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伯钧，四川省达县河市乡人，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一个小康农家。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陈伯钧在河市坝小学读书，课余从事家务劳动。这期间，他在父兄的影响下，选读了《史记》、《三国演义》、《水浒》等历史书籍和文艺小说。书中除暴安民、打抱不平的豪侠事迹，深深吸引着他。
一九二二年，陈伯钧高小毕业，翌年春考入省立万县第四师范。
万县师范是川东地区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中心。革命先驱王若木、吴玉章、杨闇公、恽代英等在成都、重庆、泸洲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县师范也深受影响。一九二三年春，肖楚女到第四师范任教后，大大推动了该校的学生运动。陈伯钧听过肖楚女的演讲，并读了《新青年》、《先驱》、《向导》等进步书刊，深受教育，积极参加了该校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把国家主义派骨干、四师校长驱逐出校。五卅运动中，陈伯钧又积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帝反封建。由于他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被学校当局开除。
此时，适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到重庆招生，陈伯钧和刘梦笙赶去报考，被录取。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开学。陈伯钧与罗瑞卿、刘型等同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二队，同学中还有游雪程、徐彦刚、王良、刘梦笙、张赤男、徐林、程子华等。军校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扛枪出操，常常腿肿得不能下蹲。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此外，毛泽东、沈雁冰、李达(鹤鸣)等也到校演讲。
当时武汉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军校学员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陈伯钧酷爱读书看报，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江西工人运动领袖陈赞贤遭惨杀，武汉等地的反蒋运动高涨。陈伯钧积极参加了追悼陈赞贤、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反蒋斗争，三月下旬，武汉分校正式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蒋介石的校长制，改为五人委员制，实由恽代英负责。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袭武汉，前锋抵达离武昌只有四十里的纸坊。危急关头，军校学生奉令编入中央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迎击叛军。陈伯钧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当天开到纸坊作战，经土地堂打到贺胜桥，又乘胜追击，转战咸宁、蒲圻、嘉鱼、赤壁新堤，最后攻克沔阳，击溃了叛军。
陈伯钧学习用功，训练刻苦，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加上在这次平定叛乱中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经熊修武介绍，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咸宁前线被接收为中共党员。
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后，许克祥五月二十日在湖南叛变。六月，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人出境;何键在武汉高喊 “清党”，蠢蠢欲动，汪精卫集团的反动面目愈加暴露。为了保护军校这支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的革命队伍，党组织借 “打野外”之名，将队伍拉到武昌市郊。此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招兵买马，党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校学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形势急转直下。陈伯钧的父兄均来信要他回家，甚至以“母病重”为由，催他速归。陈伯钧拒绝了父兄的要求，决不离开革命队伍。
八月二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教导团同时离开武昌乘船东下，准备经九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乘轮船的警卫团中途在黄石港上岸，乘木船的教导团因失去联络，一直开向九江。八月四日，大木船刚靠九江太古码头，就被张发奎预先布置的部队缴械。陈伯钧等被押送到第四军的陆军医院附近露营。
陈伯钧感到不能就这样束手就范，应该去找起义部队。他和刘梦笙暗中约了七八个同志，脱掉军装，趁黑夜溜出宿营地，经瑞昌、德安、永修向南昌兼程前进。途中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向抚州方向开拔，张发奎占领了永修、南昌。去南昌已不可能，他们便来到高安，与县委负责人聂思琨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中共高安县委将他们六个四川同志编成一个临时党支部，暂时隐蔽下来。
当时，湖南中共组织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以二十军独立团名义，奉命寻找叶、贺部队，几经周折，也开到了高安。陈伯钧等人由中共高安县委介绍，到独立团工作。陈伯钧任团部副官。
(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陈伯钧随二十军独立团从高安出发，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宜丰到达铜鼓县城休整。为训练新兵，团部设立了训练处，由陈伯钧任主任。他既教军事，又教政治，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九月十日，正是农历中秋节。那天，毛泽东从浏阳脱险来到铜鼓。在团部驻地肖家祠召开的排以上干部会上，陈伯钧听了毛泽东号召举行秋收起义的讲话。会后，毛泽东又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
此后，独立团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第三团的任务是协同第一、二团打下平江、浏阳、会攻长沙。前委书记毛泽东直接领导第三团行动。
九月十一日，陈伯钧随军挺进浏阳白沙镇。第三团兵分三路，击溃一营敌军和当地挨户团，打死打伤敌军十余名，击毙敌连长一名，首战告捷。毛泽东称赞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九月十二日下午，陈伯钧随三团继续西进，攻打浏阳东门市。是役击毙敌排长，守敌溃逃达浒。三营营部驻围山书院，各连分做群众工作。团长苏先骏因连战皆捷，骄傲自满，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未在制高点设了望哨，结果敌人从平江调来两个团，分两路包围工农革命军，占领了羊牯脑制高点。陈伯钧所在的三营配合一营在羊牯脑两侧拚命反攻，激战六小时，最后因伤病员太多，又遭敌人机枪猛烈射击，只得转移到上坪。
毛泽东在上坪召开三团干部会议，得知第一团进军长寿街，因遭到叛变的第四团邱国轩部 (刚收编的夏斗寅残部) 的偷袭而失败; 第二团攻克浏阳后被围，大部伤亡、失散。攻打长沙的计划已不能实现，遂决定通知一团速来会合，并亲率第三团退向铜鼓的排埠。
九月十九日，陈伯钧和第三团随毛泽东进军文家市，接着卢德铭率第一团也来会合。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说服师长余洒渡，放弃攻打浏阳、长沙的计划，决定向湘赣边界地区退却。
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卢德铭率一、三两团离开文家市南进。途经萍乡芦溪，又一次遭到敌人伏击，卢德铭英勇牺牲，后卫第三团遭到很大损失，仅陈伯钧所在的第三营在营长伍中豪带领下冲出重围，追上第一团，赶到永新县，参加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在三湾，工农革命军缩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仅有一、三两个营。陈伯钧虽患虐疾，经张子清、游雪程推荐，仍担任了三营八连一排排长，还一度代理连长。
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陈伯钧参加了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井冈山建立留守处，并争取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
部队到酃县水口后，毛泽东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上井冈山，去做团结改造袁文才部的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水口朱家祠找他们促膝谈心，要他们充分认识争取这支武装的重要性，注意搞好团结。当天，陈伯钧等随袁部交通离开水口，经过三天行军，到达茅坪步云山。
袁部平时分散活动，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在步云山练兵。不久，毛泽东也到茅坪养脚伤，并进行调查研究。他经常找袁文才和陈伯钧等谈心，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讲《封神榜》的故事，鼓励大家学土行孙和哪吒上天入地、能打能走的本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和陈伯钧的努力下，袁部很快走上正规，并接受了作战任务。陈伯钧率一个排负责维护井冈山同茶陵前方的交通联络，掩护和接送来往的伤病员和工作同志。
十二月，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毛泽东去茶陵找主力部队。出发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夜宿茶陵坑口圩。次日，一班战士先回井冈山，只留陈伯钧和毛泽覃等与毛泽东同行。大约离县城二三十里，前方传来机枪和步枪声。毛泽东决定在离城五六里的小村子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侦察。晚上大家轮流放哨，毛泽东和陈伯钧值下夜班，以应付紧急情况。天刚亮，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茶陵城东门通井冈山的浮桥被拆掉了，敌人尚未进城，而我军却向南撤退。毛泽东判断情况有变，决定马上追赶部队。陈伯钧说： “我打掩护，你们往前走! ”赶到水口，天已黄昏，终于追上了正在休息的部队。当晚，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争论很激烈。毛泽东命令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砻市开拔。散会后，毛泽东交给陈伯钧一封信，要他连夜走小路赶回砻市，送交中共永新县委。随后，毛泽东带着大部队返回砻市，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处理了团长陈皓(旧军官)等企图把部队拖去投靠方鼎英的事件。
毛泽东总结这个事件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任命吕赤为队长，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很关心教导队的成长，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听取陈伯钧等的军训工作汇报。
一九二八年一月，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时，陈伯钧等率教导队负责押运胜利品和俘虏。二月攻打宁冈县城(新城) ，教导队负责攻打西门。三月初，工农革命军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陈伯钧随部队到达酃县，全军按毛泽东的主张，在中村整训后，在酃县、桂东一带打土豪、分田地，作群众工作。
同年四月，陈伯钧从教导队调到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工作。为了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陈伯钧随毛泽东、张子清在酃县参加阻击战和掩护战。途中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由桂东向汝城的一段路，几乎每天都要与地主武装打几仗。
攻打汝城时，遭到敌人猛烈反扑，陈伯钧等奉命率第一连保卫团部。他们根据团长张子清的命令，跑步前进，迅速通过一条干涸的小河，沿着河边向敌人侧翼攻击，打败了敌人的反扑。
在酃县战斗中，敌人追兵有三个团，张子清带领第一团侧击来犯之敌，并亲率陈伯钧所在的第一营，抢先占领酃县县城和城北的高地堵击敌人。第一连在陈伯钧带领下积极参战，打败了敌人十多次冲锋，坚持了两三天，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在毛泽东率部接应和掩护下，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陈伯钧所在的第一团改称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陈伯钧任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不久，赣敌两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陈伯钧所在的三十一团奉命在七溪岭阻击敌人，掩护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打黄垇。接着又侧击进犯五斗江之敌，打垮敌人第八十一团。全军乘胜追击，第一次攻下永新城，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五月中旬，赣敌发动第三次“进剿”。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三十一团一营佯攻茶陵的高陇，并到谭延闿的老家收集报纸，以便进一步判断敌情。陈伯钧率第一连随营进至高陇，营长员一民布置一连担任警戒，二连作预备队，三连去侦察游击。三连刚到山腰上，与敌遭遇，敌凭有利地势射击，三连连长牺牲，被迫撤退。陈伯钧立即集合一连与敌接火，猛烈反攻，当战斗快要结束时，员营长被敌人冷枪打中牺牲。陈伯钧临时代理营长的职务，率一连和三连撤到梅花，适逢二十八团前来增援，合力打垮了敌军。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他们又连夜摸黑赶回永新浬田。当地靖卫团急忙向县城敌师长杨如轩报告，杨派七十九团进犯浬田。陈伯钧等随部进至距永新十五里的草市垇，与敌七十九团相遇，激战两小时，打死敌团长刘胡子，乘胜直捣永新城，正在听留声机的杨如轩仓皇爬城逃跑，被红军打伤。这是二占永新的大胜利。
六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共十个团联合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在新、老七溪岭一带歼敌。陈伯钧所在的三十一团第一营，奉命和二十九团迎击由新七溪岭进攻之敌。陈伯钧派两个排埋伏在望月亭营指挥所两侧，伏击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把敌人打退，又配合坚守老七溪岭的二十八团，乘胜追歼逃敌于龙源口。此役全军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粉碎了敌人的 “会剿”，第三次占领永新城，使井冈山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
七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错误地把红四军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后，毛泽东指挥三十一团，在群众掩护下，用四面游击方式，与赣敌十一个团周旋于永新县城附近三十华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之战。陈伯钧率第一连在永新北乡坚持战斗，直到战役快结束时，他在九都负伤，子弹打穿了左大腿，被送回井冈山治伤。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迎接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的途中，湘敌吴尚的一个师乘机进犯井冈山。当时只有三十一团的两个连赶回井冈山参战。留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参加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研究黄洋界保卫战部署。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主持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留红五军坚守根据地。陈伯钧和张子清、陈毅安均被留下，协助红五军军部工作。红四军出发前夕，毛泽东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
一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二十一个团围攻井冈山。陈伯钧等积极参与保卫井冈山的斗争。后井冈山失守，彭德怀率部突围。陈伯钧因大腿伤重，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未随五军突围，留在山上打“埋伏”。结果被白军搜山搜出，解往吉安监狱，关了五个多月。
在监狱期间，陈伯钧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后来通过地下党员申忠等，与中共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王怀、陈正人等联系上。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他被营救出狱。
(三)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时，曾通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要陈伯钧以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身份，留在红二、四团，领导这支武装，保卫兴 (国) 、桥 (头) 、永 (丰)、宁(都) 地区的革命政权。
一九二九年五月陈伯钧出狱后，因二、四团远在赣东，而赣西正有一支武装需要加强领导，于是便由特委分配到北路行委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赣西延福地区有游击第三纵队，纵队长柯武东。三纵队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成分、纪律均好，军事技术较差; 第二大队是由原国民党第十二师的骑兵连倒戈后编成的，军事技术好，群众纪律差。上级决定陈伯钧以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身份，兼任该纵队参谋长，负责改造工作。陈伯钧提议： 两个大队合并，以表现好的同志帮助差的同志; 用军事技术好的人来搞训练，使之共同提高。
两个大队合并后，约五百人、四百支枪。在陈伯钧等指挥下，主要游击于赣西各县，曾打下吉水、峡江等县城，后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一九三○年四月，省委特派员的巡视报告中指出： 在短短的时间内，三团和二团“在吉安北部共作战七、八次，只打一次败仗，且系安全退却，其余都是胜仗。峡江之役两团共获敌枪七十余支; 三曲滩，两团获枪二十余支; 袁州 (今宜春)之役，三团获枪二十余支; 固江之役，三团获枪二十余支”①; 其余小的战斗未计在内。当年赣西特委负责人曾山回忆赣西南的革命斗争时指出： “开始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起来的，所以开始时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吉安特委和省委派了得力的军事干部，如陈伯钧、李湘舲、柯武东同志等，加强了领导，因此，这支革命武装也便很快地发展起来。”②
一九三○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和赣西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二、三、四团改编的，柯武东任纵队长，陈伯钧任参谋长，下辖二、三两个支队，二支队队长周子昆。一纵队为六军主要部队，共有枪七百余支，党员三百多人，“政治影响甚好，与群众接近而又能和敌人作战，深得群众的拥护、敌人的恐怖。”③
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在吉安的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中共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 (即“二七会议”) ，确定以扩大根据地和工农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夺取江西全省为主要任务。会后，二月二十三日，敌唐云山旅进逼吉安水南。毛泽东、朱德指挥四军全部及六军一纵队夺取水南。陈伯钧和柯武东等率一纵队于二十四日晨出发，上午十时到达，即与敌军开火。这次战斗，仅用了半小时，红军就俘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五百余支，水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子弹四十担，残敌六七百人向距离吉安城四十里的值夏、施家边逃窜。
二十六日拂晓，四军和六军一纵队带领武装群众万余人，进攻施家边。红军上午十时到达，敌人还在山上筑工事，想用机枪顽抗。红军英勇进攻，激战至下午五时，敌全部缴械。号称“铁军”的唐云山旅全军覆没。
在水南、施家边两次歼灭战中，陈伯钧指挥六军一纵队参战。他身先士卒，追歼逃敌于乌江时，右腿负重伤。
一九三○年七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军事会议决议并经特委常委通过，成立红二十军，下辖四个纵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上级考虑该军军长曾炳春是师范生，没有进过军校，但是 “只要有一好的参谋长也可以指挥”，遂决定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二十军参谋长。此时，陈伯钧养伤地区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二十军二纵队(后改称第二团) ，他还一度兼任该纵队 (团) 政委。
八月下旬，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第八次围攻吉安。由北路行委调工农武装两万多人，配合红二十军第二团向真君山进攻。二十七日，陈伯钧指挥第二团猛攻真君山，打下了敌人的几个地堡之后，直扑吉安城。由于敌人装备精良，地形好，城外又有几道铁丝网和又宽又深的壕沟，攻城没有奏效。
不久，二十军占袁州、出峡江，九月底回师打吉水，断绝吉安交通和粮食出路。十月二日，二十军奉一军团命令，由南源出发，进至湖家、三角塘、华家一带。陈伯钧亲自带人侦察吉安城西真君山、天华山一带地形，准备四日拂晓攻击。根据上级命令，二十军在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敌佯攻，与三、四、十二军协同作战，发起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役。
为了攻占真君山阵地，陈伯钧和军长曾炳春指挥二十军在螺子山附近配合四军一部，从敌人的薄弱点打进城去。敌拚命反攻，激战一天。后兄弟部队陆续赶到，终于把敌人赶跑，占领了吉安城。是役陈伯钧在螺子山负伤。
打开吉安后，陈伯钧见到毛泽东，表示希望回到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让他暂时养伤，并兼任红军学校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
三分校是“二七会议”后成立的。校长朱德，政委毛泽东，学生总队队长是原二十军政委陈东日，主要任务是培训红军干部。
十二月上旬，肃反扩大化的所谓“打AB团事件”越演越烈。担任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先抓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后带一连人到富田抓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其他领导人。因李韶九在红二团时与李文林有矛盾，在六军一纵队时又与柯武东不和，所以毛泽东接连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等分别去省行委、赣西南特委和红军学校解决“AB团” 问题，并准备让陈伯钧接任赣西南特委书记。
陈伯钧到红军学校后，听说李韶九要抓该校负责人陈东日、李天柱。他认为陈东日和李天柱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可能是“AB团”，便亲自出面做工作，保护了他们。陈、李两同志曾当过红军的军政委和军长，后来，都为革命牺牲。
被李韶九抓起来的二十军干部中，有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和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刘敌以同乡关系说动李韶九而被释放后，即说李是反革命，鼓动部队先包围军部放出谢汉昌，又与谢一起率部冲到富田，把被李韶九关押的人全部放出，把二十军一部拉到河西，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史称“富田事变”。
在“富田事变”中，陈伯钧也被不明真相的二十军部队扣押。他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说明真实情况。看管他的老部下对他了解，把他放了。他和古柏等先后安全回到河东。
这时，蒋介石以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 “围剿”。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从十一月下旬起，已经侵入到富田、东固一带。由于“富田事变”的影响，这一带群众对红军有怀疑，都上了山，当时形势很紧张。陈伯钧从河西回来后，担任红三军主力第七师师长 (政委李湘舲) ，立即投入反 “围剿”斗争。
张辉瓒师由东固进至南垄。毛泽东、朱德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坚壁清城”的方针。红军主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奉命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以七师为先锋，拂晓前进占黄竹岭前面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张辉瓒师; 八师、九师紧接七师向龙岗东北攻击。第二天拂晓，“雾满龙岗千嶂暗”，陈伯钧、李湘舲率七师进到居高临下的预定阵地，待日出雾散，看到张师先头部队正在爬山时，陈伯钧立即命令部队开火。七师虽然是三军主力，但实际只有一团兵力。他们不畏敌军的强大火力，接连打退敌军的进攻。打到中午，敌展开两团兵力，战斗更加激烈。总部抽不出增援部队，派参谋处长前来查看。陈伯钧告诉他，前线已稳定，全师正在顽强作战。下午三时许，张师四个团完全展开，多路猛攻，七师仍坚守阵地。就在此时，红十二军向敌侧后攻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部队也从龙岗北面的高山上冲下，敌军全线崩溃，一片混乱。陈伯钧、李湘舲率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直捣张辉瓒师部。此役全歼敌师部和两个旅，俘虏敌师长张辉瓒以下官兵九千余人。
龙岗战斗的胜利，吓得敌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红军分三路追击谭师至东韶，红三军担任右翼，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克祥师，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南端，向东韶之敌攻击。
陈伯钧等指挥七师和兄弟部队从东韶以南山中冲出，与谭师激战至中午，毙敌团长、团副各一名。下午四时，敌人伤亡更大。谭道源带领残部向宜黄东南逃窜。整个战斗歼谭道源师过半，缴获步枪四千支，机枪四十六挺。
东韶战斗后，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在渔子街召开的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经验的师以上干部会。会后，陈伯钧率七师随方面军活动在赣东各县，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二十万，采取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起，分四路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东固地区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之久，诱使敌王金钰所部的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而歼灭之。
陈伯钧率七师先是单独执行任务，在南边牵制敌十九路军，然后从兴国江背洞、龙岗头快速向东固集中。这时，红军主力三面受敌，距离不过八十里，形如“钻牛角”。三万多红军云集一块，正值五月，粮食少，供应困难，只好挖竹笋、采野菜、拣田螺、捉泥鳅充饥。夜晚，七师师部只能点两盏灯，陈伯钧和李湘舲一盏，作战科一盏。大家忍饥耐性，一直把敌人等出了富田工事，在白云山区摆下了战场。
五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号令全军作好迎敌准备。敌上官云相师沿观音崖、九层岭向我东固攻击，公秉藩师经中洞向东固进逼。红三军奉令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迎击公秉藩部。
陈伯钧等率七师和兄弟部队走小路到白云山区，在中洞南侧山林中隐蔽，居高临下，监视敌人动向。等公秉藩师经过中洞时，七师立即从山上用战斗队形横压下来。“飞将军自重霄入”。犹如高山滚石，势不可当。正在行动中的敌人摸不着头脑，乱跑乱钻。红七师在敌前，红九师在敌后，象铁钳一样，紧紧咬住敌人，一直打到桥头岗敌人司令部，俘虏敌师长公秉藩 (后逃跑)在内的全体官兵。
白云山区首战告捷后，陈伯钧等随红军主力于五月十七日在富田胜利会合，乘胜追击敌四十七师和四十三师的一部于水南。敌军背水而战，所架便桥又被当地群众拆毁，终被红军击溃。第二天，红军围攻白沙，截住逃敌，全歼四十三师大部、四十七师一个旅残部，接着又在沙溪镇攻打敌郝梦龄师。
继而，红军乘胜向东横扫，五月二十三日，攻击中村之敌高树勋师。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及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分别把守濠源、木樟脑、桥下坑一带，防止敌人逃跑。高师一旅盘踞在中村西南的高湖垴险峰负隅顽抗。后红三军和十二军改任右翼，攻南团，经过九次冲锋不克，与敌相持。朱德、毛泽东来到前线指挥，调四军十二师迂回到中村右翼，攻敌侧后，配合红三军再次发起冲锋。经两昼夜激战，敌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只好败退突围，向招携逃去。
中村战斗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重新成立。五月二十五日，在洛口严坊召开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红军分三路向广昌进军，并派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到广昌甘竹阻击敌人，截断敌人南援的要道。
五月二十六日，红三军根据陈伯钧、李湘舲的侦察情况，向朱、毛报告： 甘竹之敌不多，大约是一团兵力左右，七师已向甘竹派去游击队对付敌人。据此，总部决定派红三军追击敌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由于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向南丰方向追击朱绍良的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截断广昌守敌的退路，从而保证了红四军夺取广昌，击毙朱部五师师长胡祖玉，全歼守敌; 同时也保证了红三军团和十二军于五月三十一日奔袭建宁，歼敌朱部刘和鼎师三个多团，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陈伯钧奉命率七师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经费和给养，同时总结经验，训练部队。
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德、日、英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兵三十万，采取集中主力， “长驱直入”的方针，于七月初开始了凶猛的第三次“围剿”。
七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总部人员从建宁出发，千里回师赣南。陈伯钧所部和各兄弟部队从所在地出发，转移到于都银坑、琵琶垄山沟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路，诱敌南进。
陈伯钧等奉令率七师到兴国老营盘一带集结。黄昏时，发现敌军哨兵。接着，其它部队也相继发现敌人。原来敌军陈诚、罗卓英纵队巳进驻富田一带，北边是蒋光鼎、蔡廷锴，南边是蒋鼎文，红军已三面受敌。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前哨后移，竭力隐蔽，决定红军主力乘夜向莲塘方向转移。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在四十里的敌人间隙中朝东突破。八月七日，打了莲塘，歼敌上官云相师一个多旅，接着又在良村歼敌郝梦龄师大部。八月十一日，红三军向龙岗佯动，保证了主力在黄陂歼敌毛炳文师四个多团。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万余支。
黄陂战斗后，敌人发觉了红军主力，向东追来。陈伯钧率部随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共三万人马，在朱、毛首长指挥下，从南坑和君埠之间，离两边敌人间隙不过十公里的尖岭垴，巧妙地跳出敌人包围圈，返回兴国白石、枫边地区集结休整。等敌人发现时，红军主力巳在外线休整半个月了。敌人被整得“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又因“两广事变”发生，只好从兴国撤退。
当地的老百姓向陈伯钧等报告，敌人要从老营盘方向逃跑。他们遂决定从七斗岭翻过去，打老营盘。九月七日早晨，薄雾夹着毛毛雨。敌人因为要逃跑，撤了哨。陈伯钧率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冲到山脚，又过了一条小河，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很快把敌人封锁在三角地带，经奋力进攻，歼敌一个旅，还将敌医院的药品、器械设备全部缴获。
老营盘战斗后，陈伯钧率七师又随红三军回师向东北追击敌人。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化装成伙夫逃跑。这一仗，俘敌五千多人，缴获步枪四千五百多支，机关枪九十多挺，还有两百多匹骡马和一百多万发子弹。
(四)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陈伯钧、李湘舲奉命率七师在赣南连续攻打土围子，搞政权建设。一九三二年一月，七师攻克仙娘寨、蛇蝎、礼汾等地土围子，二月随红三军开往信丰集中。
三月，红三军拨归红五军团，并由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随军指挥，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 (州) 、泉(州) ，方能调动敌人，打开局面，并要在信丰的五军团尽快到龙岩。
陈伯钧率部于四月十四日赶到龙岩，十九日与一军团协同进攻漳州。守敌是张贞的一个师，装备精良。红军抢渡龙江支流东溪后，与敌人打了一仗，在天宝大尖上又打了一仗，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陈伯钧率部由石平北门进入漳州。此役张贞主力大部被歼，俘敌一千六百多人，残部逃到诏安，再也没有恢复起来。二十二日下午，陈伯钧在漳州城参加了红三、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会，听毛泽东报告作战经验及布置今后任务。随后，红军在漳州附近筹款、宣传、维持秩序。三军驻漳浦，陈伯钧等率七师驻石榴坂，并向龙岩方向游击，监视敌人。这期间，陈伯钧和邓子恢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研究主力红军走后地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署。当时，饶 (平) 、(平) 和、(大) 埔边界有支小游击队，和七师接上了头。陈伯钧、李湘舲派干部到该部工作。后来，这支部队发展成为东江纵队。
陈伯钧率七师在漳州地区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十九路军巳进入福建，粤军侵入赣南，红军于五月二十日撤离漳州，六月初回到赣南。
七月初，陈伯钧调任红十五军军长。此时，正逢粤军十二个团占赣南数县，有六个团踞南雄附近; 蒋介石五个师驻赣州北; 何键在湖南包围红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及独立三师奉命由信丰直取南雄，诱粤敌南援，以解三军团之围。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到达乌径。五军团奉命歼灭该敌。八日凌晨，五军团向乌径进发，发现该敌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角村，隔河与敌接火。陈伯钧率十五军任右翼，配合正面十三军、左翼红三军迅速击溃敌人两个团。九日，粤军布置第四师固守水口待援，又派第三师和独二旅急由南雄驰援水口，以优势兵力向红军猛扑。红五军团误将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激烈拚杀。五军团官兵非常英勇，许多战士手持大刀与敌肉搏，双方伤亡很大。后一军团和十二军赶来增援，终将敌人击溃。水口战役后，粤敌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
八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并调主力北上，发起乐安、宜黄战役。
八月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布置红五军团在乐安城南做预备队，保证一军团攻占乐安城。八月二十日，一、三、五军团协同攻打宜黄，激战一天，继续夜攻，守敌高树勋师全部被歼。两仗共俘敌五千多人。
乐安、宜黄战役后，陈伯钧率十五军随一、三军团到达南城外围。该处守敌有三个师，工事很坚固。全军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将主力撤退到新占区做群众工作。五月上旬，敌以六个师的兵力重新侵占了乐安、宜黄、南丰。一、三、五军团撤回东韶、洛口休整。
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执行王明 “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批评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反对中央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 说他三次反“围剿” 后，以主力打土围子不是正规作战; 说他放弃打南城是重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等等。十月十二日，中央免去了毛泽东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还在部队中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陈伯钧也因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十月间被免去十五军军长，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主力向金溪、南城进犯。一月八日，一、三、五军团联合进行浒湾战斗，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英勇牺牲。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用能征善战的陈伯钧再回前方。他离开红校，经石城、建宁、黎川、资溪赶到前方。一月三十一日，红军总部决定陈伯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地嘱咐陈伯钧说： “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工作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打不好都要找你是问! ”
陈伯钧欣然领受了任务，立即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二月初，敌中路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十二日，我军主动进攻南丰。陈伯钧和董振堂、朱瑞指挥五军团攻克南丰城外的堡垒据点。陈伯钧亲任全军渡河司令员，与一军团合围南丰。陈诚急调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奔宜黄南部，前来解围。于是，我军迅速从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西地区，然后从两翼北上包抄，进行大兵团伏击战。
黄陂战役是反“围剿”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参战的一、三军团和二十一军为左翼; 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为右翼。右翼部队由陈伯钧协助董、朱指挥，从横石、俱坊沿东陂一线，进至黄陂，向西还击敌人，并负责掩护全军右侧背。二月二十七日，敌人两个师进至黄陂圩、登仙桥附近。敌五十二师两个旅抵蛟湖，遭一军团和三军团截击，敌师长李明被打伤活捉。五军团在北线向敌五十九师发动猛烈进攻，该师两个旅溃退霍源东面的佛岭垇，又遭五军团和二十二军的阻击，伤亡过半。至二十八日中午，该师余部被歼在摩罗嶂东麓山谷中，敌师长陈时骥被俘。此役共歼敌两个师，俘虏一万多人。
敌第五军军长罗卓英获悉两个师遭红军截击，带着十一师和九师前来增援。当他们滞留东陂附近的草台岗、霹雳山、雷公嵊地区时，红军分左右两翼出发。一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为左翼，由西北向东南攻击; 五军团和三军团为右翼，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五军团还负责牵制东陂之敌并防止新丰敌人回援。
三月二十日，敌师长肖乾率十一师进入霹雳山，见路险雾浓，停下露营。夜半，陈伯钧协助董、朱指挥五军团主力从西北攻击，激战彻夜。次日拂晓，五军团以一部由东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攻东陂，牵制五十九师温旅及李延年的九师。于是南至霹雳山，北至东陂，全线处于激战中。后一军团、三军团也赶来参战。红军与敌反复冲杀，白刃格斗，最后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九师一部。号称“骁勇善战”的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及其参谋长和三十二旅旅长均被红军击成重伤，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跑; 敌前纵队仓皇向南丰退却。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 “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①
陈诚不甘心失败，又在广昌附近集中了四个师，想经新丰市增援东陂。红军总部准备以红五军团在正面迎击，以一、三军团转到新丰市以北，由北向南打。后来敌方德国顾问指出： 陈诚的计划是愚蠢的，会被红军全部消灭，陈诚才认输。
第四次反“围剿”后，正规红军增加到四、五万人，地方武装五万人。敌人也改用“堡垒政策”的战略，准备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全面“围剿”红色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王明 “左”倾错误领导控制了整个中央苏区。他们认为第四次反 “围剿”是“进攻路线”的胜利，不主张红军大战后进行休整，而要红军实施冒险主义的不断进攻。三月组织乐安战役，红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参战，包围乐安，强攻两天两夜。四月组织乐安、永丰战役。六月初又组织宜黄战役。虽然红军打的很英勇，但始终没有突破敌人的堡垒线，只好撤围。那时，陈伯钧和董、朱率五军团从永丰龙州到公陂、屋头街一线多次作战，虽给敌人沉重打击，但整个局势进展不大，处于拉锯式的僵持状态中。
六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发布长篇指示，决定“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要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打击敌人。七月初，三军团和七军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到福建作战; 五军团和一军团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陈伯钧等活动在乐安、永丰、吉水地区。七月十二日，他写了《论运动防御》一文，对乐安、宜黄等战役的打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强调运动战的重要性。接着，他又写了《学习和提高军事技术与加强军事组织作用》一文，上送红军总部。
七月底，陈伯钧和董振堂由方面军总部任命为纪念“八一”检阅大会的检阅主任，代表方面军检阅各军团工作。八月一日，红一方面军在东沙召开的检阅大会上，陈伯钧被授予红星勋章。这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建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的奖赏①。
会后，陈伯钧等率五军团辗转宁都、广昌、黎川之间，和闽赣军区(司令肖劲光)商谈军事部署问题。八月三十一日，陈伯钧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打法的意见。
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在根据地打击迫害对 “左”倾错误不满的同志。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开始，他们即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由，批判了以邓 (小平) 、毛 (泽覃) 、谢 (唯俊) 、古 (柏) 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 五月，又通过江西省委对邓、毛、谢、古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撤销了他们的职务。此后，从地方到军队，层层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许多同志遭到打击和迫害。陈伯钧也遭到批判，被迫写了两次申明书。
十月初，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军改为第十三师。陈伯钧被免去军团参谋长职，调任十三师师长。他不计较职务的变化，到十三师后，立即投入繁忙的作战行动。十月上旬，他率十三师连续在新桥、梅岭、杨家山、何家庄、资溪桥、雁石、陈坊、崔坊、下桐早、寒丰桥、新甫等地作战。十月中旬，又连续在大元、苏元地、资溪桥、武家坊和百顺等地作战。每次战后，他都亲自起草战斗详报，并写了《枪林弹雨中的半月话》，如实地记述了该师紧张而繁重的战斗生活。
十一月下旬，十九路军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秘密派人到中央苏区谈判签定停战协定。“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予合作，反而说他们比蒋介石还要坏。陈伯钧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 “善于应用目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和力量 (即使是不革命的力量) ，只要他能削弱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我们都应善于利用它。” 很可惜，“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人拒绝这种意见。三军团和五军团奉命由福建撤回。结果，福建人民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军攻打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失败。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碰壁后，便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强调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各军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都被分配去修筑堡垒，五军团还奉令以连排为单位去守堡垒。
从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三月，红军进行了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如十三师攻打资溪桥，敌人凭牢固工事重兵把守，打成僵持局面。又如十三师一部协同三、九军团打团村，由于兵力不足，和敌人的优势火力拚消耗，伤亡很大，三军团两个师长牺牲，最后只好撤退。有些战斗，如三都、德胜关、邱家隘、将军殿等，由于陈伯钧等指挥有方，指战员英勇顽强，打得比较出色。军团首长认为十三师“指挥员的顽强抵抗、勇敢沉着的精神好”①。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战斗更加频繁。陈伯钧指挥十三师在前村、烂泥坑、杨林渡、张坊、大徐、新桥、水元、新华庵、峨眉峰、天井围、延福嶂、南华山等地，连续打了十余仗。新桥战斗攻打汤 (恩伯) 、樊 (嵩甫) 两纵队时，指战员战前未睡足，未吃饱，还翻越大高山; 突击时，不顾疲劳，英勇冲锋，以一当十，迅速将敌人击溃，毙伤敌团长两名，营长五名，排连长以下八九百人，吓得敌旅长丢掉符号，烧掉房子，遗弃资财和许多伤兵，狼狈逃窜。红十三师不愧为“坚师”，充分体现了红五军团“不但长于守，而且也会攻”的战斗风格。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军委《红星报》发表了陈伯钧写的前线通讯《新桥战斗中“坚师”的英勇战绩》。
从四月下旬起，“左”倾教条主义者组织所谓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广昌战役，集中了一、三、五军团八个师与敌十一个师作战。博古、李德曾到广昌督师，一共打了十八天。敌人在盱江右岸前进，遇红军“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做工事，另两个纵队沿河架桥，转移到左岸前进; 等红军到左岸“短促突击”时，敌人又转到右岸前进。由甘竹到广昌四十华里，整整打了十天。当时，陈伯钧很气愤。刘伯承也风趣地对他说，这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损失很大，最后撤出广昌。
红军从广昌撤出，五军团奉命退守头陂以南地区。高虎垴、万年亭战斗后，红军退到驿前。这期间，陈伯钧率十三师和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一起作战。他们和敌人距离很近，几乎是“鼻子对鼻子”。敌人飞机一响，炮兵就打，接着就是冲锋。红军还没有出去，就被敌人火力封锁，“短促突击”根本用不上。对此，陈伯钧意见很大。
驿前战斗失利后，五军团奉命参加西线掩护战。这时，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陈伯钧率十三师赶到兴国，增援西线的地方部队和六师。之后，从八月到十月，他指挥十三师在高兴圩、兰田圩、新田、狮子垇、塘石、山口、埠头节节抵抗，和敌人浴血战斗。指战员几乎日日夜夜守在阵地上，伤亡很重; 连以下干部差不多三个月要全部换一次; 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完全靠干部打仗。
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正象毛泽东指出的，“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盲目地和敌人拚消耗。陈伯钧曾写过《怎样去提拔和培养大批新的干部来适应目前战争的需要》和战术讨论提纲，希望部队能及时总结教训，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以便痛痛快快地打仗。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把持下，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一直未能打破，最后只剩长征一条路了。
(一)
陈伯钧，四川省达县河市乡人，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一个小康农家。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陈伯钧在河市坝小学读书，课余从事家务劳动。这期间，他在父兄的影响下，选读了《史记》、《三国演义》、《水浒》等历史书籍和文艺小说。书中除暴安民、打抱不平的豪侠事迹，深深吸引着他。
一九二二年，陈伯钧高小毕业，翌年春考入省立万县第四师范。
万县师范是川东地区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中心。革命先驱王若木、吴玉章、杨闇公、恽代英等在成都、重庆、泸洲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县师范也深受影响。一九二三年春，肖楚女到第四师范任教后，大大推动了该校的学生运动。陈伯钧听过肖楚女的演讲，并读了《新青年》、《先驱》、《向导》等进步书刊，深受教育，积极参加了该校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把国家主义派骨干、四师校长驱逐出校。五卅运动中，陈伯钧又积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帝反封建。由于他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被学校当局开除。
此时，适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到重庆招生，陈伯钧和刘梦笙赶去报考，被录取。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开学。陈伯钧与罗瑞卿、刘型等同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二队，同学中还有游雪程、徐彦刚、王良、刘梦笙、张赤男、徐林、程子华等。军校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扛枪出操，常常腿肿得不能下蹲。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总教官恽代英经常给学生讲课。此外，毛泽东、沈雁冰、李达(鹤鸣)等也到校演讲。
当时武汉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军校学员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陈伯钧酷爱读书看报，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江西工人运动领袖陈赞贤遭惨杀，武汉等地的反蒋运动高涨。陈伯钧积极参加了追悼陈赞贤、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反蒋斗争，三月下旬，武汉分校正式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蒋介石的校长制，改为五人委员制，实由恽代英负责。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袭武汉，前锋抵达离武昌只有四十里的纸坊。危急关头，军校学生奉令编入中央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迎击叛军。陈伯钧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当天开到纸坊作战，经土地堂打到贺胜桥，又乘胜追击，转战咸宁、蒲圻、嘉鱼、赤壁新堤，最后攻克沔阳，击溃了叛军。
陈伯钧学习用功，训练刻苦，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加上在这次平定叛乱中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经熊修武介绍，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咸宁前线被接收为中共党员。
中央独立师回师武汉后，许克祥五月二十日在湖南叛变。六月，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人出境;何键在武汉高喊 “清党”，蠢蠢欲动，汪精卫集团的反动面目愈加暴露。为了保护军校这支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的革命队伍，党组织借 “打野外”之名，将队伍拉到武昌市郊。此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招兵买马，党利用这个机会，将军校学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形势急转直下。陈伯钧的父兄均来信要他回家，甚至以“母病重”为由，催他速归。陈伯钧拒绝了父兄的要求，决不离开革命队伍。
八月二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教导团同时离开武昌乘船东下，准备经九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乘轮船的警卫团中途在黄石港上岸，乘木船的教导团因失去联络，一直开向九江。八月四日，大木船刚靠九江太古码头，就被张发奎预先布置的部队缴械。陈伯钧等被押送到第四军的陆军医院附近露营。
陈伯钧感到不能就这样束手就范，应该去找起义部队。他和刘梦笙暗中约了七八个同志，脱掉军装，趁黑夜溜出宿营地，经瑞昌、德安、永修向南昌兼程前进。途中得知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向抚州方向开拔，张发奎占领了永修、南昌。去南昌已不可能，他们便来到高安，与县委负责人聂思琨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中共高安县委将他们六个四川同志编成一个临时党支部，暂时隐蔽下来。
当时，湖南中共组织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以二十军独立团名义，奉命寻找叶、贺部队，几经周折，也开到了高安。陈伯钧等人由中共高安县委介绍，到独立团工作。陈伯钧任团部副官。
(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陈伯钧随二十军独立团从高安出发，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宜丰到达铜鼓县城休整。为训练新兵，团部设立了训练处，由陈伯钧任主任。他既教军事，又教政治，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九月十日，正是农历中秋节。那天，毛泽东从浏阳脱险来到铜鼓。在团部驻地肖家祠召开的排以上干部会上，陈伯钧听了毛泽东号召举行秋收起义的讲话。会后，毛泽东又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
此后，独立团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第三团的任务是协同第一、二团打下平江、浏阳、会攻长沙。前委书记毛泽东直接领导第三团行动。
九月十一日，陈伯钧随军挺进浏阳白沙镇。第三团兵分三路，击溃一营敌军和当地挨户团，打死打伤敌军十余名，击毙敌连长一名，首战告捷。毛泽东称赞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九月十二日下午，陈伯钧随三团继续西进，攻打浏阳东门市。是役击毙敌排长，守敌溃逃达浒。三营营部驻围山书院，各连分做群众工作。团长苏先骏因连战皆捷，骄傲自满，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未在制高点设了望哨，结果敌人从平江调来两个团，分两路包围工农革命军，占领了羊牯脑制高点。陈伯钧所在的三营配合一营在羊牯脑两侧拚命反攻，激战六小时，最后因伤病员太多，又遭敌人机枪猛烈射击，只得转移到上坪。
毛泽东在上坪召开三团干部会议，得知第一团进军长寿街，因遭到叛变的第四团邱国轩部 (刚收编的夏斗寅残部) 的偷袭而失败; 第二团攻克浏阳后被围，大部伤亡、失散。攻打长沙的计划已不能实现，遂决定通知一团速来会合，并亲率第三团退向铜鼓的排埠。
九月十九日，陈伯钧和第三团随毛泽东进军文家市，接着卢德铭率第一团也来会合。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说服师长余洒渡，放弃攻打浏阳、长沙的计划，决定向湘赣边界地区退却。
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卢德铭率一、三两团离开文家市南进。途经萍乡芦溪，又一次遭到敌人伏击，卢德铭英勇牺牲，后卫第三团遭到很大损失，仅陈伯钧所在的第三营在营长伍中豪带领下冲出重围，追上第一团，赶到永新县，参加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在三湾，工农革命军缩编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仅有一、三两个营。陈伯钧虽患虐疾，经张子清、游雪程推荐，仍担任了三营八连一排排长，还一度代理连长。
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陈伯钧参加了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在井冈山建立留守处，并争取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
部队到酃县水口后，毛泽东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上井冈山，去做团结改造袁文才部的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水口朱家祠找他们促膝谈心，要他们充分认识争取这支武装的重要性，注意搞好团结。当天，陈伯钧等随袁部交通离开水口，经过三天行军，到达茅坪步云山。
袁部平时分散活动，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在步云山练兵。不久，毛泽东也到茅坪养脚伤，并进行调查研究。他经常找袁文才和陈伯钧等谈心，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讲《封神榜》的故事，鼓励大家学土行孙和哪吒上天入地、能打能走的本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和陈伯钧的努力下，袁部很快走上正规，并接受了作战任务。陈伯钧率一个排负责维护井冈山同茶陵前方的交通联络，掩护和接送来往的伤病员和工作同志。
十二月，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毛泽东去茶陵找主力部队。出发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夜宿茶陵坑口圩。次日，一班战士先回井冈山，只留陈伯钧和毛泽覃等与毛泽东同行。大约离县城二三十里，前方传来机枪和步枪声。毛泽东决定在离城五六里的小村子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侦察。晚上大家轮流放哨，毛泽东和陈伯钧值下夜班，以应付紧急情况。天刚亮，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茶陵城东门通井冈山的浮桥被拆掉了，敌人尚未进城，而我军却向南撤退。毛泽东判断情况有变，决定马上追赶部队。陈伯钧说： “我打掩护，你们往前走! ”赶到水口，天已黄昏，终于追上了正在休息的部队。当晚，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争论很激烈。毛泽东命令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砻市开拔。散会后，毛泽东交给陈伯钧一封信，要他连夜走小路赶回砻市，送交中共永新县委。随后，毛泽东带着大部队返回砻市，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处理了团长陈皓(旧军官)等企图把部队拖去投靠方鼎英的事件。
毛泽东总结这个事件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任命吕赤为队长，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很关心教导队的成长，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听取陈伯钧等的军训工作汇报。
一九二八年一月，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时，陈伯钧等率教导队负责押运胜利品和俘虏。二月攻打宁冈县城(新城) ，教导队负责攻打西门。三月初，工农革命军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陈伯钧随部队到达酃县，全军按毛泽东的主张，在中村整训后，在酃县、桂东一带打土豪、分田地，作群众工作。
同年四月，陈伯钧从教导队调到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工作。为了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陈伯钧随毛泽东、张子清在酃县参加阻击战和掩护战。途中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由桂东向汝城的一段路，几乎每天都要与地主武装打几仗。
攻打汝城时，遭到敌人猛烈反扑，陈伯钧等奉命率第一连保卫团部。他们根据团长张子清的命令，跑步前进，迅速通过一条干涸的小河，沿着河边向敌人侧翼攻击，打败了敌人的反扑。
在酃县战斗中，敌人追兵有三个团，张子清带领第一团侧击来犯之敌，并亲率陈伯钧所在的第一营，抢先占领酃县县城和城北的高地堵击敌人。第一连在陈伯钧带领下积极参战，打败了敌人十多次冲锋，坚持了两三天，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在毛泽东率部接应和掩护下，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陈伯钧所在的第一团改称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陈伯钧任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不久，赣敌两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陈伯钧所在的三十一团奉命在七溪岭阻击敌人，掩护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打黄垇。接着又侧击进犯五斗江之敌，打垮敌人第八十一团。全军乘胜追击，第一次攻下永新城，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五月中旬，赣敌发动第三次“进剿”。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三十一团一营佯攻茶陵的高陇，并到谭延闿的老家收集报纸，以便进一步判断敌情。陈伯钧率第一连随营进至高陇，营长员一民布置一连担任警戒，二连作预备队，三连去侦察游击。三连刚到山腰上，与敌遭遇，敌凭有利地势射击，三连连长牺牲，被迫撤退。陈伯钧立即集合一连与敌接火，猛烈反攻，当战斗快要结束时，员营长被敌人冷枪打中牺牲。陈伯钧临时代理营长的职务，率一连和三连撤到梅花，适逢二十八团前来增援，合力打垮了敌军。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他们又连夜摸黑赶回永新浬田。当地靖卫团急忙向县城敌师长杨如轩报告，杨派七十九团进犯浬田。陈伯钧等随部进至距永新十五里的草市垇，与敌七十九团相遇，激战两小时，打死敌团长刘胡子，乘胜直捣永新城，正在听留声机的杨如轩仓皇爬城逃跑，被红军打伤。这是二占永新的大胜利。
六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共十个团联合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在新、老七溪岭一带歼敌。陈伯钧所在的三十一团第一营，奉命和二十九团迎击由新七溪岭进攻之敌。陈伯钧派两个排埋伏在望月亭营指挥所两侧，伏击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把敌人打退，又配合坚守老七溪岭的二十八团，乘胜追歼逃敌于龙源口。此役全军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粉碎了敌人的 “会剿”，第三次占领永新城，使井冈山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
七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错误地把红四军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后，毛泽东指挥三十一团，在群众掩护下，用四面游击方式，与赣敌十一个团周旋于永新县城附近三十华里内，达二十五天之久。这就是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之战。陈伯钧率第一连在永新北乡坚持战斗，直到战役快结束时，他在九都负伤，子弹打穿了左大腿，被送回井冈山治伤。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迎接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的途中，湘敌吴尚的一个师乘机进犯井冈山。当时只有三十一团的两个连赶回井冈山参战。留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参加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研究黄洋界保卫战部署。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主持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留红五军坚守根据地。陈伯钧和张子清、陈毅安均被留下，协助红五军军部工作。红四军出发前夕，毛泽东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
一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二十一个团围攻井冈山。陈伯钧等积极参与保卫井冈山的斗争。后井冈山失守，彭德怀率部突围。陈伯钧因大腿伤重，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未随五军突围，留在山上打“埋伏”。结果被白军搜山搜出，解往吉安监狱，关了五个多月。
在监狱期间，陈伯钧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后来通过地下党员申忠等，与中共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王怀、陈正人等联系上。经过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他被营救出狱。
(三)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时，曾通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要陈伯钧以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身份，留在红二、四团，领导这支武装，保卫兴 (国) 、桥 (头) 、永 (丰)、宁(都) 地区的革命政权。
一九二九年五月陈伯钧出狱后，因二、四团远在赣东，而赣西正有一支武装需要加强领导，于是便由特委分配到北路行委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赣西延福地区有游击第三纵队，纵队长柯武东。三纵队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成分、纪律均好，军事技术较差; 第二大队是由原国民党第十二师的骑兵连倒戈后编成的，军事技术好，群众纪律差。上级决定陈伯钧以红四军驻吉安办事处代表身份，兼任该纵队参谋长，负责改造工作。陈伯钧提议： 两个大队合并，以表现好的同志帮助差的同志; 用军事技术好的人来搞训练，使之共同提高。
两个大队合并后，约五百人、四百支枪。在陈伯钧等指挥下，主要游击于赣西各县，曾打下吉水、峡江等县城，后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一九三○年四月，省委特派员的巡视报告中指出： 在短短的时间内，三团和二团“在吉安北部共作战七、八次，只打一次败仗，且系安全退却，其余都是胜仗。峡江之役两团共获敌枪七十余支; 三曲滩，两团获枪二十余支; 袁州 (今宜春)之役，三团获枪二十余支; 固江之役，三团获枪二十余支”①; 其余小的战斗未计在内。当年赣西特委负责人曾山回忆赣西南的革命斗争时指出： “开始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起来的，所以开始时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吉安特委和省委派了得力的军事干部，如陈伯钧、李湘舲、柯武东同志等，加强了领导，因此，这支革命武装也便很快地发展起来。”②
一九三○年一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和赣西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是二、三、四团改编的，柯武东任纵队长，陈伯钧任参谋长，下辖二、三两个支队，二支队队长周子昆。一纵队为六军主要部队，共有枪七百余支，党员三百多人，“政治影响甚好，与群众接近而又能和敌人作战，深得群众的拥护、敌人的恐怖。”③
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在吉安的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中共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 (即“二七会议”) ，确定以扩大根据地和工农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夺取江西全省为主要任务。会后，二月二十三日，敌唐云山旅进逼吉安水南。毛泽东、朱德指挥四军全部及六军一纵队夺取水南。陈伯钧和柯武东等率一纵队于二十四日晨出发，上午十时到达，即与敌军开火。这次战斗，仅用了半小时，红军就俘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五百余支，水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子弹四十担，残敌六七百人向距离吉安城四十里的值夏、施家边逃窜。
二十六日拂晓，四军和六军一纵队带领武装群众万余人，进攻施家边。红军上午十时到达，敌人还在山上筑工事，想用机枪顽抗。红军英勇进攻，激战至下午五时，敌全部缴械。号称“铁军”的唐云山旅全军覆没。
在水南、施家边两次歼灭战中，陈伯钧指挥六军一纵队参战。他身先士卒，追歼逃敌于乌江时，右腿负重伤。
一九三○年七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军事会议决议并经特委常委通过，成立红二十军，下辖四个纵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上级考虑该军军长曾炳春是师范生，没有进过军校，但是 “只要有一好的参谋长也可以指挥”，遂决定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二十军参谋长。此时，陈伯钧养伤地区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二十军二纵队(后改称第二团) ，他还一度兼任该纵队 (团) 政委。
八月下旬，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第八次围攻吉安。由北路行委调工农武装两万多人，配合红二十军第二团向真君山进攻。二十七日，陈伯钧指挥第二团猛攻真君山，打下了敌人的几个地堡之后，直扑吉安城。由于敌人装备精良，地形好，城外又有几道铁丝网和又宽又深的壕沟，攻城没有奏效。
不久，二十军占袁州、出峡江，九月底回师打吉水，断绝吉安交通和粮食出路。十月二日，二十军奉一军团命令，由南源出发，进至湖家、三角塘、华家一带。陈伯钧亲自带人侦察吉安城西真君山、天华山一带地形，准备四日拂晓攻击。根据上级命令，二十军在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敌佯攻，与三、四、十二军协同作战，发起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役。
为了攻占真君山阵地，陈伯钧和军长曾炳春指挥二十军在螺子山附近配合四军一部，从敌人的薄弱点打进城去。敌拚命反攻，激战一天。后兄弟部队陆续赶到，终于把敌人赶跑，占领了吉安城。是役陈伯钧在螺子山负伤。
打开吉安后，陈伯钧见到毛泽东，表示希望回到红四军工作。毛泽东让他暂时养伤，并兼任红军学校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
三分校是“二七会议”后成立的。校长朱德，政委毛泽东，学生总队队长是原二十军政委陈东日，主要任务是培训红军干部。
十二月上旬，肃反扩大化的所谓“打AB团事件”越演越烈。担任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先抓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后带一连人到富田抓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其他领导人。因李韶九在红二团时与李文林有矛盾，在六军一纵队时又与柯武东不和，所以毛泽东接连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和陈伯钧等分别去省行委、赣西南特委和红军学校解决“AB团” 问题，并准备让陈伯钧接任赣西南特委书记。
陈伯钧到红军学校后，听说李韶九要抓该校负责人陈东日、李天柱。他认为陈东日和李天柱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不可能是“AB团”，便亲自出面做工作，保护了他们。陈、李两同志曾当过红军的军政委和军长，后来，都为革命牺牲。
被李韶九抓起来的二十军干部中，有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和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刘敌以同乡关系说动李韶九而被释放后，即说李是反革命，鼓动部队先包围军部放出谢汉昌，又与谢一起率部冲到富田，把被李韶九关押的人全部放出，把二十军一部拉到河西，脱离总前委的领导，史称“富田事变”。
在“富田事变”中，陈伯钧也被不明真相的二十军部队扣押。他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说明真实情况。看管他的老部下对他了解，把他放了。他和古柏等先后安全回到河东。
这时，蒋介石以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 “围剿”。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从十一月下旬起，已经侵入到富田、东固一带。由于“富田事变”的影响，这一带群众对红军有怀疑，都上了山，当时形势很紧张。陈伯钧从河西回来后，担任红三军主力第七师师长 (政委李湘舲) ，立即投入反 “围剿”斗争。
张辉瓒师由东固进至南垄。毛泽东、朱德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坚壁清城”的方针。红军主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奉命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以七师为先锋，拂晓前进占黄竹岭前面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张辉瓒师; 八师、九师紧接七师向龙岗东北攻击。第二天拂晓，“雾满龙岗千嶂暗”，陈伯钧、李湘舲率七师进到居高临下的预定阵地，待日出雾散，看到张师先头部队正在爬山时，陈伯钧立即命令部队开火。七师虽然是三军主力，但实际只有一团兵力。他们不畏敌军的强大火力，接连打退敌军的进攻。打到中午，敌展开两团兵力，战斗更加激烈。总部抽不出增援部队，派参谋处长前来查看。陈伯钧告诉他，前线已稳定，全师正在顽强作战。下午三时许，张师四个团完全展开，多路猛攻，七师仍坚守阵地。就在此时，红十二军向敌侧后攻击，红四军和红三军团部队也从龙岗北面的高山上冲下，敌军全线崩溃，一片混乱。陈伯钧、李湘舲率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直捣张辉瓒师部。此役全歼敌师部和两个旅，俘虏敌师长张辉瓒以下官兵九千余人。
龙岗战斗的胜利，吓得敌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红军分三路追击谭师至东韶，红三军担任右翼，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克祥师，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南端，向东韶之敌攻击。
陈伯钧等指挥七师和兄弟部队从东韶以南山中冲出，与谭师激战至中午，毙敌团长、团副各一名。下午四时，敌人伤亡更大。谭道源带领残部向宜黄东南逃窜。整个战斗歼谭道源师过半，缴获步枪四千支，机枪四十六挺。
东韶战斗后，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朱德在渔子街召开的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经验的师以上干部会。会后，陈伯钧率七师随方面军活动在赣东各县，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二十万，采取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起，分四路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东固地区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之久，诱使敌王金钰所部的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脱离富田阵地而歼灭之。
陈伯钧率七师先是单独执行任务，在南边牵制敌十九路军，然后从兴国江背洞、龙岗头快速向东固集中。这时，红军主力三面受敌，距离不过八十里，形如“钻牛角”。三万多红军云集一块，正值五月，粮食少，供应困难，只好挖竹笋、采野菜、拣田螺、捉泥鳅充饥。夜晚，七师师部只能点两盏灯，陈伯钧和李湘舲一盏，作战科一盏。大家忍饥耐性，一直把敌人等出了富田工事，在白云山区摆下了战场。
五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号令全军作好迎敌准备。敌上官云相师沿观音崖、九层岭向我东固攻击，公秉藩师经中洞向东固进逼。红三军奉令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迎击公秉藩部。
陈伯钧等率七师和兄弟部队走小路到白云山区，在中洞南侧山林中隐蔽，居高临下，监视敌人动向。等公秉藩师经过中洞时，七师立即从山上用战斗队形横压下来。“飞将军自重霄入”。犹如高山滚石，势不可当。正在行动中的敌人摸不着头脑，乱跑乱钻。红七师在敌前，红九师在敌后，象铁钳一样，紧紧咬住敌人，一直打到桥头岗敌人司令部，俘虏敌师长公秉藩 (后逃跑)在内的全体官兵。
白云山区首战告捷后，陈伯钧等随红军主力于五月十七日在富田胜利会合，乘胜追击敌四十七师和四十三师的一部于水南。敌军背水而战，所架便桥又被当地群众拆毁，终被红军击溃。第二天，红军围攻白沙，截住逃敌，全歼四十三师大部、四十七师一个旅残部，接着又在沙溪镇攻打敌郝梦龄师。
继而，红军乘胜向东横扫，五月二十三日，攻击中村之敌高树勋师。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及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分别把守濠源、木樟脑、桥下坑一带，防止敌人逃跑。高师一旅盘踞在中村西南的高湖垴险峰负隅顽抗。后红三军和十二军改任右翼，攻南团，经过九次冲锋不克，与敌相持。朱德、毛泽东来到前线指挥，调四军十二师迂回到中村右翼，攻敌侧后，配合红三军再次发起冲锋。经两昼夜激战，敌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只好败退突围，向招携逃去。
中村战斗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重新成立。五月二十五日，在洛口严坊召开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红军分三路向广昌进军，并派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到广昌甘竹阻击敌人，截断敌人南援的要道。
五月二十六日，红三军根据陈伯钧、李湘舲的侦察情况，向朱、毛报告： 甘竹之敌不多，大约是一团兵力左右，七师已向甘竹派去游击队对付敌人。据此，总部决定派红三军追击敌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由于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向南丰方向追击朱绍良的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截断广昌守敌的退路，从而保证了红四军夺取广昌，击毙朱部五师师长胡祖玉，全歼守敌; 同时也保证了红三军团和十二军于五月三十一日奔袭建宁，歼敌朱部刘和鼎师三个多团，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陈伯钧奉命率七师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经费和给养，同时总结经验，训练部队。
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德、日、英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亲任“围剿”军总司令，调兵三十万，采取集中主力， “长驱直入”的方针，于七月初开始了凶猛的第三次“围剿”。
七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总部人员从建宁出发，千里回师赣南。陈伯钧所部和各兄弟部队从所在地出发，转移到于都银坑、琵琶垄山沟隐蔽，让出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路，诱敌南进。
陈伯钧等奉令率七师到兴国老营盘一带集结。黄昏时，发现敌军哨兵。接着，其它部队也相继发现敌人。原来敌军陈诚、罗卓英纵队巳进驻富田一带，北边是蒋光鼎、蔡廷锴，南边是蒋鼎文，红军已三面受敌。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前哨后移，竭力隐蔽，决定红军主力乘夜向莲塘方向转移。陈伯钧所在的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在四十里的敌人间隙中朝东突破。八月七日，打了莲塘，歼敌上官云相师一个多旅，接着又在良村歼敌郝梦龄师大部。八月十一日，红三军向龙岗佯动，保证了主力在黄陂歼敌毛炳文师四个多团。红军三战三捷，缴枪万余支。
黄陂战斗后，敌人发觉了红军主力，向东追来。陈伯钧率部随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共三万人马，在朱、毛首长指挥下，从南坑和君埠之间，离两边敌人间隙不过十公里的尖岭垴，巧妙地跳出敌人包围圈，返回兴国白石、枫边地区集结休整。等敌人发现时，红军主力巳在外线休整半个月了。敌人被整得“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又因“两广事变”发生，只好从兴国撤退。
当地的老百姓向陈伯钧等报告，敌人要从老营盘方向逃跑。他们遂决定从七斗岭翻过去，打老营盘。九月七日早晨，薄雾夹着毛毛雨。敌人因为要逃跑，撤了哨。陈伯钧率七师和兄弟部队一道冲到山脚，又过了一条小河，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很快把敌人封锁在三角地带，经奋力进攻，歼敌一个旅，还将敌医院的药品、器械设备全部缴获。
老营盘战斗后，陈伯钧率七师又随红三军回师向东北追击敌人。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化装成伙夫逃跑。这一仗，俘敌五千多人，缴获步枪四千五百多支，机关枪九十多挺，还有两百多匹骡马和一百多万发子弹。
(四)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陈伯钧、李湘舲奉命率七师在赣南连续攻打土围子，搞政权建设。一九三二年一月，七师攻克仙娘寨、蛇蝎、礼汾等地土围子，二月随红三军开往信丰集中。
三月，红三军拨归红五军团，并由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随军指挥，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 (州) 、泉(州) ，方能调动敌人，打开局面，并要在信丰的五军团尽快到龙岩。
陈伯钧率部于四月十四日赶到龙岩，十九日与一军团协同进攻漳州。守敌是张贞的一个师，装备精良。红军抢渡龙江支流东溪后，与敌人打了一仗，在天宝大尖上又打了一仗，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陈伯钧率部由石平北门进入漳州。此役张贞主力大部被歼，俘敌一千六百多人，残部逃到诏安，再也没有恢复起来。二十二日下午，陈伯钧在漳州城参加了红三、四军和总部连以上干部会，听毛泽东报告作战经验及布置今后任务。随后，红军在漳州附近筹款、宣传、维持秩序。三军驻漳浦，陈伯钧等率七师驻石榴坂，并向龙岩方向游击，监视敌人。这期间，陈伯钧和邓子恢等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研究主力红军走后地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部署。当时，饶 (平) 、(平) 和、(大) 埔边界有支小游击队，和七师接上了头。陈伯钧、李湘舲派干部到该部工作。后来，这支部队发展成为东江纵队。
陈伯钧率七师在漳州地区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十九路军巳进入福建，粤军侵入赣南，红军于五月二十日撤离漳州，六月初回到赣南。
七月初，陈伯钧调任红十五军军长。此时，正逢粤军十二个团占赣南数县，有六个团踞南雄附近; 蒋介石五个师驻赣州北; 何键在湖南包围红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及独立三师奉命由信丰直取南雄，诱粤敌南援，以解三军团之围。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到达乌径。五军团奉命歼灭该敌。八日凌晨，五军团向乌径进发，发现该敌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角村，隔河与敌接火。陈伯钧率十五军任右翼，配合正面十三军、左翼红三军迅速击溃敌人两个团。九日，粤军布置第四师固守水口待援，又派第三师和独二旅急由南雄驰援水口，以优势兵力向红军猛扑。红五军团误将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激烈拚杀。五军团官兵非常英勇，许多战士手持大刀与敌肉搏，双方伤亡很大。后一军团和十二军赶来增援，终将敌人击溃。水口战役后，粤敌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
八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决定对红军进行整编，并调主力北上，发起乐安、宜黄战役。
八月十五日，朱德、毛泽东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布置红五军团在乐安城南做预备队，保证一军团攻占乐安城。八月二十日，一、三、五军团协同攻打宜黄，激战一天，继续夜攻，守敌高树勋师全部被歼。两仗共俘敌五千多人。
乐安、宜黄战役后，陈伯钧率十五军随一、三军团到达南城外围。该处守敌有三个师，工事很坚固。全军按照毛泽东的计划，将主力撤退到新占区做群众工作。五月上旬，敌以六个师的兵力重新侵占了乐安、宜黄、南丰。一、三、五军团撤回东韶、洛口休整。
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执行王明 “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批评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反对中央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 说他三次反“围剿” 后，以主力打土围子不是正规作战; 说他放弃打南城是重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等等。十月十二日，中央免去了毛泽东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还在部队中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陈伯钧也因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十月间被免去十五军军长，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主力向金溪、南城进犯。一月八日，一、三、五军团联合进行浒湾战斗，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英勇牺牲。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用能征善战的陈伯钧再回前方。他离开红校，经石城、建宁、黎川、资溪赶到前方。一月三十一日，红军总部决定陈伯钧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地嘱咐陈伯钧说： “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工作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打不好都要找你是问! ”
陈伯钧欣然领受了任务，立即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二月初，敌中路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十二日，我军主动进攻南丰。陈伯钧和董振堂、朱瑞指挥五军团攻克南丰城外的堡垒据点。陈伯钧亲任全军渡河司令员，与一军团合围南丰。陈诚急调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奔宜黄南部，前来解围。于是，我军迅速从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西地区，然后从两翼北上包抄，进行大兵团伏击战。
黄陂战役是反“围剿”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参战的一、三军团和二十一军为左翼; 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为右翼。右翼部队由陈伯钧协助董、朱指挥，从横石、俱坊沿东陂一线，进至黄陂，向西还击敌人，并负责掩护全军右侧背。二月二十七日，敌人两个师进至黄陂圩、登仙桥附近。敌五十二师两个旅抵蛟湖，遭一军团和三军团截击，敌师长李明被打伤活捉。五军团在北线向敌五十九师发动猛烈进攻，该师两个旅溃退霍源东面的佛岭垇，又遭五军团和二十二军的阻击，伤亡过半。至二十八日中午，该师余部被歼在摩罗嶂东麓山谷中，敌师长陈时骥被俘。此役共歼敌两个师，俘虏一万多人。
敌第五军军长罗卓英获悉两个师遭红军截击，带着十一师和九师前来增援。当他们滞留东陂附近的草台岗、霹雳山、雷公嵊地区时，红军分左右两翼出发。一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为左翼，由西北向东南攻击; 五军团和三军团为右翼，由西南向东北攻击。五军团还负责牵制东陂之敌并防止新丰敌人回援。
三月二十日，敌师长肖乾率十一师进入霹雳山，见路险雾浓，停下露营。夜半，陈伯钧协助董、朱指挥五军团主力从西北攻击，激战彻夜。次日拂晓，五军团以一部由东向北进攻，以另一部攻东陂，牵制五十九师温旅及李延年的九师。于是南至霹雳山，北至东陂，全线处于激战中。后一军团、三军团也赶来参战。红军与敌反复冲杀，白刃格斗，最后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九师一部。号称“骁勇善战”的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及其参谋长和三十二旅旅长均被红军击成重伤，三十一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跑; 敌前纵队仓皇向南丰退却。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 “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①
陈诚不甘心失败，又在广昌附近集中了四个师，想经新丰市增援东陂。红军总部准备以红五军团在正面迎击，以一、三军团转到新丰市以北，由北向南打。后来敌方德国顾问指出： 陈诚的计划是愚蠢的，会被红军全部消灭，陈诚才认输。
第四次反“围剿”后，正规红军增加到四、五万人，地方武装五万人。敌人也改用“堡垒政策”的战略，准备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全面“围剿”红色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王明 “左”倾错误领导控制了整个中央苏区。他们认为第四次反 “围剿”是“进攻路线”的胜利，不主张红军大战后进行休整，而要红军实施冒险主义的不断进攻。三月组织乐安战役，红一、三、五军团和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参战，包围乐安，强攻两天两夜。四月组织乐安、永丰战役。六月初又组织宜黄战役。虽然红军打的很英勇，但始终没有突破敌人的堡垒线，只好撤围。那时，陈伯钧和董、朱率五军团从永丰龙州到公陂、屋头街一线多次作战，虽给敌人沉重打击，但整个局势进展不大，处于拉锯式的僵持状态中。
六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发布长篇指示，决定“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要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打击敌人。七月初，三军团和七军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到福建作战; 五军团和一军团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六月中旬到九月下旬，陈伯钧等活动在乐安、永丰、吉水地区。七月十二日，他写了《论运动防御》一文，对乐安、宜黄等战役的打法提出自己的见解，强调运动战的重要性。接着，他又写了《学习和提高军事技术与加强军事组织作用》一文，上送红军总部。
七月底，陈伯钧和董振堂由方面军总部任命为纪念“八一”检阅大会的检阅主任，代表方面军检阅各军团工作。八月一日，红一方面军在东沙召开的检阅大会上，陈伯钧被授予红星勋章。这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建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的奖赏①。
会后，陈伯钧等率五军团辗转宁都、广昌、黎川之间，和闽赣军区(司令肖劲光)商谈军事部署问题。八月三十一日，陈伯钧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打法的意见。
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在根据地打击迫害对 “左”倾错误不满的同志。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开始，他们即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由，批判了以邓 (小平) 、毛 (泽覃) 、谢 (唯俊) 、古 (柏) 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 五月，又通过江西省委对邓、毛、谢、古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撤销了他们的职务。此后，从地方到军队，层层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许多同志遭到打击和迫害。陈伯钧也遭到批判，被迫写了两次申明书。
十月初，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军改为第十三师。陈伯钧被免去军团参谋长职，调任十三师师长。他不计较职务的变化，到十三师后，立即投入繁忙的作战行动。十月上旬，他率十三师连续在新桥、梅岭、杨家山、何家庄、资溪桥、雁石、陈坊、崔坊、下桐早、寒丰桥、新甫等地作战。十月中旬，又连续在大元、苏元地、资溪桥、武家坊和百顺等地作战。每次战后，他都亲自起草战斗详报，并写了《枪林弹雨中的半月话》，如实地记述了该师紧张而繁重的战斗生活。
十一月下旬，十九路军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并秘密派人到中央苏区谈判签定停战协定。“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予合作，反而说他们比蒋介石还要坏。陈伯钧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日记中写道： “善于应用目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和力量 (即使是不革命的力量) ，只要他能削弱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我们都应善于利用它。” 很可惜，“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人拒绝这种意见。三军团和五军团奉命由福建撤回。结果，福建人民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军攻打有敌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浒湾等据点。结果，都遭到失败。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碰壁后，便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强调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各军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都被分配去修筑堡垒，五军团还奉令以连排为单位去守堡垒。
从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三月，红军进行了一系列战役战斗。其结果，不是打成“顶牛”，就是中途撤退。如十三师攻打资溪桥，敌人凭牢固工事重兵把守，打成僵持局面。又如十三师一部协同三、九军团打团村，由于兵力不足，和敌人的优势火力拚消耗，伤亡很大，三军团两个师长牺牲，最后只好撤退。有些战斗，如三都、德胜关、邱家隘、将军殿等，由于陈伯钧等指挥有方，指战员英勇顽强，打得比较出色。军团首长认为十三师“指挥员的顽强抵抗、勇敢沉着的精神好”①。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战斗更加频繁。陈伯钧指挥十三师在前村、烂泥坑、杨林渡、张坊、大徐、新桥、水元、新华庵、峨眉峰、天井围、延福嶂、南华山等地，连续打了十余仗。新桥战斗攻打汤 (恩伯) 、樊 (嵩甫) 两纵队时，指战员战前未睡足，未吃饱，还翻越大高山; 突击时，不顾疲劳，英勇冲锋，以一当十，迅速将敌人击溃，毙伤敌团长两名，营长五名，排连长以下八九百人，吓得敌旅长丢掉符号，烧掉房子，遗弃资财和许多伤兵，狼狈逃窜。红十三师不愧为“坚师”，充分体现了红五军团“不但长于守，而且也会攻”的战斗风格。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军委《红星报》发表了陈伯钧写的前线通讯《新桥战斗中“坚师”的英勇战绩》。
从四月下旬起，“左”倾教条主义者组织所谓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广昌战役，集中了一、三、五军团八个师与敌十一个师作战。博古、李德曾到广昌督师，一共打了十八天。敌人在盱江右岸前进，遇红军“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做工事，另两个纵队沿河架桥，转移到左岸前进; 等红军到左岸“短促突击”时，敌人又转到右岸前进。由甘竹到广昌四十华里，整整打了十天。当时，陈伯钧很气愤。刘伯承也风趣地对他说，这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损失很大，最后撤出广昌。
红军从广昌撤出，五军团奉命退守头陂以南地区。高虎垴、万年亭战斗后，红军退到驿前。这期间，陈伯钧率十三师和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一起作战。他们和敌人距离很近，几乎是“鼻子对鼻子”。敌人飞机一响，炮兵就打，接着就是冲锋。红军还没有出去，就被敌人火力封锁，“短促突击”根本用不上。对此，陈伯钧意见很大。
驿前战斗失利后，五军团奉命参加西线掩护战。这时，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陈伯钧率十三师赶到兴国，增援西线的地方部队和六师。之后，从八月到十月，他指挥十三师在高兴圩、兰田圩、新田、狮子垇、塘石、山口、埠头节节抵抗，和敌人浴血战斗。指战员几乎日日夜夜守在阵地上，伤亡很重; 连以下干部差不多三个月要全部换一次; 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完全靠干部打仗。
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正象毛泽东指出的，“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盲目地和敌人拚消耗。陈伯钧曾写过《怎样去提拔和培养大批新的干部来适应目前战争的需要》和战术讨论提纲，希望部队能及时总结教训，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以便痛痛快快地打仗。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把持下，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一直未能打破，最后只剩长征一条路了。
(五)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夜，第十三师从兴国曲利出发，开始长征。陈伯钧身患虐疾，带病率部行动。十月底，他指挥十三师负责掩护中央纵队行动。十一月一日，过新城，冲破江西敌人的封锁线，陈伯钧指挥三十八团，击溃盘踞铝厂圩之敌，占领稳下圩，掩护全军通过。四日，党中央代表陈云到十三师指导工作。六日，陈伯钧率部过热水圩，冲破湖南敌人的封锁线，十二日与敌战于钩刀垇。二十三日，在下灌、红岭之线作战。这是一次危险的遭遇战。由于陈伯钧指挥得当，三十七团动作迅速，抢占了制高点; 三十九团突击肉搏四、五次，给敌李云杰部以很大打击，掩护了友军三十四师的安全。
二十八日，陈伯钧又奉命拒止西追之敌，取运动防御之势与敌周旋。三十日，由文市经鲁坚到石塘圩，十三师仍为最后卫，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被敌人截断，后面敌人又追了上来。陈伯钧沉着指挥，以三十八团占领鲁坚西北高地，与敌对抗，其余部队则设法弯过隔壁山到目的地集中。这一天，他们在夹击中打了一天恶仗，才掩护八军团渡过江。这时，十三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比全师人数大两倍。他们转移时，刘伯承(时任五军团参谋长) 派人给陈伯钧带来陈云的信： “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① 十二月一日，陈伯钧率十三师和掉队人员在蔴子渡过湘江。六、七两日，过老山界天险，因八军团疏于防范，予敌以隙，不战而走。陈伯钧指挥十三师侦察连与敌对峙。过铁坑、葱坪时，又留后卫团占领阵地，抗击来追之敌，并令三十七团警戒洪水方向敌人。部队胜利经过湘桂黔边境，到达贵州境内的洪州。
十二月十八日，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八军团和十三师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调回军团部，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五军团到达猴场时，陈伯钧因腿伤加剧，经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等会诊，确定为骨膜炎，必须开刀。一月十七日，陈伯钧在遵义开刀治伤。此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朱德、陈云、刘伯承、聂荣臻和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等均来看过他。手术第三天，他即随军离开遵义到达桐梓。因战斗频繁，行军忙乱，上级考虑到袁国平(总政治部副主任)和陈伯钧两人的伤势和安全，组织了袁、陈休养所，随军委四局行动。
三月十八日，三渡赤水到茅台时，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即回五军团，仍任参谋长，当天就同军团长董振堂上鲁家坪看阵地，指挥三十九团和三十七团主力在两河口、善人场之间作战，掩护大部队西移。
三月二十二日，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率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然后沿河向上游前进，在马桑坪没收地主豪神的盐店数家，分发给当地穷人。接着，率部急行军南下，冲出敌人封锁线，掩护军委纵队过了白腊坎。待敌人发觉后，他们机智地率部改道元宝山、大水井一线，在扁岩塘渡河。
三月三十日，到苦茶园与敌遭遇。陈伯钧指挥身边的直属队抵抗，把敌人赶走。次日奉军委电令，在此打击由泮水来追之敌，掩护大军渡过乌江。为便于九军团南渡，陈伯钧派军团工兵及三十九团一部，会同二师及干部团工兵，在梯子岩赶架浮桥; 六日，他指挥部队打击由马场开赴羊场之敌一个团。
四月九日，由元宝寨至梅家庄，因前卫部队行军错乱，追敌紧逼，危险万分。陈伯钧率部与追敌对抗，打了一个反冲锋，才迫使敌人停止追击。十一日，由青岩到翁贵途中，又因前卫未按规定路线行军，拥挤混乱，致使担任掩护的五军团部队被敌人咬住。陈伯钧指挥五军团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钟头，才阻止了敌人的追击。四月中旬过彝族区，沿途又与零星土匪作战。陈伯钧还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土司习仲芳部交涉通行。十六日，在高寨附近，陈伯钧率部打退两百土匪的尾追。十八日，指挥先头团攻打贞丰，驱逐守敌，掩护军委机关进驻该城。四月下旬，敌分数路追击，为掩护前卫部队由富城向草场营集中，陈伯钧派兵一团到沙寨附近打击追敌，于黄昏前扼止敌人于大树脚以东地区。二十七日，为求机动，陈伯钧率部急行百里，迅速甩开敌人，继续西进。
五月四日，陈伯钧和董、李率五军团掩护前卫部队抢渡金沙江，布置一营在龙海塘赶筑工事，扼制追敌。是时，毛泽东、朱德等正指挥大军在绞平渡附近抢渡金沙江，给五军团的任务仍是打掩护，护卫全军的行李辎重过江，如果被切断，就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和董、李奉命指挥五军团在石板江、龙郎河一线及坎凳东南山地构筑工事，扼止追敌万耀煌部。我大军渡江要四天，一、三军团在别处渡江不成，也要到绞平渡来渡江，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更重。陈伯钧和董、李指挥部队击溃追敌于坎凳西南山地，并阻敌于绞西之南。等到一军团渡江完毕，五军团才于五月八日星夜冒雨急行军一百六十华里，由龙郎河到中屋山渡过金沙江。
五军团渡江后，仅休息了一个上午，又继续行军六十里，赶到会理县境。第二天，陈伯钧在睡梦中接军委电令，要所部移至会理城东北之交芦堡、杉松坡集结，准备随时打击增援之敌。他立即率部出发，沿途不顾敌机扫射，赶到观音桥备战警戒，保卫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会议后，部队继续北进。陈伯钧率先头团在半站营与一团敌人战斗，俘敌两百余，缴枪三百支，残敌向西昌溃退。五军团继续追击到西昌城边，掩护主力北进。
五月下旬，三军团奉中央军委电令来西昌接五军团防务，陈伯钧等率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经泸沽、冕宁县城到平坝，进入大凉山区。他们一面做宣传解释工作，争取彝民; 一面加强警戒，严防匪徒偷袭; 于五月二十六日顺利通过了彝民区。二十八日，五军团攀越三座大山，行程万里，经安顺场到田湾。
六月三日，陈伯钧等率五军团在双桥子附近佯攻清溪之敌，拖住敌人，反复攻击数次，打成对峙，战至次日凌晨，才奉军委电令撤离。六月五日，又攀登高山悬崖，到达新庙场。陈伯钧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太白诗云：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我虽生长蜀中，过去尚不以为然，现处此，方证实。…… 敌人时常梦想我将步太平天国石达开之后尘，而我竟于最短时间，超出敌人意料之外，不但超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逼汉源，使敌人退缩，全取守势，应付忙碌，东奔西驰。是我战略指导之极端机动与神迷、一般战士之坚苦勇猛所致。此又是敌所未料及也。”他从内心深处拥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正确的战略指导。
六月十二日，陈伯钧和董、李率五军团在灵关附近，负责掩护整个大军北上的任务。十六日，奉军委电令回守宝兴，五军团与敌先头部队遭遇于真武宫附近，将敌全部击溃，夺回新老关口。与此同时，有一营敌人占领东端高山，陈伯钧又派两个连向敌发起攻击，将敌驱逐并缴获一部。
六月二十六日拂晓，陈伯钧奉军委电令，亲率三十九团开赴达维、巴郎山接替红四方面军的警戒; 二十七日，过夹金山 (雪山) 。“山头空气稀薄，北风起时，行人过之，稍不注意，即有晕倒之虑”①。下山后，即到达维。二十九日，陈伯钧接军委电令：目前战略主要为创建川陕甘新苏区，以利向东发展。五军团准备七月三日继续北进。
七月四日，陈伯钧到懋功，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会合。次日，他指挥三十九团攻占大坝口据点，并击溃老营反动武装。
长征以来，五军团一直当后卫，一路上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浴血苦战，功勋卓著。五军团在红军中以能打防御战和掩护战而著称。军团参谋长陈伯钧也有“铁屁股”之称。这一点连李德(奥托·布劳思) 也不得不承认，五军团 “享有只善长于掩护战的名声，……其实，他们也很善于进攻。一九三五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贵州非常勇敢地、几乎毫无伤亡地攻下了贵州省军队防守的布满堡垒的山坡。”②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均改称为军。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陈伯钧调任第九军参谋长。他到九军后，即由懋功行军到抚边，抓全军整训，并负责监视大小金川及松潘敌人，以一部迅出阿坝，占领夏河流域。八月初，陈伯钧指挥二十七师在抚边、石观音、潘家山之线作战，三次击溃进攻之敌，然后转移到两河口，部署夏洮战役计划。
八月中旬，陈伯钧从两河口到大藏寺，向朱德、刘伯承汇报抚边战斗及九军工作。在这里，他看到了八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目前任务的决议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 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再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
八月二十二日，陈伯钧由大藏寺出发，到安得山露营。朱德委托他召集二七六团及总部直属队干部讲解行军注意事项及对付敌人骑兵问题。二十四日，他到石匠关收容第九军落伍人员; 二十六日到达查理寺。总部得知中央机关所在的右路军已进占班佑，希望左路军赶到班佑集中。朱德、刘伯承当即决定五军由查理寺直向班佑前进，总部随后跟进; 留陈伯钧部暂驻此地，负责传达各部任务，研究作战部署，分配警戒区域，察看地形，查明道路，维护交通，接应来往部队等。
此时，张国焘暗地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再拒绝中共中央的来电，加紧控制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五月一日，中央再次电催张国焘前来会合，但张又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东进。九月三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致电中央，要求右路军南下，擅自决定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电他的支持者要其挟持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当即立断，决定先率一、三军团于九月五日凌晨北上。
九月六日，陈伯钧率政治保卫队及船工会人员行军一百二十里，赶到中阿坝。次日，张国焘也到达中阿坝。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随军长、政委去张总政治委员处，听一般同志谈及一、四方面军纠纷问题，深为愤慨。”晚饭后，“即写一信给总政委，要求当面谈话，表示我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一切纠纷问题的意见。”九月八日上午，陈伯钧找张国焘，表示： “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既不坦白承认各方面之错误，又不迅速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即解决各种纠纷。假 (给) 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 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陈伯钧当面提出要张国焘“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装模作样地说： “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又不能及时办到。”最后，陈伯钧义正词严地说： “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 ……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乖，这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 ”
九月九日午饭后，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未遇，便与刘伯承谈前两天见张国焘的情况。刘伯承告以镇静，冷静，详细观察事变的进展，并注意斗争策略。当晚，陈伯钧写报告要求调动工作。
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直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才见张，张答应晚上答复。当晚，陈伯钧去见张国焘时，一个高级干部劈头就问： “陈伯钧呀，听说你反对我们张总政委?” “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没有好结果! ”陈伯钧也不示弱，气氛很紧张。张国焘赶紧假惺惺地对陈伯钧说： “坐下坐下，有话好说。”那个高级干部连珠炮似地向陈伯钧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中政局一、三军北进问题，五次 ‘围剿’ 及突围后的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陈伯钧据理一一答复。最后，张国焘表示，要陈伯钧到总部“休息一个时期”。九月十四日，陈伯钧离开九军。他的骡子、望远镜等均被扣下，马夫被打，警卫员挨整，只好只身去总部。
九月中旬，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十月下旬，陈伯钧随红校撤离中阿坝，一路行军筹粮，对付地方反动武装。十一月上旬，红大改为中级干部队，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调前方工作，但无结果。十二月初到灵关，陈伯钧身患重病，有人还说他患的是“政治病”。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受张国焘迫害，精神是痛苦的。但他坚定乐观，有时还高歌数曲，以泄胸中郁气。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鉴于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自己南下方针的失败，被迫北上。由于军事指挥工作需要，二月十一日，陈伯钧带病到第四军任参谋长。三月初，经懋功到抚边，指挥第十师 (师长陈锡联) 作战、筹粮，并侦察北进道路。四月初，他率部进占瞻化，整训部队，对四军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原军长王宏坤回忆说： “当时环境恶劣，部队减员多，加上张国焘分裂主义干扰，工作很难做。陈伯钧胸怀宽广，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困难。因为他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经常主持战术讨论，工作抓得很好，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对他的印象很好，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于中央红军的认识。”①
四、五月间，陈伯钧在瞻化地区奉总部指示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少数民族首领诺那，以及上瞻、中瞻、下瞻、河东、河西等地土司德格王、翁须多基、巴登多基等的投诚，打开了群众工作的新局面。与此同时，陈伯钧为军训需要，还写作了《步哨动作》、《侦察勤务》、《简易的射击动作》等一系列教材。
六月初，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甲哇寺。十七日，陈伯钧与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等会见，详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及开“锁口”会议的情形，直至深夜十二时; 次日又谈了一夜。六军团的领导人听了陈伯钧的介绍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
七月四日，陈伯钧到东谷。朱德、任弼时、刘伯承接见并通知他调六军团任军团长。当天下午，陈伯钧到职工作。
陈伯钧到六军团后，和政委王震等决心迅速扭转和纠正部队疲劳、涣散、给养太差的情况。他们一面深入基层，抓紧班排以上干部的教育，一面改进机关工作。部队北上行军到哑龙寺时，王震率模范师及十七师随三十三军筹粮，陈伯钧则率十六、十八师和军团直属队到上阿坝。七月二十三日，陈伯钧涉水侦察，到东岸会见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商谈渡河事宜。七月二十六日，他指挥全军渡河到中阿坝，会见二方面军首长贺龙、关向应。
七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指示六军团迅速北进，配合一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次日，陈伯钧和王震率部从下阿坝出发，经郎垭到木耳马。这一带是著名的草地，气候多变，全军遭大风雨及冰雹袭击，浑身湿透，呼吸困难。第二天翻越长江、黄河之分水岭，因向导带错路，全军露宿大坝子。八月一日，陈伯钧赶到先头团指挥所，指挥部队沿河而上，找到了通往箭步塘的道路，然后率部过噶曲河，向包座挺进。
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行军、备战、筹粮，八月下旬，六军团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在紧张的行军途中，陈伯钧还研读了《唯物史观》等书籍。九月中旬，全军经礼县、成县、徽县、两当、凤县到双石铺，沿途均有战斗。
十月四日，陈伯钧率部从甘肃西南边界的两当出发，向天水附近进军。五日，和王震在高桥会合。六日，他们指挥十六师夜袭天水以南之娘娘坝。七日，在罗家堡与敌激战数小时，然后向通渭前进。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亲笔来函：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 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
十月十八日，陈伯钧和王震率部由青姜驿到达老君坡，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会合。陈伯钧欢欣鼓舞，主持了欢迎会，并致欢迎词。二十一日，他陪同二方面军首长，应一方面军首长之约，会见于平丰镇。二十四日，他参加方面军营以上军政干部活动分子会，听邓小平报告统一战线及回民问题。
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六)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东北军两个骑兵师企图截击我军，胡宗南所部也由新营尾追。陈伯钧奉令率六军团一部经杨明堡向红井子集中，途中遇敌人飞机并和骑六师遭遇。然后向吴家庄、刘家井之线集结。
十一月二日，陈伯钧随朱德到上龙池二方面军司令部开会，研究部队改编、备战训练及打胡宗南等问题。会议决定，六军团暂缩编为四个团。为了及时训练干部和提高军事技术，上级决定暂由陈伯钧、张子意去协助总参谋长刘伯承办方面军培养指挥干部的随营学校。因刘伯承正在养伤，随校工作主要由陈、张负责。
十一月五日，陈伯钧安排好六军工作; 即起程赴宁夏的预旺堡附近的新庄子，与任弼时商谈，决定抽出和集中二方面军大批干部进随校。随校办有高级班、上级班和中级班，培养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仅第二军就输送学员五十余人。不久，陈伯钧、张子意率随校住甘肃环县木钵，与一、四方面军两个步校毗邻。
十一月二十六日，陈伯钧在木钵参加了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召集的一、二、四方面军三校负责人会议。军委决定将三校编成红军大学第二校，以刘伯承任校长。
当时敌情紧张，胡宗南和东北军等部企图进占甘肃与陕西边界的洪德、环县和曲子。周恩来派陈伯钧率随校师生到曲子协同独立师阻击东北军一○六师。当天午后，陈伯钧赶到曲子指挥由孟家寨至李家塬、 高家崾崄之线作战， 给曲子之敌以相当打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二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和前方总指挥部打电报要陈伯钧、张子意回六军团工作。前总首长彭德怀、任弼时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回六军团加紧整顿司令部，严肃军风纪，克服游击主义，适应新的作战需要。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军团奉命南调，由甘肃之合水经宁县向陕西之淳化集结，相机迎击进逼西安的国民党军。在驻军石桥镇期间，陈伯钧和王震等召开各级干部会议，抓训练，扩大红军，讲形势任务和战略战术，还组织了盛大的点验(检阅)，受到方面军首长贺龙、任弼时等的鼓励和赞许。在驻军庄里镇期间，抓当地士绅的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给各界人士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二月驻军田家，陈伯钧抓军事教育工作，部队学习风气空前高涨。
三月八日，陈伯钧出席了红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十八日，他和王震主持六军团党代表大会。这段时间，六军团工作进步很大，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在检查工作中表扬六军团活泼、政治化、团结一致。
四月中旬，陈伯钧到陈炉镇二方面军总部开会，听彭德怀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传达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决议。
四月下旬，陈伯钧随贺龙等赴延安出席苏区党代表大会。在耀县会合刘少奇同往洛川。途中，刘少奇谈及白区工作经验，陈伯钧很受启发。五月三、四日，他连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听毛泽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五月八日，听毛泽东作结论。九日上午，随朱德游清凉山。傍晚，到毛泽东驻地与秋收暴动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遗留下的部分同志合影。五月十六日，在红军大学听毛泽东、朱德讲话。在延安的十来天，使他大大提高了对从内战转向抗日战争的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二十二日，他从延安返回庄里镇。五月底，率六军团参加方面军的五卅运动大会，在政治、文化、体育竞赛中均名列第一，获得总优胜。
陈伯钧在红军中奋斗十年，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他才与在白区的二哥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四哥、五哥通信，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红军的宗旨及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在驻军流曲镇期间，陈伯钧抓紧战争暂停的空隙，进行学习。白天工作，晚上钻研《政治经济学》 ，看近代史及《世界知识》等书刊。他勤于读书，每日坚持写日记，使他成为红军领导干部中较有文化素养和理论素养的干部。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军委电令： 日寇占领华北，我军以十日准备，待命出发。陈伯钧在繁忙的备战工作中，抓紧时间钻研毛泽东的《战略学》 (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实践论》，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六军团编为一二○师第三五九旅，陈伯钧任旅长。
九月二日，一二○师开誓师大会，朱德到会讲话。次日即由庄里经蒲城、合阳向山西开拔。王震率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先走，陈伯钧率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暂留陕中，九月五日经耀县北进，驻防洛川。
洛川是苏区和白区的交界处，是延安的南大门。为了扩大部队准备新的机动，并做好杨虎城部骑兵团的统战工作，上级决定陈伯钧暂留此地，主持全面工作。
当时国民党在洛川设有专员公署、县政府，还驻有陕西省政府委员、四川刘湘的代表，情况很复杂。陈伯钧经常同各种人物打交道，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并以红军的模范行动影响他们，争取共同抗日。
陈伯钧在统战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七一八团的训练、警戒和剿匪任务抓得很紧。该团在驻防期间，无论是作战训练，还是军政、军民关系，都搞得较好，受到当地群众好评。为了保证我党、政、军干部往返延安、西安间的安全，陈伯钧经常派小部队负责护送，并押运粮食和军饷到延安。他们接待、护送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战士和爱国知识青年，还有国际友人及部分领导同志，工作颇有成效。
九月十八日，江华带六万元军饷由西安到洛川，适逢陈伯钧要向军委汇报，便亲自护送江华回延安。二十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二十二日又在抗大听毛泽东作时事报告。二十三日，毛泽东约请四川代表偕陈伯钧兄弟俩吃饭。深夜，毛泽东还向陈伯钧谈军事政治训练、统一战线、学习和陈的家事。二十六日，陈伯钧启程返洛川。
十月十一日，陈伯钧收到二哥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十月九日的亲笔信，通知队伍准备开动，在七天内准备完毕，并安排陈伯钧的亲属回四川，嘱咐： “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十九日，军委来电报，要陈伯钧赴延商谈要事。二十二日陈伯钧到延，当晚毛泽东约他谈话。二十六日，毛泽东通知陈伯钧留中央党校学习四个月再回前方。三十日，陈伯钧去中央局参加军事问题讨论会后，即到中央党校学习。
在党校期间，陈伯钧勤奋地学习马列著作，同时积极钻研军事理论。他回顾自己参加秋收起义以来进行游击战争的实践，根据毛泽东的组稿计划，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撰写了 《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一文(约一万五千字)，经毛泽东修改，以《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为题，发表在一九三八年第二十八期《解放》刊物上，“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的参考”①。
(七)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钧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训练部部长。负责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这时，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在国破家亡的痛苦中，向往共产党，纷纷投奔延安。党中央决定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抗大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百余名新学员。全校先后编成八个大队，下分四十三个队，共有学员五千五百多人。学员中知识青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有华侨、留学生、记者、作家、技术专家，以及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陈伯钧除抓全校训练工作外，还自己写提纲，编教材，讲授军史、战史、战略战术、游击战争等课程，很受学员欢迎。
七月间，陈伯钧接待了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雷克难、傅路德、稚德(女)等四名国际友人。他们慕名来校参观，得到很好的印象，要求抗大承认他们为“名誉学员”。临别时，他们说： “在中国各地以延安的印象为最佳，在延安尤以抗大为最好。” ①
为了办好抗大，加强学校的基本建设，陈伯钧参加了校首长主持的《抗大组织条令》的编写工作。他们以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指导思想，在条令中规定： “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期在长期抗战过程中间，英勇奋斗，完成革命任务”。条令的颁发，保证了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把学校各项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二分校以原抗大第五期一部分，陕北公学、旬邑分校的毕业学员以及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以及原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各一部分组成。
十二月二十三日，陈伯钧率二分校第一梯队从延安出发，艰苦跋涉经蟠龙、清涧、绥德、米脂、佳县，渡黄河，过临县、岚县，越过同蒲路，冲破重重困难，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胜利到达冀中灵寿县。陈伯钧在蛟潭庄向聂荣臻、彭真报到。第二梯队在邵式平副校长率领下，从关中地区出发，于二月下旬到达冀中陈庄。两千多名教职学员胜利会师。
六、七月间，晋察冀边区连降大雨，陈庄一带水灾十分严重。陈伯钧率二分校立即投入救灾运动。全校师生自愿把一天三餐改为二餐，以黑豆做主食，挖野菜充饥，以减少群众负担; 每人还抽出一两个月的津贴救济灾民; 还帮助群众修屋筑路，排水耕种，搞卫生大扫除，防止发生瘟疫。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为二分校扎根群众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陈庄是晋察冀边区的大集镇，驻有许多机关、团体，是敌人注意的目标。八、九月间，日军曾四次轰炸陈庄。九月二十七日拂晓五时，日伪军集中一千五百多人，偷袭陈庄。陈伯钧率分校学员与敌在沙岭一线激战。二十九日，敌被我三五八旅、四分区五团、抗大二分校等部包围。在陈伯钧、邵式平和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的直接指挥下，全歼敌军于万寿岩。共缴获长短枪约四百支，炮两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近十挺，俘伪军五六十人。十月中旬，在陈庄召开了祝捷大会。贺龙、彭真、聂荣臻、罗瑞卿、甘泗淇、周士第、张际春、张宗逊、成仿吾均来参加。陈伯钧是这次祝捷大会的主办人，十分忙碌。十一月七日，完县和唐县的敌人向二分校新驻地葛公村逼近。当时，前线无部队，陈伯钧派一大队前往北大悲，并抽调军区教导团两个连协助阻敌，还受命指挥神南后方部队参战。八日，他率少数通信人员上山观察，见敌人进逼南北洪城，即下令留驻人员全部投入战斗，并逐次转移，节节抵抗，终于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五月十三日，陈伯钧、舒同等率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团由驻地蛟潭庄出发，向延安前进。通过同蒲路封锁线时，因负责掩护的部队侦察不切实，代表团疏于防范，在白水村遭到日军伏击，虽经陈伯钧等努力组织抗击，有位代表不幸落马牺牲，后因七大推迟召开，中央便决定全体代表留延安学习。陈伯钧、舒同等暂留总政治部。
七月中旬至九月中旬，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哲学研究会、战争研究会和总部的参谋工作讨论会。
十月十一日，陈伯钧被正式分配到军政学院工作。
军政学院负责“培养具有理论基础能充任师、旅等级宣传教育指导人材”。陈伯钧直接负责教育工作。他编写了 《参谋长工作讲授提纲》、《我军战略战术在抗战三年来之发展情形》等教材。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为了加强对高级军事干部的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将军政学院的四区队与抗大三分校组成军事学院。朱德为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
一九四二年二月，陈伯钧申请再入中央党校学习。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认为“这才是现实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全党均应好为体会与坚决实行之。”①
五月初，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陕甘宁边区形势也很紧张。正在党校学习的陈伯钧，由毛泽东提名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担任军事指挥工作。他接受任务后，立即深入边远地区部队驻地。途经八九县，行程数千里，检查工作，布置防务。
一九四三年一月下旬，中央调陈伯钧任三八五旅副旅长。毛泽东、朱德、贺龙向陈伯钧交代任务后，他于三十日赴甘肃庆阳就任。在陇东，除备战反摩擦外，全旅还要拿出相当的人力搞生产。他们备战一年，解决了吃饭问题。在陇东工作的将近三年时间里，陈伯钧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全旅各项工作都有较大进展。三八五旅成为保卫边区的一支主力旅。
一九四五年三月初，陈伯钧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四月二十三日，七大正式开幕。陈伯钧五月六日在大会上发言，谈了游击战争的概念及其发展，以及对胜利转变的几个建议。六月十一日，七大闭幕后，陈伯钧又参加五省联防司令部会议。会后即返陇东，传达贯彻党的七大精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级来电调陈伯钧到延安任联防军副参谋长，协助贺龙(司令员)、徐向前(副司令兼参谋长)主持工作。他负责拟订冬季整训教育计划大纲，筹备成立工兵、炮兵营，并指挥河东部队占领永和城。
(八)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央批准陈伯钧去东北前方工作。十月十八日，他率八百名干部及部分战士、家属共一千三百余人由延安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十一月下旬到达承德。因去东北的火车不通，中央改令，将这批干部留冀热辽分配工作。陈伯钧安排好这批干部，然后参加打遵化、保卫热河战役。
一九四六年一月上、中旬，陈伯钧在冀热辽军区，协助指挥冀东部队在玉田、遵化、平泉一带作战。一月十九日，叶剑英来电要他到北平军调处工作，后来委派他担任热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二月下旬，驻平泉附近的国民党十三军第五师向桲罗树我军阵地猛烈射击，第四师又占我方大石桥、小寺沟车站等地。为此，三月一日，陈伯钧等三人小组前往冲突地点，在党坝订立了临时协议。国民党方面接受了我方提出的“第四师及进占小寺沟车站一带之顽军完全撤退回平泉原阵地”①的要求。
当时，斗争尖锐复杂。国民党代表岳昌瀛无理狡赖，诬蔑我方破坏停战协定。他们明明向我方进攻，却说是“猛烈突围”。陈伯钧据理驳斥，写了书面材料，并绘制地图，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这份材料用大量事实说明，破坏停战协定、进军热河、引起一切冲突的，正是国民党。
三月十七日，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讹载承德执行小组记者招待会的内容，有意诬蔑我军。陈伯钧立即去访美方代表，当面核实，证明《华北日报》和中央社记者均未参加招待会，所载消息全属捏造。他据实辟谣，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挑衅。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整个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无法开展。上级调陈伯钧去东北前线。八月初，在哈尔滨，经陈云谈定，分配他到军政大学任教育长。
东北军大前身是延安抗大。一九四六年底搬到通化市才改现名。陈伯钧在校期间，经常给学员们做报告，讲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工作做得很出色。
一九四七年五月，陈伯钧任合口军区司令员。这时正值东北解放军进行夏季攻势、准备秋季攻势，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的重要时刻。他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了大批翻身农民参军，扩充了地方武装，筹集了大批作战物资，为以后东北战场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七年八月，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作战思想，陈伯钓又调东北野战军总部直接领导的上干大队任大队长。翌年五月下旬，又调他到东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工作。同年八月下旬，他返哈尔滨，见林彪、罗荣桓，得知中央命令将前线指挥所改为第一兵团司令部，肖劲光任司令，他任副司令。九月初，他到长春郊区四家子兵团司令部。
长春守敌有国民党一个兵团部、两个军、六个师，约十万人。九月十日，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了作战部署： 以五个纵队对付沈阳敌人，一个纵队及九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阻止敌人突围。
十月十五日，长春守敌曾泽生派人到兴隆山接洽起义事宜。陈伯钧等提出三个条件，即“起义必须有行动表示; 听我命令开到集结地点; 派高级主官前来谈判。”十七日，陈伯钧等指挥所部向长春急进，以掩护曾泽生部起义并威逼新七军投降。
由于东北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围城达四个月之久，加上我军迅速攻克锦州的胜利。十月十五日，新七军被迫投降，长春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当即来电嘉勉： “对六十军及新七军之分别处理办法得当。甚慰。”
十月下旬，陈伯钧等指挥所部分头南下，集结昌图、开原、通江口之线，以策应主力在彰武、新立屯、黑山、北镇间之大会战。后因黑山敌人已被我军主力包围，沈阳敌人可能逃跑，陈伯钧等又组织各师向沈阳急进。三十日，陈伯钧等指挥独十师攻占抚顺，独六师攻占本溪。十一月二日，我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
十一月十九日晨，陈伯钧接东总转来毛泽东电报，要求部队早点入关，抓住敌人。二十一日夜，陈伯钧和肖劲光到沈阳，东总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 迅速地、秘密地把部队开进关内，切断敌人的一字长蛇阵，堵住敌人，不准敌人逃走。东总还委托他们负责指挥进关的先头部队。二十四日，陈伯钧等率部离沈阳向关内进军。八十万大军，十万骡马，成群结队的各种大炮和车辆，洪流滚滚，奔向华北。陈伯钧和兵团部随五、六纵队走北路，经喜峰口出遵化。接着，又从二十六日开始，夜行晓宿，迎着寒风雨雪，越过河岔、夹沟、山道，于三十日半夜到达马相营，参加平津战役。
十二月九日，陈伯钧等到达三河县北的王庄子。这时，敌人企图打通平绥路，以保持其向西回窜的退路。总部决定由肖劲光、陈伯钧指挥三纵、五纵插到沙河、南口、昌平间，阻击怀来敌人，并牵制敌九十四军的行动。当陈伯钧赶到五纵驻地杨各庄商讨部署时，怀来敌人已向南突围，敌九十二、九十四两个军缩回北平。于是，总部又命令陈伯钧等指挥三、六、十纵队，隔断平津之敌，堵击北平敌人南逃。
陈伯钧等按毛泽东“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指示，朝着平、津两面修筑工事，待机歼敌。几天后，华北七纵队也拨归陈伯钧等指挥。十七日，五纵两个师逼近北平西城根，缴获几十辆坦克。十八日，三纵七师占南苑机场，缴获四十余架飞机及一批高射炮。二十一日，聂荣臻来兵团部谈北平守敌情况。二十五日，总部电令肖劲光、陈伯钧等指挥一、三、六、十、十一等五个纵队，打突围之敌，并要回电提出部署意见。陈伯钧等研究决定放弃南苑机场及马驹桥一带，以吸引敌人进入我袋形阵地而后围歼之。次日，总部批准了此项部署。陈伯钧连夜起草命令、打电话，通知各部队按照新部署迅速移动。
十二月三十日晚，总部发出命令，分兵包围北平和准备攻击天津。当夜，总部来电，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总攻天津，一兵团严密监视北平之敌，防其逃跑。
天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九十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傅作义二十余万守敌团团围住。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对北平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密包围，给外围敌人以沉重打击，并发动了政治攻势，最后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陈伯钧等负责改编傅部的四兵团。
二月三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轰动世界的北平入城仪式。当陈伯钧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目睹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行列和欢腾的人群时，感慨万千。经过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了。
(九)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陈伯钧主持天津的警备工作。刚刚打开工作局面，又奉命率部南下豫鄂，策应渡江作战。
三月下旬，陈伯钧到许昌。根据刘邓大军的要求，兵团部在许昌召开了南下会议，研究对付桂系部队的作战方针。月底中央军委电示：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巳到北平谈判，我军不应太过逼近，等四野主力到达时再去接收武汉。于是，部队离许昌向信阳前进，沿途开展群众工作，并布置新区的剿匪事宜。
遵照毛泽东、朱德四月二十一日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短短几天时间，相继占领南京、杭州，解放武汉三镇。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公布十二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兼政委，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韩先楚为第二副司令。兵团下辖四十、四十五、四十六三个军。五月中旬，十二兵团入汉口。陈伯钧先后到鄂城、大冶、黄冈等地，检查四十五军各师的工作，动员大家再接再励，将革命进行到底。
七月七日，陈伯钧奉命率四十五军由鄂城出发追击国民党军。他们冒盛夏骄阳，沿鄂湘赣边直插江西修水、铜鼓，占领萍乡，截断南 (昌) 、萍 (乡) 路，配合第十四、十五兵团歼灭江西的敌人。
八月初，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八月下旬，陈伯钧赶到长沙兵团部开会，按照中央军委对白崇禧部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分三路大军南进的战略，十二兵团为中路军，经湖南南部直趋广西北部。九月下旬，陈伯钧率四十五军进军广西。十月五日，前锋一三五师插向衡宝路南灵官殿之线，咬住了敌人。此时，四十五军和十二兵团其他部队，已将开始撤退的白崇禧的主力四个师团团围住。十月十日，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我一三五师歼敌一七二师师部及两个团; 一三四、一五八师跟踪紧追敌人; 一四六师歼敌一个团; 遂使敌人全部瓦解。这就是解放战争史上有名的衡宝战役。
衡宝战前白崇禧率其主力向南撤至衡宝地区，集结重兵二十余万，凭借湘江、资水布防，以图顽抗。陈伯钧指挥四十五军从宝庆以东插向湘桂路，以一三五师直奔衡宝公路上的黄土铺，单刀直入，截断桂军张淦兵团的退路，击退了兵力超过自己五倍的敌人的进攻，奠定了华中战局的胜利。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曾随军采访，将他们的战绩写入《战斗着的中国》一书中。
十一月下旬，四十五军由湖南进入广西，月底过桂林后，陈伯钧指挥一三三师向武宣追击，一三五师向象州追击，一三四师直插柳州、迁江、宾阳，向南宁追击。十余天行程一千多里，没有休息过一天。
十二月初，陈伯钧挥师进占柳州，黄杰兵团残部溃退越南境内。
截至十二月九日止，广西战役基本结束。
一九五○年元旦后，陈伯钧到容县等地布置剿匪工作。二月，他受命回长沙，担负湖南繁重的剿匪任务。当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形的大小股匪尚有四百六十股、六万三千多人，潜藏隐蔽的散匪还有三万七千人。这些股匪与散匪，均活动于省、县交界区和山岳、湖沼地区。大股的称霸一方，活动猖狂。小股的经常夜集明散，出没无常，勾结地主恶霸直接捣乱，危害我地方工作。陈伯钧召集会议，起草命令，强调在剿匪方针上以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 在步骤上确定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打法，首先集中力量肃清中心区、产粮区之匪及确保交通要道的安全。
在陈伯钧等领导下，四、五、六三个月，湖南剿匪获得了空前战绩。直属七个分区不仅完成而且超过了规定的任务，计歼灭土匪及收编游杂部队共十八万七千八百○六名。从八月初至十月上旬，主要是巩固中心区，进剿夹生区的土匪。仅湘西军区就歼灭土匪近万名。有九千多个自然村成立了农会，民兵发展到三十万人，为土地改革和我军转入边缘区会剿股匪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十月中旬至十二月底，湘西军区会剿五省边沿八百里长战线的土匪，计二万多人，使湘西二十二个县全部得到解放。一百年来“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迷信被打破了。当地人民纷纷写信赞扬解放军说：“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它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教育与训练能够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高级军事干部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中央决定筹建军事学院，委派刘伯承主持办校。刘伯承于一九五○年十月下旬选调既有实战经验又有文化理论水平的陈伯钧来院主持训练工作。
十一月下旬，刘伯承抵南京就任军事学院院长。十二月中旬，陈伯钧从湖南赶来军事学院工作。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军事学院成立典礼在南京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发来祝词和贺幛。毛泽东、朱德亲笔题词勉励。
军事学院成立后，头三个月中心工作是完成解放战争经验总结; 学习新兵种技术; 建立正规制度。陈伯钧等根据刘伯承的倡议成立了有教员、学员参加的群众性组织学术研究会，还成立了吸收十五个科目的教授会主任参加的工作机关学术研究室，并对各教授会主任和军事教员进行军事测验。二月初，陈伯钧参加编写指导组，协助刘伯承主持战例编写工作。
陈伯钧根据刘伯承的指示，督促训练部门认真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志愿军的战役和战斗经验。一九五一年，军事学院先后举行了三次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报告会，请志愿军代表、赴朝慰问团负责人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报告朝鲜战场情况。
一九五一年四月，陈伯钧在刘伯承领导下，开始准备联合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演习。六月十五日，他随刘伯承带着高级速成科的学员来到安徽凤阳临淮关参加预演。二十日，演习正式开始。参观的有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的领导同志和各军事院校代表，还有华东军区三百多名干部。这是军事学院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实兵示范演习，它使学员们实际看到学到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从而推动了全军的训练工作。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陈伯钧受刘伯承委托，率军事学院见学团赴朝鲜前线学习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历时三个多月，几乎跑遍了朝鲜战场。陈伯钧同团员们一起钻地洞，走坑道，在前线取得第一手材料，学习总结了志愿军五次战役及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
一九五三年，陈伯钧协助刘伯承组织了十余次演习，其中包括三月的步兵团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战斗的实兵示范演习; 四月的步兵师行军遭遇战斗实兵示范演习; 六月的炮兵实弹射击和航空兵轰炸示范演习; 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的步兵师进攻后勤实兵示范演习; 进攻战斗中步兵军指挥所示范演习; 工兵渡河器材示范演习等等。这些，对全军的军事训练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一九五四年七月，刘伯承、陈伯钧、钟期光联名向中央军委作《关于开办战役系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招收二十至四十名兵团以上高级将领入学。九月，战役系正式成立，由学员杨得志兼主任。学员中还有韩先楚、李天佑、陈锡联、刘震、秦基伟、廖汉生等。
十一月中旬，陈伯钧赴山东平度县张戈庄，协助刘伯承组织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全军有二百六十多名高、中级干部参观见学，演习线纵深三百公里，历时十四天。其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在全军是第一次。
一九五五年初，军委实行军衔、薪金等四项制度。陈伯钧在全院干部和学员大会上说： “我们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能过三关，即金钱关、美女关、地位关。经过考验确定证明是在为党、为人民群众、为国家勤勤恳恳地工作，并把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那就不错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陈伯钧出席南京军区授衔授勋典礼。刘伯承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陈伯钧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来军事学院视察。刘伯承和陈伯钧汇报了学院情况，并陪同毛泽东视察校园。毛泽东称赞刘伯承知人善任，勉励大家把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好。
军事学院成立短短五年来，学员人数由七百多人发展到三千人，教授会由十一个发展到五十个，教员由二百九十多名发展到一千三百多名，同时选拔培养了研究生，增强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 教材建设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几百种，想定作业、指导法等三百五十多种; 还举办了四次师资训练班，实施了三十五次实兵示范演习和十二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 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已毕业的有一千四百多名。到一九五六年八月底，全院共有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基本、情报、政治、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十二个系，为全军最高的综合性军事学府。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陈伯钧出席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十一月上旬，刘伯承因病向中央军委请假疗养。军委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批准由陈伯钧代理院长。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因六个军事院校陆续分建，南京军事学院召开会议，欢送刘伯承、陈伯钧调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副院长。九月十七日，陈伯钧到北京赴任。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至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不适当的过火批判，致使后来人民解放军的正规训练工作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了严重影响。陈伯钧被当作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在会上和会后受到了长达四个多月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十一月，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兼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仍任副院长。
一九六二年九月，叶剑英辞去高等军事学院兼院长职务，军委任命陈伯钧为院长。此外，陈伯钧还兼任中央军委训练小组成员 (组长叶剑英)、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国以来，陈伯钧仍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事业。他在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整整工作了十四年，呕心沥血，为我军培养了大批高、中级指挥干部，为部队革命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伯钧为人刚正不阿，性格直爽，敢于直言，所以一直受到林彪、江青等的忌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钧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在病重住院的情况下，仍被揪回批斗、围攻、抄家，使其身体受到摧残，不幸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含冤逝世。
注释
①《张怀万(幄筹)巡视赣西南的报告》 (1930年4月5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上册)。
②曾山: 《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的回忆》 (1960年)。
③《张怀万(幄筹)巡视赣西南报告》。
①蒋介石给陈诚的手谕,转引自 《聂荣臻回忆录》 (上)第178页。
①1933年8月4日 《红色中华》报; 另见1933年7月29日朱周提议授给二、三等红星奖章者名单的报告,《一方面军1933年历史档案汇编》。
①五军团德胜关战斗详报(1933年12月15日—16日)。
①转引自陈伯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回忆》,(1959年在高等军事学院报告记录稿)。
①陈伯钧1935年6月27日日记。
②〔德〕奥托·布劳思: 《中国纪事》 (1932—1939) ,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82页。
①王宏坤谈话记录(1983年6月16日)。
①《毛泽东军事文选》 (内部本)。
①转引自 《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第63页。
①引自陈伯钧日记。
①承德小组工作报告第二号(3月5日)存中央档案馆。
参考文献
1. 陈伯钧的部分档案资料、干部履历表等。
2. 毛泽东给陈伯钧的信件。
3. 陈伯钧的部分日记,及回忆文章。
4.江西省档案馆等编: 《中央根据地史料选编》 (档案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5.红一军团三次反“围剿”部分作战命令。
6.红三军、红五军团有关战斗、战役详报。
7.军委关于八军团并入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的指示(1934年12 月18日) 。
8. 陈伯钧向军委、联司的电报(1937年—1945年)。
9. 陈伯钧在热河执行小组给叶剑英和北平执行部的报告(1946年3 月—1946年6月) 。
10.采访陈伯钧记录稿: 《关于井冈山斗争的一些情况》、《谈井冈山斗争》等10余篇(1960—1973)。
11.陈伯钧讲课、报告记录稿:《中国革命战争史讲课提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回顾》、《关于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介绍》等。
12.刘伯承和陈伯钧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的来往信件。
13. 中共江西省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 (1930年 12月20日) 。
14. 罗荣桓等著: 《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5. 陈毅、肖华等著: 《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6. 郭沫若: 《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出版。
17. 谢良: 《铁流后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8. 访问肖劲光、许世友、李聚奎、朱良才、张宗逊、陈士榘、王宏坤、舒同、刘型、张令彬、郭化若、莫文骅、吴克华、杜义德、彭明治、张平凯、李雪山、卢仁灿、罗若服、肖文玖、李凡山、魏传统、黎东汉、袁渊、谢良、叶长庚、林浩、仲曦东、李方、李采伍、张宇晴、孙耕夫、田雨、白驰驹、胡德兰、刘勉、刘超、马殊、冯明英、李林泉、赵腾等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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