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教训
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全党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列举了12条成就，同时也指出了4条缺点和错误，总结了基本经验教训。他在27日的大会讲话认为，错误与成绩的关系是三七开，认为这些地区产生严重后果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作自我批评说：我的错误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同时，他又发出中国要防止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警告。周恩来于2月3日在福建组讲话，指出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他在2月7日的大会讲话中分析了几年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提出克服目前困难的8条主要办法。邓小平于2月6日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了恢复优良传统、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意见。陈云、朱德等在一些省的大组会议上也作了重要讲话。林彪在1月29日大会讲话时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经济困难首先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受到很大干扰所致。他的讲话与大会的总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次大会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改变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指示》指出：1.1961年10月和11月，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10月7日的指示，普遍地进行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其结果表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更适合于当前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有利于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是调动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应当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2.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组织，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3.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必须处理好8个方面的问题。《指示》还规定，基本核算单位改变后，生产大队，在全大队范围内仍然要实行统一领导。这个《指示》是继《十二条》、《六十条》之后，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重要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并提出克服困难的6条办法：1.从1960年起，把10年经济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五年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主要办法一是更多地集中统一，另一个是一切步骤都稳扎稳打。2.继续减少城镇人口。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用于农业增产。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2月26日，陈云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上作了同样的讲话，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西楼会议和陈云的讲话，对当时高级干部统一对困难程度的认识和恢复时间快慢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两个阶段的意见，并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管理经济工作。3月18日，党中央向党内批发了陈云等人的讲话。通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工作，党内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及其解决办法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使“八字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
中共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
2月22日，中共中央对《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的批示中，明确指示要精兵简政。中央精简小组21日向中央提出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全国国家机关原有职工268万余人，拟减为174万余人，精减94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35%。《建议》对中央、省、市、自治区、地、专、县、社各级的精减数字提出了意见。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各地精简后的编制人口，只许比《建议》规定的减少，不许超过。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实行“精兵简政”。要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要争取在今年上半年内基本完成。
王稼祥提出对外工作建议
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征得部党委的同意后，就党的对外工作政策问题联名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主要观点是：1.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外有必要采取和缓方针。2.针对国际上有人对我国的诬蔑，建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面地、准确地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3.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使美国把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美帝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我国身上。印度不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4.我们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的意见就是说，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对当时所说的帝、修、反，实际上是指美、苏、印三国不宜继续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而应采取比较缓和灵活的政策，对外援助不宜不顾自己国力的限制而继续扩大，而应当适当减少。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
周恩来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报告高度地评价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与党同心同德的高尚气节，指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往考验;批评了1957年以来宁“左”勿“右”的倾向;重申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会议期间，他还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陈毅在会上阐述了周恩来的话，宣布说：“不能经过几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3月27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又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首次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
3月7日，陈云在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提出：1.长期计划，先搞五年计划，是恢复阶段，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2.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到农业和市场上。解决农业问题、市场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3.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以后再也不要只想到钢了。4.物资管理制度，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5.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6.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7.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此后，陈云因病休养，周恩来、李先念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于4月下旬向中央提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拿出了全面系统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意见。
广东东部发生地震
3月19日，广东省东部河源地区，早晨4点18分，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级达6.4级，震动持续时间为1小时。震后，河源山坡阶地塌方较多，普遍地裂，地面有陷落，水流干枯，也有新泉涌出。建筑物遭到破坏，房屋毁坏，严重迸裂十之六、七，其余均遭破坏，无一完好。全省除个别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感到程度不同的震动。广州地区，在室内的所有的人和室外的大多数人都感到了地震。室内悬挂物、门窗、地板、桌椅和床板，也因震动而轻微作响，有的挂钟也因震动而停止摆动。
刘少奇谈对当前经济情况的认识
3月21日，刘少奇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就当前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和对当前经济情况的认识。他指出，从经济上来说，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现在的困难还相当严重。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条是天灾，另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间有不少缺点错误。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定得过高，人民公社工作中一个时候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对农业增产速度估计也过高。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我们的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还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不取消，继续保持，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大清楚，再过5年、10年，再来总结，就可以进一步对这三面红旗作出结论，现在就来作结论还太早。
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3日，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897人，应邀列席的各界人士816人。政协委员们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作的政协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列席了从3月27日起举行的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了热烈讨论。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达223人。会议收到了466件提案。会议通过关于提案审查的决议、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会议强调指出，人民政协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努力工作，为实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的10项任务，为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继续奋斗。
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7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出了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的10项任务：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合理安排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生产;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适当地减少城镇人口和职工，加强农业战线;清理仓库，核定资产;做好商品收购和供应工作，改善市场供应情况;努力完成对外贸易任务;调整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事业;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做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已属于劳动阶层，要进一步团结他们，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认为阶级斗争是不断尖锐化是不对的。报告提出，从1963年起，付给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息要延长3年。
调整民族工作
4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民族工作问题。1957年下半年开始，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产生了“左”的错误。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平息一些民族地区叛乱中，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大跃进”运动中又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和”风，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1961年7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曾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纠正这些错误。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着手进一步全面调整政治关系，因而召开了这次民族工作会议。李维汉在讲话中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各项权利要予以充分重视。他还强调说，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会议确定了5年内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即依照中央政策，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民主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会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检查纠正。
调整统一战线工作
4月2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广州科学工作会议、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讨论了当时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检查了几年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会议决定采取重大措施，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紧张关系。5月17日，周恩来、邓小平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并作了指示。会议确定：1.正确处理当前几个突出问题，即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做好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批判、斗争的甄别平反工作;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2.加强合作，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共事关系;3.发扬民主，认真实行相互监督的方针;4.组织学习，帮助党外人士逐步改造世界观。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时指出，几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上的错误和“左”的思想倾向必须坚决纠正;必须确认：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革命的重要法宝之一。
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
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1961年6月中共中央北京会议正式提出对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1962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甄别平反工作。《通知》说，当前甄别平反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农村基层干部和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的一般党员和干部，然后集中力量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问题。《通知》还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在5月7日召开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甄别平反问题讲了话。他估计全国需要甄别平反的约有1000万人，一个人影响一家，全国受到影响的就有几千万人。他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甄别平反的办法，过去搞错了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帽子。4月通知和5月会议精神下达后，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至8月底，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对大批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后来，这一工作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未能进行彻底。
党中央批转《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4月30日，党中央批转了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规定：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文艺创作上的独创性，提倡创作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即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艺术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这些规定比较实事求是总结了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形成比较宽松的文学艺术创造环境，对于繁荣和发展文艺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伊犁暴乱事件
4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新疆塔城等地公开进行颠覆活动，诱骗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25日，苏联领事馆又勾结当地反动的民族分子，煽动、指挥一小撮暴徒骚乱、闹事，攻打自治州州委、人委机关，打伤中共伊犁州委副书记、州长和公安局副局长等人，抢走了一批档案文件，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方面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苏联政府遣返被胁迫出境的我国公民，但苏方却以“苏维埃法制”、“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
中共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作出调整国民经济重大决策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着重研究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报告》提出了国民经济现有的8个方面的困难和解决这些困难的3项重大方针措施。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邓子恢、谢富治、林枫等就工业、粮食、物价、人民公社、人民民主专政、教育等问题讲了话，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分别就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甄别平反与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农村工作及当前经济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讲了话。会议确定了克服困难的三大方针：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会议还讨论了国家计委根据上述精神提出的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方案。5月26日，中共中央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关于批发这一报告的指示，发给了全党。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继续加强农业战线，调整商业体制，缩小文教规模，精简行政机构，必须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决定》要求，全国职工人数，应在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末1.2亿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减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精减任务在1962、1963年两年内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决定》还指出，在各级行政机关方面，除了精简编制和减少大批人员而外，应当由上级领导机关挑选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
首届影片评选“百花奖”授奖
5月22日，电影评选“百花奖”授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1960年至1961年影片评选“百花奖”授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会。会上将陈毅、郭沫若、谢觉哉、茅盾等亲笔题字的奖状，授与“百花奖”评选中获奖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奖励并祝贺他们在电影艺术创作方面作出的显著成就。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了晚会并接见全体获奖人员。郭沫若、周扬、谢觉哉、齐燕铭等出席了包括观众在内的1500人的授奖大会。授奖大会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主持，并请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获奖的有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导演谢晋，最佳男演员崔嵬，最佳配角陈强，最佳编剧夏衍、水华，最佳摄影吴印咸。在会上祝希娟和崔嵬代表受奖者讲了话。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代表文化部致以热烈祝贺。观众代表致祝词。
邓子恢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5月24日，邓子恢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6、7月间，他又分别在中央高级党校等单位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议，进一步阐明了在农村中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早在农业合作化初期，邓子恢于1954年4月便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把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搞好，建立责任制”。1960年到1962年，他率领工作组到福建等6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述意见。他认为，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经营管理中的混乱，是造成我国农业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要调动广大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这样就能切实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7月22日，毛泽东批发陶铸、王任重《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座谈会记录，其中提出“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统一计划安排;集体劳动;生产队收入统一分配”的四条原则。8月，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仍坚持农业生产责任制观点。他强调说：合乎四条原则的生产责任制不能说是单干。对不符合四条原则的责任田他不赞成搞，但也不同意采取硬性纠正的办法。
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教训
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全党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列举了12条成就，同时也指出了4条缺点和错误，总结了基本经验教训。他在27日的大会讲话认为，错误与成绩的关系是三七开，认为这些地区产生严重后果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作自我批评说：我的错误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同时，他又发出中国要防止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警告。周恩来于2月3日在福建组讲话，指出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他在2月7日的大会讲话中分析了几年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提出克服目前困难的8条主要办法。邓小平于2月6日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了恢复优良传统、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意见。陈云、朱德等在一些省的大组会议上也作了重要讲话。林彪在1月29日大会讲话时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经济困难首先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受到很大干扰所致。他的讲话与大会的总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次大会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改变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指示》指出：1.1961年10月和11月，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10月7日的指示，普遍地进行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其结果表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更适合于当前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有利于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是调动广大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的一项重大措施。应当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2.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组织，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3.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必须处理好8个方面的问题。《指示》还规定，基本核算单位改变后，生产大队，在全大队范围内仍然要实行统一领导。这个《指示》是继《十二条》、《六十条》之后，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重要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并提出克服困难的6条办法：1.从1960年起，把10年经济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五年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主要办法一是更多地集中统一，另一个是一切步骤都稳扎稳打。2.继续减少城镇人口。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用于农业增产。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2月26日，陈云又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会议上作了同样的讲话，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西楼会议和陈云的讲话，对当时高级干部统一对困难程度的认识和恢复时间快慢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两个阶段的意见，并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管理经济工作。3月18日，党中央向党内批发了陈云等人的讲话。通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工作，党内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及其解决办法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使“八字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
中共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
2月22日，中共中央对《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的批示中，明确指示要精兵简政。中央精简小组21日向中央提出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全国国家机关原有职工268万余人，拟减为174万余人，精减94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35%。《建议》对中央、省、市、自治区、地、专、县、社各级的精减数字提出了意见。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各地精简后的编制人口，只许比《建议》规定的减少，不许超过。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实行“精兵简政”。要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要争取在今年上半年内基本完成。
王稼祥提出对外工作建议
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征得部党委的同意后，就党的对外工作政策问题联名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个书面建议。他的主要观点是：1.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外有必要采取和缓方针。2.针对国际上有人对我国的诬蔑，建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面地、准确地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3.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使美国把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美帝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我国身上。印度不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4.我们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的意见就是说，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对当时所说的帝、修、反，实际上是指美、苏、印三国不宜继续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而应采取比较缓和灵活的政策，对外援助不宜不顾自己国力的限制而继续扩大，而应当适当减少。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
周恩来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报告高度地评价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与党同心同德的高尚气节，指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往考验;批评了1957年以来宁“左”勿“右”的倾向;重申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会议期间，他还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陈毅在会上阐述了周恩来的话，宣布说：“不能经过几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3月27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又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首次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
3月7日，陈云在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作重要讲话。他提出：1.长期计划，先搞五年计划，是恢复阶段，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2.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到农业和市场上。解决农业问题、市场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3.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以后再也不要只想到钢了。4.物资管理制度，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5.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6.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7.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此后，陈云因病休养，周恩来、李先念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于4月下旬向中央提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拿出了全面系统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意见。
广东东部发生地震
3月19日，广东省东部河源地区，早晨4点18分，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地震，震级达6.4级，震动持续时间为1小时。震后，河源山坡阶地塌方较多，普遍地裂，地面有陷落，水流干枯，也有新泉涌出。建筑物遭到破坏，房屋毁坏，严重迸裂十之六、七，其余均遭破坏，无一完好。全省除个别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感到程度不同的震动。广州地区，在室内的所有的人和室外的大多数人都感到了地震。室内悬挂物、门窗、地板、桌椅和床板，也因震动而轻微作响，有的挂钟也因震动而停止摆动。
刘少奇谈对当前经济情况的认识
3月21日，刘少奇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就当前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介绍了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和对当前经济情况的认识。他指出，从经济上来说，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现在的困难还相当严重。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条是天灾，另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间有不少缺点错误。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定得过高，人民公社工作中一个时候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对农业增产速度估计也过高。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我们的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还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不取消，继续保持，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大清楚，再过5年、10年，再来总结，就可以进一步对这三面红旗作出结论，现在就来作结论还太早。
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3日，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897人，应邀列席的各界人士816人。政协委员们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作的政协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列席了从3月27日起举行的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作了热烈讨论。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达223人。会议收到了466件提案。会议通过关于提案审查的决议、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会议强调指出，人民政协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努力工作，为实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的10项任务，为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继续奋斗。
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7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出了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的10项任务：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合理安排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生产;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适当地减少城镇人口和职工，加强农业战线;清理仓库，核定资产;做好商品收购和供应工作，改善市场供应情况;努力完成对外贸易任务;调整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事业;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做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已属于劳动阶层，要进一步团结他们，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认为阶级斗争是不断尖锐化是不对的。报告提出，从1963年起，付给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息要延长3年。
调整民族工作
4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民族工作问题。1957年下半年开始，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产生了“左”的错误。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平息一些民族地区叛乱中，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大跃进”运动中又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和”风，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1961年7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曾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纠正这些错误。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着手进一步全面调整政治关系，因而召开了这次民族工作会议。李维汉在讲话中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各项权利要予以充分重视。他还强调说，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会议确定了5年内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总方针，即依照中央政策，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民主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会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检查纠正。
调整统一战线工作
4月2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广州科学工作会议、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讨论了当时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检查了几年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会议决定采取重大措施，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紧张关系。5月17日，周恩来、邓小平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并作了指示。会议确定：1.正确处理当前几个突出问题，即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做好历次政治运动中错误批判、斗争的甄别平反工作;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2.加强合作，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共事关系;3.发扬民主，认真实行相互监督的方针;4.组织学习，帮助党外人士逐步改造世界观。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时指出，几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上的错误和“左”的思想倾向必须坚决纠正;必须确认：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革命的重要法宝之一。
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
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1961年6月中共中央北京会议正式提出对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1962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专门讨论了甄别平反工作。《通知》说，当前甄别平反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农村基层干部和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的一般党员和干部，然后集中力量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问题。《通知》还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在5月7日召开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甄别平反问题讲了话。他估计全国需要甄别平反的约有1000万人，一个人影响一家，全国受到影响的就有几千万人。他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甄别平反的办法，过去搞错了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帽子。4月通知和5月会议精神下达后，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至8月底，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对大批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后来，这一工作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未能进行彻底。
党中央批转《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4月30日，党中央批转了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规定：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文艺创作上的独创性，提倡创作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即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艺术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这些规定比较实事求是总结了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形成比较宽松的文学艺术创造环境，对于繁荣和发展文艺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伊犁暴乱事件
4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新疆塔城等地公开进行颠覆活动，诱骗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25日，苏联领事馆又勾结当地反动的民族分子，煽动、指挥一小撮暴徒骚乱、闹事，攻打自治州州委、人委机关，打伤中共伊犁州委副书记、州长和公安局副局长等人，抢走了一批档案文件，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方面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苏联政府遣返被胁迫出境的我国公民，但苏方却以“苏维埃法制”、“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
中共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作出调整国民经济重大决策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着重研究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报告》提出了国民经济现有的8个方面的困难和解决这些困难的3项重大方针措施。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邓子恢、谢富治、林枫等就工业、粮食、物价、人民公社、人民民主专政、教育等问题讲了话，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分别就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甄别平反与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农村工作及当前经济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讲了话。会议确定了克服困难的三大方针：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会议还讨论了国家计委根据上述精神提出的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方案。5月26日，中共中央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关于批发这一报告的指示，发给了全党。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5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继续加强农业战线，调整商业体制，缩小文教规模，精简行政机构，必须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决定》要求，全国职工人数，应在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末1.2亿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减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精减任务在1962、1963年两年内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决定》还指出，在各级行政机关方面，除了精简编制和减少大批人员而外，应当由上级领导机关挑选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强基层。首先中央机关要带头，派一批部长、副部长、司局长级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选派一批干部下去。
首届影片评选“百花奖”授奖
5月22日，电影评选“百花奖”授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1960年至1961年影片评选“百花奖”授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会。会上将陈毅、郭沫若、谢觉哉、茅盾等亲笔题字的奖状，授与“百花奖”评选中获奖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和其他电影工作者，奖励并祝贺他们在电影艺术创作方面作出的显著成就。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了晚会并接见全体获奖人员。郭沫若、周扬、谢觉哉、齐燕铭等出席了包括观众在内的1500人的授奖大会。授奖大会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主持，并请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获奖的有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导演谢晋，最佳男演员崔嵬，最佳配角陈强，最佳编剧夏衍、水华，最佳摄影吴印咸。在会上祝希娟和崔嵬代表受奖者讲了话。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代表文化部致以热烈祝贺。观众代表致祝词。
邓子恢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5月24日，邓子恢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6、7月间，他又分别在中央高级党校等单位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议，进一步阐明了在农村中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早在农业合作化初期，邓子恢于1954年4月便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把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搞好，建立责任制”。1960年到1962年，他率领工作组到福建等6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述意见。他认为，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经营管理中的混乱，是造成我国农业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要调动广大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这样就能切实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7月22日，毛泽东批发陶铸、王任重《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座谈会记录，其中提出“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统一计划安排;集体劳动;生产队收入统一分配”的四条原则。8月，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仍坚持农业生产责任制观点。他强调说：合乎四条原则的生产责任制不能说是单干。对不符合四条原则的责任田他不赞成搞，但也不同意采取硬性纠正的办法。
刘少奇谈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5月30日，刘少奇同中央政法小组谈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刘少奇指出，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以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没有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清楚地、严格地、细致地区别开来。同时又没有严格区别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用对付敌人的专政的方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法制不一定是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的案子。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不管是任何机关，任何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政法机关是专政工具，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
李维汉阐述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问题
5月，李维汉在民族工作会议上，阐明了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他说，我国绝大多数兄弟民族已经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但是社会主义各民族仍有各自的特点。民族工作不能忽视各民族和各民族地区的特点。讲话重申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我们国家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要长期地、认真地贯彻执行。对民族区域自治各项的民族权利不能忽视。讲话指出，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汉族干部要帮助兄弟民族干部成长;对所有干部都应采取爱护的政策;要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讲话指出，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要搞统一战线，团结各民族中一切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这是我们党的一项根本政策，长期不变的政策。对一切爱国民主上层人士都将长期共事，只要反对帝国主义，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处理。讲话还指出，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要团结好，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彭德怀上书申辩
6月16日，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给党中央、毛泽东，就所谓“反党集团”和所谓“里通外国”问题提出申诉，要求审查。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共中央决定为过去几年政治运动中批判错了的党员、干部平反，但却不给彭德怀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一方面肯定彭德怀通过写信反映情况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对于刘少奇的后半段话，彭德怀感到极大的冤枉，便于6月16日写成这封长信，为自己申辩。8月，他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在信中，彭德怀郑重地声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国际背景”等问题，要求中央明察，作出正确结论。为了便于中央审查，他在信中详述自己的历史，严格地解剖自己，表明心迹。这样做本来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翻案风”，受到错误批判。
毛泽东发出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
6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早在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就指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9月29日，他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又强调说：“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1962年6月19日，他又发出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指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三落实”的指示对加强民兵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小说《刘志丹》受批判
7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批判了小说《刘志丹》，9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也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批判。在会前的7月28日至8月4日，《工人日报》连载李建彤的关于刘志丹生平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第二卷的一部分，《中国青年》也发表了部分章节。《刘志丹》是一部反映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领导人刘志丹一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在上述两次会上，康生都武断地认为小说《刘志丹》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捕风捉影地指责这部小说和曾经对小说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因而，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会上决定成立专案组，对习仲勋等人进行审查。
《红旗》杂志重新刊载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8月1日，《红旗》杂志第15 -16期合刊重新刊登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著作是刘少奇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的讲演，是中共1942年整风文献之一，在长时期里是要求入党者和广大党员自觉锻炼党性，增强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性论著。它曾先后被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捷克文、荷兰文等，在20多个国家发行。这次重新发表前，作者又重新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全文共分9个问题，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修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他指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在取得政权以后更重要。“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提高我们的工作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作协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8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大连会议。周扬、邵荃麟等参加了会议。邵荃麟在会议的引言和总结性发言中提出，文艺创作要打破简单化、教条主义和机械论，提倡人物多样化和向现实主义深化，不但要写正面、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这次会议，对于纠正1957年反右派以来，党在思想文化战线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调动文艺界、科技界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丛书综录》编纂完成
8月19日，我国历史上收辑范围最广的一部古籍目录书《中国丛书综录》已经全部编纂完成。这部检阅古籍丛书的巨型工具书，是上海图书馆编辑的。全书共分三大册，书中所收集的目录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全国各大城市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历代的丛书2797种，古籍38891种。总字数达750万字，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丛书目录的规模。特别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很有参考价值的古籍著作，还是第一次被收集在分类目录里。全书第一册是总目分类目录，第二册是子目分类目录。这两册已在1959年和1961年先后出版。这次编辑完成的最后一册包括子目书目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这一册的编辑要求和前两册不同，是为子目分类目录服务的。丛书可称“汇刻书”，是汇集许多重要或罕见的著作于一书的一种著述。过去也有过丛书，但因没有一定的检阅工具，利用有很大困难，致使藏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丛书综录》的出版，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
8月和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先后两次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话。关于阶级斗争形势问题，他认为，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不然，我们这样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讲话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情况的错误分析，并作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对这种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全国城乡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文化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和过火的政治性批判。这一错误理论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左”的偏差愈来愈严重。
包产到户责任制再次受到压制
8、9月间，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上，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再次受到了压制。包产到户责任制于1961年开始在安徽重新出现后，党对此认识和态度不能统一。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经过调查，于1962年上半年肯定了坚持“四个统一”下的包产到户和分散山区的包干到户。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华东地区汇报并进行讨论，华东局说责任制是包产到户，是单干，要纠正这种“方向性错误”。邓子恢指出：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搞好“五统一”(即生产计划、大农活安排、抗灾、用水和分配方面的统一)，怎么能说是方向性错误呢?生产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造，只要经过试行改造，就有可能成为经济管理的好办法。7月初，陈云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些好意见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被指责为支持农民闹单干，刮“单干风”。八届十中全会再次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对邓子恢多次阐述的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批判。会后，安徽、湖南等省全面纠正包产到户等责任制。
击落美制蒋军U-2飞机
9月9日，我空军部队在华东某地上空击落美制蒋军U-2高空侦察飞机1架。此后，又于1963年11月至1967年9月，先后在华东、华北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军U-2飞机4架。各次参战部队均荣获国防部的嘉奖。
台湾首届“金马奖”揭晓
9月17日，台湾当局“行政院新闻局”举行首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金马奖”是台湾电影界的最高大奖。其最初为台湾当局1958年设立的“奖励优良国语片”活动，每年一次，共分故事片、记录片和个人技术奖三大类，于翌年公布获奖名单，获奖者发给奖金、奖状或奖品，最高可得新台币5万元。自1962年起，台湾“行政新闻局”正式颁发“金马奖”。奖品为台湾艺术家杨英风设计的金质战马奖杯，取其含义为“如金之真纯，如马之奔腾”，奖金高达20万元新台币。从1980年起，开始邀请国际知名导演和演员、港澳电影知名人士参加授奖仪式，以扩大该奖的知名度。1984年起，“行政院新闻局”不再直接参与评选工作，而由电影界组成“金马奖工作委员会”负责。参加评选的影片为台湾和香港当年拍摄的影片，颁奖项目有最佳剧情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影星、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最佳录音、最佳原作音乐、最佳服装设计、最佳电影插曲、最佳剪辑等17项。至1991年止，共举办28届。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和北京召开近两个月的工作会议，为这次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的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要求今后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指责了所谓“黑暗风”。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因此对小说和作者进行了批判，并把与小说和作者有关连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全会决定成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审查。这便开创了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批判和斗争的先例，使民主生活再次遭到损害。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公开宣布撤销黄克诚、谭政两人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八届十中全会的正确方面，是坚持继续贯彻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会的错误，是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并为全会所接受。
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9月下旬，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下，八届十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所谓“黑暗风”，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在2月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经济困难形势所做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1960年以来对形势的估计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是“思想混乱”，是“右倾”。所谓“单干风”，主要是指1961、1962年在安徽等省一些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同志支持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把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批评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11月9日宣布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所谓“翻案风”，是指责七千人大会以后的甄别平反工作，主要指彭德怀给党中央写的对所谓“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提出申诉，要求审查的申诉书。这些错误的批判，使党内斗争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反右倾”错误的甄别工作，致使已经提出的改正错划“右派”工作停止下来。
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9月下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全会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以农业为出发点，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工业发展的方向要以几亿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各个工业部门必须坚决把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一方面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使之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另一方面要求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建设在农业发展的可靠基础上，不能脱离农业，超过农业能够负担的限度。以工业为主导就是要求大力发展重工业，生产先进的技术装备，用来武装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以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提出
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上先后两次作的讲话，全会公报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段话后来被整理成如下内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段内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全歼9股窜犯大陆的美蒋武装特务
10月1日至12月6日，美蒋武装特务分成9股，先后由台湾高雄出发，向我海丰、惠阳、惠来、电白、台山5县偷渡。9股特务武装中，除了未敢登陆的一股以外，已经登陆的8股和另在广东阳江县山区空投的一股，均被彻底歼灭。
台湾电视公司开始播出电视节目
10月10日，台湾与日本合资成立的台湾电视公司举行开播典礼，宋美龄开动电视按钮，这是台湾电视事业的开始。1961年12月1日台湾电视事业公司筹备处正式成立。台湾电视公司的资本额为新台币3：2之比例认股，日方出资40%，为1200万元，全为民股;台方资本中，台湾省各金融机关认股49%，民间认股11%。该公司有10座电台，10部发射机，用普通话及闽南话广播。每周播出节目约55小时，主要内容是新闻、教育、文化、公共服务和娱乐节目。1969年9 月 7日，该台首次播出彩色电视节目，至90年代已全部实现彩色化。新闻节目日播三次。它的国际新闻，除采用西方通讯社电讯、接收卫星传送节目外，还派记者到海外采访报道，也曾播放过描写大陆风光的电视片。台湾现有三家电视公司，即台湾电视公司(简称“台视”)，“中国电视公司”(简称“中视”，1969年10月31日成立)，“中华电视台”(简称“华视”，1971年10月31日成立)。三家电视台共有发射机85部，总发射功率为265.15千瓦。
中组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讨论执政党建设等问题
10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会议通过的《纪要》指出：1.为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中组部草拟了工业、商业、农村三个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经中央批准，先进行试点，在试行一个时期后，再对这些条例进行修正。2.干部管理制度，是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的组织保证。任免、提拔、调动、吸收或者撤换、处分干部都必须严格地按照规定的制度和手续办事。3.要加强党的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应定期讨论干部问题和基层组织问题，研究党内的思想倾向，检查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决议执行情况。应定期检查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委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制的执行情况。1963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中央批示指出，党要管党。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党不管党，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实现，党的组织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并强调指出，管理党员和管理干部，是党的建设中的两项主要工作。其中，管好干部，对于党的建设关系尤为重大。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10月至11月，印军入侵我国，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两国边界未正式划定。从1961年，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制造流血冲突。1962年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粉碎了印度军队的入侵，收复了失地。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11月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自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后撤20公里。随后，又将缴获的武器装备交还印方。至1963年2月28日，我边防部队全部完成后撤计划。从4月10日至5月25日又分期分批释放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农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1962年)
11月5 日，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工作、农业生产的领导干部，还有30多名商品粮集中产区的县的领导干部。会议分析了农村形势，讨论了当前任务，交流了增产经验。会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前的任务是：继续搞好人民公社各级的特别是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力量和科学研究工作，迎接技术改革的新任务。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争取1963年的以粮棉为中心的农业丰收和畜牧业的丰收。1963年要认真实行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组织农业的多种经营。会议还通过了发展牧业，培育和合理利用草原的问题，强调农牧必须结合，把畜牧业放在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
11月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原农村工作部的业务合并于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由谭震林副总理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廖鲁言等为副主任。邓子恢的领导职务被免除。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并说邓子恢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人”。事实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自成立以后，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建设的政策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工作上的某些意见不同，部长邓子恢屡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60年后，邓子恢主持农村工作部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对恢复和发展农业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力主建立完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开放集市自由贸易。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些意见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被错误地当作“单干风”加以批判。农村工作部也因此被撤销。
台湾推行“都市平均地权办法”
12月2日，台湾省政府通过并实施“都市平均地权办法”。台湾在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后，农地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在都市土地方面，由于人员激增，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地价上升，遂使投机垄断之风愈盛，影响都市建设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台湾当局于1954年8月16日颁布《都市平均地权条例》，决定对台湾都市实行土地重划。1956年开始选择重要市镇，首先实行都市平均地权，随后陆续在乡镇推广，效果显著。1962年12月2日，台湾省政府为配合实施都市平均地权，采取了五项相应措施。但都市平均地权，仅以都市为限，而都市平均地权以外的土地，投机垄断之风依然存在。为遏止此风，台湾当局于1977年又将《都市平均地权条例》修正为《平均地权条例》公布实施。从1977年3月起到1979年6月全部完成。台湾都市平均地权和全面实施平均地权。自1980年1月至1984年12月止，共课征地价税2939883万余元新台币，土地增值税7583320万余元。这些款全部用于育幼、养老、救灾、济贫、公共卫生等福利事业上。
提倡计划生育
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最近几年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认真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要做好计划生育的宣传与技术指导，做好避孕药具的生产。中央还指出，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人口的生育从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指示》还规定，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地方报纸和有关部门的刊物可以适当地加以宣传，中央一级的报纸不要进行宣传。同日，周总理讲，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8岁的男女青年，都可以讲给他们听，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
中国和蒙古签署边界条约
1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和尤·泽登巴尔主席分别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蒙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在乌兰巴托互换批准书后生效。主要内容：双方规定了两国全部边界线的走向;双方同意，凡以河流为界的地段，以干流的河道中心线为界，凡以道路为界的地段，道路为双方共有，由双方共同管理和使用;双方同意，条约生效后，即成立中蒙联合勘界委员会，根据条约第一条的规定，具体勘定两国全部边界，树立界标，然后起草关于两国边界议定书并绘制边界地图，详细载明全部边界走向和界标的位置，以代替本条约所附的地图。两国边界议定书于1964年6月30日签字。
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本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一年是经济调整的决定性阶段。这段时间内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提高建设的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进一步改进财政、银行管理体制，保持财政、信贷、市场、外汇的平衡;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尽管党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左”的错误日趋严重，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仍集中在经济方面，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以极大的精力领导着经济调整。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6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与1960年比，两年半共精减职工1940余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2800万;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384亿元减为1962年的67亿;积累率由39.6%降到10.4%;钢由1866万吨降为667万吨;煤3.97亿吨降为2.19亿吨。砍掉了一批无原料保障、成本高且效率低的企业，两年共减少4.4万个，966万职工。农业战线得到了加强，农村劳动力由1.7019亿人增加到2.1278亿人。提高了粮食、棉花、生猪收购价格10 - 20%以上。几年中，共向农民退还平调款20亿元。这一切都促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200亿斤，比1961年增加250亿斤。多发行的60多亿元的货币很快回笼，1962年财政结余8.3亿元，这是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由赤字转为盈余。
全国涌现出一批现代戏
本年，举行了全国戏曲汇演，涌现了一批现代戏。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旧的传统剧目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需要创作新题材的现代戏剧。于是，一批现代戏脱颖而出。这批现代戏主要有沪剧《罗汉钱》、《星星之火》，评剧《小女婿》，吕剧《李二嫂改嫁》，锡剧《红色的种子》，豫剧《朝阳沟》等优秀剧目，深受群众欢迎。其中京剧的成果更为突出，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六号门》、《节振国》等。
万吨水压机制成
本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120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这台水压机自动化程度很高，质量很好，经过两年多试验生产的检验，证明所有应力都同设计数据吻合，锻压能力能达到16000吨。这台水压机的主机有六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40米;四根银白色的合金钢大柱子，每根直径都有一米多粗。它可以把两三百吨重的特大钢锭，象揉面团似地锻压成各种形状的机器零件。这台水压机是目前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当时，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只有五个国家制造这种机械，而且一共只生产了20来台，其余四个国家是美国、英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由于缺少这种大型锻压设备，重型机械上的大锻件，多数要从国外进口。这台水压机的制造成功，为我国自力更生地发展现代工业提供了更有力的技术设备条件。
兰新铁路全线通车
本年，由甘肃的兰州到新疆的乌鲁木齐的铁路全线通车。兰新铁路全长1904公里。从1952年10月开始动工进行分段建筑。兰新铁路东起兰州，西行跨过黄河后，翻过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出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过马鬃山南麓的玉门、疏勒河，西跨红柳河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经尾垭后，沿天山南麓过哈密、鄯善、吐鲁番，在达坂城穿过天山到乌鲁木齐。途中还分支了一条沟通天山南北的南疆铁路。兰新铁路东与陇海铁路相连，形成横贯我国东西的大动脉。从兰州往西还与兰青铁路相通(从兰州到西宁)，由西宁向西延伸的是青藏公路。从兰州往北，有新建的包兰铁路与京包铁路相通。兰新铁路的建成，对建设新疆，巩固国防都有重大意义。
汉魏洛阳城遗址发掘
本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魏洛阳城遗址进行了长期全面的调查并发掘。该遗址系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都城遗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经调查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以及武库、太仓的位置等。并推测确定了东汉宫殿的范围，发现了北魏宫城的分布情况。对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特有建筑的明堂、辟雍、灵台等，进行了重点发掘，对最高学府——太学遗址也进行了勘察和部分发掘，出土了许多汉魏石经的残块。该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2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概况
12月31日，据统计，1962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如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为1280.2亿元，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业总产值为850.2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农业总产值为430亿元，比上年增长6.2%。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粮食160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8.5%;棉花75万吨，比上年下降6.2%;油料200.3万吨，比上年增长10.4%;大牲畜年末总头数7020万头，比上年增长1%。钢677万吨，比上年下降23.3%;原煤22000万吨，比上年下降20.9%;石油575万吨，比上年增长了8.3%;发电量458亿千瓦小时，比上年下降4.6%;布25.3亿米，比上年下降18.6%;水泥600万吨，比上年下降3.4%。货物周转总量2336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14.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比上年下降44.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4亿元，比上年下降0.6%。进出口贸易总额80.9亿元，比上年下降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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