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封建社会末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它最早发生于意大利，也以意大利为其最典型的代表。恩格斯评述文艺复兴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这种情况也以意大利表现得最为突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包括十四、十五和十六世纪，但当时意大利并非统一国家，发展很不平衡，文艺复兴主要发生于一些先进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中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在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已成为西欧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很明显。当时的一位历史家记述佛罗伦萨经济的发展情况说：“本城的毛织业行会所属工厂作坊约有200个或更多，它们每年生产7万至8万匹毛呢，价值在120万佛罗琳金币以上。(这笔钱)有1/3以上留在本城作为劳工的报酬，企业主的利润还不计在内。有3万人靠这行业过活。”当时佛罗伦萨的毛织业实际上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企业主是资本家，劳动者则是数以万计的程度不等的雇佣工人。除了毛织业，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也是全欧最发达的，它们掌握了大量现金，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供了资本的积累。不仅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佛罗伦萨也在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建立了由市民阶级，亦即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城市共和国。由毛织业、银行业等七大行会的成员组成了城市政府最高当局——长老会议， 而城市和近郊农村的封建贵族则被剥夺了担任高级公职的权利。另一方面，所有雇佣工人也不能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使这个城市政权具有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色彩。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上，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摇篮和它的最大中心，也就不难理解了。下面就以佛罗伦萨为主，分十四、十五、十六世纪三个阶段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概况。
十五世纪抄本上的彼德拉克肖象
十四世纪:初始期文艺复兴
自十四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的新文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中前所未见的，似乎是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化的“再生”和复兴，因此也就把这种文化发展总称为“文艺复兴”。这种观点，早在当时人对但丁和乔托的文艺活动的评价中已有表露，后来由于人文主义极力提倡学习古典文化，就更为深入人心，这也就是日后史学上通称这时代为文艺复兴的由来。当时人这种看法既表现了对自己新时代的赞赏，也表现了对古典文化的肯定和对中世纪封建文化的批判。他们认识到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中的进步成份，例如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文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科学技术的研究等等，和封建社会黑暗时代的教会文化确实判然有别、对比鲜明、前者是值得仿效的典范，后者则是应予抛弃的糟粕;另一方面，当时人尊古典为良师益友，恢复和学习古典文化的努力，绝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意味着反对封建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即创造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求的新文化。因此，这个名为学习古典的复兴运动，实际上却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新文化运动。
在学习古典和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人文主义思想起着重大作用。人文主义来源于人文学，它最初是一种市民阶级要求掌握文化的世俗教育活动。在中世纪时，教会垄断文化教育，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大学课程不仅少得可怜，而且主要为神学服务。市民阶级兴起后，城市的大学和一般学校开始重视那些和神学关系较少而能为市民经济政治服务的学科，其中主要是修辞学，通过它市民们不仅可以掌握商业通信、契约文件以及政治辩论等实际生活所需的手段，还可以接触古典文化的著作。因为修辞学的教材完全取自希腊罗马古籍。这样，以修辞学为渠道，在十四世纪的先进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人文学这一新学科和新思想。最初的这些从修辞学走向人文学的人都是市民活动家——商人、律师、俗人教师、学者等等。到十四世纪后半期，人文学趋于成熟，逐渐成为文艺复兴新文化的主流，它本身也从教育活动进而发展为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代表着新一代人们的世界观。在十四世纪的著名文化人物中，但丁和乔托可以说是属于前半期的阶段，而彼德拉克和薄伽丘则可以说属于后半期，亦即人文主义趋于成熟期的阶段。
但丁(1265—1321年)是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家和诗人，他在1302年后因派系斗争失败遭到终身流放，遂以诗歌创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神曲》则是其不朽名作。恩格斯称赞但丁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这是对但丁的历史地位的确切评价。但丁的《神曲》也可说是中世纪最后、新时代最初的一部伟大诗篇，故事情节本身是宗教性的：诗人漫游了地狱、净界和天堂，见到了各类灵魂、诸天圣众直至上帝，其中自不乏中世纪神学观念，但是代表着文艺复兴新思想的萌芽却是诗篇中的精华。他借神游三界的情节广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爱憎分明、观察入微，抨击教会的贪婪腐化和封建统治的黑暗愚昧;同时，他要求人们关心现实生活，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歌颂有远大抱负和坚定顽强的英雄豪杰，公开提倡以古典为师，并且努力使文化普及于市民群众，坚持文学创作应该使用口语和群众语言，使《神曲》成为奠定意大利民族语言的重要基石。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和但丁同时代的乔托(约1266—1337年)则是在美术方面具有同样开创之功的伟大人物。乔托也是佛罗伦萨人，并且和但丁友谊甚笃。乔托的壁画像但丁的诗一样，虽然题材仍是宗教性的，却开始努力表现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传达出当时初露曙光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且在表现技法上取得巨大革新，被日后的文艺复兴艺术大师奉为新美术的鼻祖。可以说，以但丁和乔托为开始，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揭幕了。
彼德拉克(1304—1374年)在人文学的研究和宣传上更见成效，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的抒情诗坦率表露了作者的内心生活，无论是爱情的热烈和生活的渴望，写来都逼真而细腻，在当代和后世都极受欢迎。但彼德拉克对当代和后世最有影响的作品，却不仅仅是这些抒情诗，最重要的还有他用典雅的拉丁文写的文章、书简等等，其中更为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古典文化的崇敬与学习、对中世纪旧文化和经院哲学的厌恶与嫌弃、对人性的肯定和个性自由的追求等等。在他的带动下，意大利文化界学习古典成风，掀起了搜求古籍和仿效古典文风的热潮，而且，这种仿效并不停留在形式上或文体上，而是着重吸取古典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利用古典文化来反对和批判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与禁欲主义。正因为这样，彼德拉克在古典文化中愈来愈多地找到了合乎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要求的东西，而古典学同时也就是人文学，两者合而为一。与此相伴的是，他开始从时代的角度批判中世纪旧制度，他看到的中世纪是一个愚昧、黑暗、野蛮和退化的中世纪。用“黑暗时代”来称呼中世纪，彼德拉克可说是其第一个源头。彼德拉克的好友薄伽丘(1313—1375年)则是第一个近代小说家和热情的人文主义战士。他的名作《十日谈》包括100篇短篇小说或故事，以诙谐生动的语言讽刺教会和贵族，赞扬市民群众，被誉为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滥觞。但他同时也是和彼德拉克并肩齐力推进人文主义学术运动的主将，他不仅仅写了许多仿效古典的诗文，还学彼德拉克的榜样到处搜求古籍抄本，取得显著成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就是他到蒙特卡西略修道院的寻访，他终于在门倒墙斜的古老藏书室中找到了许多久已遗佚的重要古籍，把它们从毁灭的边缘上抢救过来。他不仅精通拉丁文，还在彼德拉克的鼓励下，求师教他学会了希腊文，成为从十世纪以来第一个懂希腊文的西欧学者。他还担任了佛罗伦萨大学的但丁讲座，注释了《神曲》，写了但丁的传记，并把但丁的文学活动称为“复兴”。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为什么他自己认为平生主要贡献不在他的《十日谈》，而在于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
经彼德拉克和薄伽丘的提倡，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文化在佛罗伦萨蓬勃发展起来。尤其重要的是，人文主义学者开始进入政治界，为共和国政治服务，在这方面开辟道路的是萨琉塔蒂(1330—1406年)。他从1375年起终身担任佛罗伦萨政府的文书长，他用拉丁文写的檄文、信函和外交文件为佛罗伦萨政府解决了不少问题，佛罗伦萨的敌人——米兰统治者甚至赞叹说，萨琉塔蒂的一纸文书所起的影响，可和1千兵马的武力相当。人文主义和佛罗伦萨的市民政治的结合，为人文主义的进一步高涨准备了良好条件，因此到十五世纪，就迎来了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新高潮。
十五世纪:早期文艺复兴
十五世纪初年，佛罗伦萨不断面临外敌的威胁，市民阶级为了对外反抗强邻，对内巩固专政，更重视利用人文主义作为动员群众和激励人心的手段。他们把维护共和国的要求说成是保卫独立、自由和新文化繁荣的斗争。每当外敌大军压境之时，人文主义的口号就能发挥巨大作用。而人文主义的高潮也在保卫自由独立的斗争中掀了起来。十五世纪初期的两位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代表：列奥纳多·布鲁尼(1369—1444年)和波绰·布拉丘里尼(1380—1459年)都像他们的老师萨琉塔蒂那样长期担任佛罗伦萨文书长，他们都写有《佛罗伦萨人民史》之类的著作，极力赞扬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和新文化的繁荣。他们还以空前未有的热情学习和恢复古典文化。布鲁尼除了精通拉丁文外，更千方百计力求精通希腊文。然而，这方面的困难很大。薄伽丘虽然走了第一步，但由于师资和教材的缺乏，他没能传下衣钵。在十四世纪末，萨琉塔蒂才在几位热心新文化的佛罗伦萨商人资助下，从拜占廷请来一位造诣很深的希腊学者赫雷索洛那，开了四年的希腊文讲座，布鲁尼就是其中最热心的学生之一。他描述这次学习说：“当时我正在专攻法律，要不要放弃它而去学希腊文呢?在我心里引起了剧烈的斗争……我想，意大利已有700年没人精通这种文字了，但我们却异口同声地肯定一切学问都是从它而来。难道可以放弃这样一个神圣的机会么?我终于决定全力投入赫雷索洛那的讲座，我学习得那样用心，以至白天所学所读，晚间睡梦中也一直萦回于脑际。”布鲁尼勤学的结果，确实为他，也为整个新时代打开了知识的宝库，他后来翻译和编纂了不少希腊古典名著，特别是他们那种废寝忘食以古典为师的热烈态度，转变了一代学风，使十五世纪真正变成了“人文主义的世纪”。
和热烈学习古典并驾齐驱的，是搜求古本古籍的努力。在这方面，波绰·布拉丘里尼是个著名的代表。他曾遍访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的古老修道院，希望能从中搜寻和抢救出一些佚亡古籍。例如，在瑞士圣加仑修道院的一个荒废多年，据说只用来拘禁死囚的塔楼里，他发现了好几种佚亡的抄本，其中包括古罗马诗人昆体良的《修辞学全书》，这是所有人文学者梦寐以求的珍宝，于是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部书抄录下来，并急速送到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布鲁尼写信给他说：“整个文坛都将为你已发现的宝藏欢欣鼓舞，你真不愧是那些被你发现的古籍的再生父母，就像英雄卡米卢斯是罗马的再造者一样。”从这个具体例子中，我们不难想见当时人学习古典的热烈情况。然而，正如我们前已指出，当时人学习古典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借古典来反对封建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因此古诗文对他们说来决不是什么古董，而是真正的生活教科书，随着人文学的研究，也就推动了哲学、史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形成了新的人文主义教育制度，尤其对现实主义新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人文主义在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方面也进一步提出了肯定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就是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这种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就是要达到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在十五世纪，确实有不少学者和艺术家力求实践这个思想，把自己培养为学识渊博、技艺全面、精力充沛的人物;而对于人的创造能力的信念，更激发了许多歌颂人的尊严的时代最强音，把人文主义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残余的进步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洛伦佐·瓦拉(1407—1457年)通过考证教廷的《君士坦丁敕令》确系伪造，动摇了教廷对西欧拥有统治权的理论根据，并在《论享乐》一文中提出了反对教会禁欲主义的人生观理论。十五世纪后半期的人文主义者米朗多拉在《论人的尊严》的演说里，借上帝的口表述人的伟大时说：“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间，为的是使你能够很方便地注视和看到那里的一切。我把你造成了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只有你能够靠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生长和发展。你身上带有一个宇宙生命的萌芽。”尽管他们还不反对上帝并且仍然信奉宗教，十五世纪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强调却给日后的资产阶级留下了一份贵重的遗产，在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这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反封建的有力的武器。
十五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的另一重大发展是艺术上的成就。新艺术从乔托的创作中就开始起步了，但是十四世纪后半期它经历了暂时的停滞，因为他的后继者们拘泥于仿效老师，背离了现实主义方向，成就不大。到十五世纪初期，随着人文主义的高涨，在古典艺术的启示下，新艺术大师再度高举面向自然的大旗，才促成了新艺术的高潮。因此，在艺术方面，以古典为楷模同样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①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两位著名艺术大师——建筑家布鲁列尼斯奇(1377—1446年)和多纳太罗(1386—1466年)，就是通过到罗马废墟学习而形成自己的新风格的。他俩青年时代联袂而至罗马，在古城废墟中直接对残柱断墙和雕像碎片学习观摩，那种热衷的程度甚至被人误认为是在搜求埋于地下的宝物。通过这种直接的观摩学习，他们就能创作出许多既有优美的古典形式又有新时代特点的建筑和雕刻，终于使整个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走上了全新的道路。布鲁列尼斯奇的建筑杰作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圆顶，这个在高度和宽度上具有空前规模的大圆顶，曾被人认为即使用100年时间也难以完成，而布氏仅用十多年(1420—1436年)就建成了它，不仅设计新颖美观，而且显示了他对工程技术的精湛知识，使这个建筑变成了新时代第二个宏伟的纪念碑，直到今天仍矗立于佛罗伦萨城中，成为全城的标志和象征。布鲁列尼斯奇还利用他的科学知识从事透视法的研究，为绘画的现实主义表现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础。他的好友多纳太罗则从古典雕刻中得到了现实主义的真髓，不仅倾慕于古典雕像的和谐与优美，还直接观察、研究甚至解剖人体。他的作品在充满古典精神的同时，又异常逼真生动，被当时人誉为“使顽石具有生命”。多纳太罗的杰作如《圣乔治像》、《大卫像》、《佣兵队长格太梅拉达骑马像》等等，都以其现实主义的形象体现人文主义的思想，达到了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的高度结合。在他们两人帮助和启示下，年青的画家马萨卓(1401—1428年)在壁画领域进行了巨大的革新，把透视画法与人体解剖知识运用于绘画，进一步发展了乔托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位只活了20多岁的画家的作品气魄浑厚，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重量感，而背景空间则合乎视觉法则，具有前所未见的真实的深远效果。因此，他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日后一直是所有文艺复兴大师学习的榜样。在马萨卓之后，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繁荣期来到了，在十五世纪这100年间，佛罗伦萨一地就产生了许多即使在世界美术史上也足够称为第一流的画家，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
在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得到了广泛传播，威尼斯、米兰、罗马等城逐渐成为新文化和新艺术的重要中心，与此同时，文艺复兴也传向西欧各国，促成了北方文艺复兴的萌发。
十六世纪:盛期文艺复兴
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呈现出远比前两个阶段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是文艺复兴文化进入盛期;另一方面却是经济政治的发展面临复杂的局面：意大利的工商业衰落，政治日益混乱，外国势力占据统治地位，城市共和国逐渐转变为封建君主国。这种经济政治的逆流终于决定了盛期文艺复兴的命运：它是短暂的(实际上只包括十六世纪头二十年);经过100余年的反复，从十七世纪起，意大利的经济文化进入一个长期的衰落过程，而意大利也丧失了它在欧洲历史上的领先地位。
盛期文艺复兴的三位伟大代表都是艺术家。艺术在这时候走在新文化的最前列并非偶然，因为只有艺术才最充分地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同时又吸收、结合了科学技术的积极成就。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巨人就是身兼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恩格斯称赞他说：“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①他确实是这样一位博学多能，百艺精通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完美典型。他的艺术创作在体现人文主义思想和掌握现实主义技法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塑造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艺术典型。例如，他的壁画《最后的晚餐》，描写耶稣被捕前与门徒最后聚餐的情景，深刻而又精确地画出各种人物的典型性格和动作，被誉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不朽杰作，古今千百幅同类题材的作品和它相比都黯然失色;他的《蒙娜丽莎》画像则表明对人的观察分析与艺术概括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画中妇女的微笑含意无穷，超过一切言语形容。同时，列奥纳多·达·芬奇精深的艺术创作又是和他广博的科学研究密切结合的。他对许多学科都有浓厚兴趣和重大发现，在解剖学、生理学、地质学、植物学、物理学、应用技术和机械设计方面建树尤多。他对人体观察之精密，解剖之周详，远远超过同时代任何医学家。他不仅在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全面地描述了人体骨骼和摹画了全部肌肉结构，而且在神经和血管系统方面有不少新发现。他研究过各种岩石构造、地形演变和古生物遗迹，最早提出地质学和地史学的概念。他在物理学、光学、静水力学上的各种发现也是非常惊人的。特别在机械设计方面，他的探索极有创见。他曾设计先进的纺车、高效率的起重机、各种车床、冲床和钻床，而且预想到飞机、潜艇、自行车等等，被誉为许多现代发明的先驱。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现实主义艺术实践和精博的科学研究还使他进一步形成了初步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们一切知识来源于我们的感觉”，“依我看，那些不从经验(一切无可怀疑的结论的母亲)中产生，又未曾被经验检查的知识，就全是虚假而极端谬误的”，“一切真科学都是通过我们感官经验的结果”。他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不仅使他和中世纪传统断然决裂，而且也使他能够摆脱当时新文化阵营中出现的保守和唯心主义的逆流。
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并列的另外两位盛期文艺复兴的代表：米开朗琪罗(1475—1564年)和拉斐尔(1483—1520年)，也都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米开朗琪罗在建筑、雕刻、绘画方面都留下了不朽的杰作。他创造的人物形象雄伟有力，精确生动，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他在罗马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屋顶上画的壁画，面积达500多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宏伟的艺术巨作，其中充满了热情洋溢、力量无穷的英雄形象，虽然壁画的题材仍属于基督教的神造世界和人类的故事，作品本身却反映了新时代的气魄和信心。米开朗琪罗的许多雕像精美无比，在技艺上已超过了希腊古典雕刻的杰作，他还设计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和一些著名建筑，在发展文艺复兴的建筑艺术上很有贡献。作为后起之秀，学习和充分吸收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优秀成果的拉斐尔，则通过自己的画幅把人文主义的理想发挥到极致，在秀美、和谐、典雅的艺术风格上放出异彩。他画的圣母像最为著名，圣母马利亚的形象在他笔下已没有丝毫神秘的宗教禁欲主义的气味，成为生活中的温柔美丽的女性典型。拉斐尔也在梵蒂冈教皇宫中留下了一系列极为优美的壁画作品，无论构图、形象的描绘都达到了第一流水平。他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是佳作如林，影响极大，被后世尊为“画圣”。他们三人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艺坛上取得的成就，以后一直是欧洲文化和西方文化宝库中最灿烂的明珠。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是盛期文艺复兴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和史学家。他曾长期担任佛罗伦萨共和政府的重要职务，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工作经验，在共和政府被推翻后，他转而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写有《君主论》、《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书。马基雅维利主要是从意大利的历史和实际中寻找政治问题的解答，他竭力不把政治的概念和任何道德的、伦理的或宗教的概念牵扯在一起，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他被资产阶级学者称为“政治学之父”。他认为人类的政治发展自有其规律，虽然他所谓的规律是从人性论出发，但在摆脱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点上已前进了一大步，并总结了列奥纳多·布鲁尼等人文主义者有关城市共和政治兴替演化的论点。联系到意大利当时强敌压境、城市衰落的现状，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国，他的《君主论》一书主要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可悲的是，在意大利当时既不存在支持统一的强大的资产阶级，也不存在能担当集权君主的政治势力，因此他的讨论不得不围绕着君主统治的手段、计谋、气度等问题上，构成了他的政治学说的一些特点。马基雅维利强调为建立这种君主国应该采用一切手段，并且指出政治统治的实质是不顾一切保持实力。从此出发，他发表了一系列大胆的言论，强调统治者既要坚忍狠毒，又要假仁假义;既要勇猛善战，又要能说会道。残暴能使人敬畏，他就不必顾虑被人指为残暴而退缩;慈悲能受人爱戴，他即使没有也要假装做出来。在《君主论》第18章，当讨论到君主应如何遵守信义的问题时，他就写下了那些日后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名言：“每个人都同意，一个君主能有信于人民，诚笃不欺，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经验却告诉我们：那些成其大事的君主很少恪守信用，反而总是善用机巧，使那些守信的人大上其当。由此可见，双方相争决定胜负有两种途径：一取决于法律，一取决于强力，前者是人类独有，后者为兽类同具。然而当法律无济于事的时候，就须求助于强力。因此，君主应兼用人兽之术。古人对此有一形象的教喻，他们用阿奚里和其他古代君主受教于半人半马仙基隆门下的故事，说明君主之师既兼有人兽之性，君主之术也应该是兼有两者之长，缺一不可。所谓君主之效法野兽，主要是指狮子与狐狸，因为狮子虽勇却不能识陷阱，狐狸虽猾却不能抗恶狼，因此要兼有狮狐之长，如狐之善识陷阱，如狮之威敌恶狼，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只学狮子，那就要吃亏。由此可见，一个聪明的君主眼见遵守前约于己不利之时，就不能，也不应该讲什么信用，或者，当那些使他守信的理由已不存在之时，他就不妨失信。假若人皆圣贤，我这种观点当然不能成立，可是人性本恶，他们不会守信于你，你又何必跟他们讲什么信用，何况一个君主总会找到合法的理由为自己的失信辩解的。关于这些，当代有无数事例可以说明，多少条约协议都由于君主的失信而归于失败;而那些学狐狸学得最到家的君主就能得到最大的成功。——然而，有必要指出，善学狐狸还得善于伪装，为狐却不露尾，使人不知其为狐，乃为上策。”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实际上变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欺骗手法的揭露，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整个文艺复兴文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特色。与马基雅维利同时期的圭契阿迪尼(1483—1540年)的史学著作，阿里提诺论文艺复兴风格的《廷臣论》，阿里斯奥托的文学诗作《狂怒的奥兰多》，是文艺复兴盛期著名的代表作。
十六世纪初年，佛罗伦萨共和派曾两次起义，驱逐了从十五世纪中期便大权独揽的银行家美第奇家族，但是，得到罗马教皇和西班牙武力支持的美第奇统治者最后终于复辟，并在1532年受封为公爵，把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纳地区变成了公爵国，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也从此宣告结束。当时除米开朗琪罗还健在外，我们上面所说的几位代表皆已去世，在意大利只有威尼斯一地还有一个文艺复兴艺术流派——威尼斯画派继续繁荣到十六世纪末。可是，在意大利以外，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取得了巨大进展。十六世纪欧洲的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哥白尼日心说”引起的科学革命和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也是在文艺复兴影响下发生，并从广义上说包括在文艺复兴的洪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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