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独立与独立宣言
英国从1763年起开始加强了对于殖民地的压榨政策，这就激起了北美殖民地广大居民的反英运动。针对殖民地人民的反英运动，英国又采取一系列高压手段，这就推动北美人民的反英运动进一步高涨。为了领导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1774年9月在北美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但是第一届大陆会议只是通过了和英国“三断”的决议案：和英国断绝一切输入、输出和消费关系。大陆会议想通过这些措施来迫使英国让步，取消过去十几年来的一系列反动措施。
1775年4月中旬，英国殖民军队与殖民地人民在列克星敦发生武装冲突，这个武装冲突标志了殖民地人民反英的武装斗争的开始。为了应付反英武装斗争所造成的新局面，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了。一个月后，大陆会议宣布成立大陆军队，以华盛顿为总司令。于是，大陆会议领导了反英战争。但是，大陆会议的目的，不过是用战争手段迫使英国让步，使其取消过去十余年来压迫北美殖民地的政策，而并不想宣布独立。这在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后不久发表的一个宣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有言：“我们并不是怀抱脱离大不列颠的野心勃勃的目的而成立军队的。……当侵略者停止行动时，我们将放下(武器)。……怀着对宇宙的最高的和公正的主宰者的慈悲心肠的谦卑的信念，我们……祈求他用他那神圣的仁慈在这场大冲突中保佑我们，并且使我们的对手以合理的条件和解，从而使帝国避免内战的灾难。”[1]只有到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才终于通过决议，宣布独立，并且在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
美国之宣布独立，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总的来讲，正如阿普特克所指出的，美国独立的种籽，早在北美殖民地开创时期就播下了[2]。因为英国统治阶级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殖民地为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使其成为英国统治阶级榨取的对象。有压迫，自然就有反抗，自然就有争取解放的斗争，自然要求独立。
但是，具体到1775年5月到1776年7月，为什么大陆会议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从争取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自由权利的斗争过渡到宣布独立，这个剧烈的转变是什么促成的?
一、1776年之前大多数北美人仍希望对英和解
随着反英斗争的激化，在北美形成了两大阵营：站在英国统治阶级一边的称为托利党人，或效忠派，这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站在北美殖民地一边的叫做辉格党人，或爱国分子。
但是在辉格党内部又形成两派：温和派和急进派。温和派又称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狄金逊。急进派代表人物有萨姆·亚当士、帕特里克·亨利及加得斯登等人。
温和派虽然反对英国殖民地的高压政策，争取北美人民的自由权利，但是主张继续向英王效忠，希望北美继续留在大英帝国之内，不愿脱离英国而独立;他们虽然赞成与英国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总忘不掉和英国和解的可能性，只要英国放弃武装镇压，仍希望与英国握手言欢，复归于好。急进派更为坚决，他们主张把武装斗争一直进行到胜利时为止，并且以争取独立作为战争的目标，对英国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如急进派分子萨姆·亚当士早在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后不久就主张发表一个独立的宣言[1]。在列克星敦武装冲突爆发后，急进派就要求向“英国屠杀者”复仇，要求终止与英国和解的一切想法。有的急进派宣称：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合现在已经解体了，美利坚人民已处在“自然状态”。列克星敦的枪声等于宣布独立[2]。但是，持这种态度的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急进派领袖。
当时北美广大群众对此抱什么态度呢?阿普特克认为北美殖民地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广泛的舆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个舆论广泛到什么程度无法弄清，因为独立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谁敢说出来，就要被治罪，以致大家都保持缄默[3]。
据我看来，阿普特克这种说法纯属推测，无事实根据。如果当时广大群众真的有独立的要求的话，总会有史料证明。实际上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足以证明当时广大群众有独立的要求的史料或证据。
真实的情况是，北美广大人民群众也和温和派抱同样态度，他们没有独立的想法，他们仍然希望留在大英帝国内部，只要英国让步，取消十年来的压迫政策，给殖民地更多的自由[4]。这是有事实证明的。1770年弗吉尼亚的乔治·梅逊宣称：“在美利坚有理性的人们中间会接受独立(如果它被提出来的话)的甚至连五个人都没有;我们很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的存在本身都依靠我们与我们母国之间的联系。”[5]甚至在列克星敦战火点燃起来后，许多美利坚人继续称英国军队为“政府的军队”，同时也有人称殖民地的反英军队为“国王的部队”。有许多人对英王乔治三世有幻想，认为他是个好国王，坏就坏在他的大臣，把罪责推在大臣身上，认为压迫殖民地是大臣的主意[6]。
为什么北美人民就一般来说，没有要求独立的想法呢?这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一百六七十年的殖民地时期，在政治上，虽然大多数殖民地的总督由英国国王任命，总督执行英国的殖民政策，并且按照英国的意旨统治殖民地，但是每个殖民地都有议会，议会都是从殖民地居民中选出的。议会在一般情况下是维护殖民地(当然更主要是上层集团)的利益的。在经济上，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显然从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在于榨取北美殖民地，使北美成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但是在1763年以前，英国一直埋头于对法战争，无暇也不愿认真实行这个政策，以致北美殖民地经济一般地顺利发展起来，呈现相当的繁荣。这样，在英国统治下，北美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繁荣[7]。虽然在1764年以后，英国开始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及压迫，但是殖民地上大多数人还幻想恢复1763年以前的小康局面。而且，他们还希望留在大英帝国之内可以得到英国的保护，免得受到法国或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犯。总之，在他们看来，留在大英帝国内部，好处还是很多的。
因为大多数美利坚人幻想和英国和解，所以在这个舆论支配下，独立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成了危险的字眼，很少有人敢说出口来[8]。更少有人公开要求采取这个步骤[9]。1774年约翰·亚当斯说独立是“一个那么可怕的妖怪，以致它会使一个脾气好的人也大发脾气”[10]。又据当时人讲，独立这个字眼被称之为“一棵结可诅咒的禁果之树”，这个大陆上任何一个殖民地如果疯狂得想接近这棵树的话，“那么其他殖民地就会把剑拔出来去砍叛徒”[11]。
托利党人的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便是谴责大陆会议的目标是脱离母国而独立。因此，即使急进派也把独立二字视为危险物，而不敢轻易说出口来[12]。
在这个形势下，急进派尽管有独立的想法，也有这样的表示，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采取等待的策略。甚至像萨姆·亚当士这样思想激烈的人，也是如此。诚然如前所述，他在1774年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后，曾主张马上宣布北美独立。但是后来他认识到时机不成熟，也开始缄默。他还劝他的朋友们要小心谨慎地“等待瓜熟蒂落时我们再去采摘它”[13]。约翰·亚当斯也抱这个态度，他说：“美利坚是一个庞大的、臃肿的实体，它的进步必须是缓慢的，它好比一支在护航下的庞大的舰队。最快的水手也必须等待最呆笨的、最慢的水手。像一辆六马大车，最快的马必须让它缓慢下来，而最慢的马必须让它加快，为的是所有的马都保持一致步调。”[14]
早在1775年夏，富兰克林已经草拟了《邦联条款》。这是富兰克林为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这个北美新国家制定的宪法。杰斐逊很赞成这部宪法，但是他认为这部宪法包含了独立的意义在内，而赞成独立的人很少，对于独立的要求还远远没有普遍，因而他劝富兰克林暂把它束之高阁，以免危及革命的团结[15]。
总之，急进派一般地都认为在独立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等群众意见在独立问题上趋于一致时宣布独立，比时机未成熟时用强制手段宣布独立要好得多，如果贸然从事，势必引起人民内部的分裂。他们特别等待事态的发展，希望事态的发展会使群众提高觉悟，会打破他们对于英国的幻想。事实上正是如此，1775—1776年的事态的发展，终于导致了独立的宣布。
二、独立成为北美人民的普遍呼声
如上所述，最初，独立的思想只限于极少数的急进派领袖，但是到1776年上半年，它发展为广大人民的普遍呼声了。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
在1775年武装斗争开始后，英国政府的凶恶面孔越来越暴露出来。它决心用屠刀把北美反英斗争淹没在血泊里。它把有三万兵力的部队调到北美来[1]。与此同时，英国国王和他的大臣对于北美大陆会议的请愿也置之不理，并且拒绝接受北美所表示出来的“忠诚”。早在1774年9月，乔治三世在给大臣的信里写道：“事已至此，无可翻悔，殖民地必须要么投降，要么胜利。”1774年10月在给盖治的信里，他又坚决主张宣布：新英格兰“处在叛乱状态”中，并且又添加说：“应该用打击去决定他们是屈从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在国王眼中，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征服他们，或者完全听任他们自由。”[2]1774年11月英国国会表示完全同意国王的看法，并且在一个上奏中劝国王“采取—切必要的步骤”去“迫使[殖民地]服从最高立法机关的法律和权威”。到1775年春以前，国会又制定了新的法律，进一步限制了殖民地贸易，并且禁止新英格兰人在纽芬兰堤岸打鱼——这对于成千家的渔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到1775年8月为止，国王已正式宣布北美殖民地处在叛乱状态，并且声言要绞死殖民地的领袖!1775年12月，国会宣布殖民地处在英国保护之外，禁止与他们进行贸易，并且授权英国海军捕捉及没收海上的北美船只[3]。1775年10月英国海军放火焚烧缅因的法尔摩斯城，1776年1月英国战舰蹂躏弗吉尼亚农村[4]。英国的这些无理行为引起了北美的报复，1776年3月，大陆会议决定装备私掠船，并且发出捕拿令状，以便在海上打击英国船只。
英国的这些行动不但引起北美的报复，而且在推动北美人民倾向独立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英国政府所干的全部蠢事中，没有比使用外国雇佣兵来镇压北美运动的做法更为愚蠢的了。因为这进一步使美利坚人相信立即宣布独立的必要。1776年较早的时候，在殖民地上就传说：英国正在欧洲搜罗雇佣兵，想用他们镇压美利坚人，据说有两万俄国雇佣兵将来到纽约，后来又听说由于叶卡切琳娜女皇拒绝了这个要求，所以英国只好转向德意志邦联，寻求人力。这就向北美表明：母国将靠邻人的力量来打自己的儿女。比起英国政府任何其他的行动，使用雇佣兵的企图更能打开美利坚人的眼睛，使其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及和解的不可能。英国呼吁德意志君主援助的消息，在费城“造成了奇迹”，拥护独立的人大大增加。甚至狄金逊这个温和派首领也动摇了原来的信心，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在独立与奴隶制之间他已看不到其他选择[5]。
这样，在北美广大人民眼中，英国统治集团显然是要用武力手段摧毁北美殖民地的反抗，用军事化的反民主的暴力统治去代替已往的北美殖民地的一定程度的自治[6]。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北美人民对英国的幻想，他们不得不从独立中找出路。
(二)裴因的“常识”对北美舆论的巨大影响
到1776年为止，在北美广大群众的心目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仍有相当的威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过去十年的反英斗争中北美辉格党人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在这十年中，把英国加在北美殖民地上面的一切压迫都归咎于英国内阁，同时却把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捧得很高，把他描写成灵魂纯洁的、心地仁慈的君主。因此英国国王成为北美成千上万人们所尊敬的一个英雄人物。北美人民虽然愤恨英国政府的压迫，但却把希望寄托在乔治三世身上，希望他能把他的居心残忍的大臣们免职，并且取消大臣们已往十余年所实行的压迫政策。因此乔治三世在北美人民心目中的优美形象，成为人心倾向独立的巨大障碍。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出来扫除这个障碍的便是裴因。
裴因1737年1月29日出生在英国。在他一生的头三十七年中是在英国本土度过的，他是一位贫穷的胸衣工人之子。到十三岁时就当胸衣工人，后来他当上了英国政府的小职员——国产税的收税员。这个期间，正值英国处于剧烈变革当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当产业工人，有的留在乡村当农场工人。但是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都挣扎在饥饿当中。这些现象感动了裴因。据他的记载，他每天都看到“衣衫褴褛的挨饿的、饥饿的孩子们，以及在大街上乞讨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些耳闻目睹的事物，都在裴因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对于本身及同行的处境也很不满，他曾写了一篇文章，控诉收税员的待遇菲薄及贫困生活。1772年他又代表收税员向国会议员提出增加薪金的要求。结果政府当局把他当作捣乱分子开除公职。这是1774年的事。这一年10月，他就离开英国赴美。他随身带来了富兰克林的一封介绍信，这是写给他的女婿巴切斯的信。信中推荐裴因是一位聪敏的、值得敬佩的人，希望让他在费城当“一名办事员或学校的助理教师，或者助理测量员”。但是经过巴切斯的介绍，他当上了“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在1775年2月到9月，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要求实现妇女解放的文章，有抨击奴隶制度的文章。在列克星敦战斗发生之后，裴因的文章开始攻击英国的政策。1775年9月16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题曰“自由之树”，其最后一节攻击了英国国王及国会二者，并且号召北美人民团结起来用武力保卫自由[7]。
当时裴因看到北美人民反英斗争的最大弱点就是目的不明确，人民拿起武器与英国军队作战，但不是为独立而战。一般人对英国国王仍有幻想，对大英帝国仍有留恋，而没有使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领导斗争的辉格党人过于谨慎，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向群众说出直率的话，不敢宣布独立。他认为这大大影响了反英武装斗争的力量，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北美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为了鼓励北美人民去与英国作战，为了克服他们的胆怯，他感到有必要把作战的目标告诉他们，就是说向他们指出：北美独立是战争的目标。总之，裴因决定改变北美人民的思想，把“人民的思想感情从依附[于英国]转到独立，并且从君主制转变到共和的政府形式”[8]。这就是他写小册子“常识”的思想背景。
“常识”是在1776年1月发表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大胆地呼吁宣布独立，并且为此而提出一系列理由：第一个理由，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的战斗已经终止了和解的一切可能。他认为英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她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因而美利坚人此后就不可能“热爱、尊重和忠实地服务于把火和剑带到这个国家来的那个强国了”。他认为英殖民主义者的罪行只能加速英国与美利坚之间的联合的解体，而这种联合是“违背理性及事物的普遍秩序的，是与过去年代的一切范例相冲突的”[9]。第二个理由，便是英国的统治对于北美人民的害处，他写道：英国过去之保护北美殖民地，完全从本身的利益着想，并不是为了爱护北美人民。他指出英国统治如何不利于北美的繁荣发展。第三个理由，便是独立可以给北美带来一系列好处，因为这样做不但给美洲人带来自由，而且也使他们享受经济繁荣。第四个理由，便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专制暴虐，北美人民继续处在他的统治下只有延长痛苦。他说国王是一个“冷酷的、脾气恶劣的法老”，“大不列颠的王家野兽”，决定消灭北美自由的就是他，这就使得爱好自由的美利坚人不可能继续留在大英帝国之内。他指出，国王并不是受内阁支配的，内阁实际上是他的傀儡。国王用津贴和官职去收买下院，因而在下院选出一个充当国王傀儡的多数，由这个多数产生的内阁就成了他的手中工具。国王的种种作法，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暴君制国家[10]。
裴因之无情揭露乔治三世，在北美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在北美人民的心目中，乔治三世不再是一个仁慈的君主，而是一个魔鬼，一个恶棍。他成了罪恶的化身[11]。
裴因不仅摧毁了关于乔治三世的美好形象，而且也破坏了英国君主制的神圣性。他指出英国国王的第一代祖先威廉王就是一个征服者，是“一个率领一支武装匪徒登陆并且对抗当地人的意愿而自立为英国国王的法国私生子，用简明的话来说，是一个来源很下贱、很卑鄙的人——出身确无神圣之可言”[12]。他们之创立王朝，得力于“野蛮的作风及阴险狡诈的品质”[13]。
最后，“常识”又在美利坚人民面前提出一个崇高的使命——使北美成为全世界自由的避难所，自由的最后堡垒：
“啊，热爱人类的你们!不仅敢于反对暴政，而且也敢于反对暴君的你们，站起来吧!旧世界的每块地方都遭到压迫的蹂躏。自由在地球上一切地方被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把她放逐了。欧洲把她看作是一个陌生人，而英国已经向她下警告，叫她走开。啊!接受这个逃亡者，并且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14]这样裴因不但呼吁北美宣布独立，而且也向北美寄托崇高的期待，希望北美成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
“常识”的问世，立刻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其影响之广泛，从“常识”的销售情况中可以看出。它刚一出版发行，立刻销售一空，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在人口不到三百万的北美殖民地上竟销售十二万册。可以说在1776年春，没有一个美利坚白人成年人没有读过或听过裴因的语言的[15]。
那么，“常识”到底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第一，他摧毁了乔治三世及英国君主在北美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消灭了北美人民对于大英帝国的感情的最后残余，割断了在北美人民心目中残存的对英国的感情纽带。这对于使人们倾向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对急进派起了推动作用，它使得过去不敢公然把“独立”二字说出口的急进派大胆地宣传独立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毫不发抖地说出“独立”二字，并且也不致由此而引起广大美利坚人的惊疑。于是他们便也拿起笔来为独立而宣传。他们在宣传中，把独立后的美国描写成无限光明的国家。在他们的笔下，有无限财富在等待美国人，世界市场都向他们开放。他们说：独立后，就会实现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会使美国人取得“显要地位，并且成为人类羡慕和称赞的对象”。同时宣布独立后，美国人能够越过阿里根尼山向西去自由取得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永世摆脱奴隶制及纳税”。
在宣传中说：美国独立可以使美国摆脱欧洲战争，英国人不再能够“拉我们去追随他们参加一切掠夺性战争，而他们的绝望的环境、心地不正及贪婪总是推动他们参加这些战争的”[16]。这样，急进派在裴因的带动下，积极参加了鼓吹独立的行列。
第三，“常识”对于劳动人民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拥护独立。关于劳动人民支持裴因的主张，有以下材料可资证明：甲，1776年5月4日，基本上由工人组成的宾夕法尼亚民兵的士兵委员会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决议，决议说：“一致决议，‘常识’的独立的原则正是我们希望实现的，我们认为一旦可敬的大陆会议出于明智的考虑认为适当就应该马上实现它，因为我们认为，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及在世人眼中把叛徒这个不光彩的绰号抹掉，这样做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唯一办法。”[17]乙，在1776年1月到7月间，裴因在“常识”中发表的主张，几乎每周都有人在报纸上支持他或反对他。其中有许多文章是工人写的，他们和裴因一样希望美国独立。工匠们不但拥护独立，而且还关心独立后的美国政治制度，他们主张对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制度来一个改革。他们在文章中还指出，反对独立的就是殖民地上的富人阶级，因为他们害怕和英国断绝关系会放松他们对北美社会的严格控制。有一个工匠谴责宾夕法尼亚的富人为“小暴君”，他们之反对独立是因为他们梦想建立“数百万英亩的土地租佃制”[18]。
第四，“常识”的发表也影响了大陆会议辩论的内容。过去在大陆会议上的辩论内容完全是围绕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的权利这个问题进行的，现在“独立”则成为辩论的中心[19]。约翰·米勒说得对，他说：“随着1776年1月 ‘常识’的发表，裴因就打碎了慢慢地冻结了革命的坚冰。”[20]
总之，裴因的“常识”，扭转了北美的舆论，不但广大人民倾心于独立，而且大陆会议也公开讨论独立问题了。
这样，英属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的条件成熟了。
美国的独立与独立宣言
英国从1763年起开始加强了对于殖民地的压榨政策，这就激起了北美殖民地广大居民的反英运动。针对殖民地人民的反英运动，英国又采取一系列高压手段，这就推动北美人民的反英运动进一步高涨。为了领导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1774年9月在北美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但是第一届大陆会议只是通过了和英国“三断”的决议案：和英国断绝一切输入、输出和消费关系。大陆会议想通过这些措施来迫使英国让步，取消过去十几年来的一系列反动措施。
1775年4月中旬，英国殖民军队与殖民地人民在列克星敦发生武装冲突，这个武装冲突标志了殖民地人民反英的武装斗争的开始。为了应付反英武装斗争所造成的新局面，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了。一个月后，大陆会议宣布成立大陆军队，以华盛顿为总司令。于是，大陆会议领导了反英战争。但是，大陆会议的目的，不过是用战争手段迫使英国让步，使其取消过去十余年来压迫北美殖民地的政策，而并不想宣布独立。这在大陆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后不久发表的一个宣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有言：“我们并不是怀抱脱离大不列颠的野心勃勃的目的而成立军队的。……当侵略者停止行动时，我们将放下(武器)。……怀着对宇宙的最高的和公正的主宰者的慈悲心肠的谦卑的信念，我们……祈求他用他那神圣的仁慈在这场大冲突中保佑我们，并且使我们的对手以合理的条件和解，从而使帝国避免内战的灾难。”[1]只有到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才终于通过决议，宣布独立，并且在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
美国之宣布独立，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总的来讲，正如阿普特克所指出的，美国独立的种籽，早在北美殖民地开创时期就播下了[2]。因为英国统治阶级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殖民地为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使其成为英国统治阶级榨取的对象。有压迫，自然就有反抗，自然就有争取解放的斗争，自然要求独立。
但是，具体到1775年5月到1776年7月，为什么大陆会议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从争取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自由权利的斗争过渡到宣布独立，这个剧烈的转变是什么促成的?
一、1776年之前大多数北美人仍希望对英和解
随着反英斗争的激化，在北美形成了两大阵营：站在英国统治阶级一边的称为托利党人，或效忠派，这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站在北美殖民地一边的叫做辉格党人，或爱国分子。
但是在辉格党内部又形成两派：温和派和急进派。温和派又称保守派，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狄金逊。急进派代表人物有萨姆·亚当士、帕特里克·亨利及加得斯登等人。
温和派虽然反对英国殖民地的高压政策，争取北美人民的自由权利，但是主张继续向英王效忠，希望北美继续留在大英帝国之内，不愿脱离英国而独立;他们虽然赞成与英国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总忘不掉和英国和解的可能性，只要英国放弃武装镇压，仍希望与英国握手言欢，复归于好。急进派更为坚决，他们主张把武装斗争一直进行到胜利时为止，并且以争取独立作为战争的目标，对英国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如急进派分子萨姆·亚当士早在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后不久就主张发表一个独立的宣言[1]。在列克星敦武装冲突爆发后，急进派就要求向“英国屠杀者”复仇，要求终止与英国和解的一切想法。有的急进派宣称：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合现在已经解体了，美利坚人民已处在“自然状态”。列克星敦的枪声等于宣布独立[2]。但是，持这种态度的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急进派领袖。
当时北美广大群众对此抱什么态度呢?阿普特克认为北美殖民地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广泛的舆论，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个舆论广泛到什么程度无法弄清，因为独立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谁敢说出来，就要被治罪，以致大家都保持缄默[3]。
据我看来，阿普特克这种说法纯属推测，无事实根据。如果当时广大群众真的有独立的要求的话，总会有史料证明。实际上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足以证明当时广大群众有独立的要求的史料或证据。
真实的情况是，北美广大人民群众也和温和派抱同样态度，他们没有独立的想法，他们仍然希望留在大英帝国内部，只要英国让步，取消十年来的压迫政策，给殖民地更多的自由[4]。这是有事实证明的。1770年弗吉尼亚的乔治·梅逊宣称：“在美利坚有理性的人们中间会接受独立(如果它被提出来的话)的甚至连五个人都没有;我们很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的存在本身都依靠我们与我们母国之间的联系。”[5]甚至在列克星敦战火点燃起来后，许多美利坚人继续称英国军队为“政府的军队”，同时也有人称殖民地的反英军队为“国王的部队”。有许多人对英王乔治三世有幻想，认为他是个好国王，坏就坏在他的大臣，把罪责推在大臣身上，认为压迫殖民地是大臣的主意[6]。
为什么北美人民就一般来说，没有要求独立的想法呢?这与北美殖民地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一百六七十年的殖民地时期，在政治上，虽然大多数殖民地的总督由英国国王任命，总督执行英国的殖民政策，并且按照英国的意旨统治殖民地，但是每个殖民地都有议会，议会都是从殖民地居民中选出的。议会在一般情况下是维护殖民地(当然更主要是上层集团)的利益的。在经济上，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显然从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目的在于榨取北美殖民地，使北美成为英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但是在1763年以前，英国一直埋头于对法战争，无暇也不愿认真实行这个政策，以致北美殖民地经济一般地顺利发展起来，呈现相当的繁荣。这样，在英国统治下，北美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和繁荣[7]。虽然在1764年以后，英国开始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及压迫，但是殖民地上大多数人还幻想恢复1763年以前的小康局面。而且，他们还希望留在大英帝国之内可以得到英国的保护，免得受到法国或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侵犯。总之，在他们看来，留在大英帝国内部，好处还是很多的。
因为大多数美利坚人幻想和英国和解，所以在这个舆论支配下，独立这个字眼在当时几乎成了危险的字眼，很少有人敢说出口来[8]。更少有人公开要求采取这个步骤[9]。1774年约翰·亚当斯说独立是“一个那么可怕的妖怪，以致它会使一个脾气好的人也大发脾气”[10]。又据当时人讲，独立这个字眼被称之为“一棵结可诅咒的禁果之树”，这个大陆上任何一个殖民地如果疯狂得想接近这棵树的话，“那么其他殖民地就会把剑拔出来去砍叛徒”[11]。
托利党人的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便是谴责大陆会议的目标是脱离母国而独立。因此，即使急进派也把独立二字视为危险物，而不敢轻易说出口来[12]。
在这个形势下，急进派尽管有独立的想法，也有这样的表示，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采取等待的策略。甚至像萨姆·亚当士这样思想激烈的人，也是如此。诚然如前所述，他在1774年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后，曾主张马上宣布北美独立。但是后来他认识到时机不成熟，也开始缄默。他还劝他的朋友们要小心谨慎地“等待瓜熟蒂落时我们再去采摘它”[13]。约翰·亚当斯也抱这个态度，他说：“美利坚是一个庞大的、臃肿的实体，它的进步必须是缓慢的，它好比一支在护航下的庞大的舰队。最快的水手也必须等待最呆笨的、最慢的水手。像一辆六马大车，最快的马必须让它缓慢下来，而最慢的马必须让它加快，为的是所有的马都保持一致步调。”[14]
早在1775年夏，富兰克林已经草拟了《邦联条款》。这是富兰克林为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这个北美新国家制定的宪法。杰斐逊很赞成这部宪法，但是他认为这部宪法包含了独立的意义在内，而赞成独立的人很少，对于独立的要求还远远没有普遍，因而他劝富兰克林暂把它束之高阁，以免危及革命的团结[15]。
总之，急进派一般地都认为在独立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等群众意见在独立问题上趋于一致时宣布独立，比时机未成熟时用强制手段宣布独立要好得多，如果贸然从事，势必引起人民内部的分裂。他们特别等待事态的发展，希望事态的发展会使群众提高觉悟，会打破他们对于英国的幻想。事实上正是如此，1775—1776年的事态的发展，终于导致了独立的宣布。
二、独立成为北美人民的普遍呼声
如上所述，最初，独立的思想只限于极少数的急进派领袖，但是到1776年上半年，它发展为广大人民的普遍呼声了。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英国政府的残酷镇压
在1775年武装斗争开始后，英国政府的凶恶面孔越来越暴露出来。它决心用屠刀把北美反英斗争淹没在血泊里。它把有三万兵力的部队调到北美来[1]。与此同时，英国国王和他的大臣对于北美大陆会议的请愿也置之不理，并且拒绝接受北美所表示出来的“忠诚”。早在1774年9月，乔治三世在给大臣的信里写道：“事已至此，无可翻悔，殖民地必须要么投降，要么胜利。”1774年10月在给盖治的信里，他又坚决主张宣布：新英格兰“处在叛乱状态”中，并且又添加说：“应该用打击去决定他们是屈从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在国王眼中，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征服他们，或者完全听任他们自由。”[2]1774年11月英国国会表示完全同意国王的看法，并且在一个上奏中劝国王“采取—切必要的步骤”去“迫使[殖民地]服从最高立法机关的法律和权威”。到1775年春以前，国会又制定了新的法律，进一步限制了殖民地贸易，并且禁止新英格兰人在纽芬兰堤岸打鱼——这对于成千家的渔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到1775年8月为止，国王已正式宣布北美殖民地处在叛乱状态，并且声言要绞死殖民地的领袖!1775年12月，国会宣布殖民地处在英国保护之外，禁止与他们进行贸易，并且授权英国海军捕捉及没收海上的北美船只[3]。1775年10月英国海军放火焚烧缅因的法尔摩斯城，1776年1月英国战舰蹂躏弗吉尼亚农村[4]。英国的这些无理行为引起了北美的报复，1776年3月，大陆会议决定装备私掠船，并且发出捕拿令状，以便在海上打击英国船只。
英国的这些行动不但引起北美的报复，而且在推动北美人民倾向独立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英国政府所干的全部蠢事中，没有比使用外国雇佣兵来镇压北美运动的做法更为愚蠢的了。因为这进一步使美利坚人相信立即宣布独立的必要。1776年较早的时候，在殖民地上就传说：英国正在欧洲搜罗雇佣兵，想用他们镇压美利坚人，据说有两万俄国雇佣兵将来到纽约，后来又听说由于叶卡切琳娜女皇拒绝了这个要求，所以英国只好转向德意志邦联，寻求人力。这就向北美表明：母国将靠邻人的力量来打自己的儿女。比起英国政府任何其他的行动，使用雇佣兵的企图更能打开美利坚人的眼睛，使其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及和解的不可能。英国呼吁德意志君主援助的消息，在费城“造成了奇迹”，拥护独立的人大大增加。甚至狄金逊这个温和派首领也动摇了原来的信心，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在独立与奴隶制之间他已看不到其他选择[5]。
这样，在北美广大人民眼中，英国统治集团显然是要用武力手段摧毁北美殖民地的反抗，用军事化的反民主的暴力统治去代替已往的北美殖民地的一定程度的自治[6]。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北美人民对英国的幻想，他们不得不从独立中找出路。
(二)裴因的“常识”对北美舆论的巨大影响
到1776年为止，在北美广大群众的心目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仍有相当的威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过去十年的反英斗争中北美辉格党人自己所造成的影响。他们在这十年中，把英国加在北美殖民地上面的一切压迫都归咎于英国内阁，同时却把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捧得很高，把他描写成灵魂纯洁的、心地仁慈的君主。因此英国国王成为北美成千上万人们所尊敬的一个英雄人物。北美人民虽然愤恨英国政府的压迫，但却把希望寄托在乔治三世身上，希望他能把他的居心残忍的大臣们免职，并且取消大臣们已往十余年所实行的压迫政策。因此乔治三世在北美人民心目中的优美形象，成为人心倾向独立的巨大障碍。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出来扫除这个障碍的便是裴因。
裴因1737年1月29日出生在英国。在他一生的头三十七年中是在英国本土度过的，他是一位贫穷的胸衣工人之子。到十三岁时就当胸衣工人，后来他当上了英国政府的小职员——国产税的收税员。这个期间，正值英国处于剧烈变革当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当产业工人，有的留在乡村当农场工人。但是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都挣扎在饥饿当中。这些现象感动了裴因。据他的记载，他每天都看到“衣衫褴褛的挨饿的、饥饿的孩子们，以及在大街上乞讨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些耳闻目睹的事物，都在裴因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对于本身及同行的处境也很不满，他曾写了一篇文章，控诉收税员的待遇菲薄及贫困生活。1772年他又代表收税员向国会议员提出增加薪金的要求。结果政府当局把他当作捣乱分子开除公职。这是1774年的事。这一年10月，他就离开英国赴美。他随身带来了富兰克林的一封介绍信，这是写给他的女婿巴切斯的信。信中推荐裴因是一位聪敏的、值得敬佩的人，希望让他在费城当“一名办事员或学校的助理教师，或者助理测量员”。但是经过巴切斯的介绍，他当上了“宾夕法尼亚杂志”的编辑。在1775年2月到9月，他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要求实现妇女解放的文章，有抨击奴隶制度的文章。在列克星敦战斗发生之后，裴因的文章开始攻击英国的政策。1775年9月16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题曰“自由之树”，其最后一节攻击了英国国王及国会二者，并且号召北美人民团结起来用武力保卫自由[7]。
当时裴因看到北美人民反英斗争的最大弱点就是目的不明确，人民拿起武器与英国军队作战，但不是为独立而战。一般人对英国国王仍有幻想，对大英帝国仍有留恋，而没有使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也看到领导斗争的辉格党人过于谨慎，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向群众说出直率的话，不敢宣布独立。他认为这大大影响了反英武装斗争的力量，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北美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为了鼓励北美人民去与英国作战，为了克服他们的胆怯，他感到有必要把作战的目标告诉他们，就是说向他们指出：北美独立是战争的目标。总之，裴因决定改变北美人民的思想，把“人民的思想感情从依附[于英国]转到独立，并且从君主制转变到共和的政府形式”[8]。这就是他写小册子“常识”的思想背景。
“常识”是在1776年1月发表的。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大胆地呼吁宣布独立，并且为此而提出一系列理由：第一个理由，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的战斗已经终止了和解的一切可能。他认为英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她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因而美利坚人此后就不可能“热爱、尊重和忠实地服务于把火和剑带到这个国家来的那个强国了”。他认为英殖民主义者的罪行只能加速英国与美利坚之间的联合的解体，而这种联合是“违背理性及事物的普遍秩序的，是与过去年代的一切范例相冲突的”[9]。第二个理由，便是英国的统治对于北美人民的害处，他写道：英国过去之保护北美殖民地，完全从本身的利益着想，并不是为了爱护北美人民。他指出英国统治如何不利于北美的繁荣发展。第三个理由，便是独立可以给北美带来一系列好处，因为这样做不但给美洲人带来自由，而且也使他们享受经济繁荣。第四个理由，便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专制暴虐，北美人民继续处在他的统治下只有延长痛苦。他说国王是一个“冷酷的、脾气恶劣的法老”，“大不列颠的王家野兽”，决定消灭北美自由的就是他，这就使得爱好自由的美利坚人不可能继续留在大英帝国之内。他指出，国王并不是受内阁支配的，内阁实际上是他的傀儡。国王用津贴和官职去收买下院，因而在下院选出一个充当国王傀儡的多数，由这个多数产生的内阁就成了他的手中工具。国王的种种作法，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暴君制国家[10]。
裴因之无情揭露乔治三世，在北美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在北美人民的心目中，乔治三世不再是一个仁慈的君主，而是一个魔鬼，一个恶棍。他成了罪恶的化身[11]。
裴因不仅摧毁了关于乔治三世的美好形象，而且也破坏了英国君主制的神圣性。他指出英国国王的第一代祖先威廉王就是一个征服者，是“一个率领一支武装匪徒登陆并且对抗当地人的意愿而自立为英国国王的法国私生子，用简明的话来说，是一个来源很下贱、很卑鄙的人——出身确无神圣之可言”[12]。他们之创立王朝，得力于“野蛮的作风及阴险狡诈的品质”[13]。
最后，“常识”又在美利坚人民面前提出一个崇高的使命——使北美成为全世界自由的避难所，自由的最后堡垒：
“啊，热爱人类的你们!不仅敢于反对暴政，而且也敢于反对暴君的你们，站起来吧!旧世界的每块地方都遭到压迫的蹂躏。自由在地球上一切地方被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把她放逐了。欧洲把她看作是一个陌生人，而英国已经向她下警告，叫她走开。啊!接受这个逃亡者，并且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14]这样裴因不但呼吁北美宣布独立，而且也向北美寄托崇高的期待，希望北美成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
“常识”的问世，立刻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其影响之广泛，从“常识”的销售情况中可以看出。它刚一出版发行，立刻销售一空，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在人口不到三百万的北美殖民地上竟销售十二万册。可以说在1776年春，没有一个美利坚白人成年人没有读过或听过裴因的语言的[15]。
那么，“常识”到底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第一，他摧毁了乔治三世及英国君主在北美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消灭了北美人民对于大英帝国的感情的最后残余，割断了在北美人民心目中残存的对英国的感情纽带。这对于使人们倾向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对急进派起了推动作用，它使得过去不敢公然把“独立”二字说出口的急进派大胆地宣传独立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毫不发抖地说出“独立”二字，并且也不致由此而引起广大美利坚人的惊疑。于是他们便也拿起笔来为独立而宣传。他们在宣传中，把独立后的美国描写成无限光明的国家。在他们的笔下，有无限财富在等待美国人，世界市场都向他们开放。他们说：独立后，就会实现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会使美国人取得“显要地位，并且成为人类羡慕和称赞的对象”。同时宣布独立后，美国人能够越过阿里根尼山向西去自由取得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永世摆脱奴隶制及纳税”。
在宣传中说：美国独立可以使美国摆脱欧洲战争，英国人不再能够“拉我们去追随他们参加一切掠夺性战争，而他们的绝望的环境、心地不正及贪婪总是推动他们参加这些战争的”[16]。这样，急进派在裴因的带动下，积极参加了鼓吹独立的行列。
第三，“常识”对于劳动人民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拥护独立。关于劳动人民支持裴因的主张，有以下材料可资证明：甲，1776年5月4日，基本上由工人组成的宾夕法尼亚民兵的士兵委员会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决议，决议说：“一致决议，‘常识’的独立的原则正是我们希望实现的，我们认为一旦可敬的大陆会议出于明智的考虑认为适当就应该马上实现它，因为我们认为，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及在世人眼中把叛徒这个不光彩的绰号抹掉，这样做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唯一办法。”[17]乙，在1776年1月到7月间，裴因在“常识”中发表的主张，几乎每周都有人在报纸上支持他或反对他。其中有许多文章是工人写的，他们和裴因一样希望美国独立。工匠们不但拥护独立，而且还关心独立后的美国政治制度，他们主张对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制度来一个改革。他们在文章中还指出，反对独立的就是殖民地上的富人阶级，因为他们害怕和英国断绝关系会放松他们对北美社会的严格控制。有一个工匠谴责宾夕法尼亚的富人为“小暴君”，他们之反对独立是因为他们梦想建立“数百万英亩的土地租佃制”[18]。
第四，“常识”的发表也影响了大陆会议辩论的内容。过去在大陆会议上的辩论内容完全是围绕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的权利这个问题进行的，现在“独立”则成为辩论的中心[19]。约翰·米勒说得对，他说：“随着1776年1月 ‘常识’的发表，裴因就打碎了慢慢地冻结了革命的坚冰。”[20]
总之，裴因的“常识”，扭转了北美的舆论，不但广大人民倾心于独立，而且大陆会议也公开讨论独立问题了。
这样，英属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的条件成熟了。
三、宣布独立的背景
宣布独立的背景如下：
(一)殖民地上的王家政府的瓦解及革命政府的形成，为宣布独立准备了条件
从1775年4月19日武装冲突开始以来，军事行动规模越来越大，双方都把全部力量投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以总督为首的各个殖民地政府必然要站到英国方面去，处处与革命力量为敌。因此，为了战争的需要，必须用革命政府去代替王家政府。
实际上，早在1774年有些总督不肯召集殖民地议会开会，或者把已经在开会的议会解散了的时候，各殖民地的反英分子就组织了自己的革命议会(Congress)。最初，这些革命议会的活动限于起草抗议，选举代表参加大陆会议和执行不进口公约。在列克星敦战斗之后，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它们就扩大了活动范围，以致不久就履行着政府的职能。虽然王家官吏想遏止这个浪潮，但是没有成功。到1775年底，除了三个殖民地外，革命议会控制了所有其余的十个殖民地。到1776年夏，美洲已经没有一个王家或业主的政府了。而且，这时实际上每个殖民地革命议会都设有安全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以招募士兵、管理军需供应、逮捕反革命分子。同时，在基层、各市镇、教区和县的通讯及监察委员会都行使了行政管理的职责。最终这些地方机构都置于各殖民地革命议会的控制之下，结果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革命机构。总之，代替旧殖民地的英王政府而出现了新的地方政府[1]。
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也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越来越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了。
1775年6月3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决议：“任命一个委员会，目的在于借六千镑，用于购买火药，以供大陆军队使用。”这就意味着成立一个财政部的雏形。为了进行战争，在这个期间还成立了其他政府机构。比如，1775年11月大陆会议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通讯委员会，其使命是争取海外同盟者(到1777年它改名为对外事务委员会，并且是国务院的前身)。甚至更早，在1775年9月，大陆会议还成立一个购买委员会(到1777年改为商业委员会)，这是后来商业部的前身。同样，在1775年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处理海上事务及财政，这就是海军部的前身[2]。这样，中央政府各机构的雏形都具备了。
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也承担了指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的职责。
1775年6月9日，大陆会议为了答复麻萨诸塞的请求，通过一个决议：麻萨诸塞代表大会应举行人民的选举，以便选出一个议会，而这个议会又应选出一个委员会，由议会及委员会履行麻萨诸塞的政府职能[3]。
6月14日，大陆会议又命令弗吉尼亚、马里兰及宾夕法尼亚各组织十个连的来复枪手，并且命令他们北上进军，与在波士顿包围英王军队的数千名新英格兰人会师。第二天，任命华盛顿上校为“全大陆军队的总司令……以便保卫美利坚的自由”[4]。
鉴于在某些殖民地上仍残存着王家政府，从事破坏活动，如果不推翻这些王家政府，对战争也是不利的，于是在1776年5月15日，大陆会议向各州提出建议，在建议前言中宣布：“在上述王权下面的每一种权力的继续都应全部予以制止。”[5]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革命政府，以代替殖民地时代的王家政府。这就为正式宣布独立提供了前提或准备。
(二)各界人民的推动
由于英国政府的残暴行为，也由于“常识”的影响，到1776年春，独立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各地人民纷纷写信给大陆会议，要求赶快宣布独立，使北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关于这一点，约翰·亚当斯写道：“要求独立的邮件每一天都像洪流一般涌向我们这里。”要求独立的主要源泉之一，便是美利坚大陆军队。早在1775年，大陆军队的士兵们就不为英国国王祈祷。这种精神也传染了各个殖民地[6]。
直接反映各地人民的要求的各殖民地革命议会或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对大陆会议在独立同题上的踯躅不前表示不耐烦，并且纷纷写信给大陆会议代表，要求宣布独立。麻萨诸塞的约瑟夫·浩利写信给萨姆·亚当士说：“防止不和和纠纷的唯一办法，便是趁热打铁。人民的血太热了，以致不容许迟延——如果不马上宣布独立，一切都会陷于混乱。由于不肯宣布独立，托利党分子在鼓起勇气，而许多辉格党人开始懊恼。许多地方都在说我们的议会在打瞌睡，或者正在消遣或正在等待与(英国)代表团订立一个以我们的毁灭告终的条约。”浩利预言，除非大陆会议迅速行动，“市民和士兵的一个大的暴动会降临在费城，清洗大陆会议并会成立一个独裁政府”。艾尔布里奇·盖利宣称：弗吉尼亚对于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烈的，以致如果大陆会议不愿意在宣布独立方面落在他们后面，它就应该早些宣布独立。新英格兰人说：“我们迟早也要起来叛乱，而我们最好现在马上叛乱，如果我们推迟十年或二十年，他们将在我们中间获得一个强大的政党，并且比他们现在更甚地折磨我们。”换言之，时间似乎对英国政府有利[7]。
总之，大多数人民倾向独立以及来自各个殖民地的压力，对于大陆会议之最后宣布独立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争取外援也加速了大陆会议作出独立的决定
北美领袖在对英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清楚地认识到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们看来，要想战胜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国家，没有外援是不行的，因而深感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同时他们又看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英国在17世纪开始的争取海上霸权的斗争，到1763年取得了最后胜利，建立了海上霸权，因而树立了好几个敌人——法国、西班牙和荷兰。这些敌人都伺机复仇，现在北美殖民地举行反英斗争，正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复仇的大好时机。因而争取这些国家的援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鉴于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革命领袖就决定争取外援。
早在1775年12月12日，通讯委员会就指示当时驻在伦敦的阿瑟·李去了解欧洲列强对北美问题的态度。1776年2月，大陆会议公开讨论对外联盟的问题;3月通讯委员会又派出塞拉斯·狄安去试探法国大臣维热内的意见[8]。
但是法国对于帮助不想与英国正式割断联系而只希望在大英帝国内部享受一定自由的北美，不感兴趣，只有北美断然宣布独立，才愿意援助它，并且与之建立联盟[9]。
对此，许多北美革命者是很清楚的。弗吉尼亚的怀斯发问道：“我们以什么身份进行交涉?作为大不列颠的臣民——还是作为叛乱者?如果我们向法国宫廷提出贸易，当我们承认是(英国)属民时，他们会款待我们比款待布里斯托尔或利物浦更好吗?不，我们必须宣布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民。”[10]
对于这一点，大陆会议也是很清楚的。亚历山大·哈米尔顿和理查德·亨利·李都认为如果他们宣布独立的话，法国一定会支持殖民地反英斗争的。他们指出：法国急于向英国复仇;而且整个欧洲是如此讨厌英国欺惯弱国的行径，以致它希望“高傲的大海中的女皇被迫采取一个更为谦虚的态度”。如果迟迟不肯宣布独立，会破坏一个反对英国的欧洲联盟。因为这使得英国可能有时间从容地在北美与它在欧洲大陆上的朋友之间打进楔子。理查德·亨利·李警告说：法国和西班牙在英国的引诱下，很有可能去帮助英国镇压北美运动，其交换条件便是英国允许法、西两国参加对北美大陆的瓜分。这样，当北美人还对英国恋恋不舍，不肯与其断绝关系之际，会发现他们的潜在的欧洲同盟者们已经同意和英国一道“瓜分”美洲战利品了[11]。
总之，问题很明显：如果得不到法国的援助，殖民地不可能长久地进行反对英国的战争;为了取得法国的援助，他们不得不向法国清楚地表明他们是为了独立，而不是为了和解而战的。因此，为了争取外援，也非宣布独立不可。这也是推动大陆会议的许多领导人倾向独立的主要因素之一[12]。
四、宣布独立的经过
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弗吉尼亚走在了最前面。
弗吉尼亚代表大会在1776年5月15日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向为了代表本殖民地而被委任为总会议(指大陆会议——引者)的代表们发出训令，叫他们向那个可敬的机构建议宣布这个联合的殖民地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1]弗吉尼亚还在同一天在其首府威廉斯堡上空飘扬了“美利坚诸邦的联邦国旗”[2] 。
于是到6月7日，弗吉尼亚的代表理查德·亨利·李便在大陆会议上按照训令的要求，提出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言：“联合殖民地是，而且有权利是，自由而独立的诸邦，它们解除了对于英国国王的一切臣从的义务，因而它们与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联系应该完全解体。”这个新国家也应该与外国成立联盟，并且制定一个邦联的宪法。
但是中部几个殖民地却从中作梗，它们自从独立问题提出的时候起就反对独立，现在仍然坚持反对独立。宾夕法尼亚的议会训令其驻大陆会议的代表“全然拒绝”任何把殖民地与母国分离的企图。新泽西及马里兰也都这样做了。这主要是因为同情和解的温和派控制了这几个殖民地的政权。德拉瓦尔、纽约殖民地的会议也和上述三个殖民地抱同一个态度。但是必须看到：与温和派不同，这些殖民地上的广大人民是同情独立的。比如，纽约市的技工委员会在1776年5月29日写信要求省的革命议会训令纽约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促使这些联合的殖民地独立于英国”。但是结果这些要求被革命议会拒绝了，于是技工们把这封信公开发表出来，把独立问题摆在公众面前了。因此，当时一般人公认：虽然保守派和温和派在独立问题上徘徊不前，“该市的技工却赞成独立”[3]。
由于中部几个殖民地的代表反对关于独立的决议，所以大陆会议决定把独立问题的表决延期到7月1日，希望在7月1日以前说服中部殖民地赞成独立。宾夕法尼亚的急进派发动一个政变，成立了省会议(provincial conference)，剥夺了原来的议会的权利，并且在6月20日宣布该殖民地支持独立。德拉瓦尔和新泽西也取消了对于它们的代表的限制，容许他们自由投票。马里兰则授权其代表投票支持独立。但是，到1776年7月1日为止，纽约的代表由于没有得到本殖民地的训令，所以态度很暧昧，宾夕法尼亚省会议虽然表示支持独立，但是其在大陆会议上的代表大多数人反对独立。因此，关于宣布独立的决议推迟一天表决，到7月2日才举行表决。在表决这一天宾夕法尼亚的一贯反对独立的温和派约翰·狄金生，及罗伯特·摩理斯没有出席参加表决，结果使得宾夕法尼亚代表中赞成独立的人占多数。因而投票的结果，只有纽约的代表弃权外，宾夕法尼亚代表和其余各殖民地的代表一致投赞成票(按殖民地为单位投票，一个殖民地只能投一票)，这样关于宣布独立的决议获得通过。7月4日又通过独立宣言，这一次纽约代表仍未投票。只有到7月15日纽约才表示同意独立[4]。
五、草拟《独立宣言》
如上所述，1776年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以弗吉尼亚代表团的名义向大陆会议提出的关于独立的决议，是1776年7月2日被大陆会议最后表决通过的。因此，严格说来美国的正式独立日应说是在7月2日[1]。
在提出独立决议后的第三天，亦即6月10日，大陆会议投票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以上述决议为内容的宣言”。第二天这个委员会成立了，其中有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边甲敏·富兰克林，罗杰尔·谢尔曼和罗伯特·李文斯顿等五人，这个五人委员会一致推选杰斐逊起草宣言。杰斐逊在起草完毕后，曾给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二人传阅，请求他们改正。在6月28日，草稿提交大陆会议以前为止，一共修改了二十六处，其中有二十三处是措词上的，亚当斯改动二处，富兰克林改动五处，十六处是杰斐逊自己改动的。实际上这二十三处的改动都是杰斐逊分别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商量的结果[2]。独立宣言不是原来的标题，杰弗逊在写第一个草稿时，给它以如下的标题：“集合在总会议中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们的宣言”。
7月2日在通过独立的决议后，大陆会议才开始审查这个宣言的内容，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在审查当中，大陆会议又作了许多修改：第一是文体上的(或风格上的)修改，缓和了对国王的过分激烈的或放肆的口气，删掉了某些诽谤的话[3]。第二是原则上的重大修改，删去了原稿中关于谴责奴隶贸易的文字。在原稿里杰弗逊严厉地声讨了英国国王维护奴隶贸易的罪恶做法，说他一再否决殖民地议会通过的关于禁止或减削奴隶贸易的法案。在谴责奴隶贸易的文字中有这一段话：乔治三世“对于人性本身进行了残酷的战争，侵犯了从未触犯过他的遥远地区的人民最神圣的生命权利及人身自由，捕捉他们并且运到另一个半球当奴隶，或者在运往那里去的途中引起了他们的悲惨的死亡”[4]。
这一段话不但是对于奴隶贸易的有力鞭笞，而且也是对于奴隶制度的猛烈声讨。杰斐逊自己认为这是宣言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实际上它也是与宣言的整个精神合拍的，与自然权利说是一致的。为了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句话可以说是最有力量的了，但是却被会议删掉了。这主要是因为在会议上遇到许多奴隶主分子的反对。
关于这一点杰斐逊在他的“记录”(Notes)中写道：“谴责奴役非洲居民的条款也被砍掉，这是为了讨好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的代表，这些代表从未企图限制奴隶进口，相反地仍旧愿意把它继续下去。我相信我们北方同胞们对于这些谴责也有敏感，因为尽管他们的人民自己养的奴隶很少，然而他们运大量奴隶到其他地方去。”[5]
会议也对另一个问题作了修改，杰斐逊的原稿里有一大段话是谴责英国人民的，他指出英国人民没有以足够的力量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也没有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战争，没有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它改变对北美的高压政策。它宣称“我们的英国同胞”，“对于同胞的正义的声音充耳不闻”。会议把这一大段文字删掉，这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当时英国人民是同情北美的斗争的，杰弗逊的谴责是不对的[6]。
宣言于7月4日在大陆会议上通过，接着赶紧付印，四天后在一个阳光照耀的清晨在州会堂的院子里在群聚而来的人民群众面前正式发表。宣读完毕，听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同时群众便把州会堂前面的国王的纹章撤下来，接着便是一片钟声，到夜里点起篝火，一直热闹到深夜[7]。
六、《独立宣言》的主要内容
独立宣言，并不是宣布独立，因为早在两天前(7月2日)就通过决议，宣布独立了。这个宣言是向全世界及美国本国人民阐明美国为什么要独立，美国人民宣布独立的正义性，美国人民拿起武器争取独立的理由。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做可以博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可以统一美国人民的思想，可以使美国人民知道为什么而战，从而鼓舞美国人民为独立而战斗的勇气，增强人民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独立宣言在形式上采取了逻辑上的三段论法：第一部分就相当于大前提，第二部分相当于小前提，第三部分相当于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从两个前提推论出来的。
第一部分有这样一大段话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宣言的精华。现照抄如下： “我们认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政府。”[1]换言之，在人类中间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就应该或有理由把它推翻。当然，在上面这一大段话下面，宣言接着还对于人民推翻侵犯人民权利的政府问题作了一个解释，那就是：也并不是一旦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马上就应该推翻它。宣言认为，只有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任意压迫人民而达到倒行逆施怙恶不悛的地步，人民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起来推翻它，而不应该草率从事。总之，这第一部分是，先讲一番原则大道理。
第二部分是列举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压迫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严重罪行。杰斐逊在这里共列举二十八条罪状，并且指出乔治三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北美人民置于他的绝对专制的暴政之下。简言之，英国国王政府侵犯了北美人民的基本权利，变为压迫人民的政府了。
从以上两个前提，很自然地得出第三部分的结论：应该推翻英国国王在北美的统治，北美成立独立的国家。
这样，独立宣言严格地按照逻辑推理，来说明北美人民脱离英国而独立是正当的，是有充分理由的。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宣言在第二部分只是谴责英国国王，把他描写为帝国内一切罪恶的根源，而不谴责英国国会，实际上对殖民地的压迫和掠夺，英国国会和国王一样，也要负很大责任的。如一系列高压政策及压迫北美人民的法案都是英国国会通过颁布的。杰斐逊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和裴因一样，他也看到：在1764年以来的殖民地反英斗争中，殖民地把目标主要集中在英国国会身上，到1776年宣布独立时为止，已经把英国国会骂了十一二年之久，在宣言里再继续攻击英国国会，也不起什么大的作用。相反地，在过去十一二年的反英斗争中，殖民地上的许多人，仍对英国国王抱有幻想，因此这些人不愿宣布独立。在这个情况下，为了推动这些人同情独立，有必要破除他们对国王的幻想，为了破除对国王的幻想，就必须突出国王的罪行，把他的罪行揭露出来。可以说裴因在《常识》中开始的工作，杰斐逊在宣言中予以完成了[2]。
这样，宣言的中心思想不外乎从理论上，从实际上说明北美人民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宣布独立，是理所当然的，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但是，杰斐逊在这篇宣言中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抓住这个机会，以格言式的精炼的语言阐明了这个新生国家的立国的理论基础，这体现在第一部分的文字里面。这一部分虽然只有150个单词，但是却包含了博大精深的理论，深入浅出的大道理。其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
第一，关于平等的理论。宣言写道：“人人生而平等。”这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但是却有很深刻的含义。首先，杰斐逊之提倡人人平等，是有科学根据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道德意识，都有推理的能力，都有相同的生理上的需要，因此人人都应该平等。其次，杰斐逊提出人人平等，有两个主要内容：第一，是政治上的平等，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都有权利过问政治，都应直接或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第二是经济上的平等，他反对大土地所有制，反对殖民地上的贵族借长子继承制及限定嗣续法维持其大土地所有制。他把财产所有权的巨大的不平等，特别是土地财产的不平等，看成是“造成人类大多数人的那么多的灾难”的原因，以致在1785年他坚持主张“立法者应该想出大量的方案来重新分配土地”[3]。他主张采取措施消灭贫富悬殊这个不合理现象。最后，杰斐逊强调人人平等，是针对殖民地时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剥削而提出的。虽然有其幻想的成份，特别是经济平等，但是，具有反封建意义，因此是进步的。
第二，自然权利学说。自然权利学说早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就被提出来了，经过17世纪40年代英国平等派思想家，17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新贵族思想家(特别是约翰·洛克)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发扬，到18世纪下期已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了。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夕，自然权利学说广泛传播，并且深入人心。
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自然权利学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非同小可的革命。因为它的锋芒是直接指向中世纪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大胆的否定。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面，人们是不平等的，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而贵族僧侣都高高在上，享有很多的特权。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特权，任意践踏人民的自由，人民不但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且也失去了独立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旦当上了官，便以为比老百姓高一等，便任意欺压老百姓。而老百姓也有自卑感，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应该受官长欺压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4]。
但是自然权利学说一出现，就从理论上摧毁了专制主义存在的基础。因为按照这个学说，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而这些权利是大自然所赋予的，不是创世主所赋予的，不是世间哪个权威“恩赐”的，也不是人民从统治者那里乞求来的。正是因为它是自然所赋予的，所以它是不能被剥夺的，也不能让渡给任何人。因此，自然权利学说一下子提高了人民的地位，承认了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手段，更不是任何统治者手中的工具。
正是这个自然权利学说被杰斐逊全盘接受下来了。他早在1770年就公开说过，在自然法则下面，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5]。这是他关于自然权利的最早的言论。后来到1774年他在他的“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这篇文章中又谈到自然权利，他指出：人们的权利“来源于自然法则，而不是他们的国家元首所赐予的”[6]。但是，只是在1776年他在他所执笔的独立宣言中，才对这个学说作了正面的、比较完整的阐述。他在这个文件的原稿中宣布：“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因为他们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保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据杰斐逊在他的一封信里所说的，他提出这些自然权利，是为了“唤醒人们去打碎铁链”[7]。
杰斐逊的这句名言显然脱胎于约翰·洛克的学说，因为洛克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被自然赋予某些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及财产权利。但是杰斐逊却没有照抄这个现成的公式，他用追求幸福的权利代替了洛克的“财产权利”。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一书中曾指出追求幸福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但是他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自然权利，因此他在他的《两篇政府论》一书中的“第二篇”中就根本没有谈到追求幸福[8]。幸福(个人的和社会的，或二者)作为人生最高目的的观念，早在古代希腊时代就出现了，在18世纪的思想中是最常见的[9]。在与杰斐逊同时代的有影响的人物，如哥尔德斯密斯·普利斯特利和亚丹·斯密的著作中更屡次出现[10]。但是杰斐逊却是第一个宣布追求幸福是一个权利，而且是自然权利。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才能去追求幸福[11]。
杰斐逊把追求幸福作为人们的自然权利，可以说是当代政治理论中的一次革命[12]。因为它打破了否定现世的生活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或天堂上的中世纪的观念。在中世纪，基督教宣传这样一种观念：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他们称之为原罪)，因此在现世生活中受苦是应该的，人们应该忍受现世的苦难及贫困，只有温顺地忍受一切痛苦，逆来顺受，才有可能在死后升入天堂，才能在天堂上享受幸福。基督教的这种思想，当然很荒谬;但是在中世纪科学落后的时代，起了迷惑人的作用。这种谬论，是适应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需要的，是为封建主及暴虐的君主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现实服务的，因为它可以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使人民服服帖帖接受统治阶级的压榨。
现在杰斐逊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指出：地上的现实生活并不是痛苦的境界，人们的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为进入天国而作准备。人类应该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人并不是为受苦而活着的，应该是为了享受现世的幸福而生活着的。追求幸福不但不是罪过，而且是一种权利，是人人都应该享受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杰斐逊不仅认为追求幸福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且也把促进人民的幸福作为政府的重要目的之一。1810年他在给波兰革命家科休兹科(1746—1817)的信里写道：“人的自由与幸福应该是政治组织的目的，而且也是一切科学一切人的努力的目标。”
但是必须看到，在杰斐逊的心目中，幸福并不单纯是物质上的享受，他认为肉欲横流的生活并不是幸福。他主张用理性和道德去防止个人生活上的无节制和放肆。在他看来，道德对于幸福是很重要的，道德就包括对别人的义务，单纯的自私就取消了道德。因此追求幸福并不是单纯的自私的活动，它必须把追求公众的幸福考虑在内。可见，在杰斐逊看来，所谓幸福的生活，不但包括某种程度上的物质上的满足，也包括一种高尚的情操在内[13]。
在另一方面，杰斐逊也并不完全抹煞财产权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挣到的财产得不到保障的话，也就没有幸福之可言了。因此他主张政府有责任保障财产权。但是他主张财产权只不过是公民权，而不是自然权利，因为他认为财产只是一种手段，是达到人类幸福的手段之一，所以不能把财产权提高到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的地位上去[14]。如果把财产权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会贬低人的价值，而且也会助长大财产所有者、大地主的气焰，使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个理论为自己的剥削行为作辩护。总之，杰斐逊对于幸福及财产的看法，反映了美国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渴望。
因此，杰斐逊用“追求幸福”的权利取代“财产权利”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字的问题，而是另有他的深刻含义在其中，也可以说在一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与洛克分道扬镳。洛克站在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立场上，竭力维护私有财产制度，而杰斐逊则打破了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而把广大人民的渴望和要求反映到自然权利学说中来。这样一来，他就赋予自然权利学说以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学说。杰斐逊在宣言里提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思想，构成这个宣言的核心，并且用它的光辉的、不朽的语言，使这个文件永远振奋人心[15]。
第三，人民主权学说：“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寥寥数语，标志了政治理论中的革命。在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中，政府是高踞于人民之上的，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是奉上帝的旨意来统治人民的。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政府位置在上，是主，人民位置在下，是从。人民是手段，政府或统治阶级是目的，人民当牛作马，是为了养活及服侍统治阶级而存在的。而独立宣言则把这二者之间的这种颠倒了的关系纠正过来，以人民为主，以政府为从，以人民为目的，以政府为手段，抬高了人民的地位，降低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是服从人民的意志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保碍人民的权利而存在的。这就是说：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
这里必须指出：杰斐逊所阐明的平等学说、自然权利学说及人民主权说，是出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观愿望，而不是为了欺骗人民。但是这种主观愿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因为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上层有产阶级利用其经济力量，必然要在政治民主的幌子下，篡夺真正的统治大权。但是不管怎样，杰斐逊当初提出并且鼓吹的这些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人民的革命权利的理论。以自然权利学说及人民主权思想为基础，杰斐逊也发挥了关于人民的革命权利的理论。在他看来，既然成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碍人民的自然权利，既然政府的权利来自人民，所以一旦政府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侵犯人民的权利，并且成为祸国殃民的压迫者，而且无可救药，人民就理所当然地有权利举行革命或起义来推翻这样的政府。而且，在他看来，不仅在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有革命权利，而且在建立起民主政府之后也有革命的权利，因为民主政府在经过多少年后，也有可能变质，变为压迫人民的政府[16]。
那么，独立宣言的思想是杰弗逊个人的思想吗?不是。它的思想属于北美进步人民，而不属于个人，它是北美思潮及思想趋势的反映。这个宣言是杰弗逊用高度的技巧把群众的思想集中地概括起来、提炼出来的结果。他自己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宣言发表后若干年，有的人对这个宣言加以吹毛求疵，说它是陈词滥调，没有创新之处。杰弗逊为了回答这个指责，坦率地承认他没有创立新的原则和观点。他写道：“既不想标榜在原则或见解上有什么独创性，也不是抄袭任何私人或前人的著作，我的目的仅仅在于表达美国人的思想，表达这个重大时刻所诱发出来的气氛和精神。”[17]
但是，宣言之反映时代思潮及北美普遍的思想情绪，就意味着反映了杰弗逊个人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与北美思想潮流是一致的，也可以说他的民主思想集中地表现了北美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渴望。而且还必须看到，在这部宣言中，也打上了杰弗逊个人的天才的印记。它具有“文字表达上的特殊技巧”，它简练、明确、直率、雄劲有力和充满义愤的口气，正适合于谴责狂暴的乔治三世。在另一方面，在阐述人权时，则用温柔敦厚的笔调。它在修辞上，典雅谨严，未摆脱贵族的气味，不像汤姆·潘恩的文章那样大胆、热切和通俗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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