就深有所感。随着生活经历的增长，他对农民的社会地位及其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对农民问题就更为关注。在北伐途中，他不仅要求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要重视农民问题并注意做农民工作，他自己也十分注意调查了解各地农民生活、社会地位及土地占有等情况。随着北伐战争的深入进行，农民运动进一步开展，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进一步显示出来，邓演达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他认为成千上万“工人农民先后起来革命”，“民众力量的突飞膨胀”，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①。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和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他对于农民问题的观点。
首先，邓演达认为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指出： 一方面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摧残剥削，内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压榨，痛苦到了极限，所以迫切要求起来革命。由于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于]农民的解放。”②另方面，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而农民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只有农民起来，“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碎”; 只有“农民爆发了农村大革命，才能把中国革命的对象消亡。”①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农民革命”②。他一再告诫人们要吸取辛亥革命由于革命党没有组织农民铲除束缚人民的封建制度，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因而导致了失败的教训③，要人们切实重视农民问题。
其次，邓演达认为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斗争，才能获得解放。他指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不少农民大暴动，但结果封建制度并没有摧毁，只不过是“新朝换旧朝”; 新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迷信等手段麻醉欺骗农民，继续“钳制农民”，农民刚挣脱旧的锁链，却又换来了新的锁链，依然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今天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由工人和农民造成民主政治，崩溃封建制度，完成民主制度。”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不是在乡下静待便可以得来的”，而是“要组织起来，努力奋斗，才能够得到”⑤。为此，他号召农民要打破封建宗族界限，“团结你们的力量，严密你们的组织，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情”⑥。他还热情地赞颂“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⑦。
第三，邓演达认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步骤，首先是“要把封建的经济基础推翻”，把一切压迫剥削农民的官僚、土豪劣绅以及反动军队打倒，建立“乡村自治权”，建立一支“拥护自己利益的农民自卫军”①。他特别强调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农民要根本解除痛苦，须不纳地租给地主，即是要得到土地”②。如果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革命必不能成功”③。在农民获得土地的基础上，然后把生产力提高，发展农业生产。
第四，邓演达认为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之一。他认为： 赞成农民运动的，便是革命的朋友; 自觉参加这一工作的，便是革命者; 反对农运的便是反革命。他强调指出，解放农民问题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很应注意的问题”④，“我们要确定政治基础，必定要确定农民的利益。”⑤他批评国民党虽然通过了不少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但都未见实行，因此，当前必须立即实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应该切实给农民以利益”⑥，必须“拥护农民革命”⑦，“去为农民工人奋斗牺牲。”⑧
邓演达不仅在理论上反复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支持农民运动，并与共产党人一起采取了许多措施，为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大量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在邓演达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毛泽东、恽代英、陆沉、李达、施存统等人为委员，苏联同志为顾问，并请湖北省农民协会派代表参加。在二月十八日召开的讨论会上，他明确指出： 农民问题 “实在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特邀请各位参加这一工作，共同讨论有关农运问题，以便“能有良好的结果”①。他说，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的宗旨，“是要讨论怎样才可解除农民的痛苦，把整个的中国农民完完全全解放。”②该会成立后，曾就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国际农民运动及其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毛泽东亦曾在会上作过关于中国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三月四日，湖北省农民协会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演达、毛泽东、林祖涵等人被大会选为名誉主席，邓演达还被选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大会开幕时，邓演达发表演说，表示自己“不是拿大老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拿小兄弟的资格来讲话”③，鼓励到会农民要向广东、湖南农民学习，要通过斗争来解除农民自身的痛苦。他还指出农民要与工人联合，拜工人为师，共同奋斗。十三日，邓演达再次在大会上讲话，揭露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势力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行，赞颂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他分析过去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来领导”，农民缺乏严密的组织，更没有同工人及革命的军 队联合在一起。他强调指出，今天“是我们整个的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世界，更是我们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世界”①; 最近广东、湖南、湖北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都是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进攻的伟大力量”②。因此，只要吸取历史教训，同国内外一切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定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新的世界就在前面”③。
三月十九日，邓演达主持了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特别为湖北省农民代表举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说明人类的物质文明，“都是农民同胞的祖先日日夜夜辛辛苦苦造成的”，但农民却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残酷剥削，“穷到极处”，更没有钱去读书。因此，农民们绝对“不要以为满身穿的破烂，便轻视了自己”，只要组织起来，努力斗争，用我们的“粗手笨脚”，就可以“造成我们的新世界”。他热情勉励代表们回去之后，要努力扩大农民协会组织，并强调“要有武装的自卫，才有伟大的力量。”④
农村掀起的革命风暴，使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势力感到万分恐惧。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农民运动，杀害农民，摧残农会。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北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湖北省农民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人，被反革命分子用煤油活活烧死。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湖北省政府颁发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暂行条例》，并成立了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三人为委员，负责处理这一事件。委员会将杀人凶手逮捕并处决，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死难烈士大会，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月间，邓演达在武汉组织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作为农民问题“最高讨论的机关，规定种种进行的计划。”①毛泽东、陈克文等人为该会委员。三月二十七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农民解放以及当前农村斗争等问题。他认为当前农民要得到解放的真正途径，在于切实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历次所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 要扩大农民的组织和斗争，发展农民的力量; 要采取有效措施，打倒土豪劣绅和一切封建势力，实现农民自己管理一切的“民主政治”。对于当时湖北地区发生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向农民发动猖狂进攻这一情况，邓演达认为，“消灭封建势力，流血的事是不可避免的”，“要农民能够打倒劣绅，各县农民便都要武装起来。”②
在这之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决定成立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了邓演达、毛泽东、周以栗、陆沉等人为委员③，负责具体指导全省农民运动的进行。
随着农民运动的日益高涨，培养一批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运骨干，以进一步领导农运的发展，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邓演达接受了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在武昌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委托毛泽东、周以栗等人组成筹备处，具体负责农讲所的筹备工作。农讲所第一期共招收学员八百人。他们来自十七个省(以湘、鄂、赣三省人数最多) ，有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农民武装的领袖，还有工人和青年学生。学员共分四个班，其中三个班培训期为四个月，一个班培训期为一个多月。邓演达亲自担任所长; 毛泽东为副所长①，实际主持农讲所的工作。
邓演达北伐前在广东工作时，已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见解及在广州主持农讲所工作时的卓著成绩，给邓演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毛泽东在领导农运工作中，亦同邓演达紧密配合。当社会上掀起一股诬蔑、攻击农民运动的逆流时，毛泽东亲自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批驳了攻击农运的各种谬论，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运动的规律和经验。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不少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赞成土地革命”②。邓演达因此更加尊敬和信赖毛泽东，凡有关农运的工作，都请毛泽东参加，并把主办农讲所的工作委托给他。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上课。四月四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以所长的身分主持了开学式，并首先致词。他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 “农民讲习所的学生们不是为求官而来，不是为求学而来”，而是为了 “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毕业后“还是回到农间去”，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农村革命①。
农讲所对学员的教育，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要求学员学习革命理论，还邀请富有农运经验的领导人如彭湃、方志敏等前来为学员讲授有关农运的问题。毛泽东也亲自向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以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深受学员的欢迎。农讲所还经常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进行调查，结合调查情况开展对土地问题、农民武装问题等的讨论。学员还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并参加一系列实际斗争。在这所革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中，不少人后来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深入进行，邓演达和毛泽东等人积极筹建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三月三十日，在邓演达主持下，湘、鄂、赣、豫四省农协执委于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这四省农协的基础上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推选邓演达、彭湃、毛泽东、方志敏、谭平山等十三人为委员，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陆沉、谭延闿五人为常务委员②，由邓演达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长，彭湃任秘书长。执行委员发表就职通电，表示“誓立于革命的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③联席会议还决定争取于近期内举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民协会。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提出了土 7年4月17日 《汉口民国日报》。地要求。四、五月间，湖南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冲破了种种阻力，在农协领导下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开始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湖北农民也由减租减息、抗租抗息的斗争，进入要求烧毁田契、分配土地的斗争。邓演达热情地支持农民的要求，认为应该实现孙中山关于“耕者有其田”、“土地归于农”的主张。他指出： “土地问题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实为革命的生死问题” ; “土地问题不解决，革命是会埋葬和沉没的。”① 要求国民党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四月，经武汉国民党中央同意，由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徐季龙 (徐谦) 、顾孟余等五人组成了土地委员会②。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演达强调土地委员会的成立，“便是要讨论怎样去解决农民问题中的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必然会离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这样，不仅无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且革命军队的生活也无法解决，“所以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到农民问题，亦集中到土地问题了。”他还尖锐地指出，土地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不能用迂远的、官僚式的调查方法，应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实的方案来”。“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了，等不得我们从从容容去调查统计”，必须及时“去解决这个严重急迫的大问题。”③
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土地委员会曾多次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他还亲自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讨论并送国民政府。但由于隐藏在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汪精卫集团。此时正加紧准备叛变革命，颁布了一系列限制、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法令，对于邓演达的土地问题等主张同样采取压制手段，因此，土地委员会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实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虽然如此，邓演达热情支持农运的立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主张乃是他革命思想的精华，应给予高度的评价。
二 次 北 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处在反革命的四面包围之中。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武汉政府决定对东、南、西三面采取守势，集中主要兵力首先讨伐北面的奉系军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邓演达在会上致词，阐述第二次北伐的重大意义。随后，邓演达领导的总政治部首先召集部务会议，“决定出发后工作进行之原则及其方法。”①同时组织了 “政治工作考察委员会”②，以便加强政治训练工作。考虑到北伐开始后，总政治部的前后方工作“必更紧张”，经呈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增设副主任，“并以政治部上海分部主任郭沫若充任。”③
四月下旬，国民革命军从武汉出师，陆续开往河南前线。二十八日，邓演达主持欢送大会并作了动员讲话。他说： 这次北伐是继续完成第一次北伐没有完成的任务，消灭封建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我们要坚决一致地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以 英勇奋斗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
总政治部除郭沫若等部分人员留守武汉外，其余人员分批随军出发。四月二十九日，总政治部部分工作人员到达信阳，立即开展“调查宣传等工作”，而且“成绩甚佳”①。五月九日，又随总指挥部前进，翌日到达驻马店。邓演达也带领一批工作人员赶赴前线，因信阳铁路被土匪截断，交通受阻滞，于五月十八日才到达驻马店。
邓演达十分注意对政治工作人员的培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以便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总政治部在驻马店开办了 “各种训练班”②，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邓演达往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总是不辞劳苦地认真检查各军政治工作开展的情况，抓紧时机对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五月二十二日在西平、二十六日在张梁庄，他先后对政工人员发表了讲话，说明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军纪，增进作战的勇气”; “使军队革命化”; “使军队与民众深相结合，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认为这是检查政治工作好与不好的三条标准。他还强调指出： 要达到这些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工人员 “能够吃苦，勇敢，忠实努力的去工作。”他赞扬在战斗中献身的政治工作人员，对这些勇敢的革命战士表示敬意; 同时又批评了政工人员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如不能与士兵共甘苦，就不可能得到官兵们的信任，亦不能根据具体的客观环境和官兵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要求政工人员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就应该格外镇静，越发热心地去工作”①，以自己的行动来增强官兵们的战斗决心和勇气; 政治工作人员还要和军事人员一样，随时“都要准备着去牺牲”②。
在二次北伐征途中，邓演达关心官兵疾苦，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困难，使他们保持旺盛的斗志。当他知道第四军的粮食被土豪劣绅控制的红枪会抢走后，便马上下令把政治部的大米全部拨给第四军，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则以杂粮充饥。在激烈的战斗环境和艰苦生活的条件下，部队的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演达“目击战地伤病官兵之疾苦，敬佩之余，悯念殊深”，特派出人员于五月二十一日在驻马店成立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从事救护与慰劳”③。该委员会设总务、卫生、宣传等部，下有救护队、慰劳团等等。经过总政治部的宣传发动，“各团体参加者，异常踊跃”。仅商民协会就捐款一千三百多元购买慰劳物品。当地群众热情地为伤病员煮粥送水，协助护理④。邓演达也亲自前往慰问伤病员，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
邓演达把发动民众、密切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作为总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反复教育政治工作人员说： 我们的军队 “不能离开民众而生存”，我们应该“站在民众利益方面”， “与民众打成一片，变成人民的军队”; 同时又要“使民众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军队，我们的胜利，即他们的胜利，来极力的帮助我们。”他尤其强调要发动组织沿途的农民，认为革命的成功，非靠“农民的起来”不可①。四月二十九日，邓演达在武昌主持成立了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兼组织科长，该委员会随军“出发前方工作，为农民利益而奋斗”②。总政治部工作人员亦积极向农民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在驻马店，“每日派数十宣传员前往附近各村庄，从事宣传。各村农友异常欢迎”③。经过宣传发动后，农民们着手组织农民协会，还派出一些农民参加总政治部的宣传大队，“担任向导”，协助总政治部进一步扩大农村宣传和组织工作。邓演达认为“河南的农民是革命的”，“河南农民的组织也正在发展中”，“一定会得到解放”④。
邓演达不仅要指导总政治部的工作，而且还不顾危险地亲临前线参与指挥战斗。五月二十八日，革命军在临颖向奉军主力发动攻击。敌人兵力多于革命军数倍，且有良好工事及优越兵器，革命军虽勇敢猛攻，但官兵“伤亡甚众”。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共产党员蒋先云统率的第七十七团，更是奋勇当先，官兵伤亡过半，蒋先云身先士卒，“勇猛冲锋陷阵”，不幸 “饮弹阵亡”⑤。在这场严酷激烈的战斗中，邓演达“来往于火线上，表示与该军同生死，其勇敢负责，官兵无不感动”⑥。
革命军占领临颖、许昌后，急需政治工作人员。邓演达随即派遣一批人员前往工作。随着革命军的胜利前进，“政治工作范围亦复扩大”，邓演达乃“电召郭沫若副主任前往协同指挥。”①
六月初，革命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占领了郑州、开封。正当北伐前线胜利进展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危机，随着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而日益严重。汪精卫集团利用他们控制的权力，发出了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保护反动资本家、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训令”，并解除了国民政府聘请苏联最高顾问的合同。六月十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徐谦、张发奎、孙科等军政要员，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邓演达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冯玉祥提出了 “分共”的主张，与会者多数赞成，只有邓演达“极端反对”②。会议还决定河南省划归冯玉祥统辖，国民革命军则撤回武汉地区以镇压工农运动。不久，冯玉祥又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宁汉合作。从此，武汉的局势便急转直下。
郑州会议之后，革命军陆续撤回武汉。邓演达也于六月十四日抵达武汉。形势的逆转，使他心情十分忧郁苦闷，但他仍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工作。
这时，各地反动势力与汪精卫集团串通一气，大肆攻击和摧残工农群众运动，邓演达却一如既往地热情支持工农运动。六月十九日，他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一再强调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国民党要革命，就必须使工农获得“实际利益” ，就必须“促进农民运动” 。他深刻地指出： 革命是以新的力量来推翻旧的力量，旧的力量自然会起来抵抗，现在有人对革命怀疑、非难，正是这种抵抗力量的表现。他坦率地承认工农运动中确实存在一些过火的行为，并诚恳地指出工农革命群众不应因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来妨碍革命大业的进行。但他同时又提醒人们注意： “目前是和封建势力短兵相接的时候，谣言甚多，封建势力极大，农运进行困难，是不能免的”。因此，“革命者总要站稳自己的立足点，认清革命的目标，去完成最重大的责任”。他要求农讲所毕业学员在今后的农运工作中，“必须考察当地的情形，具备忍苦耐劳的精神，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而工作。”①
六月二十日，湖北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邓演达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 《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的演说。他首先指出： 最近湖北的农运遭到了极大的反抗，“固然在革命中有些曲折，有些错误，但是不能容反动派来毁谤我们” 。他建议大会应该讨论“怎样战胜敌人的进攻，解除穷苦农民的困苦”等问题。他要求大家明确认识搞农运的目的是要“解放农民” ，而不是象蒋介石利用农民来取得个人的统治地位。因此，“我们要切实到农村中去，要了解农民的要求是什么” ，并且“要使佃农雇农自耕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去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他要求大家深入农村作真实的宣传，又把农村的真实状况告诉人们，这样才能打破反动派制造的谣言。他坚定地表示： “我们一天不死，我们要进行革命”②。他在演讲中还特别分析了河南红枪会和农民的状况，要求政府应该下决心把红枪会的农民群众从土豪劣绅控制之下争取过来，切实解决河南农民的生活和土地等问题。
六月二十四日，他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又一次强调指出：要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就必须 “发展农民运动”; “我们现在的口号是： 接受为推进农民运动，实现总理三民主义的批评;拒绝反对农民运动的批评。”①
邓演达维护大局，反对分裂，关心群众利益，反对摧残迫害农民运动的革命立场，引起了汪精卫集团及武汉政府中右派势力的不安与仇恨。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数次拍电报给汪精卫集团，攻击邓演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并要挟他离开武汉出国。汪精卫也要求邓演达放弃革命立场，跟他一道行动。邓演达严正劝告汪精卫，要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指出只有依靠民众，才是唯一的出路，力图促使他回心转意。但汪精卫一伙却一意孤行，背叛行径日益表面化。
邓演达感到汪精卫集团继续进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已不可能，决定离汉出走。六月三十日，在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议之后，他怀着“十二分痛切沸热”的心情，发出了 《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信件，严正谴责汪精卫一伙曲解和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出 “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 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 前时主张拥护工农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再无法执行工作职责，所以只好离开了。但他同时又申明，此后自己“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革命的纲领，坚守着总理的策略，那我必立时受中央的命令立刻回来工作”①。
七月三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邓演达写的《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文章提醒人们要注意“中国革命的最近趋向”，指出： 现在有人一面要革命，一面又惊骇社会的变动，否认工农革命运动，这是欺骗群众，是假革命; 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主张“一民主义或半民主义的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等等叛徒手上。”
七月十三日，邓演达公开发表《辞职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 “欲使国民党终化为反革命团体” ，这是与他的“素愿相违” 的，因此不得不辞职。他再次表示： “倘将来诸同志能翻然觉悟，遵奉孙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 ，那时候，他就回来“与诸同志合作” 。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者，邓演达化装成检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再转陕西潼关，乘坐苏联顾问回国的汽车一道前往莫斯科。
当汪精卫集团即将叛变的危急关头，有些革命同志曾主张拥护邓演达出来，带领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一道公开反对出卖革命的汪精卫，坚持革命斗争。但这一意见得不到重视。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 “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①
流 亡 国 外
邓演达虽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被迫出走，但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仍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所追求的革命理想。在全国被黑暗所笼罩的情况下，不少人“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②。
一九二七年十月，邓演达到达苏联莫斯科。他与先行抵达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叛变。要继续进行革命，为农工的解放奋斗，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领导机构。经过反复研究后，他们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向人民揭露南京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罪行; 尽快筹备召开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 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解决革命的有关问题; 待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之后，临时行动委员会随即取消。根据上述原则，邓演达受大家委托，起草了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并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在莫斯科发表。
《宣言》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公开支持下，“对工农群众加紧其杀戮和剥削”，但是革命的民众必然要起来反抗，去进行“新的解放自己的工作”。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有责任领导民众的革命斗争。《宣言》接着叙述了国民党内历来存在着的斗争情况，指出孙中山在世时，为了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即一面与敌人奋斗，一面更须与党内的叛徒决绝”; 孙中山逝世后， “敌人的进攻愈甚，本党之叛徒阴谋愈张”，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并“联合构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无论南京或武汉反动集团，“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因此，要解除民众的痛苦，就必须继续进行革命。《宣言》最后号召革命的国民党人应本着这一使命，“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①。这个《宣言》 的发表，表明了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继续奋斗的坚定决心。
邓演达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就中国的形势及革命任务等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讨论。邓演达认为： “中国是封建经济占主要成分的半殖民地国家，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地农有，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革命任务”，故不适宜于进行“共产主义革命”②。于是他决定离开苏联到德国，打算通过学习研究有关理论，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途径” 。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邓演达到达德国柏林。他决心要以“左手执革命纲领，右手拿机关枪”①的态度和行动，为改造落后的旧中国而奋斗。他认为要制定好革命纲领，必须从自然现象的解释上，尤其是从社会发展的因果律上，作有系统的研究。因而他专心致意地博览群书，学习社会科学，特别注重研究世界和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百年史，因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条件，“都是在近百年内才急剧的发生和变化的。”②他认为只有学习历史，才能了解世界的由来和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了解中国社会变动的原因，以及以往的成败得失，并且可以了解历史的行程，“由何处来往何处去”③。他还注意研究经济史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以便了解“人类社会的生活要求”，“现时各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各国变动过程中的方法和结果”，并由此“推测中国将来所需要的政治制度”④。总之，他学习研究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宋庆龄给季方的信曾说： “邓演达非常认真学习，不游山玩水，专在德国图书馆看材料，研究经济、历史等，使人非常钦佩”⑤。
邓演达在柏林期间，除了经常同宋庆龄 (后亦从苏联抵德国) 等人继续交换对中国革命问题意见之外，还和一些外国学者、政治社会活动家通信或交谈，研讨有关问题，有时还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他还召集部分在德国的中国国民党人，“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常在这个学会宣讲有关革命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他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的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他“渊博的知识及明锐的识断”，使大家“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还不断的激励大家“共同致力于国事”①。
邓演达在柏林期间由于能联系长期的革命实践刻苦攻读，因而在认识上有了显著的提高。他开始接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初步运用来研究社会历史和分析中国社会。他在给友人丘哲的信中谈到社会发展的动力时说： “你对于历史的一元论及多元论的问题，我应该简单据我所知及相信的答复你。推进历史的只有一元： ‘生产技术的发展’ ! 但是在历史的行程中，因为由生产力发展可以形成进步的意识—— ‘觉悟的意识’ ，而这个 ‘意识’ 被人们掌握着又去推动历史前进，所以往往有历史的行程表面上看去是 ‘意识’ 的推动力量，精神的力量，而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②这就表明他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他认为机械的唯物论，“只能够说明物质界、自然界的变迁，而不能说明历史的推演; 而且往往相信机械的唯物论者在政治上是一种最反动的唯心论者。所以我们要分别这两种唯物论的性质和表现”③。以后，他又力图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中国社会的特点，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从而提出 “农工平民革命” 的理论。
一九二九年九月初，邓演达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 以后再到法、英、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 一九三○年三月回国途中，又顺道到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的一些地方参观考察。
他在考察途中，注意了解各国历史和参观古代遗迹，以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参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在德国南部考察了一些中世纪著名的城市，如纽伦堡等。那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很早就争得市政管理权和其他一切权利，并组织自己的武装“市民军”来维护这些权益，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断斗争取得的。他还了解到，宗教支配社会生活的现象在德国南部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大地主经济的普遍存在”①。他认为只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掌权，才能打破中古时代的宗教权威。他从考察罗马的古建筑遗址、附近凋蔽的农村和中世纪由商人组织起来的佛罗棱斯市府，进一步了解到罗马文明是千千万万奴隶们用鲜血铸造出来的。他还特地参观了古罗马文化艺术保留比较完好丰富的米兰，赞叹地说：“这城确是欧洲美术的中心，一切在德在英的仿效只是徒然! ”②路过伊拉克时，他赶往巴比伦参观古代美术品，从中了解到古巴比伦的文化艺术特征以及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他把考察到的情况同中国的历史情况作了对比，认为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看，封建主义在中国都是根深蒂固的，它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推翻封建反动势力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邓演达还注重调查了解各国的现实情况。他全面地考察了土耳其的政治、农业、商业等方面的情况，并且从统计局得到了许多新而可贵的资料。他赞赏土耳其“模仿欧洲式的民主政治”，肃清了旧时代的官僚政治，因此经济、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在反动政治统治以及在“孔教的窒塞人欲”的情况下，不但经济落后，由于人民为 “经济力量所束缚”①，文化也十分落后。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以革命手段，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决心。
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各国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也是邓演达所要考察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德国南部时，他特地深入调查了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状况，从衣食住行、工作时间、文化教育、卫生状况以至各种细微生活“都一一看到”，还对一家农民的收入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这里农民的生活与中国广大农民相比还是较为富裕的，中国的广大农民、工人真是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因此，他认为如何改革这种地狱生活，“是我们目前必须负责解答和实践的课题”②。一九二九年十月他到伦敦之后，又与丘哲一起到苏格兰等地调查农民生活状况; 到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时，也去附近农村考察; 经过土耳其，又到几个极小的乡村考察。一九三○年四月，他途经印度的德里和加尔各答时，还是不放过一切机会，“走进农村里去，详细和各阶级农民谈话，知道他们的一切状况”③。
他十分赞赏保加利亚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良好秩序” ，认为是“中国将来最好的模范”④。他非常同情处于“极深地狱中”的印度农民，而又坚信他们必然会起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通过上述对农民问题的实地考察，更加丰富和充实了邓演达对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主张。
邓演达这种不辞劳苦地长途跋涉，深入细致进行实地调查的精神与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其友人丘哲曾感慨地说： “观其研究事物之精细，叹为不及，此固精力过人，抑亦唯物弁证之实践所致。”①
邓演达在国外流亡期间，生活艰苦简朴，“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②。他认为刻苦是革命者的“伦理”，常说自己的生活不应和农工平民大众相差太远，否则便会腐化、脱离群众，只有在农工平民大众生活提高之后，我们的生活才有提高的权利。他在柏林住的是房租便宜的公寓; 到图书馆看书时，只带上几个面包充饥，每月生活费不超过中国货币一百五十元。途经土耳其时，他想考察的问题本来很多，且能得到一切考察的方便条件，但因生活费昂贵，每日仅住旅馆就花去四元，因此他只好匆匆地离开了。
邓演达虽身居异国，但仍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他曾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给丘哲写信说： “离柏林已快三星期，国内消息完全只凭文件，报纸已断，你如果有特别新闻，请你剪下或摘录附信寄给我，好吗?”③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系之间不断发生混战。邓演达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及一九三○年二月给丘哲的信中都谈及这些问题，认为这是各派军阀之间的 “把戏” ，他们的混战“极大的障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更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二九年十月他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中，更进一步揭露军阀混战的性质，指出军阀之间内战的发生，是由于“统治者私欲底相互冲突底增加，及人民反感底积累”，而在这些内战中，“人民被屠杀的数量更加增多”①。他认为南京统治是整个中国反动势力的代表，所以决不能希望依靠某一部分军阀政客的势力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而必须推翻整个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
邓演达时刻准备着回国工作。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在给丘哲的信中表示： “只要有在国内工作的可能就要回去”②。他还曾对宋庆龄说过： “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而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武，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③。不久，由于国内形势的发展，他遂于一九三 ○年春毅然动身回国，投入新的斗争。
第 三 道 路
一九三○年五月，邓演达回国后，隐居于上海。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反动政权对外实行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迅速增长，外货倾销，白银外流，外资源源侵入; 加上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的掠夺，繁重的苛捐杂税负担，使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农村经济凋蔽，国民经济濒于破产，广大劳动人民无以为生，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蒋介石反动政权对内实行法西斯的军事独裁专政，残酷地屠杀和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颁布一系列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反动法令，遍设特务组织，严密监视和肆意迫害人民。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连年混战，闹得国无宁日，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无数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独立地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全国已建立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三百多个县，红军发展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在十万人以上。在根据地内，彻底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同时，在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土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的农民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以及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全国革命形势正在向前发展。
邓演达目睹人民群众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陷于恐怖、饥饿、死亡的境地，革命的中国变成了“昏暗无光的地狱”①，因而迫切地感到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起来革命，“要整个的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是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②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性质任务等并不理解，甚至持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现时正在第三国际的舞弄下面，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际是使中国成为第三国际的属邦，苏联的附庸。”③并错误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与南京反动政权相提并论。他还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认为“决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①。虽然如此，邓演达仍然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且曾主动找中国共产党商谈。可是，当时“左”倾错误正在党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对邓演达提出的联合反蒋要求，“没有理睬”②。在此情况下，邓演达决定同国民党中要求反蒋和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人士，如季方、朱蕴山、黄琪翔、章伯钧等人，为“复兴” 中国革命而自行活动，积极筹建新党。
一九三○年八月九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表示要担负起孙中山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带纲领性的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 选出了中央干事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下设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工作等几个委员会，负责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行动委员会还出版了《革命行动》杂志和《行动日报》，以传播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个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也不赞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形成第三种政治势力，故被人们称为“第三党” ，它是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行动委员会成立之后，邓演达的工作更加繁忙。他亲自接见来访的有关人士，同他们商讨发展地方组织、扩大力量等各项有关问题，审批有关文件报告，回复来函，撰写文章等等。在当时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邓演达白天不便公开露面，多数是“闭户作文”。上海的盛暑天气，闷热难忍，他处在斗室内，赤膊赤足，汗流浃背，但仍专心致意地工作，“似乎不知有大暑天”①。到了晚上，他就外出活动，“指导或接洽工作”②，经常在深夜十二时以后，甚至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以后才回住处休息。他的工作虽然这样繁忙紧张，但为了节省生活费用，外出时多是步行，极少坐车，在居住、饮食、衣着等方面，也力求简朴，要求自己不要同工农大众的生活标准相差太远。
经过邓演达等人的积极活动，行动委员会先后在江苏、浙江、河北、山东、河南、江西、广东、福建、四川等十四个省建立了地方组织，还在香港组织了海员协会，以便沟通上海与海外的联系。
与此同时，邓演达以极大的精力撰写了大量政治文章。从他回国到一九三一年被捕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写的文章总计 “不下二十万言”③，书信札记还不计算在内。《革命行动》几乎每期都刊有他的文章，甚至在一期内同时刊载他撰写的四、五篇文章。邓演达知识渊博，思考敏捷，写起文章，“文思如涌，运笔若飞”④。一九三一年春，他还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北平、天津等地考察政治、经济形势，使他更具体地了解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广大人民遭受苦难的情况，从而更激发他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志。
邓演达回国后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他为行动委员会起草的文件，明确提出并具体阐述了“农工平民革命”的理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
首先，他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在经济上，中国还停留在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阶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仅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而且还遭受反动官僚凶暴的政治掠夺，因而导致农村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农村经济日趋破产; 中国新式工业极少，其中百分之八十又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本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在华享有种种特权的打击，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社会经济“无法过渡到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①。
在政治上，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正统治着全国。这个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寡头专政”②，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官僚、政客、党棍、高利贷商人、地主豪绅的联合统治”③; 它“代表中国整个旧的反动势力”④，本质上同清朝或北洋军阀统治没有什么差异。这个政权下的政治组织，完全继承了封建传统的官僚制度。所以在政治上是“变形的封建统治”⑤; 而帝国主义成了 “南京政府的太上皇帝”⑥，蒋介石则甘愿当帝国主义的工具”⑦，他们共同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
在文化思想上，封建的思想意识在中国仍占着显著的地位。血缘和氏族关系还浓厚地存在着，封建的礼教名分和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仍有很大影响。蒋介石上台后，更是推崇孔子的封建思想，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文化思想也“乘虚而入”①。因此，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支配着中国社会。
根据上述的分析，邓演达认为： “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②邓演达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明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障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工平民大众起来， “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是： 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③所以，平民革命是“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④。
其次，邓演达论述了平民政权的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他认为： 中国的大多数平民群众，特别是农工阶级，在数量上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政治上受着严重的压迫，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他们迫切要求解放，因此只有发动他们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才能建立“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平民政权”⑤。
他认为这个政权必须由直接和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平民群众所掌握。平民群众包括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其中人数众多的农工群众由于受压迫剥削最深斗争最勇敢，而必然成为平民群众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①。
他认为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是把平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如工会、农会等职业团体，以及如学生会、妇女、士兵等组织的准职业团体。然后由这些团体派出代表组织“中央及地方的政权”，工农代表在其中占百分之六十，其他职业的平民群众代表占百分之四十。国民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 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则为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邓演达还提出要用征兵的办法，组成 “人民武力”，来 “保护革命”和“保持自己的政权”②。他认为只有这样组织起来的政权，“才可以彻底的铲除官僚制度及军阀政治的积弊，不再发生官僚政治。”③
他还提出了关于平民政权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在对外方面，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苏联和被压迫民族等几种势力。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对它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苏联客观上是我们的朋友，但要提防它干涉中国革命; 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真实的朋友，要联合他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对内的经济政策方面，他认为要把一切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弊害”④，为生产社会化打下基础。但允许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存在，以便辅助国营企业进行生产。在农村则要“彻底肃清封建的残余”①，即废除佃租、劳役、高利贷、苛捐杂税及各种强制性的掠夺。而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也是邓演达一贯重视和关心的问题。他说： “我们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办法”②。至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办法，他认为应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并根据各地情况，分别规定农户占有土地数量的最高额和最低额，制定国家收买土地的定价法，凡超过规定定额的土地由国家收买，分给没有土地或定额不足的农民耕种。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农民只有“使用权和收益权”，不许自由买卖。邓演达还主张在实现 “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提倡和促进农户自由联合，进行大规模的耕作，用进步的技术改造农业，作为实现农业社会化的过渡。此外，邓演达还提出了平民政权的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等等。
邓演达关于反帝反封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平民大众的政权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邓演达不了解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没有真正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例如他混淆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政治力量，错误地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说成“只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差”③。他不懂得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 (通过共产党) 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这一根本道理。相反却认为中国近代工业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少，力量薄弱，因此断言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客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缺乏真正劳动群众的基础”①，是第三国际一手造成的“进口的 ‘舶来品’ ”②。他公开标榜： “中国革命必须要在新的领导下面才有出路”③，也就是要由他新建立的第三党来领导。他不懂得要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就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武装斗争道路; 相反却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工农民主政权，不切实际地鼓吹用 “平民革命”的手段，以及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军队的策动上来实现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的，这就注定他的反蒋斗争必然失败。邓演达也不懂得要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群众，通过群众的斗争摧毁农村的反动势力，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因而反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这种彻底革命的方法，公开表示： “反对无条件的没收土地”④，而是主张由国家收买土地再分给农民耕种的政策，这自然是行不通的。
总之，邓演达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⑤，虽然提出了第三道路的主张，具有不少激进的革命见解，但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他所主张的平民革命实质上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理想中的平民政权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提出的土地纲领仍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以他的第三条道路根本是行不通的。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革命实践所证实了的。
壮 烈 牺 牲
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他一生的革命实践表明，他是一位 “坚强勇敢”①、“超群出众”②的民主革命家。无论环境怎样严峻险恶，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革命的理想而顽强战斗。他平日十分鄙视那些在政治上朝三暮四、变幻无常、争权夺利的政客，曾经无情地揭露和抨击汪精卫、陈公博之流的“改组派”，斥责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勾串及依附旧势力”，政治态度忽左忽右，忽而投降南京，忽而又反对南京而投降北洋系和西山派; 还揭露他们反蒋只是为了 “取蒋而代之”③。邓演达则公开表明，自己“不但要和现存的统治势力绝缘，而且坚决的要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④。
为了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邓演达积极地进行组织策动工作。一九三○年十一月，他联络在上海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发起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展反蒋的革命活动。以后该会又向全国扩展，入会者和受影响的人至少在五千名以上。
国民党新军阀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一面集中力量进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一面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从而登上总统宝座，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胡汉民嫉忌蒋介石大权独揽，因此对制定“约法” “力持异议”。蒋介石遂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将胡汉民扣留软禁。事件发生后，胡汉民便通过孙科等人到广州、香港、上海、沈阳等地进行活动，拉拢各派势力共同反蒋。胡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纷纷离开南京到广州。各派反蒋势力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间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了反蒋的国民政府，造成宁粤分裂的局面。粤方曾派人劝说邓演达入伙，“欲挟以自重”①。邓演达当即表示拒绝。
在此情况下，邓演达加紧进行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军事策动工作。他与陈铭枢、朱蕴山等人秘密商定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 由陈铭枢到江西，把 “围剿” 红军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广东，公开树起停止内战、反对蒋介石的旗号，同广东的军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 由邓演达去江西策动第十八路军在驻地临川、清江一带起义，进而夺取南昌; 同时还联络武汉驻军和冯玉祥、杨虎城等部一齐响应，共同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与此同时，邓演达还在上海秘密开办干部训练班，为江西起义准备骨干力量。邓演达亲自给训练班讲课，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讲解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邓演达的一系列反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惧。蒋介石布置特务打手，千方百计地搜捕他。有人将此情况告诉邓演达，劝他暂离上海避一避，但他却婉言谢绝，继续在上海坚持斗争。
八月中旬，邓演达作好了前往江西指挥起义的准备，还指定了朱蕴山作为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留守处的负责人。他向朱蕴山辞行时，朱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多加小心。他却坦然回答道： “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①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因叛徒陈敬斋告密，不幸遭上海租界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干部训练班的其他学员。
次日，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人解至“会审公堂”，由上海高等法院会同租界代表审讯。法庭审问邓演达说： “你是不是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回答说： “是的。”法庭接着追问说： “你为什么要反对政府?你是不是共产党分子?”邓演达慷慨激昂地回答说： “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 邓演达的话，使得审判者惊惶失措②，赶忙草草收场，宣布把邓演达等引渡给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八月二十一日，邓演达又被押解到南京秘密关押。
蒋介石深知邓演达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军队中、特别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具有很高威望，影响深远，但又是对其独裁统治的莫大威胁，真可谓： “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他曾派人劝告邓演达，如同意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解散临时行动委员会，归附南京政权，便许以副总司令的职位，或让他出国考察。邓演达对此严词拒绝，并明白表示自己“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 “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①。邓演达在狱中不时托人送出字条，除鼓励同人继续奋斗外，还“索取书报”学习。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不少黄埔军校毕业生曾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但遭拒绝。邓演达最初被囚禁于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时，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生曾会同第三党人秘密准备营救，但不久邓演达被移往紫金山麓，营救计划无法实现。邓演达曾通过看守送出一张纸条，说他已被移至南京郊外，已难与外界联系，表示自己愿作 “白发囚徒”，勉励第三党人继续为革命努力。在被囚禁期间，邓演达始终英勇不屈。正如宋庆龄所说的： “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②
由于邓演达坚持反蒋立场，始终坚贞不屈，再加上人们的积极营救活动，更使蒋介石感到恐惧，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反对派乘机逼蒋下野。蒋介石于下台前夕，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竟丧心病狂地派人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终年三十六岁。
邓演达遇害后，有关方面人士都积极设法探听确实消息，宋庆龄也亲自出面向蒋介石追询。蒋介石无法推搪，只好被迫承认，宋庆龄非常愤怒，斥责蒋介石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并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就邓演达被害事，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自 “四一二”叛变后，“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央则各树要津，营私固位，在地方则鱼肉乡里，作威作福。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的骨干。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宣言》最后说： “余深信真正以民众为基础，为民众而奋斗之革命势力，可以消灭军阀官僚，铲除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同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号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大道。”①
邓演达被害消息传出后，上海、北平等地开展了一系列悼念活动和声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罪行，大量印发了宋庆龄发表的宣言。北京晨光女校还将邓演达遗像和他被害的经过写成文章送天津《益世报》发表。邓演达被关押期间，曾经书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邓演达正是以这种精神来从事革命活动的!
一九四一年，邓演达殉难十周年，宋庆龄曾发表了 《纪念邓演达》一文，高度评价了他革命的一生。一九六一年，邓演达殉难三十周年，宋庆龄又亲笔题词： “择生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坚贞不屈和殉难不苟的精神，是不朽的。”一九八一年，她又为《邓演达文集》的出版题词，赞扬邓演达“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同年，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称誉邓演达是“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之一，并表示深切的怀念。
邓演达遇害后，经有关方面人士和烈士亲属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寻获他的遗体，具棺成殓后，复葬于被害处。全国解放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一九五七年由国务院拨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并新立一墓碑，上面刻有何香凝亲笔题字： “邓演达烈士之墓” 。
注释
①胡耀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②《邓演达先生传略》,载《邓演达的道路》,邓演达殉难十五周年纪念会编印,1946年。
①②《邓演达先生传略》。
①杨逸棠: 《邓演达先生传略》,载《邓演达先生遗著》,1949年。
②《邓演达先生传略》,载《邓演达的道路》。
①②李洁之: 《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1961年出版。
①③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
②陈卓凡: 《我所知道的邓演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1978年出版。
①《邓演达给孙中山的信》 (1923年7月29日)。
②《孙中山致邓演达函》 (1923年7月31日)。
①②《邓演达先生传略》。
①《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载 《周恩来选集》(上卷) 。
②③《邓演达致张难先信》 (1924年12月24日),载《邓演达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关于游欧的报告》 (1926年1月1日),载《邓演达文集》。
①《关于游欧的报告》 (1926年1月1日) ,载 《邓演达文集》。
②《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第18号,1926年1月 9日。
③1927年1月1日 《黄埔日刊》 。
④王世英: 《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 ,载 《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苏联顾问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页。
①杨逸棠: 《邓演达先生传略》。
②1926年1月25日 《工人之路》。
①《苏联顾问在中国》第122页。
②据杨逸棠、陈卓凡等的回忆资料,并参考陈公博的《苦笑录》。
①《李宗仁回忆录》 (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①《李宗仁回忆录》 (上)。
②陈卓凡: 《我所知道的邓演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③1926年7月13日《工人之路》。
①《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今年“五一”节之意义》(1926年5月1日),载《邓演达文集》。
①1926年7月23日 《工人之路》。
②1926年9月14日 《工人之路》。
①陈翥云: 《我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
②1926年8月25日《工人之路》
①③④郭沫若: 《北伐途次》。
②《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①郭沫若: 《北伐途次》。
②据《北伐战争》第180页。另有一些说法称邓演达担任攻城司令 (如季方:《邓演达文集序言》 ),似不确。
①《北伐战争》。
②1926年10月13日 《工人之路》。
③郭沫若: 《北伐途次》。
①郭沫若: 《北伐途次》 。
②《苏联顾问在中国》。
③④1927年2月23日《革命生活》。
①校长为蒋介石。
②③1927年2月23日 《革命生活》 。
④1927年3月24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3月24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4月3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③郭沫若: 《北伐途次》。
④1927年2月2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⑤1927年3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1月10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③参见陈公博:《苦笑录》。
②《李宗仁回忆录》 (上)。
④转引自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①1927年1月1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转引自 《李宗仁回忆录》 (上)。
③据《吴玉章回忆录》 。
①载《邓演达文集》。
②③1927年2月2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3月14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3月25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转引自曾扩情: 《黄埔同学会始末》,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②1927年3月27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③1927年4月5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④⑤据《吴玉章回忆录》。
①据 《吴玉章回忆录》 。
②1927年4月22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载《邓演达文集》 。
②《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载《邓演达文集》。
①《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载《邓演达文集》。
② 《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 ,载 《邓演达文集》 。
③《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日的讲话》 ,载1927年2月23日《革命生活》 。
④⑦《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 ,载 《邓演达文集》。
⑤《在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招待湖北农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⑥ 《在湖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讲话》 ,载 《邓演达文集》 。
①《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②③《土地问题的各方面》 ,载《邓演达文集》。
④⑥⑧《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
⑤《在湖北省党部纪念周的政治报告》,载《邓演达文集》。
⑦《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
①1927年2月29日 《汉口民国日报》 。
②1927年3月24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③1927年3月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3月1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③1927年3月1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④1927年3月22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②1927年4月5、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③1927年4月1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4月4日 《汉口民国日报》 。
②《周恩来选集》 (上卷)。
①1927年4月5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4月2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③1927年4月17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土地问题的各方面》 。
② 《邓演达文集》。
③1927年4月10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5月28日 《汉口民国日报》 。
②1927年4月29日 《汉口民国日报》 。
③1927年4月30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1927年5月28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1927年6月7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②《对西平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载 《邓演达文集》。
③1927年6月1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④陈翥云: 《我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
①《对西平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及《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
②1927年5月5 日 《汉口民国日报》 。
③1927年5月29日 《汉口民国日报》 。
④《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载《邓演达文集》。
⑤1927年6月3日 《汉口民国日报》 。
⑥陈卓凡、杨逸棠: 《邓演达先生传略》 ,载《邓演达先生遗著》 。
①1927年6月2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陈卓凡: 《我所知道的邓演达》,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载《农民运动》第29期。
②1927年6月24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党的根本问题》 ,载1926年6月26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载《邓演达文集》。
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 (上卷)。
②宋庆龄: 《纪念邓演达》,1941年11月28日香港《华商报》。
①载《革命行动》第1期。
②《邓演达先生的生活》,载《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1月出版。
①②④《邓演达先生的生活》,载《邓演达的道路》。
③陈卓凡、杨逸棠: 《重印邓演达先生遗著序言》,载 《邓演达先生遗著》,1949年出版。
⑤转引自季方: 《宋庆龄同志是中华民族的一代楷模》,载1981年6 月1日 《光明日报》 。
①宋庆龄: 《纪念邓演达》 。
②③《致丘哲信》 (1929年6月30日),载《邓演达文集》。
①《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②1930年2月8日给丘哲的信,载丘哲编: 《断金零拾》。
①②③④《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①③丘哲编: 《断金零拾》。
②宋庆龄: 《纪念邓演达》 。
①《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 ,载 《邓演达文集》。
②丘哲编: 《断金零拾》 。
③转引自宋庆龄: 《纪念邓演达》。
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载《革命行动》第2期。
②《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载《邓演达文集》。
③《革命行动〈发刊词〉》,载《革命行动》第1期。
①《中国到那里去?》 ,载《革命行动》第1期。
②周恩来: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 《周恩来选集》 (上卷)。
①陈卓凡、杨逸棠: 《重印邓演达先生遗著序言》。
②③④《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
①⑤《我们的政治主张》,载《革命行动》第1期。
②《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载 《行动之声》 。
③《中国到那里去?》。
④《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 。
⑥⑦《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载《革命行动》第2期。
①《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 ,载 《革命行动》第2期。
②④⑤《我们的政治主张》 。
③《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 ,载《革命行动》第3期。
①②③④《我们的政治主张》。
①《我们的政治主张》 。
②《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载《行动之声》。
③《革命行动〈发刊词〉》。
①《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的斗争路向》 ,载 《革命行动》第5期。
②④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
③《 ‘五一’ 纪念节告工友》 ,载 《革命行动》第5期。
⑤《关于党的 ‘六大’ 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 (上卷)。
①彭冲在邓演达烈士殉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81年11月 29日)。
②宋庆龄: 《纪念邓演达》。
③④《我们的政治主张》。
①《邓演达先生的生活》。
①朱蕴山: 《怀念亡友邓演达》 (1981年2月)。
②据周竞西: 《和邓先生一起坐牢的日子》,载《前进》1981年12期
①周恩来: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②宋庆龄: 《纪念邓演达》 。
①1931年12月9日上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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