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家宣言》签署
1月1日，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家宣言》开始签署。1941年12月，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集会。以商讨两国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美国倡议由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同盟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美国提出的宣言草案经与英国和苏联政府磋商并加以修改后，于是日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在白宫罗斯福的书房里先行签署。次日，宣言放到美国国务院，由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等国代表按英文字母顺序依次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表示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证运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保证不与轴心国合作，不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规定凡是愿意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斗争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它的签署，标志着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
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成立
1月4日，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在苏北盐阜正式成立。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该校由陈毅兼任校长，韩振纪任副校长，薛暮桥为代理政治部主任(主任为余立金，此时调华中党校学习)。该校是由原抗大五分校为基础组建的，建制比较精干，只招收少量学员，主要负责轮训军队的团、营级干部，培训参谋、工兵干部;全校共设五个队：一队即“上干”一队，培养团、营级指挥员;二队即“上干”二队，培养团、营级政治干部;三队培养连级军政干部;四队培养团级指挥部参谋;五队培养工兵技术干部;学员约有300人;一、二队学制为一年，其余三队为八个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该校接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领导，并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1943年初，该校随新四军军部为反“扫荡”而转移到淮南牛沛湾后，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单位、加强基层的指示，除部分干部、教员由薛暮桥率领赴延安外，大部分干部、教员、学员都分配到了部队和各分校，建制即行撤销。
中国战区建立
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接受联合国家的推举，就任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职，中国战区正式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三国出于军事需要，于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举行了联合军事会议。会议期间，三方代表曾谈到了建立中国战区的问题。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征得英、荷政府同意后，问蒋介石正式提议建立中国战区，设立统帅部，由蒋介石指挥，并在蒋介石指挥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以便统一指挥中国战区辖区内的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境内作战的联合国家军队，协调中国战区司令、印度军司令、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三总部之间的联系。1月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4日，联合国家正式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建立统帅部;蒋介石也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选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统帅的指挥权是独立的，不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但权力也是极为有限的。中国战区的辖区为中国、泰国、缅甸北部、越南北部。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指挥下，曾赴缅作战，以及在战后于河内主持了越南日军的受降活动。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发表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在总结各根据地的情况后，确定了三条基本原则：①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②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的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因此，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赞成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保证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③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党的政策是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证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这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群众运动，在进一步激发农民抗日和生产热情的同时，又利于联合地主、富农的大多数一道抗日。
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及《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任务，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两条整风宗旨。毛泽东指出：所谓学风，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主观主义实质上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党内存在着的两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根源。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宗教教条来看待。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妨碍党团结人民的事业。要克服宗派主义，就必须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各部门干部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不仅要团结全党同志，而且要团结全国人民。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因此，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随着这两个报告的发表，全党的整风运动便由准备阶段进入了普遍整风阶段。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斗争
2月3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清水、斋藤、西畑三个支队共5000余人，在其旅团长毛利末广的指挥下，奔袭我保德东南石佛河、范家塔地区;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村川、佐佐木、杉山三个支队共4000余人在其旅团长若松平治的指挥下，奔袭兴县。我晋西北党政机关及一二○师主力及时转移，若松旅团朴空。8日，我暂一师第三十六团被毛利旅团包围，激战后突围。日军随即将部队分为若干小股，采用“梳篦战术”，进行“抉剔扫荡”，同时大肆捕捉青壮年，抢劫牲畜、粮食等物资。我军针对敌情，决定截断日军兴县至岚县的交通线，以逼走进占兴县之敌。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派出七一六团和八团，连续在大蛇头、界河口、二十里铺之间设伏，打击敌人的运输队。20日，若松旅团包围了三五八旅。但该旅经过激战，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同时，我独立第二旅也转移到五寨、三岔堡等地，从敌后打击日军。我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展开游击战、破袭战，与敌周旋，困扰敌人。上万名日军被我军牵着鼻子，日夜不停地在山沟荒野中乱窜，但除了抓走千余名壮丁、抢走100余万斤粮食和一些牲畜、烧毁部分房屋外，始终未能捕捉到我党政机关及主力部队，只好分路撤走。3月4日，最后一股疲惫不堪的日军退回离石、柳林，春季反“扫荡”斗争遂告结束。在这次斗争中，我军共作战183次，歼敌570余名。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2月3日，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等部共1.2万余人分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等地出动，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和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则分由白晋、同蒲线出动，向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起了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春季“大扫荡”。日军采用“纵横进击”、“捕捉奇袭”、“反转电击”等新战法，数次合击八路军总部、太行二分区基干武装，但均未得逞。我军主力跳出敌军合击圈，不断从敌军侧后给日军以打击，或利用地形阻击敌军，伏击敌军，歼敌千余，仅用31天便粉碎了敌军原定两期的“扫荡”。但我军损失也很大，太行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新十旅旅长范子侠等数百名指战员阵亡;根据地遭敌分割，缩小1/6，物资损失尤其严重。5月初，日军又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夏季大扫荡”。14日，日军2.5万人向我太行区北部发起“扫荡”。24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及部分掩护部队共万余人在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地区被敌包围，经苦战后，于25日突围。6月9日，日伪军1.2万人又对太行区南部进行“扫荡”，但未能捕捉到我一二九师师部和新十旅。我军避强击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在近40天的作战中，歼敌3000余人，迫使敌军于6月20日退走，粉碎了日军的春夏季“大扫荡”。10月20日，日军又调集1.6万人同时对太行、太岳区进行“扫荡”。在近1月的秋季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共歼敌2800余人，迫使日军于11月18日退走，结束了所谓的秋季“扫荡”。
蒋介石访问印度
2月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陪同下，乘飞机离开重庆出访印度。10日，蒋介石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驻印军总司令哈特莱等就印度政治问题、军事实力以及如何团结印度民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其后，蒋介石又与前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就印度问题进行会谈。18日，蒋介石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与圣雄甘地会晤，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就中印之间的运输问题进行商洽。21日，蒋介石发表《告印度人民书》，结束访印，启程回国。
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届年会召开
2月8日，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届年会在重庆召开。为推进中国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教育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学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社，中国测验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学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体育协会、民生教育学会、中国地理教学研究会等13个单位，在重庆联合召开了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届年会。年会举行了两天，于9日闭幕。出席年会的各教育学术团员会员代表共200余人。年会上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各类提案，并推举张益续任办事处主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牺牲
2月12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小部队袭击萝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所时，被混入队伍里的特务开枪击成重伤，被俘后牺牲。赵尚志，辽宁朝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黄埔学校学习。1926年回到东北。曾多次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出狱，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历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巴彦游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3年10月，赵尚志在中共珠河县委的帮助下，创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担任队长。1934年以后，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兼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职，并担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1938年，受北满省委派遣赴苏联。1940年1月，赵尚志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会错误开除出党。赵尚志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并没动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1941年秋，他由苏联回国，自己扩充队伍，在汤原、鹤立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直至牺牲。1947年，人民政府特将珠河县改为尚志县，以志纪念。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为赵尚志彻底恢复了名誉。
史迪威来华
3月4日，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自美国飞抵重庆就职。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院，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作为美国大使馆随员来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美国。他先后历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团营长、参谋长，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等职，对中国的国情较为了解。中国战区成立之际，史迪威时任美军第三军团司令。应蒋介石请求，考虑到史迪威的良好条件，美国政府遂派史迪威来华任职。史迪威来华，身兼之职：①美军驻华军事代表，②在缅中英美军司令官，③对华租借物资管理人，④滇缅公路监督人，⑤在华美军空军指挥官，⑥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中五个职务，是蒋介石无法干涉的。史迪威来华后，蒋介石打算通过史迪威获得更多的美援，以装备国民党军队，但史迪威却主张动员中国的力量抗击日本，反对蒋介石对内制造摩擦、对日消极避战，并想直接指挥中国的武装力量。这样，围绕着史迪威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问题、武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问题、抽调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用于抗日战场等问题，蒋介石与史迪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到1944年，两人矛盾日趋白热化。蒋介石甚至扬言，如不撤换史迪威，他将不要美援。美国政府为战后控制中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决定在战后支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于是改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国，被任命为美军第十军军长。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方面在1941年年底就已组建了赴缅远征军，但因英军阻挠，部队赴缅工作时断时续，难以全面展开。直到日军占领仰光，英军力不能支、节节败退之时，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正式组成，罗卓英、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长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下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共97师，10万余人。即赴缅作战。由于英军只是想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其撤退，所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失败的危机。从3月中旬到4月，中国军队先后在同古(亦作东瓜)、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作战，多次重创日军，解救了被围的英军。但是由于英军不能配合作战，中国军队在指挥上又发生分歧，中国远征军第一路自4月26日自动放弃棠吉后，便遭到日军的追击和合围，遭致惨败。4月30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开始撤退，一部分退往印度，大部分退往云南。在撤退途中，由于给养困难、道路险恶、疾病传染，官兵死亡累累。6月29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遂告解体。
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3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将兵器、粮食、药品、电力、土木建材等物资列为国家总动员物资;将日用品专卖、金融、运输、通信等社会经济活动列为国家总动员业务;对其实施严格管理。同时，该法还赋予国民政府严禁罢工、怠工，以及限制人民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的权力。5月1日，为了组织实施该法，又成立了国家总动员会议。会议下辖秘书、人力、财力、物力、粮盐、运输、军事、检查、文化等组，吴铁城、陈仪、贺耀祖为常委。5月4日，蒋介石为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特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人民牺牲自由、贡献能力于国家。5日，该法正式实施。6月，总动员会议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要》和《违反总动员法惩罚暂行条例》两个草案;因按《国家总动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总动员会议对外不行文，一切决议由行政院实施，所以又由行政院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领》和《妨害国家总动员法惩罚暂行条例》。规定：凡违反国家总动员法者，交由军法审判;有妨害军事或治安，或因而扰乱金融，其情节重大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并予没收其财产。
冀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4月1日，冀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华北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独立第十五旅团、伪治安军及伪满军各一部共了万余人，北自长城，南自北宁，东自滦河，西自运河，同时向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丰润、玉田、蓟县地区发动大包围合击“扫荡”。冀东八路军主力突破包围，转移到热河南部。5月，敌军的“扫荡”重点移至长城沿线和冀东西部地区。我军乘机展开反击，攻克敌据点13处。6月初，敌军撤退，我军大举反击，恢复了除玉田、蓟县南部以外的冀东基本区。开辟了迁安、卢龙、临榆、抚宁、昌黎、青龙等地游击区，部队也逐步扩大到7000余人。9月15日，日军再次集结4.6万余人的兵力，采取“梳篦”战术，对冀东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我主力部队提前转移到热河南部，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活动，同时派出武工队深入山海关、香河、宝坻等敌占区活动。10月，敌军见我主力部队已转到长城以北，便将重兵推进到长城沿线，构起三道封锁线，割断长城内外的联系。敌人从山东、冀中等地抓来民工10余万人，在北至长城、南至北宁路地区，强迫他们挖掘干线封锁沟9条(东西5条，南北4条)，将我根据地切割成20余块。然后，敌军为防止我军进入东北，又在关外采取“集家并村”的手段，将群众赶入所谓“人圈”，制造了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东西长达700里、南北宽达80里的“无人区”。此时冀东，关内是壕沟碉堡密布，关外是百里无人。我主力部队转移到热南、滦东、路南，进行外线作战，于年底开辟了青龙、绥中、建昌、凌源四县根据地，使滦东根据地由关内的5县延伸到关外4县，为1943年恢复基本区的反攻保存了力量。
延安整风运动
4月3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是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明确规定整风的方法、步骤和阅读的文件。整风运动开始进入学习文件、对照检查阶段。党中央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有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4月20日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陆续开始整风，约万人参加整风学习。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在华北、华中、华南，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延安整风运动按学风、党风、文风，分三个阶段进行。8月初，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阶段结束，整风运动进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从12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又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的工作。12月28日，整风运动进入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阶段。1943年4月，当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后，整风运动出现了错误的“抢救运动”。7月30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停止了“抢救运动”。10月10日，整风运动由全党整风转入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使党员从教条主义思想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在全党进一步确定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孙良诚降日
4月22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时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在汪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的策动下，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其六十九军、十三旅、特务旅共2.5万人降日投敌。汪精卫即令将该部编为第二方面军，任命孙良诚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随同孙良诚降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翰、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长孙玉田等。
冀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4月29日，冀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2万余人，由同蒲路沿线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新七旅在武城地区遭到合围，新四旅在香城固也遭到敌军围攻。通过激战，我军大部突出重围，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受到一些损失。5月7日，敌开始撤退还巢。冀南区党委召开会议，检查了造成被动退缩局面的原因，确定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并取消大团编制，改建辖四五个连的小团，以便实施机动突击。根据上级指示，冀南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6月11日，日伪军又以万余人的兵力向冀县、枣强地区进行“铁壁合围”。我军及时转移，跳出包围，但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到7月，冀南军区有敌据点307个，碉堡347个，形势极为严峻。8月21日，为配合小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小型根据地，冀南主力部队发动秋季攻势，歼灭侵入大名以东地区的伪军王耀祥部三个半团。9月12日，日伪军万余人再次“扫荡”枣强以南的公路两侧地区。我军及时跳出合围，与敌周旋。年底，敌军被迫结束“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时机，在开展对敌占区、接敌区斗争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建设，使对敌斗争形势逐步开始好转。
冀中抗日根据地反“五一大扫荡”斗争
5月1日，冀中抗日根据地反“五一大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调集了3个师团2个旅团共5万余人的兵力，在大量伪军的配合下，由平汉、北宁、津浦、石德四条铁路线，向冀中地区发起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这次日军“扫荡”大体分两个阶段：5月1日至20日为合围和围攻阶段，5月20日至6月30日为反复合击和“清剿”阶段。第一阶段又分两步：5月1日至10日为第一步，企图用所谓的“铁环阵”将我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及主力部队压迫到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之间的三角地区包围起来;5月11日至20日为第二步，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梳篦式拉网扫荡”，同时建点筑路，加强封锁分割;在第二阶段，日军企图用反复“清剿”的方式，彻底消灭我抗日力量。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针对敌情，制订了反“扫荡”措施：主力部队跳出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部分部队留下来与敌周旋;党政军机关实行精简，干部隐蔽到群众中领导斗争。在两个月的艰苦斗争中，我军与敌作战272次，毙伤敌军11000余人，但我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损失，部队伤亡16800余人。主力部队被迫转移到北岳、太行、冀鲁豫根据地;敌人在冀中修筑据点、碉堡1753个，修公路7583公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4186公里，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被捕、被杀群众达5万余人;冀中抗日根据地遂变成了游击区。6月底，敌军机动扫荡兵力逐渐撤走，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称“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是日，为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谈了该团的演出感受。从晋西北回来的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作了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首先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毛泽东作“结论”发言。针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毛泽东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的这次发言与5月2日的发言，后经修改整理，合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推进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促进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日、阎安平谈判
5月6日，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在山西吉县安平村就阎锡山降日问题举行秘密谈判。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的晋绥军处境日趋困难，为了自身存在，阎锡山开始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加紧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1940年春，日、阎就已开始接触，商洽“现地妥协、共同防共”问题。1941年8月，日、阎通过讨价还价，签订了《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停战协定》(这两个协定通称《汾阳协定》)。然而，阎锡山深知降日的政治风险，他并不打算真正降日，只想通过一种久谈不决的谈判方式，与日军保持眉来眼去，以换取日军停止对晋绥军的进攻及对晋绥军反共的支持。日军也清楚阎锡山的如意算盘，不断对阎锡山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逼他就范。1942年3月，日军对阎锡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对晋绥军发起扫荡。面对日军进攻，阎锡山被迫参加了这次安平秘密谈判。是日，日、阎在安平的一所窑洞内握手言欢。但日方将拟好的降日宣言交给阎锡山签字时，气氛又趋紧张。阎锡山默然审阅宣言达40分钟，打定主意拒绝。于是，他在会谈休息时不辞而别，溜之大吉。安平谈判遂告破裂。5月1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向阎锡山发出了废弃《汾阳协定》的通知，并向晋绥军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尽管如此，阎锡山仍没打算与日彻底断绝关系，还设法与日军保持着一些联系。
《联合国家宣言》签署
1月1日，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家宣言》开始签署。1941年12月，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集会。以商讨两国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美国倡议由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同盟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美国提出的宣言草案经与英国和苏联政府磋商并加以修改后，于是日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在白宫罗斯福的书房里先行签署。次日，宣言放到美国国务院，由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等国代表按英文字母顺序依次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表示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证运用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保证不与轴心国合作，不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规定凡是愿意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斗争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它的签署，标志着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
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成立
1月4日，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在苏北盐阜正式成立。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该校由陈毅兼任校长，韩振纪任副校长，薛暮桥为代理政治部主任(主任为余立金，此时调华中党校学习)。该校是由原抗大五分校为基础组建的，建制比较精干，只招收少量学员，主要负责轮训军队的团、营级干部，培训参谋、工兵干部;全校共设五个队：一队即“上干”一队，培养团、营级指挥员;二队即“上干”二队，培养团、营级政治干部;三队培养连级军政干部;四队培养团级指挥部参谋;五队培养工兵技术干部;学员约有300人;一、二队学制为一年，其余三队为八个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该校接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领导，并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1943年初，该校随新四军军部为反“扫荡”而转移到淮南牛沛湾后，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单位、加强基层的指示，除部分干部、教员由薛暮桥率领赴延安外，大部分干部、教员、学员都分配到了部队和各分校，建制即行撤销。
中国战区建立
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接受联合国家的推举，就任中国战区总司令之职，中国战区正式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三国出于军事需要，于1941年12月23日在重庆举行了联合军事会议。会议期间，三方代表曾谈到了建立中国战区的问题。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征得英、荷政府同意后，问蒋介石正式提议建立中国战区，设立统帅部，由蒋介石指挥，并在蒋介石指挥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以便统一指挥中国战区辖区内的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境内作战的联合国家军队，协调中国战区司令、印度军司令、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三总部之间的联系。1月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4日，联合国家正式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建立统帅部;蒋介石也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选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统帅的指挥权是独立的，不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但权力也是极为有限的。中国战区的辖区为中国、泰国、缅甸北部、越南北部。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指挥下，曾赴缅作战，以及在战后于河内主持了越南日军的受降活动。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发表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决定》在总结各根据地的情况后，确定了三条基本原则：①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②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的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因此，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赞成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保证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③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党的政策是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证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这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群众运动，在进一步激发农民抗日和生产热情的同时，又利于联合地主、富农的大多数一道抗日。
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及《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任务，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两条整风宗旨。毛泽东指出：所谓学风，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主观主义实质上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党内存在着的两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根源。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而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宗教教条来看待。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妨碍党团结人民的事业。要克服宗派主义，就必须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树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各部门干部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不仅要团结全党同志，而且要团结全国人民。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因此，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随着这两个报告的发表，全党的整风运动便由准备阶段进入了普遍整风阶段。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斗争
2月3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春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清水、斋藤、西畑三个支队共5000余人，在其旅团长毛利末广的指挥下，奔袭我保德东南石佛河、范家塔地区;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的村川、佐佐木、杉山三个支队共4000余人在其旅团长若松平治的指挥下，奔袭兴县。我晋西北党政机关及一二○师主力及时转移，若松旅团朴空。8日，我暂一师第三十六团被毛利旅团包围，激战后突围。日军随即将部队分为若干小股，采用“梳篦战术”，进行“抉剔扫荡”，同时大肆捕捉青壮年，抢劫牲畜、粮食等物资。我军针对敌情，决定截断日军兴县至岚县的交通线，以逼走进占兴县之敌。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派出七一六团和八团，连续在大蛇头、界河口、二十里铺之间设伏，打击敌人的运输队。20日，若松旅团包围了三五八旅。但该旅经过激战，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同时，我独立第二旅也转移到五寨、三岔堡等地，从敌后打击日军。我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展开游击战、破袭战，与敌周旋，困扰敌人。上万名日军被我军牵着鼻子，日夜不停地在山沟荒野中乱窜，但除了抓走千余名壮丁、抢走100余万斤粮食和一些牲畜、烧毁部分房屋外，始终未能捕捉到我党政机关及主力部队，只好分路撤走。3月4日，最后一股疲惫不堪的日军退回离石、柳林，春季反“扫荡”斗争遂告结束。在这次斗争中，我军共作战183次，歼敌570余名。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2月3日，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等部共1.2万余人分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等地出动，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和第三十六师团一部则分由白晋、同蒲线出动，向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起了所谓“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春季“大扫荡”。日军采用“纵横进击”、“捕捉奇袭”、“反转电击”等新战法，数次合击八路军总部、太行二分区基干武装，但均未得逞。我军主力跳出敌军合击圈，不断从敌军侧后给日军以打击，或利用地形阻击敌军，伏击敌军，歼敌千余，仅用31天便粉碎了敌军原定两期的“扫荡”。但我军损失也很大，太行三分区司令员郭国言，新十旅旅长范子侠等数百名指战员阵亡;根据地遭敌分割，缩小1/6，物资损失尤其严重。5月初，日军又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夏季大扫荡”。14日，日军2.5万人向我太行区北部发起“扫荡”。24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及部分掩护部队共万余人在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地区被敌包围，经苦战后，于25日突围。6月9日，日伪军1.2万人又对太行区南部进行“扫荡”，但未能捕捉到我一二九师师部和新十旅。我军避强击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在近40天的作战中，歼敌3000余人，迫使敌军于6月20日退走，粉碎了日军的春夏季“大扫荡”。10月20日，日军又调集1.6万人同时对太行、太岳区进行“扫荡”。在近1月的秋季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共歼敌2800余人，迫使日军于11月18日退走，结束了所谓的秋季“扫荡”。
蒋介石访问印度
2月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陪同下，乘飞机离开重庆出访印度。10日，蒋介石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驻印军总司令哈特莱等就印度政治问题、军事实力以及如何团结印度民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其后，蒋介石又与前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尼赫鲁就印度问题进行会谈。18日，蒋介石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与圣雄甘地会晤，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就中印之间的运输问题进行商洽。21日，蒋介石发表《告印度人民书》，结束访印，启程回国。
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届年会召开
2月8日，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届年会在重庆召开。为推进中国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国教育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学会、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社，中国测验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学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体育协会、民生教育学会、中国地理教学研究会等13个单位，在重庆联合召开了全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二届年会。年会举行了两天，于9日闭幕。出席年会的各教育学术团员会员代表共200余人。年会上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各类提案，并推举张益续任办事处主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牺牲
2月12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小部队袭击萝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所时，被混入队伍里的特务开枪击成重伤，被俘后牺牲。赵尚志，辽宁朝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黄埔学校学习。1926年回到东北。曾多次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出狱，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历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巴彦游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3年10月，赵尚志在中共珠河县委的帮助下，创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担任队长。1934年以后，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兼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职，并担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1938年，受北满省委派遣赴苏联。1940年1月，赵尚志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会错误开除出党。赵尚志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并没动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1941年秋，他由苏联回国，自己扩充队伍，在汤原、鹤立一带坚持武装斗争，直至牺牲。1947年，人民政府特将珠河县改为尚志县，以志纪念。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为赵尚志彻底恢复了名誉。
史迪威来华
3月4日，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自美国飞抵重庆就职。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院，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作为美国大使馆随员来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美国。他先后历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团营长、参谋长，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等职，对中国的国情较为了解。中国战区成立之际，史迪威时任美军第三军团司令。应蒋介石请求，考虑到史迪威的良好条件，美国政府遂派史迪威来华任职。史迪威来华，身兼之职：①美军驻华军事代表，②在缅中英美军司令官，③对华租借物资管理人，④滇缅公路监督人，⑤在华美军空军指挥官，⑥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中五个职务，是蒋介石无法干涉的。史迪威来华后，蒋介石打算通过史迪威获得更多的美援，以装备国民党军队，但史迪威却主张动员中国的力量抗击日本，反对蒋介石对内制造摩擦、对日消极避战，并想直接指挥中国的武装力量。这样，围绕着史迪威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问题、武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问题、抽调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用于抗日战场等问题，蒋介石与史迪威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到1944年，两人矛盾日趋白热化。蒋介石甚至扬言，如不撤换史迪威，他将不要美援。美国政府为战后控制中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决定在战后支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于是改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1944年10月20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回国，被任命为美军第十军军长。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方面在1941年年底就已组建了赴缅远征军，但因英军阻挠，部队赴缅工作时断时续，难以全面展开。直到日军占领仰光，英军力不能支、节节败退之时，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正式组成，罗卓英、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长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中将史迪威任总指挥，下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共97师，10万余人。即赴缅作战。由于英军只是想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其撤退，所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入缅作战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失败的危机。从3月中旬到4月，中国军队先后在同古(亦作东瓜)、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作战，多次重创日军，解救了被围的英军。但是由于英军不能配合作战，中国军队在指挥上又发生分歧，中国远征军第一路自4月26日自动放弃棠吉后，便遭到日军的追击和合围，遭致惨败。4月30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开始撤退，一部分退往印度，大部分退往云南。在撤退途中，由于给养困难、道路险恶、疾病传染，官兵死亡累累。6月29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遂告解体。
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3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将兵器、粮食、药品、电力、土木建材等物资列为国家总动员物资;将日用品专卖、金融、运输、通信等社会经济活动列为国家总动员业务;对其实施严格管理。同时，该法还赋予国民政府严禁罢工、怠工，以及限制人民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的权力。5月1日，为了组织实施该法，又成立了国家总动员会议。会议下辖秘书、人力、财力、物力、粮盐、运输、军事、检查、文化等组，吴铁城、陈仪、贺耀祖为常委。5月4日，蒋介石为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特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人民牺牲自由、贡献能力于国家。5日，该法正式实施。6月，总动员会议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要》和《违反总动员法惩罚暂行条例》两个草案;因按《国家总动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总动员会议对外不行文，一切决议由行政院实施，所以又由行政院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纲领》和《妨害国家总动员法惩罚暂行条例》。规定：凡违反国家总动员法者，交由军法审判;有妨害军事或治安，或因而扰乱金融，其情节重大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并予没收其财产。
冀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4月1日，冀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华北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独立第十五旅团、伪治安军及伪满军各一部共了万余人，北自长城，南自北宁，东自滦河，西自运河，同时向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丰润、玉田、蓟县地区发动大包围合击“扫荡”。冀东八路军主力突破包围，转移到热河南部。5月，敌军的“扫荡”重点移至长城沿线和冀东西部地区。我军乘机展开反击，攻克敌据点13处。6月初，敌军撤退，我军大举反击，恢复了除玉田、蓟县南部以外的冀东基本区。开辟了迁安、卢龙、临榆、抚宁、昌黎、青龙等地游击区，部队也逐步扩大到7000余人。9月15日，日军再次集结4.6万余人的兵力，采取“梳篦”战术，对冀东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我主力部队提前转移到热河南部，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活动，同时派出武工队深入山海关、香河、宝坻等敌占区活动。10月，敌军见我主力部队已转到长城以北，便将重兵推进到长城沿线，构起三道封锁线，割断长城内外的联系。敌人从山东、冀中等地抓来民工10余万人，在北至长城、南至北宁路地区，强迫他们挖掘干线封锁沟9条(东西5条，南北4条)，将我根据地切割成20余块。然后，敌军为防止我军进入东北，又在关外采取“集家并村”的手段，将群众赶入所谓“人圈”，制造了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东西长达700里、南北宽达80里的“无人区”。此时冀东，关内是壕沟碉堡密布，关外是百里无人。我主力部队转移到热南、滦东、路南，进行外线作战，于年底开辟了青龙、绥中、建昌、凌源四县根据地，使滦东根据地由关内的5县延伸到关外4县，为1943年恢复基本区的反攻保存了力量。
延安整风运动
4月3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是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明确规定整风的方法、步骤和阅读的文件。整风运动开始进入学习文件、对照检查阶段。党中央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有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4月20日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陆续开始整风，约万人参加整风学习。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在华北、华中、华南，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延安整风运动按学风、党风、文风，分三个阶段进行。8月初，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阶段结束，整风运动进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从12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又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的工作。12月28日，整风运动进入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阶段。1943年4月，当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后，整风运动出现了错误的“抢救运动”。7月30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停止了“抢救运动”。10月10日，整风运动由全党整风转入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使党员从教条主义思想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在全党进一步确定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孙良诚降日
4月22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时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在汪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的策动下，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率其六十九军、十三旅、特务旅共2.5万人降日投敌。汪精卫即令将该部编为第二方面军，任命孙良诚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随同孙良诚降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新编第六师师长王清翰、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丁树本、第二纵队司令夏维礼、警备处长孙玉田等。
冀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4月29日，冀南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1.2万余人，由同蒲路沿线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新七旅在武城地区遭到合围，新四旅在香城固也遭到敌军围攻。通过激战，我军大部突出重围，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受到一些损失。5月7日，敌开始撤退还巢。冀南区党委召开会议，检查了造成被动退缩局面的原因，确定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并取消大团编制，改建辖四五个连的小团，以便实施机动突击。根据上级指示，冀南区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6月11日，日伪军又以万余人的兵力向冀县、枣强地区进行“铁壁合围”。我军及时转移，跳出包围，但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到7月，冀南军区有敌据点307个，碉堡347个，形势极为严峻。8月21日，为配合小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小型根据地，冀南主力部队发动秋季攻势，歼灭侵入大名以东地区的伪军王耀祥部三个半团。9月12日，日伪军万余人再次“扫荡”枣强以南的公路两侧地区。我军及时跳出合围，与敌周旋。年底，敌军被迫结束“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时机，在开展对敌占区、接敌区斗争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建设，使对敌斗争形势逐步开始好转。
冀中抗日根据地反“五一大扫荡”斗争
5月1日，冀中抗日根据地反“五一大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调集了3个师团2个旅团共5万余人的兵力，在大量伪军的配合下，由平汉、北宁、津浦、石德四条铁路线，向冀中地区发起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这次日军“扫荡”大体分两个阶段：5月1日至20日为合围和围攻阶段，5月20日至6月30日为反复合击和“清剿”阶段。第一阶段又分两步：5月1日至10日为第一步，企图用所谓的“铁环阵”将我冀中军区、党政机关及主力部队压迫到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之间的三角地区包围起来;5月11日至20日为第二步，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梳篦式拉网扫荡”，同时建点筑路，加强封锁分割;在第二阶段，日军企图用反复“清剿”的方式，彻底消灭我抗日力量。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针对敌情，制订了反“扫荡”措施：主力部队跳出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部分部队留下来与敌周旋;党政军机关实行精简，干部隐蔽到群众中领导斗争。在两个月的艰苦斗争中，我军与敌作战272次，毙伤敌军11000余人，但我根据地也遭到严重损失，部队伤亡16800余人。主力部队被迫转移到北岳、太行、冀鲁豫根据地;敌人在冀中修筑据点、碉堡1753个，修公路7583公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4186公里，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被捕、被杀群众达5万余人;冀中抗日根据地遂变成了游击区。6月底，敌军机动扫荡兵力逐渐撤走，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座谈会。称“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是日，为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了立场、态度、对象、工作、学习等五个问题。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谈了该团的演出感受。从晋西北回来的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作了发言。2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首先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毛泽东作“结论”发言。针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毛泽东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的这次发言与5月2日的发言，后经修改整理，合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凯丰、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这次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推进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促进了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日、阎安平谈判
5月6日，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在山西吉县安平村就阎锡山降日问题举行秘密谈判。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的晋绥军处境日趋困难，为了自身存在，阎锡山开始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加紧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1940年春，日、阎就已开始接触，商洽“现地妥协、共同防共”问题。1941年8月，日、阎通过讨价还价，签订了《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停战协定》(这两个协定通称《汾阳协定》)。然而，阎锡山深知降日的政治风险，他并不打算真正降日，只想通过一种久谈不决的谈判方式，与日军保持眉来眼去，以换取日军停止对晋绥军的进攻及对晋绥军反共的支持。日军也清楚阎锡山的如意算盘，不断对阎锡山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逼他就范。1942年3月，日军对阎锡山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对晋绥军发起扫荡。面对日军进攻，阎锡山被迫参加了这次安平秘密谈判。是日，日、阎在安平的一所窑洞内握手言欢。但日方将拟好的降日宣言交给阎锡山签字时，气氛又趋紧张。阎锡山默然审阅宣言达40分钟，打定主意拒绝。于是，他在会谈休息时不辞而别，溜之大吉。安平谈判遂告破裂。5月1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向阎锡山发出了废弃《汾阳协定》的通知，并向晋绥军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尽管如此，阎锡山仍没打算与日彻底断绝关系，还设法与日军保持着一些联系。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
5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是日，为了统一晋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在关向应生病休养期间，由高岗代理政治委员)，林枫任副政治委员。联防军司令部下辖八路军一二○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炮兵团。联防军政治部主任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副主任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①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建设;②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③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关系。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将留守兵团司令部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合并，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各部队。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在名义上保留，联防军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不用，合并后的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等机关均用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的名义。联防军司令员由贺龙担任，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方强为政治部主任，免去林枫联防军副政治委员职务，改任八路军一二○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统一领导和指挥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八路军，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浙赣战役
5月15日，侵华日军发起浙赣战役。是日，为夺取浙赣铁路运输线，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下令由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指挥第十三军的十五师团、二十二师团、七十师团、一一六师团、原田混成旅团、第十一军的河野混成旅团、华北方面军的三十二师团和小薗江混旅团，从杭州一线沿富春江、浙赣铁路西进，向国民党第三战区东部防区发起了攻势。5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又奉命指挥三十四师团、三师团及今井、井平两个支队，加上三四千伪军自南昌一线由西向东向第三战区西部防区发起了攻势，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三十二集团军驻淳安，防守钱塘江北岸地区;以第十集团军驻金华，防守钱塘江南岸地区;以二十五集团军驻缙云，防守浙南地区;另外，第九战区还抽调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军、七十四军防守衢州。第三战区预定在浙赣路西段持久抵抗，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进行逐次抵抗后，在衢州一带与日军决战。但是，数倍于日军的国民党军临战怯敌，不敢正面迎战，节节败退。日军于5月28日占领金华、兰溪，6月6日占领衢州。顾祝同奉蒋介石命令，放弃原定衢州决战的计划，以保存实力。7月1日，东路日军攻占玉山、上饶、丽水后，与西路日军会合攻占了横峰，打通了浙赣路。7月11日，日军又攻占了温州，及中国对外的海上通道。7月下旬，日军因兵力不足，停止进攻，在彻底破坏机场，铁路，抢运占领区的物资后，放弃了金华、兰溪等14个城市以外的占领地区。8月30日，浙赣战役遂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衢州机场被彻底破坏，损失极为严重。
田家会战斗
5月14日，田家会战斗开始。是日，日军第十六混成旅团八十五大队大队长村川大佐率八十五大队日军600余人，伪军100余人，由岚县的东村、寨子出动，沿岚兴公路奔袭兴县，企图消灭驻兴县的晋西北军区机关。晋西北军区参谋长周士第等针对敌军孤军深入的情况，先敌转移。17日，敌军进入兴县城，扑空后慌忙回窜。19日，八路军集中兵力，前堵后追，两侧截击，将敌军包围于兴县东南的田家会。决死二、四纵队在大蛇头等地设防阻援，并连续袭击离岚线上的敌人据点，使敌军无力派援兵解围。一二○师七一六团及工卫旅等部向田家会之敌发起猛攻，激战至晚，全歼日伪军，击毙村川大佐以下日伪军500余人，俘日军25人，伪军21人，缴获山炮1门，机枪9挺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华北《新华日报》社遇难
5月24日，华北《新华日报》社遇难。是日，在日军向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夏季“大扫荡”中，华北《新华日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因坚持出报而转移稍迟，在山西辽县不幸陷入日伪军的重兵合围。此时，报社已与部队失去联系。26日，社长何云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突围，但未能成功，部分同志牺牲。迫于形势，该报社人员化整为零，分散行动，有的继续寻机突围，有的陷蔽山崖。28日黎明，搜山的敌人在辽县东南大小羊角附近发现了社长何云。何云试图抵抗，但因连日水米未进，身体虚弱，不能奔跑，被敌人枪弹击中，壮烈牺牲。6月2日凌晨，报社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等10余人被搜山敌军包围在一个临近山顶的石洞里。黄君珏等人与敌交战，用手枪击毙敌军数人。傍晚，敌军登上山顶，用绳子吊下柴火，焚烧山洞。黄君珏宁死不屈，舍身跳崖。其余同志也在与敌格斗中牺牲。在这次敌军的合围中，华北《新华日报》社牺牲、被俘、失踪的人员共有50余人，其中主要干部有何云、黄君珏、以及国际版编辑缪乙平、华北版编辑黄中坚、记者兼国际新闻社特派员乔秋远等人。
左权牺牲
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辽县十字岭指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的后勤人员突围时，不幸被敌军炮弹击中，光荣牺牲。左权，湖南清陵人，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23年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因该校并入黄埔军校，遂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中任排长、连长。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进入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左权同刘伯承等人毕业后经海参崴回到上海，后奉中央之命，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教官、第一分校校长、红军总前委野战司令部作战科长、红军总前委参谋处长、红十五军政委、红十三军军长、红二十一军军长、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左权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兼参谋长，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协助朱德、彭德怀工作。左权对军事理论深有造诣，曾撰着《扫荡与反扫荡》、《袭击战术》、《战术问题》、《交通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敌后作战指导与组织上几个基本问题》等军事文章，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左权牺牲后，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作出《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于7月7日举行了追悼左权、张衡宇、何云等烈士的追悼大会。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特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以志纪念。1950年10月，左权灵柩移葬于河北邯郸烈士陵园。
戴安澜殉国
5月26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二○○师师长戴安澜殉国。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历任连、营、团、旅、副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城抗战、平汉线漕河、漳河战役、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英勇抗击日军。1939年1月，戴安澜升任国民党第五军二○○师师长;12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担任对昆仑关的正面攻击任务，重创日军。1942年春，戴安澜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战斗序列，进入缅甸对日作战。在同古战役中，二○○师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一部血战12昼夜，歼敌5000余人，迟滞了日军北进，掩护了英军撤退。缅甸战局恶化后，戴安澜奉命率二○○师撤退，在通过细(胞)摩(克哥)公路时，胸、腹中弹，伤势严重。由于时值雨季、医药匮乏，戴安澜伤口化浓感染，于是日不幸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安澜骨灰运回广西全州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万人悼念安葬仪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均献了挽词、挽联。1950年，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烈士;1956年，人民政府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其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陈独秀病逝
5月，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逝。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笔名顽石等。1879年生，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少时读私塾，1896年考中秀才，后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1年因从事反清活动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1903年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1907年再赴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5年创办《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发起和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中央局书记，主持党中央工作。在中共二至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大革命时他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民主革命。大革命后期，他的这种右倾思想发展成右倾投降主义，使革命遭到惨重失败。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改组时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对前途更加悲观失望，变为取消主义者，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成立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判刑后囚居南京。1937年8月出狱，后移居武汉、重庆、最后移住江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
6月2日，为领导全延安党政军各系统的干部整风学习，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的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习委员会领导的下属学习会有：①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负责;②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王稼祥、陈云负责;③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另外，还有文委系统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学习委员会。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有10098人，分别编入中心学习组(甲组)、中级学习组(乙组)、普通学习组(丙组)整风学习。
冀中宋庄战斗
6月9日，冀中宋庄战斗开始。是日上午，日军板本旅团长率300余步骑，护送一个日本参观团从冶庄头去白庄，路过深泽县东北的宋庄时，遭到我军伏击。板本当场被击毙，骑兵和参观团也被消灭。日军步兵随即向我反扑，但也遭到惨重伤亡。我军在宋庄设伏的部队仅三个半连，但在二十二团左叶副团长的指挥下，利用事先筑好的四道工事，却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的冲锋。午后，安国、定县、保定、深泽、无极等地日伪军陆续赶来增援，人数约为2000人。日伪军在4门火炮、7挺重机枪、80余挺轻机枪、40余个掷弹筒的火力掩护下，向宋庄发起猛烈进攻。日伪军还向我军施放毒气，但因宋庄地势较开阔，风力较大，我军未受损失。双方激战至晚，我军打退了敌军38次冲锋，毙伤日军900余人、伪军200余人。入夜，我军分路突出，成功突围。在这次战斗中，我军阵亡33名、负伤41名(其中连级干部4人)，以较小的伤亡重创日伪军。宋庄战斗，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反“五一大反荡”斗争中的一次模范战斗。
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处在胜利的前夜。目前我国抗战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到抗日的最后胜利;二是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多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地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该宣言声明拥护《大西洋宪章》及《廿六国宣言》;表示愿意本着其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主张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应当是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7月25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本驻蒙军司令官七田一郎指挥日军第二十六师团等部共1.3万余人，五路合击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骑兵第二团活动的绥中地区，企图先从南、西两面压迫我军北上，然后再出动日军主力夹击，围歼我军于五塔背、银矿山地区。骑兵第二团逐次抵抗，掩护绥远区党委、绥察行政公署、骑兵支队部、绥中专署等机关撤出绥中，转移至绥南蛮汗山区。日军占领绥中后，发现我军已向南转移，便调整部署，于8月9日兵分七路，向绥南“扫荡”。我军因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加之兵力悬殊太大，为了摆脱被动，骑兵第二团又掩护领导机关再向南转移，进入晋西北偏关地区。我绥南基本区大为缩小。为坚持斗争，保卫抗日根据地，我骑兵支队命骑兵第一团北上绥南，骑兵第三团回绥西，骑兵第二团以两个连北上财神梁地区活动，待机返回绥中地区。10月15日，日军集中6000余人的兵力，向绥西发动了“扫荡”。骑兵第三团坚持在绥西与敌周旋，绥西地委、专署等机关则转移到萨拉齐山区。10月21日，日军又纠集1500余人的兵力，再次“扫荡”绥南蛮汗山区和雁北右玉地区。日军在我根据地内大量修建据点，大举“清剿”。大青山军民执行晋绥分局“坚持隐蔽政策”的指示，采取隐蔽的方式，经过46天的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计划。
八路军山东纵队改建为山东军区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改建为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原山东纵队后勤机关与一一五师后勤机关合并。山东军区随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行动。以原山东纵队机关为主组建鲁中军区，王建安兼司令员，罗舜初任政治委员。原山东纵队第一旅改为教导第一旅，归一一五师建制;第二旅改为滨海独立军分区;第三旅改为清河军区;第四旅并入鲁中第一军分区;第五旅属山东军区建制，归胶东军区指挥;第五支队改为胶东军区。山东军区在军事上归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在政治上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领导。
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一一一师起义
8月3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一一一师(东北军)2000余名官兵因不满国民党反共投降政策，在师长常恩多等人的率领下，于驻防的甲子山地区宣布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举行了起义。起义官兵随后包围了国民党苏鲁战区总部，解除了该部警卫部队的武装。6日，一一一师部分团、营军官策动部分士兵反叛，并于8日夜围攻师部。常恩多等人率起义部队击退叛军围攻后，转移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在转移途中，常恩多因病逝世。该师进入抗日根据地后，仍沿用一一一师番号，由该师原旅长万毅接任师长，由原苏鲁战区政务处处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其后，该师又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由万毅任司令员。一一一师的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政策，并使我军控制了甲子山地区，扩大了滨海抗日根据地。
中国驻印军成立
8月4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的新三十八师、第五军直属部队、新二十二师完成向印度的撤退，在印度兰姆加集结，成立了中国驻印军。设立了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其后，罗卓英被调回国，副总指挥部撤销。驻印部队改编为新一军一个军，郑洞国为军长，下辖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1943年秋，新编三十师开赴印度，编入新一军。1944年4月，十四师、五十师又被空运到印度，与原驻印军合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新一军军长为孙立人，下辖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五十师;新六军军长为廖耀相，下辖新二十二师、十四师;原新一军军部改为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部，郑洞国任副总指挥。中国驻印军在兰姆加训练基地接受了美军训练和装备。从1943年3月开始，中国驻印军开始一面修筑印度雷多到缅甸密支那的公路，一面展开对日的警戒作战。从1943年10月起，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北部发起攻势，重创日军十八师团。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与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在畹町会师，不久便奉命回国，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部也随即撤销。
《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颁布
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颁布了由彭真同志主持起草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该纲领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精神，结合晋察冀边区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对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人权保障、财产所有权、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社会经济措施、救灾组织、清洁运动、“二五”减租、八小时工作制、婚姻制度、抚恤制度、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等作了具体的规定。该纲领颁布后，受到边区人民群众、开明士绅、友党人士的热烈拥护，使边区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该纲领共20条，所以也称：双十纲领”。
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甲子山反顽战役
8月14日，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甲子山反顽战役开始。常恩多率一一一师起义后，盘踞在莒县日照公路以北的东北军顽固反共分子孙焕彩重组了一一一师，并纠集土顽，抢占了甲子山区。我军发起反攻，经5天激战，于18日击退孙焕彩，收复了甲子山区。10月初，孙焕彩又纠集人马进攻甲子山。因日军“扫荡”，我军撤退，顽军遂占领了甲子山地区。12月，我军集中力量，兵分四路，向顽军发起大规模反击，激战12天，歼灭孙焕彩部2000人，再次收复了甲子山地区，使我滨海抗日根据地在莒日公路以南的莒县、日照两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及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召开
8月15日，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及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驻华北日军八个部队的代表及延安、晋察冀、山东、太岳等地日人反战同盟团体的代表。朱德、吴玉章等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大会讨论并通过《日本士兵要求书》，向日本军部提出了228项要求，要求严禁长官用私刑、反对屠杀掠夺中国民众、反对检查信件，确实收容死者尸体等等。大会决定将1939年11月成立的“觉醒同盟”与1940年3月成立的“反战同盟”合并，成立“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杉本一夫当选为会长，森健、松井敏夫当选为副会长。大会通过《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规定了该联合会的中心任务，即促使日本士兵了解战争本质，促使其从占领区撤退;积极援助华北中国军队的抗日战争，为建立真正的东洋和平而奋斗。大会还向斯大林、八路军、新四军发出了通电。18日，大会宣布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发表
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强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各组织之间的密切配合。政治局确定：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过去各地的党政军委员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的决议和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及民众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执行;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中央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军分区政治委员，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和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克服困难，巩固解放区和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
9月1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简称太行分局)正式成立。邓小平、刘伯承、李雪峰、李大章、蔡树藩为分局委员，邓小平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后由李雪峰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太行分局领导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晋豫(中条山区)四个区党委。原太行军政委员会和各级军政委员会撤销，统一由各级党委领导。10月21日，晋豫区党委并入太岳区党委。1942年10月20日，原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划归太行分局领导。1943年10月，太行分局撤销，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邓小平任代理书记。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秋季“大扫荡”斗争
9月27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秋季“大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指挥日伪军万余人，配以坦克、飞机，兵分八路，同时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地区实行“铁壁合围”。八路军教导三旅等主力部队先敌转移，跳到外线;军区及党政领导机关也由濮县东北的白衣阁向西南完成了突围;但还有部分部队和大量的机关非武装工作人员在范县甘草谷堆地区遭敌合围。八路军教导三旅政委曾思玉、八团参谋长王晓波集合起被围的武装力量共4个连，用机枪、手榴弹开路，率领部队和数千名机关工作人员及群众，破围而去。由于部队和机关建制混乱，地方武装、地方干部及群众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伤亡、被俘、失踪者达2000余人。29日，日军经过3天“扫荡”后，第三十二师团的石田支队返回钜野，第五十九师团的大熊支队返回聊城，骑兵第四旅团的高原支队返回郓城，佯做结束“扫荡”的姿态，以迷惑我军。10月1日，日伪军突然又开始了第二次“扫荡”，包围了东平湖地区。日军大熊支队和高原支队将我八分区的部队压向东平湖西岸，日军石田支队和伪军则在东平湖东岸构筑封锁线。我八分区机关及时跳出了包围圈，但地方武装因行动迟缓，在梁山附近的大、小安山遭敌包围，损失惨重，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三及大部分指战员都壮烈牺牲。经过这次秋季“大扫荡”，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但抗日军民仍坚持斗争，利用游击战打击敌人，争取时局好转。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共开了98天，于1943年1月14日闭幕。出席会议的有边区县以上、部队团以上干部300余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康生、吴玉章、徐特立、贺龙等都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会议贯彻整风和精兵简政精神，着重检讨边区党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当时党內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研讨，制订了正确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半条心问题)，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即两条心问题)。由此开始了在中央各部委及延安的机关学校的“审干”工作。12月，毛泽东还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要求边区党的干部一定要把经济工作看作是第一位的工作，并着重批判了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以及不注意动员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
鲁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
10月26日，鲁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三十二、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各一部，对鲁中沂蒙山区发起“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和鲁中军区部队。27日，日军对南墙峪合围。我军与敌激战竟日，黄昏后分路突出重围。日军随即动用上万兵力，在东起沂水，西至蒙阴，南抵临沂，北达博(山)莱(芜)的区域内，采取“拉网合围”战术，在1月之间，先后组织了六次合围。11月2日，山东军区机关在对崮峪遭敌合围。在特务营掩护下，我军大部突围，但特务营指战员大部牺牲，战区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和地委书记潘维舟等也牺牲。为了粉碎日军这次“扫荡”，我一一五师与鲁中周边各部队向日军侧后发起广泛出击，以牵制日军兵力。11月下旬，日军被迫结束“扫荡”，撤出沂蒙山区。
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召开
11月12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155人出席。在会上，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张厉生分别作报告，总结了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项工作。会议通过了《实施加强物价管制方案》、《党务改进案》等议案，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对共产党仍采取“宽大政策”，只要共产党“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割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服从政府命令，忠实的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当“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将司法院的司法部改隶行政院。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要集中建国意志，举国一致真诚团结，不应再有政见异同，要以三民主义这一唯一真理统一全国。会议于27日闭幕。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认为该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是对我党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对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个总结;它对我党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冬季反“扫荡”斗争
11月14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冬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6000余人，兵分五路，向淮北洪泽湖西之半城、青阳新四军第四师活动中心区实施“合围扫荡”。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跳出合围圈，从外线对敌侧后实施破袭。12月9日，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二十六团在泗县城北的朱家岗遭到千余名日军的三路合击。该团与敌激战18小时，击毙日军280人，迫使敌军弃械遗尸而逃。经过33天的反“扫荡”作战，敌军伤亡800余人，被迫于12月17日撤出青阳等地。在此期间，日伪军还同时对我苏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15日，日军第十七师团及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合击苏北淮海地区。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先敌转移。日伪军修公路、建据点，分割我根据地。淮海区军民分散坚持，灵活作战，经过一月多的斗争，歼敌500余名。11月底，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2000余人也对我淮南根据地的定远地区发动了“扫荡”。淮南人民配合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西的部队，粉碎了敌人的“扫荡”。12月16日，日伪军万余人又兵分十四路，合击鄂豫皖根据地中心区湖北大悟山地区。新四军第五师分十七路分散转移到外线安陆、应城等地区，对敌军实施有力打击，歼敌500余人，粉碎了敌军合击消灭我军的企图，保卫了鄂豫皖根据地。
胶东抗日根据地冬季反“扫荡”斗争
11月21日，胶东抗日根据地冬季反“扫荡”斗争开始。是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指挥日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第七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2万余人，对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24日夜，马石山被围。我十六团、十七团以营连为单位突出重围，抗大分校则转至外线，袭破青(岛)烟(台)公路。25日，日伪军攻占马石山，将未能逃走的500多名群众全部杀害，制造了“马石山惨案”。28日，日伪军又在海军舰艇配合下，向海岸推进，合围半岛东部地区。12月6日，日伪军推近到海岸。我军保卫兵工厂的一个排杀敌百余人，因弹尽无援，全体高呼“共产党万岁”而抱枪投海。崂山群众300余人惨遭日寇杀害。12月13日和16日，日伪军又先后向牙山、蚕山合围。牙山被围群众千余人，在我军掩护下突围。12月下旬，日伪军7000余人向平(度)招(远)莱(西)掖(县)地区“扫荡”。我五旅主力及时转移，但西海军分区部队在北明山遭敌合围，政委于寄吾等牺牲。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我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五旅和胶东军区部队巧妙与敌周旋，向西突围，转入外线，向平度、招远、即墨等地区不断出击，断桥破路，给敌军后方以严重威胁。迫使日伪军将“扫荡”重心转向青(岛)烟(台)公路以西地区，缓解了东部地区的压力。12月24日，日伪军结束了“扫荡”。在这次近40天的反“扫荡”斗争中，我军挫败了日伪军的五次合围，保存了有生力量，使日伪军妄图消灭我军的企图变成了泡影。
《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杨松病逝
1 1月23日，《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杨松因积劳过度而患肺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杨松，原名吴绍镒，湖北大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至1933年，在海参崴太平洋职工会任中国部主任。1934年7月，由莫斯科回到东北，建立中共吉东临时特委，任书记。1935年9月，奉命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工作。1938年到延安，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1941年，任《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杨松工作认真，不辞劳苦，除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审阅稿件和检查大样外，他还亲自撰写社论。年初，杨松肺病加重，连续吐血，被博古等人强制送进了医院。在病榻上，杨松仍靠着枕头坚持写文章。在杨松住院期间，毛泽东两次前来探望。杨松病逝后，延安各界1000多人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由林伯渠致悼词。毛泽东为杨松亲笔题写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25日，杨松遗体在延安清凉山安葬。
印度柯棣华大夫逝世
12月9日，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国际主义战士、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柯棣华在河北唐县葛公村病逝。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印度孟买人，来华后改名柯棣华。1936年毕业于孟买格兰特医学院。1938年9月，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放弃报考英国皇家医学院的机会，毅然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1939年2月，柯棣华随队到达延安，在延安模范医院工作。同年12月，柯棣华到达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直属朱德总司令领导，辗转在抗日前线救死扶伤。1940年4月，朱德派部队护送柯棣华到达晋察冀军区，分配他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柯棣华患有绦虫病，后又患了癫痫类痉挛，时有发作，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抢救伤病员，孜孜不倦地培训八路军医务人员。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葛公村扩建了一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任命柯棣华为院长。柯棣华热爱中国，1942年7月7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柯棣华病逝后，晋察冀军区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挽联。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塚田攻机毁人亡
12月18日，日军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7月1日上任)塚田攻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后飞返汉口，其座机飞经大别山区时，正逢国民党军高射炮部队演习。瞥见有敌机飞经上空，炮兵即瞄准射击。一炮凑巧命中，塚田攻座机起火燃烧，坠入黄梅山中，机上11人全部丧命。因天色已晚，又不知此飞机是塚田攻的座机，故中国军队没有搜寻这架坠落的飞机。日军闻讯出动，派遣部队进入大别山区，分头搜寻。历经数日，方才找到塚田攻等人的尸体。12月23日，横山勇接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
日本制定“对华新政策”
12月21日，日本制定“对华新政策”。是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决定：“帝国以国民政府(汪伪)参战作为打开日华间局面之一大转机，以日华协作之根本精神为准则，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同时谋求粉碎重庆所根据的抗日借口，真正向更新中国与完成整体战争迈进。”《方针》的制定，标志着东条英机内阁“对华新政策”的正式形成。“对华新政策”是在日本丧失了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主动权、面临盟军大规模反攻的背景下出台的，其核心是加强汪伪政权，使日本尽快从对华战争的泥潭中抽出身来。为加强汪伪政权，日本决定同意让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开始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给予它一种国际地位。以此为契机，向汪伪政权交还日本在华租界，撤销日本的治外法权，让汪伪政权处理在华敌(英美等盟国)产，用这种表面上“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手段，增强汪伪政权的“独立性”，以消灭重庆国民政府抗战的口实，诱降蒋介石。“对华新政策”对于处理汪伪政权与其他傀儡政权之间关系问题，是突出强调汪伪政权的中心地位，让它来统一原实际不受它控制的华北和华南的伪政权，给汪伪政权涂上一层“统一”的色彩。同时，日本还声称要“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以增强汪伪政权的“主权”等等。但是，这个“对华新政策”的骗局却挽救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失败的厄运。随着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这个短命的“对华新政策”也就归于破产。
解放区大生产运动
12月，针对解放区在日伪的野蛮进攻、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下所发生的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和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的军民在已有的生产运动基础上，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共中央为大生产运动制订了一系列整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为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口号的鼓舞下，不仅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发展生产，而且各抗日根据地的军队、党政机关、民众团体以及学校也积极行动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自给经济，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到1945年，解放区的大生产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解放区的公私经济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财政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大生产运动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因难，改善了解放区军民的生活，积累了生产建设的经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增强了人民的革命力量和胜利信心。
王建墓发掘
本年至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在吴金鼎主持下，发掘了成都附近的五代前蜀王建墓，参加该项发掘工作的还有冯汉骥、王振铎等。发掘收获由冯汉骥撰写为《前蜀王建墓民发掘报告》(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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