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玄奘访印与当时的中印关系 中印关系与印太战略

　　七世纪玄奘访印及其与戒日王的亲密关系，不仅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扩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导致戒日帝国与唐帝国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此开始了中印两国君主在政治上的接触。

　　玄奘在唐帝国极盛时期访印求法，在印度十四、五年，足迹遍及印度，其中在戒日帝国度过八年。631年，玄奘入东印度王舍城北之那烂陀寺，从主持寺务的戒贤法师学大乘瑜伽行派广博精深的《瑜伽师地论》，并向各地法师学《十二因缘论》。641年，玄奘在那烂陀寺主讲瑜伽行派的《摄大乘论》和《唯识抉论》，这是中国法师在印度最高学府讲学，深受远近僧徒欢迎。当时印度宣讲佛学之风甚盛，高僧和名流学者聚集那烂陀各抒己见。玄奘参加了那烂陀内外的一系列佛教理论的论战，获得极高声誉，并终于使其他人折服。

唐代玄奘访印与当时的中印关系

　　玄奘抵印后，戒日王慕名求见，并于643年在曲女城举行盛大的大乘佛教法会欢迎玄奘。到会藩国王公20余人，大小乘佛教高僧、婆罗门名流学者5千余人，法会尊玄奘为坛主，宣讲大乘佛学理论达18天，以博学宏达赢得“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贵称号。戒日王又邀请他乘大象巡行，借此将大会盛况宣告于众，从此玄奘盛名传遍全印。曲女城法会后，威信日高的玄奘更受戒日王敬重，他又被邀请参加在钵罗耶伽举行的第六次大乘佛教无遮大会。在印影响更为广远。

　　钵罗耶伽无遮大会之后，玄奘于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带回梵文本佛经657部。他在戒日帝国印度时期的宗教学术活动，推动了当时印度的学术研究，发展了大乘瑜伽行派的哲学思想，扩大了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影响。他还把老子的《道德经》及在印度早已失传了的《大乘起信沦》由汉文译成梵文传布到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作了杰出的贡献。他返国后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为研究中世纪早期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中印交通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珍贵史料。

唐代玄奘访印与当时的中印关系

　　通过玄奘对盛唐文化的介绍，戒日王对印中结为友好睦邻关系的愿望也更加迫切。641年即唐贞观十五年，印度摩伽陀王向唐朝派遣外交使节。不久，唐太宗也遣梁怀璥为首的中国使节团，答访戒日帝国。梁怀璥抵印时，戒日王欣然亲自出迎并接受中国使节呈递的国书。643年即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遣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取道吐蕃和泥婆罗(尼泊尔)二次访印，厚礼献赠戒日王。戒日王盛情欢迎，并以火珠、郁金、菩提树回赠中国。五年之后，唐遣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的外交使团第三次出使戒日帝国。但戒日王己于647年末逝世，国内发生内乱，戒日帝国瓦解。原大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在反戒日王的婆罗门大力支持下，破坏了中印友好的外交政策。甚至发兵半途狙击并杀害了使团人员30余人，劫夺了印度诸国赠送唐朝的礼物。王玄策等奔往吐蕃，得到松赞干布派出的精兵1，200人相助，泥婆罗7千骑兵也前来助战。王玄策与蒋师仁率两路人马向曲女城进击，经过连续三日的战斗，阿罗那顺战败弃城而逃，后又纠集溃兵再战，终为蒋师仁俘获。王玄策和蒋师仁缴回被劫的印度各国所送的礼物，协助印度军民平定了内乱，安定了曲女城的秩序，随后立即撤兵。648年5月，阿罗那顺被押解至长安，得到唐太宗的宽大处理。阿罗那顺自此留在中国，死后刻其石像存于唐太宗之昭陵。

　　王玄策访印期间，伽摩缕波国拘摩罗王由于对中国老子哲学感兴趣，向中国使团索取老子肖像及《道德经》的梵文译本。唐太宗命玄奘及道教学者译成梵文本传至印度。唐太宗遣使至印度取熬糖法，为此印度大菩提寺沙门八人和工匠两人，于贞观年中来中国传授制糖技术，后用越州甘蔗制成了石蜜。657年，唐高宗显庆二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由拉萨经泥婆罗入印，到佛陀伽耶朝拜，绘成《佛迹图》，又至摩诃菩提寺立碑铭。

　　戒日帝国时代，中印友好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获得了空前发展。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印度，花生、大豆和荔枝也引进印度。大批天竺佛教高僧传播佛法、翻译经传，促使佛教在中国广泛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