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维汉，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笔名罗夫、佳水、 镜松。1896年6月2日诞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蒪阳乡 (今高桥乡) 八斗冲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后来迁居阳家园子。父亲李运楷，字幼筠，一生以教书为业。他为人正派，鄙视趋炎附势，性情宽厚豁达，在乡里颇受尊敬，1930年去世。母亲孙氏，克勤克俭，操持家务，是位典型的家庭妇女， 1944年逝世。李维汉兄弟三个，长兄李厚焯，字菊笙，一生务农。次兄李厚霖，字澍笙，主要务农，曾织过袜子，做过生意，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失败后脱党，1962年去世。
蒪阳乡位于长沙市东北100多里， 是一个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最适耕种。李维汉祖父时，家里有100多亩地，在当地可谓富裕家庭。后来因做红茶生意亏本，把房屋田地都当掉了。李维汉出生时家境已经比较贫寒，一家人只有父亲执教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因而常常靠借债度日。
7岁起，李维汉开始跟父亲读私塾。1909年入养正小学。 1910年进清泰乡作民学校，和邹彝鼎、陈启民、任弼时等是不同班次的同学。1912年，李维汉考进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李维汉开始学翻砂，后当铸工。和同学张昆弟、邹彝鼎很要好，后因领导反对工厂总办，都被迫退学。张昆弟、邹彝鼎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李维汉因没有正式文凭，没有能去投考。1914年，18岁的李维汉求学无门，生活清苦，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先后在县城华正小学和美算补习学校听课。1915年他父亲受聘到一所中学教国文，他随父亲补习国文，业余和假期则跟二哥打袜子，据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学习、生活很充实，得益不浅。1916年春，李维汉借用同乡一个同学的文凭，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以优异成绩毕业，留在一师附小教书。
(二)
李维汉考入一师时，正是一师实行民主教育时期。校长孔昭绶是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教育家，他崇尚民主办学，努力使一师的教育适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学校还有一批热心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开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誉的师长，如学监主任方维夏、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修身教员杨昌济等。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充分利用这里的良好环境，勤于攻读，独立思考，不断吸收新思想。那时，邹彝鼎、张昆弟正在一师一部读书，他们朝夕相处，友爱互助，成为最亲密的学友。当时毛泽东也在一师一部读书，蔡和森在 1914年到1915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虽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但他同毛泽东仍然交往甚密。李维汉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结识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并很快被他们对革新改良敏锐的鉴赏力和旗帜鲜明的态度所吸引。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许多青年从苦闷、消极、保守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科学和民主，努力学习新知识，寻求中国的光明前途。1916年前后，逐渐在毛泽东和蔡和森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他们经常聚会，抨击时政，立志改革。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现实生活使他们认识到，改造社会的大业，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须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朋友，组织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汇集巨大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1917年冬，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倡议下，乃有组织学会之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取名“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一个风和日丽、万木皆春的星期天，一群有志改造社会的中华儿女，聚集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李维汉 (和笙) 等14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通过了由毛泽东和邹彝鼎两人起草的学会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①。会议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如何创造新的环境，使大家积极向上，以及如何向外发展等，成为会员们共同考虑的主要问题。这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原一师教师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蔡和森等得到消息后，即同新民学会会员筹议响应。李维汉积极协助毛泽东、蔡和森进行筹备工作。8月15日，在毛泽东率领下，李维汉和萧子昇、张昆弟、萧子暲、邹彝鼎、罗学瓒、罗章龙、贺果等20几个准备赴法同学，从长沙启程去北京。到北京后，李维汉和贺果等住在湖南会馆。大家为联系赴法事宜到处奔波，得到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支持，很快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三处分别成立了留法预备班，以后又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增设了一个班。
李维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和李维汉一起到保定育德中学的还有张昆弟、李富春、曾以鲁、贺果、任理等。李维汉同张昆弟、贺果三人同住一间房子，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如钳工、木工、铸工等。李维汉学的是铸工。 1919年初，邹彝鼎肺病严重，李维汉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邹彝鼎病故，他们也没有再回保定。
这时，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湖南的青年学生，情绪激昂，纷起响应，已于4月返湘的毛泽东和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湖南运动的骨干力量。当时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 《湘江评论》，李维汉曾协助发行。他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他们。并给他们写信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与此同时，李维汉还为筹措赴法经费到处奔走。他家乡乡下祠堂送他30元，一个远房族兄借给他10元。回到省里，一师教师朱炎送给他100元，易培基老师拿出一张名画送给他和张昆弟，并介绍他们到上海当卖，得50元，两人藉此做了服装，作好了出国的准备。
1919年10月31日，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以及各地赴法同学共162人，从上海乘法国邮船 “宝勒加”号启航。在海上航行37天，于12月7日抵法国马赛，旋即到巴黎。华法教育会把他们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在那里，他们一边等候工作，一边自学法文。
1920年2月，李维汉同李富春、张昆弟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 (简称“工学励进会”) 。其宗旨是： “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订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求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①
1920年初春，李维汉被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勒哈佛尔分厂做工，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贺果、李林。工厂给他们三等工人的工资。做了大半年工，由于钢铁厂的劳动强度很大，李维汉的身体渐不能支，经大家劝说，他应张昆弟、任理的邀请，到圣伯尼休息了一段时间。
李维汉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与实践，认识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说： “我们理想的要求，是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②但是，如何改造社会以及走什么道路，他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他接着写道： “真正的、彻底的改造，必从经济解放、教育解放下手，一扫旧时不平等的生活，而归于平等的生活，一扫旧时不平等的教育，而归于平等的教育，使精神界、物质界同时发展。”“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①1920年 8月28日，李维汉给毛泽东写信说： “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就反映了这一点。但他接着又说： “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②。
1920年7月中旬，李维汉搬到了蒙达尼，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工余学习。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比较早，是留法同学中的革命先驱者。到蒙城后，李维汉同蔡和森接触的机会多了，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8至9月的时间内，李维汉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并将这些书大量介绍给工学励进会会员。
8月上旬，在蔡和森的积极帮助和影响下，“工学励进会”改名 “工学世界社”③。12月27日至30日，李维汉召集工学世界社社员开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蔡和森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热忱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俄式革命，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李维汉在会上谈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体会，对蔡和森的讲话表示了理解和赞同，同时提出一些尚不明白的问题，表示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讨。
这次会后，李维汉同蔡和森进行了多次内容广泛的长谈，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这些谈话对李维汉的思想触动很大。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悉心研究，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熏陶，李维汉逐步由工学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1年2月初，在巴黎近郊有数百名勤工俭学生候工不得，生活无保障。而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声明与他们断绝经济关系，并要把他们“遣送回国”。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与蒙达尼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联系，要求援助。李维汉和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2月28日，他们率领巴黎近郊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使馆请愿，提出争取“生存权、工作权和求学权”的口号，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学习，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等。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和请愿活动，遭到了中法反动派的镇压。李维汉和蔡和森等十余名代表被警察局囚禁两个多小时。这就是勤工俭学史上著名的 “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以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为解决勤工俭学生入学问题，用庚子赔款及各方筹集来的经费在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8月份，华法教育会却发出通知，不收勤工俭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对此无不愤慨。在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他们组织了 “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并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代表组成116人的 “先发队”，分头赶赴里昂参加斗争。李维汉和向警予等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9月21日，“先发队”队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勾结法国政府，派来大批武装警察，进行镇压。10月18日，法国政府强行将104名学生，包括蔡和森、张昆弟、李立三、陈毅等武装遣送回国。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李维汉到哈佛雷，在一个小城镇的旅馆里住下来。1921年底，他收到周恩来、赵世炎托人转给他的信，信中约他到巴黎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周恩来在德国柏林，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做工。不久他们都到了巴黎，在一个旅馆里见了面。他们商定分头进行筹备。1922年6月，由旅欧共产主义同志通信社、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互助社三个团体中信仰坚定的分子共20多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大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他们三位分别以乐生、伍豪、罗迈为代号。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
“少共”成立后，周恩来去了德国。李维汉和赵世炎、陈延年等留巴黎，在勤工俭学生和华侨中进行联络工作。
1922年下半年，已回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蔡和森给李维汉来信，要他回国工作。此时，周恩来从柏林来到巴黎，和在巴黎的“少共”其他成员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展组织等问题。决定派李维汉代表旅欧少年共产党，回国联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20日，李维汉携带“少共”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回国。至此，李维汉结束了将近三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三)
1922年底，李维汉回到北京。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遵照中央决定，去湖南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3年2月初，李维汉到湖南后，将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的高涨准备条件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他以秘密活动为主，同时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组织社团等方式，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
为了便于工作，李维汉到长沙自修大学补习学校任教务主任，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课，作为公开职业。李维汉在学校讲授哲学和心理学。他自编讲义《观念史观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李维汉十分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他先后深入到粤汉路、铅印厂、第一纱厂、面粉公司、黑铅炼厂等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罪恶，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逐步发现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了一批党的支部。这年暑假，他还到长沙清泰乡、东乡等地，帮助这些乡建立了党的支部。
11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取消，李维汉和何叔衡领导筹建湘江学校，并在该校担任教员。湘江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校四年多，培养了众多的革命骨干。
这年冬，赵恒惕逼走一师具有进步思想的校长易培基，委派政客李济民为校长，到校推行限制学生进步活动的《学生管理规则》，并取消学生自治会。李维汉发动一师学生掀起了 “驱李”风潮，赶走了李济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年底，李维汉和何叔衡、姜梦周等创办了 《湘江》 半月刊。1924年，李维汉又创办了《新民周报》，担任主笔。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湘江》半月刊、《战士》 周报、《新民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70余篇，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 总结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 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实践等。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为加速国共合作的进程，决定在国民党尚无组织之湖南等省市，为国民党创建组织。李维汉领导中共湘区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和何叔衡、夏曦、易礼容、戴晓云、夏明翰、郭亮、肖述凡等一批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并根据全会的指示，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湖南省党部。他还亲赴衡阳、宁乡、衡山、湘潭等地，具体指导这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工作。
1925年1月，李维汉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5月25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岳麓山蔡锷墓庐秘密召开。大会选出了省党部的9名执委，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精神，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老同盟会员; 有工商界、农界代表，又有知识界代表。李维汉被选为执行委员。
6月，正当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浪潮由于五卅运动的发生而更加高涨的时候，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湖南，企图联合川、滇、黔、桂等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湖南军阀赵恒惕取下“联省自治”的招牌，充当吴佩孚控制湖南的工具。李维汉及时发表了《湖南反革命势力的结合》、《西南团结声中的湖南》等文，揭露和批判南北军阀相互勾结的阴谋，中共湖南区委提出了“反英、讨吴、驱赵”的号召，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1926年3月8日，赵恒惕与唐生智矛盾尖锐化，唐以“郴宜米贵，给养困难”为由，率部向长沙逼近。李维汉写了《湖南政变之由来及其意义》一文，提出了争取唐生智、驱逐赵恒惕的基本政策。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正式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好的局面。
7月，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出席了会议。他从上海返湘后，北伐军进入湖南。李维汉领导湖南区委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农民，支援北伐。
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早在中共四大召开以前，湖南省的党组织已开始发动农民运动。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组织起20多个秘密农协。1925年10月，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 “农民运动，实为本区目前急切重要的工作。”农民运动“对本党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尤为重要。”决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宣传方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共湖南区委先后三次发表《对湖南政局的宣言》，作为湖南工农运动的纲领。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千百万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到11月底，在全省 75个县中，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120余万人。
李维汉和湖南区委的同志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彻底铲除封建剥削，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必须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 ——土地问题。1926年12月上旬，李维汉去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在会上汇报了中共湖南区委“应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意见，遭到陈独秀、鲍罗庭的反对。会议基本上按照陈、鲍的主张通过了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的勃起而日益向“左”，对工农运动要采取限制的政策。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执行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一度出现了“洗会”的做法，给土豪劣绅破坏农协以可乘之机。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农民运动后，湖南区委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2月，李维汉在向中央《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的报告》中说： “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到贫农猛烈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之封建政治。”①3月12 日，他主持起草了 《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 ，驳斥了 “左社”、“怀疑派”、“稳健派”的各种谬论，赞扬农民革命是“由土豪劣绅专政的乡村到民主政治的乡村” 的必经阶段。
1927年4月17日，李维汉在《战士》周刊上发表了 《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文章深入分析了湖南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必然性。他提出： “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要求我们确定新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②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开始着手筹备县民会议和省民会议，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夺取团防武装，镇压反革命，并开始清丈田亩，准备分配土地。
1927年春季，在全国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了声讨运动。4月26日，长沙各界举行讨伐蒋介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李维汉和谢觉哉等在会上讲话，揭露了蒋介石叛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
4月下旬，李维汉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组织湖南代表团起草了一个以分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问题提案，但被陈独秀扣压下来，没提交大会讨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7年5月初，李维汉返湘，向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移交了工作。当他正准备回武汉时，发生夏斗寅叛变。他和湖南省委的同志估计湖南有发生反革命事变的可能，遂召开省委会议，做了应变准备，成立秘密临时省委。不久，“马日事变” 发生，许克祥公开叛变革命。李维汉按照省委预先布置，在长沙近郊隐蔽了一些天，于6月下旬从洞庭湖水路回武汉。
(四)
1927年6月下旬，李维汉到武汉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时，武汉的形势十分紧张，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反动势力非常嚣张。在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继续对国民党妥协退让，革命危机日益严重。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叛变革命。七一五以后，李维汉参与了政治局常委决策的三件大事：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起义前敌委员会; 二，决定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三，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等21 人参加了会议。李维汉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宣布了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坚决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对动员、鼓励全党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瞿秋白、苏兆征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月初，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是时，党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李维汉积极协助瞿秋白，进行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艰苦工作，使党的组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乱状态迅速恢复组织起来，重新开始了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恨而加强起来的急性病，使党内的“左” 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到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展成为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
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况下，1928年1月上旬，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去湖北、湖南巡视工作，传达中央关于停止年关暴动计划的指示，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损失。在汉期间，他还召集了京汉、粤汉铁路党的负责同志以及湘、鄂、赣、豫四省党的代表开会，重新部署湘鄂赣总暴动计划，改变过去在中心城市搞暴动、企图夺取长沙、武汉的盲动计划，要求四省党的组织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革命力量，创造割据局面，包围中心城市，同时加强城市工作。这些对于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具有积极意义。
1928年4月底，中共许多重要领导人陆续赴苏联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指定任弼时、李维汉留在国内，组成留守中央，领导国内各项工作。在这一期间，李维汉和任弼时继续纠正党在组织武装暴动问题上的错误，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方式，并发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文件。留守中央还利用济南惨案，动员和组织城市工人、小资产阶级进行爱国反帝运动。
9月，中共六大结束，李维汉未当选中央委员。11月，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康生、李维汉、李子芬组成巡视委员会，去巡视上海党的工作。李维汉负责巡视上海七个区的区委和下属数十个党支部。他不顾个人安危，往来各区区委和工厂、车间，对党的区委和支部工作给以指导。
1929年1月底，中共新的江苏省委成立，李维汉任组织部长。他主持起草了《组织计划决议案》、《上海工作方针计划决议案》，提交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案提出江苏党要克服“盲动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集体的手工业式的个人指导方式”、“命令主义”等错误思想，推动了江苏党的工作的开展。同年4月，李维汉深入沪西区委、闸北区委、法南区委，与林育英、李富春等一起对工人工作进行调查，提出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方针。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他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在上海、江苏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在指导思想上仍有“左”的错误，但成绩是主流。在这一时期，上海、江苏两地党的组织得到整顿和发展，工人运动得到复苏，农民武装斗争也逐步开展起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维汉对这个决议虽然曾有怀疑，但会后仍然执行了 “立三路线”的各项部署，直到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均遭到失败以后，他逐渐对“立三路线”的一套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 “立三路线”的错误。会后，江苏省委改组为江南省委，李维汉任省委书记。
1931年2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李维汉对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会后，他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不久，又离开了江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对他思想震动很大，他开始认识到，要在复杂艰巨的斗争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光靠革命意志和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李维汉提出去莫斯科学习的要求，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6月4日，他和陈郁一起，从上海乘船前往苏联。
李维汉在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短训班学习八个月，正准备转入为期三年的理论班学习。一天，王明来找他，说国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要他回国工作。1933年3月，李维汉从苏联回国，4月到达中央苏区，开始时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党校校长。他到中央苏区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央苏区正在开展“反江西的罗明路线” 的斗争。他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对的，在宁都会议以后，他参加了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出席了反邓、毛、谢、古的会议，发表批判邓、毛、谢、古的文章和讲话，犯了“左”的错误。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李维汉在长征中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央机关梯队队长，还兼任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分管长征途中的白区工作与地方工作。他在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和长征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他完全拥护遵义会议决议，开始转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上来，随后，积极参加了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紧跟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胜利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共中央派李维汉、贾拓夫组织一支有100余人的先遣队，携带电台，去寻找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先遣队到达甘泉下寺湾时，找到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李维汉和贾拓夫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立即下令陕甘晋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处理，迅速停止了陕北苏区的肃反。不久，李维汉参加了西北中央局组成的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务委员会，参与审查肃反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对于纠正这次错误肃反，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五)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李维汉列席了会议。他衷心拥护这次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积极地为把党的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而努力。他受中共中央委托，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西北苏维埃选举法》、《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纠正了长期以来 “左”的错误做法，对于团结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委，由李维汉任省委书记。年底，他与张邦英带着一支游击队通过敌我交错地带，到达关中特委驻地淳化桃曲河。他与特委负责人任弼时、习仲勋等一起研究制定了向南发展的计划。不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军民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群情激愤，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李维汉贯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做了大量解释教育工作。同时，他指导关中特委利用西北军、东北军向西安撤退的有利时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苏区周围各县组织起抗日救国会，解放了延安南面的门户甘泉、鄜县，恢复和发展了原关中苏区的栒邑、耀县、赤水、正宁、宁县的革命政权。不久，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取得进展，中共中央决定取消陕甘省委。李维汉于1937年4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深入研究了陕甘宁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一战线工作，写了 《特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等文章。文章研究分析了特区统一战线的环境及特点，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任务，包括争取抗日自由与民主权利，争取民团成为抗日武装，利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最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文章还提出了改善群众生活与巩固各阶级、阶层统一战线关系的原则。这些文章对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开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六)
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38年4月，调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同年8月，他去栒邑看花宫创办陕北公学分校，并任分校校长。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他和成仿吾一起，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制定了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 (1) 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2)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3)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争的知识; (4)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5)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使学生成为忠实于民族与国家，坚持抗战的先进战士。为实现这个教育方针，学校废除了不急需和不必要的课程设置，以教授战争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为主，并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陕北公学，李维汉特别注意以优良的作风影响学员。他工作一丝不苟、严谨缜密，对人对事要求严格，发现学员学习不认真，或者工作人员工作不细致，批评起来不讲情面。学员们背地里称： “成校长(仿吾) 是 ‘慈母’ ，罗校长(罗迈，即李维汉) 是 ‘严父’”。他精力充沛，作风深入。课后的排球场上，有他活跃的身影，傍晚的校园里，常常看见他与学员促膝谈心。他生活极其简朴，所有的行李家当只装了一个马搭子，里面一半是书籍。办分校时，他打起绑腿，和学员们一起步行700余里。在分校的建校劳动中，他和学员们一起荷锄下地，谈笑风生。他爱学员，爱青年，他晚年曾多次说： 陕北公学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
1939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他参加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明确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方针、内容、学习方法。他配合张闻天，为推动在职干部教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同年8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并入中央宣传部，李维汉任副部长，继续抓干部教育工作。1940 年6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一年学习总结大会上，他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总结出了干部教育以自学为主、深入领会教材、提倡独立思考、开展讨论与辩论、发扬挤与钻的精神等宝贵经验。这一期间，李维汉还负责中宣部创办的《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这段时期，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指示，创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研究室，他自兼主任。并和董纯才、李心清等合编了敌、我、友三方有关教育情况的三本资料书，主持编写了《中国现时教育问题》一书，还系统研究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对如何在解放区开展群众教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一)
李维汉，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笔名罗夫、佳水、 镜松。1896年6月2日诞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蒪阳乡 (今高桥乡) 八斗冲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后来迁居阳家园子。父亲李运楷，字幼筠，一生以教书为业。他为人正派，鄙视趋炎附势，性情宽厚豁达，在乡里颇受尊敬，1930年去世。母亲孙氏，克勤克俭，操持家务，是位典型的家庭妇女， 1944年逝世。李维汉兄弟三个，长兄李厚焯，字菊笙，一生务农。次兄李厚霖，字澍笙，主要务农，曾织过袜子，做过生意，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失败后脱党，1962年去世。
蒪阳乡位于长沙市东北100多里， 是一个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最适耕种。李维汉祖父时，家里有100多亩地，在当地可谓富裕家庭。后来因做红茶生意亏本，把房屋田地都当掉了。李维汉出生时家境已经比较贫寒，一家人只有父亲执教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因而常常靠借债度日。
7岁起，李维汉开始跟父亲读私塾。1909年入养正小学。 1910年进清泰乡作民学校，和邹彝鼎、陈启民、任弼时等是不同班次的同学。1912年，李维汉考进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李维汉开始学翻砂，后当铸工。和同学张昆弟、邹彝鼎很要好，后因领导反对工厂总办，都被迫退学。张昆弟、邹彝鼎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李维汉因没有正式文凭，没有能去投考。1914年，18岁的李维汉求学无门，生活清苦，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先后在县城华正小学和美算补习学校听课。1915年他父亲受聘到一所中学教国文，他随父亲补习国文，业余和假期则跟二哥打袜子，据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学习、生活很充实，得益不浅。1916年春，李维汉借用同乡一个同学的文凭，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以优异成绩毕业，留在一师附小教书。
(二)
李维汉考入一师时，正是一师实行民主教育时期。校长孔昭绶是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教育家，他崇尚民主办学，努力使一师的教育适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学校还有一批热心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开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誉的师长，如学监主任方维夏、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修身教员杨昌济等。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充分利用这里的良好环境，勤于攻读，独立思考，不断吸收新思想。那时，邹彝鼎、张昆弟正在一师一部读书，他们朝夕相处，友爱互助，成为最亲密的学友。当时毛泽东也在一师一部读书，蔡和森在 1914年到1915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虽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但他同毛泽东仍然交往甚密。李维汉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结识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并很快被他们对革新改良敏锐的鉴赏力和旗帜鲜明的态度所吸引。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许多青年从苦闷、消极、保守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科学和民主，努力学习新知识，寻求中国的光明前途。1916年前后，逐渐在毛泽东和蔡和森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他们经常聚会，抨击时政，立志改革。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现实生活使他们认识到，改造社会的大业，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须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朋友，组织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汇集巨大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1917年冬，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倡议下，乃有组织学会之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取名“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一个风和日丽、万木皆春的星期天，一群有志改造社会的中华儿女，聚集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李维汉 (和笙) 等14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通过了由毛泽东和邹彝鼎两人起草的学会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①。会议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如何创造新的环境，使大家积极向上，以及如何向外发展等，成为会员们共同考虑的主要问题。这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原一师教师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蔡和森等得到消息后，即同新民学会会员筹议响应。李维汉积极协助毛泽东、蔡和森进行筹备工作。8月15日，在毛泽东率领下，李维汉和萧子昇、张昆弟、萧子暲、邹彝鼎、罗学瓒、罗章龙、贺果等20几个准备赴法同学，从长沙启程去北京。到北京后，李维汉和贺果等住在湖南会馆。大家为联系赴法事宜到处奔波，得到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支持，很快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三处分别成立了留法预备班，以后又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增设了一个班。
李维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和李维汉一起到保定育德中学的还有张昆弟、李富春、曾以鲁、贺果、任理等。李维汉同张昆弟、贺果三人同住一间房子，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如钳工、木工、铸工等。李维汉学的是铸工。 1919年初，邹彝鼎肺病严重，李维汉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邹彝鼎病故，他们也没有再回保定。
这时，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湖南的青年学生，情绪激昂，纷起响应，已于4月返湘的毛泽东和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湖南运动的骨干力量。当时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 《湘江评论》，李维汉曾协助发行。他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他们。并给他们写信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与此同时，李维汉还为筹措赴法经费到处奔走。他家乡乡下祠堂送他30元，一个远房族兄借给他10元。回到省里，一师教师朱炎送给他100元，易培基老师拿出一张名画送给他和张昆弟，并介绍他们到上海当卖，得50元，两人藉此做了服装，作好了出国的准备。
1919年10月31日，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以及各地赴法同学共162人，从上海乘法国邮船 “宝勒加”号启航。在海上航行37天，于12月7日抵法国马赛，旋即到巴黎。华法教育会把他们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在那里，他们一边等候工作，一边自学法文。
1920年2月，李维汉同李富春、张昆弟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 (简称“工学励进会”) 。其宗旨是： “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订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求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①
1920年初春，李维汉被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勒哈佛尔分厂做工，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贺果、李林。工厂给他们三等工人的工资。做了大半年工，由于钢铁厂的劳动强度很大，李维汉的身体渐不能支，经大家劝说，他应张昆弟、任理的邀请，到圣伯尼休息了一段时间。
李维汉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与实践，认识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说： “我们理想的要求，是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②但是，如何改造社会以及走什么道路，他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他接着写道： “真正的、彻底的改造，必从经济解放、教育解放下手，一扫旧时不平等的生活，而归于平等的生活，一扫旧时不平等的教育，而归于平等的教育，使精神界、物质界同时发展。”“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①1920年 8月28日，李维汉给毛泽东写信说： “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就反映了这一点。但他接着又说： “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②。
1920年7月中旬，李维汉搬到了蒙达尼，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工余学习。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比较早，是留法同学中的革命先驱者。到蒙城后，李维汉同蔡和森接触的机会多了，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8至9月的时间内，李维汉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并将这些书大量介绍给工学励进会会员。
8月上旬，在蔡和森的积极帮助和影响下，“工学励进会”改名 “工学世界社”③。12月27日至30日，李维汉召集工学世界社社员开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蔡和森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热忱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俄式革命，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李维汉在会上谈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体会，对蔡和森的讲话表示了理解和赞同，同时提出一些尚不明白的问题，表示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讨。
这次会后，李维汉同蔡和森进行了多次内容广泛的长谈，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这些谈话对李维汉的思想触动很大。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悉心研究，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熏陶，李维汉逐步由工学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1年2月初，在巴黎近郊有数百名勤工俭学生候工不得，生活无保障。而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声明与他们断绝经济关系，并要把他们“遣送回国”。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与蒙达尼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联系，要求援助。李维汉和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2月28日，他们率领巴黎近郊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使馆请愿，提出争取“生存权、工作权和求学权”的口号，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学习，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等。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和请愿活动，遭到了中法反动派的镇压。李维汉和蔡和森等十余名代表被警察局囚禁两个多小时。这就是勤工俭学史上著名的 “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以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为解决勤工俭学生入学问题，用庚子赔款及各方筹集来的经费在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8月份，华法教育会却发出通知，不收勤工俭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对此无不愤慨。在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他们组织了 “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并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代表组成116人的 “先发队”，分头赶赴里昂参加斗争。李维汉和向警予等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9月21日，“先发队”队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勾结法国政府，派来大批武装警察，进行镇压。10月18日，法国政府强行将104名学生，包括蔡和森、张昆弟、李立三、陈毅等武装遣送回国。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李维汉到哈佛雷，在一个小城镇的旅馆里住下来。1921年底，他收到周恩来、赵世炎托人转给他的信，信中约他到巴黎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周恩来在德国柏林，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做工。不久他们都到了巴黎，在一个旅馆里见了面。他们商定分头进行筹备。1922年6月，由旅欧共产主义同志通信社、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互助社三个团体中信仰坚定的分子共20多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大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他们三位分别以乐生、伍豪、罗迈为代号。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
“少共”成立后，周恩来去了德国。李维汉和赵世炎、陈延年等留巴黎，在勤工俭学生和华侨中进行联络工作。
1922年下半年，已回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蔡和森给李维汉来信，要他回国工作。此时，周恩来从柏林来到巴黎，和在巴黎的“少共”其他成员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展组织等问题。决定派李维汉代表旅欧少年共产党，回国联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20日，李维汉携带“少共”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回国。至此，李维汉结束了将近三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三)
1922年底，李维汉回到北京。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遵照中央决定，去湖南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3年2月初，李维汉到湖南后，将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的高涨准备条件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他以秘密活动为主，同时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组织社团等方式，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
为了便于工作，李维汉到长沙自修大学补习学校任教务主任，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课，作为公开职业。李维汉在学校讲授哲学和心理学。他自编讲义《观念史观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李维汉十分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他先后深入到粤汉路、铅印厂、第一纱厂、面粉公司、黑铅炼厂等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罪恶，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逐步发现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了一批党的支部。这年暑假，他还到长沙清泰乡、东乡等地，帮助这些乡建立了党的支部。
11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取消，李维汉和何叔衡领导筹建湘江学校，并在该校担任教员。湘江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校四年多，培养了众多的革命骨干。
这年冬，赵恒惕逼走一师具有进步思想的校长易培基，委派政客李济民为校长，到校推行限制学生进步活动的《学生管理规则》，并取消学生自治会。李维汉发动一师学生掀起了 “驱李”风潮，赶走了李济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年底，李维汉和何叔衡、姜梦周等创办了 《湘江》 半月刊。1924年，李维汉又创办了《新民周报》，担任主笔。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湘江》半月刊、《战士》 周报、《新民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70余篇，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 总结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 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实践等。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为加速国共合作的进程，决定在国民党尚无组织之湖南等省市，为国民党创建组织。李维汉领导中共湘区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和何叔衡、夏曦、易礼容、戴晓云、夏明翰、郭亮、肖述凡等一批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并根据全会的指示，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湖南省党部。他还亲赴衡阳、宁乡、衡山、湘潭等地，具体指导这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工作。
1925年1月，李维汉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5月25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岳麓山蔡锷墓庐秘密召开。大会选出了省党部的9名执委，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精神，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老同盟会员; 有工商界、农界代表，又有知识界代表。李维汉被选为执行委员。
6月，正当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浪潮由于五卅运动的发生而更加高涨的时候，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湖南，企图联合川、滇、黔、桂等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湖南军阀赵恒惕取下“联省自治”的招牌，充当吴佩孚控制湖南的工具。李维汉及时发表了《湖南反革命势力的结合》、《西南团结声中的湖南》等文，揭露和批判南北军阀相互勾结的阴谋，中共湖南区委提出了“反英、讨吴、驱赵”的号召，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1926年3月8日，赵恒惕与唐生智矛盾尖锐化，唐以“郴宜米贵，给养困难”为由，率部向长沙逼近。李维汉写了《湖南政变之由来及其意义》一文，提出了争取唐生智、驱逐赵恒惕的基本政策。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正式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好的局面。
7月，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出席了会议。他从上海返湘后，北伐军进入湖南。李维汉领导湖南区委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农民，支援北伐。
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早在中共四大召开以前，湖南省的党组织已开始发动农民运动。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组织起20多个秘密农协。1925年10月，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 “农民运动，实为本区目前急切重要的工作。”农民运动“对本党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尤为重要。”决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宣传方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共湖南区委先后三次发表《对湖南政局的宣言》，作为湖南工农运动的纲领。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千百万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到11月底，在全省 75个县中，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120余万人。
李维汉和湖南区委的同志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彻底铲除封建剥削，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必须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 ——土地问题。1926年12月上旬，李维汉去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在会上汇报了中共湖南区委“应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意见，遭到陈独秀、鲍罗庭的反对。会议基本上按照陈、鲍的主张通过了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的勃起而日益向“左”，对工农运动要采取限制的政策。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执行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一度出现了“洗会”的做法，给土豪劣绅破坏农协以可乘之机。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农民运动后，湖南区委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2月，李维汉在向中央《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的报告》中说： “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到贫农猛烈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之封建政治。”①3月12 日，他主持起草了 《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 ，驳斥了 “左社”、“怀疑派”、“稳健派”的各种谬论，赞扬农民革命是“由土豪劣绅专政的乡村到民主政治的乡村” 的必经阶段。
1927年4月17日，李维汉在《战士》周刊上发表了 《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文章深入分析了湖南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必然性。他提出： “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要求我们确定新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②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开始着手筹备县民会议和省民会议，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夺取团防武装，镇压反革命，并开始清丈田亩，准备分配土地。
1927年春季，在全国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了声讨运动。4月26日，长沙各界举行讨伐蒋介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李维汉和谢觉哉等在会上讲话，揭露了蒋介石叛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
4月下旬，李维汉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组织湖南代表团起草了一个以分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问题提案，但被陈独秀扣压下来，没提交大会讨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7年5月初，李维汉返湘，向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移交了工作。当他正准备回武汉时，发生夏斗寅叛变。他和湖南省委的同志估计湖南有发生反革命事变的可能，遂召开省委会议，做了应变准备，成立秘密临时省委。不久，“马日事变” 发生，许克祥公开叛变革命。李维汉按照省委预先布置，在长沙近郊隐蔽了一些天，于6月下旬从洞庭湖水路回武汉。
(四)
1927年6月下旬，李维汉到武汉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时，武汉的形势十分紧张，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反动势力非常嚣张。在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继续对国民党妥协退让，革命危机日益严重。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叛变革命。七一五以后，李维汉参与了政治局常委决策的三件大事：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起义前敌委员会; 二，决定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三，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等21 人参加了会议。李维汉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宣布了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坚决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对动员、鼓励全党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瞿秋白、苏兆征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月初，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是时，党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李维汉积极协助瞿秋白，进行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艰苦工作，使党的组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乱状态迅速恢复组织起来，重新开始了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恨而加强起来的急性病，使党内的“左” 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到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展成为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
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况下，1928年1月上旬，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去湖北、湖南巡视工作，传达中央关于停止年关暴动计划的指示，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损失。在汉期间，他还召集了京汉、粤汉铁路党的负责同志以及湘、鄂、赣、豫四省党的代表开会，重新部署湘鄂赣总暴动计划，改变过去在中心城市搞暴动、企图夺取长沙、武汉的盲动计划，要求四省党的组织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革命力量，创造割据局面，包围中心城市，同时加强城市工作。这些对于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具有积极意义。
1928年4月底，中共许多重要领导人陆续赴苏联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指定任弼时、李维汉留在国内，组成留守中央，领导国内各项工作。在这一期间，李维汉和任弼时继续纠正党在组织武装暴动问题上的错误，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方式，并发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文件。留守中央还利用济南惨案，动员和组织城市工人、小资产阶级进行爱国反帝运动。
9月，中共六大结束，李维汉未当选中央委员。11月，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康生、李维汉、李子芬组成巡视委员会，去巡视上海党的工作。李维汉负责巡视上海七个区的区委和下属数十个党支部。他不顾个人安危，往来各区区委和工厂、车间，对党的区委和支部工作给以指导。
1929年1月底，中共新的江苏省委成立，李维汉任组织部长。他主持起草了《组织计划决议案》、《上海工作方针计划决议案》，提交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案提出江苏党要克服“盲动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集体的手工业式的个人指导方式”、“命令主义”等错误思想，推动了江苏党的工作的开展。同年4月，李维汉深入沪西区委、闸北区委、法南区委，与林育英、李富春等一起对工人工作进行调查，提出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方针。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他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在上海、江苏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在指导思想上仍有“左”的错误，但成绩是主流。在这一时期，上海、江苏两地党的组织得到整顿和发展，工人运动得到复苏，农民武装斗争也逐步开展起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维汉对这个决议虽然曾有怀疑，但会后仍然执行了 “立三路线”的各项部署，直到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均遭到失败以后，他逐渐对“立三路线”的一套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 “立三路线”的错误。会后，江苏省委改组为江南省委，李维汉任省委书记。
1931年2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李维汉对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会后，他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不久，又离开了江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对他思想震动很大，他开始认识到，要在复杂艰巨的斗争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光靠革命意志和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李维汉提出去莫斯科学习的要求，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6月4日，他和陈郁一起，从上海乘船前往苏联。
李维汉在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短训班学习八个月，正准备转入为期三年的理论班学习。一天，王明来找他，说国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要他回国工作。1933年3月，李维汉从苏联回国，4月到达中央苏区，开始时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党校校长。他到中央苏区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央苏区正在开展“反江西的罗明路线” 的斗争。他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对的，在宁都会议以后，他参加了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出席了反邓、毛、谢、古的会议，发表批判邓、毛、谢、古的文章和讲话，犯了“左”的错误。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李维汉在长征中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央机关梯队队长，还兼任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分管长征途中的白区工作与地方工作。他在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和长征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他完全拥护遵义会议决议，开始转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上来，随后，积极参加了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紧跟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胜利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共中央派李维汉、贾拓夫组织一支有100余人的先遣队，携带电台，去寻找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先遣队到达甘泉下寺湾时，找到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李维汉和贾拓夫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立即下令陕甘晋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处理，迅速停止了陕北苏区的肃反。不久，李维汉参加了西北中央局组成的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务委员会，参与审查肃反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对于纠正这次错误肃反，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五)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李维汉列席了会议。他衷心拥护这次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积极地为把党的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而努力。他受中共中央委托，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西北苏维埃选举法》、《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纠正了长期以来 “左”的错误做法，对于团结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委，由李维汉任省委书记。年底，他与张邦英带着一支游击队通过敌我交错地带，到达关中特委驻地淳化桃曲河。他与特委负责人任弼时、习仲勋等一起研究制定了向南发展的计划。不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军民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群情激愤，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李维汉贯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做了大量解释教育工作。同时，他指导关中特委利用西北军、东北军向西安撤退的有利时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苏区周围各县组织起抗日救国会，解放了延安南面的门户甘泉、鄜县，恢复和发展了原关中苏区的栒邑、耀县、赤水、正宁、宁县的革命政权。不久，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取得进展，中共中央决定取消陕甘省委。李维汉于1937年4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深入研究了陕甘宁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一战线工作，写了 《特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等文章。文章研究分析了特区统一战线的环境及特点，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任务，包括争取抗日自由与民主权利，争取民团成为抗日武装，利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最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文章还提出了改善群众生活与巩固各阶级、阶层统一战线关系的原则。这些文章对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开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六)
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38年4月，调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同年8月，他去栒邑看花宫创办陕北公学分校，并任分校校长。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他和成仿吾一起，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制定了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 (1) 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2)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3)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争的知识; (4)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5)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使学生成为忠实于民族与国家，坚持抗战的先进战士。为实现这个教育方针，学校废除了不急需和不必要的课程设置，以教授战争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为主，并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陕北公学，李维汉特别注意以优良的作风影响学员。他工作一丝不苟、严谨缜密，对人对事要求严格，发现学员学习不认真，或者工作人员工作不细致，批评起来不讲情面。学员们背地里称： “成校长(仿吾) 是 ‘慈母’ ，罗校长(罗迈，即李维汉) 是 ‘严父’”。他精力充沛，作风深入。课后的排球场上，有他活跃的身影，傍晚的校园里，常常看见他与学员促膝谈心。他生活极其简朴，所有的行李家当只装了一个马搭子，里面一半是书籍。办分校时，他打起绑腿，和学员们一起步行700余里。在分校的建校劳动中，他和学员们一起荷锄下地，谈笑风生。他爱学员，爱青年，他晚年曾多次说： 陕北公学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
1939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他参加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明确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方针、内容、学习方法。他配合张闻天，为推动在职干部教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同年8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并入中央宣传部，李维汉任副部长，继续抓干部教育工作。1940 年6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一年学习总结大会上，他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总结出了干部教育以自学为主、深入领会教材、提倡独立思考、开展讨论与辩论、发扬挤与钻的精神等宝贵经验。这一期间，李维汉还负责中宣部创办的《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这段时期，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指示，创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研究室，他自兼主任。并和董纯才、李心清等合编了敌、我、友三方有关教育情况的三本资料书，主持编写了《中国现时教育问题》一书，还系统研究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对如何在解放区开展群众教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七)
陕甘宁边区是汉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为了在西北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非常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参加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各省的少数民族工作和地下党工作，张闻天任书记，李维汉任秘书长，中国共产党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即从这时开始。1940年初，李维汉写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问题研究》，追溯了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被压迫和反抗的斗争史，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只有坚持抗战，才能给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
1940年4月，李维汉亲自起草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7月，他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个提纲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回族、蒙古族进行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941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张闻天去晋西北搞农村调查，李维汉代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不久，中央研究院作为试点开始整风。当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存在着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如不纠正，就不可能将整风运动纳入正路。针对这种情况，李维汉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中，组织青年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围绕 “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问题召开座谈会、讨论会，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武器，帮助青年知识分子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引导他们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同时，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学习，严格解剖自己。3月2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认真学习了《六大以来》等整风文件，尤其是刘少奇检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章及其写给中央的信，对李维汉触动很大。4月 2日，李维汉利用中央研究院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开会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的错误，检查了自己在这些错误中的责任，重点是自我批评，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诚恳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感动。
1942年秋，李维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关于两条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精读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 等著作，联系中共的历史，对自己参加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思考。李维汉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 “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时期包括延安整风在内，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我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工作积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不闹独立性。我同陈独秀、李立三也曾有过某些原则性的争论，但最后还是对他们实行组织服从。从组织上说，这是优点，但思想上却缺乏自觉的能动性，缺乏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在党中央领导正确的时候，我的工作成绩比较显著，但在党中央领导错误的时候，我的错误也比较突出。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以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先后被撤了职。我心想，为什么我们工作多年，有些经验，反而犯了错误，而王明等人没有什么经验，反而被认为正确?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 ‘理论’ ，所以极力要求去莫斯科学习，到莫斯科后又要求进长期班，就是想多学一点理论。但是实际上，我在莫斯科学习的理论不多，却受到某些教条主义影响。1932年底奉调回国后，1933年4月到瑞金，正赶上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那时，我奉命参加江西省开展的反对以邓 (小平) 、毛 (泽覃) 、谢 (唯俊) 、古(柏)为首的所谓江 ‘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我在斗争中出了力，犯了严重错误，遵义会议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同志在人民群众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干部问题，提倡独立思考、独立负责。他说： ‘不能表现创造性的人，说‘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对我有启发。但是，我还未弄清何谓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时期，我才懂得要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统一这一根本原则，并以此重新解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改变理论同实践脱节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建立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这是我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和世界观的一次转变。”①
延安整风以后，李维汉一面重视学习理论，尤其重视学习哲学，一面在工作中注意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发展趋势，受益极大。每当提起延安整风，他总是深有感触地说： “延安整风是我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②
(八)
1942年9月，李维汉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直到1946年4月。
他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不久，正值边区筹备第三次简政，他受边区政府委托，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经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付诸实行。
1943年6月，边区政府开始审查干部，李维汉负责审干的日常工作。在7月开始的“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中，李维汉执行了康生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错搞了一些人，但他发现“逼、供、信”问题后，立即提出“要防止和纠正 ‘左’ 倾与逼、供、信”。及时停止边区的“抢救”运动，避免了伤害更多的同志。运动过后，李维汉在作总结报告时，对前期出现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
审干工作结束后，李维汉把较多的精力放在边区政权建设上。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当时，边区政府委员和常驻议员26人，2/3是党外人士，如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安文钦等。有一段时间，边区政府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不大好，把党外人士当客人看待，不尊重他们的职权。李鼎铭等对此不满，工作消极。李维汉经和边区政府党组研究，主动找李鼎铭等党外人士谈心，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合作共事关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正确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党外人士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精神大发扬。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来陕甘宁边区参观，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向记者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并同记者举行了座谈，记者们在座谈会上的感受是： 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记者采访安文钦时，安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腐败，使人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李维汉说，党外人士对中外记者谈话都有一个边区的立场。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以后中共中央专门发通知到各抗日根据地，说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很好，并把这些经验在各个边区广泛推广。
李维汉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认真研究了边区的实际情况，认为边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恰当地沿袭旧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把城市的一套硬搬到农村。针对这些问题，李维汉主持在教育系统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整改运动，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步做到与群众需要相结合，真正为边区人民大众服务。通过这一运动，使边区教育出现了新的局面。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文教大会，这是对边区文教工作的检阅和总结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李维汉作了《发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报告，阐明了边区文教工作的任务、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要求。
1945年4月23日，李维汉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前致函毛泽东，表示由于自己过去犯过“左”的错误，要求不参加中央委员会。
1946年“四八惨案”发生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李维汉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和谈代表团，接替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王若飞、秦邦宪的工作。
(九)
1946年4月19日，李维汉自延安乘飞机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4月下旬，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董必武、李维汉和中共代表团100多人也分批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三十号。
李维汉在代表团中，前段主要是研究宪法，并在齐燕铭协助下，草拟了一个“五·五宪草修正案”。6月以后，陆定一回延安工作，李维汉又代管中共代表团的宣传工作，并主编《群众》杂志。《群众》杂志刊载了大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并发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等，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南京等地影响很大，国民党十分惧怕，不久即下令查封。
8月21日，李维汉同董必武、齐燕铭去上海，住在郭沫若家里。他同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了，这次久别重逢，都十分兴奋，郭沫若写了一幅对联送给他： “路遥知马力，岁寒见后凋”。在上海期间，李维汉主要的活动是访问第三方面人士，交换对宪草和对解放区土改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看法和动向。两个月后李维汉又返回南京。
11月15日，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大。至此，历时一年多的国共谈判终以破裂而宣告结束。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为民主和平而奋斗到底。19日，李维汉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5 人乘专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 谈判破裂了，但满载人心归去，取得人心，是一年来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为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城工部的任务是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等方面，并负责培训这些方面的干部。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中央城工部转移至山西临县附近的王家沟。李维汉在这里领导了城工部的“三查”运动，抵制了康生一伙所推行的“贫下中农坐天下，地富出身靠边站”的“左”的错误，不是在运动中整人，而是以身作则地检查自己历史上的错误缺点，介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所得的教益，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
李维汉很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1947年夏秋，他把从重庆撤回来的新华日报干部，组成青训班，进行理论、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学习。这些干部后来多数随解放大军开赴西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48年4月，城工部迁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李维汉通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吸收了一批北平、天津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来李家庄工作，后来这些知识分子都成了统战工作的业务骨干，逐步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石家庄解放后，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华北局委任，从6月至10月，兼任石家庄市委书记。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成立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当时，响应中共中央 “五·一”号召、从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李维汉同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周建人等在广泛交谈协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内容包括： (1) 新政协召集问题，(2) 新政协参加者，(3) 新政协时间、地点，(4) 新政协应讨论事项。中共中央将这个草案发给中共中央东北局，请他们征求当时已到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的意见。随后，中央又征求了尚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以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1948年11月 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李维汉于3月10日抵达北平。他到平后，又逐个访晤先后到达北平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等，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亲自出面同他们商谈，中央统战部还组织他们参观解放区、举行报告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就是： 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能中途妥协;要搞新民主主义，不搞旧民主主义; 反对中间路线，新政协要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拒绝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参加。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李维汉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并兼任第一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的工作是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维汉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这次会后，李维汉因不慎跌倒，腿受重伤住院。8月26日，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职务。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会议执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共同纲领》等三大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十)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并在 1949年10月9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10月19日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是面临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李维汉怀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去。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李维汉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提出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包括政务院和各部委担任领导职务的名单，组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当年10 月选举和任命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党外人士，56名委员中有28位是党外人士，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2位是党外人士，政务院34个部 (委、行、署、院) 中，有15个部 (委、行、署、院)的正部长 (主任、行长、署长、院长) 是党外人士，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产生了良好影响。在此同时，李维汉积极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总方针，就是“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并力求在人民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彼此竭诚合作，大家作出成绩来”①。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他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先后召开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者中央会议，回顾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方针任务。各民主党派都作出决议，正式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作为各自的政治纲领，并且改选了领导机构，确定了对各自党派的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和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员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工作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形势和任务?还要不要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在各级政权机关中共产党员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人民政协和各级协商机关如何开展统战工作?如何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都亟待根据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明确解决; 同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共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意安排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也亟待教育克服，否则，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难以巩固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3月，李维汉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转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新时期。
他针对会上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在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基础上，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他针对要使民主党派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忽视民主党派作用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各民主党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的性质。过去，中共争取了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争取中间力量，壮大人民阵营，孤立革命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提出，为使各民主党派能够适当地尽其历史作用和政治任务，必须帮助他们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在组织上有相应的发展。他还具体阐明了其他方面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
从1950年夏季开始，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在三大运动中，李维汉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协助中央密切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联系，就开展三大运动的问题同他们进行协商，宣传政策，交换意见，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同时积极推动他们参加三大运动的实践，并在运动中给他们以适当照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争取三大运动的胜利而斗争。另一方面，通过三大运动，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彻底划清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界限，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新的进步。
1950年9月，当美国把侵略朝鲜的战争，向我国东北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的独立和安全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在思考如何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和要不要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有一次，李维汉参加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征求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毅然表态，主张出兵援助朝鲜。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以后，他协助周恩来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袖人物进行协商座谈。经过三次协商座谈，取得完全一致意见。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牵头同各民主党派联名发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
1951年1月，在三大运动高潮中，李维汉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他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从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团结民主党派的必要和作用： (1) 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是革命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阶级继续存在，需要民主党派继续联系和代表他们。(2) 从对敌斗争来说，团结了民主党派，可以孤立敌人。(3) 民主党派可以帮助人民做许多工作。(4)可以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起监督作用，这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他提出，当前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与三大运动相结合，进一步动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全体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要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以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次会议以后，他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全国政协成立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大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各地参加或参观三大运动，巩固扩大了三大运动的统一战线。
开国之初，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同时，各地协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如何搞好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和如何开展协商机关的工作，成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着解决好这个问题，李维汉于1951年4月，以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分别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和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讨论了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阐明了政权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共产党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问题。他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 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 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他在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的报告，具体地阐明了协商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他指出，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的组织，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不是直接领导的关系，不能以命令行事，而要靠协商办事。它不是政权机关或政权性质的机关，不是行政和立法机关。它与同级人民政府互无领导关系，是人民政府经常进行协商和取得建议的机关，等等。
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李维汉同样作出了很大努力。他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创议者和坚决贯彻执行者。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过他的意见。李维汉对此问题十分重视。他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我国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象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他建议在统一的(单一制的) 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毛泽东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并且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基本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李维汉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在1950年亲自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提出了大量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同时起草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并且规定各种民族干部培训班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干部为辅。这两个试行方案的实施，取得很好成果。到1953年已培养出各少数民族干部10万多人，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1年4月，李维汉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在谈判期间，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友好耐心的协商，终于顺利地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2年，李维汉在总结建国初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纲要》，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实施。
1952年6月，在全国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的形势下，李维汉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在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曾经出现一种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一面，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应以马列主义而不是《共同纲领》为标准的“左”的情绪，对此，中共中央及时作了纠正。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就是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问题上贯彻中央纠“左”精神的。当时，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已经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中间阶级。李维汉当时对这个变化在思想上不够明确。他在主持起草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稿中，曾把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称作中间阶级。毛泽东审阅此稿时批示：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修改了文件稿的提法。他在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讲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并且提出，今后要把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作为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起来。同时，他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变化了，但是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今后对资产阶级仍应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主要是把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改造成为不带“五毒” 的资产阶级，把违法改造成为守法，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他说，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政党。他还提出，统战部要和民主党派中的骨干分子一起检查和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通过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变化，纠正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左” 的情绪，使统战工作继续保持了正确的方向。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李维汉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春季，他率领调查组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一边学习列宁的有关论述，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建国头几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逐步明确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5月，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明确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他向中央建议：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过渡到社会主义。李维汉的这个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告诉他，决定将这个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发言肯定这个报告。周恩来说他当时也在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李维汉的报告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6 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 (随后又确定了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李维汉根据中央确定的精神，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七八月间，他遵照中央指示，到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9月，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明确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①。10月27日，李维汉在中华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
1953年11月，李维汉被任命为政务院中财委副主任，协助陈云主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李维汉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1954年10月以后，李维汉因患耳癌，赴苏联治疗。
1955年2月，李维汉从苏联回国，又投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调查研究和繁重的领导工作。1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着重阐明了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问题，提出要以企业为基地，结合企业改造，结合工作和学习，有系统地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工作。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初出现了高潮，国内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这时，李维汉敏锐地观察和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时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的建议。1月28日，他主持起草了 《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 (简称七年方针)，明确提出：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向工人阶级缴械投降了，他们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有发展成为多数的趋势; 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 大多数少数民族已经先后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同时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要继续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个方面反映出来。适应这种新形势，今后七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把教育工作当做中心任务，用教育的方法，帮助各界人士和工商业者通过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使他们的思想同他们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的社会地位相适应。李维汉在起草这个文件稿过程中，曾经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的看法，周恩来指出这两个提法不妥后，他即改掉了这些提法。3月5日，李维汉主持召开了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七年方针草案。他在会上就七年方针草案的基本精神、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教育工作问题、民族工作问题作了说明。对于民族工作，他着重讲了在少数民族中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问题。1956年7月，李维汉总结了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和平改革的八条看法》，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作了汇报，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这个和平改革的方针在新疆以及甘南、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得到贯彻实行。后来在西藏地区的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实行了这个方针。
李维汉提出的七年统战工作方针，经过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通过，正式作为这次会议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方针。这次会议以后，在李维汉的倡导下，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出面在北京创办了社会主义学院。各地普遍举办了政治学校和工商界短期讲习班，有计划地大批地组织党外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理论学习。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提出了 “两个万岁”的思想，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内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这就是后来概括的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李维汉为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做了大量工作。6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在发言中，他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万岁”，概括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他还明确提出，要严格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在统一战线内部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加强团结，充分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李维汉在全国人大会后，发起和组织了对统战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先是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党组内部进行检查，接着发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视察和检查统战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把检查推向全国。这次检查实行边检查边改进的做法。这首先表现在对全国政协日常工作的改进上。1956年6月，李维汉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检查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关于改进政协全国委员会日常工作问题的意见》，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8条改进措施，如加强政治协商，增加常委会的会议活动，设立常务副主席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在常委会下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放手让各工作组开展活动，改进全委会的会刊编辑工作以及调整秘书处的干部等。这些，都经过全国政协的有关会议协商作出决定，付诸实施。
下半年，他组织人力对党外人士在检查中提出的意见和批评进行综合整理，仅在对民主党派工作方面就归纳为7款48 条。然后组织党内外的同志分条进行讨论，提出改进意见。9 月，他在中共“八大”会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发言，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以来统战工作的一些基本经验，提出了发扬统一战线民主传统的要求，他把这种民主传统概括为政治协商，共同工作，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的传统。在中共“八大”会上，他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10月，为了贯彻执行“八大”精神，进一步改进统战工作，他主持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着重就贯彻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改进中共同民主党派关系问题，作了多次发言，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作了全面论述，并且阐明了中共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其基本精神是要充分估计民主党派的进步，进一步发扬民主，放手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和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些发言在会后整理成《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 (草案) ，发到各地统战部征求意见，准备修改后报送中央审查批准，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后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这个文件草案被搁置起来，未获结果，1987年收入《李维汉选集》 中发表。
1957年4月，为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李维汉主持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分析了同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几个重要社会矛盾，如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提出了处理这些矛盾问题的意见，主要有三项： (1) 要执行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2) 要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3) 是唱对台戏。他说，对台戏就是贯彻毛泽东所说的“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不怕错误的议论，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又说， “执政的党必须认清对台戏的重要意义，欢迎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人。必须不回避斗争，有听取批评，不怕批评的气量。必须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必须采取分析和说理的态度，虚怀若谷，是其是，非其非，与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蛮不讲理，以势压人; 并且要准备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同中有异，允许别人有异”①。李维汉的这些意见讲得多么好啊! 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可惜在1957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左”的错误，尤其在“文革”十年，实行阶级斗争为纲，不同意见往往被当做阶级斗争来对待，李维汉的这些意见未能很好实现。
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和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 “左”的错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李维汉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指导上不可避免地也产生失误。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 当时，“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 ‘左’ 的。因此，在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缺乏全面、历史的分析，对同我党长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简单地宣称为 ‘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 ;把在1956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 ‘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 。这些估计，否定了1956年以来我们党和我个人对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的正确评价，是 ‘左’ 倾思想的表现。在对划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处理上，打击面过大，处理也过严过重”。“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①
1958年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后，李维汉先后主持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6月召开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的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宗教问题的专门讲话，除了继续说明我国宗教具有五性的特点 (即群众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外，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完整解释： 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过去不信仰现在信仰有自由，过去信仰现在不信仰也有自由。他在讲话中还阐明了改革宗教制度的问题。他说，宗教信仰不是改革的问题。要改革的是宗教制度。宗教制度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改，而是要改那些在今天的条件下，对回族的发展变成了障碍，妨害比较大的、同国家法令相抵触的东西。怎么改?不是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主要是依靠群众的生活经验，帮助他们去认识宗教制度中哪些是对他们有害的，妨碍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和增进民族团结的东西，从而启发他们改革和抛弃那些东西的要求。这些话是对回族伊斯兰讲的，对其他宗教同样适用。
李维汉主持召开的另一个重要会议是7月的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早在1957年底，他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中，深切感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于是亲率调查组到天津、上海、湖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两个五年改造纲要： 《1958年—1962年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草案)》，《1958年—1962年改造民主党派工作纲要(草案)》。在前一个改造纲要草案中曾提出，“从 1958年起，争取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使原来大约 114万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改造和思想改造，主要是政治改造，达到实际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后一个改造纲要草案中曾提出，“争取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使民主党派基本上完成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根本改造，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①。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指出这两个提法不妥。他即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删去了这两个提法，并将两个改造纲要草案提交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讨论。7月17日和18日，李维汉到会上作了两个半天的讲话。他的这个讲话，尽管仍然有“左”的影响，片面强调改造，但是总的说是贯彻了当时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要松一松，着重带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通过实践进行改造的指导方针。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后，李维汉因身体健康欠佳，把中央统战部的日常领导工作交第一副部长徐冰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总结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研究一些重大理论政策问题。从1959年到1962年，他先后撰写发表了七篇重要理论文章，即是《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 、《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 、《中国各民族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些文章的发表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即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后，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党外怎么办?要不要也开展反右倾运动?对此，毛泽东在9月15日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已经明确宣布，知识界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在党外不搞反右倾运动。但是，统战部内有些同志仍然主张在党外搞反右倾的重点批判。李维汉坚决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力排众议，据理说服一些同志，一致同意不在党外开展反右倾重点批判，使统一战线避免了又一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破坏。
从1959年起，主要由于“左”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开始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在党外人士中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人心惶惶的紧张不安状态。李维汉针对这种情况，在统战工作中提出了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建议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采取神仙会的方式，实行“三自方针” (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 “三不主义” (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神仙会方式的实行，使到会者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缓和了紧张空气，加强了团结，极大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和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李维汉建议他们也采取神仙会方法，并在这六个民主党派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这些民主党派的会议也都开得很好，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以后，又将神仙会的方法推广到各地，推广到工商界、知识界和全体民主党派成员，帮助党外人士提高了认识，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使党外人士在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经受了考验，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并且为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 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健全党内民主生活。随后，周恩来先后在广州会议(科学工作会议) 的讲话，特别是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对1958年 “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步，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统一战线有了新发展和新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积极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民主生活。李维汉以周恩来的讲话为指导，提出了 《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对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作了完整的分析，并且提出，在这种新形势下，统战工作中应该更广泛更充分地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根本方法，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把它贯彻到人民内部关系的一切方面，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方针。4月，他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话，坚持反“左”，批评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统战工作上造成的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他提出要按照中央指示，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对于在交心运动中受了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 对于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或者错戴了帽子的，都要给以平反;对于在1958年以后其他运动中受了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经过甄别，凡是错了的也要坚决平反，不留尾巴。他还提出了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的意见。
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李维汉在民族工作方面也做了深入研究和大量工作，坚持反对和纠正民族工作中“左”的错误。 1961年9月，他到兰州参加西北民族工作会议，随后又到新疆。他在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和新疆干部会议的讲话，针对“左” 的错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深刻阐明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繁荣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他还针对急于实行民族融合，忽视民族特点的倾向，说明社会主义阶段虽然有民族融合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它不是民族融合的阶段，而是各民族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阶段，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社会主义民族和民族关系充分发展的阶段。 1962年5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阐发了这些理论政策问题。
1962年下半年，“左”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重新抬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①。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八届十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会上也有人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统战部在“左” 的思想指导下，在部务会议范围开展了政策思想检查，对李维汉从1956年以来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过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如争取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 、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和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简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各民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简称社会主义民族) 等，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会议开了40多次，历时半年多。1963年5 月27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送了 《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作为这次批判的结果。李维汉没有参加这场政策思想检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经中央批准去上海治疗耳病。当他得知部内政策思想检查的情况后，曾在1963年春节回到北京，找中央主管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志谈话，要求参加部里的政策思想检查，接受批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他继续去上海养病。春节后，他又去上海，并在上海进行了调查研究，写了 《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内容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要存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左”的观点，来重新认识阶级斗争问题，并且就自己对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作了自我批评。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在传达学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这次批判的指导思想更“左”，批判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宽，上的纲更高。批判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所谓鼓吹“五社一短”，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阶级。其中所谓“社会主义宗教”的提法，李维汉并没有这样说过，是有的批判者在发言中强加给他的。这“五社一短” 被说成修正主义纲领，李维汉被扣上推行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这次批判开始时，李维汉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休养。当他得知第二次批判开始后，立即从银川赶回部里参加。他在部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最后一次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他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已是快70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被开除党籍，就再没有为党工作的机会了。李维汉是创党时期的老同志，在党内几十年，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一生的基本信念就是一要革命，二要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哪怕是自己多受些委屈，总想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做些工作。1964年12月 25日，李维汉被撤掉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在三届全国人大和四届全国政协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撤掉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的职务。
(十一)
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维汉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折磨，被批斗40余次，关押8 年之久。1975年又被流放到湖北咸宁，直到粉碎“四人帮” 以后，1977年底才从咸宁回到北京，重新获得自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李维汉被批判的问题，中央统战部组成专门小组进行了复查。1979年3月16日，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央宣布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为李维汉恢复名誉。1980年11月，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个复查报告的结论指出，中央统战部1962年、1964年两次对李维汉的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组织上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的教导的。”中央批准撤销中央统战部在这两次批判中送中央的有关批判李维汉的几个报告，同时宣布撤销中共中央1964年12月25日关于撤去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的通知。李维汉在1979年3 月16日的平反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我感谢党中央把统战系统十多年来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使错案得到了纠正，使冤案得到了昭雪，这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胜利。”他建议大家：第一，一定要有全局观点，从大局出发，把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加强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第二，要力戒骄傲，既不要背过去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包袱，也不要背过去工作成绩的包袱，轻装上阵。第三，要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第四，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①。其高风亮节，闻者为之动容。此时，他已是83岁高龄了，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竭尽余力，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工作。
李维汉平反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很多重要的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1978年6月，中央统战部在烟台召开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李维汉当时虽然尚未正式平反，但是他出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他看了这次会议的文件，认为不仅要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应进行甄别平反。他给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写信，提出这一建议。中央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不久，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甄别平反的工作，使这个发生在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
1979年六七月间，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一次他对前去看望的孙起孟说：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放不下来，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他认为，这同封建主义思想的遗毒是有关的。为要挖掉“文革”祸根，必须把肃清封建遗毒作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以后，他又多次对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以及去采访他的报社记者谈起这个问题。他想的很多，讲的也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论述：
(1)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老是打仗，解放后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大批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自身沾染着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也未来得及消除。这样，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
(2)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毛泽东著作中，在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起教条主义来，其深度和广度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象对待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没有花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
1980年5月24日上午，李维汉专门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他的想法。他列举了大量封建主义遗毒在现实中的表现，正式建议邓小平出来补上这一课，并建议在十二大召开时进行。邓小平表示赞同李维汉的意见。6月22日，李维汉又给胡耀邦、胡乔木写信说： 关于反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由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并认为可利用十二大召开的机会去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可否在 8月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在政协开幕时就这个问题作个演讲。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对反封建主义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李维汉在8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说： “昨天小平同志的报告，补了很好的一课，我感到非常高兴。”①以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反封建主义思想问题作了论述。在研究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大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一重要因素。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
1982年9月，李维汉在党的十二大作了书面发言。他深刻地剖析了派性的实质、特点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巨大危害，尖锐地提出从各级领导岗位中彻底清除“三种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某些领导班子内一二个有权势的人，结合一些沾亲带故(各种故旧关系) 的、气味相投的分子，安插在所属的部门和地方，进行损害党的利益以至争权夺利的活动。” “他们往往隐蔽在党组织之内，进行非组织的活动，象虫蚁钻进栋梁一样，悄悄地、使人不易察觉地啃坏党的肌体。”②他的发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李维汉十分关心党的建设和整党工作，他坚决拥护中央在十二大提出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 的决定。
1983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但他对中央送来征求意见的关于整党决定草案反复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强调指出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的采纳。
1983年4月，李维汉受中央委托，主持由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 ，会同原陕北、陕甘边区的负责干部，研究解决西北党史上30年代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广泛激烈的争论，要正确地、公正合理地解决，是很不容易的。这时，李维汉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曾两度住院，但他置病弱之身于不顾，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从调查研究入手，调集了约计70万字以上的材料，仔细反复研读。有些材料字迹不清，就借助于放大镜。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主持领导这项工作，多次举行讨论会，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别把有关同志请到家里谈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判断，使大家心服口服，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和教益。由于他过量的脑力劳动致使神经亢奋，连续多日靠服安眠药维持睡眠。终于，支持不住了。5月13日下午，他从中南海开会回来，极度疲劳，上气不接下气。见到这种情形，家属子女都劝他暂缓工作，并给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写信。李维汉知道后，把家属子女找到办公室，严肃地说： “老了，也要为党干一点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否则活着干什么?西北历史问题是中央交办的工作，累死我也要完成。”6月11日，李维汉病重住院，他仍每天约请五人小组的同志来病房研究工作。6月17日，他从病榻上起来，去中南海出席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当他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出现在会议室门前时，同志们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他气喘吁吁，艰难地移步就座，休息了好一阵，才能开始发言。他说：解决历史问题，既要弄清思想是非，又要团结同志。要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他勉励大家要团结起来，为四化贡献余热。在热烈的掌声中，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西北历史问题终于妥善地解决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他又主持起草了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
李维汉晚年仍然十分关心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继续做出贡献。早在1979年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平反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党派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一门科学，有它的规律。1983 年4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统战理论座谈会，这时李维汉已是86岁高龄，又体弱多病，但他仍亲自撰写提纲，到会作了近三个小时的统战理论问题的报告。1983年9 月，李维汉发表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论述统一战线的著作。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的基本规律，是一篇重要统战理论文章。
李维汉始终关怀我国的民族工作。1981年5月，北京举行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30周年大会。李维汉在会上发表了《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是西藏历史和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指出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经住了历史的检验，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就是西藏民族发展繁荣的光明道路。1983年11月，李维汉根据一些满族干部和群众的要求，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的长信。当时李维汉住在医院里，有时还要用氧气，工作十几分钟就要休息一会儿，但他坚持不懈，花十几天时间写了近2000字的提纲。李维汉认为，满族自治问题过去没有解决好同他关系较多，深感对这个问题欠了帐，他是以还帐的心情写这封信的。他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供中央参考。当时中央正忙于其他重要工作，没来得及处理这件事。到1985年和1986年，国务院批准在辽宁、河北两省先后建立了五个满族自治县，李维汉晚年十分关心的满族自治问题得到了适当解决。
李维汉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撰写回忆录上。他把写回忆录当做晚年为党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他经常对人说： “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象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 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做点贡献。”他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极严，立下三条规矩： 一，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 二，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集体为主，是李维汉写回忆录的一个重要原则。他在 1983年5月给邓小平的信中说： 我写了一些回忆录，是以集体为主的。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经过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他要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看得出党的集体领导，看到群众。他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写的。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湘区党委书记，但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这篇回忆录中，他却写了众多的革命领导人和群众，特别是花了很大的气力，写了大量的革命烈士。
力求真实，这是李维汉经常反复强调的。他多次说： 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轻信，认为也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
李维汉把撰写回忆录看作是重新学习、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他在日记中写道： “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我有一些进步，一个重要的心得是，对过去的一切问题重新看，用实践不断检验，这样，才能不僵化，才能有所进步。”①李维汉对自己一生的历史，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不诿过，并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道： “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在文章的另一处写道：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①
李维汉为了写好回忆录，他不顾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 1981年间，先后三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他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奋不顾身地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劳动。他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吃完饭后，借助于推车散步，坚持走完规定的距离。上午、下午他都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累了，就推车步行，或者在靠椅上稍躺一会儿，随即又工作。他对稿子要求极严，反复进行修改，从内容到文字，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力求完善。他风趣地说： “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 (指反复修改) ，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 。”由于他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所以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李维汉撰写回忆录，原计划27个专题，100余万字。在他晚年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竭尽余力，一方面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方面以超人的毅力，争分夺秒地实施计划。他曾说过“搞不完回忆录，我死不瞑目”。1984年4月，李维汉病情恶化，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内，插着氧气管还在病榻上修改文稿，表现了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十分感人。他这种同病魔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是一贯的。早在1954 年11月，他因耳癌去苏联治疗，用的是钴放射的疗法，病未痊愈就在1955年2月回国工作。1956年以后又在国内做了两次手术。由于在苏联用钴放射，神经受到严重损害，因而他回国后经常要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有时疼痛难忍，他就一人关门独坐，一坐半天，一言不发。家属还以为他的神经出了毛病。可是疼痛过后，他又照常坚持工作。由于钴照射的结果，耳中不断流血流水，经常要到医院换药治疗。到了“文革” 中，他被投进监狱，不允许到医院换药。这时，他不仅要忍受政治上的折磨，而且要忍受疾病的折磨，只好自己用棉球蘸去耳中的血水，苦不堪言。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从湖北咸宁回到北京，由于长期的监狱和流放生活，身体十分虚弱，动辄虚脱。1980年以后，他又患了肺炎、肺气肿和结核性腹膜炎，以后又发展成为肺心病和冠心病，最后导致心脏病和心力衰竭。但是，他就是在身体如此病弱的严重情况下，仍然全副身心扑在党的工作上，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1984 年7月，终因心力交瘁，他不能工作了。7月26日，他含着眼泪向秘书表示，自己未能全部完成回忆录写作计划深感遗憾。8月11日凌晨，一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党的事业的老共产党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李维汉撰写的68万字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于1986 年5月出版发行了。这是李维汉晚年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84年春节，他吟成一首七绝：
春回大地百花生，
举国欢腾庆日新。
我是采薪忧不尽，
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首诗正是李维汉晚年岁月的真实写照。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崇高业绩，他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高贵品质，将永远值得人民崇敬和怀念。
注释
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转引自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①《罗学瓒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7月14日,《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二集,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4页。
②《勤工俭学发端》,刊 《湘潮》1920年第4期。
①《勤工俭学发端》,刊《湘潮》1920年第4期。
②《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集,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7页。
③《贺果日记》1920年8月9日载: “接和笙信,工学励进会改工学世界社,已得全体会员通过。” 《贺果日记》存作者处。
①②《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7页。
①②《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4、615页。
①李维汉: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华月报》 1951年第7号第550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8页。
①李维汉: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164页。
①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 837至839页。
①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48页。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党员必读》,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①《李维汉选集》,第566至568页。
①②《李维汉选集》,第579、628页。
①存李维汉亲属处。
①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 181页。
参考文献
1.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3. 李维汉: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5.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6. 《中共党史人物传》载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延年、夏明翰传。
7. 《贺果日记》 。
8. 《李氏族谱》。
9. 《新民周报》1924年1月至12月有关文章。
10. 《向导》周报1925年至1926年有关文章。
11. 《斗争》1933至1934年有关文章。
12. 《党的工作》1936年至1937年有关文章。
13. 《解放》周刊1938年至1941年有关文章。
14.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
15. 《南京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6. 《回忆南方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7.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18.王首道、习仲勋、杨静仁、平杰三、李贵、江平、黄铸、冯文彬、常黎夫、童小鹏、于刚、吴良珂、华子扬、李永年回忆李维汉的文章。
19.访问张邦英、孙起孟、易礼容、贺培真、童小鹏、连贯、杨易木、于刚、乐天宇、申力生、孙立余、翟定一、黄曾甫、方觉民以及李维汉的亲属吴景之、罗静松、李瑛的访问记录。
推荐访问:谭余保简历生平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