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字辞修，号石叟，1898年1月4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浙江青田县人。父陈希文，清末诸生，任青田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陈诚九岁入小学，1912年赴丽水入省立第十一中学，后转读第十一师范。1918年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由其父执、众议院议员杜持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八期炮科生。
陈诚于保定军校卒业后，被分发在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当见习官，驻绍兴，旋补为排长。1922年，陈到上海投考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入粤军第一师，在邓的第三团任连长。1924年5月黄埔军官学校创立，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陈诚被派为上尉特别官佐(候差);旋任第二期炮兵区队长，第三、四期炮兵队长。1925年两次东征，陈诚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战，任炮兵营连长，在淡水之战、棉湖之战与攻惠州城诸役中，均立战功。战后，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陈诚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诚初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随军前进;旋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团长。11月预一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陈团编为第六十三团，在师长严重(立三)率领下，由韶关经赣州、南昌、上饶入浙至常山、衢州。1927年1月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军卢香亭部发生遭遇战;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后，又与孟昭月部苦战数日，后夜袭孙军司令部，迫使孙军后撤。2月15日，第二十一师克复新登，继入杭州，陈诚被擢升为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嗣后攻平望，薄苏州，下松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不满蒋介石所为，挂冠而去，陈诚继任师长。嗣后，陈先后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军务署长、军政厅副厅长，翌年初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出征奉张时任第一集团军炮兵集团指挥，与蒋介石关系日趋密切。
1928年9月，陈诚率两个警卫团与曹万顺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一师，曹任师长，陈副，兼代第三十一旅旅长;翌年7月，升充师长。陈诚将第十一师重要人员全部调换，代以清一色的“黄埔生”，成为蒋介石的一支嫡系部队。1929年蒋先后与李宗仁、唐生智交战，陈效命甚力。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被蒋派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沿陇海路西进，守归德附近阵地。时阎锡山军沿津浦线南下，入济南，占泰安，徐州吃紧。陈诚奉命东调，率十一师以日行一百二十华里之速度昼夜趱行，赶到兖州，协同第十九路军解曲阜之围，继又抢先攻入济南城。8月，不足三十三岁的陈诚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十一师师长。嗣后，陈诚又奉调转赴平汉线，自济南抵周家口，率部向中牟推进，直趋郑州，蒋介石奖给十八军三十万元。
陈诚效仿邓演达严格治军，以“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宗旨，注重军规;对蒋介石则唯命是从，每战皆敢打敢拼，坚定、苦干，日益取得蒋的宠信。宋美龄将自己的干女儿谭祥(谭延闿之三女)许陈。1932年元旦，陈与谭在上海结婚。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结成“翁婿”关系，更成为蒋之心腹。
陈诚与妻子谭祥以及子女
在蒋介石1931年8月发动对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中，陈诚被派为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率第十四、十一师作为主力，长驱直入，先后侵占黎川、广昌、雩都(今于都)等革命根据地，然后转向西北直奔赣江，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未果，劳师辗转，疲于奔命。在第四次“围剿”中，陈诚任“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率十二个师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广昌进攻。他自恃兵多将广，指挥第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深入宜黄东南的东黄陂地区，被红军大兵团伏击，两师师长李明和陈时骥均被生擒。接着，第十一师和第九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又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陈诚于丧师之后回到南昌，羞愧交加，不敢见蒋。但蒋介石未予责备，反为其补充兵械，仍加重用。1933年7月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蒋命陈任教育长，负责训练“围剿”将领。在第五次“围剿”时，陈又被任为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五纵队总指挥。他奉行蒋介石的新战术，提出一套“封锁围进、配合迫进、稳步稳进、乘虚突进”[1]的战法，向红军江西中央根据地步步逼近。他利用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采用阵地战的错误，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于9月27日占黎川，为蒋介石打赢了第一仗;次年4月又以优势兵力攻占广昌;接着分兵六路向兴国、古龙岗、石城步步推进，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损失。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陈诚所部先后进占石城、宁都、长汀、瑞金。他历年在江西收集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大量文件资料，时与红军“之行动措施相质证，以验其说之是否可行，其法之是否有当，其言行表里之是否一致”[2]，并于1935年6月编印了六册《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作为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在国民党军官中，算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是“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3]。
此后，陈诚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35年春蒋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兼任处长;6月蒋又下令全国骑兵、炮兵、工兵均归陈督导整理;7月蒋开办峨嵋军官训练班，又命陈实际负责。1936年3月，陈奉派去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渡越黄河，被任命为“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6月又在太原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此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宣称抗日反蒋。陈诚被蒋介石临时召回，以武昌行营参谋长名义，急调所部三个师进占衡阳，防御两广。不久，两广事件平息。陈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广州行营参谋长，为蒋介石控制两广局势。
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扣捕蒋介石的同时，扣押了蒋之部属，陈诚亦在其中。后来事变在各方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但是蒋介石扣留了张学良，还组织五个集团军进逼陕、甘，陈诚被派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经洛阳出潼关，屯兵渭南，奉行“剿抚并举”方针，震慑和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全国军民奋起抗日。陈诚奉命到上海视察后，主张在上海利用碉堡和水网地障，牵制住日军主力对华北的攻势。蒋介石采纳陈诚意见，组织淞沪会战，亲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调集大量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打大规模的消耗战。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激励下，参战军队英勇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只是陈在指挥上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4]。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金山卫后，我国军队被迫全线撤退，淞沪遂告陷落。但淞沪战役牵制和消耗了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部队，使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宣告破产，“转变了敌‘沿平汉线南下’之原定计划”[5]。陈诚在淞沪战场上的指挥被视为“战术战斗之败北，而得政略战略之成功”[6]。
1938年1月，陈诚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6月，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自为团长，任陈诚为中央团部书记长。6月14日蒋介石下令编组第九战区，派陈诚为司令长官;次日又任命陈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遂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担负保卫当时我国的军事、政治中心地武汉之全责。此时，日本侵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于8月以38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分五路西侵，并以海军溯江而上，目标在夺取武汉。陈诚指挥第九战区所属各军，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各部一道，以3倍于敌的兵力展开武汉保卫战。陈遵照蒋介石指令，以“战而不决”的消耗战术御敌，与李宗仁协同指挥抗日军队先后在九宫山、幕阜山、大别山等山区构筑阵地，阻击日军;在星子、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辛潭铺、大冶等地与日军激烈战斗。10月，日军次第侵占信阳、大冶、鄂城和黄陂，25日汉口弃守。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中，在蒋介石的指挥下，陈诚和李宗仁组织百余万我国军队迎战日军12个师团，杀伤日本侵略军逾十万人，对于抗战全局组织战略退却和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撤守后，陈诚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交严重代，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交薛岳代，自己去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之职。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威胁四川。为加强重庆外围的防御，陈诚于9月奉蒋介石命赴鄂西恩施，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再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他以“建设新湖北”、推行“新政”相号召，实行“二五减租”[7]、田赋改征稻谷、用物物交换来对付通货膨胀、凭证分配日用品等措施。但在执行中许多官吏贪污中饱，湖北人民仍难免于沉重的负担。1943年2月陈诚奉派为指挥滇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5月又奉命回恩施，指挥所部抗御日军西犯。翌年7月，陈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2月又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回到南京，进一步重用陈诚，任命他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名位在国防部长白崇禧之下，但扬言“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8]，竭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招致白崇禧等人的嫉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陈诚跟着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辅佐蒋调兵遣将，并先后去郑州、徐州、济南、北平、张家口及苏北等地督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一年之内，国民党军队即被歼灭112万人，陈受到各方责难。蒋介石被迫自己出面指挥战局，命陈诚以参谋总长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局。
陈诚晚年照片
1947年9月，陈诚飞抵沈阳就职。此时，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在辽南新开岭地区、临江地区、四平地区大量被歼，已被迫困守在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几座城市。陈诚到职后声言“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9]。为此他大力扩充部队，把在东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由9个军增加到14个军，又新增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陈诚指挥频频失误，50天内被歼六万九千余人，不得不把主力部队收缩在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为安定军心，他仍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10]。翌年1月6日，他下令新五军向沈阳集结，结果这支国民党精锐部队于7日一个晚上即被全歼，军长陈林达和师长谢代蒸、留光天均被俘。陈诚闻讯，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第二天亲飞沈阳，陈向蒋承认“自己指挥无方”[11]，表示“决心同沈阳共存亡”[12]。但眼看形势严峻，他让谭祥去南京求宋美龄，要蒋介石将他调离东北。2月5日陈诚悄然飞回南京，旋因胃疾去上海求医。4月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许多人对陈诚群起责难，“声色俱厉”，有些人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13]。陈诚闻讯，急忙住进陆军医院。5月20日，他请辞参谋总长本兼各职。
此后，国民党统治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打击下摇摇欲坠，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被迫发出求和声明;在退居幕后之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于1月5日到台湾就职，锐意经营。7月9日，陈又被委兼“东南军政长官”，名义上辖台、苏、浙、闽四省和潮、汕沿海区域。
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更加倚重陈诚。1950年3月，陈诚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翌年1月兼“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3月任“副总统”，11月兼“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0月任国民党“副总裁”。1963年12月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副总统”、“副总裁”。陈诚在台湾主政期间，注意吸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努力缓和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矛盾，推行“三七五减租”和以工商企业股向地主赎买土地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14]。他还主持兴建了石门水库。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在台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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