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什么会叛变成为万人唾弃的汉奸 汪精卫叛变革命

　　汪精卫的权位是显赫的，“以汪的聪明与智慧不会不晓得什么是卖国，不会不清楚什么是汉奸，更不会不知道卖国汉奸的下场，那么他何以甘冒大不韪，不惜遗臭万年力主和议?”①由亲日至民族失败主义，再至民族投降主义是汪精卫及其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日的一条主线。

　　汪精卫时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1937年1月，汪精卫由欧洲养伤(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被爱国青年孙凤鸣谋刺致伤)返国，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旋即，又担任国民参政会议长。

汪精卫为什么会叛变成为万人唾弃的汉奸

　　汪精卫很早就是亲日反共派的代表。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人士群情激奋，抗战呼声激昂，汪精卫深感时势所趋，民意可畏，不敢公开反对抗战，于是积极网罗与其志同道合者，形成一个对日妥协的集团，该集团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实业部长、汪的改组派老搭档陈公博为核心的班底和从蒋系集团分化出来的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为核心两部分基于力量组成。他们反对抗战，反对国共合作，鼓吹对日妥协，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即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从抗战开始至首都南京沦陷不到半年时间内，汪精卫不仅多次亲自面向蒋介石进言和平，而且还为此给蒋介石数十封信函，并通过电台、报纸、会议演讲等手段极力促进，诬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饮鸩止渴”，诋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中了“挑拨离间”的毒计。7月29日，汪精卫针对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也以“最后关头”为主题发表“庐山谈话”。他指出：抵抗无他，其内容只是“牺牲”，“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的目的也达到了。”②后来，他又讲：“‘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而是有深刻的意义存在!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③这些话听起来是何等的悲壮，究其实不过是进行战争恐吓。8月3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句最痛心的话：“一是郑国说： ‘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事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韩之亡，而徒欲延其数年之命;这样的以人参汤来延最后之喘息，到底不是办法。”再一句是张悌说：“ ‘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之亡，而惟欲一死以自尽其心;然想到了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隶了，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其意旨是我们不要唱高调，要充分估计我们的力量，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中国抗日不会得到和平国家的援助，如果想得到的话，那是无聊的“奢想”。他又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所谓的“抵偿”就是保留“复兴”的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败于德国，几乎亡了，德国国土败于协约国，几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复兴，这都是于危亡之际，人人下了救亡图存的决心，人人肯说老实话。”如果中国因抗战而亡，那是多么可怕的景象!怎么办?就是肯负责任，肯说老实话。④换而言之，就是要求中国像俄德两国那样，停止抗战，以求“保存”。与汪精卫相呼应，周佛海纠集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梅思平(前江宁县县长)、陶希圣(宣传部宣传委员)、罗宗强(军委会办公厅少将秘书处长)以及熊式辉(江西省主席、大本营第二部部长)等人麇集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寓所，沆瀣一气，暗中非议抗战，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茫茫，攻击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是把希望寄托在“镜花水月”之中，是“唱高调”。他们自称是“唱抗战低调”，为此，胡适就给这个小团体命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小团体“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⑤不止此，汪精卫一伙于1938年1月还在汉口成立“艺文研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作为公开的活动机构，标榜“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要使政府可战可和”。⑥即对内反对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主张，对外谋求与日本的“和平交涉”。民族失败主义思想和借国难之机以实现最高领袖梦的政治野心使汪精卫逐渐走向通敌的道路。

　　陶德曼调停时，汪精卫穿插其间，从旁推波助澜，极力促使蒋介石接受日本的诱降。汪认为日本提出中国可接受的“议和”条件，中国可以考虑停战，公开施放“和平空气”，并于1937年12月6日以国防会议副主席身份在汉口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日军攻占南京后增加了“议和”停战的筹码，汪精卫仍主张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惟恐错失“和谈”的良机。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如期答复日本的迫降条件，日本政府由其首相近卫文麿出面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近卫声明表明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政策的重大转变，决心以武力灭华并扶植和成立汉奸政权，实现对中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占领南京后不久，即派唐绍仪的女儿专程从香港抵达汉口，对汪精卫进行诱降，建议他抛开蒋介石，亲自主持中日谈判，恢复和平。近卫声明后，由于蒋汪权利矛盾以及“和”“战”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加上日本对蒋介石历次诱降收效甚微，将重点转向汪精卫，汪也就渐渐越过蒋介石，开始另辟蹊径与日本直接交涉。从1938年2月至6月，汪派骨干成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先后多次穿梭于上海、香港、 日本东京之间，与日本秘密谈判。7月5日，汪派集团的“总参谋长”周佛海直接指使高宗武背着蒋介石，单枪匹马潜赴东京，向日本政府摸底。高宗武在东京先后会晤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军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等人，接洽中日“和平”事宜。会见中， 日方正式向高宗武表示日本希望汪精卫出马实现中日“和平”。板垣还写信说明此意，托高代传。高宗武返回香港后，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飞往汉口，向汪精卫等人送交赴日交涉情况的报告，说明日本要汪精卫出马的意旨。高宗武的东京之行，既为日本诱汪充当了“媒人”，又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勾结，直至叛国投敌开通了道路。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确定“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迫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⑦几天后又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再度确认反蒋、反共、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等原则。这表明日本已下决心选定汪精卫作为“交涉和平”的对手。继高宗武之后，汪派成员梅思平(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继续与日本加紧接洽。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方几经密谈，初步确立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的方案，于10月22日飞回重庆，将密谈情况转告汪精卫。汪精卫受宠若惊，即召集该集团主要成员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连日密议，“决定方针”。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 日本政府更加狂傲放肆，俨然以东亚霸主的姿态于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否认现国民政府为全国性政权和建立“新秩序”的方针，暗示要汪不要蒋的决心。汪精卫终于下定决心投日，遂正式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为“中国方面”代表与日方进行“谈判”。梅思平、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先后于11月12日、13日由香港抵达上海，与日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会谈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汪伪政府的条件与办法及汪精卫出逃的行动计划等。关于汪精卫的出逃计划初步设计为：汪精卫接受日方的“和平”条件后，设法离开重庆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条件并由汪精卫发表同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然后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本配合发表收拾残局的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表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⑧初步会谈完毕，今井武夫急速返国，向军部报告，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8日，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等人到达上海。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20日，参加会谈的汪方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认可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等亡华文件，制定了《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预定汪精卫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日本将于12日发表政府声明。汪、 日上海会谈的地点是日本占领区江湾东体育会路7号的一座西式花园洋房。这套房子在会谈后作为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寓所，被命名为“重光堂”，此后便将汪、日这次会谈称作“重光堂会谈”。这次会谈是汪精卫叛国出逃的一次决定性会谈，标志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最后完成。

　　汪精卫的权位是显赫的，“以汪的聪明与智慧不会不晓得什么是卖国，不会不清楚什么是汉奸，更不会不知道卖国汉奸的下场，那么他何以甘冒大不韪，不惜遗臭万年力主和议?”①由亲日至民族失败主义，再至民族投降主义是汪精卫及其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日的一条主线。

　　汪精卫时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1937年1月，汪精卫由欧洲养伤(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被爱国青年孙凤鸣谋刺致伤)返国，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抗战爆发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旋即，又担任国民参政会议长。

汪精卫为什么会叛变成为万人唾弃的汉奸

　　汪精卫很早就是亲日反共派的代表。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人士群情激奋，抗战呼声激昂，汪精卫深感时势所趋，民意可畏，不敢公开反对抗战，于是积极网罗与其志同道合者，形成一个对日妥协的集团，该集团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实业部长、汪的改组派老搭档陈公博为核心的班底和从蒋系集团分化出来的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为核心两部分基于力量组成。他们反对抗战，反对国共合作，鼓吹对日妥协，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即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从抗战开始至首都南京沦陷不到半年时间内，汪精卫不仅多次亲自面向蒋介石进言和平，而且还为此给蒋介石数十封信函，并通过电台、报纸、会议演讲等手段极力促进，诬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饮鸩止渴”，诋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中了“挑拨离间”的毒计。7月29日，汪精卫针对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也以“最后关头”为主题发表“庐山谈话”。他指出：抵抗无他，其内容只是“牺牲”，“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的目的也达到了。”②后来，他又讲：“‘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而是有深刻的意义存在!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③这些话听起来是何等的悲壮，究其实不过是进行战争恐吓。8月3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句最痛心的话：“一是郑国说： ‘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事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韩之亡，而徒欲延其数年之命;这样的以人参汤来延最后之喘息，到底不是办法。”再一句是张悌说：“ ‘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之亡，而惟欲一死以自尽其心;然想到了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隶了，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其意旨是我们不要唱高调，要充分估计我们的力量，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中国抗日不会得到和平国家的援助，如果想得到的话，那是无聊的“奢想”。他又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所谓的“抵偿”就是保留“复兴”的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败于德国，几乎亡了，德国国土败于协约国，几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复兴，这都是于危亡之际，人人下了救亡图存的决心，人人肯说老实话。”如果中国因抗战而亡，那是多么可怕的景象!怎么办?就是肯负责任，肯说老实话。④换而言之，就是要求中国像俄德两国那样，停止抗战，以求“保存”。与汪精卫相呼应，周佛海纠集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梅思平(前江宁县县长)、陶希圣(宣传部宣传委员)、罗宗强(军委会办公厅少将秘书处长)以及熊式辉(江西省主席、大本营第二部部长)等人麇集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寓所，沆瀣一气，暗中非议抗战，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茫茫，攻击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是把希望寄托在“镜花水月”之中，是“唱高调”。他们自称是“唱抗战低调”，为此，胡适就给这个小团体命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小团体“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⑤不止此，汪精卫一伙于1938年1月还在汉口成立“艺文研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作为公开的活动机构，标榜“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要使政府可战可和”。⑥即对内反对共产党的思想和抗日主张，对外谋求与日本的“和平交涉”。民族失败主义思想和借国难之机以实现最高领袖梦的政治野心使汪精卫逐渐走向通敌的道路。

　　陶德曼调停时，汪精卫穿插其间，从旁推波助澜，极力促使蒋介石接受日本的诱降。汪认为日本提出中国可接受的“议和”条件，中国可以考虑停战，公开施放“和平空气”，并于1937年12月6日以国防会议副主席身份在汉口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日军攻占南京后增加了“议和”停战的筹码，汪精卫仍主张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惟恐错失“和谈”的良机。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如期答复日本的迫降条件，日本政府由其首相近卫文麿出面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政策声明。近卫声明表明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政策的重大转变，决心以武力灭华并扶植和成立汉奸政权，实现对中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占领南京后不久，即派唐绍仪的女儿专程从香港抵达汉口，对汪精卫进行诱降，建议他抛开蒋介石，亲自主持中日谈判，恢复和平。近卫声明后，由于蒋汪权利矛盾以及“和”“战”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加上日本对蒋介石历次诱降收效甚微，将重点转向汪精卫，汪也就渐渐越过蒋介石，开始另辟蹊径与日本直接交涉。从1938年2月至6月，汪派骨干成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先后多次穿梭于上海、香港、 日本东京之间，与日本秘密谈判。7月5日，汪派集团的“总参谋长”周佛海直接指使高宗武背着蒋介石，单枪匹马潜赴东京，向日本政府摸底。高宗武在东京先后会晤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军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等人，接洽中日“和平”事宜。会见中， 日方正式向高宗武表示日本希望汪精卫出马实现中日“和平”。板垣还写信说明此意，托高代传。高宗武返回香港后，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飞往汉口，向汪精卫等人送交赴日交涉情况的报告，说明日本要汪精卫出马的意旨。高宗武的东京之行，既为日本诱汪充当了“媒人”，又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勾结，直至叛国投敌开通了道路。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确定“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迫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⑦几天后又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再度确认反蒋、反共、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等原则。这表明日本已下决心选定汪精卫作为“交涉和平”的对手。继高宗武之后，汪派成员梅思平(时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继续与日本加紧接洽。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方几经密谈，初步确立了“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首领”的方案，于10月22日飞回重庆，将密谈情况转告汪精卫。汪精卫受宠若惊，即召集该集团主要成员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人连日密议，“决定方针”。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 日本政府更加狂傲放肆，俨然以东亚霸主的姿态于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否认现国民政府为全国性政权和建立“新秩序”的方针，暗示要汪不要蒋的决心。汪精卫终于下定决心投日，遂正式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为“中国方面”代表与日方进行“谈判”。梅思平、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先后于11月12日、13日由香港抵达上海，与日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会谈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汪伪政府的条件与办法及汪精卫出逃的行动计划等。关于汪精卫的出逃计划初步设计为：汪精卫接受日方的“和平”条件后，设法离开重庆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条件并由汪精卫发表同蒋介石断绝关系的声明，然后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本配合发表收拾残局的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表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⑧初步会谈完毕，今井武夫急速返国，向军部报告，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8日，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等人到达上海。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20日，参加会谈的汪方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认可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等亡华文件，制定了《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预定汪精卫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日本将于12日发表政府声明。汪、 日上海会谈的地点是日本占领区江湾东体育会路7号的一座西式花园洋房。这套房子在会谈后作为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寓所，被命名为“重光堂”，此后便将汪、日这次会谈称作“重光堂会谈”。这次会谈是汪精卫叛国出逃的一次决定性会谈，标志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最后完成。

　　11月26日，汪派代表梅思平将重光堂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经香港乘飞机回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并商议后，即于12月1日返抵香港，同日方在香港的代表太田一郎联络，转达了汪精卫承认密约的答复，说明汪精卫将按预定计划行动。日方也向梅思平表示日本政府对密约无异议。

　　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的暗中“交涉”，是在极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为掩人耳目，汪派成员拟定分途逃离，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名义先于12月5日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名义尾随而至，汪精卫以去昆明演讲为名于8日离开重庆，陈公博同日由成都前往昆明与汪会合。计划拟定后，汪精卫即派陈春圃打前站，将自己的两个子女送香港，尔后陈春圃返回昆明与周佛海联系和预订由昆明至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准备把所有出逃人员运往河内。

汪精卫为什么会叛变成为万人唾弃的汉奸

　　汪精卫的出逃行动计划极为机密，汪连陈璧君的胞妹和自己的侄子及汪派其他骨干都没有通知。汪精卫原定利用蒋介石外出筹划军事之机于12月8日由重庆出走，不巧蒋介石提前一日由衡阳返渝，不得已临时放弃出走计划，另择日期。蒋介石的提前返渝，使汪精卫虚惊一场，以为自己的行动已经暴露，也使日本近卫首相相当被动，只好以“害病”为托辞，宣布对华政策讲话延期。

　　12月18日，汪精卫在面临如不及时脱逃，行动计划即将破产的“险境”下，遂不顾一切，乘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之机，冒险飞往昆明。19日下午，汪精卫偕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等十余人在云南省主席龙云帮助下，乘一架包机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河内。次日，陈公博也从成都飞抵河内。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则早已逃至香港。日本政府得悉汪精卫出逃成功后，近卫首相即于22日晚按预定步骤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同汪精卫的叛逃相呼应，提出了与“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即“日、满、华三国应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日本愿“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⑨汪精卫立即作出响应，于29日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艳电》(当日电报代号)，31日又刊登于汪派骨干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控制的香港《南华日报》上。该电吹捧日本“对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⑩《艳电》发表，表明汪精卫与国民党公开决裂，对民族公开背叛。

　　《艳电》甫经发表，即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反汪讨逆声浪席卷全国，波及海外。1939年1月1日，周恩来在重庆向中外记者严正指出汪精卫出逃是叛国行为。重庆《新华日报》于1月2日发表题为《汪精卫叛国》的社论，指出：“汪精卫居然通电叛国。在替近卫声明作可怜与卑鄙的应声虫中，在今日小秦桧、小吴三桂的名单中，竟赫然有汪精卫三字矣!汪精卫竟然配上了李完用、郑孝胥而成了东亚的第三‘杰’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声讨汪精卫的叛国行径。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以及海外华侨也纷纷举行讨汪集会，发表讨汪通电，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国民党民主派宋庆龄揭露汪精卫是“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的“国家叛徒”，何香凝著文驳斥汪精卫《艳电》，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陶行知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林森，请撤汪所兼各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东北救亡总会、全国文艺界，著名民主派人士沈钧儒、史良、张澜、黄炎培等通电讨汪，要求国民政府绳之以国法，下令通缉。海外华侨纷纷来电，齐声谴责汪精卫，坚决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并先后给汪精卫发去1000余封电报，怒斥汪的叛国投敌罪行。各地华侨还在侨居地组织“反汪宣传团”，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汪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仅马来亚一地就达170万人之多。槟榔屿华侨将汪开除出族，缅甸和芝加哥华侨分别募捐100万元、70万元作为缉汪赏金。汪精卫寄于莫大希望并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张发奎、余汉谋及龙云、刘文辉等人也通电斥汪“谬论谬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刑典，以肃纲纪”，表示“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各战区各省将领官员都通电谴责汪精卫集团。一向被视为汪派重要人物的陈树人、谷正纲、彭学沛、甘乃光等也不赞成汪的行为，拒绝参加。顾孟余对汪发表《艳电》极力反对，指出：“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11)汪氏集团的出逃行动及《艳电》的公开发表，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种潜在的投降派受到震慑。

　　汪精卫出逃事件及海内外各界民众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促使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初始，蒋介石下令封锁消息，以免制造混乱。为应付舆论，又于12月23日由国民党中央新闻机关发布消息，称汪在昆明旧病复发，一时不能返渝。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发表《揭露敌国阴谋，阐明抗战政策》的演讲，全面驳斥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揭露了其侵华本质和欺骗伎俩，表示了继续抗战的信心和勇气。这是抗战以来国民政府第一篇有力的文字。同时，蒋介石声明汪精卫出走与政治无关，纯系个人行动。蒋介石还先后派外交部长王宠惠、机要秘书陈布雷去见汪，进行劝阻，又令王世杰致电胡适，转达蒋介石嘱托，劝汪勿作反国的公开表示，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往香港，不妨暂赴欧洲，均遭汪拒绝。待《艳电》发表之后，舆论鼎满，蒋介石意识到事态严重，于1939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对汪处置办法，决议以汪“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为通敌求降”为由，“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严肃纲纪，以正视听”。还决议发布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仍希望他“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没有正式下达通缉令(直到6月8日才正式下令通缉)。并对汪派人员表示了安慰，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精卫去欧洲休养。汪精卫被开除党籍使舆论中的蒋汪主和论暂告一段落。

　　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国民党的制裁使蛰居河内的汪精卫哀叹道：“在河内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中，是不能忘却的。”(12)汪精卫一伙铁了心的汉奸，没有“翻然悔恨”，加紧“组府”活动，走向与日本侵略者公开合作的道路，由叛国投日滑向卖国降日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