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简介资料,宋教仁生平事迹故事,宋教仁为宪政捐躯死亡真相揭秘 宋教仁生平事迹和思想

发布时间:2018-05-31 来源:关爱女性 点击: 当前位置:71668明星网 > 健康 > 关爱女性 > 宋教仁简介资料,宋教仁生平事迹故事,宋教仁为宪政 手机阅读

相关爱国人物:郑观应、洪仁玕、陈玉成、石达开、洪秀全、詹天佑、林则徐、容闳、关天培、魏源、冯子材、李伯元、邓世昌、刘永福、黄遵宪、左宗棠、陈天华、唐才常、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严复、谭嗣同、黄兴、邹容、宋教仁、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龚自珍、徐锡麟

  宋教仁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为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最后以身殉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向往反清革命

  宋教仁,字遯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人,一八八二年四月五日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之家。湖南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省区,谭嗣同等曾在这里办报纸、开学堂,把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宋教仁生长在这个环境里,从小便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

  宋教仁四岁入私塾读书,但“四书”、“五经”一类经典书籍,并没有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反日益腐败的封建统治,却促使他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充满反清民族意识的著作。宋教仁十二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境更加衰落。他只得离开私塾,在家自学。一八九九年,宋教仁进入桃源县的漳江书院学习。主持书院的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学者。宋教仁在那里不但学到了数学、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新知识,而且在老师的影响下,形成了反清爱国的进步思想。

宋教仁简介资料 宋教仁生平事迹故事 宋教仁为宪政捐躯死亡真相揭秘

  在漳江书院学习四年后,宋教仁去报考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文普通学堂。考试的题目是《论汉武帝》,这恰好触发了宋教仁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在文章中极力推崇汉武帝威震四海的武功,赞扬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稳固基础。他的文章情文并茂,深得主考官赏识,被录取为第一名。

  宋教仁入学不久,国内发生了抗议沙俄入侵东北的爱国运动,全国革命浪潮迅速高涨。接着,上海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革命著作不胫而走,章太炎、邹容的名字,蜚声于海内外。这时候,黄兴也从日本回国,在武昌两湖书院发表了宣传反清革命的长篇演说。宋教仁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激动,立即找上门去,主动请教。从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共同为革命奔走呼号。

  在学校里,宋教仁经常和同学们谈论革命,引起了清朝官吏的注意,准备将他逮捕。于是,他被迫离开学校,回到湖南从事革命斗争。

  参加华兴会

  在湖南,宋教仁和黄兴、陈天华等一起,筹划成立两湖地区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一九○四年二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举为副会长。华兴会决定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太后生日那天,发动武装起义,将在长沙为慈禧祝寿的湖南省政府官员一网打尽,然后宣布湖南独立。起义计划分五路进行。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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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组织起义,宋教仁来到武昌,创立了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以联络学界和政界人物。军费不足,他便回到家乡准备变卖自己的家产。然而,家产难以脱手,在别处筹措的经费也不多,宋教仁只好回到省城,想另找别的途径筹款。但是,当他于十一月五日来到长沙时,起义的机密已被泄露,清政府正在搜捕黄兴等人。宋教仁仓促离开长沙,来到武昌。武昌文普通学堂已开除了他的学籍。宋教仁有家不能归,有书不能读,便潜往上海去找黄兴。然而,他刚到联络机关门前,就发现情况有变:一个凶狠的印度巡捕把守着机关大门,上海的华兴会党人也出事了。

  流亡日本

  宋教仁在国内没有容身之地,便于一九○四年十二月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创办了各种杂志,宣传革命思想,仅东京和横滨两地就有《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浙江潮》、《江苏》等。宋教仁一面积极为这些杂志撰写文章,宣传革命,一面又和陈天华等人筹办一种突破地域界限的综合性杂志《廿世纪之支那》,反映全中国、全民族的呼声。

  一九○五年六月, 《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号出版了。宋教仁写的文章占了四分之一。他在文章中说明了创办杂志的意图:

  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 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 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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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刊号上,宋教仁还把代表中华民族先祖的黄帝象刊出,并在黄帝象的背面题词道:

  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

  宋教仁主张用黄帝纪年代替帝王纪年,将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改为“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他的这些激烈的反清言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清政府十分惊恐。接着,宋教仁又在杂志第二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这下惹怒了日本政府,他们以“妨碍公安”的罪名,下令查封没收这本杂志,宋教仁也被警察署传讯。在警察署里,宋教仁质问日本警方: “出版自由,不是贵国宪法所允许的么?说妨碍公安,是日本的公安,还是中国的公安?”弄得警方无言以对。当警察追问杂志发起者时,宋教仁机智地回答: “唯我一人而已,其他人都已回国。”警方又问及刊物的宗旨,他光明磊落地回答: “革命而已”。

  一九○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宋教仁担任了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兼湖南分会副会长。同盟会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机关报,并改名为《民报》,宋教仁担任报纸的庶务干事兼撰述员,常驻报社负责此项工作。

  宋教仁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进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他到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时,该校已开学三个月,但由于他刻苦努力,功课很快赶了上去。毕业时,他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名列第一。

  在学校里,宋教仁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政治学说,钻研法制和有关革命的理论。他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国家制度和历史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希望中国象西方国家那样,也成为民主共和国,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他把这些著作称为救中国的“良方”。他的译文和介绍,对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发动武装起义

  一九○七年春,根据同盟会总部的安排,孙中山、黄兴在南方发动起义,宋教仁则去东北在沈阳组织起义,南北呼应,共图大业。

  宋教仁秘密地来到安东(今丹东),联络当地的绿林豪杰。他和大孤山的绿林首脑李逢春取得了联系,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使李逢春拥护同盟会的纲领,愿意与革命党人一起行动。他还在这里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中心机构。后来因为叛徒告密,招兵失败,宋教仁被迫潜回东京。

  发动这次起义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宋教仁的东北之行却获得了巨大的收获。他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来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间岛就是指图门江以北、长白山东南的一大片领土。日本想霸占这块领土,作为入侵东北的跳板,制造了所谓“中日间岛争端”。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一书,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政府非常恐惧,想用重金购买该书版权,遭到宋教仁的严词拒绝。清政府获得该书资料后,在关于间岛归属问题的谈判中获得胜利。为了拉拢宋教仁,清政府授于他四品官职,并给他二千元酬金。宋教仁将酬金送给生活困难的留日学生,严辞拒绝了清廷的官职。他说: “吾是革命党人,怎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国尽力者,生死以之! ”

  这时候,孙中山、黄兴在南方边远省份发动的起义也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点问题上意见发生了分歧。宋教仁认为,上策是中央革命,即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但进行比较困难;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发动起义,然后进行北伐,这样做比较容易成功;而在边远各省起义,逐步深入内地则是下策。他主张采用中策。

  一九一一年初,宋教仁回到上海,四月赴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他负责草拟文告,制定各项制度,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公布实行。但是,当他于四月二十八日到达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了。黄花岗之役,同盟会牺牲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宋教仁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并未就此消沉下去,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把注意力转向长江流域,组织中部同盟会,发动革命。在黄兴的赞同和支持下,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宋教仁和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被选为五位负责人之一,并担任总务会干事。他为中部同盟会制订了各种章程,还派人去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成立分机关,准备联络各地清军中的革命分子,发动长江流域各省的总起义。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两湖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下旬,宋教仁与黄兴赶到了武昌。他为即将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准备了厚厚三大册的法制文献,其中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制度。他参与了武汉军政府《鄂州临时约法》的制订。这个《约法》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宣布“人民一律平等”,官员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选连任者以一次为限。宋教仁还参与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所有这些,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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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为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最后以身殉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向往反清革命

  宋教仁,字遯初,(一作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人,一八八二年四月五日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之家。湖南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省区,谭嗣同等曾在这里办报纸、开学堂,把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宋教仁生长在这个环境里,从小便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

  宋教仁四岁入私塾读书,但“四书”、“五经”一类经典书籍,并没有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反日益腐败的封建统治,却促使他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充满反清民族意识的著作。宋教仁十二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境更加衰落。他只得离开私塾,在家自学。一八九九年,宋教仁进入桃源县的漳江书院学习。主持书院的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学者。宋教仁在那里不但学到了数学、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新知识,而且在老师的影响下,形成了反清爱国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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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漳江书院学习四年后,宋教仁去报考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文普通学堂。考试的题目是《论汉武帝》,这恰好触发了宋教仁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在文章中极力推崇汉武帝威震四海的武功,赞扬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稳固基础。他的文章情文并茂,深得主考官赏识,被录取为第一名。

  宋教仁入学不久,国内发生了抗议沙俄入侵东北的爱国运动,全国革命浪潮迅速高涨。接着,上海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革命著作不胫而走,章太炎、邹容的名字,蜚声于海内外。这时候,黄兴也从日本回国,在武昌两湖书院发表了宣传反清革命的长篇演说。宋教仁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激动,立即找上门去,主动请教。从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共同为革命奔走呼号。

  在学校里,宋教仁经常和同学们谈论革命,引起了清朝官吏的注意,准备将他逮捕。于是,他被迫离开学校,回到湖南从事革命斗争。

  参加华兴会

  在湖南,宋教仁和黄兴、陈天华等一起,筹划成立两湖地区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一九○四年二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举为副会长。华兴会决定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太后生日那天,发动武装起义,将在长沙为慈禧祝寿的湖南省政府官员一网打尽,然后宣布湖南独立。起义计划分五路进行。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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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组织起义,宋教仁来到武昌,创立了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以联络学界和政界人物。军费不足,他便回到家乡准备变卖自己的家产。然而,家产难以脱手,在别处筹措的经费也不多,宋教仁只好回到省城,想另找别的途径筹款。但是,当他于十一月五日来到长沙时,起义的机密已被泄露,清政府正在搜捕黄兴等人。宋教仁仓促离开长沙,来到武昌。武昌文普通学堂已开除了他的学籍。宋教仁有家不能归,有书不能读,便潜往上海去找黄兴。然而,他刚到联络机关门前,就发现情况有变:一个凶狠的印度巡捕把守着机关大门,上海的华兴会党人也出事了。

  流亡日本

  宋教仁在国内没有容身之地,便于一九○四年十二月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创办了各种杂志,宣传革命思想,仅东京和横滨两地就有《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浙江潮》、《江苏》等。宋教仁一面积极为这些杂志撰写文章,宣传革命,一面又和陈天华等人筹办一种突破地域界限的综合性杂志《廿世纪之支那》,反映全中国、全民族的呼声。

  一九○五年六月, 《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号出版了。宋教仁写的文章占了四分之一。他在文章中说明了创办杂志的意图:

  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 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 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特书曰: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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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刊号上,宋教仁还把代表中华民族先祖的黄帝象刊出,并在黄帝象的背面题词道:

  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

  宋教仁主张用黄帝纪年代替帝王纪年,将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改为“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他的这些激烈的反清言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清政府十分惊恐。接着,宋教仁又在杂志第二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这下惹怒了日本政府,他们以“妨碍公安”的罪名,下令查封没收这本杂志,宋教仁也被警察署传讯。在警察署里,宋教仁质问日本警方: “出版自由,不是贵国宪法所允许的么?说妨碍公安,是日本的公安,还是中国的公安?”弄得警方无言以对。当警察追问杂志发起者时,宋教仁机智地回答: “唯我一人而已,其他人都已回国。”警方又问及刊物的宗旨,他光明磊落地回答: “革命而已”。

  一九○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宋教仁担任了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兼湖南分会副会长。同盟会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机关报,并改名为《民报》,宋教仁担任报纸的庶务干事兼撰述员,常驻报社负责此项工作。

  宋教仁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进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他到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时,该校已开学三个月,但由于他刻苦努力,功课很快赶了上去。毕业时,他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名列第一。

  在学校里,宋教仁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政治学说,钻研法制和有关革命的理论。他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国家制度和历史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希望中国象西方国家那样,也成为民主共和国,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他把这些著作称为救中国的“良方”。他的译文和介绍,对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积极作用。

  发动武装起义

  一九○七年春,根据同盟会总部的安排,孙中山、黄兴在南方发动起义,宋教仁则去东北在沈阳组织起义,南北呼应,共图大业。

  宋教仁秘密地来到安东(今丹东),联络当地的绿林豪杰。他和大孤山的绿林首脑李逢春取得了联系,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使李逢春拥护同盟会的纲领,愿意与革命党人一起行动。他还在这里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中心机构。后来因为叛徒告密,招兵失败,宋教仁被迫潜回东京。

  发动这次起义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宋教仁的东北之行却获得了巨大的收获。他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后来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间岛就是指图门江以北、长白山东南的一大片领土。日本想霸占这块领土,作为入侵东北的跳板,制造了所谓“中日间岛争端”。宋教仁的《间岛问题》一书,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政府非常恐惧,想用重金购买该书版权,遭到宋教仁的严词拒绝。清政府获得该书资料后,在关于间岛归属问题的谈判中获得胜利。为了拉拢宋教仁,清政府授于他四品官职,并给他二千元酬金。宋教仁将酬金送给生活困难的留日学生,严辞拒绝了清廷的官职。他说: “吾是革命党人,怎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国尽力者,生死以之! ”

  这时候,孙中山、黄兴在南方边远省份发动的起义也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点问题上意见发生了分歧。宋教仁认为,上策是中央革命,即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但进行比较困难;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发动起义,然后进行北伐,这样做比较容易成功;而在边远各省起义,逐步深入内地则是下策。他主张采用中策。

  一九一一年初,宋教仁回到上海,四月赴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他负责草拟文告,制定各项制度,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公布实行。但是,当他于四月二十八日到达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了。黄花岗之役,同盟会牺牲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宋教仁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并未就此消沉下去,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把注意力转向长江流域,组织中部同盟会,发动革命。在黄兴的赞同和支持下,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宋教仁和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湖州公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被选为五位负责人之一,并担任总务会干事。他为中部同盟会制订了各种章程,还派人去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成立分机关,准备联络各地清军中的革命分子,发动长江流域各省的总起义。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两湖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下旬,宋教仁与黄兴赶到了武昌。他为即将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准备了厚厚三大册的法制文献,其中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制度。他参与了武汉军政府《鄂州临时约法》的制订。这个《约法》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宣布“人民一律平等”,官员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选连任者以一次为限。宋教仁还参与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所有这些,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者。

  为宪政捐躯

  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担任了法制局局长。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宋教仁担任了内阁的农林总长。此时,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想用宪法规定的权利在中国实行“政党内阁”,通过走议会的道路来建设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在他看来,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不过是一个元首的空名。

  为了对付袁世凯,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使它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他四出奔走,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了几个小党,终于在一九一二年八月组建了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以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发表了长篇演讲。宋教仁作为理事,在孙中山离开北京时代行理事长职务,由于孙中山不愿意过问党事,不久便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专心搞铁路建设去了。

宋教仁简介资料 宋教仁生平事迹故事 宋教仁为宪政捐躯死亡真相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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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一九一二年底至一九一三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凭借刚刚组建成功的国民党的声势,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竞选活动。尽管袁世凯为选举设置了重重障碍,但宋教仁雄辩的口才,慷慨的言辞,使他在一场又一场的竞选演说中得到了广大选民的支持,是国民党员在国会选举中占了压倒优势。宋教仁踌躇满志,宣布以多数党的资格成立责任内阁,他将出任总理。

  就在宋教仁信心百倍地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时候,袁世凯对他下了毒手。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电邀,由上海北火车站动身北上。就在他刚要起脚登车的时候,袁世凯派遣的武士英向他射出了仇恶的子弹。宋教仁连中三枪,当场倒在血泊之中。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两天后就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一岁。

  宋教仁被刺杀以后,袁世凯装模作样地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通辑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暗杀案终于真相大白:从凶手那里查获的电报中得知,谋杀宋教仁的主犯正是袁世凯自己。

  宋教仁的惨遭杀害,暴露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震怒了,人民大众觉醒了,就在宋教仁为宪法流血三个月后,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从此,袁世凯便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陷入了人民大众的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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