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原名济琛，字任潮，广西苍梧县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祖父李炳光是秀才，父亲李均尚是廪生，均以教书为业。李济深六岁丧父后，随叔父李均良念书，十二岁入馆，习八股文和策论。1901年十六岁时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就读。
1904年，李济深入广州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两年后转入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先到广东新军中任见习官，后入学兵营当排长，与连长邓铿相交莫逆。不久，他入广东讲武堂继续学习。时逢清廷军咨府开设的保定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学员，李于1910年入保定军校(后改名为陆军大学)深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和军校部分师生投入反清斗争。1912年初，李从北京南下至上海，求见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旋被委任为作战参谋，参加固镇、宿县、徐州等战斗。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广东北伐军回南京接受编遣，该部被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二师，他升任师参谋长。1913年陆军大学由保定迁北京开学，李济深重返陆大第三期学习。毕业后，他留校担任教官五年，尔后不少陆军将校均出自他的门下。
1921年春，李济深回家探亲，在广州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挚友邓铿。时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进行第二次护法斗争，李被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挽留，先后任第一师副官长、师参谋长等职。从此，他笃信三民主义，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第一师为陈收买而倒戈，李愤然离开第一师。不久，孙中山派人到广州告诉他，千万不可消极而离开第一师，李乃返任师参谋长，与师长梁鸿楷率部驻防肇庆一带。12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东下讨伐陈炯明，李济深所部与滇桂联军合力克三水、下广州，将陈炯明叛军逐至东江一带。李又率部进驻江门，收服了隶属于陈炯明的陈德春部，负责拱卫广州。
1923年3月，李济深升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一军参谋长。4月，驻西北江的桂军沈鸿英部发动叛乱，李即奉命率部平叛，7月被孙中山委任为西江善后督办处督办、梧州善后处处长。李积极绥靖地方，整顿税收，筹集饷款，减轻了广州大本营的财政负担。同时他又致力于整军经武，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培训两广军事干部，并努力支持中央讨贼军第五师黄绍竑联络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进行讨沈斗争，以收拾广西政局。他扶植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势力的壮大发展，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深。
1924年初，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委任为军校教练部主任，后升为副校长，对军校的创办及培养军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10月广州商团叛乱，李为平定这场叛乱出了力。
1925年1月，陈炯明叛军趁孙中山在北京重病之际阴谋反攻广州，革命政府军于2月初出师东征。李济深派所部陈铭枢第一旅参加东征右路军作战，自己则率陈济棠等部赴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集中全力大败沈鸿英部于桂林、柳州一带，从而为新桂系统一广西奠定了基础。是年6月，滇桂军在广州发动叛乱，李奉命率第一师会同湘军等由西北江回师戡乱，歼灭溃败之桂军残部。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后，李当机立断扣押了涉嫌“廖案”的粤军军长梁鸿楷，并接替其军长职务。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统一军政，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0月，广州国民政府第二次出兵东征陈炯明部，李任东征军第二纵队司令，率部协同第一、三纵队消灭了陈炯明叛军，收复东江全境。12月初，李出任南征军总指挥，讨伐邓本殷部，于1926年1月最后消灭了邓部残余，为广东全省的统一立下重大战功。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他于2月凯旋广州后，兼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
国民革命风云激荡之际，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李济深等对蒋的行径甚为不满，要其“自请处分”。5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派兵入湘援救退守湘南的唐生智第八军，李派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师及叶挺独立团，会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钟祖培旅进军湘南，一路奏捷。7月，北伐军大举出师北上，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的身份留守广州，同时负责北伐各军的后勤补给工作，使北伐无后顾之忧。当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前，广东省政府改组，李又兼省主席及军事厅厅长。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广州分会，他任主席。
在北伐胜利的高潮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对中共的政策措施日益怀疑和不满，李济深对国共合作亦生芥蒂。李支持蒋发动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又追随蒋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清党，捕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并支持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后来李对自己参与清党反共的这段历史一直深感愧疚。
李济深在广东的领导权维持未久，1927年11月汪精卫利用张发奎等发动政变，使他多年经营的地盘毁于一旦。12月，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与陈铭枢等联合，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并将张发奎等赶出广州，重新夺回对两广的控制。1928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李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重设广州政治分会，李任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积极推动对奉张的北伐。同年10月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总参谋长。
1929年初，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等在“编遣”裁军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矛盾，蒋桂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3月下旬，李济深到南京调停蒋桂矛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他不同意政府下令讨伐桂系，触怒了蒋介石。蒋遂以蓄意勾结桂系对抗中央的罪名，将李扣押在汤山，并宣布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后又将他移南京鼓楼软禁达两年半之久，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才获释恢复自由与党籍，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务厅长。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训练部训练总监。在国难当头之时，李曾要蒋发布“罪己诏”和在政策上改弦更张，蒋非但不听，还派人杀害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此，李济深逐步认识了蒋介石独裁误国面目，开始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李济深满怀一腔爱国热忱，建议蒋介石下令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参加抗日，并为此亲往北平劝说张学良。蒋表面上应诺，暗中却派人携信令张学良不要让义勇军进关。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5月委任李为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司令由蒋兼任)，命其指挥进攻红军;同时蒋又命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攻红军。李反对蒋之所为，愤而辞职去香港。
李济深，原名济琛，字任潮，广西苍梧县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祖父李炳光是秀才，父亲李均尚是廪生，均以教书为业。李济深六岁丧父后，随叔父李均良念书，十二岁入馆，习八股文和策论。1901年十六岁时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就读。
1904年，李济深入广州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两年后转入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毕业后，先到广东新军中任见习官，后入学兵营当排长，与连长邓铿相交莫逆。不久，他入广东讲武堂继续学习。时逢清廷军咨府开设的保定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学员，李于1910年入保定军校(后改名为陆军大学)深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和军校部分师生投入反清斗争。1912年初，李从北京南下至上海，求见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旋被委任为作战参谋，参加固镇、宿县、徐州等战斗。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广东北伐军回南京接受编遣，该部被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二师，他升任师参谋长。1913年陆军大学由保定迁北京开学，李济深重返陆大第三期学习。毕业后，他留校担任教官五年，尔后不少陆军将校均出自他的门下。
1921年春，李济深回家探亲，在广州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挚友邓铿。时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进行第二次护法斗争，李被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挽留，先后任第一师副官长、师参谋长等职。从此，他笃信三民主义，追随孙中山革命。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第一师为陈收买而倒戈，李愤然离开第一师。不久，孙中山派人到广州告诉他，千万不可消极而离开第一师，李乃返任师参谋长，与师长梁鸿楷率部驻防肇庆一带。12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东下讨伐陈炯明，李济深所部与滇桂联军合力克三水、下广州，将陈炯明叛军逐至东江一带。李又率部进驻江门，收服了隶属于陈炯明的陈德春部，负责拱卫广州。
1923年3月，李济深升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一军参谋长。4月，驻西北江的桂军沈鸿英部发动叛乱，李即奉命率部平叛，7月被孙中山委任为西江善后督办处督办、梧州善后处处长。李积极绥靖地方，整顿税收，筹集饷款，减轻了广州大本营的财政负担。同时他又致力于整军经武，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培训两广军事干部，并努力支持中央讨贼军第五师黄绍竑联络李宗仁的广西定桂军进行讨沈斗争，以收拾广西政局。他扶植李宗仁、黄绍竑等新桂系势力的壮大发展，与新桂系的关系日深。
1924年初，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委任为军校教练部主任，后升为副校长，对军校的创办及培养军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10月广州商团叛乱，李为平定这场叛乱出了力。
1925年1月，陈炯明叛军趁孙中山在北京重病之际阴谋反攻广州，革命政府军于2月初出师东征。李济深派所部陈铭枢第一旅参加东征右路军作战，自己则率陈济棠等部赴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集中全力大败沈鸿英部于桂林、柳州一带，从而为新桂系统一广西奠定了基础。是年6月，滇桂军在广州发动叛乱，李奉命率第一师会同湘军等由西北江回师戡乱，歼灭溃败之桂军残部。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后，李当机立断扣押了涉嫌“廖案”的粤军军长梁鸿楷，并接替其军长职务。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统一军政，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0月，广州国民政府第二次出兵东征陈炯明部，李任东征军第二纵队司令，率部协同第一、三纵队消灭了陈炯明叛军，收复东江全境。12月初，李出任南征军总指挥，讨伐邓本殷部，于1926年1月最后消灭了邓部残余，为广东全省的统一立下重大战功。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他于2月凯旋广州后，兼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
国民革命风云激荡之际，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李济深等对蒋的行径甚为不满，要其“自请处分”。5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派兵入湘援救退守湘南的唐生智第八军，李派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四军第十、十二两师及叶挺独立团，会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钟祖培旅进军湘南，一路奏捷。7月，北伐军大举出师北上，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的身份留守广州，同时负责北伐各军的后勤补给工作，使北伐无后顾之忧。当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之前，广东省政府改组，李又兼省主席及军事厅厅长。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广州分会，他任主席。
在北伐胜利的高潮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人对中共的政策措施日益怀疑和不满，李济深对国共合作亦生芥蒂。李支持蒋发动上海“四一二”政变，之后又追随蒋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清党，捕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并支持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后来李对自己参与清党反共的这段历史一直深感愧疚。
李济深在广东的领导权维持未久，1927年11月汪精卫利用张发奎等发动政变，使他多年经营的地盘毁于一旦。12月，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与陈铭枢等联合，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并将张发奎等赶出广州，重新夺回对两广的控制。1928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李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重设广州政治分会，李任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积极推动对奉张的北伐。同年10月任国民政府参谋部总参谋长。
1929年初，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等在“编遣”裁军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矛盾，蒋桂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3月下旬，李济深到南京调停蒋桂矛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他不同意政府下令讨伐桂系，触怒了蒋介石。蒋遂以蓄意勾结桂系对抗中央的罪名，将李扣押在汤山，并宣布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后又将他移南京鼓楼软禁达两年半之久，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才获释恢复自由与党籍，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务厅长。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训练部训练总监。在国难当头之时，李曾要蒋发布“罪己诏”和在政策上改弦更张，蒋非但不听，还派人杀害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从此，李济深逐步认识了蒋介石独裁误国面目，开始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李济深满怀一腔爱国热忱，建议蒋介石下令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参加抗日，并为此亲往北平劝说张学良。蒋表面上应诺，暗中却派人携信令张学良不要让义勇军进关。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仍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5月委任李为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司令由蒋兼任)，命其指挥进攻红军;同时蒋又命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进攻红军。李反对蒋之所为，愤而辞职去香港。
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决定实行联共抗日反蒋方针，得到李济深的赞同。18日，李由香港返抵福州，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选李为人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在李济深的领导下，发动民众掀起抗日反蒋运动。可惜未及两月，即被蒋介石武力镇压，李因此被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开除党籍，并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再次被迫亡命香港，继续进行反蒋抗日斗争。
1935年夏，李济深得共产党人宣侠父等的支持，在香港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一起组建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任同盟主席兼组织部长，并出版《大众日报》宣传抗日反蒋。1936年6月，李积极支持陈济棠和李宗仁等发动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同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李通电呼吁一致对外，挽救国家危亡。次年3月，周恩来派人到梧州，向他转达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十点主张。李听后甚为振奋，表示赞同。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赴国难，李济深在蒋光鼐等陪同下由广西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宣布恢复其党籍，并派他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他曾到太原会见阎锡山，促阎努力实行抗战。南京沦陷后李到武汉，写信建议蒋介石实行政治民主和全民抗战，延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蒋介石对李的建议不予接纳，李遂离汉而去桂林。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蒋介石为缓和矛盾，请李济深赴重庆出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自兼)。李向蒋提出大力起用抗日志士，同时延聘了一批共产党人到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职，并推荐不少进步人士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坚持团结抗战。李的这些做法引起蒋的不快。1940年4月，蒋改派李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
李济深在桂林期间，尽力影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张发奎、薛岳、顾祝同等坚持抗战，大力保护民主力量在桂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桂林地区呈现的一片抗日民主景象，令蒋介石感到不安。蒋于1943年底下令撤销军委会桂林办公厅，调李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坚辞不就，留在广西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大举南下。李济深组织募款劳军活动以激励士气，还在桂林发表广播演说，呼吁消除失败主义，实行民主和依靠民众抗战到底。8月，李到贺县八步，与何香凝、柳亚子等共商如何坚持敌后抗战问题，向民众宣讲团结抗战的道理。桂林、梧州相继失守后，他回到苍梧大坡山，组织建立苍梧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等机构，指导桂东南人民进行抗日民主斗争。1945年初，他先后至岑溪、容县、北流、玉林等地，发动民众投身抗日保卫桂东南斗争。同时，他派人沟通与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及东江纵队的联络，协助中共进行争取张炎所部高雷人民抗日军的工作。3月间，李到广东罗定县找蔡廷锴，协同推动谭启秀等建立和扩充三罗地区的抗日武装。在国民党“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抗战胜利前夕，李济深与何香凝商量组建民主派政党问题，分头进行筹备工作;1946年初到广州联络国民党内民主力量，于3月12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接着至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冯玉祥、黄炎培等多次商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派王葆真等人去北方联络爱国军人反对内战。他应蒋之邀登庐山，与蒋谈话两次，并写长信劝蒋实行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建设中国，不打内战。但蒋敷衍应付。李看透蒋无意实行民主和停止内战，遂离开庐山避居上海。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陈诚暗中许诺李济深将来为副总统候选人，拉他出席会议。李不为所动，拒绝出席。次年2月，他以归乡扫墓为辞离开上海赴香港，在港多次发表反蒋言论，并发表对时局的七项主张，要求蒋介石结束独裁政治，实行和平民主建国方针，以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来改造国民党。他还与何香凝等致电苏、美、英三国政府，要国际社会不要支持南京的独裁政权，并在告海外同胞书中痛斥蒋氏误党祸国的种种罪行。李的这些言行引起各界强烈反响。蒋恼羞成怒，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以“勾结共党、诋毁政府”等罪名，第三次开除李的国民党党籍，李对此一笑置之。
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北，国民党统治加速走向崩溃。李济深与何香凝等在港进一步集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筹组新的民主派政党，以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经过周密紧张的筹备，李济深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决定由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民主派人士，联合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李济深当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同年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李济深以“民革”主席名义发表声明，不承认南京“国大”选出的总统。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李热烈响应。5日，李与何香凝等致电毛泽东，谓中共的号召“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特通电海内外激励国人一致“共同策进”。此后，民革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其成员分往各地，联络国民党的爱国将领，晓以大义及利害，进行策反工作。李本人除劝说桂系将领外，又派人去做卢汉的工作和策动刘昌义起义;他还嘱赖慧鹏辞去广东怀集县长职务，返广西组织力量，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活动。
1948年12月，李济深应中共中央邀请离港北上，于1949年1月10日抵达东北沈阳。旋发表《对时局之意见》，表示要在中共领导下贡献绵薄，共策进行，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参观东北解放区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选为新政协筹备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李济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此后，李还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等职。他晚年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大量参与国事活动。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患胃癌和脑血栓医治无效而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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