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原籍江西庐陵延福乡青山村，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父胡文照，做过几处州县幕僚，主管刑名。胡汉民幼年从师学习，读了不少经史书籍。后来，父母相继去世，开始借教书维持生活。二十一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
1903年，胡汉民与吴稚晖、钮永键等人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吴因保送私费陆军学生事与清公使蔡钧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汉民亦愤而退学回国，先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随后在广西梧州中学教书，兼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他再次赴日本留学，到东京后，入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
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不久，胡汉民和廖仲恺同时入盟。在入盟前夕，他因对平均地权的口号表示怀疑，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提出，曾与孙中山辩论了一个晚上，经孙中山为他详加剖析，他才勉强同意加入。入盟后，初任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民报》创刊，被推为编辑。他在《民报》上发表过一些政论文章，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有很大的软弱性，特别表现在其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1906年4月他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在阐述同盟会的政纲时，宣称革命“不可有妨害外国之举动”，主张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应当承认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害”。
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到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粤、桂、滇边境地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这些起义失败后，1909年5月，孙中山赴欧洲，委托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同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他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倪映典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1910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后，11月，孙中山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在南洋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随后，胡汉民往南洋各地筹款。1911年1月，黄兴、赵声到香港设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他任秘书课课长。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胡汉民和赵声、宋教仁等次晨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他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
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被推为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孙中山让权于袁世凯后，胡汉民于4月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广东支部长。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接着，又向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准备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胡汉民是反袁的，但主张法律解决，小心翼翼地避免和袁世凯公开对抗。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他“以时机未至拒之”。6月14日，袁世凯撤免他广东都督职务，调为西藏宣抚使，他复电遵令解职。随即将权力交与袁世凯任命的粤督陈炯明，悄然离广州去香港，后到上海。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到台湾，转去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举起反袁革命斗争旗帜，胡汉民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6年4月，他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筹划反袁活动。袁世凯死后，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进行扩充北方党务及联络原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工作。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为大元帅，任胡汉民为交通部长。不久，孙中山为桂系、滇系军阀和政学系政客所排斥，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胡汉民随孙中山离广东到上海。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1919年8月，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胡汉民和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他写的文章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一定的介绍。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参议，随同孙中山在两广进行活动。
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国民党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胡汉民的右派面目很快暴露，随着革命日益深入发展而越来越显著。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胡汉民本来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后来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不久，他即向孙中山提议建立民族国际来对抗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年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率领北伐军到韶关，由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10月初，广州发生商团反革命叛乱，危及广东革命政府，革命派要求坚决镇压，他主张“委曲迁就”，发还扣留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谋取妥协解决。10月9日，孙中山为处理商团事变，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指出胡汉民“长于调和，不长于彻底解决”，并且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有济。”随后，胡汉民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举兵镇压，但叛乱平定不久，即向商团反革命头目陈廉伯表示认错，请陈“释前怨”，暴露了他的妥协立场。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官僚政客认为他们的反共活动从此可以无所顾忌了，六七月间，胡汉民经常约集孙科、邓泽如、邹鲁、林直勉、胡毅生(胡汉民堂弟)、伍朝枢、吴铁城等在家中聚会，商量反共对策，攻击坚决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他和邹鲁等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谢持、戴季陶等取得联系，认定国民党非清党(清除共产党)不可，并秘密商定清党的步骤。8月10日，他们在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于9月15日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来解决清党问题，并分头通知右派分子齐集于广州。与此同时，胡毅生、朱卓文等结合粤军首领许崇智的部属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接受了香港政府赠送的二百万元，阴谋发动反共政变。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主谋者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人的阴谋被揭露，胡汉民因与廖案有重大嫌疑，一度被拘留，后被释放，在汪精卫的支持下，9月间，以“出使苏俄”为名前往苏联。
1926年4月末，胡汉民从苏联回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充满着革命气氛，他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企图抵制和对抗革命。由于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胡汉民在广州待不下去，于5月中旬避往香港，后到上海。1927年春，当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工农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刻，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蠖屈了一年的胡汉民，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赶忙由上海到南京，同蒋介石结合在一起，反共清党，绞杀革命。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与武汉革命政府公开对抗的反对革命的“国民政府”，胡汉民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上台后制订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并开列了一百九十余人的名单，多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5月5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着手清党。6月20日，他参加了蒋介石和冯玉祥合作的徐州会议。他还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从“宁汉分裂”到“宁汉合作”，他是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发表了许多反共、反苏、反对工农运动的文章和演说，打着宣传三民主义的旗号，实际是对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彻底背叛。
1928年1月，胡汉民和孙科、伍朝枢到欧洲考察政治。9月回国后，他提出了旨在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使蒋的南京政府合法化的《训政大纲》及《国民政府组织法》，10月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通过公布。《训政纲领》(通过后改名)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把国民党中央作为“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实行五院制。蒋介石于同年10月间“依法”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1929年到1930年，他坐镇南京，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先后打败了桂系、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等敌对的地方实力派，完成了“统一”。
但是胡汉民和蒋介石的结合，并不能消除他们之间的权力冲突。蒋介石为了加强他个人的独裁统治，1929年建立了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集团，以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同时提高黄埔系军官的地位，以控制军队，胡汉民被摆在“尊”而无权的地位，并逐渐被排挤。胡汉民则以国民党元老自居，高唱“党权高于一切”，鼓吹“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对蒋、陈侵犯他的权力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司令部便可以了。”蒋、胡间的权势之争，由于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公开化。1930年，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当选为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胡汉民强调召开国民会议“必须完全遵依总理遗教”，声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坚决不同意制定“约法”。其目的是反对在五院之上有一个集权的大总统，以保持党权高于政府权的形式，使自己的权位不致受到削弱。蒋、胡的激烈冲突，加上当时省市代表推举中，支持胡汉民的占了多数，蒋不能容忍，便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扣留，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由胡派核心人物古应芬、邓泽如、林森、萧佛成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委名义，于4月末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对蒋提出弹劾。接着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回到广州，开展了联合反蒋运动。5月27日，他们在广州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和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相对抗，形成宁、粤分裂的局面。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抗日运动高涨，蒋介石处境不利。在“团结御侮”的压力下，宁、粤双方被迫举行和谈。由于广州方面提出以恢复胡汉民的自由作为宁粤议和的先决条件，蒋介石不得不于10月14日将胡汉民释放。接着宁粤双方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此后，胡汉民回到广州，结合两广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
1933年2月，胡汉民在香港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作为自己的喉舌，连续发表文章，宣传他的政见。他在失意之余，也骂蒋介石，认为北伐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蒋是继承了北洋军阀余绪的“新兴军阀”，“南京统治，只是反动的军阀统治”。他忘了为虎作伥，帮助蒋介石建立新军阀统治的，正是他自己。
“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胡汉民要求对日抗战，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但在反共上面，他和蒋仍然是一致的，甚至认为蒋对共产党“始终剿办不力，遂使匪祸蔓延，至于此极”。胡汉民鼓吹抗日“剿共”“并行不悖，以北方的军队抗日，以南方的军队剿共”。他依托两广军阀势力，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共并重”的欺骗口号之下，和蒋介石对立。胡汉民把他所标榜的抗日、反蒋、反共和三民主义连在一起，称之为三民主义的连环性。1934年4月，他在用宋庆龄等人名义公布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了名。
1935年6月，胡汉民往德、意等国考察。12月，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的示意下，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又推他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1月，他回到广州。这时日本开始入侵华北，全国民众和国民党内要求抗日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邀胡汉民到南京重新合作。他也正准备进京打算再次和蒋共事，未及成行，5月12日在广州因脑溢血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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