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
1905年6月12日，朱学范诞生于上海市南市老北门。他家原籍是浙江省嘉善县枫泾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县)。父亲名朱寿山，字湘涛，在当铺做小职员;母亲姓张，操家务，双亲生子女七人，他排第七，乳名七官。父亲收入少，食口多，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
1911年他进典当业办的小学上学，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上海后，街上挤满了狂欢的人群，满街悬挂着代表我国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看到街上许多大人小孩都已剪掉了辫子，于是，他就找了一把剪刀，自己动手把辫子剪掉。
五四运动时，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读书。5月9日，学校召开国耻纪念会，老师们的演说，激发了全校师生齐伸正义、共驱卖国贼的爱国热忱。纪念会结束，师生们手执写着“誓雪国耻，还我河山”、“人心未死、争还青岛”等字句小旗，高唱《国耻歌》上街游行。他与同学凌其翰分别发起组织学生救国团，到南市鳗鲤桥、鱼行桥一带宣传。他站在长凳上宣传“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的一些道理，越说越激动，禁不住热泪汪汪。喉咙哑了，他仍坚持上街做宣传活动。
在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中，学生救国团有人从书包里取出日本制的绘画颜色盘扔进垃圾堆;有些商店将日货收起，专售国货;有些商店将国货、日货分开陈列，声明卖完日货不再进日货;有些商店悬白旗，上面写着“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止进日货，不售日货”。
1921年，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毕业，进虹口南浔路圣芳济学堂读英文。从他的家到学校大约有三、四公里，要经过十六铺、新开河、外滩、外白渡桥。这一带沿着黄浦江，江心停泊着外国兵舰和挂着英国、日本、葡萄牙、德国等国旗号的轮船。外国的和中国的客轮、货轮、渡轮、驳船以及船民的舢板，在江中来来往往，昼夜不停。外滩的另一边矗立着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银行，还有操纵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各国商行。在外白渡桥附近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外滩是帝国主义资本的势力在上海最为显赫的地区，也是中国劳工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最厉害的现场。
在上下学的时候，他看到黄浦江边码头工人沉重的脚步在晃动的跳板上移动，日夜在苦难中挣扎。这一切，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脑海里埋下了憎恨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劳工的种子。
少年时代
1905年6月12日，朱学范诞生于上海市南市老北门。他家原籍是浙江省嘉善县枫泾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县)。父亲名朱寿山，字湘涛，在当铺做小职员;母亲姓张，操家务，双亲生子女七人，他排第七，乳名七官。父亲收入少，食口多，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
1911年他进典当业办的小学上学，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上海后，街上挤满了狂欢的人群，满街悬挂着代表我国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看到街上许多大人小孩都已剪掉了辫子，于是，他就找了一把剪刀，自己动手把辫子剪掉。
五四运动时，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读书。5月9日，学校召开国耻纪念会，老师们的演说，激发了全校师生齐伸正义、共驱卖国贼的爱国热忱。纪念会结束，师生们手执写着“誓雪国耻，还我河山”、“人心未死、争还青岛”等字句小旗，高唱《国耻歌》上街游行。他与同学凌其翰分别发起组织学生救国团，到南市鳗鲤桥、鱼行桥一带宣传。他站在长凳上宣传“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的一些道理，越说越激动，禁不住热泪汪汪。喉咙哑了，他仍坚持上街做宣传活动。
在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中，学生救国团有人从书包里取出日本制的绘画颜色盘扔进垃圾堆;有些商店将日货收起，专售国货;有些商店将国货、日货分开陈列，声明卖完日货不再进日货;有些商店悬白旗，上面写着“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止进日货，不售日货”。
1921年，他在敬业小学高小部毕业，进虹口南浔路圣芳济学堂读英文。从他的家到学校大约有三、四公里，要经过十六铺、新开河、外滩、外白渡桥。这一带沿着黄浦江，江心停泊着外国兵舰和挂着英国、日本、葡萄牙、德国等国旗号的轮船。外国的和中国的客轮、货轮、渡轮、驳船以及船民的舢板，在江中来来往往，昼夜不停。外滩的另一边矗立着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银行，还有操纵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各国商行。在外白渡桥附近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外滩是帝国主义资本的势力在上海最为显赫的地区，也是中国劳工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最厉害的现场。
在上下学的时候，他看到黄浦江边码头工人沉重的脚步在晃动的跳板上移动，日夜在苦难中挣扎。这一切，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他的脑海里埋下了憎恨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中国劳工的种子。
从上海邮务公会小组代表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
17岁的时候，因父亲失业，他不得不辍学到德国人开设的勃朗啤酒行去做“出店”，就是送货工人。每天提货、送货，汗流浃背，每月工钱15元。这样虽然可以维持个人生活，但毕竟年少体弱，经不起这样的劳累，做了一年多，就吐了血，被德国老板解雇。
他在家养好了身体，经介绍他到广东路的亚洲机器公司当记账员。这是一家经营美国货、代客户装置水暖管理工程的公司，有一二百工人。记帐员的工资每月25元，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是他对在外国公司里做事，帮外国老板赚中国人的钱，心里总觉得不自在。1924年，上海邮局登报招考职员，他向公司辞职，报名参加考试。经过笔试、口试，他被录取为邮务生，进邮局后卖邮票、分拣信件、收包裹、开汇票，最后被派在栈房间做工。
父亲、哥哥和亲友对他能够考进上海邮局工作，都觉得很高兴，认为这是很光彩的事。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把考进海关做事的，叫做捧了金饭碗，考进邮局做事的，叫做捧了铁饭碗。上海邮局邮务长是英国人希乐思，邮政领导大权为他所把持。邮局的洋员和华员之间的待遇悬殊，朱学范的工资每月28元。扣除10%的储蓄金，实拿到25元2角，而希乐思月薪关平银1100两，外加房租津贴250两，共计1350两，合银元2025元，比他实际所得的工资高出80倍。此外，希乐思乘坐的汽车的一切费用，住宅中的花匠、厨师、仆役等的工资全部由邮局支付。
1925年5月15日，朱学范正在邮局栈房间做夜班的时候，听到从沪西的邮政支局传来的消息，说日本纱厂大班向工人开枪，大家很气愤。17日晨又从捕房医院传来消息，证实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受枪击重伤亡。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只有沪西区一部分内外棉纱厂工人奋起反对日本资本家暴行。邮局的支局分布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消息传得快。邮工们听到发生惨案的消息后，怒火满腔，由于上海邮局还没有成立工会组织，还没有组织统一行动起来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各基层单位分散进行了支援活动。朱学范站出来在上海邮局栈房间动员职工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工友们公推他将捐款送到上海总工会。他到总工会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听到邮局职工送募捐款来，接待了他，向他了解邮局职工的动态，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参加这一伟大的爱国反帝运动[1]。朱学范回到邮局立刻把李立三的话告诉了他的同事们。一石击起千层浪，团结起来的呼声，震动了邮工们的心弦。
16日，邮局各基层单位的活动分子在闸北集会，栈房间工人公推朱学范去参加，到会的人数很多，从邮务生、拣信生到信差、听差，邮役中的活动分子都来了，共有六百多人。会议由蔡炳南主持。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发动罢工，二是组织工会。大家对组织工会，一致赞成;对发动罢工则有争论。邮务生中以陆京士为代表的参加邮务生协进会的人主张先与邮政当局谈判，谈判不成，然后罢工。以顾治本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认为与帝国主义者谈判无异“与虎谋皮”，非但不会有所得，反而会给邮政当局赢得时间，为破坏罢工作充分准备;要组织工会，只能通过罢工斗争来实现;只有先罢工，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才有可能迫使邮政当局在罢工造成的影响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同我们谈判并答应我们的要求。经过激烈的辩论，朱学范和大多数人赞成“先罢工、后谈判”。会上通过了立即举行罢工的决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共产党员顾治本当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罢工委员会连夜起草《罢工宣言》，派朱学范将《罢工宣言》稿送到他的小学同学、邮务员凌其翰家中，请凌在文字上修饰，并派人与报馆联系。朱学范当夜把《罢工宣言》稿带回罢工委员会。翌日的报纸登载了《罢工宣言》[2]。
17日上午9时，上海邮局全面罢工的局面已经形成。从邮务生到差工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罢工队伍的行列。罢工委员会派田厚卿、周颙、奚颙、王小楚、宋并镜、方培莲六人为代表，与邮政当局进行谈判，邮政当局方面由副邮务长秦印绅出场谈判。罢工代表提出7项要求。一、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会员一切事务之权。二、邮务职工薪水全以关平银两计算，薪水最低限度以下列为标准：①邮务生35两;②拣信生25两;③信差及听差20两;④苦力15两。以后按照章程每期递加，不论如何不得逾期。三、工作时间以六小时为限度，工作加点不得逾四小时。如在两小时以内，应加薪半日，在四小时以内应加薪全日。四、每年应给短期假三星期。其它假期概照邮务员同等待遇，不得留难。五、年赏仍旧，如服务期满十年，另加奖励金，年赏及奖金，不论因何故离局，应立即照发。六、邮局不得追究关于此次合理要求之出力人员，并不得于日后无故辞退;凡须辞退者，须经工会同意，方为有效。七、自1926年起停止再进洋员。
谈判一开始，秦印绅的态度强硬，拒绝全部条件，只答应谈待遇问题，不谈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和停止进洋员等其它问题。
罢工进行到第三天，全上海的邮政通信全部停顿。各国领事馆借口便利侨民通信，竟想趁机恢复“客邮局”(即各国自办邮政通讯机构)，侵占中国的邮政管理权。北洋政府害怕上海邮局罢工继续扩大，特派交通部次长郑洪年从北京赶来上海进行处理。郑洪年到上海后，请上海地方官员张咏霓、杨小堂以及上海市商会会长虞洽卿和林康侯出面调解。调解结果是：一、承认职工成立的组织，名称不能叫邮务工会，要改为邮务公会。二、邮局各级职工工资除照北洋政府交通部新订办法增加工资外，职工加发埠际津贴(即地区津贴)，邮务生每月十元，拣信生七元五角，信差、听差各六元，技工三元，邮役二元五角。朱学范和大多数职工表示同意，都认为这次罢工是胜利的。邮政局承认了调解达成的两条协议，写成书面由虞洽卿签字盖章作为担保后，罢工委员会就宣布复工。19日，全市邮局照常工作。上海邮务公会正式成立，朱学范当选为栈房间的公会小组代表，参加了上海邮务公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王荃、蔡炳南、肖清珊、顾治本、周颙、沈孟先、盛积瑞、黄小林、吴乐韶、田厚卿、孙铸东、张汉杰、王礼清等为公会委员。共产党员王荃为委员长，蔡炳南为副委员长，顾治本、沈孟先为组织部正、副主任。
这时，邮局职工都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因为有了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组织。尽管在罢工斗争中经受了许多磨难，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迫使邮政当局承认了职工组织的合法地位，争取到待遇的改善，这对邮工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邮工同全市工人一起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二次武装起义，都未成功。1927年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一天早晨得到上海总工会的命令：下午一时发动总罢工，立即暴动夺取武装。指定上海邮工纠察队前往闸北。交通员迅速地传达命令，限下午一时前在邮局大厦集合。消息传到每个人耳边，群情振奋。下午一点，邮工行动委员会主席站在卡车上领导大家举行升旗礼后，宣布前往闸北参加战斗。朱学范随着大家跟着卡车拥上前去，天井大门却被捕房的大队巡捕封锁着，门外停着两辆红色警车，上面架着机关枪。纠察队员冲上去，打开了半扇大门，但巡捕不许卡车出去，朱学范和大家冲出门外纷纷跳上在苏州河旁的马路上停着的三辆邮政卡车向宝山路开去，目标是攻打警察局五区三分所。警察局门前堆有许多沙袋工事。朱学范同邮工纠察队一齐喊话：“放下武器，投降不杀，不投降就用火油烧死你们。”有个巡长在警察局楼上负隅顽抗，向纠察队开枪，被纠察队员开枪打死。警察跑了，战斗结束，缴获了几支长枪和一批弹药，并从被打死的巡长身上搜获了一支“勃朗宁”手枪。这个警察分所成了邮工纠察队的驻地，朱学范等少数队员被分派在附近站岗放哨。其他邮工纠察队又奉命开往天通庵车站阻击残军，又缴获有奉天兵工厂造的双筒毛瑟步枪几十枝，面粉近二百袋。
一部分邮工纠察队员与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联合击溃盘踞在东方图书馆里的直鲁军残军。邮工纠察队员杨龄光荣牺牲。东方图书馆成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总部。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上海邮务公会自动恢复上海邮务工会的名称。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成立了“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并派人到邮局筹组了“上海邮局清党小组”和“上海邮务工会整理委员会”。此后，上海邮局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5月3日，上海邮务工会改选，在国民党的包办和控制之下，选出新的执行委员，钱丽生、黄小村、陆京士为常务执行委员。他们宣称要“率领全体二千余工友，同隶于国民党指导之下”，“铲除一切共产分子”[1]。他们向国民党反动派提供黑名单，配合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顾治本、周颙等。8月，周顒被杀害。9月，顾治本被杀害。朱学范对钱丽生、黄小村等人这样残害邮工兄弟的卑鄙行为很愤慨。当时，虽在白色恐怖之下，但在广大邮工中，共产党员的影响依然存在，在第四届邮务工会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还有一部分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邮工们以不参加工会活动，不缴纳会费等消极态度，抵制钱、黄等人的反共活动。不久，中共地下党派人到黄小村家中开枪惩罚了这个工贼，黄被打伤了一条腿。他为了保命，主动向邮局要求调离上海。钱丽生害怕遭到同样的惩罚，在谋得周家桥邮局局长的位子后，每月可从包裹商那里得到相当多的“夕块”就不再到工会活动。陆京士本来是钱丽生下手的秘书，他看到钱丽生不来工会，他也就不到工会活动了。第四届邮务工会存在不到半年就垮台了。
1927年底，在工会小组长会议上，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上海邮务工会委员会，主持工会的是无党派的沈天生，他和陆京士、张克昌、吴云龙及未暴露的共产党员盛积瑞是常务委员。沈天生是邮务佐(即拣信生)，宁波人，热心为群众服务，讲起话来鼓动性相当强，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但是，由这位无党派、一心为工人谋福利的沈天生所组织起来的第五届邮务工会，处处受到国民党的刁难、破坏。朱学范很钦佩沈为群众办事的满腔热情，很同情沈的困难处境。他感到群众需要组织自己的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要在工会里长久地干下去，看来，不参加国民党还不行，于是产生了加入国民党的念头。他找到敬业小学的同学、国民党上海县党部书记姚肇里办了入党手续[1]。
把青帮势力引入上海邮局是陆京士的主意。他对朱学范说，要使上海邮务工会在租界里打开局面，非走杜老板(即杜月笙)的门路不可。上海的主要工厂、大百货公司、公用事业、码头、报馆等等都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的力量都达不到。我们要在劳工界打开局面，必须在租界上有个靠山。1928年，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杜月笙的门生陈君毅的介绍，陆京士和朱学范拜杜月笙为先生[2]。
1928年10月，第五届邮务工会发动的要求彻底修改《邮政纲要》和提高工资的罢工失败后，这届工会不久就解体了。1929年2月，产生第六届邮务工会，朱学范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兼交涉科长。
1931年，杜月笙在高桥兴建的杜氏祠堂落成，国民党及政府的显要人物从蒋介石起都送礼祝贺。朱学范等送不起重金厚礼，想出一个既不花钱又使杜月笙感到有面子的办法，就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专在高桥邮政支局使用。这在当时算得是别开生面，人们感到新奇，杜月笙认为纪念邮戳使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名扬全国，颇为得意。他们私刻纪念邮戳，照邮局规章是不允许的，由于党政要人都纷纷向杜月笙祝贺，在上海轰动一时，邮政当局摄于声势，只好默认。
朱学范入杜门后，参加发起成立“恒社”。这个社名是章士钊提出的，取意是“如月之恒圆”，用以称颂杜月笙。陆京士提出，参加恒社的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入杜门的徒弟、门生都能吸收为社员。恒社有一个理事会处理社务。陆京士和朱学范都是常务理事。恒社的权力不在理事会，也不在社员大会，而在杜月笙个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店员等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址在天后宫内，同上海市商会在一起，朱学范代表上海邮务工会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担任调查科科长。当时有一项任务就是抵制日货，由稽查科的检查队查出哪家商店有日货后，就由调查科去查证，如属实则予以没收。上海和全国其它城市都开展了抵制和查验日货运动。
1931年9月26日，上海八百多个团体二十多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主席团由王晓籁、虞洽卿、后大椿、王延松、陆京士、陶百川、陈霆锐、胡庶华、林康侯、傅德卫、方椒伯组成。朱学范担任总指挥，由邮务工会担任交通，大会一致通过电请南京国民政府，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各地，否则断绝中日邦交，对日宣战等提案。大会结束后进行群众游行。
一二八战事发生后，朱学范以上海邮工童子军训练部长的名义，召集童子军为骨干的全体上海邮工抗日义勇军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讲了话，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大家在国难临头的时刻，发扬邮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奔赴前线，为国效劳;宣布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由团长沈桴率领一个队，参加战地服务，由副团长王定昌率领一个队，主要任务是募集捐款，筹集粮食和药品，设立难民收容所。
在成立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同时，他还组织了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邮工救护队编为第十九支队，所需药品、包扎纱布、绷带等，都由红十字会供应。上海邮工救护队由邮局的男职工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女职工自愿报名参加，一共有50多人，其中女队员30人，带队人鞠如。邮工救护队出发之前，在南市关帝庙广场上开宣誓大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十九路军抗日救国，要不辞辛劳，不畏难险，不惜牺牲，努力做好救护工作。宣誓大会后，大家怀着舍身报国的豪情，在朱学范率领下奔赴前线。队部设在闸北宝兴路。这时，吴淞炮台湾前线，翁照垣旅正与敌舰进行激烈的炮战，每天都有一批伤员，救护队冒着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频繁地运送伤员往返于吴淞和后方之间。
上海各报每天都大量报道全国人民支持声援十九路军抗日的信息。报纸由邮工救护队送到吴淞前线后，给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翁照垣旅长对此备加赞赏，把邮工救护队作为旅部直属的一个单位，发给朱学范一张委任令，任命他为旅部运输服务队队长。他随身带着这张委任令，救护车可以在前线通行无阻。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陆续大量增兵，并增派军舰、飞机狂轰滥炸，翁照垣旅不得不从吴淞撤到大场，邮工救护队跟着后撤，分散到大场、嘉定。朱学范同一部分队员在大场以公共汽车站作为伤兵站。在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下，救护队的活动极为困难。救护队的人员少，而伤员不断增加，他在大场伤兵站也参加手术工作，曾为一个腿骨炸断而皮肉还连着的伤员进行急救。
3月1日，敌军乘十九路军兵力不足，在浏河偷袭登陆，迫使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邮工救护队分组撤离战区。撤退的救护队员走到南翔火车站时，突然遇到一群日军。凶残的日军见到臂缠红十字袖章的救护队员竟然用刺刀乱戳，潘家吉、陆春华、陈祖德三位队员惨遭杀害。朱学范悲愤无已，积极发动捐款抚恤烈属。并于10月16日借座上海少年宣讲团礼堂举行追悼大会[1]。
1932年7月25日，朱学范作为上海邮务工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南京举行全国各地邮务工会联席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多个地方邮务工会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南京市党部、交通部、南京市政府等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了全国邮务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成立了全国邮务总工会，陆京士、王宜声、王树藩、朱学范、赵树声、齐家谋、曹家秀、高宜榜、朱英华等九人为执委会常务委员。
中国工人运动处于分裂状态，而在国民党工会内部又分为几个派系，互相争夺地位，存在着许多矛盾，也反映到各地邮务工会和全国邮务总工会内部来，由于全国邮务总工会已经形成一个组织比较严密的全国性产业工会，比起全国其它工会显得稳定得多。全国邮务总工会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控制的工会派系中的重要台柱。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开始称主任委员)。当时，上海市总工会仍处于非法地位。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 1929年10月21日公布的《工会法》里，不允许组织县总工会、省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一直到了1933年10月2日才得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训令，同意上海市总工会暂准备案;但是，社会局以《工会法》颁布后，只准产业工会与职业工人分别组织工会，并无所谓总工会之名称，倘认可上海市总工会，则法制与事实，未免两歧，因此请示南京政府。上海市政府得到实业部咨文，略云：“总工会名称，于法无据，且无例可援，如认为有联合各工会从事抗日救国之必要，可依照北平、天津成例，将上海总工会成为上海市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当时，朱学范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几个常务委员对此都很不满意。他们给国民党四中全会送去呈文，略云：“……窃自属会成立以来，对于领导全市工界，应付严重困难，曾致最大努力……故就过去之工作成绩言，实有准予存在之必要。为特备文提请鉴核公决，准予咨行国民政府转饬立法院，迅即修改工会法，务须明白规定各省市的组织总工会，或颁工会单行组织法规，并请咨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在新法未颁布前，准许职会暂行备案。”9月，得到实业部令，略云：“查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第二节第八项，及修正指导民众运动方案第二项，关于工人团体组织、均有县市区域之工会得联合成立总的组织之规定，兹依据前项规定，由本部制定县市总工会组织准则，以为各县市制定总工会组织规章时之准绳”。于是，上海市总工会才取得合法地位[1]。
上海市总工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群众基础，与此相联系的是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不高。这是因为上海的重要企业和工厂都在租界范围之内，而租界有治外法权，外国资本家依仗着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势力，阻止在他们的企业和工厂里组织工会。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工人纷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一二八抗战，上海工人冲破租界当局的限制，在抗日救国团体的基础上纷纷成立工会，当时就有七十多个工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但是租界的治外法权依然存在，这是开展工会运动的一大障碍。到1934年底，上海市总工会所属工会虽然有119个，但是，总共只有65618个会员，仅为上海市工人总数306750人的21%。
朱学范为了扩大上海市总工会在租界中的影响，巩固他自己在上海市总工会里的地位，就运用帮会的力量。
当时，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是主席和五个常委，他们都是帮会中人，五个常务委员周学湘、邵虚白、叶翔皋、李梦南、龙沛云都投入金廷荪门下。他们原来也要投在杜月笙门下，后来改投金廷荪门下是杜月笙的主意。所以，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虽然只有朱学范是杜月笙的门生，而其余的都是金廷荪的门生，实际上都以杜月笙为靠山。
1933年底，朱学范在上海市总工会内部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方如升、万邦和、沈桴等。接着在上海邮局内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李克荪、王震百、肖浦松、陆景根、冯仁龙、张庆洪等，以后就广泛铺开。在租界上一些主要企业如英商电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云飞汽车公司、祥生汽车公司、纱厂、橡胶厂、机器厂和轮船拖驳业里，都收有“学生”。租界以外的，以华商电气公司、闸北水电厂收的“学生”多一些。
1935年初，他的“学生”中一部分人认为要有个团体把大家组织起来。按社会上一些帮会组织那样成立自己的社团。朱学范向杜月笙请示，可否自立社团，杜点了头。于是以“恒毅为立身之本”的意思，继恒社之后，取名“毅社”。并且援引恒社是以杜月笙为赞助人的先例，毅社不设社长，朱学范为赞助人，设立监事会处理会务。社址设在南市福佑路117号酱业职业工会里，没有活动场所，实际上是一个通讯处。1936年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东路)浦东大厦落成，那是杜月笙主持的浦东同乡会经营的一座大厦。朱学范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在浦东大厦内租了两间房子，才有活动场所，正式挂起毅社的牌子。还设计了一个社徽，图案是圆形的红色底板，中心是一本翻开的书，书的周围是环形的链条。它的含义是：红色代表“朱”字，书影射“学”，环形影射“范”宇，链条表示团结互助的意思，用这个图案制成徽章，发给社员作为标志。毅社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号召，提倡互助合作，互相帮助。这个口号不是朱学范提的，是借用青年会和消费合作社的标语，他觉得这条标语很合乎自己为人处世的想法。加入毅社的职工，到1936年上海全市共有一千几百人，分布在很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里，毅社成为上海帮会在工会里的最大的社团，而且它的成员都是职工和工会干部。
毅社迅速地、广泛地开展，引起帮会各帮口的注意，也带来了种种矛盾，由于杜月笙的支持，才能够顺利解决。因为杜氏门人在各行各业里都有头面人物，在工会方面主要通过朱学范扩大他的声势。1934年，陆京士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后，对工会事务无暇顾及，杜月笙把工界的问题都交给朱学范处理，对他十分信任。因此，毅社在很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里的各帮口中，渐渐取得优势，在这些工厂企业里的毅社核心人员，进入了工会的领导层。他们又以结拜兄弟、姐妹的形式同一批工人义结金兰，扩大势力。他就通过一千几百个“学生”和他们结合的大批工人，与各业工会及其基层组织建立了联系。
毅社社员除了在上海华商各业工会里担任领导以外，还在美商电力公司工会、英商自来水工会、英商会德丰拖驳公司工会、浦东英美烟厂工会等等外商企业的工会里立定了脚跟，使上海市总工会在租界中得到发展，这就扩大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影响，巩固和加强了朱学范在市总工会的地位。
为实现中国工会的团结抗日而努力
1936年6月，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举行，朱学范同苏联劳工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相会。一天中午，朱在老人公园单独招待了他，对他说，自己很想看看工人阶级当权的国家里，工会是怎样工作的，工人的生活究竟如何。什维尔尼克很友好地欢迎他访问苏联。国际劳工大会结束后，他到莫斯科，受到苏联邮务工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的接待。他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红场，瞻仰了列宁墓，又到莫斯科郊区休养所住了两天。苏联工会的同志待他很热情，在交谈中，他也讲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是信仰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的，认为中国工人应当同苏联工人友好。有一次，在交谈中，苏联工会的同志问他，是否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见面，他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很愿意同中国的同志交换关于中国工人团结反对日本侵略的问题。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公园里，等待同他会面的是李立三、康生。李立三同他在上海五卅运动中早已认识。李立三对朱学范说，现在国难临头，全国工人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工会要团结，希望双方的工作合作。朱学范表示同意，从此达成了一种合作的默契。这次秘密会晤，解放前没有泄漏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年代里，朱学范一直守口如瓶[1]。
1936年我国棉花丰收，正值日商纱厂加工扩大生产的时候，上海中共地下党员张维桢、周林、韩念龙、陈之一、郭光洲等发动上海日商二十多家纱厂四万工人罢工。首先由张维桢用日本各纱厂工人代表的名义，起草了向日本资本家提出的改善待遇的五项条件，号召各纱厂工人联合起来举行罢工[1]。 11月7日，日商纱厂工人开始罢工。上海市总工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日本纱厂的勇进队员支持罢工。11月11日，勇进队员打着“上海纱厂工人请愿团到市府请愿去”的白布横幅，率领沪东区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前往市政府请愿。在罢工期间，上海市总工会派人慰问罢工工人，并且分发米票，动员其它工厂工人慰问、支援罢工工人。朱学范主办的大公通讯社逐日将罢工的动态分送上海各报馆，每天刊登罢工报道。罢工逐渐扩大，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不仅受到纱厂罢工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且还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左右为难。市长吴铁城要求杜月笙帮助调解。朱学范每天将罢工情况向杜月笙报告，杜月笙对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很同情。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的身份，接受罢工工人代表和各方面的委托，于11月23日调停喜和纱厂第一、二、三厂的罢工;24日，又调停丰田纱厂一、二两厂的罢工并由朱学范向警备司令部保释丰田纱厂工人朱永康;25日，日本纺织业株式会社社长船津辰一郎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拜会杜月笙，商谈接受工人方面提出的条件和解决的方法。当天傍晚，杜月笙在中汇大楼邀朱学范和罢工工人代表二十多人，以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警察局的代表商谈。杜月笙首先讲明船津辰一郎及各方面已委托他调解日商纱厂的罢工事件，日本纱厂老板答应罢工工人代表所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有的日本纱厂已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他劝告罢工代表可以收篷。他还说，要日方答应的条件，由他负责，大家放心好了。朱学范也讲了话，感谢杜月笙慨允上海市总工会和罢工工人的要求，出面调解。并申诉这次罢工事件的责任在日本纱厂老板方面，是他们逼出来的，他们应负全部责任。接着同罢工工人代表共同商定解决条件七项：一、工资增加百分之五;二、每月赏工制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工资;三、不准无故开除工人;四、不得骂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工作十四小时，其多做之二小时工作，另给工资;六、吃饭时停车三十分钟;七、各厂工人一律于26日晨复工。达成上述七项协议时，已到了晚上。由上海市总工会将复工通知送到各厂，各厂当夜通知工人。翌晨，各厂工人有条不紊地进厂复工，胜利地结束了这震动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
八一三上海抗战，我军西撤后，朱学范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8年2月初，他从香港前往武汉。在途经广州时，他以上海市总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邀集广州市各业工会抗敌会的委员们举行座谈会，商谈中国劳工抗战问题，提出了四项主张：一、成立全国性的劳动界总的组织，统一领导全国工人的抗日活动。二、呈请政府修改工会法，使各业工人加入工会。三、登记各种技术工人，使他们为抗日贡献力量。四、把工人武装起来，直接参加抗击日寇，保卫祖国。
座谈会上发言踊跃，大家都同意朱学范的主张。2月9日，他到达长沙，邀集各工会负责人李秉乾等八十多人座谈。以同样的主张征求长沙工人的意见，也得到一致赞同。他还拜访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徐特立。他把准备成立全国工人总的组织，并且要把工人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的主张，征求徐的意见。徐满脸笑容，和蔼地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你的主张很好，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徐特立的话给他很大鼓舞[1]。
朱学范到了武汉，就同各业工会的负责人商谈组织全国工人抗战的问题。 2月17日，在青年会举行工界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粮食业、屠宰业、码头、马车、制鞋业、派报业、泥瓦业、制革业、电池业等十多个工会代表。他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参加抗战的情况及他在广州、长沙时提出的主张，大家都赞同他的主张。3月5日，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礼堂，他主持召开了中国工人抗战总会发起人会议。在开会前一天(3月4日)，朱学范在汉口《大公报》发表了《当前中国劳工抗战问题》。他提出：我们要求全国劳工从速完成统一组织，并须统一意志，确定劳工抗战工作之纲领，发动全国劳工之战时训练，武装工人，参加前方工作;并尽量运输战区工人至内地，开发实业，加紧生产，为国家战时工业的发展尽最大的努力。
会议公推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海员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平汉铁路工会、粤汉铁路工会等15个团体为筹备委员。3月8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简章，增加津浦铁路工会、淮南铁路工会抗敌后援会和胶济铁路职工抗日联合会为筹备委员，会议公推中华海员工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市总工会、平汉铁路工会等9个团体为常务委员，在汉口后花楼街笃安里17号汉口邮务工会为会所。
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起草了工作纲领草案。提出九项任务：一、统一全国工人战时组织，增强抗敌力量。二、拥护领袖，拥护政府，抗战到底。三、发动全国工人参加抗战。四、实施劳工战时教育，普及抗战情绪。五、联合世界各国劳工团体，共同抗日。六、救济失业工人。七、训练劳工军事技能。八、增强工作效力，努力战时生产。九、改善工人战时生活条件。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把这9项任务，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
这时，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武汉[1]。随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刘群先和廖似光也到了武汉。周恩来对刘群先、廖似光等谈了蒋管区工会的情况。他说：“蒋管区当前存在两种工会组织，一种是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是爱国的，倾向进步的。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协会就是这一类;另一类是国民党官办的，以工贼把头为骨干支柱的，强制工人入会，压迫剥削工人，实际上是由国民党特务控制，敌视共产党员的‘工会’(不是工人的阶级组织)。陆京士之流搞起来的，归刘培初(军统)管的‘工会’都是属于这一类”。“因此，我们就要支持朱学范，联合‘劳协’，孤立陆京士，划清界限，使阶级阵线分明。”[2]
3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组织》。社论指出：“我劳工界在抗日民族统一的战线中，可以而且应该尽着民族解放的主力与先锋作用，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以，我们对于全国各地工会负责人如朱学范诸先生所发起的筹备组织的工人抗敌总会，表示欢迎赞助。”社论提出加强团结、扶助劳工、发扬民主等三点意见，为工人抗敌总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3月10日，朱学范在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后前往郑州、许昌、开封、洛阳等城市，与当地各工会负责人商量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组织问题，得到了各地工会的积极支持。他回武汉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廖似光与他联系，提出共同筹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他完全赞同。3月24日，在他主持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欢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本会》的决议。于是，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刘群先、廖似光为代表，参加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去电祝贺，朱学范被大会公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预定在4月15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但遭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反对。朱学范据理力争，未得结果。筹备会只得于5月2日宣告结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仅存在近两个月时间，但它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工会的公开合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今后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团结，争取成立全国工人团体的领导机构，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8年6月间，朱学范出席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时，得悉国际工联将召开执委会议，他就致电社会部要求同意由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会参加。同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劳协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国民党此举虽然是为了在国际上装璜民主，便于争取外援，但对劳协来说是对国民党《工会法》突破一个口子，使劳协成为全国性工会组织取得了合法，而且得到了国际工会的承认。
1939年9月，朱学范出席第八届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后返回重庆。他在武汉筹建全国工人抗敌总工会时，初次接触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实现全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主张，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提出的动员工人参加抗战和保障工人利益的主张，也得到中共的赞同和支持。因此，他觉得应该把劳协参加国际活动特别是加入国际工联的情况向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作一介绍。他通过张晓梅与周恩来约好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会晤。周恩来一见他，满脸笑容迎着他说：“你在国外辛苦了。”他把在苏黎世开会的情况扼要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听得很仔细，问了他关于国际工联和美国职工大会的情况，还问了他认识的一些欧美各国工会领袖的情况。周恩来早年在法国工作过，对欧洲几个大工会的基本情况都很了解。朱学范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产生一个新的念头，就是在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他把这个想法对周恩来说了，周说：这样很好，我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让他们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作为团体会员，共同开展国际活动。朱学范立即表示欢迎[1]。12月8日，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被选为理事长，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廖似光为代表出席了这届年会，廖似光当选为劳协的常务理事。劳协成为工人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以后劳协同解放区工会的进一步合作，特别是为共同参加国际活动提供了合法的根据。
为争取国际工人援华抗战而奔走
抗日开始，欧美各国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能不能坚持抗战抱着怀疑态度，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很少了解。1938年6月，正值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朱学范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在会上的日本代表企图通过大会主席阻止朱学范在大会上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真相。大会主席是巴西劳工部长，他的政府倾向日本一边，所以他左袒日本代表的要求。朱学范得此消息后，就向大会主持者坚决表示如果应答日本代表的无理要求，则中国劳工代表即作单独退出大会的申明。经过各方斡旋，朱学范的演说词中不点日本的名，将“日本”二字改为“侵略者”。英、美、法、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22国家的劳工代表响应朱学范在大会上要求各国工人联合起来，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呼吁。朱学范为了答谢各国劳工代表对中国的支持，举行茶话会分批招待各国劳工代表，并放映中国抗战特辑，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他在茶话会上向各国劳工代表诉说了中国工人和人民对如此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的态度别无选择，只有抗战到底。在大会结束后，他带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到英国、法国放映。他分别同英、法工人见面，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关于中国抗战的许多问题。
1938年10月31日，朱学范出席了在卢森堡举行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代表大会。他向出席大会的英、法、挪威、瑞典、荷兰、芬兰、丹麦等20个国家的铁路、海员、码头等42个工会的代表呼吁，要求各国运输工人停止装运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向欧洲、美洲、澳洲各国大量购买的军火、汽油、煤和废铁、铁砂等军用物资，并提出了相应的提案。大会通过了他的提案。会后，各国的海员、码头、铁路工人积极开展了拒绝装运军用物资到日本去的活动，他们不顾资本家的开除、停发工资等迫害，拒绝装运日本的军用物资，给了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
1939年6月8日，朱学范参加日内瓦国际联盟大厦会议厅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当他走进会议大厅时，各国代表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当时德国已经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已兵临城下，德国法西斯的火焰已经在欧洲燃烧起来，所以各国代表尤其是欧洲各国代表，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开始重视起来。朱学范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各国共同制止侵略，得到广泛的支持。他举行茶话会招待各国的记者，回答了他们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许多问题，日内瓦报纸详细报道了招待会的情况，巴黎、伦敦的报纸也报道，欧洲的舆论界对中国抗战也重视起来。
7月5日，朱学范前往瑞士的苏黎世出席国际工会联合会第八届代表大会。大会在战争气氛中进行，各国工会代表莫不痛恨侵略者的残暴，都感到有采取积极行动的迫切性。大会通过了朱学范的请求制日援华的提案，作出了决议。决议中指出：“兹悉中国工友同志因日本军阀侵略而遭受之悲苦情形。大会除向中国工友寄予无限之同情及诚挚之慰问外，认为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实为法西斯整个侵略行动中之一环”。“全世界工人不但应予中国工友以道义的同情，抑且应给予切实之援助”。在这次大会上，朱学范当选为国际工会联合会理事，中国工会成为国际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朱学范从1938年7月到1939年10月这一年多时间里，在英国的时间最长，在生活上多亏英国工人朋友的照顾。在战时的伦敦，供应食品有限额，工人的家里熬肉骨头汤，喝了汤把肉骨头保存起来，下次熬汤，要熬过三次。英国工人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还是热情地招待这个来自正在英勇地抗击侵略者的中国的工友。
1941年10月，欧洲和亚洲的战局正出现严重的情况，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占领了大部分西欧、东欧和巴尔干国家，德军已深入苏联的腹地，日军加紧向东南亚进军，中国抗日战争处在严重困难时刻。国际劳工组织在美国纽约召开非常会议。这次会议，受到我国各方面的重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大会的紧急任务是：“国际工人，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有效地打击东西方法西斯，积极地援助中、苏、英三国的抗战。”[1] 朱学范在出席这次大会启程之前，各工会联合为他举行欢送会。他在答词中表示：目前日、美妥协声浪中，我国要藉国际劳工大会在美国举行的机会，扩大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宣传，以增强援华抗日的力量。朱学范到纽约后，看到有33个国家参加大会，心里很振奋，他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中国的战争和欧洲的战争是同一战争的不同前线。他的发言得到各国代表的强烈的反响，尤其是欧洲各国的代表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朱学范向大会提出敦促世界自由民族对中、英、苏及其盟国供给军械，以加强抗战力量案，获得大会通过并作出决议。会议结束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会议的领导成员。朱学范与罗斯福握手时，用英语说：“感谢总统对中国抗战的支援。”罗斯福微笑着点了点头[1]。会后，朱学范继续向美国工人介绍中国工人和人民的艰苦抗战的情况，呼吁美国工人援华抗战。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罗斯福总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朱学范被阻隔在美国。这时，美国政府劳工部在纽约召开全国各州的劳工部长会议。部长柏金斯破例邀请朱学范在会议上演讲。朱学范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坚持抗战四年多的情况，指出：中国是一个抵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国家。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与和平，也是为包括保卫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自由与和平。所以，美国应该用更多的军火来支援中国抗战。他因滞留在美国一时不能回国，就进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还请一位教员，教他怎样用英语演讲。他为付学习费用，就省吃俭用，吃饭挑最便宜的饭馆，自己端盘子不用付小费，一顿饭花几角美金。在学习期间，他还去伦敦出席国际运输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议和国际劳工组织召开的联合海事委员会议。当时从美国到英国的客机常遇到德军飞机的袭击。朱学范为了争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盟国舰队和商船服务的中国海员与各国海员享受战时津贴和抚恤金的同等待遇[2]，不顾生命安危，在满布战争气氛的航程中来往于大西洋上空。
1942年，美国劳联和产联两大工会派人到哈佛大学通知朱学范：美国工会决定向中国、英国、苏联工会每年各援助666000美元。朱学范接到通知后，立即去华盛顿代表中国劳动协会接受美国的委托，并对美国工人和工会的援华抗战表示谢忱。为此，他就提前结束在哈佛大学的学习，于1942年9月回国进行具体规划。中国劳动协会利用美国工人的捐款从日本占领区内迁的技工达9500多人;在重庆举办了49所工人文化技术补习学校;在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宝鸡、洛阳、桂林等地设立了工人福利社、工人托儿所，诊疗所;还拨出一部分捐款交给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举办工人福利事业。
1944年4月20日，朱学范出席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这是他第三次到美国[1]。当时的战局形势，已经显然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朱学范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讲中强调：我们目前的目的，要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更要改革它的政府和工业，使它不能再从事于侵略战争。要求国际劳工组织重视中国，它的工作范围应从着重欧洲扩大到亚洲。朱学范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劳工组织理事。1945年2月，朱学范带着一项特殊任务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会议。据驻英大使顾维钧来电，此会仅由英、美、苏三国工会代表组织这次会议筹备委员会，置中国工会代表于筹备会之外，这是对中国工会代表团的歧视。为解决这一问题，顾维钧建议朱学范先与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沃尔特·席德林进行一次坦率的谈话[2]。经过朱学范在与沃尔特·席德林的恳谈，英国职工大会同意中国工会将在世界工会代表会议上得到大国的平等待遇。朱学范把与沃尔特·席德林谈话的结果告诉了顾维钧。顾看到朱学范已交涉成功，感到欣慰。朱学范与顾维钧就分别向重庆社会部和外交部报告后，朱学范出席了伦敦会议，并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为中国工会在世界工会代表会议上取得大国平等地位。
出席世界工会代表会议的有44个国家的58个工会组织。各国代表的发言内容侧重于欧洲方面。2月7日，朱学范在会议上发言，他把中国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军事、工业和工人阶级所作出的重大牺牲，它和国际反法西斯总体战的密切关系，作了全面的阐述，使各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对中国人民坚持七年多的抗战情况，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会议作出了必须以在欧洲作战相同的英勇精神对日本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的决议。大会在讨论对未来的和约应采取的态度时，2月12日，朱学范作了第二次发言，他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想法，提出了中国工人对日本和约的主张：一、日本从中国强占去的全部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应归还中国;二、在审讯和惩罚战犯时，日本天皇也必须受到审讯和惩罚;三、必须剥夺日本用于战争的工业，它摧毁了中国战前工业的百分之九十，必须作出赔偿;四、彻底改革日本教育和日本人民的社会面貌，以保证它不再发动战争。朱学范代表中国工人表述的对日本和约的态度，受到了各国工会代表的重视。中国工会在伦敦会议上取得大国平等地位，并得到了44个国家的工会支持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为配合解放区工会走向世界而努力
1945年6月22日，朱学范在重庆收到了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从延安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今年2月6日在伦敦召开之世界工会代表会议，赖先生之助，曾允解放区职工会得派自己代表前往出席该会，远道闻之，无任欣慰。但不幸竟受当局阻难，不发护照，致代表不能成行，解放区80万职工闻之，同深愤慨。现世界工会大会又将于今年9月在巴黎集会，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决定派遣自己的代表董必武、陈郁、邓发、章汉夫四人出席参加，并愿意与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合作。”朱学范接到电报后，即同中国劳动协会书记长易礼容商量，同意解放区工会派代表与中国劳动协会共同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团。
7月，朱学范和易礼容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晤王若飞，商谈中国工会组织代表团的问题，表明了中国劳动协会的态度，请他转告周恩来。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以美国工人捐款建造的重庆工人福利社和美工堂电影院开幕典礼。
周恩来同朱学范具体地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周恩来向朱学范建议：一、出席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由中国劳动协会组织联合代表团，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以表示中国工会的统一，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力求协调一致，在报告各自地区或工会生活时，得由各单位代表自己负责说明。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已加入中国劳动协会，解放区各职工会亦宜加入。三、中国劳动协会召开1945年的年会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各解放区职工会决定参加，共同筹备成立全国职工联合会。朱学范对周恩来提出的战后中国工人运动坚持团结统一的方针和几点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还给朱学范写了亲笔信，表达同样的内容。周恩来的谈话和来信，使朱学范深切地感到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他也明知国民党政府一定会加以阻挠，所以下定决心来争取实现。他立即呈请社会部批准出席巴黎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包括解放区工会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在内，遭到拒绝。他找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据理力争。谷百般刁难，但自知理穷，就对朱学范说：我做不了主，你找陈部长去。朱学范就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提出这个要求。陈立夫起初也是一口拒绝，朱学范就对陈“掼纱帽”，他对陈说：如果政府不允许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我也不去参加。因为苏联、意大利、法国、英国工会都希望中国有一个包括解放区工会在内的联合代表团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中国劳动协会如果单独参加，会不受欢迎，我也没有面子去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当时，英国工会找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催问，中国工会联合代表团什么时候动身。顾维钧向外交部打电报，反映国际舆论的要求。陈立夫见朱学范不肯去参加大会影响中国工会在国际会议上的大国地位，怕问题闹大，就对朱学范说，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于是，社会部批准由朱学范、邓发、刘选萃、安辅庭、陈铁夫、彭锦有六人组成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
9月10日，朱学范和易礼容应毛泽东之邀，到上清寺桂园会晤。朱学范简要地汇报了组织工会统一工会代表团成功的经过，表示了和解放区工会合作开展国际活动的愿望。毛泽东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用郑重的语气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好，我支持你们[1]。朱学范见到毛泽东后，估计邓发从延安到重庆再加上办理出国手续需要一些日子，而按照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会议程序规定每个代表团里只有一人作大会发言，须在9月25日前向大会秘书处报告。朱学范要让给邓发在大会上发言。朱学范于9月11日启程前往巴黎，沿途派英文秘书李佩在印度加尔各答、英国伦敦的旅馆里多住几天等候邓发。
邓发于10月3日到达巴黎时，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已经开幕。10月4日，邓发在会上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人民还没有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工人的生活还没有保障。因此，中国工人力求统一，以实现这些要求。他们出席这次大会的统一代表团，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证明。”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中国工人运动在战后的行动纲领八项主张：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惩办汉奸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伪工会必须全部解散;工人应有组织工会的自由;每周工作最多48小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废除学徒制;工人应有权过问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实施工人免费教育。邓发的发言，使世界各国工会代表第一次听到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的声音，会场顿时活跃起来，爆发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10月5日，朱学范收到邓发的信[1]，信中提出各解放区职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并建议朱学范在向大会作报告时，把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职工会会员的人数都计算在中国劳动协会的总数之内。
朱学范接到邓发的信后，感到非常高兴。随后，他写信给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提出：“本会会员已增加至160万”。“按照会章规定，任何会员团体，凡会员人数在100万以上者，在理事会可得两席;我建议邓发作为本会出席理事会两代表之一”。大会同意朱学范的提名。邓发当选为世界工会联合会候补执行委员、理事会理事，刘宁一当选为候补理事。大会选举朱学范为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执行委员，取得了中国工会在国际工运上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结束后，朱学范参加11月5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他为了使邓发能够参加劳工大会，先安排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回国，然后找国民党政府出席劳工大会的代表李平衡商量，安排邓发为劳工代表顾问，不向社会部申报，来个“先斩后奏”，以后政府如有责问，由他负责。李平衡与朱学范曾多次一同参加劳工大会，私交甚厚，就答允下来。因此，邓发在国际劳工大会上，同各国劳工代表广泛接触，扩大了解放区工会的国际影响。会后，朱学范同邓发到日内瓦访问了国际劳工局，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他们又一同到伦敦拜会了驻英大使顾维钧，邓发向顾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在伦敦期间，邓发找了英国下院的共产党议员加拉格尔，通过他认识了一些工党议员，并且出席一次英国共产党的会议作报告介绍中共“七大”的路线和政策。朱学范又同邓发一起到利物浦海员工会看望中国海员，鼓励从广东、福建、琼海和山东来的海员要团结一致，并且还要加强同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朱学范同邓发在回国途中，于1946年1月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一同访问了菲律宾劳工团体联合会和《华侨导报》社，受到华侨工人的热烈欢迎。邓发向华侨工人宣传中国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主张，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1月26日，他们一同回到重庆。
与国民党当局决裂
朱学范与邓发返回重庆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闭幕，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朱学范在国外多次同邓发交换中国劳动协会在民主运动中的趋向和意见，认为劳动协会应该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对时局的态度和战后工人运动的要求。朱学范一回到重庆，就同易礼容商量要以邓发的战后中国工运的八项主张为基础，起草一份表明劳动协会政治主张的文件，易礼容完全赞成。朱学范将《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初稿一方面送邓发征求意见，一方面在一些进步同志中进行了讨论，随后，送重庆《新华日报》，于2月1日全文发表。《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在政治方面要求彻底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居住、通信等基本自由;在民选的国民大会中，工人应有规定名额;扩大政府基础;实现军队国家化;严惩贪官污吏、汉奸等。在经济方面要求保护民营工业，反对官僚资本;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在工会和工人基本权利方面，要求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工人有罢工、游行、请愿和签订团体契约的权利;国营工厂工人有参加管理的权利;协调劳资关系;工人有工作的权利;规定最低工资率，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改善工人福利，例行工矿检查制度;保护童工女工，反对包工及包身工制度;规定一周48小时制及休息休假办法;反对学徒制度;举办年老、伤害、健康等劳动保险;辅助失业工人转业就业;奖励与褒恤对抗战有功与受伤工人及殉职工人遗属。《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发表后，上海工人刊物《生活知识》周刊立即转载，广大工人群众和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纷纷向劳动协会发来函电表示赞同，民主人士章乃器也发表谈话热烈赞扬。国民党顽固派震惊，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写信给朱学范，信中说对朱此举，“沪渝同志均深感不安”，并警告朱要“慎重行事”。朱学范早有思想准备，不予理睬。
为了庆祝政协会议成功，促使政协五项协议实现。中国劳动协会、民主建国会、全国邮务总工会、育才学校等23个团体发起筹备于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开会的前一天，朱学范收到陈立夫派秘书彭尔康送来的信，陈立夫在信中不许朱学范和劳动协会参加庆祝会，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朱学范接信后立即与易礼容商量，给陈立夫回信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是蒋主席主持的，劳动协会是参加庆祝大会的一员，2月10日的会不能不去。
2月10日，劳动协会从重庆的南岸、江北、沙磁区组织了500多名工人，编成三队，劳动协会干部参加到工人队伍中去，打着中国劳动协会的横幅，来到较场口会场。大会筹备会议确定劳动协会的任务是：动员工人群众参加大会，在会场保护政协代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劳动协会的队伍原定在主席台前正中的地方，已被不明身份的人占据，只好改在主席台的右前方。育才学校的队伍在左前方，这两支队伍被隔断了。朱学范向邮政局借了一辆小汽车，先去接邵力子，邵对他说，要稍晚些才去。朱学范赶到会场时，主席台上已到了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沈钧儒、施复亮、章乃器等。有一个穿黑长袍、歪戴呢帽的人，把持着台口，将到九点钟的时候，此人就大声叫了起来：“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开会?”台上有人回答：“有几位政协委员未到，等邵力子委员到了就开会。”穿黑长袍的大声喊：“不行!不行!我们推举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会代表刘野樵先生为总主席，现在开会!”刘野樵抢过话筒，宣布开会、奏乐、唱国歌。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上前拦阻，刚走近扩音器，台下有人立刻叫出“打!打!”一片吼叫。排在台前正中心的人群中，一些人跳上台去，一些人就转向劳动协会和育才学校的队伍冲打。这些人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早就安排的打手。在台上，那个穿黑长袍的拉住李公朴的胡子，一边拖，一边打，一直拖打到台下。郭沫若上前去保护，左额挨了一拳，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施复亮在台上大喊“不要打人!”话音未落，已挨了几拳，跌在台下。主席台上的人被打散了，朱学范正在往外走，看见沈钧儒怒气冲冲地在一群青年的保护下也正在往外走，朱学范把沈拉进汽车送回家。就在这时，朱学范碰见周恩来和邓发、王若飞、廖承志、叶挺、陈家康等往会场里走。朱学范陪着周恩来一行到一家小铺里找到满面血迹的施复亮。周恩来用自己的汽车将施送进医院。劳动协会的队伍在保护章乃器、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的时候被暴徒打伤了不少人。较场口事件的第二天，朱学范同李德全、阎宝航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向秘书长吴铁城强烈抗议破坏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的暴行。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较场口流血暴行，指使刘野樵于10日下午在百龄餐厅招待记者，诬陷劳动协会是破坏会场的“暴徒”、“打手”，朱学范、易礼容是指挥者，要求政府惩办。接着又指使刘野樵一伙向重庆地方法院控告李公朴、章乃器、朱学范、陶行知、施复亮五人，“公然聚众强暴胁迫扰乱集会并伤害他人身体。”朱学范聘请史良、林亨元、林仲易为辩护律师。法院开庭那天，旁听席上挤满了工人和各界人士，在法庭上，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陈培志、梁永思用事实对刘野樵一伙反动分子的暴行进行有力的控诉，刘野樵强词夺理，十分狼狈，引起群众哄笑。庭长审不下去，只好休庭，这一幕恶人先告状的丑剧不得不收场。
在较场口事件中，重庆各区工人组成了“二一○血案后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工人座谈会，揭露特务暴行。较场口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激起了强大的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浪潮。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从重庆返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朱学范闻讯后，深切怀念邓发与他在国外朝夕相处几个月的情谊，念念不忘王若飞在重庆与他几次会晤中得到的教益。4月中旬，朱学范接到世界工联在莫斯科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就去见周恩来请问解放区工会由谁来接替邓发的遗缺，前去参加莫斯科会议。 4月17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建议派刘宁一接替邓发参加世界工联执委会议。18日清晨，刘少奇通知刘宁一“要在20分钟之内作好一切准备，前往机场乘接运邓发等烈士遗体的飞机，前往重庆，一切具体情况，到重庆后由恩来同志和你谈。”[1] 刘宁一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同他作了长谈，要他对朱学范做耐心的工作，“总有一天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工运统一的前途问题”[2]。6月，刘宁一办完了出国手续，到上海与朱学范一同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
1946年7月间，朱学范同刘宁一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这时，国内局势日益紧张。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在各地镇压民主和平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协会策划了一系列的迫害事件。早在6月间，指使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以“煽动工潮、危害治安、侵占美国捐款”为由，呈报重庆市政府，要对劳动协会“迅作紧急处置”。8月3日，重庆市政府批准了市总工会接收劳协在重庆的机构设施。与此同时，重庆市国民党党团军政联席会议对劳动协会作出决定，打电报向陈立夫和谷正纲请示：“一、以该会违背政府法令，情节重大，请中央即日明令将该会解散，对其首要分子，分别拘捕，予以严惩，该会在重庆部分之产业，交由重庆市总工会接收;二、如中央不便出面处理时，请授权地方政府，对该会在重庆之活动，相机予以适当之措处。”[1]
8月6日清晨6时半，在国民党当局指使下，重庆市总工会分五路在警察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接收”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动协会分会以及小龙坎、猫儿石和化猫区的工人福利社。逮捕福利社主任周颖等38人。第二天将其中的22人移送重庆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八·六事件”。
事件发生后，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等进步报纸即时报道，揭露国民党的暴行。消息传到上海后，朱学范召集在沪理事举行临时会议，商量了四条要求：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二、查办此次不法行为的主犯;三、退出被动力强占的机构;四、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制止发生同类事件。理事会向世界工联、各国总工会，特别是美国劳联和产联发电报，说明事实真相。会上还推派朱学范、陶百川、周学湘三人去南京进行交涉。
8月8日，朱学范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事件经过，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要求。还请美国工界援华基金监事会秘书章元善出席作证，说明劳动协会一切账目都经过会议事务所审核后报监事会核销，并在《中央日报》、《大公报》上公布，用事实戳穿了国民党当局捏造的劳动协会贪污美国工会捐款的诬陷。
这次记者招待会影响很大。《新华日报》发表《声援朱学范先生的呼吁》的社论。上海市一百多个工会组织的代表到劳动协会总部慰问。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区产业和职业工会以及基层工会等40个工会，汉口市总工会，四川、成都、杭州等地的邮务工会纷纷给劳动协会发来函电声援。8月14日，朱学范和顾锡章代表《中国工人》周刊社举行文化界招待会，熊佛西、安娥、臧克家、冯雪峰等60多人出席。当晚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等68位文化界著名人士送来慰问信。
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八·六事件”，在国际上也受到严厉谴责。世界工联、英国工会大会、法国总工会、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纷纷来电声援。美国劳联执委会要求美国国务院调查事实真相。美国产联来电慰问，并向美国国务院责问此事。美国工人还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国民党认真解决劳动协会问题，否则要求美国政府考虑是否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国际国内舆论对“八·六事件”反映之强烈，大大出乎国民党政府的意料之外。8月18日，陆京士给朱学范送来一封信，要他“即速再电国外有关团体说明此事系重庆总工会之纠纷，现中央已派员彻查依法处理中”。企图为国民党政府推卸责任，以蒙蔽国际舆论。还要他在三天内将劳动协会内部的“左倾分子立即停职”。“今后勿再有宣传工作”，企图阻止劳动协会揭露国民党政府摧残民主工运的政治斗争活动。还要他在9月份“召集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商讨调整内部及改选办法。”朱学范对陆京士这种咄咄逼人的无理要求，没有理睬。过了两天，陆京士派包华国送一份给国外工会团体的声明稿给朱学范，要朱签名发出，被朱当面拒绝。这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就美国工会对“八·六事件”的强烈反应给外交部电报中特别指出，“美国产联除电请美国国务院调查并准予派员赴华调查外，应转请贵国政府返还被封所址，释放被拘人员，并将本案查明见复”，“查美产业工会联合会会员六百余万，其所属之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左右政治之势力，不可漠视……”顾维钧这封急电，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很大震动。世界工联将于9月16日开会，可能提出讨论劳动协会问题，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伤脑筋，要赶紧在会期之前采取弥补遮盖措施。9月6日，朱学范接到吴开先的电话通知：蒋介石要在庐山召见。次日，吴开先陪他上庐山。10日上午，由沈昌焕陪朱学范去见蒋介石。他向蒋简要陈述了“八·六事件”经过，特别强调劳动协会福利机构是美国工会捐款办的，美国人对此非常关切。朱向蒋提出释放被捕员工，退还被占机构，以后不要再发生此类事件三项要求。蒋介石听了“嗯”了几声，然后说“好吧，可以”。又以严肃的口气对朱说：“他们出来后，你一定要管住，要他们老实一点!”朱学范走出蒋介石会客室时碰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马歇尔在客厅里等着，互相打招呼。朱学范当时意识到蒋介石的态度同美国的压力有关。
蒋介石召见之后，吴开先对朱学范说，陈立夫、谷正纲同重庆党团负责人共同商定，并且呈报蒋介石同意，要他回上海后发表宣言表明政治态度，将解放区工会排斥出劳动协会;立即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进行彻底改组;重庆的福利机构由劳动协会和重庆市总工会共同组织。朱学范想，在当时的情势下，如果完全拒绝，国民党当局不会放他下庐山回上海，就对吴说：好吧，我回去考虑考虑怎么办吧。
当天下午，蒋介石给重庆市长张笃伦发去密电：“关于劳动协会事，希依陈部长等五人佳电即速处理，闻世界劳协(按：即世界工联)将于16日开会，必须如期办理完毕，具报为要。”重庆地方法院在9月15日前匆匆忙忙地允许劳动协会被捕人员陆续取保释放，但仍对朱学范、易礼容、周颖等人提起“公诉”。国民党当局保留这一手，准备在朱学范不愿俯首屈服时可以随时依“法”拘捕他到重庆候审。由于朱学范采取敷衍推脱的办法，到9月30日，吴开先、陆京士给他转来了陈立夫、谷正纲从南京发给他们的两封密电[1]。说：“劳协改组事应照牯岭商定办法扫除共产党参加，并由劳协发表宣言公告社会”。此事“务须绝对办到”。“劳协彻底改组”，“其公开反共宣言务必发表”。吴开先在附信中要朱学范“即来商洽”。朱学范没有去找吴开先，吴又送来一信，对他下了最后通牒：“劳协改组办法及发表宣言事弟决请兄务必履行诺言，如兄认为与兄之立场有关，只能请兄让出劳协理事长之职，请他人暂行出面来做此事，二者之间请兄自择决定之为要。”正当陈立夫、谷正纲、陆京士、吴开先不断加紧逼迫朱学范公开发表反共声明时，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当日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朱学范又面临着一个难题，他是劳工界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当时，吴开先又催促朱学范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振纷纷表示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指责国民党违反政协精神。他的英文秘书俞志英把香港《解放周刊》上刊登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大会”的文章的内容告诉了他。朱学范经过认真考虑，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但是，以后怎么办呢?朱对俞说，我想找刘宁一，并请他问问周恩来副主席，听听他们的意见。朱学范与刘宁一商谈后，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刘宁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议朱学范速离上海，将劳动协会总部迁到香港。在离开上海之前，发表一个声明，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朱学范对这关系今后前途大事，经过再三考虑，于11月10日晚，他与刘宁一会面，郑重地对刘说：“我已经下了决心，立即离开上海，去香港”。当晚商量声明的内容，由俞志英记录下来，他逐字逐句地斟酌了一遍，表示同意。声明全文如下：
“由于政府企图不断地摧毁劳工界之统一，强迫中国劳动协会排斥解放区工会于其组织之外，并强迫中国劳动协会公开反共，而本会认为无此必要，本人为此只有离开中国。政府强迫本人参加非法的一党国民大会，而此一党国民大会本人决不承认其为能代表全国人民之愿望也。政府对此举不满，想造罪名，立即将本人予以逮捕。政府又图假借中国劳动协会名义发表一公告，反对共产党及民盟，但此决非中国劳动协会所同意，也决非工人阶级能允可。本人离沪赴港，因局势危殆，难以在沪继续活动，但本人奋斗仍将努力不懈。”
翌日，朱学范乘飞机到了香港。11月18日，上海《联合晚报》刊登了朱学范的声明。
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朱学范公开发表一个反共声明，妄图排斥解放区工会以分裂工人运动，而朱学范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了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当局便采取卑劣的手段对付朱学范。1946年11月25日午后3时，朱学范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家中出来，乘人力车回住处，途经庄士顿道英国海军俱乐部门前，一辆神秘的汽车突然从后面撞来，将他从车上甩出一丈多远，倒在路旁，昏迷过去。香港当局把他送进玛丽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右肩骨受伤折断，需住院治疗，并采取了保护措施。
香港《华商报》把他被撞伤的消息传播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慨，慰问电报从国内外纷纷发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以及上海、重庆的进步报纸都刊登了向国民党政府抗议、向他慰问的社论和文章。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从巴黎来电慰问。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工会也来电慰问。英国政府殖民地部部长克拉泼斯夫人适在香港，特由香港官员陪同到医院慰问。刘少奇和解放区工会发来了慰问电，周恩来派刘宁一代表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工会从上海到香港玛丽医院看望他，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慰问，并带来了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动协会的会费，支持劳协在香港开展工作[1]。朱学范非常激动地对刘宁一说：“谢谢党中央，谢谢毛主席、周副主席、少奇同志，谢谢同志们!”他同刘宁一商量了去欧洲共同开展国际活动的事情。
朱学范在玛丽医院养伤期间，1947年1月初，革命前辈何香凝到医院来慰问，朱学范十分感动。何香凝带给朱学范两份香港《华商报》，一份是1946年12月1日，何香凝与彭泽民等六十余人联名致朱德的贺电，祝贺他六十寿诞。一份是报导何香凝与彭泽民等九位民主人士的四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致宋庆龄、毛泽东、张澜、李济深、马叙伦、陈嘉庚等暨全国同胞的电文，公开反对国民党一党“国大”通过的“宪法”，表示誓不承认，并号召海外侨胞群起而反对之。朱学范看到何香凝在新年前后做了这么多工作，甚为钦佩。何香凝临行前问朱学范今后的打算。朱说，伤愈后准备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朱学范出院不久，看到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的《对时局的意见》，其中提出“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他对此深为赞同。4月底，朱学范拜访李济深，李拿出刚收到冯玉祥于1947年4月27日托人从美国带来的亲笔信。信中迫切希望李在此历史的关头联络各方，团结反蒋。李济深对朱学范说：冯将军的信上最后着重提到“我们该当怎样联络起来”，这绝不仅仅是要求通信联络而已，而是希望我们回答他的是怎样联络一切国民党内渴望民主和平的人士团结反蒋，促其停火的问题。李接着问朱在劳工方面将作何种打算?朱答道：劳工方面也是主张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李与朱相互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也要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挽救时局[1]。李留朱共进晚餐，并将最近作的《抵港抒怀》一诗赠送朱学范。诗曰：“匡时无计漫呼天，策短徒悲马不前。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风今已靡前贤。”此诗表达了李这次从上海到香港，卖掉了他在南京的房产作为经费，来联合国民党内和各方爱国人士，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开展民主进步活动的心情。朱学范见到李济深后产生了一种新想法。在坚持与解放区工会联合贯彻二十三政治主张的同时，再利用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劳工运动方面的影响，追随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进行倒蒋斗争[2]。
朱学范在会晤李济深后的第三天下午，应李济深之邀同往何香凝家中。三人一致认为内战形势已到最后决战阶段，决定即日开始筹备，尽快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为推翻蒋政权发挥一个方面的作用。何香凝急切地说：“刻不容缓，立即行动!要相信国民党军政界中有很多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争取一个就少一个内战因素，多一份和平力量。”何香凝问朱学范何时出国。朱说，最迟在5月下旬。李济深和何香凝嘱朱学范乘出国之便，绕道纽约，一定要见到冯玉祥将军，把当天三人会谈的情况和主张讲给他听，并征求他的意见;取得他的支持。朱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5月4日，李济深邀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福民、陈此生和朱学范到他家中聚会，商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到香港共商成立新的革命组织的大计。由朱学范赴美征求冯玉祥的意见。李济深宣布：“今天是新组织筹备会的成立之日，从今天起大家要用实际行动，投入筹备工作。”
5月8日，朱学范从香港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朱学范在会议上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压迫工人群众、破坏工会组织、迫害工会领导人的罪行。6月，朱学范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局理事会会议，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中国劳工运动的暴行。7月，朱学范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工会领导人会晤，于纽约在美国劳工通讯社社长爱泼斯坦的协助下，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中国劳动协会和他本人的暴行，得到了新闻界的同情。《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短评，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劳工运动的暴行。
同月，朱学范绕道旧金山看望冯玉祥。朱向冯汇报了李济深、何香凝和他在香港商议尽快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联络一切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团结反蒋介石政权的主张。冯听后痛快地表示：“成立组织，推翻蒋政权，我赞成。”两人畅谈了三天。冯认为在香港只搞政治影响，造造舆论，在一定范围内，英国人是不会过于干涉的，如果超出范围，公然提出推翻蒋政权，恐怕他们是要不客气的。当前要多做准备工作，等待时机，革命组织的成立不妨略迟一些。朱学范透露了李济深想敦请冯出来领导这场斗争。冯玉祥则认为现在要联合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组成革命组织推翻蒋政权，应请李济深出来主持工作最为合适。冯玉祥写了一封信，托朱学范带给李济深。朱学范告别时，冯对他说：“我们的革命组织一旦在香港成立，他就赶来参加。”朱学范没有料到，他与冯玉祥的这次长谈，竟成永诀。
8月底，朱学范从美国回香港后，与梅龚彬、陈此生一道向李济深、何香凝等汇报。李、何看了冯玉祥的信，对所谈各节均表示赞同，唯独李济深对要他领导一节，仍希望大家审慎考虑。10月初，柳亚子到达香港，带来了上海方面(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意见，他们同意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并提议这个组织定名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李济深即召集朱学范和蔡廷锴等筹备小组成员专门讨论柳亚子带来的意见，不少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这个名称可以考虑。于是李济深立即分别征求宋庆龄、冯玉祥的意见。 10月16日，冯玉祥复信表示赞同。不久宋庆龄从上海捎回口信给何香凝说：“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即《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何香凝即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可以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当时，除了李济深、朱学范几个人外，都不知道内幕，认为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议，是何香凝提出来的。
11月3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定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福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和朱学范为委员，柳亚子兼秘书长，讨论通过了上书孙夫人，盼望她“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12月初，得到孙夫人的复信，表示赞成和支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她认为以不来香港为好，可请何香凝参加。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朱学范当选为中央常委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学范因参加世界工联在巴黎举行的执行局会议，已于1947年11月25日离开香港，没有出席成立大会，因为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所以提前一个月在成立大会签到簿上签了名。
为新中国的建立和邮电事业的发展而斗争
1947年11月，朱学范出席巴黎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会后他到了伦敦。不久，刘宁一和俞志英也一起来到伦敦。刘宁一对朱学范说：“中共中央邀请你去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参加解放区工会大会，我陪同你去。”朱学范笑着说：“有你这个解放区的主人陪我前去，事情就好办啦!”
朱学范为这一历史性的重要行动，写了一个声明，俞志英把声明翻译成英文并打印六份，送给朱学范逐份签了字。这就是1948年1月8日在伦敦发表的《朱学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说：“我们生长在国民党区的每个工人都遭受着蒋政权的特务残酷压迫和美帝国主义的无情蹂躏，我们工人的生活深深地陷入于饥饿恐怖的深渊。这种情况我们工人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宣言》指出：
“由于中国人民力量日益强大，我们深信蒋政权在不久将来一定崩溃，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中国的阴谋一定失败。处在目前的局势中，只要敢于斗争，我们工人的光明前途一定能够达到。因此，我们以万分热忱号召全国工人采取有效的行动!(一)拥护消灭蒋政权的民主革命运动。(二)拥护及帮助全国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彻底铲除封建制度。(三)拥护一切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力量，来造成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四)反对魏德迈及马歇尔计划。按照这条道路斗争下去，我们就能有解放中国工人的伟业及获得最后胜利。”[1]
1月12日，朱学范还以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给世界工联执行局写了一份提案，要求世界工联采取措施反对马歇尔计划。
2月中旬，朱学范、刘宁一和俞志英先后到了布拉格。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经过苏联前往东北解放区。
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一行到了哈尔滨，受到了东北解放区和哈尔滨市总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29日，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的激情致电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了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范深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3月4日，朱学范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复电对朱学范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2]。
复电给了朱学范极大的鼓舞。他决心同解放区人民一道为推翻蒋政权、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到底。
为了了解解放区，为了从已经翻身当新社会的主人的工农大众身上汲取力量，朱学范向李立三提出到农村、工厂、煤矿参观、学习一段时间。李立三很赞成他的想法，派了一位秘书陪他前往绥化县双合区刘家乡住了10天，又到了佳木斯、牡丹江等城市参观了两个煤矿、两个发电厂和其它十几家中小工厂，度过了40天的体验生活的旅程，并在佳木斯过了他在解放区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朱学范回到哈尔滨，住在工会宿舍里，同李立三经常见面。李立三随时把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4月30日，朱学范看到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表示完全拥护。他想，为了实现“五一”口号中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在工人阶级和工会方面，就面临着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问题。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李立三，向大会筹备委员会建议，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发起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筹备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电报[1]，同意了他的建议，要他提出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团名单。他提出了劳动协会出席六次劳大的十位代表名单。他受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将在大会上作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
7月31日，召开大会预备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全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宁一、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上海代表团团长汤桂芳、天津代表团团长周青的提议，为了继承中国工会运动的革命光荣传统，为了统一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集中工人阶级力量联合一切民主爱国阶级，更快地推翻国民党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决定将大会定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将由大会产生的全国组织恢复历史上的光荣名称，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李立三在开幕词中，回顾历次全国劳动大会和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的时候，还讲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与朱学范和劳动协会合作开展活动这段历史。李立三说：“在抗日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曾经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在敌后领导抗日参加游击战争。再一部分则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同志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斗争。”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团体会员，实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陈云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为副主席。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朱学范参加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讨论。11月25日，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1] 中共中央关于职工代表大会议程等问题的指示。1948年3月18日电报藏中央档案馆。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朱学范、高崇民和李德全八人，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1949年1月，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全部来到了沈阳。1月7日，李济深一行秘密离开香港，到达大连。李富春和朱学范前往大连迎接他们到沈阳。朱学范同李济深对布拉格通讯中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谈，取得一致意见。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对革命领导问题，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30日，傅作义与中共经过和谈后，率部起义，北京获得和平解放。
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这批先后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的民主人士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从沈阳来到北平。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朱学范是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的。朱学范在会上发言，说：他深深感到参加这次会议的责任重大，新中国工人阶级将处于领导阶级的地位，自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团体的代表来参加会议，一定要努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尽一份力量，决不辜负全国工人的期望。会议后，朱学范就投入共同纲领小组的工作。
在六次劳大后，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与朱学范联系。这一回陈云找他谈话的内容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邮电部。陈云向他正式提出，中共中央希望他在新中国中央政府里担任邮电部部长[1]。他听了感到有点意外，诚恳地对陈云说，部长还是让共产党的老同志担任，他还是做一个副手、协助工作为好。陈云说：“你是邮工出身，懂邮政业务，你还在苏联考察过邮电建设，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希望你不要推辞。”他觉得中共中央这样信任他，自己应当为新中国人民政府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人民，所以就允承了。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朱学范为政务院邮电部部长。10月29日，他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说：邮政、电信事业随着今天伟大的建设，依靠广大邮电职工的努力，一定有着伟大的将来。
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和民主改革，都需要邮电通信来传达政令，沟通联系，推进工作。然而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支离残破的邮电设施，全国仅有31万门市内电话，25%的县城没有邮政局，从北京寄到拉萨的信要绕道印度才能送到，大部分县没有电信局。为了开拓新中国的邮电事业，他领导邮电部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实行“邮电合一”、“邮发合一”的管理体制;重视对旧邮电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废止带有封建等级性的旧邮政职称，如“邮差”、“信差”、“力夫”、“杂役”。1962年他率领工作组到北京市的通县、怀柔、昌平、上海市郊区各县分支局所，调查邮电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一面调查，一面研究整理，把在北京和上海的调研成果形成了《县局管理手册》和《市局管理手册》;他重视邮票发行、倡导集邮活动，亲自组织一些重要纪念邮票的选题和设计;重视国际邮电交往，代表国家和邮电部门签订了一系列双边邮电协定，在一些国际邮电活动中表现了泱泱大国邮电部长的雍容风度。
朱学范担任邮电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的重要职务，他在百忙中，每年都安排一定时间深入到邮电基层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特别是坚持与职工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站柜台，卖邮票，热情接待用户，有时给出班前的投递员擦自行车，有时到厨房帮厨，深受职工和顾客的赞誉，并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表扬[1]。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公布后，朱学范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夙愿，积极响应和倡导实现两岸直接通邮。他说：“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先声，通邮又是“三通的先声”。他通过各种会议和境内外报刊，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并对台湾广播，多次会见台湾邮电故旧，殷切期望两岸邮电同仁密切合作，广开通邮渠道，促使两岸早日直接通邮。
1981年，朱学范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仍十分关心邮电工作，他说：“作为一个老邮工和首任邮电部部长，我的心始终是和邮电事业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他在古稀之年，先后应邀深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烟台等开放城市，调查了解邮电通信的紧张状况，与地方政府领导和邮电干部研究加快实现通信现代化的方案。1984年，朱学范应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邀请，到上海指导邮电通信建设，制订邮电发展规划。他在上海用了三周时间，召开了多次调查会，邀请工程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共同商讨，写了一个《关于加强上海邮电通信建设缓和通信紧张状况的汇报提纲》。1985年，朱学范三次到上海和烟台等地调查研究电信建设的情况，并协助两市提出了加快发展通信建设的方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写信，并就加快发展我国通信事业提了四点建议：依靠国家给予的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通信网;多种渠道，采取应急措施并同长远规划相衔接;发展通信要有重点地进行，分层次推进。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完全赞成朱老的意见”[1]，同时，朱学范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视察邮政，十分关心邮政的处境，提出了“以邮养邮”的对策。开始时有许多人不理解，认为按照世界各国惯例，邮政应该由政府养;按照中国邮政的现状，“以邮养邮”也实在养不起。朱学范认为：邮政要走出困境，光靠政府是不现实的，提出“以邮养邮”，就是把政府对邮政的立法保障、政策支持和邮政企业的自身努力结合起来，也就是“政府立法保障，邮政自主经营”。他十分重视邮电法制建设，关心邮政法、电信法的起草情况，在他的帮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期间审议通过。
1987年，朱学范任民革中央主席后，经常强调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民革工作的重点。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然时刻关心祖国统一问题，反复嘱咐前去看望他的民革同志，一定要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
1996年1月7日，朱学范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他的骨灰安葬在上海市金山县枫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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