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一个贫寒家庭。张澜的父亲张文卓(号海楼)，是南充县的秀才。他为人正直，品学兼优，厌恶官场，无意仕途。他与王氏夫人有四子七女，但仅有不足四亩的田产。为维持生计，张文卓在一座古庙里办了一个冬学，以资补贴，仍入不敷出，全家只得迁居到西充县永清乡租赁王姓地主家的田地耕种，长期过着勉强糊口的清苦生活。张澜排行第三，自幼半耕半读，到二十几岁还常常破衣赤足。但他勤劳好学。在读书识字和农事耕作方面，他的父亲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从父亲那里，他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史诗赋的启蒙教育，也接受了艰苦朴素、刚正不阿的性格熏陶。1894年张澜考中秀才，不久补为廪生。他深得顺庆府兼南充县学教喻骆文廷的赏识，被聘请到广安县紫荇书院任教习。此时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全国鼓动维新运动。维新思潮的传播，使士林耳目为之一新。紫荇书院就是在这种新风气的推动下由蒲殿俊等人创立的。张澜在该院一面执教，一面自学，开始突破程朱理学而讲求经世致用学说，崇尚古今有志改革之士。他同蒲殿俊等人一起倡议破除迷信，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维新运动遭到失败，但维新思想已深入人心。1900年，张澜因父亲逝世回到南充，继承其父的教馆主持教学，同时又受业于南充著名的维新派举人谢怀宣[1]。张澜从谢怀宣那里更多地了解了朝廷的腐朽昏庸和维新变法的意义，更加坚定了改造社会的意志。
1903年，张澜获得了一个机遇。他以成都尊经书院优等生的资格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深造。他先是被选入尊经书院攻读经义。骆文骧担任掌院[2]。在一年学习中，他刻苦地攻读了诸经中最难读懂的《仪礼》。他攻读经书并不拘泥于古人的注释，而是在维新思想指导下，对新思想与旧思想作比较研究，使自己既通晓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和文物制度，又确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也许正是这一年的潜心研究，为他奠定了一个学说上的基础，从而使他能在40年代写出了《说仁·说义》、《墨子贵义》等学术著作，批判地继承儒家和墨家的仁义学说，对仁义作出了古为今用的一些新的解释。到日本留学，大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发生了一生中第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而日益富强，清朝固守陈规而日趋腐败，两相比较，使张澜深深地产生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极大地强化了他的维新思想。
张澜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时期，也是他置身于改造中国的思想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形成了这样一些思想：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认为世道是变迁的，因而主张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讲“仁”就应该爱民，提倡民主、平等;讲“义”就应该为人正直无欺。对于人的价值观、生死观，他主张：“人的价值，不在生与死这两面，要看他生前是不是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在生[前]真的有益于人民，死后人民自然要永远纪念他。”“在生[前]如果损人利己，人们只望他早日毁灭，即使把他一时莫可奈何，也会像‘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那样地诅咒他。”[1] 在这样一些思想指导下，张澜开始行动起来。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参加中华留日学生会发起的拒绝出席清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为慈禧太后70生辰举行的祝寿活动，倡议慈禧太后退朝，让位给光绪皇帝，实行维新变法。结果遭到清政府的迫害，毕业后即被押送回国。
他的第二个行动是，回国后致力办新学。1904年张澜回到家乡担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他建立实验室，推荐新派人士来校开设理化、体育、外语等新课程，订立许多新的制度规章，把府中办成一所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新式学校。朱德曾在该校求学，后来他对史沫特莱回忆说：“我常和其他同学聚到教师们家里。大部分教师是改良派，其中一名就是张澜。”“这些教师在讲课时和平常的谈话里，都隐约地夹杂着间接的反清政治宣传。他们并不明显地提到清朝两个字，只是反对‘旧制度’。我们深知此中意味，也不明说出来。”[2] 不久，张澜赴成都，先后受聘为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和东文学堂学监。为了革新教育，他联络刘士志、熊涛、徐子休、罗纶、王又新等教育界人士，向四川省当局提出了改进全省教育的方案，并对政治有所指责。从此，张澜遭到了四川省当局的忌恨。1906年春夏，成都的新学堂联合在南校场举行体育运动大会。巡警借故打伤学生。张澜对巡警的蛮横无理十分气愤，立即联络了几所学校的校长，向巡警道抗议，要求向学生赔礼道歉。当局本来就对张澜不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张澜愤然辞职，返回南充。张澜的刚直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他与王又新等六名教育界人士被誉为“六君子”，在社会上初露头角。
张澜的第三个行动是，反对贪官污吏。他回南充后，担任了顺庆府中学监督，同时开办了民立高小和初小两所小学以及端明女校等。他大力推行新的教育制度，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妇女，南充风气为之一新，远近传颂，慕名而来南充求学者日众。与此同时，张澜还约集地方人士，创设了农会、工会、商会的“三会公所”，发动学生，开展了反苛政、反贪污、反对浮收粮税的活动，南充的知县邓隆为此对张澜恨之入骨，欲以“妄图抗粮”的杀头大罪加害于张澜。但怯于张澜受民众拥护，不敢贸然动作。四川有这样一首民谣：“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官府无奈表方何!”这个“七品知县”就是指邓隆。川省提学使欲笼络张澜，答应让他担任提学司的要职，张澜没有接受。1909年四川省成立咨议局，蒲殿俊、罗纶担任了正副议长。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咨议局议员。张澜认为清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咨议机关徒有空名，因此婉言谢辞。
青少年时期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中和乡一个贫寒家庭。张澜的父亲张文卓(号海楼)，是南充县的秀才。他为人正直，品学兼优，厌恶官场，无意仕途。他与王氏夫人有四子七女，但仅有不足四亩的田产。为维持生计，张文卓在一座古庙里办了一个冬学，以资补贴，仍入不敷出，全家只得迁居到西充县永清乡租赁王姓地主家的田地耕种，长期过着勉强糊口的清苦生活。张澜排行第三，自幼半耕半读，到二十几岁还常常破衣赤足。但他勤劳好学。在读书识字和农事耕作方面，他的父亲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从父亲那里，他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史诗赋的启蒙教育，也接受了艰苦朴素、刚正不阿的性格熏陶。1894年张澜考中秀才，不久补为廪生。他深得顺庆府兼南充县学教喻骆文廷的赏识，被聘请到广安县紫荇书院任教习。此时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全国鼓动维新运动。维新思潮的传播，使士林耳目为之一新。紫荇书院就是在这种新风气的推动下由蒲殿俊等人创立的。张澜在该院一面执教，一面自学，开始突破程朱理学而讲求经世致用学说，崇尚古今有志改革之士。他同蒲殿俊等人一起倡议破除迷信，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维新运动遭到失败，但维新思想已深入人心。1900年，张澜因父亲逝世回到南充，继承其父的教馆主持教学，同时又受业于南充著名的维新派举人谢怀宣[1]。张澜从谢怀宣那里更多地了解了朝廷的腐朽昏庸和维新变法的意义，更加坚定了改造社会的意志。
1903年，张澜获得了一个机遇。他以成都尊经书院优等生的资格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深造。他先是被选入尊经书院攻读经义。骆文骧担任掌院[2]。在一年学习中，他刻苦地攻读了诸经中最难读懂的《仪礼》。他攻读经书并不拘泥于古人的注释，而是在维新思想指导下，对新思想与旧思想作比较研究，使自己既通晓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和文物制度，又确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也许正是这一年的潜心研究，为他奠定了一个学说上的基础，从而使他能在40年代写出了《说仁·说义》、《墨子贵义》等学术著作，批判地继承儒家和墨家的仁义学说，对仁义作出了古为今用的一些新的解释。到日本留学，大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发生了一生中第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而日益富强，清朝固守陈规而日趋腐败，两相比较，使张澜深深地产生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极大地强化了他的维新思想。
张澜读书求学的青少年时期，也是他置身于改造中国的思想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形成了这样一些思想：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认为世道是变迁的，因而主张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讲“仁”就应该爱民，提倡民主、平等;讲“义”就应该为人正直无欺。对于人的价值观、生死观，他主张：“人的价值，不在生与死这两面，要看他生前是不是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在生[前]真的有益于人民，死后人民自然要永远纪念他。”“在生[前]如果损人利己，人们只望他早日毁灭，即使把他一时莫可奈何，也会像‘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那样地诅咒他。”[1] 在这样一些思想指导下，张澜开始行动起来。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参加中华留日学生会发起的拒绝出席清政府驻日本公使馆为慈禧太后70生辰举行的祝寿活动，倡议慈禧太后退朝，让位给光绪皇帝，实行维新变法。结果遭到清政府的迫害，毕业后即被押送回国。
他的第二个行动是，回国后致力办新学。1904年张澜回到家乡担任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他建立实验室，推荐新派人士来校开设理化、体育、外语等新课程，订立许多新的制度规章，把府中办成一所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新式学校。朱德曾在该校求学，后来他对史沫特莱回忆说：“我常和其他同学聚到教师们家里。大部分教师是改良派，其中一名就是张澜。”“这些教师在讲课时和平常的谈话里，都隐约地夹杂着间接的反清政治宣传。他们并不明显地提到清朝两个字，只是反对‘旧制度’。我们深知此中意味，也不明说出来。”[2] 不久，张澜赴成都，先后受聘为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和东文学堂学监。为了革新教育，他联络刘士志、熊涛、徐子休、罗纶、王又新等教育界人士，向四川省当局提出了改进全省教育的方案，并对政治有所指责。从此，张澜遭到了四川省当局的忌恨。1906年春夏，成都的新学堂联合在南校场举行体育运动大会。巡警借故打伤学生。张澜对巡警的蛮横无理十分气愤，立即联络了几所学校的校长，向巡警道抗议，要求向学生赔礼道歉。当局本来就对张澜不满，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张澜愤然辞职，返回南充。张澜的刚直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他与王又新等六名教育界人士被誉为“六君子”，在社会上初露头角。
张澜的第三个行动是，反对贪官污吏。他回南充后，担任了顺庆府中学监督，同时开办了民立高小和初小两所小学以及端明女校等。他大力推行新的教育制度，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妇女，南充风气为之一新，远近传颂，慕名而来南充求学者日众。与此同时，张澜还约集地方人士，创设了农会、工会、商会的“三会公所”，发动学生，开展了反苛政、反贪污、反对浮收粮税的活动，南充的知县邓隆为此对张澜恨之入骨，欲以“妄图抗粮”的杀头大罪加害于张澜。但怯于张澜受民众拥护，不敢贸然动作。四川有这样一首民谣：“满天云雾盖果州，七品知县面带愁，督邮难见张三面，官府无奈表方何!”这个“七品知县”就是指邓隆。川省提学使欲笼络张澜，答应让他担任提学司的要职，张澜没有接受。1909年四川省成立咨议局，蒲殿俊、罗纶担任了正副议长。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咨议局议员。张澜认为清政府并无立宪的诚意，咨议机关徒有空名，因此婉言谢辞。
在四川保路风潮中
1911年，张澜卷入了辛亥革命前夕的保路风潮。这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参加领导四川的保路运动并逐步和人民群众的反帝反清斗争相结合的一段有声有色的政治经历。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开始在中国争夺矿山开采和铁路建筑权。四川等省人民开展了保卫铁路修筑权的斗争，提出了自办铁路的要求。1903年，由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发起，建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1907年，该公司由官办改为商办，计划自修一条东起宜昌，途经万县、重庆，西至成都的铁路。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于1911年4月11日突然发布一道上谕，宣布铁路国有政策。5月，又借铁路国有的名义，将原本已答应由政府监督、人民自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接着，清政府将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关于借款筑路的合同。于是，激起了湘、鄂、川、粤人民的反对，四川人民的反抗尤为激烈。
为了壮大声势，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形成了以股东会为大本营，以咨议局为后盾，以保路同志会[1] 为先锋的三位一体的争路体制。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在省股东代表临时会，以与保路同志会相呼应。张澜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了会议。张澜在会上正直敢言，突出代表了与会者那种“死中求生，惟先决死。能舍一部分之死，方可得全队之生”[2] 的为保路决一死战的精神，在股东代表中受到赞扬。
8月3日，为了给即将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助威，四川保路同志会召开全体大会欢迎股东代表，到会者近万人。张澜以股东代表身份发表演说，炽烈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张澜在演说中针锋相对地警告赵尔丰：“有谓君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3]。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吾人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事固起于盛宣怀，今则不止在一盛宣怀，有障碍吾等破约保路者，非盛宣怀亦盛宣怀。”当时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第28号报告中，描述：“股东中所推代表张君表方发表演说。张君本吃于口，然字字血忱，语语精神。当时会中有狂呼者，有掩泣者”，“当张君言时，激昂慷慨，万众且泣且呼。”并评论说，“同志会众皆谓能补本会所未及。”
之后，在同年8月5日正式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上，经五百余代表投票选举，张澜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副会长(颜楷为会长)。张澜在参加领导四川保路运动之初，表现了一种不达“保路废约”誓不罢休的精神，但总的来说尚未脱出立宪党人温和斗争的框架。一份张澜参与主持的股东会的“公呈”这样写道：“窃惟川省川汉铁路公司，拮据创办，路工正在进行，忽传将收归国有，股东等血资所聚，万命是依，不能不遵据律章，特开股东会议。譬如临危将死，召家人为永诀之辞，兼部署其身后之事。此即使暴客操刀，刑官决犯，恐亦不忍不贷以须臾，俾得从容尽意。”[4] 张澜和他领导的股东会所采取的斗争手段，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质问邮部”(邮传部)、“呼恳(川督)代奏”等请愿乞恩的方式。
正当四川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对张澜等人嫉恨已久的赵尔丰，于9月7日对张澜、罗纶等八人实行诱捕。张澜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修铁路，断不能认为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认为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把路权出卖给外国，这将是引狼入室、危害不浅。赵尔丰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拍案大叫：“张澜太横强!”随即拘禁了张、罗等人。张澜没有被吓倒。
赵尔丰原想通过对川绅施加压力，平息四川人民的斗争，结果反而给人民的保路斗争火上浇油。张澜等人被捕的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督署衙门，群情激愤，人声鼎沸，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打死三十余人。成都血案发生后，各州县闻讯赶来支援。赵尔丰继续弹压，人民群众前赴后继，死者不可胜数。群众运动再次突破了立宪派领导人所划定的轨道，迅速在全省燃起了武装起义的烽火，使保路运动形成燎原之势。清廷派端方率鄂军从湖北入川救援，中途兵变，端方被杀。赵尔丰“黔驴技穷”，又慑于四川人民武装起义的威力，不得不于11月1日将张澜等人“礼请”出督院，蒲殿俊、罗纶等人亦被释放。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澜作为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以其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出了贡献。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于成都宣告成立。随之发生成都兵变。 12月8日，在平定兵变后重新建立军政府。张澜被聘为军政府参赞，后又出任川北宣慰使。张澜到职后，即着手惩办清朝余孽，除暴安良，打击土豪劣绅利用哥老会假冒同志军搞武装叛乱的阴谋，遣散巡防军500人，安置散兵游勇，整编保路同志军，川北秩序逐渐稳定。他还和地方人士共同创办学校发展实业。张澜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为政清廉，因公负债600多串(钱)，自己卖租产、借债偿还，得到川北人民的爱戴。
从拥袁到反袁
1913月3月，张澜与蒲殿俊、罗纶等在四川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同赴北京出席定于4月8日召开的国会。袁世凯为了压倒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在国会召开前密谋暗杀了宋教仁，在国会召开期间又指使梁启超以民主党为主体合并共和党与统一党为进步党。张澜被蒲殿俊拉入了进步党。但不久张澜就察觉到进步党只是一个钻营私利的党派，毅然宣布退出，退回了党证。
在参加国会期间，张澜参加联署弹劾国务总理赵秉钧及财政总长周学熙的提案。赵秉钧实际上是暗杀宋教仁的主谋，他与周学熙都是袁世凯的心腹要员。张澜还联合川籍议员致书袁世凯，要求撤换“失政殃民”的川督胡景伊，遭到袁世凯的拒绝。10月6日，袁世凯派军警包围国会强行选他为大总统。张澜虽然也投了票，但从中看到了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更产生了不满。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在达到当选大总统的目的后即解散了国会。蒲殿俊留在北京混迹于政界，张澜与罗纶离京返川。在归途中，张澜屡见官兵以剿匪为名大肆残杀掠夺百姓的景象，对袁世凯的统治越发失望。张澜回抵南充后，担任了县立中学校长。他时常向学生揭露袁世凯的专横和野心，并组织学生军事训练，静待时局的变化。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竭力制造恢复帝制的舆论，年底即正式宣布承受帝位，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他的僭号丑行立即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反对。12月24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正式通电讨袁，建立护国军。蔡锷担任了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张澜在北京参加国会期间已结识了蔡锷，闻讯立即响应，派出了杜步云去云南与蔡锷取得了联系。张澜还与罗纶等人策动川军驻南充的混成旅旅长钟体道，鼓动他响应反袁的护国运动。1916年3月28日，张澜在南充成立了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张澜任政务长，钟体道任总司令，罗纶任参谋长。这是四川最早树起的一面反袁旗帜。张澜在川北本来就声名卓著，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川北护国军广集枪支，扩充队伍，发动二十余县的民团起义，改编了各县的警备队，在川北造成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4月上旬，张澜以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正式发布文告，历数袁世凯违背约法，窃国称帝的罪行。此后，川北出现了一片讨袁声。张澜在川北领导的护国运动，有力地配合了蔡锷在川南的进军，使陈宦陷于南北夹持之中。5月初，张澜致函陈宦，晓以大义。信中说：“顷阅报载，康有为、汤化龙致书于大总统，皆请其去位，以弭兵端;如再据位自固，必招大乱。”“今日之国是，莫先于此，弭今日之乱祸，亦莫要于此。”[1] 陈宦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张澜的劝告，遂与蔡锷达成妥协，于5月22日宣布四川独立。影响所及，湖南也宣布独立。袁世凯深感众叛亲离，6月6日，在恚恨交加中死去。全国人民拍手称快。
1916年7月底，蔡锷进入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职。蔡锷对张澜十分敬重，入成都不久即电荐张澜为四川省嘉陵道道尹，并派杜步云持亲笔信给张澜。这是意欲请张澜出面调解罗佩金、刘存厚、周骏等人的矛盾。张澜担任道尹后，立即着手革新政治。他果断地处决了冉射平等川北一批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恶霸，大长了民众的志气。他整编了北洋军的散兵，加强了钟体道的部队。他厉行精兵简政，罢贪官，奖廉能，使嘉陵道上间舍无恐，百姓为此交口称赞。张澜还几次应蔡锷之约，赴成都调解罗佩金与刘存厚之间的矛盾，但几经斡旋，都没有成功。1917年2月，张澜再赴成都调解，仍无结果。张澜迭电北京政府告急。指出：“罗督军裁军失平，致激川军全体抗议，势成水火，……罗督军调兵索饷，备战益急。川军各师地处危疑，力谋抵抗，祸发在迩，人心惴惴。”要求：“即派大员来川彻查，分别功罪去留，庶几川乱可平。”但北京的权贵们正热衷于自身权力的角逐，无暇南顾。滇军和川军终于在4月中旬发生大战，结果是川黔联军击败了滇军，罗佩金败逃川南。北京政府任命戴戡为四川省长。戴戡又把省长、督军和军务会办三职集于一身。张澜屡劝他让出一职给刘存厚，戴戡利欲熏心，执迷不悟，不听劝告。于是，黔军与川军矛盾激化。7月间，黔军与川军大战。结果是黔军全师覆没，戴戡自杀身亡。8月至11月，北京政府先后任命张澜为四川省省长，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刘存厚为军务会办。护国运动以来四川的兵争终告一段落。
张澜担任四川省省长后，力行新政。他废止苛捐，严禁贪污，反对封建，洁身自爱，清廉奉公。在用人方面，不存党派偏见。例如，他起用了颇有才干的国民党员潘大道担任政务厅厅长的要职，引起进步党人士的不满，但他力排众议，坚持了任人唯贤的原则。然而，张澜却没有能力去克服军阀混战，没有能力使四川人民摆脱战乱的祸害。张澜急电北京政府：“南北战争，经年做扰，南方既允言和，转有攻闽粤之举;北方本主停战，复出两路征南之兵。”“顷拳大总统有电，布告停战，……川军据前日之明令，通电停战，讵滇、黔昨日突在叙府、富顺、内江等处进攻，似此兵祸相寻，乱曷有极?迫切陈词，为民请命。”[1] 这个电文已明显表露出张澜对北京政府实行“武力统一”政策的不满，对南北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怀有深切的忧虑，希望北京政府能拿出制止四川战祸的良策。张澜当时没有能够识破段祺瑞政府搞的是假共和，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
在五四运动前后
张澜于1918年2月进京，一直居住到1920年8月才回四川。在此期间，北京政府依旧承认他是四川省省长，在北京设立了“四川省长行署”。张澜力所能及地为四川人民办了一些事。7月间，他把四川濬川银行在北京的分行改组为总行，对分设在汉口、宜昌、上海、芜湖的分行也进行了改组，尽可能减少四川军阀对银行的侵扰。1918年底，北京政府忙于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外交斗争，准备同广州军政府举行和平会议，暂缓南北军阀间的矛盾。张澜发表了《告川人书》，呼吁熊克武、刘存厚等四川军界人士“念切桑梓，望速合词吁恳中央，并致电和平会议，将滇、黔军妥为安置，勿使久驻川境，以贴国家地方将来之大患。滇、黔不乏明达之人，必能以国家为前提，而无所于争议。”[1]1919年3月，蔡元培和吴玉章等人积极筹办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张澜很赞成他们的宗旨和活动。吴玉章同张澜商量解决办法，刘伯坚、赵世炎、陈毅等学生代表也找到张澜请求给予帮助。张澜热情地表示支持。他以四川省长名义，会同教育总长，商请交通部拨出川汉铁路股款利息十多万元，用其中一部分提供给华法教育会作基金，一部分借贷给二百多位川籍学生，每人300元作为赴法的旅费，陈毅等人也是这时赴法留学的。张澜提出：“勤工俭学在外国可以搞，在国内也可以搞嘛!”他极赞赏在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经与蔡元培商量后，将一批川籍学生安排到北京大学旁听。生活有困难的学生，获得了资助，在北京大学附近的沙滩办了一个食劳轩饭馆，以营利收入维持读书费用。当时，由于军阀割据的影响和五四运动，一度使交通、邮政受阻，有约500名川籍学生收不到家里的汇款，学生选派了杜象谷为代表去找张澜，请求帮助。张澜及时地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每人借贷了50元，第二年又借贷了一次。在上海、武汉求学的川籍学生，也得到了同样的借贷。不少进步学生解除了生活上的顾虑，更集中精力投入了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
张澜蛰居北京期间，爱国学生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思想文化大解放的运动。在爱国主义和思想解放这两点上，张澜同当时的先进分子李大钊的心是相通的，同广大爱国学生的心也是相通的，1918年12月，北京的《晨钟报》改组为《晨报》，蒲殿俊担任了社长，张澜兼任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实际领导工作[1]。两个月后，李大钊被聘为该报第七版(即副刊)的编辑，使《晨报》明显地倾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的署名文章引起了社会极大的注意。5月2日和4日，该报先后发表社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明确提出了三条主张：第一，请政府电专使坚不署名;第二，请政府向和会宣告脱离关系;第三，政府如让步屈服则吾民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晨报》的激烈言词，明显地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该报大量地详细地报道了北京和各地的学潮、工潮，坚决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和运动的实际领导者陈独秀。同时，连续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劳动与资本》、《大学宜首开女禁论》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这份报纸虽然也发表了一些代表错误思潮的文章，但主要地已成了“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2]。
五四运动后，各种志在改造中国的思潮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张澜也在进一步探索着救国济民的真理，研究各种新思想、新事物。1919年7月间，王光祈(若愚)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九十多人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当张澜看了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名单，其中有李大钊、赵世炎、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等人的名字时，张澜赞许地说：“此乃振兴中华希望之所在，少年中国之干才将辈出。”又说：“振兴中华重任，只有靠你们担负。”他还特地叫杜象谷把名单抄录了下来[3]。不久，张澜又亲自到南池磁器库王光祈住处交谈，并向他借阅了许多有关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张澜当时与李大钊、蔡元培等人都很同意王光祈的工读主义，认为这是一个培养人才、改造中国的好办法。1920年上半年，王光祈试行的北京工读互助团遭到了失败，王光祈赴德国留学，张澜推荐他担任了北京《晨报》驻德国特约通讯员。在此期间，张澜还支持过周恩来在天津、北京的革命斗争，支持过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赴苏俄考察。
这个时期，张澜的思想比以前是大大地丰富了。他开始接触到一些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他是站在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的;他很赞赏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教育应与劳动相结合，把这看作是培育有用人才的好办法。1920年8月22日，张澜因母亲逝世，即日奔丧返川。此时，段祺瑞已在直皖战争中遭失败而下台，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控制了北京政权。年底，大总统徐世昌正式发布命令，免去了张澜所任四川省省长的职务。张澜是带着莫名的愁苦来到北京的，现在则带着在五四的运动中获得的许多新思想离开了北京。
“南充自治”的实验
张澜回到四川后，滇、黔、川三省军阀在川境的混战已经平息，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他希望通过“自治”，拯救百姓于水火。他提出了一个设想：“要搞四川自治，先从川北着手，把南充作为试点，然后推广其它地方”[1]。他的意见得到了吴玉章的支持和鼓励，也征得了熊克武、刘湘、何光烈等人的同意。1921年初，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南充自治”的实验。
张澜推行的“自治”，首先是力图以“民治”反对“军治”。为此，他组织了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张澜在南充召集了有24个县参加的川北善后会议，在他主持下通过的“决议”，突出地反映了他反对军阀统治的思想，并揭露了军阀高唱“自治”的虚伪性。“决议”写道：“查半年以来，全川军队，多至二十余师。日言裁兵，实则裁人之兵，而增己之兵;日言禁止招匪，实则附我者即不认为匪;日言自治，实则只见军治，而不让人民自治。”决议”宣称：“自今以后，不惟一切估派勒捐之款，概不承认;即我人民应纳一切粮税，久已预征，勒取无余，当然不能重纳。”[2] 这次会议结束后，在张澜的号召和影响下，南充即试行了军政分开，军阀只管征收捐税，不得干涉县政。同时试行司法与行政分开，司法独立，行政不得对其干涉。司法处的主任等由民意机关地方法团公推。凡初审及轻微案件的审理，由承审员单独进行;凡复审及重案的审理，则由知事(即县长)和承审员会同进行。除必须保密的特殊案件外，一律实行公开审讯，任人旁听。县知事也由地方法团公推，下设行政处，由两课组成，一课主管教育、实业;一课主管警察、团练等。行政处的主任和课长，由地方法团提名后由知事聘任。张澜领导的自治筹备处在改组县政府的同时，还兴办了贫民借贷处、贫民消费协社、贫民工厂、通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讲演社、公园、模范市场、平民学校等，以促进民治。另外还创办了《民治日报》等报刊，对地方自治实行舆论监督和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提高民众自治的意识和能力，张澜还举办了川北自治讲习会，向各县介绍推广南充自治的经验，邀请吴玉章等人主讲民权理论。张澜推行的上述“民治”，对限制军阀的横行霸道、保护民众的利益，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22年，何光烈控制的川北盐税局巧立名目，要各县上缴所谓“簸户捐”。南充县的自治筹备处立即发动民众进行抵制，终于使这项苛捐没有能够实行。1925年5月，何光烈又想出个新点子，要征收“佃当捐”，规定农民佃田当地的契约，都要他盖章收捐后才算数。对此，有了“民治”意识的学生和民众，群起反对，当众殴打了何光烈派出收捐的两名专员。何光烈找张澜交涉，要查办凶手。张澜表示，查是可以的。办则必须找出凶手方可办。何光烈要审讯学生，张澜让自己的侄子张烈当代表去接受审讯。何光烈审不出个结果，只得把他放了。何光烈迁怒于张澜，派人交去第五师师长印等对张澜进行威胁，张澜盛怒斥责了来人。何光烈百般无奈，慑于张澜的威望和民众势力，只好有所收敛。不仅被迫取消了“佃当捐”，而且连部队放假也与学生的假日错开，免得又发生军民纠纷。社会上一时盛传，在南充“丘八怕丘九”[1]。当然，张澜所实验的“民治”，是在承认以地主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军阀统治的总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民治”并不损害地主阶级和军阀的根本利益，谈不上真正地推翻军阀统治。
张澜的“南充自治”，还十分强调“实业的自治”。为什么要注重实业呢?他说：第一，“盗贼大乱，糜不起于生计困穹。”“故非注重实业，使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则祸乱将无已时。”第二，“地方自治事业无论兴办何项，皆非有款不行。”“故非注重实业，使地方富力增加，则款项无法筹集，自治不过是徒挂招牌。”第三，“现今的教育，尤其非注重实业，使多数青年得有谋生的智识与技能，则地方智识阶级以后将悉变为游民，社会愈益不得安静。”[2] 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张澜领导的自治筹备处设立了实业所。实业所对各苗圃给予一定的资助，并派技术人员前往指导。实业所还派出人员到杭州、南通等地学习养蚕缫丝的好经验，在南充推广。张澜计划用十年的时间，使“南充全境将无地不见有桑，无户不事养蚕，制丝的精良在本国中最底限度也当与杭州比并，南充俨然成为蚕丝业的著名产区。”他憧憬着这种“实业自治”，将使“地方富力增加，从前贫苦小户无有不充裕，家里的儿童都有力量去进学校，教育可以普及了。”“其他地方应办的事业，亦无不一一兴办，臻于完善。”他满怀信心地说：“长江浩浩始于滥觞，南充将来一定可以与南通媲美的一句话，谁人能够阻止它的实现呢!”[1] 张澜的“实业自治”思想，主要是反映了当地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和支持。在张澜的提倡和促进下，南充的桑蚕丝绸业的确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张澜还创办了平民织布厂、嘉陵织绸厂等。
张澜推行的“南充自治”，收获比较大的是在教育事业方面。几年之内，他使南充拥有了450多所国民学校，其中模范国民学校40多所，高等小学11所，男女中学各1所。无论在办学规模上还是在教育改革上，南充的教育事业在川省各州县中，都是非常发达的。张澜亲自担任了南充县立中学的校长和县立瑞明女子中学的校长。他这个时期办教育的最大特点，“是要把教育的基础建筑在实业上面”，“南充的教育，可以说是实业的教育”[2]，大胆地改变了“从前的教育方针”。1922年春季，他针对南充缺乏农蚕业的指导人才，在中学特地开设了农业班，使学生掌握农蚕业方面较高的学识和技术。1923年春季，又特地开设了工业班，使学生掌握染织方面和改良机织方面的知识和技能。1924年开始，他又开办一年制和二年制的蚕业速成班和四年制的蚕丝专业班。他聘用了一些专门技师给学生上课，还建立了一个模范丝厂，使学生能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为了促进南充的普及教育，他在中学里分设了师范部，培养小学教师。张澜实行这种办学方针，使大部分毕业生能直接为发展南充的实业自治服务，同时又较好地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因此深受实业界人士和学生的欢迎、拥护。张澜如此办学，免不了受到一些守旧人士的非议，省教育部门还故意刁难，拒绝在毕业证书上盖印。张澜不予理睬。盖有南充校方印章的毕业证书仍然深受社会欢迎。南充的教育闻名四乡，许多外地学生远道前来就学。
张澜这个时期所致力的“南充自治”，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开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他在办学中十分注重向学生灌输各种新思想。学校里订有《晨报》、《中国青年》、《向导》、《新蜀报》、《醒狮报》等鼓吹各种主义的报纸杂志，使学生关心政治，在比较研究中确立自己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他特别重视选聘有真才实学的、思想进步的教师来校执教。当时颇有名望的张秀熟、袁诗尧、杜象谷、任乃强等，都先后受聘来南充从事教育工作。张秀熟是1922年被聘到南充中学任教务长的。他把原定于4月间举行的开学典礼改到了5月1日，并让学生在这一天成立学生会，借此机会宣传了劳动节的意义。南充民众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知道劳动节的。张秀熟还特地谱写了南充中学的校歌：“嘉陵浩荡，果山葱茏，云蒸霞蔚南充。莘莘学子，桃李春浓，巍然建极天中。五月一日，血染腥红，霹雾震惊劳工。从今宇宙，无种国界，群祝大同大同。”张澜还亲自讲授修身课。他在五四时期已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想，他的课程虽然主要还是讲解经史格言的，但已完全抛弃了程朱理学家的陈腐老套，作出新的解释。他主要鼓励学生奋发有为，自强不息，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努力学习，真正成材。1925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开始派遣吴季蟠、黄知风二人到南充开辟工作，在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同时，组建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南充中学中任白戈等进步学生，就是在这时先加入共青团，后来转为共产党员的。在中共的领导下，南充中学的学生会曾组织学生积极支援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南充的进步学生又一致声讨段祺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同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斗争。当时在农业班学习的罗瑞卿，就是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的积极分子。
出任成都大学校长
张澜在南充试验“自治”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四川和全国的政治形势。他本希望南充自治的经验能在全省推广，使民权得以伸张，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事与愿违。四川军阀仍然混战不已，民众苦不堪言。张澜得出结论：只有把民气激发起来，才能压得住军人气焰，而要激发民气，必须有人才。要有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才能培养出大人才。因此，他积极建议在四川仿照北大开办国立成都大学，得到各方面人士的赞成，并一致推举他担任该校校长。
张澜1926年4月6日出任成都大学校长。他常说：“我办大学究竟办多久，不得而知。但我办这个学校究竟该起什么作用，对于学生究竟应走什么方向，是必须有个明确主张的。”[1] 他心目里是要把成都大学办成西南的民主堡垒，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完全采用了蔡元培实行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他称之为“兼收并蓄”)，并具体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响亮口号。对教师的聘任，他坚持“用人唯才，不拘一格”的原则，不问个人的政治信仰，不干涉个人的学术见解。在成大教书的教师，有主张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有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有主张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员，有崇奉孔孟的遗老遗少，也有激烈反对孔孟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例如，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曾著文无情鞭挞儒家提倡的孝悌，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张澜聘请他担任文学系教师，四川的“五老七贤”就竭力反对[2]。有人说：吴虞不忠不孝，怎能教书?张澜反驳说：他在北大是反孔英雄，怎么不可以教书?“讲学自由嘛!”[3] 当时四川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封建保守的，成都大学别开生面，在四川开创了新风气。对学生的学业，张澜要求严格，认真考查，鼓励勤学励行。对师生的政治信仰和社团活动不横加干涉。他提倡通过自由争鸣去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当时师生中形成了三派三社，一个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一个是鼓吹国家主义的惕社，一个是信仰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派三社各自办有刊物，相互间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学校每年拨出200元，资助这些刊物。张澜当然也有个人的倾向性，对进步思想、进步师生特别重视和关怀。他比较倾向社会科学研究社办的《野火》、《科学思想》和《定性分析》三个刊物;“不惜拿出自己的薪俸来津贴他们出版。”[4] 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人刘愿庵来校参加辩论会并讲话，张澜带头鼓掌和叫好[5]。成都大学继北京大学而起，在西南独树一帜，很有民主自由空气。在这样一种空气中，使广大学生能明辨是非。全校有2000多学生，70%左右拥护社会科学研究社，参加健行社和惕社的各不到百人[6]。中共能在成大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这同张澜的办学方针不无关系。这时，张澜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进步，开始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县惨案。陈毅、朱德等在万县具体领导民众开展反帝运动。成都的中共党员刘愿庵、张秀熟等人创办了《九五日报》宣传反帝，他们请张澜担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张澜欣然接受。1927年3月，英美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南京惨案，以图阻止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刘湘等军阀竟不准四川人民对帝国主义抗议示威，且在重庆制造了镇压民众的“三三一惨案”。成都的中共领导人立即组织了后援会，声讨刘湘。张澜积极支持成大的学生响应。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成都也笼罩着白色恐怖，刘湘等欲镇压参加后援会的进步学生。张澜在7月14日公开发布了《校告》，尽力保护进步学生。《校告》中写道：大学为最高学府，“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
张澜想走一条“教育救国”的路，但这条路越走越窄，到1928年春就走不下去了。四川的反动势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制造了血腥的二一六惨案。事件的直接原因是2月14日省一中的学生打死了反动校长杨廷铨，根本原因则是反革命派要实行捕杀共产党人的“清党”政策和打击张澜的进步活动。2月16日，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省一中和成都大学，逮捕了一百多名进步师生，成都大学被捕者二十余名。当局不加审讯，立即就枪杀了14人。其中有六名是成大的学生。14人中有四名并不是共产党员，成大的六名学生中也有一名不是共产党员，另一名才入党几天。这14人均与省一中事件无直接关系。第一个被枪决的就是曾与张澜在南充中学共事、深受张澜敬重的袁诗尧。他是成都高师附中主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部长，国民党左派刊物《准星》的主编。被枪决的成大学生之一钱芳祥是学生会总务长，曾为张澜争得办学经费出过大力，是张澜熟悉和喜爱的学生。另一学生胡景瑗，被抓时入党才十天，表现英勇顽强。张澜闻讯，十分震惊、愤怒。他立即找刘湘、刘文辉等交涉，要求马上释放被捕学生。2月19日，张澜交涉救人不成，乃悲愤沉痛地发表了致当局的辞职公函。他痛切地写道：“年来革命突进，政局屡变，政治无轨道可循，而教育实首受其弊。”他尖锐地指出：“办杨案必先严究该校之主凶，而后胁从之真伪乃分;清共党必以事实为证据，而后私人之诬陷方免。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大学事前未接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予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1] 这份辞职信，实际上是对反动军阀的声讨和抗议。2月21日，张澜又去找了刘文辉等军阀，气愤地质问：“你们人都杀了，我们连尸都收不得吗?”刘文辉等以张澜是社会名流，才答应可以收尸。张澜立即安排人员把成大的六位烈士合葬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他说：这样可以使后人见着碑墓，知道四川军阀的野蛮残忍!张澜提出辞呈后，广大学生和家长纷纷要求军阀让张澜复职，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同军阀的斗争。刘文辉等害怕出现更大规模的反军阀群众运动，只得假意向张澜道歉，并请他复职。3月12日，张澜接受了全校师生和各方人士的再三挽留，勉强同意复职，并发表了复职演说。他揭露当局以办杨案、清共党为借口残杀学生，根本企图是要用淫威来压制兵农工学商对军阀统治的不满。这种阴谋“不能不谓其计巧而手毒”。“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他勉励学生“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与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号召大家向孙中山学习，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成都的二一六惨案是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革命派在全国制造白色恐怖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张澜是坚决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的，站在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的。在随后的二年里，他发表了《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怎样研究经济学》、《中国学生之出路》等重要文章和演说，创办了《科学思想》期刊。他集中地批判了国民党新军阀所推行的“党化教育”，公开宣称：“现代的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他竭力提倡民主教育，号召成大的师生：“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他强调研究学问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必害怕触及时忌。他指出：“我们研究学问的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讨经济真理。”他还说：“我们不能抛弃了当前的实际，而只在书本子里研究陈说。”在张澜的教育下，成都大学虽然也笼罩在社会白色恐怖中，但许多进步师生仍坚持发扬了“不因袭、不保守、要求新、要进步的精神”。张澜思想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他已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有了初步的研究和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跳出他原先主张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圈子，转而主张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他的锋芒是直指当时正在建立的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他在《中国学生之出路》一文中指出：“造成中国现在生产不能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之侵入。”“帝国主义为继续其自身底存在，不能不在经济压迫之外，再用政治阴谋来阻止中国资本的发展。因此，它要利用新旧各色的军阀官僚，以维持它在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得着的特殊权利，并延长中国的内战。”他得到结论：“要改造构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只有扫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的势力，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才能焕然一新。”他号召青年学生应勇敢地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写道：“中国学生对于这种改造环境开辟出路的事业，不独应该参加，还须引为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出路是破坏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因而学生的前途，不在旧社会中，而在新社会中。”[1]
1931年春季即将开学，反动当局又故意停发成都大学的教育经费，对张澜百般刁难。张澜忍无可忍，被迫再次愤然辞职，返回家乡南充。临行前他对教师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趣。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又说：“黄鹄一举兮，见山川之行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民主革命的活动家，高瞻远瞩、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
御蒋、抗日、联共与“川人自保”
1931年春，张澜被国民党所推行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排挤出成大后，回南充任南充中学校长。这期间，他继续在教育的园地上辛勤地耕耘，曾在南充中学设机械科，建机械厂，聘有专门技术者为教师，兴办职业教育，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呕心沥血。张澜以考察教育和实业为掩护，于1933年3月，偕鲜英、杜象谷、杨达章、任乃强，踏上了寻觅救国保川方策的旅程。刘湘亦同意张澜去省外以暂避风险。张澜一行五人离川，先后到过南京、上海、香港、广东、广西等地。在此期间，他除了在南京参观了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与实验小学，在上海参观了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行教育考察之外，大量的时间用于会晤各方爱国志士，尤其是联系两广的反蒋抗日势力。由于张澜是无党无派人士，又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享有盛名，各方人士对他很少顾忌。当时的上海，政治空气比较活跃，是许多有识有志之士荟萃之地。张澜借上海之行会见了沈钧儒、章伯钧、蒋光鼐、蔡廷锴、史量才、张东荪等人。结束上海的旅程之后，张澜等人又乘意大利邮船到香港，访问了寓居香港的胡汉民，胡汉民派女儿胡木兰相迎，与张澜三次畅谈时局。在两广，张澜受到陈济棠等的热情接待并会晤了白崇禧、李宗仁等人。
经过半年的访旧联新，张澜于1933年8月返川。这次出省考察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结识了各党派的头面人物，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动向，为制定御蒋抗日方略作了准备，也为后来筹建民主政团同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御蒋抗日，张澜回川后在联合共产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建立川陕省苏维埃政权之时，张澜曾期望借助红军入川御蒋于夔门之外并增强抗日力量。因此，红军进入川北时，他曾发动南充人民欢迎红军。他与红四方面军的王维舟素有往来，对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及扩大队伍，采取了默许态度[1]。他又曾劝说川军军长田颂尧(曾被红军打败过)与红军联系，双方避免了冲突，使红军得以利用时机巩固川北根据地。1934年8月，当张澜得知杨森密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时，立即派人连夜奔往仪陇县马鞍场的红军指挥部报信，终使红军转危为安。红四方面军离川后，蒋介石原拟以中央军十师渗入四川，被刘湘拒绝。 1935年春，蒋介石改派庞大的参谋团到达重庆并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刘湘为主席，想利用川军与中央红军作战，造成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张澜不久即察觉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在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部派张曙时抵川开展工作时，张澜以私人关系把张曙时介绍给刘湘，促成中共与刘湘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1936年，他即促成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签订《红、桂、川军事协定》(红指工农红军，桂指广西地方实力派，川指四川地方势力)，壮大了抗日反蒋力量。不久，他又促成刘湘派王干青(中共地下党员)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亦派李一氓为代表驻成都与川康首脑共商团结抗日大计。张澜并受刘湘委托，作为川康方面代表之一，与李一氓会谈，达成中共与川康地方势力联合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在张澜的开导、督促下，刘湘还献银20万两资助陕北红军。西安事变以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与四川的刘湘，分别通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反蒋行动。刘湘在张澜的影响下，确定了“抗日、反蒋、联共、安川”的策略。
这一年，恰遇四川特大干旱，全省轻重灾区达120余县。川北所遭自然灾害为几十年所未见。张澜忧国更忧民。他出任川北赈济会会长，并让其次子、共产党员张慕良任赈济专员。张慕良往返于川北老苏区及川内各县，整顿了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共组织。张慕良在张澜身边，常向其父亲讲述马列主义，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政策，对张澜坚定地走上御蒋、抗日、联共之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促成红军与反蒋地方势力联合的同时，张澜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通过倡议召开汉州会议[1]。重新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并赋予它以新的斗争涵义，使这个口号成为团结川省各派政治势力联合御蒋的一种策略口号。“川人治川”是在蒋介石力谋图川的背景下提出的，其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引起了蒋介石的嫉恨。蒋介石还亲自召集四川的“七老八贤”谈治川意见，诬蔑“川人治川”是川人“聪明自误”。并说：“四川往事，中此私心之毒深矣。”[2] 影射攻击张澜。对此恶意中伤，张澜毫不退缩。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川人治川，本无语病!以其反面，即川人乱川也。川人不当治川而当乱川耶?”[3]
在“川人治川”口号的威胁下，蒋系张群虽为川人，但恐自己在川地位不稳。为使自己扎根四川，就采取笼络人心之术，起用有影响的川人。他安排张澜担任搞社会救济事业的组织——成都慈惠堂的理事长。该组织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多是左派人士。如育婴所所长肖华清，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副厂长周烈三，都是共产党员;有些人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后来慈惠堂又来了好几个共产党人。在张澜的掩护下，慈惠堂成为左派人士的活动据点，这是张群所始料未及的。
这一时期，在国难当头、天灾人祸残害四川百姓之时，军阀们只顾争权夺利、搜刮民膏。张澜深感世道人心的败坏。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着力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他学儒而不偏于儒，学墨而不拘于墨，重民意、重贤才、尚修养、尚力行，继承并融汇了儒墨两家的优秀思想并付诸社会实践。他对孔子学说中的“仁”和孟子学说中的“义”，给予了新的解析。他说，“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言“仁”不能自私自利，言“义”必有廉耻气节。他从自己的斗争经历中总结出：“无欲则刚，一个人把自己放在最后，自然无欲，无欲就能将客观事物看得清楚，岂能失足落水。”他恪守“八字三语”：“容宽、忍耐、坚定、明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高擎团结抗战的旗帜
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展开了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日战争。张澜是年已65岁高龄，但他老而益壮，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争民族生存的火热斗争。他豪情满怀地写道：“华北鲸吞谋久蓄，亚东狮吼睡初醒。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痛饮倾。”对于国共两党，他不抱偏见，凡有利于抗日的，都积极支持。他担任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等公职，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他敦促和热烈欢送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人率部出川抗日。刘湘在开赴前线途中逝世，张澜亲自写祭文哀悼，以示抗战一家的精神，鼓励四川军民为民族的利益而前赴后继。他还一再希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的邓锡侯、李家钰部要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朱德曾为此致函张澜深表感谢。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廖志高、于江震、贾子群、王干青等回四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澜也热情的欢迎并给予支持。他真诚地冀望国共两党都能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放弃旧隙，和衷共济，共同抗战。他对抗战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此次暴日侵华，利在速战;我则利于持久战。”“中日战争如我国能坚持相当时间，我国必获胜利。”他殷切希望国民党政府“发动国际联络与团结国内各党各派，坚持抗战。”[1]1938年6月，他欣然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延聘，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立即动身前往武汉出席参政会。在武汉，他初次会晤了周恩来，并与吴玉章、董必武等人重逢，交谈甚欢，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张澜即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主张。蒋介石曾以监察院院长的要职相许，被张澜婉言拒绝。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迁入四川后，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等人立即在《新蜀报》上发表声明，严厉声讨卖国贼的卑劣行径。8月8日，张澜在寓所听取了董必武对平江惨案的详细介绍及中共中央一方面要求严惩凶手，一方面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十分愤慨，对中共仍以大局为重的政策十分钦佩。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张澜即支持中共参政员关于结束国民党党治和实施宪政的要求。蒋介石完全拒绝了这个要求，且变本加厉地一意孤行。10月间，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企图借此加强他的独裁统治。张澜对此极为不满，发表了《建设川省，川人应有之责任》一文，号召四川人民为了抗战，必须加强团结。实际上就是反对蒋介石的横行霸道，提醒人们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要有所警惕。中共对蒋介石欲独霸四川，垄断“抗日”，也采取了对策。中共和张澜等民主人士通过川康建设期成会这个组织，将川康两省分为六个工作区，筹备改建六个新省。明为增添行政省以弥补已沦陷十几个省的损失，实则是分化和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张澜因工作繁忙且需要留在重庆、成都活动，他请陈鸣西代理他所分任的阆中区主任的职务。陈鸣西临行前，张澜向他密示机要：不必事事都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办，要站在抗日人民一边，为人民说话和办事[1]。与此同时，张澜联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等人，在11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以促进团结，共同抗日，实施宪政为宗旨，主张凡抗日各党派，应一律承认其平等合法地位;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或宣布无效。1940年3月，张澜应蒋介石邀请出席关于宪政和川政问题座谈会。会上，张澜恳切地陈述了希望政府接受参政会各方人士的督导，早日完成抗日建国大业，还直言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适当。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川康军委书记车耀先。董必武急切地请张澜出面营救。张澜尽力设法，力劝邓锡侯、潘文华“不要为蒋介石所利用”，同时致函蒋介石，力谏“勿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但无效。正在这时，叶青到处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全国政令军令的统一”等谬论，并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为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制造舆论。张澜看了叶青写的反共小册子，气得大骂：“从前我以为任卓煊(叶青的原名)是我们南充的一个人才。虽然莫得脊梁骨，总还是有点学问嘛!他写出了那么厚厚的几本书，没有点学问哪能成呢!而现在他却堕落到这种程度，竟然公开反对共产党，离间、挑拨国共关系!挑葱卖蒜都可以维持生活嘛!靠反共来挣钱吃饭这算什么东西哟!”[1] 张澜深感“国家之险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他针对叶青所散布的言论，一度回到南充，在建华中学着重讲什么叫“仁”，什么叫“义”。他认为，讲“仁”就应该和必须爱人民，不能自私自利;讲“义”就应该和必须正自己，不能厚颜无耻，丧失气节。这既是张澜教诲青年学生要坚持抗战，又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和叶青之流的一种批评。
张澜对于他所理解的“仁”和“义”是身体力行的。1941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张澜与其他民主人士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的诚意，终使调解无效。1941年2月间，当时的六个小党派倡议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目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2]。张澜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协商筹备的。 3月间，在鲜英的住宅特园举行了成立大会，推黄炎培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改推张澜为主席。这是因为张澜具备三个条件：他是无党派人士，是个公认的超然人物，能公正地判断是非;他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立场坚定;他与川康两省的地方实力派有深广的联系[3]。
10月10日，张澜等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及部分参政员举行茶话会，正式宣布了同盟的成立。同日，在香港出版的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以张澜为主席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使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增加了一个大的政党，有利于克服当时已出现的国共合作破裂的危机。它的政纲基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的。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别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重要社论，指出同盟的成立“是抗战时期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4]
张澜在斗争实践中成为当时中国第三大党的领袖，他高擎民主、团结、抗日的大旗，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越来越大，面临的考验也越来越大。11月间，他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要求结束训政，取消特务组织等。他的提案立即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后气得拍案大叫：张澜“把我看成宣统皇帝了!”[1] 张澜开始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监视，但他不畏艰险，仍为团结抗战事业日夜奔波。他在笔记上写下了“四勉一戒”的座右铭，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还教育盟员：“自强必须坚其志，有毅力，不为事物所摇夺，不为艰险所沮丧，死而后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敢于坚持斗争，自强不息”。有一位盟员叫沈大义，听了张澜的教诲，把名字改成了沈自强。不久，他担任了张澜的秘书，常见张澜忧国忧民，为推动抗战不辞劳苦，不顾安危，对他十分钦佩[2]。
当时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著名领导人常去特园、怀远山庄同张澜共商抗日大计。张澜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国共两党领袖品质上的极大差异，时时警告盟员们不要受一些国民党权贵糜烂作风的影响。1942年张澜在怀远山庄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官僚不念民苦国难而依旧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的诗篇。这些诗篇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一些当道官僚，对盟员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张澜本人则一直与民共苦乐，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长年穿的只是一件麻布长衫，且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他说：老百姓笑破不笑补嘛!有一天他看到《大公报》上一条消息说：孔二小姐能带着自己的洋狗乘飞机到香港游玩，而宋庆龄女士为抗日救国要到香港筹款却买不到飞机票。张澜愤慨之极，大声怒骂：“什么世道!国母还不如一条洋狗!国事就败在这些蠹虫手上。”[3]
当然，张澜此时最关心的还是维护民主和国共两党合作以将抗战大业坚持到底。他听说南充专署抓了一些进步女学生，当即去专署质问专员：“既然要合作，你到处抓她们，是合作的诚意吗?既然在防共，我能办学校，共就不能防!你抓了我的学生，她们是不是共产党，拿不出证据就把人给我放出来!”该专员理屈词穷，只得答应放人。[1]
1943年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全国民主运动压力下，虚伪地作出了“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在“九一八”12周年纪念日时，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论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从题目和章节目录即可看出，张澜是在“真正”两字上做文章，这显然是针对蒋介石企图进一步搞虚假民主的。蒋介石见到这本小册子顿时气急败坏，约张澜见面，警告说“你不要上共产党的当!”[2]。国民党当局把这本小册子列为禁书。中共则大量翻印，《解放日报》作了详细介绍，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张澜在文中写道：“大凡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知识和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为唯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的人。独裁者习而安之，亦以为唯我独尊，唯我独智;于是其左右亲信之人，伺意承颜，群相蒙蔽，言莫之违，阙莫之补，形同孤立，无法洞悉国事民情之利弊原委。……政令则纷乱苛扰而莫之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能惩止。一切形成腐化，终至全国怨毒，皆集于独裁者之身而无法挽救。”又写道：“独裁者对内更要防止异己者，……他的办法，必定要布置耳目网。即是组织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各地，来专负对内对外的侦察工作，以至于其他工作。或则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则借事邀功，小题大做;或则利用职权，阴行敲诈;或则摧残自由，制造恐怖。”张澜的这些话对国民党当时推行的独裁专政，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话正是抗日民众想讲而不敢讲的。为了实现真正的宪政，张澜在1944年2月与邵从恩等人联名发起组织了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对国民党提出的《五五宪草》展开了批评，并敦促政府早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为了适应抗日民主运动形势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年9月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仍选张澜为主席。在他领导之下，盟员有了很大的发展，且更高地举起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旗帜。于是国民党顽固派就指挥一些舆论工具攻击张澜“受共产党利用”。张澜尖锐地反驳说：“民主同盟是否受共产党利用，自有事实证明。试问三民主义，是不是进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即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当然要取消党治，公开政权。所可惜者，三民主义，未见实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1]
10月间，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12个学生团体举行国是座谈会，张澜应邀出席。到会者二千余众，会场贴满了质问国民党的标语。张澜即席讲话说：“你们不是受着种种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事吗?你们提出这样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样许许多多问题来呢?反面就是不民主。”“现在是要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府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起来喊!喊!喊!那么，它的内容就自然有了。”全场为他的讲话热烈鼓掌，不少人为之激动得流下热泪[2]。当时，正值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于是一些特务就谩骂张澜是“共产党的尾巴!”张澜义正辞严地反诘：“外面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说得对，我们为什么不该赞成支持呢?共产党就共产党，又怎么样!”[3] 在五大学国是座谈会后不久，五校训导处即作出决定：不准再组织类似集会。
张澜一方面鼓励军民坚持团结战斗，抵御日军的进犯;另一方面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执政，变成官僚政治。所谓党治，腐化了;所谓党军，也腐化了。”他同时指出：“政府军队的失败，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就是因为一个能爱民助民，另一个不能爱民助民。”[4] 为了使国统区民众了解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张澜积极支持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民盟的领导人去延安参观访问。1945年7月，张澜为黄炎培等人参观延安归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由黄炎培等详细介绍了延安观感。他还大力支持黄炎培所写《延安归来》一书的出版发行，使国统区民众从国共两党所辖区域的比较中，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更迫切地要求结束国统区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特务为此更加紧了对张澜的攻击和迫害。重庆和成都等地的“铁血锄奸团”特务组织，公开张贴“打倒张澜”的标语。重庆的特园和成都的怀远山庄、“慈惠堂”等民盟活动场所和张澜经常进出的地方，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张澜一再告诫盟员，决不要受威胁而退缩，决不要受利诱而动摇。
民主建国的最后奋斗
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进行重庆谈判。这一“弥天大勇”之举令张澜十分钦佩。他同其他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前往迎接，积极为促进国共和谈而努力。在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同他多次会晤并亲切交谈。毛泽东态度谦逊、平易近人。每次到特园访他时，常跟特园的勤杂人员诚挚地握手交谈，这给张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也是乡下贫寒出身，可是在城市里久了，差不多把乡下人忘了，大家都应向他(指毛泽东)学习。”[1]
毛泽东抵渝后坚决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召开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他们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时，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名义发表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关切函，就国共合作问题提出：“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并提出要减少常备军[2]。他指责国民党兵贵多而不精，除从事内争之外，更有何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谓民主必持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须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在国共会谈期间，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澜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张澜曾以蒋介石的无信无义，力劝毛泽东早日离渝。毛泽东临行时对张澜说：“欢迎你来，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你。”[3] 果然不出所料，“双十协定”后，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的阴谋，逐步暴露。张澜曾当面揭露蒋介石缺乏实践“双十协定”的诚意。他说：“譬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两点，就应该有诚意实行”;“一面说党部退出军队，一面又拉军官入党，把带兵的大员统统变为国民党党部的中央委员，这是‘党化军’变为‘军化党’了。这样能算国家化吗?这能瞒人吗?这样是欠诚啊。”[4]12月30日，他又致函国共双方，指出：“全国人心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要求国共两党于1946年元旦“双方发令所有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装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1]。
1946年1月，国民党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同意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张澜作为民盟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为了粉碎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与他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碰头，交换意见，共同协商。会议开幕前，各党派对出席会议的名额斗争十分激烈，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配合默契，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结果取得下列有利于进步力量的代表组成方案，即：中共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青年党在民盟之外另列五名代表，总名额由36名增加至38名，民盟和社会贤达各九个名额不变。这件事使张澜和其他民盟成员从实践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用牺牲自己的代表名额，保全了民盟的代表名额，不为一党一派的私利，全在顾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大局，因而更坚定了他和民盟的成员们与中共代表团合作的立场。在整个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张澜坚守与周恩来商定的原则立场，朝夕与中共党员共商国是，在讨论国府名额等问题上，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协作得很好。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大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国民党特务还强占特园四号住宅监视民盟代表的活动。张澜在政协期间不顾攻击、诬蔑、诽谤和威胁，与中共代表始终保持联合一致的态度。
但是，政协决议刚通过，蒋介石就制造了“较场口血案”，不久，《新华日报》、《民主报》馆又被捣毁。这使张澜极度愤慨和悲痛。他认识到，这是国民党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阴谋。他曾致书蒋介石，要求严惩“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使政协决议得以“确实进行”[2]。随后又表示：“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不愿贸然参加政府。”[3] 这是他代表民盟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首次表明不参加政府的态度。为了避免内战，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又于4月上旬在特园约请国共双方代表调停内战。但是，国民党代表陈诚毫无诚意，更引起张澜的不满。
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使张澜感到时局艰险，和谈无望。当1946年4、5月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各方代表也随之准备东下，继续和谈之时，他决定留在四川不去南京，于5月3日返回成都。在准备飞蓉的机场上，当前来欢送的邵力子请他早日去南京时，他回答说：“你们要打，我去南京何用?”[1]。可以看出，他之暂时退出和谈，无疑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种抗议。
张澜回成都以后，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一面对民盟今后工作的重点进行思考。7月，昆明发生“李、闻血案”，他无比义愤，当即致电蒋介石，指出：“同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两君相继被害，全国惴惴，舆论哗然，莫不曰此顽固分子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而此阴谋之待发动者实遍国中。”他严厉斥问当权者：“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2] 以后，他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席了四川各界人士在成都举行的李、闻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李闻两同志为民主而死，我们要前赴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本人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 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斗志与不屈的精神。
大会结束时，混进会场的特务喊起“打倒共产党，打倒张澜，打倒民主同盟”的口号，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盟员们劝张澜秘密离开会场。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从容地和民盟其他成员一道走出会场。在上车时，突然遭到暴徒袭击，张澜头部受伤。由于警卫吕光光等奋力保护，才幸免于难。事件发生后，他收到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和民盟重庆市支部及各社会团体的大量慰问信。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亦驰电慰问。张澜不顾伤痛，连忙致电答复，利用时机向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发动人民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他表示：“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四亿同胞方陷水火，望勿以澜个人为念。”[4] 在这种形势下，他指示民盟转移工作重点：不要去热衷和谈，而“尤须加倍于民主运动”[5]。
1946年7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通过的五项决定，悍然发动内战。张澜发表声明说：“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当时，国民党为了孤立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拉拢、引诱以至胁迫第三方面参加“国大”，引起了第三方面某些人的思想混乱。民盟的一些领导人，没有识破蒋介石、张君劢之流的这个阴谋，在给蒋的函件中具名签字。签字后，他们感到要恪守民盟和中共的信约，就派人赶到中共代表团通报此事。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上了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圈套。幸好函件未发出，就涂掉了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三人的签名。第二天，报纸报道说：“函件涂污太多，不便进呈”，粉碎了蒋介石通过青年党、民社党企图骗取第三方面全体参加“国大”的阴谋。 11月12日，国民党片面召集的伪“国大”正式开幕。中共代表拒不参加。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当天亲临南京民盟总部，向民盟各领导人建议：对于民盟是否参加伪“国大”的问题，应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当晚，民盟总部即与张澜通话。张澜连续几次电话叮嘱南京民盟领导人，再三强调民盟的立场，明确表示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他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对不能稍有变动。”[1] 他还坚嘱不能提交民盟参加伪“国大”的名单。 13日，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民盟总部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消息后，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2] 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使蒋介石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
在此前后，南京民盟领导人纷纷致函张澜，望他早日东下主持盟务。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后，周恩来也肯定民盟“经此一番风浪阵营较稳”，但“问题仍多”。为了使民盟能够健康地发展，周恩来特电吴玉章敦促张澜东下，主持宁、沪的民主运动。张澜决定以年迈之躯抱病出川。他怀着反内战争民主的战斗激情，于12月12日由渝飞汉，13日由汉乘龙安轮东下。他表示“中国一日无民主，即一日不去南京。”当船在南京停靠时，他不在南京逗留，直奔上海，在险恶的时局下，投入民主建国的最后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强迫中共代表从国统区撤退。中共代表团撤走后，民盟在国统区就是最大的反对党了。24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要“采取坚决迅速之措量”，“遏止”中共的所谓“军事叛乱”。国内的局势更加严峻。国民党当局同时加紧对民盟的迫害，在此后的几个月之内，先后封闭了民盟在重庆和西安的机关报——《民主报》和《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蒋介石、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的次日，逮捕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并以“通匪”名义执行枪决。张澜闻讯，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为杜斌丞被杀案发表声明，把此事诉诸报端。他指出：“昆明惨案实行违法杀人者，表面尚谈为暴徒分子的狙击行为，西安惨案却是陕西戒严总司令部用‘判处死刑’的公开杀人手段残害在野党派的领导人了”;“此次杜案，政府始终拒绝民盟依法处理之请求，竟不经过正当司法手续突然由地方军事机关将杜斌丞先生执行枪决，此实违背政府历来公布保障人权之法令，且根本破坏国家之司法独立”;“似此，国家又成何国家……惟绝对不容许在野党派存在的国家，尚何民主之可言”[1]。
当时，张澜住在上海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的一幢小宿舍内，民盟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原中共办事处，民盟留沪的中常委们常在集益里开会。 13日，国民党特务开始包围马斯南路的民盟办事处;南京民盟总部亦同时受到监视。留守南京的民盟中委罗隆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特务跟踪而来，用汽车堵住集益里宿舍的前门和弄堂口，对进出的人严加盘查。张澜面对险境，安然若素，每天下午照常让女儿张茂延陪他散步，特务则尾随在后，步步不离。10月27日上午，在沪民盟中委沈钧儒、黄炎培、史良、叶笃义等十多人在集益里秘密聚会。为了弄清情况，抗议特务的监视，保障民盟的合法地位，决定派代表上南京交涉。叶笃义先走，黄炎培后去，幻想与南京的罗隆基一道同国民党谈判并呼吁司徒雷登出面斡旋;如国民党政府不下令解除包围，则宜通告盟员暂时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但是，就在黄炎培赴宁的当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声言今后对民盟及其盟员的活动要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惩处，并要民盟盟员向国民党当局登记。29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攻击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联，并威胁说：“吾人希望治安机关不任其逃出国境，不使其写完郑孝胥、赵欣伯形状之最后一笔。”[2]
自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后，民盟中个别中委和盟员有登报声明退盟的。为此，张澜曾发表《民主终将在中国得到胜利》一文，答复美联社的询问。当时，国民党政府派警察强占了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逼迫办事处人员全部撤出。沈钧儒和其他几人搬来集益里居住，张澜亦被禁止外出。大家焦虑地等待南京的消息，对交涉尚存一线希望。但是，民盟代表去南京的活动毫无结果。司徒雷登不仅不答应从中斡旋，反劝民盟“光荣解散”;在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的谈判中，张群仍坚持解散民盟的无理要求。到11月5日，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三人在特务的“护送”下，携带一份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后写成的《公告》自宁返沪。张澜立即召集在沪中常委进行讨论。参加者有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张云川等人(陈新桂列席会议)。黄炎培报告在南京商谈经过，罗隆基，叶笃义相继发言，说明南京政府执意要民盟自行宣布解散，否则要逮捕民盟中委，各地盟员都要登记。大家迫于形势，决定宣布民盟解散。1947年11月6日，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发表了解散《公告》[1]。这个《公告》被迫公布后，张澜忧愤已极，彻夜不眠。他沉痛地对叶笃义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至于我个人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2] 他还对张茂延说：“民盟要转入地下。”他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这种忧愤的心情，第二天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说：“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他呼吁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3]。这一呼吁当时上海各报都不敢登载，只有《正言报》刊登了。民盟广大成员在这一呼吁下，转入地下继续开展斗争。
张澜的个人声明发表以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民盟中常委沈钧儒与之朝夕相处，共商对策。不久，沈钧儒等一部分民盟中常委化装赴香港。张澜已年近八十，且数十年为国事奔波已积劳成疾，周围又有特务紧盯跟踪，无法出走，仍留上海。
1948年1月，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否认南京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告示，宣称不能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逼下所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1]。从而完成了民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在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沈钧儒宣读了张澜等人的函件。会后，罗涵先返沪向张澜汇报会议情况，张澜很高兴。
1948年3、4月间，张澜已感右边半身不遂，并患有眼疾。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郑定竹副院长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欢迎张澜免费住院治疗。这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想退入四川负隅顽抗，又对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信不过，就撤了他的职务。邓很气愤，来沪见张澜。张澜劝他，失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赶快回去联络川军，等待时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刘文辉派代表来沪见张澜，张澜劝刘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不久，蒋介石派张群任四川行政长官。张群赴川前来沪见张澜。张澜语重心长地提醒他：“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劝他不要再跟蒋介石走，要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张群在张澜感召下，返川后，曾释放了关在中美合作所的21位民盟盟员，把征兵名额由42万减至6.2万人，取缔了准备新建的六个师，减少征粮，停止征购实物。事后，张群通过留川民盟中委范朴斋转告张澜，表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发出假和谈的要求并宣布“下野”，妄图利用“和平”攻势，获得喘息之机，以便卷土重来。张澜在医院发表谈话，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他说：“国民党利用和谈，保持现状，不仅共产党不同意，人民也不赞同。”代总统李宗仁先后派甘介侯、邵力子等来虹桥疗养院，希望借助张澜和共产党的关系，出面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表示断然拒绝，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作调解人。”[2]
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带领武装特务闯进虹桥疗养院，用枪逼迫张澜和罗隆基(当时也在虹桥疗养院治病)跟他们走。张澜临危不惧，厉声斥责说：“你们可以用枪打死我，但我决不离开这里!”[3] 他的凛然正气深深感动了当日正在值班的郑定竹副院长。他挺身而出，用身家性命担保，留张、罗二人住院治疗并立下担保字据。此后，特务们对张澜严密监视、轮班看守。武装特务、便衣特务，男特务、女特务来来往往，戒备森严，把张澜和罗隆基囚禁在一间病室达一个多月。5月24日，在蒋军从上海撤退之际，特务头子下令要将张、罗二人以送往台湾为名，秘密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然后在其身上系石头，投入江内，由阎锦文参与执行任务。原来，阎锦文是中共地下组织通过起义将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安置的保卫张澜的人。阎锦文在紧急关头捷足先登，利用职务，抢在其他捕杀者的前面，把张、罗二人营救出险[1]。
1949年6月，张澜应中共中央邀请，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他以民盟主席身份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2]1949年，张澜已77岁高龄，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光辉的极顶，德高而望重。是年9月，在举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临张澜住处，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操着浓重的川北口音说：“我快八十啦，老了，不行了。我又没有什么……”毛泽东没等他说完就爽朗地笑着讲：“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3]10月1日，在这举世瞩目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位副主席围绕在毛泽东的身旁。张澜穿着朴实的长衫，胸前飘拂着白须，精神矍铄。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2月20日，他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张澜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视含殓。社会各阶层纷纷致电表示哀悼。2月13日，张澜的遗体隆重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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