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
1938年底至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八路军发动人民抗日，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行动。1938年夏，中共中央决定一一五师进入冀鲁豫地区。1938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685团由山西挺进山东，12月抵微山湖西。11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迅速进入山东、淮北，发展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12月2日，一一五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除留补充团等部组成的独立支队在晋西北坚持斗争外，师部与三四三旅(六八五团除外)由政委罗荣桓率领，从晋西出发，挺进山东。1939年1月进入太行山区，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日军对辽县的进攻。3月2日进入鲁西郓城地区，4日首战樊坝全歼伪军1个团，尔后进入泰山西地区，向东平、汶上等地发展。5月，在陆房地区粉碎日军围攻，歼日伪军1300余人。8月，激战梁山，歼日军600余人。10月，主力部队先后进入鲁南山区，粉碎日军和国民党反共军的多次进攻，打开了鲁西、鲁南的抗战局面。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同山东纵队一起，与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斗争，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边、鲁西、湖西、苏鲁豫皖边、鲁南、鲁中、清河、胶东、滨海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鲁中、鲁南等军区。1940年10月，留晋西北的独立支队东调山东。一一五师转战于胶济、津浦(中段)、陇海(东段)铁路，钳制着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华中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对创立和扩大山东战略区起了决定作用。
战区工厂内迁
年初，中国战区工厂开始内迁。近代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等沿海沿江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为了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纷纷向国民党政府申请，将工厂迁往内地。如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等，要求资源委员会拨给奖励金和低息贷款，把工厂迁到内地继续生产。为了适应战时军事和民用需求，国民党政府除了将其所属的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迁移的民族工业，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同时还强制一批他们所需要的工厂内迁。从1938年初便有大批的战区工业迁往内地。在迁往内地的工业中，除了资源委员会经营的厂矿外，以上海各业工厂最多，此外还有山西、河南、山东和天津等地的一些工厂。上海的工厂最初迁往武汉，并已有一部分在那里复工生产，当武汉危急时，又被迫与当地的工厂一起再次迁移。而原计划拆迁的广州和南京的一些工厂，未来得及迁出。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到1940年，陆续内迁的厂矿共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技工12000人，大部分已经复工。内迁工业按行业统计：机械工业占40.4%，纺织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教育用品业占4.71%，矿业占1.78%，钢铁工业占0.24%，其它工业占3.79%。其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者达60%以上。按地域分布看，迁往四川的占54.67%，湖南占29.21%。此外广西、陕西和云南等省也有一部分。大批沿海城市工厂的内迁，支持了抗战，也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
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牺牲
1月1日，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在冀东长城上牺牲。王平陆(1901-1938年)，原名高永祥。河北迁安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迁安抗日游击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初，任中共河北京东特委委员。12月，促成兴隆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抗日救国军。1935年7月，任中共冀热边区特委书记。1937年12月，兼任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2月30日，在攻打长城口青河沿日军据点时，他身先士卒，临危不惧，不幸受重伤。1938年1月1日，壮烈牺牲。
国民党政府改组行政院
1月1日，为了完成战时行政机构，国民党中常委议决并明令改组行政院。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任命孔祥熙为院长，张群为副院长;撤销海军部，其所辖事务归海军司令部办理;合并交通部、铁道部为交通部，张嘉璈任部长;改实业部为经济部，翁文灏任部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撤销反省院，准予在院受反省处分者取保释放。
苏联志愿空军入华作战
1月5日，苏联志愿空军入华作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后，引起苏联的高度关注。193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地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1月5日，苏联志愿空军百余人到达武汉，加入中国空军作战，重创日寇。2月18，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武汉空战中获大捷，击落日机11架。23日，苏联空军协助国民党空军，轰炸台湾北部的日本机场。4月29日，当日机36架空袭武汉时，苏联空军志愿军与国民党空军迎战，击落敌机21架。此后苏联飞行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森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1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四军军部组成
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组成。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主力红军北上时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后又进行改编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组成，全军编为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一、二两团，共约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三、四两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五、六两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七、八、九三个团，共3100余人，全军共10300余人。1938年2月，各支队开始向皖南和皖中集中。此后，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叶挺、陈毅、张云逸、粟裕等人率领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侵犯华中地区的日军以沉重地打击。
白求恩率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来华
1月8日，白求恩率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来华。白求恩(1890-1938年)是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安大略省人。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取道香港，于1938年1月8日飞抵武汉。20日，会见周恩来。3月底到达延安。4月，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后因抢救伤员，感染中毒，医治无效，在河北完县(今属唐县)逝世。
《新华日报》创刊
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它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也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能公开发行的报纸。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分工由董必武直接领导该报工作。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先后为华岗、吴克坚，经理徐迈进。该报发刊词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原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它陆续在山西、重庆、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分馆，在黄陂、宜昌、郑州、洛阳、许昌、南昌、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10月25日，迁往重庆出版。周恩来经常为该报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新华日报》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为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救国、联系群众的工具，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它辟有《新华》、《团结》、《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副刊和《友声》专栏，内容丰富多彩。它巧妙地运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方式，反检查、反封锁、反统治。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
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后，主力奉命南下，留下的部队在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敌后创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月11日至15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149名。大会讨论通过了边区的军事、行政、财经、文教、民运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宋劭文、聂荣臻、刘奕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光等9人被推为委员，宋劭文为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晋察冀边区领导着39个县、1000万人民，中心区域在平绥、平汉、同蒲、正太铁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代表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由于我军民坚持华北抗战，一致努力，“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了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堡垒之一”;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将领导着晋东北、冀西和察南的人民，实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1月3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正式委任宋劭文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承认并批准这一政权建立。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
1月1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是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到会代表140余人，经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时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职责是总理全边区政务;执行边区参议会决议;公布行政命令，制定单行法规;任免所属行政人员等。下设有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实业处、秘书处、公安局、人民武装部等机构。参见1月31日《晋鲁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条。
开封军事会议召开
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会议在开封召开。是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80余人在开封集会，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蒋介石作了《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报告，提出过去几个月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高级将领缺乏攻击精神，望风退却，步步后撤。首都南京失陷了，但中国政府要继续抗战下去。他着重指出，高级将领要有坚持抗战和为国牺牲的决心，并决定撤职逮捕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24日，韩复榘被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在武昌执行枪决。2月1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各级将领：“今后如再有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守土，不尽抗战为能事者，法无二例，决不宽贷。”同时，国民党军委会调整战区和战略部署，决定“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沿长江方向建立防御态势，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兵力，于“北面保持道清铁路”，于“东面保持津浦铁路”，尤其要牵制吸引日军主力于津浦线方面，以制止日军可能溯长江西犯夺取武汉的行动。为此，第二战区司令部编组了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总部指挥的东路军。东路军辖第十八集团军(欠第一二○师)和第三、第十四、第十七和第四十七军，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
日本近卫内阁首次发表对华声明
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首次发表对华声明。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诱降的“陶德曼调停”提出苛刻的条件，国民党政府没有答应。日本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1938年1月16日，由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说：“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月18日，近卫又作补充声明解释道：“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是“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撇开”，“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它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恐吓和威胁。实际上，此后日本政府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而国民党政府也情愿与日本保持一点暧昧的关系。
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1月17日，国民政府修正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新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航空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及办公厅仍旧)和六个战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担任，何应钦兼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兼任副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徐永昌，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辖平汉沿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方面;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浙方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兼)，余汉谋副之，辖两广地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津浦沿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朱绍良副之，辖甘青方面。同时，以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蒋鼎文为西安行营主任，陈仪为闽省绥靖公署主任。总兵力为210个步兵师，35个独立旅，11个骑兵师，6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
国民党暴徒捣毁武汉《新华日报》营业部事件
1月17日，国民党暴徒捣毁武汉《新华日报》营业部。《新华日报》创办于是年1月11日，七天后，即17日晚上7点多钟，数十名暴徒手持铁棍板斧，闯进《新华日报》馆营业部和印刷厂，推翻柜台和两台字架，把书刊抛撒满地。宪兵赶到后，抓住两名暴徒，其余的人扬长而去，并且宪兵抓获的两个也很快就放掉了。事后查证，宪兵与贼同伙，这一帮暴徒也是国民党特务唆使的。当晚，中共长江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恶性案件，通过了《关于汉奸托匪捣乱新华日报馆的决议》，指出：“今天击毁新华日报馆的事件，是在国共团结进步和抗战形势发展的局势下，日寇加紧利用其走狗汉奸托匪进行挑拨国共两党的合作，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我们要利用这一事件的发生，揭露汉奸托匪在日寇特务机关指使下破坏团结的阴谋，指出他们帮助日寇进攻中国的罪恶，更加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抗日的团结。”当天，潘梓年以新华日报馆负责人的名义写信，向国民党中宣部抗议，要求惩办暴徒，保护报馆。事件发生后，报馆职工闻讯赶到，立即整顿推倒的柜台和字架，捡起撒落在地上的铅字，用事实戳穿了外界谣言，第二天新华日报照常出版。
日本广田外相提出“议和”四条件
1月22日，日本广田外相提出“议和”四条件。是日，广田外相在议会宣布，经德国调解，日本向蒋介石提出四项议和条件：(一)中国政府必须放弃联共以抵抗日本及“满洲国”之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形成对抗共党之壁垒;(二)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域，并在非战区内成立特殊行政管理;(三)中、日、满实行经济合作;(四)中国对日赔款。广田又称：“以上为最低之和议条件。”“日本对华并无领土野心，亦不欲华北脱离中国，日本希望中国认清现实，重新合作，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
中国电影制片厂成立
1月21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汉口成立。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国民党官方的电影机构之一。在汉口摄影场的基础上扩充成立，简称“中制”，郑用之任厂长，罗静予任副厂长，受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吸引了许多爱国的优秀电影工作者。在短短的半年多内，“中制”就拍出了《抗战特辑》第三至五集、《抗战歌辑》、《抗战言论集》、《电影新闻》等新闻纪录片，摄下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以及冯玉祥、郭沫若等人抗战演说等珍贵历史镜头。其中一些影片在南洋、苏联、美国等地上映，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它拍摄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第一部抗战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后又拍出了袁丛美编导的《热血忠魂》和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9月，“中制”迁往重庆，云集着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如编导委员会由阳翰笙、史东山、司徒慧敏、应云卫等人组成，夏衍、蔡楚生、沈西苓等人担任特约编导编委，有舒绣文、魏鹤龄、黎莉莉、张瑞芳、陶金等强大的演员阵容，也有任光、贺绿汀、张光宇、王士珍等一流的音乐、美工、摄影专家。拍摄了《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日本间谍》、《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以抗战为题材的影片。1941年基本上停止了拍片。1943年底至1945年，拍摄了《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和《警魂歌》，从题材到风格，仍继承了抗战初期故事片的传统。1946年后，该厂配合国民党反共宣传，拍摄了一些反动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国电影制片厂。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陈铭枢为主席，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等72人为名誉主席。推举朱家骅、陈立夫、张冲、周恩来、郭沫若、潘梓年、陶行知、邓颖超、张仲实、潘汉年、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决定宋庆龄、蔡元培、陶行知、吴玉章、胡适等19人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3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向伦敦大会提出四项议案：一、各国公民宣布日本军阀为人类公敌;二、各国公民及团体抵制日货，停止对日援助;三、各国公民及团体给中国抗战以物资供应与援助;四、请求国际实施制裁侵略国之条约，否认日本占领区之伪政权。这种正义呼声，得到伦敦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支持，举行反日援华特别大会。9月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主办的《反侵略》周刊，在武汉创刊。它对于广泛动员中华民族抗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点
1月24日，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点：即(一)此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成立
1月28日，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在延安成立。由于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边区人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38年1月，参加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的群众团体有：边区总工会、青年救国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民众抗敌互济会、儿童保育会、体育委员会、西北战地服务团等25个。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发挥了积极作用：2月20日，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发表了《为肃清汉奸托派宣言》。6月7日，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等11个团体，为西安封闭13个救亡团体、逮捕群众领袖一事，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被捕群众，处理肇事者，以平民愤。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
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电影界人士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该协会由阳翰笙、罗刚等人发起，选举张道藩、方治、罗刚、田汉、袁牧之、陈波儿等人为理事。同时，发表《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宣言》，号召每一位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为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勇敢战士，使每一部电影成为抗战有力武器。3月31日，该会创刊《抗战电影》，出版《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专辑》。不久，著名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来华，拍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八路军对敌作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等镜头，编成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延安影剧团也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西北影片公司内倾向进步和爱国的人士拍摄了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以抗战为题材的故事片。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用电影为工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该会停止活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
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的机构，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副部长，张厉生为秘书长。贺衷寒、康泽、郭沫若分任一、二、三厅厅长。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为了巩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联合，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便于向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月1日，第三厅正式组建成立。第三厅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厅长郭沫若的领导下，团结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出色地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以上海赴汉的救亡演剧队为骨干，由田汉、洪深、胡愈之、冯乃超领导，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深入前线和后方城乡，进行出生入死的抗日救亡工作;协助文艺界各抗敌协会，促进了国统区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建立全国慰劳总会，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建立战地文化服务处，输送大批抗日宣传品到前线。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
2月12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正式成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立的金融机构，简称“联银”。“临时政府”财政部长汪时璟担任总裁，日本驻华大使和华北日军部指派日本顾问室监督该行一切业务。总行设在北平(现北京)，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及天津、青岛等市，设有12个分行和25处支行，若干办事处，资本5000万元。联银的准备金，由“临时政府”和金成、大陆、中南、盐业、河北、中国、交通、冀东等8家银行各认1250万元，“共同投资”筹集。它是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金融机构。联银除了处理调剂华北金融业务外，还发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兑换券”，面值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数种，强制流通于华北沦陷区，掠夺华北资源、统制华北外贸，支付日军和华北伪政权的各种军政费用。另外，它还搜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套取外汇，购买第三国战略物资。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指定的中央银行接收并清理，联银的寿命结束。
武汉空战
2月18日至5月31日，武汉发生空战。武汉是中国腹地和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中日争夺的重点目标。1938年2月8日，日本空军飞机30余架开始空袭武汉。2月18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协同下，在武汉首次展开空战，击落日机12架。4月29日，日机36架空袭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和国民党空军迎战，击落敌机21架，武汉空战告捷。国民党空军战士陈怀民击落一架敌机后，在飞机受伤、操纵失灵的危急关头，他没有跳伞逃生，而是猛推油门，开足马力向旁边一架敌机撞去，与敌机同归于尽。5月31日，武汉第三次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4架，我毁1架。在武汉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英勇参战，重创空袭武汉的日本空军。但由于中国陆军作战失利，10月26日武汉落入敌手。
中共中央三月政治局会议举行
2月27日到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例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明、洛甫、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等8人。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等两次发言，对他的投降主义主张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发展。他在发言中否认我党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上，向国民党建议成立几十个有最新式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认为应该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对于王明的上述错误观点，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同志持否定态度。他们重申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指出：国共两党存在着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用的主要是游击战争，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并逐步发展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许多根据地，使之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据点。会议还讨论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决定：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组织关于进行党的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会议还决定：王明去武汉一月后返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
3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章伯钧主持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战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党的任务，并一致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政治主张》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批评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全国各阶级的全面抗战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其内容主要是：一、建立“全民救国代表大会”，作为抗战时期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政府必须绝对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等自由。三、必须实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四、必须尊重海外侨胞的政治权利。五、必须废除封建残余的保甲制度，建立乡村自卫会。六、必须切实注重民生，改善人民生活。七、应切实执行“有钱出钱”的原则，解决战时财政的困难。八、应改革战时教育，实行教育大众化。九、在军事上应充分发挥我国民力，坚持持久战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十、应切实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必须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经济、债务种种关系。”“联合同情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会议选举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李伯球等25人为中央委员，并推举章伯钧为总联络人。这次会议为动员全党参加抗日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开滦赵各庄等矿工人罢工与起义
3月16日，开滦煤矿赵各庄矿工人为反对实行井下记工制举行罢工，旋扩大为5矿3万多人的同盟大罢工。4月16日罢工获胜后，从7月上旬起，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冀东17县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暴动，近10万大军，组成27个总队和区队，在西起潮白河，东到昌黎，北至长城内外，南达渤海之滨的广大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此影响下，7月18日，开滦马家沟、林西、唐庄子7000矿工，由共产党员周文彬和节振国领导，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攻占赵家庄矿区警察局，攻入唐庄子矿区。起义受挫后，周文彬和节振国带领500余人，组成工人特务大队，加入冀东大暴动行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台儿庄战役
3月23日，台儿庄战役打响。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在山东峄县台儿庄(今属枣庄市)抗击日本侵略军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役。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寺造指挥七八万兵力，向山东南部发起进攻。左路第五师团自青岛直趋临沂，右路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企图会师台儿庄，攻取华东重镇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担任防御任务;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两个军让开津浦路，诱敌深入，待日本主力直扑台儿庄时，协同孙部围而歼之。3月23日，日军矶谷第十师团一部凭借炮兵、坦克及空军的优势，对台儿庄狂轰滥炸。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27日，日军第十师团主力投入战斗。次日，日军突入台儿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率领广大官兵，奋勇反击，展开巷战，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死力支撑。此时，李宗仁急令汤恩伯部由北向南，夹击敌人。然而，汤为保存实力，不肯积极作战，行动迟缓，致使台儿庄守军遭受更大伤亡。31日，第二十军团开始向日军侧背攻击，使之陷入包围之中。4月4日，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击，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日军第五师团一部。4月6日晚，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发起总攻，汤恩伯军团负责执行外线包围，孙连仲军团负责正面清扫。中国军队内外夹击，歼敌第十师团大部及第五师团一部共2万余人，取得了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台儿庄会战是中国军队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及尚未发达的游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的一次胜利战斗。尽管台儿庄会战未能改变整个战略态势，但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同情，暂时抑制了国民党内的悲观妥协情绪。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3月25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商务大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73个单位123名代表，蒋南翔、黄华、姚雪冰、李柏等9人为大会秘书。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为大会题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商讨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方针。国共双方代表陈诚、冯玉祥、邵力子、陈公博、黄琪翔、康泽、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王明等到会发表演讲。出席世界青联的代表陈柱天向大会作了《各国青年怎样援助中国学生》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吴华作的《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护文化中的责任》的报告提纲。大会选举郑代巩为学联主席，李庚、方谏百、张鉴英为常委。由5人组成的学联监委和15人组成的学联执委，是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大会号召全国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救亡运动，坚持抗战到底。这次大会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简称“文协”。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邵力子为主席。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张道藩到会致词。周恩来祝贺文艺界的大团结，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战场和内地，为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和世界文艺作出贡献。会议选举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王平陵、张恨水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文协”是一个“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统一战线组织。5月4日，“文协”《抗战文艺》在汉口创刊，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协”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先后在成都、昆明、延安、上海、桂林、广州、贵阳、香港等地建立分会，团结各方面作家，进行文艺战线上的抗日斗争;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号召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宣传抗战;提倡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在共同制裁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1945年10月14日，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会从重庆迁往上海。会刊《抗战文艺》也改名《中国作家》，随总会迁往上海出版。
南京维新政府成立
3月28日，南京维新政府成立。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占领南京后建立的汉奸傀儡政权，全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中地区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大小20多个治安维持会。为了便于统一指挥，由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决定以华中地区各个维持会为基础，成立一个统一的伪政权。3月24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华中政权应是一个地方政权，待条件成熟，再与华北临时政府合并，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3月28日，在华中日军直接操纵下，华中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因维新政府成立初期曾在上海日租界内的新亚饭店办公，故被世人耻笑为“饭店政府”。该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三院。行政院下设内政、财政、外交、绥靖、教育、实业、交通七部。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陈籙任外交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次长，梁鸿志兼交通部长。悬挂五色旗，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维新政府的政治目标是反蒋灭共，“反对共产主义，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本的密切提携”。以原田熊吉为首的20余名日本特派顾问控制了政府的一切活动。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傀儡政权。1940年3月，它与汪伪国民政府合并。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
1938年底至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八路军发动人民抗日，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行动。1938年夏，中共中央决定一一五师进入冀鲁豫地区。1938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685团由山西挺进山东，12月抵微山湖西。11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迅速进入山东、淮北，发展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12月2日，一一五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除留补充团等部组成的独立支队在晋西北坚持斗争外，师部与三四三旅(六八五团除外)由政委罗荣桓率领，从晋西出发，挺进山东。1939年1月进入太行山区，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日军对辽县的进攻。3月2日进入鲁西郓城地区，4日首战樊坝全歼伪军1个团，尔后进入泰山西地区，向东平、汶上等地发展。5月，在陆房地区粉碎日军围攻，歼日伪军1300余人。8月，激战梁山，歼日军600余人。10月，主力部队先后进入鲁南山区，粉碎日军和国民党反共军的多次进攻，打开了鲁西、鲁南的抗战局面。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同山东纵队一起，与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斗争，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边、鲁西、湖西、苏鲁豫皖边、鲁南、鲁中、清河、胶东、滨海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冀鲁边、清河、胶东、滨海、鲁中、鲁南等军区。1940年10月，留晋西北的独立支队东调山东。一一五师转战于胶济、津浦(中段)、陇海(东段)铁路，钳制着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华中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对创立和扩大山东战略区起了决定作用。
战区工厂内迁
年初，中国战区工厂开始内迁。近代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等沿海沿江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为了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纷纷向国民党政府申请，将工厂迁往内地。如上海机器同业公会、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等，要求资源委员会拨给奖励金和低息贷款，把工厂迁到内地继续生产。为了适应战时军事和民用需求，国民党政府除了将其所属的一些厂矿内迁外，对自愿迁移的民族工业，给予贷款和运输的便利，同时还强制一批他们所需要的工厂内迁。从1938年初便有大批的战区工业迁往内地。在迁往内地的工业中，除了资源委员会经营的厂矿外，以上海各业工厂最多，此外还有山西、河南、山东和天津等地的一些工厂。上海的工厂最初迁往武汉，并已有一部分在那里复工生产，当武汉危急时，又被迫与当地的工厂一起再次迁移。而原计划拆迁的广州和南京的一些工厂，未来得及迁出。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到1940年，陆续内迁的厂矿共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技工12000人，大部分已经复工。内迁工业按行业统计：机械工业占40.4%，纺织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教育用品业占4.71%，矿业占1.78%，钢铁工业占0.24%，其它工业占3.79%。其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者达60%以上。按地域分布看，迁往四川的占54.67%，湖南占29.21%。此外广西、陕西和云南等省也有一部分。大批沿海城市工厂的内迁，支持了抗战，也促进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
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牺牲
1月1日，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在冀东长城上牺牲。王平陆(1901-1938年)，原名高永祥。河北迁安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迁安抗日游击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初，任中共河北京东特委委员。12月，促成兴隆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抗日救国军。1935年7月，任中共冀热边区特委书记。1937年12月，兼任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2月30日，在攻打长城口青河沿日军据点时，他身先士卒，临危不惧，不幸受重伤。1938年1月1日，壮烈牺牲。
国民党政府改组行政院
1月1日，为了完成战时行政机构，国民党中常委议决并明令改组行政院。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兼职，任命孔祥熙为院长，张群为副院长;撤销海军部，其所辖事务归海军司令部办理;合并交通部、铁道部为交通部，张嘉璈任部长;改实业部为经济部，翁文灏任部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撤销反省院，准予在院受反省处分者取保释放。
苏联志愿空军入华作战
1月5日，苏联志愿空军入华作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后，引起苏联的高度关注。193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地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1月5日，苏联志愿空军百余人到达武汉，加入中国空军作战，重创日寇。2月18，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武汉空战中获大捷，击落日机11架。23日，苏联空军协助国民党空军，轰炸台湾北部的日本机场。4月29日，当日机36架空袭武汉时，苏联空军志愿军与国民党空军迎战，击落敌机21架。此后苏联飞行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森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1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四军军部组成
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组成。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主力红军北上时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后又进行改编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组成，全军编为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一、二两团，共约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三、四两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五、六两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七、八、九三个团，共3100余人，全军共10300余人。1938年2月，各支队开始向皖南和皖中集中。此后，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叶挺、陈毅、张云逸、粟裕等人率领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侵犯华中地区的日军以沉重地打击。
白求恩率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来华
1月8日，白求恩率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来华。白求恩(1890-1938年)是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安大略省人。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取道香港，于1938年1月8日飞抵武汉。20日，会见周恩来。3月底到达延安。4月，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后因抢救伤员，感染中毒，医治无效，在河北完县(今属唐县)逝世。
《新华日报》创刊
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它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也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能公开发行的报纸。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分工由董必武直接领导该报工作。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先后为华岗、吴克坚，经理徐迈进。该报发刊词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原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它陆续在山西、重庆、广州、西安等地设立分馆，在黄陂、宜昌、郑州、洛阳、许昌、南昌、潼关等地设立代销处。10月25日，迁往重庆出版。周恩来经常为该报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新华日报》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为宗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救国、联系群众的工具，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它辟有《新华》、《团结》、《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副刊和《友声》专栏，内容丰富多彩。它巧妙地运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方式，反检查、反封锁、反统治。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
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大捷后，主力奉命南下，留下的部队在聂荣臻率领下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北敌后创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月11日至15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149名。大会讨论通过了边区的军事、行政、财经、文教、民运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宋劭文、聂荣臻、刘奕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光等9人被推为委员，宋劭文为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晋察冀边区领导着39个县、1000万人民，中心区域在平绥、平汉、同蒲、正太铁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代表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由于我军民坚持华北抗战，一致努力，“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了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堡垒之一”;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将领导着晋东北、冀西和察南的人民，实现“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1月3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正式委任宋劭文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承认并批准这一政权建立。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
1月1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是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到会代表140余人，经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时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职责是总理全边区政务;执行边区参议会决议;公布行政命令，制定单行法规;任免所属行政人员等。下设有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实业处、秘书处、公安局、人民武装部等机构。参见1月31日《晋鲁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条。
开封军事会议召开
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会议在开封召开。是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80余人在开封集会，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蒋介石作了《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报告，提出过去几个月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高级将领缺乏攻击精神，望风退却，步步后撤。首都南京失陷了，但中国政府要继续抗战下去。他着重指出，高级将领要有坚持抗战和为国牺牲的决心，并决定撤职逮捕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24日，韩复榘被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在武昌执行枪决。2月1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各级将领：“今后如再有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守土，不尽抗战为能事者，法无二例，决不宽贷。”同时，国民党军委会调整战区和战略部署，决定“巩固武汉核心基础”，沿长江方向建立防御态势，以第一和第五战区的兵力，于“北面保持道清铁路”，于“东面保持津浦铁路”，尤其要牵制吸引日军主力于津浦线方面，以制止日军可能溯长江西犯夺取武汉的行动。为此，第二战区司令部编组了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总部指挥的东路军。东路军辖第十八集团军(欠第一二○师)和第三、第十四、第十七和第四十七军，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
日本近卫内阁首次发表对华声明
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首次发表对华声明。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诱降的“陶德曼调停”提出苛刻的条件，国民党政府没有答应。日本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1938年1月16日，由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说：“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月18日，近卫又作补充声明解释道：“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是“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撇开”，“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它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恐吓和威胁。实际上，此后日本政府并没有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而国民党政府也情愿与日本保持一点暧昧的关系。
国民党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1月17日，国民政府修正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新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航空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及办公厅仍旧)和六个战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担任，何应钦兼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兼任副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徐永昌，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辖平汉沿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方面;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浙方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兼)，余汉谋副之，辖两广地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津浦沿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朱绍良副之，辖甘青方面。同时，以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蒋鼎文为西安行营主任，陈仪为闽省绥靖公署主任。总兵力为210个步兵师，35个独立旅，11个骑兵师，6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
国民党暴徒捣毁武汉《新华日报》营业部事件
1月17日，国民党暴徒捣毁武汉《新华日报》营业部。《新华日报》创办于是年1月11日，七天后，即17日晚上7点多钟，数十名暴徒手持铁棍板斧，闯进《新华日报》馆营业部和印刷厂，推翻柜台和两台字架，把书刊抛撒满地。宪兵赶到后，抓住两名暴徒，其余的人扬长而去，并且宪兵抓获的两个也很快就放掉了。事后查证，宪兵与贼同伙，这一帮暴徒也是国民党特务唆使的。当晚，中共长江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恶性案件，通过了《关于汉奸托匪捣乱新华日报馆的决议》，指出：“今天击毁新华日报馆的事件，是在国共团结进步和抗战形势发展的局势下，日寇加紧利用其走狗汉奸托匪进行挑拨国共两党的合作，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我们要利用这一事件的发生，揭露汉奸托匪在日寇特务机关指使下破坏团结的阴谋，指出他们帮助日寇进攻中国的罪恶，更加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抗日的团结。”当天，潘梓年以新华日报馆负责人的名义写信，向国民党中宣部抗议，要求惩办暴徒，保护报馆。事件发生后，报馆职工闻讯赶到，立即整顿推倒的柜台和字架，捡起撒落在地上的铅字，用事实戳穿了外界谣言，第二天新华日报照常出版。
日本广田外相提出“议和”四条件
1月22日，日本广田外相提出“议和”四条件。是日，广田外相在议会宣布，经德国调解，日本向蒋介石提出四项议和条件：(一)中国政府必须放弃联共以抵抗日本及“满洲国”之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形成对抗共党之壁垒;(二)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域，并在非战区内成立特殊行政管理;(三)中、日、满实行经济合作;(四)中国对日赔款。广田又称：“以上为最低之和议条件。”“日本对华并无领土野心，亦不欲华北脱离中国，日本希望中国认清现实，重新合作，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
中国电影制片厂成立
1月21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汉口成立。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国民党官方的电影机构之一。在汉口摄影场的基础上扩充成立，简称“中制”，郑用之任厂长，罗静予任副厂长，受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吸引了许多爱国的优秀电影工作者。在短短的半年多内，“中制”就拍出了《抗战特辑》第三至五集、《抗战歌辑》、《抗战言论集》、《电影新闻》等新闻纪录片，摄下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以及冯玉祥、郭沫若等人抗战演说等珍贵历史镜头。其中一些影片在南洋、苏联、美国等地上映，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它拍摄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第一部抗战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后又拍出了袁丛美编导的《热血忠魂》和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9月，“中制”迁往重庆，云集着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如编导委员会由阳翰笙、史东山、司徒慧敏、应云卫等人组成，夏衍、蔡楚生、沈西苓等人担任特约编导编委，有舒绣文、魏鹤龄、黎莉莉、张瑞芳、陶金等强大的演员阵容，也有任光、贺绿汀、张光宇、王士珍等一流的音乐、美工、摄影专家。拍摄了《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日本间谍》、《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以抗战为题材的影片。1941年基本上停止了拍片。1943年底至1945年，拍摄了《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和《警魂歌》，从题材到风格，仍继承了抗战初期故事片的传统。1946年后，该厂配合国民党反共宣传，拍摄了一些反动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国电影制片厂。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
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陈铭枢为主席，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等72人为名誉主席。推举朱家骅、陈立夫、张冲、周恩来、郭沫若、潘梓年、陶行知、邓颖超、张仲实、潘汉年、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决定宋庆龄、蔡元培、陶行知、吴玉章、胡适等19人为出席伦敦代表大会代表。31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向伦敦大会提出四项议案：一、各国公民宣布日本军阀为人类公敌;二、各国公民及团体抵制日货，停止对日援助;三、各国公民及团体给中国抗战以物资供应与援助;四、请求国际实施制裁侵略国之条约，否认日本占领区之伪政权。这种正义呼声，得到伦敦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的支持，举行反日援华特别大会。9月3日，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主办的《反侵略》周刊，在武汉创刊。它对于广泛动员中华民族抗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点
1月24日，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点：即(一)此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成立
1月28日，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在延安成立。由于政治民主、经济发展，边区人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38年1月，参加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的群众团体有：边区总工会、青年救国会、农民会、妇女联合会、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民众抗敌互济会、儿童保育会、体育委员会、西北战地服务团等25个。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发挥了积极作用：2月20日，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发表了《为肃清汉奸托派宣言》。6月7日，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日后援会等11个团体，为西安封闭13个救亡团体、逮捕群众领袖一事，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被捕群众，处理肇事者，以平民愤。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
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电影界人士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该协会由阳翰笙、罗刚等人发起，选举张道藩、方治、罗刚、田汉、袁牧之、陈波儿等人为理事。同时，发表《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宣言》，号召每一位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为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勇敢战士，使每一部电影成为抗战有力武器。3月31日，该会创刊《抗战电影》，出版《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专辑》。不久，著名的荷兰纪录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来华，拍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八路军对敌作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等镜头，编成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延安影剧团也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西北影片公司内倾向进步和爱国的人士拍摄了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以抗战为题材的故事片。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用电影为工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该会停止活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
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的机构，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副部长，张厉生为秘书长。贺衷寒、康泽、郭沫若分任一、二、三厅厅长。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为了巩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联合，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便于向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月1日，第三厅正式组建成立。第三厅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厅长郭沫若的领导下，团结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出色地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以上海赴汉的救亡演剧队为骨干，由田汉、洪深、胡愈之、冯乃超领导，组成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深入前线和后方城乡，进行出生入死的抗日救亡工作;协助文艺界各抗敌协会，促进了国统区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建立全国慰劳总会，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建立战地文化服务处，输送大批抗日宣传品到前线。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
2月12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正式成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立的金融机构，简称“联银”。“临时政府”财政部长汪时璟担任总裁，日本驻华大使和华北日军部指派日本顾问室监督该行一切业务。总行设在北平(现北京)，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及天津、青岛等市，设有12个分行和25处支行，若干办事处，资本5000万元。联银的准备金，由“临时政府”和金成、大陆、中南、盐业、河北、中国、交通、冀东等8家银行各认1250万元，“共同投资”筹集。它是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金融机构。联银除了处理调剂华北金融业务外，还发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兑换券”，面值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数种，强制流通于华北沦陷区，掠夺华北资源、统制华北外贸，支付日军和华北伪政权的各种军政费用。另外，它还搜括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套取外汇，购买第三国战略物资。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指定的中央银行接收并清理，联银的寿命结束。
武汉空战
2月18日至5月31日，武汉发生空战。武汉是中国腹地和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中日争夺的重点目标。1938年2月8日，日本空军飞机30余架开始空袭武汉。2月18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协同下，在武汉首次展开空战，击落日机12架。4月29日，日机36架空袭武汉，苏联空军志愿队和国民党空军迎战，击落敌机21架，武汉空战告捷。国民党空军战士陈怀民击落一架敌机后，在飞机受伤、操纵失灵的危急关头，他没有跳伞逃生，而是猛推油门，开足马力向旁边一架敌机撞去，与敌机同归于尽。5月31日，武汉第三次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4架，我毁1架。在武汉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英勇参战，重创空袭武汉的日本空军。但由于中国陆军作战失利，10月26日武汉落入敌手。
中共中央三月政治局会议举行
2月27日到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例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明、洛甫、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等8人。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等两次发言，对他的投降主义主张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发展。他在发言中否认我党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上，向国民党建议成立几十个有最新式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认为应该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对于王明的上述错误观点，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同志持否定态度。他们重申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指出：国共两党存在着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用的主要是游击战争，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并逐步发展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许多根据地，使之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据点。会议还讨论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决定：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组织关于进行党的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会议还决定：王明去武汉一月后返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
3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章伯钧主持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战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党的任务，并一致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政治主张》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批评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全国各阶级的全面抗战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其内容主要是：一、建立“全民救国代表大会”，作为抗战时期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政府必须绝对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等自由。三、必须实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四、必须尊重海外侨胞的政治权利。五、必须废除封建残余的保甲制度，建立乡村自卫会。六、必须切实注重民生，改善人民生活。七、应切实执行“有钱出钱”的原则，解决战时财政的困难。八、应改革战时教育，实行教育大众化。九、在军事上应充分发挥我国民力，坚持持久战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十、应切实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必须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经济、债务种种关系。”“联合同情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会议选举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李伯球等25人为中央委员，并推举章伯钧为总联络人。这次会议为动员全党参加抗日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开滦赵各庄等矿工人罢工与起义
3月16日，开滦煤矿赵各庄矿工人为反对实行井下记工制举行罢工，旋扩大为5矿3万多人的同盟大罢工。4月16日罢工获胜后，从7月上旬起，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冀东17县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暴动，近10万大军，组成27个总队和区队，在西起潮白河，东到昌黎，北至长城内外，南达渤海之滨的广大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在此影响下，7月18日，开滦马家沟、林西、唐庄子7000矿工，由共产党员周文彬和节振国领导，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攻占赵家庄矿区警察局，攻入唐庄子矿区。起义受挫后，周文彬和节振国带领500余人，组成工人特务大队，加入冀东大暴动行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台儿庄战役
3月23日，台儿庄战役打响。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在山东峄县台儿庄(今属枣庄市)抗击日本侵略军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役。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寺造指挥七八万兵力，向山东南部发起进攻。左路第五师团自青岛直趋临沂，右路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企图会师台儿庄，攻取华东重镇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担任防御任务;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两个军让开津浦路，诱敌深入，待日本主力直扑台儿庄时，协同孙部围而歼之。3月23日，日军矶谷第十师团一部凭借炮兵、坦克及空军的优势，对台儿庄狂轰滥炸。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27日，日军第十师团主力投入战斗。次日，日军突入台儿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率领广大官兵，奋勇反击，展开巷战，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死力支撑。此时，李宗仁急令汤恩伯部由北向南，夹击敌人。然而，汤为保存实力，不肯积极作战，行动迟缓，致使台儿庄守军遭受更大伤亡。31日，第二十军团开始向日军侧背攻击，使之陷入包围之中。4月4日，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击，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日军第五师团一部。4月6日晚，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发起总攻，汤恩伯军团负责执行外线包围，孙连仲军团负责正面清扫。中国军队内外夹击，歼敌第十师团大部及第五师团一部共2万余人，取得了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台儿庄会战是中国军队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及尚未发达的游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的一次胜利战斗。尽管台儿庄会战未能改变整个战略态势，但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同情，暂时抑制了国民党内的悲观妥协情绪。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3月25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商务大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73个单位123名代表，蒋南翔、黄华、姚雪冰、李柏等9人为大会秘书。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为大会题词。周恩来的题词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商讨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方针。国共双方代表陈诚、冯玉祥、邵力子、陈公博、黄琪翔、康泽、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王明等到会发表演讲。出席世界青联的代表陈柱天向大会作了《各国青年怎样援助中国学生》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吴华作的《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护文化中的责任》的报告提纲。大会选举郑代巩为学联主席，李庚、方谏百、张鉴英为常委。由5人组成的学联监委和15人组成的学联执委，是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大会号召全国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救亡运动，坚持抗战到底。这次大会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简称“文协”。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邵力子为主席。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张道藩到会致词。周恩来祝贺文艺界的大团结，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战场和内地，为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和世界文艺作出贡献。会议选举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王平陵、张恨水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文协”是一个“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统一战线组织。5月4日，“文协”《抗战文艺》在汉口创刊，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协”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先后在成都、昆明、延安、上海、桂林、广州、贵阳、香港等地建立分会，团结各方面作家，进行文艺战线上的抗日斗争;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号召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宣传抗战;提倡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在共同制裁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1945年10月14日，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会从重庆迁往上海。会刊《抗战文艺》也改名《中国作家》，随总会迁往上海出版。
南京维新政府成立
3月28日，南京维新政府成立。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占领南京后建立的汉奸傀儡政权，全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中地区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大小20多个治安维持会。为了便于统一指挥，由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决定以华中地区各个维持会为基础，成立一个统一的伪政权。3月24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华中政权应是一个地方政权，待条件成熟，再与华北临时政府合并，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3月28日，在华中日军直接操纵下，华中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因维新政府成立初期曾在上海日租界内的新亚饭店办公，故被世人耻笑为“饭店政府”。该政府设行政、立法、司法三院。行政院下设内政、财政、外交、绥靖、教育、实业、交通七部。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陈籙任外交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次长，梁鸿志兼交通部长。悬挂五色旗，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维新政府的政治目标是反蒋灭共，“反对共产主义，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本的密切提携”。以原田熊吉为首的20余名日本特派顾问控制了政府的一切活动。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傀儡政权。1940年3月，它与汪伪国民政府合并。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这是抗日战争初期举行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355人，中央执委和监委委员98人，列席大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监委委员150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作了《对日抗战及本党前途》的讲演，叶楚伧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孔祥熙作财务报告。大会决定“强化党的组织，设立总裁制度”，推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在制度上明确规定为国民党领袖，推举汪精卫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党政关系的原则是，中央、省市、县市分别采取以党统政、党政联系、党政融化的不同形态。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加强特务统治;设立训练委员会，由总裁兼任委员长，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的思想训练事宜;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由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结束国防参议会，另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高民意机关，“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以汪精卫、张伯苓分任正副议长。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从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方面规定了政策，使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工作有所遵循，这对推动国民党的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纲领》，顽固地坚持“一个信仰，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立场，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实际上是继续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排斥各阶级及各政党共谋国是，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中统局成立
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是国民党两个主要的特务组织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果夫、陈立夫把浙江革命同志会扩大改组为中央俱乐部(其英文字头为C、C)，并在内部成立了一个特务机构党务调查处，隶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1934年，它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称第一处。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中统局就是在第一处基础上成立的。中统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和铁路、公路特别党部内设立调查统计室或股，县区党部设立调查干事。在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中广泛建立“国民党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特务活动，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国民党内利用暗杀、囚禁等手段排斥异己。抗日战争时期，它与日伪特务勾结，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专学校为活动中心，采取“渗透和招抚”的手段，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招纳堕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叛徒充当爪牙。解放战争时期，又穷凶极恶地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先后制造了重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惨案”，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它派遣大批特务充当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训导长、训导员，腐蚀青年，发展特务，破坏学生运动。1947年4月，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3月，改称“内政部调查局”。
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立
3月30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青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合法的记者团体，也是团结抗日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郭沫若、张季鸾、沈钧儒、杜重远、邹韬奋、潘梓年、阎宝航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出席成立大会。范长江致开幕词。公举《大公报》、《扫荡报》和《新华日报》的代表范长江、陈浓菲(陈同生)、恽代英组成常务理事会，总的领导工作由范长江负责，通过了《宣言》和《简章》。该会相继建立了25个分会，会员从20余名增加到2000余名，活跃在抗战的前线和后方。4月1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汉口出版了《新闻记者》月刊，开办了“记者之家”，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开办新闻学校和新闻训练班，培养新闻人才;组织战地记者团赴前线采访和争取国际新闻界的援助，及时而准确地报道中国抗战的实况。武汉沦陷后，总会迁往重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青记”总部，但“青记”解放区分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响堂铺伏击战
3月31日，响堂铺伏击战打响。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响堂铺地区伏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日军在神头岭战斗中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后，进一步加强了对邯长大道的警戒，增设了东阳关据点，增加了沿途的兵力。一二九师决定设伏于东阳关、涉县之间的响堂铺地区，消灭敌人的汽车运输队。3月30日夜，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各部队，秘密进入预定地区：以第一二九师的两个团在响堂铺地区设伏;以另一部分兵力阻止黎城、涉县来援日军。31日拂晓，从东阳关方向的日军，向我七七二团七连进攻。一二九师领导断定敌人尚未发现八路军的作战意图时，命令各部队继续隐蔽，待机歼敌。当日上午9时，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部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180辆汽车及掩护部队170余人，全部进入响堂铺地区伏击圈内。八路军预伏部队第一二九师七七一团和七六九团主力，猛烈地向日军开火，接着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经过2个小时激战，除了30余个日兵逃窜外，均被歼灭。从黎城、涉县增援的日军也被击退。这次战斗共伤日军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打毁汽车180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在晋东南的后方交通线。
綦江战干团惨案
是年秋，綦江战干团惨案发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制造的屠杀青年学生的事件。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在武昌设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以抗战为名招收青年学生，进行法西斯训练。武汉沦陷后，该团先撤退到湖南沅陵，又于1939春迁到四川綦江。在迁移途中，有些进步学生出于爱国热情，沿途宣传抗日。到綦江后，还演出《李秀成之死》一剧。派驻该团的特务分子诬称此举是宣传共产主义，并说团内有共产党组织。遂密报教育长桂永清，并经军政部长兼副总团长陈诚同意，依照国民党颁布的《惩治异党条例》，从1938年秋至次年春，将200余人活埋、40余人严刑拷打致残，数百人监禁，酿成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晋东南军民反“九路围攻”战役
4月4日，晋东南军民反“九路围攻”战役开始。是日，日本第一军司令官香清司率第108师团及第十六、二十、一○九师团等部共3万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沿同蒲、正太、平汉路及邯长公路，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等部和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八路军总司令兼东路军总指朱德决定，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钳制和疲惫各路日军，而集中主要兵力，跳出包围圈，待机歼灭日军一路，以粉碎敌人的围攻。至4月13日，围攻晋东南的九路日军，其中六路被分别阻于马坊、东西团城、沁源、麻田、浆水以东、九龙关以东地区，其余从屯留、长治、平定出动的三路，进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的日军第一○八师团三个联队，不断遭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当地游击队的袭击，同时由于民众坚壁清野，也陷于饥饿疲惫和被动挨打的困境。日军第一○八师团第一一七联队及配属的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3000余人，寻找八路军主力未逞，兵疲意沮，于15日放弃武乡县城，连夜沿浊漳河东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将日军大部截住。发起猛攻，歼敌2200余人。其他各路日军，慑于被歼，分路回窜。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及决死第一纵队乘胜追击，在高平以北歼敌千余人。至4月27日，彻底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共消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将敌驱逐出晋东南地区。这是晋东南根据地创建初期关键性的一仗，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边区，并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召开
4月6日至8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举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52人出席了全会。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以国民党总裁、副总裁的身份主持会议。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将于4月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该条例规定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和职能，即在抗日战争期间，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须在实施前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要向政府提出建议案，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权。另外，还对参政员的名额、产生的方法等作了详细规定。全会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战时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等。这次全会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伧、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决定了各部部长：张厉生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顾孟余为中央宣传部长，陈立夫为中央社会部部长，陈树人为中央海外部部长，朱家骅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这次全会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系列重大决策付诸实施，标志着国民党中央体制正式进入了战时轨道。
张国焘叛逃
4月7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张国焘叛逃武汉。张国焘(1897-1979年)江西萍乡人。1937年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代主席。4月5日，他代表陕甘宁边区到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参加祭黄帝陵后，逃至西安。7日，在胡宗南部保护下到武汉，发表《敬告国人书》，指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公开叛党，投靠蒋介石，并以书面声明脱离共产党。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报告大纲》。大纲详尽地指出了张国焘脱党的经过、脱党的历史根源及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大纲最后指出：张国焘的出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了一个不可救药的脓包。它使我们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地与巩固地向着自己光荣的前途迈进。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总队成立
4月7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总队在武汉成立，总队长李昌，组织部长于光远，宣传部长丁浩川。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全称“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毛泽东、吴玉章、周扬先后担任院长。院务委员会由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李伯钊、徐以新、吕骥、张庚等组成，负责学院日常领导工作。设立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系及研究室、实验话剧院。最初，学制定为6个月。1940年至1941年间，学院加强了专业化的学习，各系学期一律延长到3年。它在太行山及苏北抗日根据地设有分院。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东北，更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文学艺术人才。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公布
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人民的压力下，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1938年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共15条。它指出：设立国民参政会的目的是，为了在抗战期间，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国民参政会的职能是，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遇有特殊情况，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可以直接发布命令，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国民参政会只是具有询问、建议之权，其决议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总数为150名，按以下四类分配名额：甲、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中，选任88名;乙、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6名;丙、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6名;丁、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咸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选任50名。参政员的产生是由国民党各省市政府和党部、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候选人，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国民参政会设置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选任。《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虽然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是表明了国民党开放民主的姿态，这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供了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
4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毛齐华为主任，管瑞才为副主任。大会通过了《抗日时期边区工会工作纲领》，规定边区总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边区工人参加抗战;推动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与普及，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参加边区建设;改善边区工人生活，合理解决劳资争议等。4月20日，毛泽东接见出席该会的全体代表，在讲话中强调要发挥工人阶段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斗争情形下，团结知识分子和一切可能革命的人民，组织起广大的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武汉、广州、郑州、开封及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平汉铁路工人破击大队等都派代表出席，报告各地的工作，并取得大会的指导。
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4月21日，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北省安平县召开。1937年10月，原在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部2000余人，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当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先后收复20余座县城，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4月21日，在安平县召开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提出了成立冀中区党委和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的任务，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5月初，成立中共冀中区党委，黄敬任书记，鲁贲任副书记。
中共中央《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发表
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合向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其主要精神是：“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组织民众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拨给养”，“使政府、部队、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次日，八路军总部据此精神，作了具体部署：令徐向前率两个团、一个支队挺进冀南;令陈再道、宋任穷仍发展冀南，并组建一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组织一个纵队深入冀东;令129师主力在正太路和晋冀边地区积极活动，策应平汉路以东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第344旅与决死一队开辟太岳山脉南部地区。从此，运用平原游击战，创建和发展平原根据地的斗争蓬勃开展。
冀中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4月21日，冀中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1937年秋，国民党军队从平津前线迅速溃败，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向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等地进犯。中共冀中地方组织先后秘密地开办了四期武装训练班，培养了200余名军事干事，分派到10余县，发动群众，建立了河北人民抗日游击军，孟庆山任司令员。同时，冀中各县回民同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回民游击队。另外，原在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2000余人回师冀中，宣布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迅速摧毁各地的日伪组织，肃清遍布各地的土匪，先后收复20余座县城。4月21日，在安平县召开了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冀中区党委，提出建立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标志着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形成。5月，人民自卫军及河北游击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军区副司令员，马本斋任回民支队司令员;成立了冀中地区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兼任行署主任，李耕涛任副主任。到1938年秋，冀中军民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抗日根据地发展到44个县，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达北宁路，南界沧石路，人口约800万。1938年底，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师主力一部到达冀中。尔后成立冀中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统一领导冀中党政军民工作;成立冀中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委，吕正操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冀中所属部队。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太行合作总社成立
5月1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山西省和顺县石拐村，建立晋中人民救国合作社，在太谷、榆次、平定等县设有分社。不久，晋中人民救国合作社遂改名为太行合作总社。
马列学院成立
5月5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在延安成立。简称“马列学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张闻天任院长。学生选自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的优秀生。开设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运动史等。任课教员有张闻天、艾思奇、吴亮平、王学文等。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到校讲授马列主义及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1941年7月，它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反又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院。
豫东会战
5月15日，豫东会战开始。这是继徐州会战之后，中国军队同日军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会战的目的是要遏制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进而由平汉路南下的企图，保卫郑州。1938年4月，蒋介石调集60万大军部署在徐州附近的陇海、津浦两铁路沿线，想借台儿庄大捷的余威，反攻山东，同日军一决雌雄。5月14日，日军土肥原师团从菏泽南下。宋希濂指挥中国军队5个师抵抗。从25日起，中国军队向土肥原师团发动全面强攻，克复罗王车站和兰封，使陇海铁路恢复通车。27日，桂永清部再次溃败;第八军军长黄杰，身为东线最高指挥官，拒不执行死守商丘的命令，在战役最关键的时刻，擅自率主力部队两个师撤出战斗，仅留一个师作象征性防守，导致商丘陷落。这样，兰封附近中国军队的攻势被迫停止，进入对峙状态。此时，土肥原师团又得到黄河北岸日军第二十师团的补充，全力反攻，继续沿陇海路西进。6月6日后，攻陷开封、中牟逼近郑州。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的进攻。6月9日黄河决口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政治和经济损失。豫东会战40余天，国民党军队以30个师对日军1个半师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却丢城失地，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甚至荒谬地企图借助黄河泛滥来阻挡日军进攻。特别是兰封一战，中国14个师(其中国民党嫡系部队10个师)竟败于土肥原1个师团手中，“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曹锟病死
5月17日，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在天津病死。曹锟(1862—1938年)，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少时以贩布为生。1881年投淮军当兵。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任毅军哨官。1895年，转入天津小站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右翼步兵一营任帮带。1898年升任武卫右军都司。1902年任北洋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一营管带。次年任京旗常备军(后改为陆军第一镇)第一协统领。1907年升任第三镇统制。1911年4月，被授副都统。武昌起义爆发后，统率第一军镇压革命。1912年2月29日，策动“北京兵变”，为定都北京制造口实。不久，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任师长。1914年4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1915年，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被授“虎威将军”称号，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率部入川镇压护国军，后任直隶督军。1917年，先参与张勋复辟阴谋，后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不久出任直隶督军兼省长。1919年12月，继冯国璋之后，充当直系首领。次年7月，在直皖战争中，联合奉系打败皖系，与奉系共掌北京政权，任直鲁豫巡阅使。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系，控制北京政府。1923年10月，以5000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590人，被选为大总统，也称“贿选总统”，并颁布《曹锟宪法》。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软禁。1926年4月获释。后奔河南投靠吴佩孚。1927年后寓居天津租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曾多次拉他下水，参加敌伪组织，均予拒绝。
《鲁迅全集》出版
5月19日，《鲁迅全集》20卷本，由上海复社出版。该书500万字，是蔡元培、茅盾、许广平等人，历尽艰辛，多年搜集、整理、编辑而成。它的出版，是中国进步力量战胜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结果。出版中国文学巨匠和著名思想家鲁迅的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推动了学习和研究鲁迅的热潮。
徐州陷落
5月19日，徐州失守。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抗日战争的基本形势。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徐州作战命令：决定集中华北与华中兵力共30万人夹击徐州。国民党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了防止日军长驱直入武汉，遂决定在徐州抵抗，先后增调部队20余万人，连同原有部队共约60万人，全部投入作战第一线，分兵把守在西起微山湖，经峄县、兰陵、向城，东至郯城一线，长达300余里。由于兵力分散，会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局面。5月初，日军南北两路从徐州两翼插入迂回，切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使中国军队立即陷入极端混乱之中，几十万大军迅速崩溃。在徐州以北，日军第十四师团从濮城南渡黄河，攻陷菏泽、郓城，5月中进入兰封东侧，切断陇海路;在徐州南，日军第一○一师团从苏北东台出发，沿运河北进，于5月初攻占阜宁，策应北线之敌南下;日军第六师团进入合肥附近，牵制中国守军力量;日军主力第三、九、十三师团在装甲部队和空军配合下，沿津浦路西侧北犯，至5月18日先后陷宿县、萧县，并有一部进至陇海路黄口车站。至此，日军形成对徐州的四面合围之势，中国守军被迫步步退缩。为防止被日军歼灭，5月15日，第五战区主力奉命向西南方向突围，撤退到皖西和豫南地区，只留少数部队利用苏北、鲁西各城寨与日军周旋，以延缓其向陇海铁路进攻。19日，徐州失陷。徐州会战，中国军队虽然没有取得会战的胜利，但赢得了部署下一阶段武汉会战的时间，同时，对于全国军民坚持持久战，粉粹日军的速胜论，都有一定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指示》发表
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要求党和新四军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鄂豫皖省委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民众，准备和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本游击队和游击区。河南省委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农村去，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和革命分子应回到家乡去，开展游击战争。《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强调工作中心应转入农村，长江局应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农村去，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力发展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为此，武汉城市的工作受到部分损失是不应顾惜的。
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
5月26日，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他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的发生和发展，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战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终一定胜利。《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再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从优势到平衡再到劣势。《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行人民战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了战争的基本原则、具体战略、游击战与正规战的配合、游击战中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关系，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等重大问题。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有力地回击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对持久战、游击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灵魂作用。甚至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促进。
花园口黄河决口
6月9日，花园口黄河南堤决口。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南侵而制造的开决黄河河堤的事件。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后，准备集合南北两路兵力，夺取中原，进而占领武汉。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在豫东战略撤退，同时指定商震第20集团军负责督开决黄河堤，阻止日军前进。4日，商震派第五十三军1个团在河南省中牟县赵口决黄河堤，水流不畅，未获成功。6月5日，日军攻占开封，进逼郑州，企图打通平汉、津浦、陇海三线。6日，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提出改在花园口另行决堤，被采纳，得赏金2000元。6月9日，国民党搞所谓“水攻战略”，新八师师长蒋在珍部在花园口黄河炸开南堤，决口370米，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豫皖苏3省3000多平方公里一片汪洋。国民政府借口“军事秘密”，事前不动员人民迁移，致使89万人淹死，1200多万人受灾，并造成河南、安徽、苏北一带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由于黄河决口，日军遂决定以主力沿长江、淮河西犯，进攻武汉。
国民政府公布《抗战建国纲领》
7月2日，国民政府公布《抗战建国纲领》。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基本政治纲领。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确定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7月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指导思想和“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的主张。其基本内容有：(一)外交上，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世界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二)军事上，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的意义，一致为国效命，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和牵制敌人的兵力;(三)政治上，改善各级政治机构，整饬纲纪，严惩贪官污吏，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四)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全力发展农村经济，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推行战时税利;(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为民族生存的抗战而奋斗。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及法令的前提条件下，给予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合法保障。要严惩汉奸;(六)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的修养。这个纲领一方面体现了抗战初期国民党积极抗战主张，另一方面又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产物。
高宗武秘密访日
7月5日，国民政府副秘书长高宗武秘密访日。1938年，正当全国抗战日益高涨的时候，汪精卫集团却加紧了与日本“和谈”的肮脏交易。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兼政府副秘长周佛海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派遣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香港，与日本满铁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密谈。国民党政府决定，如果日本提出“和平”提案，不予拒绝。6月14日，高宗武到香港再次会晤西义显，提出愿组织“第三势力”(即汪派)，在“和谈”中起“中介”作用，希望得到日本支持。西义显认为，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是难以实现“和平”的，希望由汪精卫代替蒋介石。7月5日，汪精卫、周佛海求和心切，怂恿高宗武背着蒋介石秘密访日。高宗武先后与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会谈，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以利于汪精卫为首的“和平派”进行议和活动，要求近卫首相保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的中心”。双方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愿主持与日本谈和，则由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马“收拾时局”，以汪为“交涉和平”的对手。板垣还专门写信，托高宗武代交汪精卫，说明此意。9日，高因赴日未经蒋介石批准，仍回香港，将日本之行的情况书面报告给周佛海，周又呈报给汪精卫、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命令高宗武回武汉，停发活动经费。汪精卫、周佛海得知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后，决心抛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和平交涉”。实际上，高宗武秘密访日，加速了汪精卫集团叛变投敌的步伐。
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召开
7月6日至15日，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参政员总额为200名，实际出席162人。其中国民党员占88名，共产党被当作“经济团体与文化团体”，只有7个席位。会前，中国共产党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其中包括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保卫武汉，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各党派和人民的合法权利等项内容。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国社党、青年党、救国会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并致开幕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到会致词祝贺。何应钦作了军事报告，王宠惠作了外交报告，何键作了内政报告，孔祥熙作了财政报告，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张嘉璈作了交通报告，陈立夫作了教育报告，陈诚作了民众运动报告。会议共举行大会10次，收到提案130件，临时动议19件，围绕着抗日、民主、民生三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等120个决议案;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大会选举张君励、左舜生、曾琦、董必武、沈钧儒、陶希圣、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罗隆基、陈绍禹等25人为驻会委员。还发布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号召各党各派求同存异，共同救国。但是，这次参政会的决议，大多数并未付诸实施。
冀东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7月6日至10月中旬，冀东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6月，宋时轮司令员和邓华政治委员率领八路军挺进纵队(7月改称第四纵队)向冀东挺进。7月6日，在中共冀热边特委的领导和第四纵队的协助下，昌黎、乐亭、遵化、丰润等21县和开滦煤矿工人共20多万人，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组成7万余人的抗日联军，由高志远任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抗日联军与第四纵队先后攻占玉田、乐亭、卢龙、平谷、迁安、蓟县等6城和7个重镇、两个车站，初步形成了以蓟县、平谷、密云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一度切断北平至山海关的铁路交通，迫使日伪军退守县城或主要据点，起义获得成功。8月下旬，中共冀热边特委和第四纵队及暴动武装的领导干部，在遵化铁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辽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由宋时轮、邓华分任军区正、副司令员，以统一部队指挥;另成立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地方行政工作。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与地方党共同领导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10月中旬，起义的抗日联军四五万人随第四纵队开始西移。由于途中遭到日伪军的围追截击，起义武装大部分失散，一部分随第四纵队挺进平西，一部分随冀东党组织返回冀东，继续开展冀察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
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正式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国民党专门从事欺骗和收罗青年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组织。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4月6日至8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中央团部下设支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各级组织。三青团打着抗日的旗号，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它诱骗沦陷区和大后方的青年进入其军事学校或训练机构，接受“训练”，培养下层军事干部或特务爪牙。它或者利用举办青年夏令营等形式，或者借助为社会服务的名义，建立“青年服务队”等各种外围组织，向青年灌输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动思想。后来，三青团组织了10万人的“青年军”，成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工具。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青年部，由蒋经国主管。
大民会成立
7月15日，大民会在上海成立。大民会原名“兴亚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中沦陷区设立的日伪特务机构和推行奴化教育的反动机构。“总本部”为中央机关，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部。地方视情况设联合支部和支部。11月，总部迁往南京。次年9月，大民会的委员长制改为总裁制，梁鸿志任总裁，温守尧任副总裁，日本人松室孝良为首席顾问。1940年6月，增设“理事会”和“临事会”，直属汪伪政府领导。该会配合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先后进行所谓“反战和平运动”、“东亚新秩序建设运动”等，并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成立“防共指导员养成所”、“防共训练所”、“防共青年团”，专门从事反共和投降卖国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中的侵略工具。
武汉会战
7月24日，武汉会战开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进攻武汉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当徐州会战时，日本大本营就着手制订进攻武汉的计划。7月4日，日本大本营以主力部署于长江两岸和大别山东侧，妄图同时并进，合击武汉。为了保卫武汉，国民党政府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扩编为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辖第一、第二兵团，共27个军，防守鄱阳湖以西、江西、湖南全省及鄂南地区，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李宗仁第五战区辖第三、第四兵团共23个军，防守皖西、皖北、豫东、鄂北地区，担任长江以北的作战。以上共133个师又13个团，其中约有80个精锐师。沿长江西进的日本第十一军，分兵两路，南北呼应，夹江西进，于7月24日，向九江进犯，守军奋起抗击，揭开了武汉保卫战的帷幕。26日，日军攻陷九江后，又接连攻陷瑞昌、潜山、太湖、广济、武穴、田家镇;沿大别山麓西犯的日本第二军陷霍山、叶集、六安、麻城、信阳;长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先后攻占上巴河、新洲、黄陂。此时，武汉陷入三面包围之中。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25日，武汉失陷，会战结束。在武汉会战中，大小战斗数百次。中国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英勇作战，空军部队官兵发挥了良好的配合作用，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同时打死打伤日军20万人，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至此，日军的战略进攻已达到顶点。中国抗战进入到更为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
云南大学成立
7月，云南大学成立。前身为1922年创立的东陆大学。1934年改名为云南省立云南大学。1938年7月改为国立。1952年经院系调整，成立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宣侠父被害
8月1日，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宣侠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宣侠父(1899—1938年)又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2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被派到冯玉祥部工作，并任中共甘肃特支委员。1927年11月任中共诸暨县委军事部长。1933年，与许权中、刘少文、张曙时等共产党人四处奔走联络，促成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部联合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并参加中共前敌委员会。同盟军失败后，到天津组织反帝大同盟。1934年，调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奉中共中央电令赴西安做统战工作。1937年5月，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在西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另外还跟随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赴武汉、徐州等地做统战工作。7月31日，他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晚被杀害。
国民党中央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及标准》
8月20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地方的同类审查机关，并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及标准》。根据规定，除了国民党中央机关出版刊物以外，一切图书杂志均需于出版前将原稿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借此打击进步作者，封锁进步言论，禁止宣传马列主义。在此之前，国民党当局查封了西安《解放》周刊分销处。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宣传共产主义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取缔。10月，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竟下令查禁宋庆龄所著《中国不亡论》。从1937年到1943年，国民党颁布的各种反动出版法竟达24种之多。这些，对于全国抗战危害极大。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成立
8月28日，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在汉口成立，发起人为马占山。该团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宣传，救护伤兵和被炸居民。它对于团结全国回民参加抗日战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敌演剧队成立
8月，抗敌演剧队在武汉成立。简称“抗剧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10个革命戏剧团体的总称。该队以上海救亡演剧队为基础，与其他进步戏剧团体改编而成，共分10个队，每队30人，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分赴各战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它直属周恩来、郭沫若参与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指挥。抗敌演剧队坚持“文艺大众化”、“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的原则，运用演剧、歌咏、文字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配合了抗日民主运动，而且发展了革命文艺运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各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不同程度地迫害，但仍有5个队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以至于在解放战争中也继续进行戏剧宣传活动。
军统局成立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军统”，这是国民党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其前身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8月改称军统局。长期由特务头子戴笠控制。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组，甚至连边远的伊犁、拉萨及一些国外的重要城市都设有机构。它的基本组织是“组”及直属情报员。其特工人员也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它控制了一些大专院校的“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和交通要道的“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铁路沿线的“交通大队”，以及江南沦陷区的“忠义救国军”等公开武装部队。军统把破坏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作为首要任务，利用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经常派遣特务潜入解放区、混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造谣破坏和窃取情报。在国统区，军统组织“行动小组”，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曾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拥有大批美国新式器材和武器，在各地举办十多个“特种技术训练班”，调集四、五万人接受美国特务训练，形成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队伍。1946年3月戴笠坠机死亡，蒋介石遂于同年6月对军统局改组，军统局的公开特务武装部与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于1955年又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
晋绥边区形成
8月，晋绥边区形成。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山西、绥远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贺龙、关向应率领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防御作战，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敌占区，协同山西省牺盟会等，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年底，他们开辟了以管涔山为中心、包括10余县范围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日寇乘一二○师奔赴同蒲路作战之机，调集万余人兵力向晋西北进攻。一二○师奉命回师，与敌激战20余天，收复了七个县城，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8月，一二○师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率2000余人，同杨植霖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师，在绥中、绥西、绥南、察哈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于年底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统一为晋绥边区。1940年2月，成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 — 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由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1942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代理);同时，成立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在八年抗战中，晋绥根据地同日伪军作战3万余次，歼敌13.8万人，八路军发展到6万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成立
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项生产自救性运动，当时曾被称为“经济国防线”，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工合”的最初发起人，是当时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宋庆龄做发起“工合”运动的保证人，通过宋子文替“工合”筹到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工合”的创建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年底在重庆正式建立了“工合”的组织机构。宋美龄任“工合”的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为理事长，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曾留学美国的刘广沛出任总干事，总会理事会有20多人，其中既有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俞鸿钧等人，也有共产党人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还有各界著名人士沈钧儒、黄炎培等。总会下设总务、业务、财务、推进、组织、技术等组。著名救亡运动领袖沙千里、胡子婴分别担任了推进处正、副处长。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持下，先后建立了“工合”的西北办事处(陕西宝鸡)、西南办事处(湖南邵阳)、东南办事处(江西赣县)、中央办事处(四川重庆)，在恢复发展生产、救济难民、支持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方面，取得了成绩。
棋盘岭战斗
9月3日，棋盘岭战斗爆发。这是新四军伏击日军的一次战斗。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武汉。9月3日晨，日军汽车80多辆，载步兵200余名和军用物资，沿着安庆至桐城的公路北驶。新四军第四支队为了保卫武汉，斩断日军的后方运输线，消灭其有生力量，命令特务营和第七团第三营，在桐城县范家岗西南的棋盘岭西侧设伏。当日上午9时，日军先头两辆汽车驶至棋盘岭隘口时，被新四军伏击部队的手榴弹炸毁，后面浩浩荡荡开来的汽车，被迫停在公路上，长达数里。日军下车顽抗，抢夺生路。新四军伏击部队勇猛出击，激战30分钟，毙敌70余人，毁汽车50余辆。这次战斗，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日军第二军进攻武汉的物资供应，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
汾离公路战斗
9月14日，汾离公路战斗打响。这是八路军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而进行的系列抗击日军的战斗。当时，日军第109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及黄河左岸一线，企图突破河防，威胁陕甘宁边区。9月14日拂晓，罗荣桓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在汾离公路中段薛公岭地区设立埋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内，六八六团突然发动攻击，展开白刃格斗，激战近1个小时，歼敌100余人，毁坏敌人汽车20辆。9月17日拂晓，三四三旅补充团在吴城镇以西油房坪，又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歼敌200人，毁汽车9辆。日军由于连遭伏击，后方补给线被切断，不得不后撤。20日，设伏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六八六团及补充团等部立即将敌分割包围，发起猛攻，激战1小时，毙敌近千人。三战三捷，共毙日军团长以下1200余，生俘19人，毁日军汽车30余辆，缴枪560余支，粉碎了日军向吕梁山的进攻。
五台山战役
9月20日，五台山战役打响。这是八路军在晋察冀根据地抗击日军围攻的一场大战。9月20日，日军采取“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方针，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的战术，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五台、涞源、阜平中心区发动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一二○师一部在聂荣臻指挥下，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破坏交通、疲惫敌人的战术，实行灵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股。在东线，三分区部队在定县七里庄和唐县店头镇歼敌250余人;二分区阻击西线和南线之敌;一分区部队在冯家沟、圣佛寺、吉略沟一线展开激战，歼敌500余人。9月27日，八路军集中主力在阜平东西庄激战3日，歼敌近千人。在南线和北线，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分别进至正太、平绥路沿线，袭击敌人后方。10月28日，北线三五九旅在广灵南张家湾伏击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毁汽车多辆，毙敌360余人。西线第二军分区部队和一二○师一部，于11月3日，在河口伏击，全歼日军500余人。11月7日，战斗结束。这次战役历时48天，进行大小战斗130次，毙伤日伪军5200余人，虽然丢失完县、唐县、曲阳、五台、灵丘、涞源6县城，却彻底粉碎了日军25路围攻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消灭晋察冀主力部队的阴谋，鼓舞了敌后军民抗战的积极性。
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成立
9月2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北平成立。1938年3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中后，扶植了以汉奸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同时，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出于个人野心，企图以自己当领袖，在北平组织一个“中央政权”，直接受命于日本政府。1938年7月19日至22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准备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合并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9月9日，侵华日军召集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王克敏、朱深、温宗尧、王揖唐、梁鸿志、陈群在大连开会，筹商建立“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的具体办法，即“分治合作”，先设立一个中介机关，作为统一政权成立以前的过渡机构。22日，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合流，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派委员3人即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派出的委员王克敏、王揖唐、朱深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派出的委员梁鸿志、温宗尧、陈群而组成。王克敏任主席委员，陈箓任事务部长。在成立典礼上，日本军官多于联合会的成员，充分暴露了伪政权的傀儡性质。由于当时日本侵华的陆海军意见不统一，华北派遣军属陆军系统，华中派遣军属海军系统，再加上汉奸之间争权夺利，“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徒有其名，没有统一行动，尤其是汪精卫集团投敌后，日本政府对联合委员会逐渐失去了兴趣。1940年3月24日，在汪伪政权成立前夕，联合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宣布解散。
万家岭战斗
9月27日，万家岭战斗开始。这是国民党军队在万家岭、白水街一带抗击日军的一次战斗。9月27日，日本侵略军疯狂地进攻万家岭、白水街一线。国民党军队立即反击，第四军、第六十四军和第三十二军等部，合力围攻日军。10月10日，日本侵略军向北突围，狼狈败逃。这次战斗，歼灭日军1万余人，缴获大批辎重武器弹药。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还有38位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全会由洛甫致开幕词。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洛甫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等等。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原局由刘少奇兼任书记。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台湾反日暴动
10月8日，台湾发生反日暴动。当日及11日，台湾六甲、高雄等地先后发生袭击日本警察的行动，击毙日本警察数十名。日本军警进行残酷地镇压，杀害台湾人民200人，逮捕400人。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成立
10月10日，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在长治成立。主要发行政治文化读物，出版社由中共北方局直接管理，以便加强根据地内的宣传教育工作，适应日益发展的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需要。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
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简称“南侨总会”，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各地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爱国团体。陈嘉庚被选为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通过决议《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所属团体68个，遍布南洋各国。捐款献金成为华侨支援祖国的自觉行动，“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整个抗战期间每月捐献国币2000元。南侨总会为中国抗战筹集了巨额资金，提供了大量医药物资，并招募3000余名技术工人，回国从事抗战和建设。南侨总会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行独裁专制极为不满，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嘉庚适时地提出加强内部团结、反对依赖英美、反对“速胜论”等三项政治主张，并于1939年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敌军未退出中国前不得言和”的提案，亲临全国各个战场视察，慰问抗日官兵，冲破阻力访问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南侨总会把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心，奉献给祖国的抗日战争。
长沙大火
10月12日，长沙发生大火。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一种消极的抗战策略。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无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便采取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继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后，又提出所谓“焦土抗战”。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10月12日，岳阳又落入日军手中，国民党如惊弓之鸟，丧魂落魄。12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在日军进攻长沙时，焚毁市区，实行“焦土抗战”。当日午夜，长沙警备司令鄷悌决定以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为总指挥，由300人组成24个纵火队。他们把伤兵烤火误认为是点火信号，随即在全城纵火，长沙变成火海，一直烧了3天3夜。长沙大火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居民2万余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大量灾民无家可归。15日，周恩来到衡山，就长沙大火事件，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三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灾;(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首犯。18日，蒋介石为长沙纵火案平息民愤，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严惩肇事者。20日，长沙纵火案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判处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死判，在长沙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
华南战争
10月12日，华南战争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制订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不仅详尽地规定了进攻武汉的方针，而且明确地提出进攻广州的目的是，“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钱，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9月7日，日军大本营又在御前会议上作出进攻华南的决定。国民党当局错误地判断：日军不敢轻易地进犯广州。因此，当武汉会战开始后，第四战区又调4个师北上支援武汉，因而广州地区的防守更加空虚。日军便决定乘虚而入，10月12日，日军第十八、一○四师团，从澎湖列岛的马公出航，在第五舰队海空兵力(含航空母舰“加贺”号，“苍龙”号、“千岁”号和、“龙骧”号等)的支援下，从广东省大亚湾登陆。次日，日军狂炸广东惠阳。3天后，惠州失陷。19日，日军突袭增城，中国守军2万多人一触即溃。21日，余汉谋部撤出广州。广州失陷，全市发生大火。日军占据广州，切断了广九和粤汉两铁路联系，攻占从化城。22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的110架轰炸机和第5舰队的舰艇编队袭击广东省虎门要塞。23日，日本海军第三特别陆战队的铃木部队和陆军第21军第5步兵师团板本支队，分别从广东省虎门要塞附近的亚娘鞋岛和鼻岛登陆，虎门、佛山、三水等地失陷。日军仅用10天时间，就占领了广州、虎门等要地，反映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和国民政府防守无能、战略失误。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
10月25日，《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郭大力、王亚南历经10年的努力，终于在1938年译完《资本论》三卷。1936年，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国民政府稍微放宽了图书出版的查禁。1937年初，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接受了出版《资本论》全译本的任务。读书生活出版社是李公朴、艾思奇、柳湜、郑易里、黄洛峰等人创办的进步出版社。虽然它资金单薄，时逢兵荒马乱岁月，还是毅然决定主动争取出版《资本论》中译本。此时大东书店曾以比较优厚的稿酬，向译者揽稿。郭大力、王亚南不为金钱所动，断然拒绝，表示宁可分文无酬，也要交给地下党和民主人士主持的进步出版社出版。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反动官僚纷纷逃命，自顾不暇。处在上海租界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就是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郭大力住在出版社日夜兼程，一面赶译余下部分，一面看清样。1938年10月25日，终于出齐了中译的《资本论》三卷本。从此，马克思的这部伟大著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历尽艰难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王亚南的业绩也永芳后世。
日本近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
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发表。1938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首次对华声明后，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在中国已不能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因此，日本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便转而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方面继续威吓国民党政府，声称“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如该政府坚持抗日溶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另一方面，又稍微改变了近卫首次对华声明的强硬态度，提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1月1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及陆军省和参谋部制订了《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与《声明》呼应，提出应“尽力主动调整和建设日满华关系”，而“日满华之间的主动调整及建设，须以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为根据”。日本侵华也触犯了其他列强的利益。11月4日，英、法、美舆论评击日本首相近卫“亚洲是亚洲人之亚洲”的宣言是荒诞话。8日，英国外交部声称全力援华，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
华中振兴会社成立 11月7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中振兴会社成立。它们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和华中沦陷区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机构，其掠夺的重点是二黑(煤、铁)二白(盐、棉)及交通运输等直接与战争有关的行业。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总社设在日本东京，分社设在北平。贺屋兴宣任总裁，大久保祯次、中村应等为理事和监督。日本财阀三井、三菱、住友等是会社的主要经济支柱。会社总社内设总务、经理、物资、调整、监理等部，资金为3.5亿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制的事业包括铁矿、矾土、煤矿、棉花、盐业、交通运输、电信电话及电力事业等，下辖铁道、港湾、通信、电气、铁矿、煤矿、盐业、石炭液化等八大支会社，实行独家经营、一元化统制。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中日合办”的幌子，规定“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45%(日资占55%)，并可以用“现品”资本投资，妄图诱使中国资本家上钩。“华中振兴会社”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华中，经营的事业包括：一般矿产、煤、盐、水产、蚕丝、交通运输、瓦斯、水电、电讯电话及上海房地产，重点是煤铁和交通运输。该会社采用“中日合办”的欺骗手法，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51%(日资占49%)。原日军管理的8家大公司移归其管辖。1938年设立华中矿业公司，统制铁矿和其他金属矿产的开发。1939年又创设铁道、盐业、淮南煤矿和中华轮船等公司。该会社各公司所产煤、铁、盐等大多输往日本。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撤销，所属公司被国民党政府接收。
日汪重光堂会谈
11月12日至20日，日汪举行重光堂会谈。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后，汪精卫集团加快了投敌叛国的步伐。11月12日，汪精卫的代表、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在上海东体育会路7号举行会谈。后来这所房子成为土肥原贤二的宿舍，命名重光堂，所以这次会谈称为“重光堂会谈”。20日，由日方的今井武夫、影佐祯照与汪方的高宗武、梅思平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协议》规定：(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中国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区。(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则考虑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四)中日经济提携，特别是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赔偿日侨损失。(六)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恢复和平后开始撤退，两年内完成。此外，双方还商定汪精卫逃离重庆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的诱降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在日本占领区建立汉奸政权。根据重光堂会谈精神，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一行乘飞机逃到河内。12月22日，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然后回国筹组汉奸政权。
范筑先牺牲
11月15日，范筑先在山东聊城牺牲。范筑先(1882—1938年)，原名金标，字夺魁。河北馆陶人。1904年到北洋陆军第四镇当兵，历任炮兵连长、营长、补充团团长、师参谋长等职。1926年后在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一路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先后任山东第三路军少将参议、沂水县县长、临沂县县长、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境内后，他主动邀请共产党人在鲁西北合作抗日，并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把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保安司令部改为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次年改为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先后与日寇在聊城地区三战皆捷，威名大震。1938年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鲁西北建立了拥有近5万人的抗日武装和20多个抗日县政权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当年秋，他反对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制造分裂、积极反共的企图，与徐向前签订了冀南、鲁西两个抗日根据地的联防协定，欢迎八路军入鲁抗战。10月4日，在聊城召开的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山东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并决定把所部编为四个纵队。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一一四师团千叶联队300余人从山东东阿突袭聊城。范筑先率部与日军展开血战，左臂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殉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后来，为了纪念他，将鲁西北地方抗日武装编成了筑先纵队。
甘肃回民武装起义
11月25日，甘肃回民武装起义爆发。亦称陇东回民起义。1938年至1941年间，甘肃省东部海原、固原(今属宁夏)回民共爆发了三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起义。11月25日，海固回民决定“单独组织自己抗日武装”，发动数千人，攻打隆德县城，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零一个连，斗争坚持一个多月被镇压。1939年4月11日，海固回汉人民8000余人，组成8个团，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反对国民政府抓兵征粮，要求组织抗日军。由于国民党一面利用回族上层分子出面与义军谈判，一面调兵遣将，配以飞机大炮，包围袭击起义群众。这次起义经过40多天顽强拼搏，再次失败。1941年4月8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回汉群众达2万多人，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团又一个营，缴获敌人1000余支枪。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组织松散，终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但它动摇了国民党对回民的统治。起义军领袖马思义率领200余名回民群众，投奔延安，扩编为八路军骑兵旅，参加抗日战争。
南岳军事会议
11月25日至28日，南岳军事会议在衡山召开。武汉失陷之后，国民党军政部门暂时移到湖南衡山。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确定新阶段的军事方针，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三、第九战区的高级将领200人出席，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把抗战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撤退、岳阳沦陷为第一期，此后为第二期。他认为：第二期抗战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这次会议就是要“求得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大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的任务，指出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并要分三期轮流整训全国军队。会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争态势，重新调整了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广东、广西两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西、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辖湖南、鄂南及江西;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省。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辖冀察两省。会议还决定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撤销广州、西安、重庆行营，设立桂林和天水两行营，统一指挥南北战场各战区作战。会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规定，以游击部队在敌后作战为主，而大量的国民党政府的正规军则进行整训以加强实力，只作“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其意图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同日本作战，而蒋介石则以加强了的实力为基础，相机行事，左右整个中国的局势。
华南敌后战场开辟
11月，华南敌后战场开辟。1938年11月广州沦陷后，曾生以“侨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为基础，组建了惠阳抗日游击队，100余人，开展游击战争，迫使日军退出惠阳。次年春，惠阳抗日游击队解放了淡水、坪山至大鹏湾地区的20万人民，成立了以淡水为中心的临时行政委员会，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接着，惠阳抗日武装与中共东莞县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联合，成立了惠宝(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深入广九铁路两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另外，1938年12月，内战时期留在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共400余人，由冯白驹任队长。次年，独立队深入琼山、文昌等地发动群众，打击日寇，扩大到2000余人，改编为自卫团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下设三个大队，曾粉碎1000余日军的四路围攻。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发展到3500余人，活动范围达11个县，自卫团总队改编为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长兼政治委员，下设2个支队。1941年2月，琼崖纵队从美合山区转移到琼文地区，继续开展斗争，在海南岛开辟了抗日根据地。1938年广州沦陷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和琼崖纵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从华北、华中发展到华南，扩大了敌后解放区战场，分散并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力量。
八路军华北干部学校成立
12月1日，八路军华北干部学校，亦称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在山西晋城成立，朱瑞任校长。这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创办的，主要任务是吸收爱国知识青年学习，培养抗日干部。嗣后，该校迁到陵川的平城。
张君劢致毛泽东公开信
12月10日，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张君劢是国家社会党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受蒋介石的指使，在《再生》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他说：“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诬蔑共产党“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指责中国共产党“以拥护国民政府自号于国中，而今则特区之内，俨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税制，自立学校”，陕甘宁边区无异于“封建割据”，造成国内党派合作的障碍，是现代国家所不能允许的。他要求取消边区，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之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要“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总之，他的目的就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政权、放弃马克思主义。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全面地系统地批判了这些谬论。同时，国社党内罗隆基等人也不同意张君劢的观点，认为要抗战就要与共产党搞好关系。因此张君劢处于孤立的地位。再加上后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社党也受到冷遇和打击，张君劢便领导国社党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投入宪政运动，政治态度有所转变。
王德林逝世
12月20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别动队光复军第二路指挥王德林在山东沂水逝世。王德林(1875—1938年)原名王林，字惠民。山东沂水人。1895年到吉林省当伐木工、窑工和铁路筑路工。1903年，组织数百人，扛起“排俄救国，被迫为寇”的义旗，展开抗俄斗争。1907年11月，被吉林督军孟恩远收编为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任营长。九一八事变时，率吉林陆军第二十七旅六七六团三营起义，组成“中国国民救国军”，任总司令，进行抗日。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容纳共产党人参加，队伍发展到数万人。1933年1月，率部600余人及伤员、家属，从东宁退入苏联，再绕道回国，宣传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带病就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别动队光复军第二路指挥，奔走于江、淮、鲁、豫各地，重建抗日武装，准备开赴东北战场。12月20日，在原籍逝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
12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1938年1月和11月，近卫内阁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声明，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威胁利诱，以迫其迅速投降，但始终未能奏效。日本政府遂决定诱惑国民党政府内亲日派和汉奸集团出来组织“新政府”，以替代国民党政府。12月22日，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声称：日本政府“决定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声明提出“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其内容要点是(一)中国“放弃抗日”，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二)签订日华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并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三)日华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特别在华北和内蒙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这个声明具体提出了对国民党政府招降的条件，并为国民党内投降派的降日活动预留了借口。日本虽然改变了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但是仍要求国民党政府“更换人事组织”，仍坚持把蒋介石下野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蒋介石未响应日本侵华新政策，却增加了反动性、动摇性和投降性，加剧了抗日阵营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增加了抗战的困难。12月29日，汪精卫按照事前的约定，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公开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开始筹建汪伪政权。
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成立
12月25 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对音乐事业漠不关心。抗战时期，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压制抗战舆论，摧残抗日群众音乐运动，但为了控制音乐战线，笼络各地汇集到后方的音乐家，12月25日，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出面出资，在重庆组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以取代1月17 日 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由陈立夫任名誉会长、唐学咏任常务理事，盛家伦、贺绿汀等当选为理事。
汪精卫集团投敌
12月29日，汪精卫集团投敌。1938年11月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在上海“重光堂会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亲日派集团加快了投敌的步伐。1938年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从重庆抵昆明。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也从重庆逃往昆明。19 日 ，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飞往越南河内。21 日 ，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按照预定计划发表声明(即第三次近卫声明)，其中说：“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并表示日本愿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29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所谓“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近卫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至此，汪精卫集团已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破坏抗战，卖国求荣，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激起了中国各政党、团体、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愤怒。1939年1月1 日，国民党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5月1日，汪精卫在日本的秘密策划下，从河内到达上海，策划建立伪政府。汪精卫集团投敌，认贼作父，助纣为虐，自绝于人民，也导致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与亲日派的汪精卫集团的公开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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