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广东潮阳人。1906年1月1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于上海，后随家人返至原籍，就读于私塾，并从事田间劳动。
蔡楚生十二岁时到汕头一小商店当学徒，虽十分劳累，仍勤奋好学。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参加了汕头店员工会，担任工会的宣传和戏剧演出等工作，并学习写文章和绘画。
蔡楚生由于从事工会活动，受到迫害，1927年潜往上海。经友人介绍，在几家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和剧务、宣传等工作。1929年，他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郑正秋手下当了副导演，兼任置景。他协助郑正秋摄制《战地小同胞》(1929年)、《碎琴楼》(1930年)、《桃花湖》、《红泪影》(1931年)等影片，在工作中逐渐显露了艺术才能，得到郑正秋的重视和赏识，并为电影界所注目。
蔡于1931年离开明星影片公司，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制片第二厂，正式担任编导。从1932年起，相继拍摄了他编导的《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当拍摄《粉红色的梦》时，“一二八”战争爆发，深重的民族危难激发他转入拍摄抗日新闻片。为了配合当时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他和联华影片公司导演史东山、王次龙、孙瑜等协作，迅速完成了反映“一二八”抗战的《共赴国难》;同时还以“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为背景，编写了《血溅红颜》，后来国民党审查机关以“内容激烈”为借口，禁止拍摄。
《粉红色的梦》在上海放映后，左翼电影评论界曾给以热诚、中肯的批评和帮助。后来成为蔡楚生最好战友的聂耳，也曾希望他“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1]。经过批评、帮助，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电影小组的积极影响下，他很快提高了认识。后来，他在一篇题为《会客室中》的文章里，分析批判了自己，认识到《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是“两部盲目的创作”[2];并诚挚地表示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即“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从此，蔡的电影创作由脱离现实转向反映现实。
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蔡楚生当选为执行委员。该会发表宣言，号召电影界“亲切地组织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3]。蔡楚生于同年创作了《都会的早晨》，受到电影界和观众的好评，被上海《良友画报》誉为联华伟大作品之一。这是他转变创作思想后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走上左翼电影运动行列的开始。
1934年春末，蔡楚生不顾国民党对进步电影的迫害，完成了又一部进步影片《渔光曲》。它以现实的题材，动人的情节，通俗的手法和精湛的技巧，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6月1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时，正值高温盛暑，但盛况空前，连映84天，场场满座，创了连映的最高纪录。次年2月，在31国参加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这是我国获得国际荣誉的第一部影片。
继《渔光曲》后，蔡楚生在1935年又成功地导演了《新女性》，该片曾引起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
1936年，蔡楚生编写了反映旧社会流浪儿童苦难生活的《迷途的羔羊》，1937年上半年又完成了控诉旧社会、揭露汉奸罪恶的《王老五》。在创作《迷途的羔羊》之初，他曾在一些儿童故事和描写流浪儿的书籍方面下功夫，但发觉收效不大，不如设法去接近一些流浪儿童——活的书本。在实地接触流浪儿童中，蔡楚生发觉他们具有那些“上流”社会儿童所没有的聪明、热情、理智和勇敢，从而更加强了他“为这些无告的人们而呼吁的决心”[4]。后来在创作《王老五》剧本时，他也曾到上海打浦桥一带污水河边的棚户区，进行深入的体验、观察和了解。这使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只有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才能充分发挥艺术的作用。
为了团结电影界的爱国力量，加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蔡楚生和欧阳予倩等于1936年1月27日发起成立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他们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电影界联合组成救国的统一阵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年7月11日，蔡参加了上海文艺、电影、戏剧工作者百余人联名发表的《争取演剧自由宣言》，抗议租界当局无理禁止和破坏我国电影、戏剧界爱国活动的蛮横行径。1937年7月28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当选为协会理事。
1937年8月，蔡楚生和夏衍等根据舞台剧《保卫卢沟桥》和自编的电影剧本《为自由而战》，综合编成为《华北的黎明》。后因战局影响，未能摄制成影片。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蔡楚生离沪南下，转移香港。当时港澳一带粤语影片盛行，蔡和司徒慧敏等人，制作了抗战粤语片《血溅宝山城》;接着又合作为启明影片公司拍摄了粤语片《游击进行曲》。后一部影片于1938年摄制完成后，竟被港英当局无理勒令禁映;直到1941年6月，经过删剪并易名为《正气歌》，才和观众见面。当时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建立了大地影片公司，蔡便参加该公司，于1939年9月完成了《孤岛天堂》。这部影片描写上海租界地区成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作生死斗争的不屈精神。在重庆、香港和南洋一带放映时，受到普遍赞扬。
1939年底，大地影片公司被国民党政府解散。次年6月，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又组成了新生影片公司，蔡楚生参加了“新生”的工作，编导了反映当时香港工人群众拒运军火原料资敌斗争的《前程万里》，于1941年在港公映。为反映在日军铁蹄下南海渔民的凄惨生活，他写出了南海渔民与敌人作生死斗争的脚本《南海风云》，准备在香港拍摄。后因香港沦陷，没有拍成。
此后，蔡楚生由香港到了桂林，国民党文化部门曾派人拉拢他，要他去重庆，他拒绝了国民党人的“邀请”。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南侵，衡阳、桂林告急，蔡又由桂林转移柳州。后来柳州告急，撤往贵州独山。又几经波折，末后到贵阳住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和郑君里合作，开始创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于1947年10月完成了此片的编导和摄制。《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是蔡楚生的代表作。影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艺术造诣，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轰动了整个中国影坛，被誉为“标志了国产影片的前进的道路”[5]。据1948年1月11日上海《正言报》发表的统计数字，该片自1947年10月至1948年1月连映三个多月，场场满座，总计观众达712874人次，打破了他30年代编导的《渔光曲》连映84天的纪录。
蔡楚生在完成《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又创作了《西湖春晓》电影剧本，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和其他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于1948年底再次由沪转移香港，这部影片的摄制也就被搁置起来。
蔡楚生第一任妻子是林银菊(1922年-1968年)
蔡楚生第二任妻子是陈曼云(1941年-1968年)
蔡楚长女蔡梦兰、次女蔡海云、三女蔡小云、幼子蔡明
1949年5月，蔡楚生和许多进步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奔赴解放了的北平，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此后，蔡楚生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他曾先后担任了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协会主席等职务;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6年，蔡楚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底，蔡楚生到新建的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整理改编《南海风云》原稿，并与王为一、陈残云合作，完成了改编剧本和上集的摄制任务，定名《南海潮》。影片通过一个渔民家庭的遭遇，概括了从大革命时代起，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广东沿海渔民的斗争经历。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在北京去世。
推荐访问:陈树湘妻子生平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