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出身于革命家庭
廖承志，广东惠阳县人，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 出生于日本国东京大久保。他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出生时，父母亲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在日本东京留学。他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承志”。
早在廖承志出生的前五年，即一九○三年秋，廖仲恺和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多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因而萌发了革命思想。他们还接受孙中山的重托，在留学生中广为结友，物色爱国志士，“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①他们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密切来往，并在留日学 生中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年秋，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的会员。入盟之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他们在东京的寓所，成了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廖仲恺曾多次奉孙中山之命，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被孙中山亲昵地誉为“奥巴桑” (日语，意为“管家”、 “阿姨”) 。他们都深得孙中山的信赖和倚重。
廖承志出生后的第二年，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同年秋，回到了祖国，在东北边务督办大臣陈昭常幕中办理延吉归还祖国的交涉事宜。廖承志和母亲仍旧留在日本，母亲雇请一位叫“叶姨”的乳娘哺养他。他在回忆幼年的生活时曾经深情地写道： “我的乳娘是一位刚强的白瓜子脸的叫做叶姨的日本女子。因此，我是在大久保出生，又是靠日本女性的乳汁长大的。我儿童时代的一半血液是日本女性赐给的。”①三岁时，他随母亲到香港暂住。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广东军政府成立，廖仲恺被推为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年底，他随同母亲回广州居住。一九一三年八月，因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次革命” 失败，他随同父母亡命日本，住在东京的千驮谷。
在千驮谷的日子里，他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童年的廖承志很顽皮。据他回忆，有一次，父母亲带他去玩具店，母亲给他买了一把长柄刀，他“不禁欣喜若狂，不顾地方就把刀舞起来，因此立即被母亲斥责。”他垂头丧气地跟着母亲坐人力 车回家，在返抵千驮谷家前，竟大意地将那把刀掉在车轮中，弄断了。他大声哭喊，最后“被父亲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才醒定过来。”①还有一次，在东京过年时父亲请客，当父母送客出门时，他把桌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醉了，就钻到日本式“榻榻米”房屋放被褥的柜橱里睡大觉去了。到了晚饭时，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他，全家都急坏了，正愁闷间，突然柜门作响，才发现他在里面②。他幼年时的调皮，长大后就变成了活跃、好动、爱开玩笑的乐观性格。
廖承志从小聪颖好学，爱好读书，特别喜欢画“公仔” (广东话，即人物之意) 。他“对书本简直是着了迷，洗澡也舍不得放下。他常常拿一本书进浴室，泡在浴缸里半天不出来，水凉了也不知道。”③六岁时，他们搬到了涉谷新居，母亲和父亲施行更为严格的教育。朱执信有空时也来考他的算术，而他的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在旁边观看他握着铅笔时小手的动作。当他“张开口想打呵欠之际”，他的父亲就对他“投以炯炯的目光，简直象动物园的虎眼一样”，使他不得不“急急停止打呵欠。”④由于他的聪明、勤奋，加上家庭严格的要求，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一九一五年，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便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一下子考入了东京晓星小学读二年级。
由于廖承志的父母都是革命党人，所以，当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便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六岁 时，家搬到了涉谷，仅步行五分钟，就可到达青山六丁目孙中山的住宅。在这里，他首次见到了孙中山。此后，他常常陪同父母去孙家，与孙中山、宋庆龄等有了更多的接触。一九一六年三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声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年仅八岁的廖承志，跟随父母，参加了孙中山于四月在东京组织的“帝政取消一笑会”，并荣幸地倚靠在孙中山的怀里摄影留念。客观环境的影响，使少年的廖承志，有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有个日本人在他堂姐廖六薇家作客，他也在场。他痛恨日本欺压中国，当场画了一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漫画①。这不仅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而且也表明爱国的种子已经在他心坎中开始发芽。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廖仲恺和何香凝四出奔走，为革命事业操劳。廖承志也跟随父母，奔走于广州、上海和日本之间，备尝艰辛。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随同父母亲离开日本，五月初抵达上海。一九一八年六月，由于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他随父母再度亡命日本。一九一九年他又随同父亲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时，由于他不懂普通话和上海话，无法入正式学校读书，他父亲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抓紧他的学习，在留沪一年多的时间里，坚持每日给他教授英语两小时，使他的学业不至于荒废。一九二一年底，他随同父母返穗时，才进入广州培正中学读书。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在叛乱前两天，诱禁了他的父亲，母亲为了他和姐姐廖梦醒的安全，托人把他们送到了香港。因此，他又不得不中途辍学。
廖承志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动荡的岁月中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锤炼了他的意志，家庭严格的教育，殷切的期望，使他不断成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他的父亲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对他及姐姐的教育。当时，廖仲恺写了一首《诀醒女、承儿》的诀别诗，诗云：
女勿悲，儿勿啼，
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 留汝哀思事母亲①。
正是这苦心孤诣的教导，呕心沥血的培育，指引着廖承志走上革命的征程。
投身革命的洪流
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军广州，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上海重新返穗，复任陆海军大元帅，三月一日成立大本营，廖仲恺于二日被委为大元帅大本营的财政部部 长。同月，廖承志由港返穗，入广州岭南大学中学部学习。
岭南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地处宽阔的珠江环绕着的河南岛之中 (现址是中山大学) 。他在这里学习更加用功，喜欢提出一些不容易解答的疑问，以至不同的看法，如对教科书中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功业的评价等，说明他是好动脑筋，不迷信古人的①。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华侨子弟、共青团员之间以及与共青团领导下的新学生社社员之间都能合得来，互相之间来往甚密，尤其与日本学生草野心平最好。他还常常带同学们到他家里，面聆廖仲恺和何香凝的教诲。他的家，成了青年学生聚会的场所②。
这时的廖承志，显得更加懂事和勤劳了。据他自己回忆： “假期回家就给父亲擦皮鞋，他的白皮鞋被我擦得生光发亮。父亲当上黄埔军校党代表，穿军装时的绑腿多半是我帮他打的。”③不仅如此，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廖承志的思想觉悟也得到提高。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李少石 (当时名叫李振，后来成了他的姐夫) 等参加政治活动更加频繁④。也就是在这年，他见到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后来廖承志在回忆这一情况时写道：
那是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间。广州依然闷热，但在傍晚时分，巳渐觉凉风习习了。百子路老家的树影里，霎然间 出现一个人，浓黑的眉毛，锐利的眼睛，行动敏捷，举步如飞，向父亲点一点头，便转入隔邻的大门。跟着，是卫兵的吆喝声： “敬礼! ”
“那是谁?”我急忙问父亲。他笑了。“他你未见过?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呵……。”①
对周恩来的折服、敬仰，使廖承志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帝反封建的坚定立场，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更深深地吸引着他，强烈地扣动着这个年轻人的心。
一九二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沙基时，英帝国主义水兵开枪扫射，当场死、伤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廖承志和他的姐姐廖梦醒等以及岭南大学的师生们，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其时，他的帽子被一颗子弹打掉了，幸免于难。在这次惨案中，岭南大学有一位教师和一位同学遇难，在校的一个英国老师却说死得好，愤怒的学生便举行罢课。廖承志参与了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的领导工作，团结广大师生，赶走了那位英国教师②。
国民党改组后，随着共产党人的加入，给它带来了新鲜血液。但是，其中的腐败分子并未清除。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 相攻讦，有时“告状”告到廖仲恺那里去，深为廖承志所憎恨。据廖承志回忆，有一次他帮父亲整理书信时，看到了薛岳揭发许崇智腐化堕落的信，同时也看到了许崇智倒打一耙，提出要严办薛岳的信。廖承志便在信封上注明“很重要”。廖仲恺匆匆看过这两封信之后，叹了一口气，就出去了①。廖承志敏锐地察觉到了国民党内部的黑暗面。孙中山逝世后，由于他的父亲坚定不移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便集中攻击他的父亲，最后竟然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收买凶手暗杀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把“精神不死”的横幅挂在自家的大门上，以表示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她还慷慨激昂地表示： “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母亲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到底的决心，给年轻的廖承志以深刻的影响。随着“廖案”案情陆续在报纸上披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者杀害他父亲的内幕得到进一步的揭发。为此，他怒不可遏，悲愤交加，发誓要继承父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从此，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并决心要寻找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他的母亲深恐国民党右派再暗害他家，斩草除根，先后把他们姐弟俩送到日本去。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他以他母亲的好友伍琼石为保证人，考取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读书③。在东京的日子 里，他参加了“早大”的学生组织文化思潮研究会，还参加了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中共东京特支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几天后获释。十二月，关东妇女同盟请他的姐姐廖梦醒去参加座谈会。在会上，廖梦醒宣传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办托儿所等好事，并宣传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等主张。会后，警察把他们姐弟俩一起拘捕。当警察问廖承志在日本认识什么人时，他很机智，说出了一位名人的名字，警察害怕起来，便把他放了①。廖承志出狱后，仍然斗志昂扬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由此，早稻田大学便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学费未纳，长期缺席”为由，开除了他的学籍。同年三月十二日，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打起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旗号，进行反共活动。中共东京特支为了粉碎反动分子的阴谋，发表了两个声明，即《对时局的声明》和《告士官生书》，反对蒋汪勾结，号召留学生不要违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保卫祖国，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纪念会”的文艺演出一开始，廖承志就乘关灯的机会，把印有两个声明的传单雪片似的撒到人们身旁，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反动分子反共反人民的阴谋②。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特支发起召开留学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杀我同胞、占我济南。会上决定成立反日大同盟，继续开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廖承志是广东旅日学生同 乡会的骨干。通过这个同乡会，他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了很多人投身到反帝斗争中来①。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再次遭日本当局拘捕并被驱逐出境。
一九二八年七月，廖承志回到了上海，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是一个公开的群众爱国团体，受中共江苏省委的直接领导，任务是联系工商学界，宣传抗日。廖承志负责编辑《反日新闻》。他撰文绘画，又快又好，所编的墙报很受欢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八月，经关键介绍，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走上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光辉道路②。入党后不久，他以更大的热情，到“济难会”工作，为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奔波。
新的考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廖承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了德国柏林，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同时就读于柏林亨德第二大学政治经济专业③。一九二九年十月，他被派往汉堡领导中国海员运动，任汉堡国际海员码头工人总工会俱乐部支委、书记。在汉堡，他不辞劳苦，经常到船上去，向中国海员们揭露国民党反革命派的罪行，宣传共产主义，深受海员们的欢迎。为了更好地领导海员们进行斗争，他 在每条船上都组织了统一的工会。他创办了 《海员半月刊》 ，十四日出一期，其内容： “ (一) 简单社论，(二) 中国新闻，(三) 国际海员新闻，(四) 船上新闻，(五) 漫画。”① 他利用会画漫画的特长，每期都穿插了一些漫画，使之图文并茂，宣传效果很好。由于他艰苦深入的工作，加上采取了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在短时间内，工作便打开了局面。在汉堡，他还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贡献。
在德国的日子里，生活是很艰苦的，斗争也极其复杂，但廖承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热情地宣传革命。何香凝为了探望爱子和宋庆龄，同时也为了考察德国革命的情形，让廖承志一九三○年六月去法国巴黎把她接到德国柏林来。当胡兰畦见到廖承志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兰畦写道： “当时我还不知道廖承志同志是共产党员，只觉得他那落落大方的风度和豪迈的气质使我非常钦佩。他喜欢谈论革命，谈论世界的趋势，听口气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当时我对盲动路线存着反感，廖承志给我详细解释共产党同样反对盲动主义，并给了我一些有关材料，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引导我坚定走革命的道路。”②在廖承志的影响和教育下，不久，胡兰畦便向党组织呈递了入党申请书。廖承志在柏林与母亲住了不到一个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又匆匆告别慈母，回到了汉堡。同月底，他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曾和蒋经国先生有过交往。次年春，又被派往荷兰的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 作，建立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西欧分会。他以海员的英语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海员罢工取得胜利。六月，被荷兰警方拘捕，关押六周后驱逐出境。他又重新回到了汉堡，在海员中活动。九月，领导汉堡中国海员罢工取得了胜利，遭汉堡警方拘捕，几天后被驱逐出境。十月，他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十二月抵莫斯科，一九三二年初回到了上海。
那时的上海，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蒋介石继续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廖承志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央党团书记，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当他前往上海山西路五福弄九号开会时，由于叛徒王其良的出卖，在罗登贤、余文化被捕两小时之后，他也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公共租界警方拘捕。被捕后，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以高超的智慧，在法庭内外与敌人展开斗争。当敌人问他的同党时，他带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探员前往光裕坊八号，侦探员才知道这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的家。他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翌日，何香凝通电全国，声称： “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三月三十一日，宋庆龄、蔡元培等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此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始可定罪。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许，苟无特别活动，应即立刻释放。”并聘请吴凯声、马常律师，出庭为之辩护。同月三十日上午和三十一日下午，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一庭先后两次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廖承志声称他“系奉母亲命令与一茶商欧阳纯接洽，将茶叶运赴东北慰劳抗日将士，竟遭逮捕，理由何在?”驳得法官哑口无言。继由公安局带叛徒王其良出庭作证，王指控廖承志“系共党海员工会书记”。廖承志当即声称： “我与此人从未谋面，自有生以来，今日尚属第一次见面，彼之供言，尽属狂言。”使得叛徒尴尬不堪，听众哗然。三十一日晚，何香凝乘车前往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的家。她见了吴铁城，便厉声责问： “要说骂蒋介石是我骂得最多，你有胆量就把我抓起来，为什么大敌当前，你们不去抗日，反而囚禁这些无辜的青年?”并要他答应，要么把她的孩子放了，要么连她也一起抓起来。吴铁城无可奈何，只得答应请示后再说。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四月一日晚，经何香凝和柳亚子担保，廖承志终于获释①。
廖承志回到家里以后，认识了住在他家楼下的国民党元老经亨颐之女经普椿。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廖承志还为她画像。频繁的接触，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的姐姐、共产党员廖梦醒回到家中，按党组织的指示，交给他一支内装通知他去川陕苏区的香烟。他看了以后，欢喜若狂，便匆匆准备踏上新的征途②。
自从他的父亲被国民党右派杀害之后，他很少同母亲在一起团聚，加上母亲心脏病经常发作，需要人照顾。他又何尝不想留在母亲的身边，侍候她老人家呢! 他自己也刚刚尝到初恋 的甜蜜，又何尝不想留在恋人的身旁，享受爱情的馨郁芳香! 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悄然地走了。行前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他妈妈，一封给柳亚子，一封给经普椿。在给经普椿的信中，他写道： “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请再等我两年。”①在给柳亚子的信中，他饱含激情地写道： “我觉得，与其偷生来安慰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运命所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是很重，但是我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祈求他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很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②
在长征路上
一九三三年八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他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闯过重重险关，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通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他一起到川陕根据地的还有罗世文。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在这以前，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无法把空中截获到的敌军电报破译出来，对敌人的动态难以掌握。但是，有了廖承志带来的“破译法” 以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就大显身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地军阀部队二十余万人，先后向川陕革命根据地 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依靠“破译法”，不断破译敌军来往电报，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都了如指掌，为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遵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截获破译敌军的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发给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由于掌握敌军的动态，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跳出了数十万敌人追击的圈子，从而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
廖承志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后，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工会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初，反“六路围攻”战役开始不久，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廖承志能文能武，会写会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朝气蓬勃，非常活跃，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激烈战斗中，他领导政治部的干部把工作做得生动、有力，激励着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受到部队的好评。
廖承志和罗世文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希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到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给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对张国焘残杀革命领导骨干和知识分子的军阀主义严重错误非常愤慨。他们为了捍卫革命利益，冒着危险，对张国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他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谁知张国焘因廖承志带来了党中央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信，早就心生嫌隙;现在又给他提意见，因此就更对廖承志和罗世文憎恨不满，并不断予以排斥和打击。一九三四年六月，张国焘指令保卫局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秘密审查。保卫局余洪远如实报告说廖承志、罗世文没有问题，就被张国焘调出保卫局。同年十月，张国焘派杨立人审问廖承志、罗世文后，给他们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蒋介石特务” 的帽子，不顾廖承志和罗世文的申辩，就把他们秘密关押在巴中县省委机关所在地东山的一间破庙里。不久，张国焘到破庙审问廖承志，阴阳怪气地问：“中央为什么派你来?派你来于什么?”廖承志对张国焘这样无视党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言行，十分愤慨，冷冷地回答道： “中央派我来接受川陕苏区党组织分配工作的。”张国焘接着又问罗世文： “党中央是什么时候叫你来川陕苏区的?你们四川党组织与国民党有些什么关系。”罗世文义正辞严地回答说： “我们四川党组织同国民党进行生死的斗争。”①张国焘见廖承志、罗世文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遂恼羞成怒，宣布开除他俩的党籍，下令把他们长期关押起来。由于廖承志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加上廖承志会画画，川陕革命根据地印发钞票要用他刻蜡纸，所以，张国焘才没有杀他。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兵押着同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六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廖承志知道后，甚为高兴。他想到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革命力量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党中央一定会帮助张国焘改正错误，自己也可能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张国焘没有改弦更张，而是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直到公开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对于廖承志的处境，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长征路上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 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张浩) 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电示张国焘，批评“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 同时明确提出“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逼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 对廖承志“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①这使张国焘更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检查自己在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仍然继续监禁廖承志。
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抗日的方针。廖承志被押解着同红四方面军又一次过草地。一天，廖承志在一个山坡上远远望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长着胡子的人谈话。当廖承志被押解着走到他的面前时，突然那个长胡子的人走过来问他： “你是廖承志同志吗? 我是任弼时。”廖承志在被“开除”党籍，被押解一年多的情况下，突然听到党的领导干部又称自己是同志，心里一股热流流向全身，眼眶涌出了热泪。任弼时紧紧握住廖承志的手，见他衣衫褴褛，又有武装人员押解，立即惊异地质问张国焘： “这是怎么回事?”张国焘十分狼狈，支支吾吾。任弼时明确地告诉张国焘：“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告诉我。”②不久，廖承志在任弼时的关心营救下恢复了局部的自由。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后，党中央特派周恩来前来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十一月初，在从海原通往预旺堡的大道上，周恩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并碰见了廖承志。当时，他多想与周恩来倾诉自己的遭遇和意见。但他想到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这样做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他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已走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给他以极大的安慰和力量。当天晚上，廖承志被周恩来派通讯员叫到司令部去，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座，张国焘也在座。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 “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 “你认识了错误没有?” “认识得深不深刻?” “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当天，周恩来留廖承志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谈话，不再理会他，饭后就叫他回去了①。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廖承志和罗世文等解除了监禁，恢复了党籍。
廖承志在被监禁近两年时间的逆境中坚持革命原则，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时时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的高贵品质，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感动、钦佩。廖承志被押解长征中，部队给他刻连环画的任务，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都完成任务。如果任务重，那怕再晚，他也不休息。当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他常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刻图任务很重要，很紧急，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廖承志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其他同志。一次，他看到一张印得不清的样品很为生气。他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不得有丝 毫的马虎，更不能出现差错，这是对工作负责。随后，他认真而又温和地给工作人员讲解如何调墨，如何印刷的技术，使连环画的质量越来越好。同时，廖承志在长征中，凡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后又被关起来刻连环画。对此，他从来未有过半句怨言。廖承志虽被关押，但他对工作人员和押解他的战士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次，负责押解他的两个战士因病掉队牺牲，他知道后心里很难过。而当他见到其他战士情绪低落时，连忙安慰说： “不要难过，眼下条件艰苦，路途远，困难多，你们一定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说着，把自己的干粮袋硬塞给年纪小的战士，帮助战士整理行装。这些战士看着廖承志憔悴虚弱的面孔和交给他们的干粮，无不感动得流下眼泪①。为了鼓舞士气，廖承志常和战士们一起放开嗓子歌唱。他唱民歌、唱军歌，还教战士们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感染了饥饿、疲惫、默默无声的行军队伍，不少指战员都跟着唱起来，歌声激励了红军战士胜利前进的步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廖承志随长征部队到达陕北保安，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编译外国通讯社电讯稿，包括德、日、法、英四国文字的电报翻译工作。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办公桌，他就把电报稿装在自己口袋里，边走边译，有时走在路上还在翻译，并把各国情况综合起来，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翌年一月，他随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和徐冰、陈克寒等一起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四月，他被任命为党报委员会 秘书。他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每期《解放》杂志的“时事短评”栏里，几乎都有他写的文章。在《日本当前的政潮》和《林铣滚蛋，近卫上台》两篇短评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在《上海爱国领袖被起诉》和《所谓苏州“审判”的更新》等评论中，抨击了蒋介石政府迫害爱国人士沈钧儒等“七君子”的罪行，提出国民党必须“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爱国犯”。在其它的“时事短评”文章中，他还嘲讽了汉奸、特务的卑鄙伎俩，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等等。他的文笔犀利，语言生动，使人振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表了长篇专论： 《怎样实施义务兵役制》，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的重要意义及实施的条件、办法等。总之，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他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对于救国救民复兴中国的正义战争的强烈责任心。
廖承志到了延安后，由于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开始有了通邮。他即写信给分离多年的老妈妈和姐姐。在这些通信中，他向母亲宣传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母亲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形成而努力。他指出： “现在国共合作的关键不在我们方面，而是在国民党方面。因为日寇的挑拨离间，可以使许多胆小之徒东疑西忌，而致联合战线不能迅速形成，这是很可惜的。因此，我们诚恳地等待国民党当局。所以为促进国共合作计，我想最大的工作是给那些疑神疑鬼的人解释明白。” “要重新实现民国十三年的局面，必须得好好努力，日本是不让我们合作的，自然从中极力破坏，坏分子的捣乱阻挠也就更加明目张胆，希望你能好好团结一切赞成合作的人士共同前进，这是中华民族极需要的。”①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何香凝、廖梦醒积极参加上海人民支持我军抗战的工作。廖承志对老妈妈和姐姐的抗日热情非常钦佩。他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中写道： “全国抗战发动今日，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负着光荣的保卫祖国神圣职责，我虽然明知上海巳成为炮火连天之地，但也坚信你们唤醒民众，号召民众参战工作，必定更加加紧。我虽然顾虑着你们的安全，但为祖国设想，更希望着你们的坚决往前，不屈不挠的奋斗。”②同时，他在信中，坚决地表示为了抗战的胜利而牺牲一切。他写道： “我很想去看你们，可是战争正在进行，一切的一切都只能为着战争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这里已成为整个战争的左翼要地，在战略中心下组织西北群众，号召西北群众工作，也就唯有加紧地落在我们身上。个人虽想来看你们，但整个工作要求，都不许我离开此地。我个人也唯有在工作中的加紧中，遥祝你们的安全，遥祝你们的努力。这是我难过的事，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唯有依靠于全国的母亲，女儿们，儿子们，能够忍受当前的难过，能够抹下满眶的热泪，去为祖国的前途拚至最后一滴血。我们的母子间，今日还能通信，可是连通信的可能都丧失的不知多少。我们也只好忍受它，我们也只好勇敢地接受这锻炼，也唯有让我们大家来担受这重担吧。” 他还指出： “持久的抗战巳经发动，经历的磨折困难才开始，以后也许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锻炼，以后遭遇的难过事恐怕也十倍于今 日。如果我们能见面，那是更好。如果没而见面的时间更拖长， (原文如此)我们也唯有忍受，让我们在民族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再庆祝我们的会面好了。”①在这里，字字珠玑、熠熠发光，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而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表达了他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正是这些革命精神和正确的认识，使他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出身于革命家庭
廖承志，广东惠阳县人，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 出生于日本国东京大久保。他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出生时，父母亲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在日本东京留学。他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承志”。
早在廖承志出生的前五年，即一九○三年秋，廖仲恺和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多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因而萌发了革命思想。他们还接受孙中山的重托，在留学生中广为结友，物色爱国志士，“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①他们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密切来往，并在留日学 生中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年秋，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的会员。入盟之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他们在东京的寓所，成了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廖仲恺曾多次奉孙中山之命，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被孙中山亲昵地誉为“奥巴桑” (日语，意为“管家”、 “阿姨”) 。他们都深得孙中山的信赖和倚重。
廖承志出生后的第二年，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同年秋，回到了祖国，在东北边务督办大臣陈昭常幕中办理延吉归还祖国的交涉事宜。廖承志和母亲仍旧留在日本，母亲雇请一位叫“叶姨”的乳娘哺养他。他在回忆幼年的生活时曾经深情地写道： “我的乳娘是一位刚强的白瓜子脸的叫做叶姨的日本女子。因此，我是在大久保出生，又是靠日本女性的乳汁长大的。我儿童时代的一半血液是日本女性赐给的。”①三岁时，他随母亲到香港暂住。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广东军政府成立，廖仲恺被推为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年底，他随同母亲回广州居住。一九一三年八月，因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次革命” 失败，他随同父母亡命日本，住在东京的千驮谷。
在千驮谷的日子里，他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童年的廖承志很顽皮。据他回忆，有一次，父母亲带他去玩具店，母亲给他买了一把长柄刀，他“不禁欣喜若狂，不顾地方就把刀舞起来，因此立即被母亲斥责。”他垂头丧气地跟着母亲坐人力 车回家，在返抵千驮谷家前，竟大意地将那把刀掉在车轮中，弄断了。他大声哭喊，最后“被父亲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才醒定过来。”①还有一次，在东京过年时父亲请客，当父母送客出门时，他把桌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醉了，就钻到日本式“榻榻米”房屋放被褥的柜橱里睡大觉去了。到了晚饭时，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他，全家都急坏了，正愁闷间，突然柜门作响，才发现他在里面②。他幼年时的调皮，长大后就变成了活跃、好动、爱开玩笑的乐观性格。
廖承志从小聪颖好学，爱好读书，特别喜欢画“公仔” (广东话，即人物之意) 。他“对书本简直是着了迷，洗澡也舍不得放下。他常常拿一本书进浴室，泡在浴缸里半天不出来，水凉了也不知道。”③六岁时，他们搬到了涉谷新居，母亲和父亲施行更为严格的教育。朱执信有空时也来考他的算术，而他的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在旁边观看他握着铅笔时小手的动作。当他“张开口想打呵欠之际”，他的父亲就对他“投以炯炯的目光，简直象动物园的虎眼一样”，使他不得不“急急停止打呵欠。”④由于他的聪明、勤奋，加上家庭严格的要求，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一九一五年，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便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一下子考入了东京晓星小学读二年级。
由于廖承志的父母都是革命党人，所以，当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便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六岁 时，家搬到了涉谷，仅步行五分钟，就可到达青山六丁目孙中山的住宅。在这里，他首次见到了孙中山。此后，他常常陪同父母去孙家，与孙中山、宋庆龄等有了更多的接触。一九一六年三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声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年仅八岁的廖承志，跟随父母，参加了孙中山于四月在东京组织的“帝政取消一笑会”，并荣幸地倚靠在孙中山的怀里摄影留念。客观环境的影响，使少年的廖承志，有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有个日本人在他堂姐廖六薇家作客，他也在场。他痛恨日本欺压中国，当场画了一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漫画①。这不仅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而且也表明爱国的种子已经在他心坎中开始发芽。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廖仲恺和何香凝四出奔走，为革命事业操劳。廖承志也跟随父母，奔走于广州、上海和日本之间，备尝艰辛。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随同父母亲离开日本，五月初抵达上海。一九一八年六月，由于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他随父母再度亡命日本。一九一九年他又随同父亲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时，由于他不懂普通话和上海话，无法入正式学校读书，他父亲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抓紧他的学习，在留沪一年多的时间里，坚持每日给他教授英语两小时，使他的学业不至于荒废。一九二一年底，他随同父母返穗时，才进入广州培正中学读书。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在叛乱前两天，诱禁了他的父亲，母亲为了他和姐姐廖梦醒的安全，托人把他们送到了香港。因此，他又不得不中途辍学。
廖承志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动荡的岁月中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锤炼了他的意志，家庭严格的教育，殷切的期望，使他不断成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他的父亲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对他及姐姐的教育。当时，廖仲恺写了一首《诀醒女、承儿》的诀别诗，诗云：
女勿悲，儿勿啼，
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 留汝哀思事母亲①。
正是这苦心孤诣的教导，呕心沥血的培育，指引着廖承志走上革命的征程。
投身革命的洪流
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军广州，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上海重新返穗，复任陆海军大元帅，三月一日成立大本营，廖仲恺于二日被委为大元帅大本营的财政部部 长。同月，廖承志由港返穗，入广州岭南大学中学部学习。
岭南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地处宽阔的珠江环绕着的河南岛之中 (现址是中山大学) 。他在这里学习更加用功，喜欢提出一些不容易解答的疑问，以至不同的看法，如对教科书中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功业的评价等，说明他是好动脑筋，不迷信古人的①。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华侨子弟、共青团员之间以及与共青团领导下的新学生社社员之间都能合得来，互相之间来往甚密，尤其与日本学生草野心平最好。他还常常带同学们到他家里，面聆廖仲恺和何香凝的教诲。他的家，成了青年学生聚会的场所②。
这时的廖承志，显得更加懂事和勤劳了。据他自己回忆： “假期回家就给父亲擦皮鞋，他的白皮鞋被我擦得生光发亮。父亲当上黄埔军校党代表，穿军装时的绑腿多半是我帮他打的。”③不仅如此，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廖承志的思想觉悟也得到提高。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李少石 (当时名叫李振，后来成了他的姐夫) 等参加政治活动更加频繁④。也就是在这年，他见到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后来廖承志在回忆这一情况时写道：
那是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间。广州依然闷热，但在傍晚时分，巳渐觉凉风习习了。百子路老家的树影里，霎然间 出现一个人，浓黑的眉毛，锐利的眼睛，行动敏捷，举步如飞，向父亲点一点头，便转入隔邻的大门。跟着，是卫兵的吆喝声： “敬礼! ”
“那是谁?”我急忙问父亲。他笑了。“他你未见过?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呵……。”①
对周恩来的折服、敬仰，使廖承志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帝反封建的坚定立场，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更深深地吸引着他，强烈地扣动着这个年轻人的心。
一九二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沙基时，英帝国主义水兵开枪扫射，当场死、伤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廖承志和他的姐姐廖梦醒等以及岭南大学的师生们，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其时，他的帽子被一颗子弹打掉了，幸免于难。在这次惨案中，岭南大学有一位教师和一位同学遇难，在校的一个英国老师却说死得好，愤怒的学生便举行罢课。廖承志参与了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的领导工作，团结广大师生，赶走了那位英国教师②。
国民党改组后，随着共产党人的加入，给它带来了新鲜血液。但是，其中的腐败分子并未清除。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 相攻讦，有时“告状”告到廖仲恺那里去，深为廖承志所憎恨。据廖承志回忆，有一次他帮父亲整理书信时，看到了薛岳揭发许崇智腐化堕落的信，同时也看到了许崇智倒打一耙，提出要严办薛岳的信。廖承志便在信封上注明“很重要”。廖仲恺匆匆看过这两封信之后，叹了一口气，就出去了①。廖承志敏锐地察觉到了国民党内部的黑暗面。孙中山逝世后，由于他的父亲坚定不移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便集中攻击他的父亲，最后竟然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收买凶手暗杀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把“精神不死”的横幅挂在自家的大门上，以表示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她还慷慨激昂地表示： “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母亲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到底的决心，给年轻的廖承志以深刻的影响。随着“廖案”案情陆续在报纸上披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者杀害他父亲的内幕得到进一步的揭发。为此，他怒不可遏，悲愤交加，发誓要继承父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从此，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并决心要寻找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他的母亲深恐国民党右派再暗害他家，斩草除根，先后把他们姐弟俩送到日本去。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他以他母亲的好友伍琼石为保证人，考取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读书③。在东京的日子 里，他参加了“早大”的学生组织文化思潮研究会，还参加了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中共东京特支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几天后获释。十二月，关东妇女同盟请他的姐姐廖梦醒去参加座谈会。在会上，廖梦醒宣传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办托儿所等好事，并宣传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等主张。会后，警察把他们姐弟俩一起拘捕。当警察问廖承志在日本认识什么人时，他很机智，说出了一位名人的名字，警察害怕起来，便把他放了①。廖承志出狱后，仍然斗志昂扬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由此，早稻田大学便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学费未纳，长期缺席”为由，开除了他的学籍。同年三月十二日，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打起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旗号，进行反共活动。中共东京特支为了粉碎反动分子的阴谋，发表了两个声明，即《对时局的声明》和《告士官生书》，反对蒋汪勾结，号召留学生不要违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保卫祖国，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纪念会”的文艺演出一开始，廖承志就乘关灯的机会，把印有两个声明的传单雪片似的撒到人们身旁，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反动分子反共反人民的阴谋②。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特支发起召开留学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杀我同胞、占我济南。会上决定成立反日大同盟，继续开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廖承志是广东旅日学生同 乡会的骨干。通过这个同乡会，他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了很多人投身到反帝斗争中来①。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再次遭日本当局拘捕并被驱逐出境。
一九二八年七月，廖承志回到了上海，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是一个公开的群众爱国团体，受中共江苏省委的直接领导，任务是联系工商学界，宣传抗日。廖承志负责编辑《反日新闻》。他撰文绘画，又快又好，所编的墙报很受欢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八月，经关键介绍，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走上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光辉道路②。入党后不久，他以更大的热情，到“济难会”工作，为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奔波。
新的考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廖承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了德国柏林，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同时就读于柏林亨德第二大学政治经济专业③。一九二九年十月，他被派往汉堡领导中国海员运动，任汉堡国际海员码头工人总工会俱乐部支委、书记。在汉堡，他不辞劳苦，经常到船上去，向中国海员们揭露国民党反革命派的罪行，宣传共产主义，深受海员们的欢迎。为了更好地领导海员们进行斗争，他 在每条船上都组织了统一的工会。他创办了 《海员半月刊》 ，十四日出一期，其内容： “ (一) 简单社论，(二) 中国新闻，(三) 国际海员新闻，(四) 船上新闻，(五) 漫画。”① 他利用会画漫画的特长，每期都穿插了一些漫画，使之图文并茂，宣传效果很好。由于他艰苦深入的工作，加上采取了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在短时间内，工作便打开了局面。在汉堡，他还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贡献。
在德国的日子里，生活是很艰苦的，斗争也极其复杂，但廖承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热情地宣传革命。何香凝为了探望爱子和宋庆龄，同时也为了考察德国革命的情形，让廖承志一九三○年六月去法国巴黎把她接到德国柏林来。当胡兰畦见到廖承志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兰畦写道： “当时我还不知道廖承志同志是共产党员，只觉得他那落落大方的风度和豪迈的气质使我非常钦佩。他喜欢谈论革命，谈论世界的趋势，听口气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当时我对盲动路线存着反感，廖承志给我详细解释共产党同样反对盲动主义，并给了我一些有关材料，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引导我坚定走革命的道路。”②在廖承志的影响和教育下，不久，胡兰畦便向党组织呈递了入党申请书。廖承志在柏林与母亲住了不到一个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又匆匆告别慈母，回到了汉堡。同月底，他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曾和蒋经国先生有过交往。次年春，又被派往荷兰的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 作，建立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西欧分会。他以海员的英语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海员罢工取得胜利。六月，被荷兰警方拘捕，关押六周后驱逐出境。他又重新回到了汉堡，在海员中活动。九月，领导汉堡中国海员罢工取得了胜利，遭汉堡警方拘捕，几天后被驱逐出境。十月，他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十二月抵莫斯科，一九三二年初回到了上海。
那时的上海，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蒋介石继续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廖承志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央党团书记，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当他前往上海山西路五福弄九号开会时，由于叛徒王其良的出卖，在罗登贤、余文化被捕两小时之后，他也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公共租界警方拘捕。被捕后，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以高超的智慧，在法庭内外与敌人展开斗争。当敌人问他的同党时，他带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探员前往光裕坊八号，侦探员才知道这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的家。他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翌日，何香凝通电全国，声称： “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三月三十一日，宋庆龄、蔡元培等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此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始可定罪。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许，苟无特别活动，应即立刻释放。”并聘请吴凯声、马常律师，出庭为之辩护。同月三十日上午和三十一日下午，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一庭先后两次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廖承志声称他“系奉母亲命令与一茶商欧阳纯接洽，将茶叶运赴东北慰劳抗日将士，竟遭逮捕，理由何在?”驳得法官哑口无言。继由公安局带叛徒王其良出庭作证，王指控廖承志“系共党海员工会书记”。廖承志当即声称： “我与此人从未谋面，自有生以来，今日尚属第一次见面，彼之供言，尽属狂言。”使得叛徒尴尬不堪，听众哗然。三十一日晚，何香凝乘车前往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的家。她见了吴铁城，便厉声责问： “要说骂蒋介石是我骂得最多，你有胆量就把我抓起来，为什么大敌当前，你们不去抗日，反而囚禁这些无辜的青年?”并要他答应，要么把她的孩子放了，要么连她也一起抓起来。吴铁城无可奈何，只得答应请示后再说。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四月一日晚，经何香凝和柳亚子担保，廖承志终于获释①。
廖承志回到家里以后，认识了住在他家楼下的国民党元老经亨颐之女经普椿。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廖承志还为她画像。频繁的接触，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的姐姐、共产党员廖梦醒回到家中，按党组织的指示，交给他一支内装通知他去川陕苏区的香烟。他看了以后，欢喜若狂，便匆匆准备踏上新的征途②。
自从他的父亲被国民党右派杀害之后，他很少同母亲在一起团聚，加上母亲心脏病经常发作，需要人照顾。他又何尝不想留在母亲的身边，侍候她老人家呢! 他自己也刚刚尝到初恋 的甜蜜，又何尝不想留在恋人的身旁，享受爱情的馨郁芳香! 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悄然地走了。行前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他妈妈，一封给柳亚子，一封给经普椿。在给经普椿的信中，他写道： “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请再等我两年。”①在给柳亚子的信中，他饱含激情地写道： “我觉得，与其偷生来安慰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运命所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是很重，但是我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祈求他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很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②
在长征路上
一九三三年八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他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闯过重重险关，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通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他一起到川陕根据地的还有罗世文。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在这以前，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无法把空中截获到的敌军电报破译出来，对敌人的动态难以掌握。但是，有了廖承志带来的“破译法” 以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就大显身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地军阀部队二十余万人，先后向川陕革命根据地 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依靠“破译法”，不断破译敌军来往电报，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都了如指掌，为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遵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截获破译敌军的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发给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由于掌握敌军的动态，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跳出了数十万敌人追击的圈子，从而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
廖承志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后，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工会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初，反“六路围攻”战役开始不久，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廖承志能文能武，会写会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朝气蓬勃，非常活跃，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激烈战斗中，他领导政治部的干部把工作做得生动、有力，激励着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受到部队的好评。
廖承志和罗世文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希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到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给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对张国焘残杀革命领导骨干和知识分子的军阀主义严重错误非常愤慨。他们为了捍卫革命利益，冒着危险，对张国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他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谁知张国焘因廖承志带来了党中央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信，早就心生嫌隙;现在又给他提意见，因此就更对廖承志和罗世文憎恨不满，并不断予以排斥和打击。一九三四年六月，张国焘指令保卫局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秘密审查。保卫局余洪远如实报告说廖承志、罗世文没有问题，就被张国焘调出保卫局。同年十月，张国焘派杨立人审问廖承志、罗世文后，给他们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蒋介石特务” 的帽子，不顾廖承志和罗世文的申辩，就把他们秘密关押在巴中县省委机关所在地东山的一间破庙里。不久，张国焘到破庙审问廖承志，阴阳怪气地问：“中央为什么派你来?派你来于什么?”廖承志对张国焘这样无视党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言行，十分愤慨，冷冷地回答道： “中央派我来接受川陕苏区党组织分配工作的。”张国焘接着又问罗世文： “党中央是什么时候叫你来川陕苏区的?你们四川党组织与国民党有些什么关系。”罗世文义正辞严地回答说： “我们四川党组织同国民党进行生死的斗争。”①张国焘见廖承志、罗世文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遂恼羞成怒，宣布开除他俩的党籍，下令把他们长期关押起来。由于廖承志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加上廖承志会画画，川陕革命根据地印发钞票要用他刻蜡纸，所以，张国焘才没有杀他。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兵押着同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六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廖承志知道后，甚为高兴。他想到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革命力量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党中央一定会帮助张国焘改正错误，自己也可能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张国焘没有改弦更张，而是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直到公开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对于廖承志的处境，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长征路上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 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张浩) 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电示张国焘，批评“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 同时明确提出“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逼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 对廖承志“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①这使张国焘更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检查自己在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仍然继续监禁廖承志。
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抗日的方针。廖承志被押解着同红四方面军又一次过草地。一天，廖承志在一个山坡上远远望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长着胡子的人谈话。当廖承志被押解着走到他的面前时，突然那个长胡子的人走过来问他： “你是廖承志同志吗? 我是任弼时。”廖承志在被“开除”党籍，被押解一年多的情况下，突然听到党的领导干部又称自己是同志，心里一股热流流向全身，眼眶涌出了热泪。任弼时紧紧握住廖承志的手，见他衣衫褴褛，又有武装人员押解，立即惊异地质问张国焘： “这是怎么回事?”张国焘十分狼狈，支支吾吾。任弼时明确地告诉张国焘：“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告诉我。”②不久，廖承志在任弼时的关心营救下恢复了局部的自由。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后，党中央特派周恩来前来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十一月初，在从海原通往预旺堡的大道上，周恩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并碰见了廖承志。当时，他多想与周恩来倾诉自己的遭遇和意见。但他想到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这样做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他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已走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给他以极大的安慰和力量。当天晚上，廖承志被周恩来派通讯员叫到司令部去，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座，张国焘也在座。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 “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 “你认识了错误没有?” “认识得深不深刻?” “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当天，周恩来留廖承志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谈话，不再理会他，饭后就叫他回去了①。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廖承志和罗世文等解除了监禁，恢复了党籍。
廖承志在被监禁近两年时间的逆境中坚持革命原则，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时时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的高贵品质，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感动、钦佩。廖承志被押解长征中，部队给他刻连环画的任务，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都完成任务。如果任务重，那怕再晚，他也不休息。当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他常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刻图任务很重要，很紧急，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廖承志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其他同志。一次，他看到一张印得不清的样品很为生气。他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不得有丝 毫的马虎，更不能出现差错，这是对工作负责。随后，他认真而又温和地给工作人员讲解如何调墨，如何印刷的技术，使连环画的质量越来越好。同时，廖承志在长征中，凡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后又被关起来刻连环画。对此，他从来未有过半句怨言。廖承志虽被关押，但他对工作人员和押解他的战士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次，负责押解他的两个战士因病掉队牺牲，他知道后心里很难过。而当他见到其他战士情绪低落时，连忙安慰说： “不要难过，眼下条件艰苦，路途远，困难多，你们一定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说着，把自己的干粮袋硬塞给年纪小的战士，帮助战士整理行装。这些战士看着廖承志憔悴虚弱的面孔和交给他们的干粮，无不感动得流下眼泪①。为了鼓舞士气，廖承志常和战士们一起放开嗓子歌唱。他唱民歌、唱军歌，还教战士们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感染了饥饿、疲惫、默默无声的行军队伍，不少指战员都跟着唱起来，歌声激励了红军战士胜利前进的步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廖承志随长征部队到达陕北保安，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编译外国通讯社电讯稿，包括德、日、法、英四国文字的电报翻译工作。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办公桌，他就把电报稿装在自己口袋里，边走边译，有时走在路上还在翻译，并把各国情况综合起来，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翌年一月，他随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和徐冰、陈克寒等一起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四月，他被任命为党报委员会 秘书。他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每期《解放》杂志的“时事短评”栏里，几乎都有他写的文章。在《日本当前的政潮》和《林铣滚蛋，近卫上台》两篇短评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在《上海爱国领袖被起诉》和《所谓苏州“审判”的更新》等评论中，抨击了蒋介石政府迫害爱国人士沈钧儒等“七君子”的罪行，提出国民党必须“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爱国犯”。在其它的“时事短评”文章中，他还嘲讽了汉奸、特务的卑鄙伎俩，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等等。他的文笔犀利，语言生动，使人振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表了长篇专论： 《怎样实施义务兵役制》，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的重要意义及实施的条件、办法等。总之，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他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对于救国救民复兴中国的正义战争的强烈责任心。
廖承志到了延安后，由于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开始有了通邮。他即写信给分离多年的老妈妈和姐姐。在这些通信中，他向母亲宣传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母亲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形成而努力。他指出： “现在国共合作的关键不在我们方面，而是在国民党方面。因为日寇的挑拨离间，可以使许多胆小之徒东疑西忌，而致联合战线不能迅速形成，这是很可惜的。因此，我们诚恳地等待国民党当局。所以为促进国共合作计，我想最大的工作是给那些疑神疑鬼的人解释明白。” “要重新实现民国十三年的局面，必须得好好努力，日本是不让我们合作的，自然从中极力破坏，坏分子的捣乱阻挠也就更加明目张胆，希望你能好好团结一切赞成合作的人士共同前进，这是中华民族极需要的。”①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何香凝、廖梦醒积极参加上海人民支持我军抗战的工作。廖承志对老妈妈和姐姐的抗日热情非常钦佩。他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中写道： “全国抗战发动今日，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负着光荣的保卫祖国神圣职责，我虽然明知上海巳成为炮火连天之地，但也坚信你们唤醒民众，号召民众参战工作，必定更加加紧。我虽然顾虑着你们的安全，但为祖国设想，更希望着你们的坚决往前，不屈不挠的奋斗。”②同时，他在信中，坚决地表示为了抗战的胜利而牺牲一切。他写道： “我很想去看你们，可是战争正在进行，一切的一切都只能为着战争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这里已成为整个战争的左翼要地，在战略中心下组织西北群众，号召西北群众工作，也就唯有加紧地落在我们身上。个人虽想来看你们，但整个工作要求，都不许我离开此地。我个人也唯有在工作中的加紧中，遥祝你们的安全，遥祝你们的努力。这是我难过的事，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唯有依靠于全国的母亲，女儿们，儿子们，能够忍受当前的难过，能够抹下满眶的热泪，去为祖国的前途拚至最后一滴血。我们的母子间，今日还能通信，可是连通信的可能都丧失的不知多少。我们也只好忍受它，我们也只好勇敢地接受这锻炼，也唯有让我们大家来担受这重担吧。” 他还指出： “持久的抗战巳经发动，经历的磨折困难才开始，以后也许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锻炼，以后遭遇的难过事恐怕也十倍于今 日。如果我们能见面，那是更好。如果没而见面的时间更拖长， (原文如此)我们也唯有忍受，让我们在民族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再庆祝我们的会面好了。”①在这里，字字珠玑、熠熠发光，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而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表达了他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正是这些革命精神和正确的认识，使他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在抗日的烽火中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廖承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十月底，南京告急，他和叶剑英、李克农等七人分乘两辆破旧小汽车爬山过河，绕道长沙，于十二月到达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决定，离开武汉，前往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为在香港顺利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廖承志未到达香港前，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说明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了海外广大华侨的钦佩，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香港总督加以关照。因此，廖承志到达香港不久，在中共香港市委的协助下，很快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十八号设立办事处 (公开的招牌是 “粤华公司”，表面经营茶叶批发生意) 。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并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 路军广州办事处。在香港，他见到了分别多年的老妈妈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并于一月十一日和经普椿结婚。
廖承志在主持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任务。他通过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事迹，动员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在他的努力下，募捐了大量的款项、医疗器械和药品、车辆与物资。与此同时，廖承志更以他所具有的独特的身份和地位，在海外享有的声誉，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例如，由于廖承志的特殊身份，海外华侨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把款项直接汇给香港华比银行廖承志收。这样，既手续简便，又能得到海外华侨的充分信任，大大促进了海外华侨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援。在当时要由香港一家银行代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捐款，显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其他人能够办到的，只有廖承志的特殊身份和威望才能办到。这是因为当时香港华比银行的华人买办邓文田和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兄弟，所以才能使用这个汇款地址①。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还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 “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款项，均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②廖承志还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团结了很多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推动了很多国际组织和华侨团体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大批款项、物资和药品、医疗器械 等。这一批批的物资、款项，廖承志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和周密的安排，及时安全地转运到武汉、延安。同年十月，广州沦陷后，又通过越南海防转运到延安，极大地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抗日斗争。廖承志虽然暂时离开了八路军、新四军战场，但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廖承志主持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不久，即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一起，遵照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与国民党广东当局余汉谋、国民党南雄县县长莫雄谈判，交涉释放了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数百人。这批获释的党员和进步青年随后分配到各地参加了抗日斗争。
在这期间，廖承志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立场和主张。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国民党亲日派“再战必亡”的亡国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为中华民族生存而战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回答中国能否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廖承志根据党的洛川会议精神，于一九三八年初发表了《收获与教训》一文，指出： 虽然大片国土沦丧，众多同胞牺牲，“可是这些血和泪砌成了中国一座新的血肉长城，显示了中华民族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①回击了国民党亲日派“再战必亡”的谰言，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凶焰。他在文章中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中流砥 柱。他还指出，为了坚持抗战，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批判和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
一九三八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文彬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广东党的代表会议，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廖承志被任命为省委委员。
为了向海外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绩，廖承志组织和扩大宣传阵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在香港推动表亲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出面，办了蜚声海外的《华商报》，大力支持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办的《光明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马国亮办的《大地画册》等报刊，以及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乔冠华、胡一声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等。在广州由郭沫若、夏衍等开办的 《救亡日报》，也得到廖承志的大力支持。此外，廖承志在香港还组织出版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这是毛泽东著作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和出版。他亲自安排把这些著作寄往欧美各地，让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他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还利用当时广东余汉谋支持抗日的时机，在广州公开出售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籍。
廖承志为了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战，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各阶层的群众中去，曾应广州中山大学学生的邀请，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作了政治时事报告。他那激情的语言，透辟的分析，提高了广大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他们投身抗日斗争的热情。一九三八年夏天，国民党顽固派对武汉蚁社和山西牺盟会等爱国抗日团体非法“取缔”，并对其成员进行迫害。广州的国民党顽固派马上呼应，叫嚣“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滥调，并封闭了广州新华日报分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为了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阐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团结抗战的一贯主张，廖承志以新华日报分馆的名义，在广州市哥仑布酒店召开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青年和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会上，他针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共滥调和封闭新华日报分馆的反共活动，作了严正声明，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和摧残抗日青年的罪行。在会议进行中，一个特务伪装进步，说国民党强迫学生进行军训，是对青年的法西斯压迫，提出要反对国民党进行军训。参加会议的青年一时分辨不清是非，拚命鼓掌。这时，如果我们赞同这种 “意见”，国民党顽固派就可大造我党破坏军训、破坏抗战的舆论。廖承志当即识破国民党的阴谋，指出： “军训，就是要搞军事训练。现在全国抗战，人人都有舍己卫国的职责，作为青年学生，是要学会一些必要的军事知识和技术的。要准备武装抵抗侵略，是应该参加军训的。至于在军训工作里面有缺点，可以向当局提出意见，要求改善。”①他这样一说，听众恍然大悟，那个特务就噤若寒蝉了。国民党顽固派这一手失败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一个科长跳了出来，气势汹汹地叫嚷什么“共产党破 坏团结”，“共产党就是汉奸”。会场听众对他的反共狂言极为愤怒，高声喊打。这时，潜伏在楼梯旁边的特务打手，正想趁机捣乱会场大打出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廖承志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地高声说道： “请大家安静，我们要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讲。但是，无论是谁，都不能动拳头。这位先生讲的话不对，大家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开会完全是讲道理的。”接着，他庄严地说： “我就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坚持抗日的，是坚持团结抗战的。倘若日寇有一天打到广东来，我们共产党员一定到最前线浴血奋战。你这位先生大概是国民党员，希望你也同我们一块去战斗。到时你会在哪里呢?请你用事实来回答吧。你刚才讲的话是破坏团结抗战的，也违背你们蒋委员长的讲话的。我们谁爱国，谁坚持团结抗战，人民和全世界都会看得清清楚楚。”①他的这番话，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深得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击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使中共的威信在群众中大大提高。当散会时，大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等口号。会后，中共广东省委号召全体党员向廖承志学习，学习他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学习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讲究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艺术②。
廖承志为了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广州，特别是在香港这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施展了他那善于争取人、团结人，善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才能，对港澳 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直到陈嘉庚那样的大侨领，都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团结工作，把大批大批的人团结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廖承志在团结各界人士时，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要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和要善于把 “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①的策略思想，取得很大的成绩。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廖承志从香港回到广州，宴请二十年代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请司徒慧敏作陪。当司徒慧敏知道被邀请的人名字后，很诧异，因为那些人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其中有少数人参加过反共反人民活动，还有人是当年在东京青山会馆进步学生集会上，拔剑而起进行捣乱的人。廖承志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这些人都是职业军人，大多数是为了当官发财而入士官学校的。但不要忘记，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士官学校学习过程中走向进步，如士官许崇耆 (许崇智的弟弟) 参加进步学生行列，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期投奔江西红军。所以人是可以改变的。今天是团结抗战的局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老相识，即使从前是“武斗”的双方，今天也得携起手来。他还风趣地说： 他们当年被人称为“士官牛”，既然牛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驱使，也可以在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目标下为革命事业服务，我们要争取他们，共同奋斗。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廖承志的远见卓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当年他宴请的这些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一些人离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营垒;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人宁可到香港经商也不参加 反人民的内战; 有的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如解放战争中，新华社报道的第一批国民党军官起义将领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叫麦霞冲的，就是当年廖承志宴请的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二十一日广州沦于敌手。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中共广东省委，“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①。廖承志接党中央电示后，即在香港召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和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开会，研究在东江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廖承志在会上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敌后建立我们的基本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会议决定，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筹等率领一批党员和香港爱国青年前往惠阳坪山，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曾生等回到坪山后，根据廖承志的指示，成立中共惠 (阳) 宝 (安) 工作委员会，动员群众把收藏的武器贡献出来抗日，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农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建立了一支有一百多人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建立后，在惠阳淡水周围铲除伪政权，惩办汉奸，并收复淡水镇，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由王作尧率领的东莞人民抗日武装也发展起来，成立了东 (莞)宝 (安)惠 (阳) 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这两支东江抗日游击队成立后，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组织自卫军》指示的精神和广东的特点，提出了党在东江敌后建立抗日武装，以自发组织的抗日群众面目出 现，争取国民党番号，以利于生存和发展。中共东江特委和曾、王两部队领导遵照他的意见，经过努力，分别取得了第四战区第三游击挺进队新编大队(曾部) 和第四游击挺进队直属第二大队 (王部) 的番号。部队接受国民党番号后，取得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更有利的支援，使部队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曾、王两部保持党的组织和独立编制，到一九三九年底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这支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威震祖国南疆的东江纵队。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后，叶挺从新四军来到粵北，准备开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廖承志配合叶挺向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余汉谋进行统战工作，余任命叶挺为东江抗日游击总指挥部负责人。廖承志与其他同志协助叶挺在深圳设立指挥部，并将曾生领导的游击大队编为指挥部的特务营。不久，蒋介石闻讯大惊，责令余汉谋取消原任命，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中共中央考虑到同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便通过廖承志告知叶挺返回新四军。
为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廖承志不仅在港澳地区、海外华侨中动员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回东江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而且还竭力发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募捐款项、物资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一九四一年以前，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被服、军鞋和药物，大部分是经廖承志发动华侨、港澳同胞捐献的。同时，他还推动和支持南洋华侨救乡总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香港海陆丰同乡会联合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简称“乐团”) ，参加东江抗日斗争活动。“东团”成立后，在香港设立总团办事处。“东团”在廖承志的领导和关怀下，发展很快，队员从二百余人发展到五百余人，并先后回到东江地区参加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中共在东江地区建立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
廖承志对广东东江游击队的关怀，不仅是在物质上支援，而且更重要的是领导这支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九四○年三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对广东东江游击队发动军事围攻。东江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以为这是国共分裂，内战即起，决定东移国民党统治区海陆丰地区。部队沿途受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到达海陆丰后，处在国民党顽军的包围之中。这时，弹药缺乏，给养不继，处境十分困难。在这严重关头，廖承志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中共中央于五月八日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东江特委发来紧急电示，提出： “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大胆坚持抗日。”①廖承志立即派干部把中共中央指示和款项转送给部队，并指示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管困难多大，都必须回到惠、东、宝抗日前线和敌后，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和廖承志的具体安排下，胜利地回到抗日前线。一九四二年一月，香港失陷后，廖承志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电台呼号交给东江游击队，从此东江游击队能够直接地及时地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这对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廖承志还十分关心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早在一九三八年春，他在香港就鼓励吴勤②回广州组织抗 日武装。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失陷后，吴勤根据廖承志的指示，发动爱国青年在广州郊区成立了抗日义勇队。这支抗日武装在廖承志的支持下改编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 (简称 “广游二支队”) 。为了把这支抗日部队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廖承志在一次广东省委会议上提出要派党员干部到广游二支队去。他还提出在改造这支抗日武装时，要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要提高警惕，又不要“过河拆桥”。十一月下旬，廖承志派廖锦涛带队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到广游二支队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在廖承志的关怀下，广游二支队与中山、顺德抗日游击队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活动在华南抗日战场的三大主力之一。与此同时，廖承志还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亲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判工作。结果，该部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
在此期间，廖承志满腔热情地组织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由于廖承志向海内外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使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广大华侨、港澳爱国青年纷纷向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广州办事处提出去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要求。廖承志对这些爱国青年的抗日热忱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介绍他们前往八路军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据不完全统计，经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广州办事处先后介绍到八路军、新四军去的爱国青年、爱国华侨、港澳同胞达一千多人。这些青年在党的教育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锻炼，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干部。这对加强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开展抗日斗争，起着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日，日军进攻九龙。二十五日，香港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香港前，廖承志根据毛泽东关于“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①的思想，分析了英国有同我们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可能，从而在香港积极促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曾领导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代表尹林平与英方代表会谈。港英当局代表提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我方提出港英当局应开放民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保卫香港，并要求英方供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器装备; 英军司令当时表示同意我方要求。虽然由于香港很快沦陷，计划未能实现，但为后来东江纵队与英军方面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香港的沦陷，使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在香港、九龙。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原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在那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寇的战绩，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错误，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遭到国民党的进一步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撤退到了香港。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了香港后，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的指示，领导和支持他们创办报刊、成立新闻局、通讯社，宣 传抗日，给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以打击，引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走狗的仇视。香港沦陷后，日军到处搜捕抗日分子，限令文化界人士前往报到。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这批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安全非常关心。当日军向港九发动进攻的当天，中共中央即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多方设法保护他们撤出港九。南方局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广东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要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营救滞留在港九的文化界精华、著名爱国人士和一些国际友人。廖承志接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来的电示后，立即领导组织营救工作。当日军进攻九龙不久，廖承志即指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能找到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迅速撤退送至香港; 一时找不到的，立即通过交通站通知他们转移。这批人到了香港后，大部分集中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逐个向他们询问情况，给他们落实住处，交待联系方法。对原住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则帮助他们立即搬家转移，除了规定的单线联系外，断绝一切来往，并且要求所有的人一律改穿“唐装”，以小商人、店员、职员身份隐蔽起来，等待撤退的通知。他除了细致地布置营救撤退工作外，特别对每一个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请“大家珍重自己的历史”①。与此同时，他向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传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等的电报指示精神，要求做好营救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二年元旦，廖承志和连贯冒着生命危险，星夜偷渡到九龙，在上海街的一幢楼房里，和广东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广东粵南省委书记梁广开 会，研究营救工作。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党中央给予的任务，并且具体研究了营救工作的部署。第二天，他和连贯、乔冠华从九龙往西贡，坐船过沙鱼涌，前往惠阳东江抗日根据地。临行前，他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机要干部潘静安留下来协助刘少文工作，并把营救对象名单和身上仅有的几百元港币和美钞交给潘静安。廖承志到达惠阳东江抗日根据地后，即召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曾生、王作尧等人开会布置护送工作。随后，他沿惠州、老隆北上韶关，沿途向中共东江前方特委、后方特委、粤北省委等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安排接应及护送工作。同时，他还布置连贯留在老隆，负责调度惠州、老隆、兴梅一线的转送、接待工作; 乔冠华留在韶关主持文化人向省外转移。在廖承志的领导安排下，广东省党的各级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机智勇敢地从香港日军的严密统治下，营救了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共八百多人。他们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陈汝棠、李伯球、邓文田、邓文钊、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戈宝权、张友渔、黎澍、胡风等。同时，还营救了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等十余人，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百人。这次营救工作，不仅营救的人数众多，而且无一损失，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这样出色的营救，使得朋友或敌人都感到十分惊奇，无不钦佩廖承志的领导才能和他对朋友的高度关怀。这一工作的胜利，不仅营救了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加深了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患难与共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而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铁窗生涯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廖承志安排好营救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后，来到韶关，随后转到乐昌县坪石镇，参加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破坏。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南方工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郭潜经不起敌人的威迫利诱，成了可耻的叛徒，并向特务供出廖承志在乐昌。郭潜写一字条伪称上级指示要廖承志去桂林，安置疏散回来的文化人士，并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庄祖芳伪装南方工委交通员持郭潜写的字条和现款一万元，于五月三十日奔向乐昌坪石镇。当晚，庄祖芳利用和廖承志接头的机会，将廖承志秘密逮捕。特务怕廖承志在韶关关押太久出事，于六月五日，将他押解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
廖承志在敌人集中营，始终坚贞不屈，无所畏惧，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开始，国民党特务对廖承志进行“突击审讯”，强迫提供线索。但是，廖承志除承认敌人早已知道的共产党员身份外，一切都拒绝回答。国民党特务这一诡计失败后，便采取所谓“疲劳审讯”的办法，不分昼夜，持续进行审讯，不给片刻休息，妄图通过肉体上的折磨，迫使廖承志屈服。但是，廖承志经受了这一考验，坚守党的秘密，怒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行径。结果特务依然一无所获。接着，特务又施行第三条诡计，派一个特务伪装进步人士安插在监狱中，企图在日常的接触和共同生活中骗取信任，以便获得线索。历时两个月，廖承志高度警惕，特务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他们又施展诡计，指派叛徒郭潜现身说法，对廖承志进行劝降。可是，叛徒刚刚开口，廖承志便高声怒斥，大骂： “叛徒，你不配跟我谈，滚! 滚! ”郭受怒斥后，如丧家犬，夹着尾巴逃跑了。集中营头子施锦亦企图用伪善办法，装得“和蔼”，给予 “优待”，以达到软化的目的。但廖承志根本不为所动。特务、叛徒们都说廖承志“十分顽固”。这正好说明了廖承志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他在狱中写给周恩来以及他的老妈妈何香凝、姐姐廖梦醒、夫人经普椿的信，还有诗词，漫画等，也都充分反映了他的革命精神。在给周恩来的信中，他说： “希望你们相信小廖至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并在信的最后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 ”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贞。他给夫人经普椿的信中写道： “他们逼迫我投降，是可忍孰不可忍! 倘必要时，惟有宁死不屈而已，希告各友放心。……不幸时，勿再以我为念! 新生的孩子倘健在，可名日继英，取继续英勇事业的意思。”②给他母亲、夫人的诗词，同样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
拜别慈母
半生教养非徒劳，
未辜双亲自足豪。
碧痕地夕留播众，
不负今晨血溅刀③。
诀普椿
往事付流水，
今为永诀卿。
卿出革命门，
慎毋自相轻。
白发人犹在，
莫殉儿女情。
应为女中杰，
莫图空节名。
廖家多烈士，
经门多隽英。
两代鬼雄魄，
长久护双清①。
辞世 南柯子
半生浑大梦，梦后莅东风。风消雨散尽成空; 空剩如虹，壮气曜苍穹，默默心情遥寄白云中。留得枯骨待残冬，待到冬过春还遍地皆红②。
廖承志还在狱中画了不少漫画。这些漫画，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忠贞，对国民党特务的抗议。例如，在一幅《史可法率兵守卫扬州城》的画中，题词为： “男儿自古谁无死，留得芳名照汗青。”在另一幅画中题诗： “长青劲节身，霜雪任侵凌，借问林间叟，如我有几人。”③
在敌人的监狱中，廖承志坚持斗争。他和后来被捕关在一起 的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一起，教育、鼓励难友要保持革命气节，对党忠贞，坚持斗争。当他知道涂振农 (中共南方工委宣传部部长)被捕后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而叛变时，非常气愤，并设法告知了组织，以避免敌人扩大破坏。
廖承志在狱中不放过教育人的机会。狱中一个姓姚的工作人员同情他和难友的处境。他经长时间的考察，对其进行启发教育，这个年轻人觉悟后，冒着生命危险为廖承志秘密送信到韶关交给经普椿，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到了延安①。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统特务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将廖承志移交给军统特务看管。廖承志被军统特务用汽车押到赣州， “劝”他写信给蒋经国，被他坚决拒绝。几天后，特务又用飞机将他押解到重庆歌乐山，先后关在杀人魔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黄家院和白公馆。有一天，监狱当局给廖承志做衣服，理发。后来，来了一辆小汽车，载着廖承志在歌乐山上转来转去，然后带到一幢房子中，坐了大约十分钟，蒋介石走了进来。廖承志看了蒋介石一眼，坐着连动也未动。蒋介石假惺惺地问： “近来身体好吗?”廖承志反问蒋介石： “难道你不知道吗?”蒋介石经廖承志这一反问，甚为难堪。沉默一会，蒋介石说： “你不要忘记，你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后代，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廖承志义正辞严地回答说： “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他们。你们挂着廖仲恺的招牌，干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是你们对不起廖仲恺。”蒋介石又说： “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样?”廖承志斩钉截铁地回答： “办不到! ”蒋介石还不死心，又说： “那放了你，你放后又 跑到那边去，于心不忍。”廖承志责问蒋： “怎么，你还想发动内战?! ”说罢立即起来准备走。蒋介石连忙说： “回来还有话跟你谈。”廖承志大义凛然地说： “没有什么可谈的，你们用刀也罢，用枪也罢，我的脖子已经洗干净，等着。”说着头也不回的走出房间①，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后来，每当同志们称赞他的革命精神时，他却说： “我只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②
由于廖承志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和他在狱中的顽强斗争，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他虽然仍在狱中，但代表们都钦佩他的坚定立场和英雄气节，一致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
廖承志被捕后，党中央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当周恩来接到廖承志秘密托人送来的信和漫画后，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极端的愤慨，对廖承志视死如归的坚定立场和英雄气概表示钦佩。他向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和一切政治犯。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一直没有答应。廖承志的老妈妈何香凝要到重庆，蒋介石也不让去。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断交涉，特别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 《双十协定》，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释放政治犯”等条款。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中共代表团又据理力争，要求释放廖承志、叶挺等。同时，宋庆龄、何香凝也不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的要求。一九四五年底，国民党军队进攻邯鄲解放区时，第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刘世 荣、参谋长李旭东等人被我俘获。我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国民党才答应释放廖承志和叶挺①。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廖承志被释放出狱。那天，周恩来亲自接他回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到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廖承志又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他一出来就关心仍被囚禁的叶挺将军。当《新华日报》记者访问他时，他说： “希望被禁的政治犯都自由。”
在解放战争胜利声中
廖承志出狱不久，就积极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他受中共中央指派，以军调部重庆三人小组中共代表身份飞往广州，和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谈判有关东江纵队撤退到山东的问题。早在一月中旬，停战令下达后，军调部第八小组就到了广州。但是，张发奎却发表了一个荒谬声明，说广东无共军，污蔑抗战有功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土匪”。中国共产党为了换取全国的和平，决定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廖承志到广州后，和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尹林平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双十协定》的原则，与国民党代表张发奎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廖承志以“东纵”在抗战中的伟大战绩和营救国际友人、盟军飞行员的事实，严正驳斥了张发奎的谬论。与此同时，他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必要的让步，终于达成了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具体协议，即规定了北撤的登 船地点、人数和期限。从而保证东江纵队主力胜利北撤到山东烟台，配合了中共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任务的实现。
廖承志胜利完成东江纵队北撤的谈判任务后，回到重庆。四月八日，秦邦宪、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人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全部遇难。事件发生后，廖承志非常悲痛，写了《邓发同志》①一文，以志哀思。他写道： “如果说中国海员工人及其培育出来的干部是中国革命运动在长江以南的有力的动力之一的话，那么，应该说邓发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最光亮的楷模之一。”②他常说，我们活着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同志，我们要把他们未竟的工作担当起来，加倍努力地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同年五月初，廖承志奉命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飞往南京，任中共南方局外事委员会副书记 (书记周恩来) 、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发言人，并为《群众周刊》撰写和审查文稿。他工作认真、负责，常常坚持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到巷口买几个茶鸡蛋，吃完又接着干。当时，负责最后审稿的李维汉，曾对廖承志有过这样一句评语：小廖的文稿怎么改他也乐意接受。
全国内战爆发后，廖承志于九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当时，新华社是党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三大中央宣传机构的统一组织。在新华社一起主持各部门工作的，还有艾思奇、陈克寒、吴冷西、胡绩伟、廖盖隆、范 长江等。在工作中，他发扬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倾听反对意见和对他的批评意见。他善于用人所长，常说要让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工作中，廖承志对工作人员的文章、每件工作都一丝不苟。钱俊瑞回忆，一次审议关于大后方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社论稿，廖承志和他改了至少八遍，但他还不放心，仍嘱咐交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才发稿。社委会决定要他写的稿子，他总是亲自动手，从不让别人代写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后，被迫改为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毛泽东于三月十八日主动撤离延安。在中央撤出延安前，廖承志被毛泽东、周恩来找去布置任务，指出： 新华社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当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就必须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廖承志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率领新华社大部分干部开赴晋冀鲁豫解放区。经过两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安全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涉县，建立了第二陕北广播电台。廖承志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文字广播没有中断过一天，口语广播因广播技术原因，也只中断三天。国民党在一个很长时间内，以为陕北电台还一直留在陕北，其实新华社早已在太行山广播了。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廖承志领导的新华社虽然远离党中央，但是，他牢记出发前周恩来关于“必须事事向党中央请示”的叮嘱，坚持将各地送来的战报向党中央请示，由毛泽东修改后发表，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听到中国人民 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因此，廖承志领导的新华社曾受到中共中央的多次表扬。但是，在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报道中，由于没有及时请示毛泽东、周恩来，不加选择地传播了一些包含“左”倾错误的通讯或文章，如宣传“贫雇农路线”、“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和主张。这些错误，经党中央、毛泽东批评后，很快纠正了。廖承志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错误，召开编辑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动员编辑部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检查。他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报告。在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前往平山县西柏坡与党中央会合后的第一天，他就去见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作检讨。毛泽东对他说： “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也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在座的周恩来说： “我嘱咐你要向中央请示，为什么只是战报作了请示，土改宣传就不请示呢?你要留下来整风，向中央和新华社同志作检讨。”①廖承志听了批评后，以对革命负责的精神，再次向党中央作了认真的检讨。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廖承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进入北京城后，四月，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联络部部长。不久，他又兼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
廖承志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后，亲自请金山、张正宇、张瑞芳这些享有盛名的艺术家到剧院工作，同时，又请夏衍写信给上海的石羽、路曦、王班、江水、等一批艺术家，请 他们参加剧院工作。当两支文艺队伍会师后，廖承志号召 “用两个拳头建设剧院”，奠定了剧院艺术发展的组织基础。四月十二日，廖承志提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设的总体思想，这就是： “要努力使青年艺术剧院成为全国最好的剧院，要不断有示范性的戏剧演出”; “要有模范的青年工作作风，培养少年儿童的艺术干部”; “要通过有效的方法，示范和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年文艺团体和艺术工作者。”同时，他还主张剧院领导人即使他们能力很高，在原则上要低于艺术专家的薪金; 要经营得法，尽量少用国家拨款; 对艺术、技术、行政各类人员实行奖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很快就建设成为我国第一流的剧院。
五月五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廖承志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青年运动和今后中国青年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在解放战争中青年运动的伟大作用，提出了在革命胜利后中国青年的奋斗任务。
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廖承志被推选为主席。八月，他任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次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会。九月，他作为青联推选的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和平友谊的使者
建国初期，廖承志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一九五三年，他继续当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他还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副主席。
一九五一年三月，廖承志受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托，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长，到朝鲜慰问。他率领慰问团在炮火连天的朝鲜大地上，慰问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访问了朝鲜农村，会见了金日成主席。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他和志愿军的同志交谈，了解到我军还没有打破美军的空中优势，急需飞机大炮。他和代表团的同志们，特别是工商界的代表一起商量，准备回国后开展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并指定慰问团的一位上海工商界的代表，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提出。彭德怀深表感谢。代表团回国经过天津时，廖承志接见了新华社记者，请记者向全国人民转达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肯定和赞许。为完成这个任务，廖承志又同慰问团的同志们一起，分头到各大区、各大城市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将士们。
为了推动世界和平运动，一九五二年三月，宋庆龄、郭沫若等发起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廖承志受任负责筹备。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条件较差，筹备工作上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廖承志日日夜夜，废寝忘食，以至后来周恩来不得不给廖承志下命令： 休息好再干。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揭露美帝残害朝鲜人民，大搞细菌战的罪行，会前廖承志曾组织世界一些著名科学家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调查，终于取得了确凿证据，把美帝的滔天罪行揭露于世。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取得的成就，是与廖承志的努力分不开的①。
一九五五年四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著名的万隆会议，廖承志被任命为代表团顾问。在大会期间，廖承志频频会见外国朋友和印尼华侨，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万隆会议通过了我国倡导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万隆精神的影响下，第三世界的团结从亚洲、非洲扩大到了拉丁美洲。
一九五六年，廖承志率代表团参加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的亚非拉团结大会。会上，有人提出了笼统的裁军口号。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精辟地阐述了我国的主张，说： “我们历来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提出普遍裁军问题，我们应看看现实，该裁谁的军?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军。而对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来说，他们为了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人身自由，拿起大刀、弓箭和石头进行斗争，他们有什么可裁?”他的这一论述赢得了亚非拉人民的热烈拥护②。
五十年代初，西方帝国主义者封锁我国，廖承志动员比利时有威望的王太后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她，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在家接待了她，送画给她。当她回到布鲁塞尔时，不顾美国政府的威胁恐吓，在家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位王太后捧着毛泽东的像片，对满屋的各国记者说： “我是从东方中国来的，那里的人民勤劳、通情达理。毛先生是个明智的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你们要放弃偏见。”这一新闻轰动西方舆论界，认为是中国一大胜利。一九六一年，在廖承志的推荐下， 巴金率代表团参加东京反原子弹世界大会，获得很大成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称赞①。
整个五十年代，廖承志参加了许多为民族独立，为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进行了一系列友好访问。除上面提到的外，重要的还有： 一九五一年，率代表团到斯里兰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一九五三年三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一九五四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一九五五年六月，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随同宋庆龄访问印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随同宋庆龄访问缅甸。一九五七年三月，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六月，出席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 十二月，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一九五八年七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瑞典举行的国际裁军会议; 十月，任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到丹东迎接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一九五九年二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九六○年四月，率代表团出席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举行的第二届亚非团结大会; 十一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纪念大会，并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及工人党第二次大会。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率代表团参加在巴勒斯坦加沙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这些活动中，廖承志广泛结交国际友人，为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 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著名的世界和平战士，中国人民友谊与和平的使者。
中日友好的奠基人
廖承志是中日友好事业的奠基人。从一九五二年中日两国民间开始正式来往的时候起，他就是中国负责对日工作的领导人。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废寝忘食，费了不少心血，在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廖承志在和日本朋友的交往中，做到真心实意，以诚相待，光明磊落，恪守信义，赢得了日本朝野的信任和爱戴。日本国前首相铃木善幸称赞廖承志“不愧为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我国国民对于廖承志先生的深情厚谊，子孙万代永不忘怀”①。
一九五二年五月，日本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代表、日本参议员高良富等，应我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邀请来我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廖承志当时正担负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筹备工作，非常繁忙，仍亲自领导了接待工作，并参加会谈。在中日双方代表努力下，于六月二日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随后，高良富一行还积极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的筹备会。同年十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胜利开幕， 以中村右卫门、 南博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前来与会。廖承志为了协订大会日程中规定 的要通过的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同日本代表团领导不知会谈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从而使大会顺利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
一九五三年一月中旬，廖承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领导代表团同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日本和平联络会代表烟中政春为首的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就协助日侨回国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廖承志阐明了我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的日侨的立场和政策，他说： “在全中国大陆解放后留在中国的守法的日本侨民得到了我国人民政府的保护，他们过着和平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和日本国内自由通讯。……凡是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我国政府都努力协助他们返回日本。”在他的努力下，完满地达成了由日本方面派船分期分批接回归国的日侨;同时，也达成了把愿意回中国参加建设的爱国华侨分期分批用船送回中国的协议。当日本运送归国华侨和接收回国日侨的“兴安丸”等三艘船先后到达天津港时，廖承志都亲自前往欢迎和欢送。他的这一行动对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对华侨回国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日本红十字会为了感谢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一九五四年十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抵达东京。这是一次轰动日本列岛的友好访问，受到了难以形容的热烈欢迎，掀起了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高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日代表团，廖承志等成为战后中国访日的开路人。
一九五九年秋，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自由民主党元老、著名政治活动家松村谦三来华访问。廖承志与他们是青年时代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读书的同窗，有着特殊的友谊。他们愉快地回忆过去的情谊，恳谈了中日友好的重大意义，决心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和贸易的发展，排除障碍。一九六二年九月，松村谦三应周恩来、陈毅的邀请，第二次来华。廖承志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达成了以积累方式，通过建立长期综合贸易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前进的协议。接着，日本前通商产业大臣、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企业家高碕达之助率大型经济代表团来北京，会谈中日贸易发展问题。廖承志为中方首席代表。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关于扩大中日贸易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进行会谈，并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从此，中日贸易除了友好贸易之外，又建立了廖——高备忘录贸易的新途径，这就是当时在日本赫赫有名的LT贸易。“中日贸易备忘录” ，不仅使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中日邦交的纽带。日本朋友把LT贸易与友好贸易称为车的两轮，推动着中日关系不断前进。
廖——高贸易渠道开通不久，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又酝酿互设常驻贸易机构的问题，并于一九六四年四月达成协议。同年八月十三日，中国在东京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接着日方在北京设立高碕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九月二十九日，中日双方以此常驻机构为窗口，互派了九名常驻新闻记者。这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是向中日建交的过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五日，中日友好协会成立，廖承志任会长。他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 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它象征着两国人民友谊的光辉未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廖承志的党政重要职务都被剥夺了，但是，他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一职，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始终保留着。他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他从世界和平大局和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会见过数不胜数的日本访华代表团和各界朋友。廖承志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呕心沥血。正是由于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得广大的日本朋友，包括一些曾敌视过中国的人，都受到了感动，认清了只有同中国友好，才对日本有利。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高度赞扬廖承志为中日友好关系建立的功勋。他说： “一衣带水的日中两国，相互关注、相互尊重，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幸的灾难和裂痕。被称为既是近邻又是远邦的国家，要恢复邦交，如此艰难事业得以完成，完全靠两国众多的先辈们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廖承志先生披肝沥胆，不屈不挠的精神，方能连接起今日的日中两国牢固的友好纽带。”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日建交，廖承志作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外交部顾问，参加了建交会谈的全过程。他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在此期间，他即使是吃了安眠药已经入睡，但只要接到参加会谈的电话通知，必定赶到。周恩来知道他身患心脏病，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总是坚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日本樱花时节，应日本十几个民间团体邀请，廖承志率领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空前的热烈欢迎，在日本掀起了中日建交后中日友好的新高潮。访问期间，在田中首相接见全体团员的茶话会上，廖承志把北京萌芽的日本山樱的三片叶子，送到田中首相的手里，说： “象征中日友好的山樱花树，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了! ” 这时在首相官邸的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腾的掌声。访问期间，廖承志夫妇还出席了大平正芳、小板善太郎、川碕秀二几位老朋友子女的婚礼，看望了弥留中的石桥湛三先生，接着又出席了石桥的自民党党葬，还为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浅沼稻次郎几位老朋友扫了墓。这些活动充满着他同这几位老朋友的特殊情谊，在日本朝野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周恩来在谈及廖承志一行访问日本活动的盛况时说，这是中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特殊情况，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廖承志为了完成中日人民的这一任务而竭尽全力。他对来访的日本朋友都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来访的官方人士、政党首领，总是坦诚相见，反复申述要记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训，珍惜中日两国人民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一九七八年八月，日本国园田外相访华，同中国外长在和平友好条约上正式签字。同年十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访日，出席二十三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这又使中日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迎接缔约后中日友好的新形势，廖承志积极促成建立中日友好人民公社，大力推动发展友好城市关系。一九七九年五、六月间，廖承志率领由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务院各机关共六百人组成的第一艘“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中日友好之船绕列岛一周，停靠十个港口，遍访了三十三个都、道、府、县，一百七十四个城市，播下了大量的友好种子。
一九八二年十月，是廖承志母校日本早稻田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早稻田大学决定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廖承志高兴地表示接受，并决定亲自去母校出席授学位仪式。但是这年夏天，他不慎跌伤了腿，造成骨折，只好委托孙平化代为接受。孙平化和廖承志长子廖晖在日本参加中日建交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在早稻田大学总长室接受了廖承志的名誉博士证书和博士服。
侨务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廖承志的祖辈、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华侨。他对海外侨胞有深厚的感情，同他们有广泛的联系。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他担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为何香凝) 。一九五九年起，他一直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长期负责国家的侨务工作，协助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侨务政策。他关心和维护海外侨胞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关心和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为贯彻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赢得了海内外侨胞的爱戴和尊敬。
解放初期，在土地改革中，廖承志协助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由政务院公布。《办法》作出了华侨的房屋不动、侨汇不动等项照顾侨胞利益的规定。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 “左”的倾向，出现了没收华侨地主房屋、没收侨汇的现象。一九五二年底，廖承志奉中央指示亲临广东解决这一问题。一九五三年，中共华南分局为此专门召开了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廖承志耐心地向参加会议的区委县委和侨务干部解释党的侨务政策。他说： “广东大张旗鼓进行土地改革中，关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有着一些问题，这次会议的中心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加以明确解决。” “农民得到了土地，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问题，这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至于其他生活上有些困难，不能希望从打华侨主意来解决，这些主要依靠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来解决。如果仅仅为着眼前的满足着想，那么，把华侨一切搞光，也还是达不到这目的的。同时，为了争取国外侨胞，适当照顾是必要的，应该很好地向农民说明，这个照顾即使是让步，也是好处多，直接的害处少。对农民来说，不但对将来好，就是对现在也好。”他要求参加会议的“区党委、县委的同志向土改工作队和县区干部很好地进行宣传，农会也要谈一下，使大家摸清总的精神”; “要求广东侨委党组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亲自下去参加土改复查工作，并限期向中侨委党组报告。”①本来，广东等地在土改中发生侵犯华侨利益的 “左”的倾向，不是廖承志个人的责任，可是他对华侨回国观光团讲话时，曾特地为这个问题诚恳地表示歉意，使许多侨胞非常感动。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根据廖承志的意见，作出了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份的决定。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关于解决我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的有关指示，廖承志和中侨委的同志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廖承志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向中央提出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四条建议： “第一，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理应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由我国政府和有关政府之间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才能获得合理解决。第二，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 题，必须严格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华侨可根据本人自愿选择侨居国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第三，华侨要选择侨居国的国籍或保留中国籍，任何方面均不应加以人为的限制、干涉和阻止，而应予以谅解和赞助。第四，选择了国籍的华侨或侨裔，如果要求变更国籍，那么，在履行正常脱籍手续之后，就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不应加以拒绝的。”①关于华侨居住国的华侨资本问题，廖承志和中侨委向中央建议： “在这些国家中会发生民族资本和华侨资本矛盾，但是华侨资本是构成当地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我国鼓励华侨资本和当地民族资本合作，发展有利于当地的国计民生的事业。”②鉴于许多侨胞在居住国参加当地经济建设的同时，有一部分还积极要求与祖国经济合作的实际情况，廖承志向中央建议，对于华侨归国的要求，我们不应消极对待，而应该热诚地欢迎他们回来。希望南方各省，特别是适合于种植热带亚热带作物的地区，大量吸收归国华侨和侨眷参加经济作物和农业生产，并努力把便利侨汇、争取国外华侨寄回更多的赡家汇款工作做好。中共中央根据廖承志的意见，先后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颁布了 《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 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颁布了《华侨捐资兴办学校的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
上述指示和法令由中央公布后，一些地方对“归国华侨要采取检查从宽、一律免税”的体会不深，甚至发生抵触。廖承志指出： 这是自缚手脚的做法，必须防止这种倾向。与此同时，在华侨回国投资的问题上，一度又出现了强迫捐献的倾向。廖承志针对这一情况，在《中央华侨投资委员会关于辅导 华侨家乡建设的意见》 (草案) 上批示道： 一方面说不要强迫命令，一方面又开列了大批清单，结果又必然形成新的强迫命令，对这点我很担心，故建议透彻说明自愿与禁止强迫捐献。
对于归国华侨的安置，廖承志也是关怀备至的。他十分强调要办好国营华侨企业，作为安置归侨的基地。一九六○年，因印尼排华，数以万计的印尼华侨被迫返回大陆，廖承志亲至广东，夜以继日地主持安置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妥善安置了这批归侨。
在城市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中侨委根据廖承志的意见，与有关部门商定，在改造范围和留房方面对华侨、侨眷给予不同程度的照顾。
一九六二年，国务院为了使各级干部和群众对“海外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在廖承志的指导下，中侨委写了 《关于 “海外关系”的问题》的报告，以澄清人们对海外关系的各种糊涂认识。接着，廖承志又到广东，向侨区干部专门作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他郑重指出，对“海外关系”不作具体分析，就会出现“左”倾，殷切告诫大家要从积极方面对待海外关系。这些，都很有利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
建国后，华侨为了让下一代接受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希望祖国把他们的子女培育成才，不少人把子女送回祖国学习。一九五五年二月，廖承志与高教部党组书记杨秀峰、教育部党组书记董纯才联名向周恩来请示筹办华侨学生大学進修班学校，以适应日益增多的华侨学生到大陆上大学的需要。报告上说： “我们认为华侨学生尚未考进大学，不属高等教育部，而在高中毕业之后，则已超越教育部应管范围，可是从侨委会来说，属于华侨事务是责无旁贷的。”由于廖承志等的努力，办起了多所华侨学生补习学校，为华侨学生升大学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一九六○年初，廖承志倡议在福建泉州创办华侨大学。他亲自任华侨大学校长，对聘教师、建校舍，以及购置图书、仪器等，都给予规划和指导。海外华侨也大力支持华侨大学的创办，踊跃捐款并送子女回国学习。这样，华侨大学创办当年就接收了两千多名归侨学生。
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廖承志要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有关部门，注意改善华侨学生的生活条件，特别要求华侨大学宁可让教职工住草棚，一定要让学生住好一点的宿舍，使他们住的宽一点。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华侨政策受到“四人帮”的严重践踏，廖承志也受到冲击。一九七二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廖承志恢复工作，任外交部顾问，不久又主持国务院侨办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廖承志在落实华侨政策上进行了坚决的拨乱反正。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廖承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的长篇文章。文章指出： “我们要对侨眷、归侨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认真落实各项侨务政策。” “对于华侨、侨眷、归侨出入国探亲，对于中国血统的外籍人到我国探亲、旅游以及有外籍亲属的中国公民出国同亲人团聚，我们要给予方便，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并且对入境的人热情接待，提高服务质量。对华侨愿回来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要求回来定居、投靠亲属的，应予欢迎并给予妥善安排。对华侨学生要求回国升学的，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设立华侨学生补习学校，高等学校也要酌情招收华侨学生。”这篇文章，对动员全国各方面共同为侨务工作而努力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七八年，中央根据廖承志的意见，作出了复办暨南大学的决定，廖承志任董事长。六月，暨大复办后在广州召开第一次校董会。廖承志在会上提出兴办医学院和华侨医院问题。他说： 许多华侨、港澳同胞多次提出，希望国内建一个现代化的华侨医院，为华侨、港澳同胞服务。现在我们准备在暨大新办一个华侨医院、一个医学院，并决心把它办好。在廖承志的倡议、支持下，来自全国各地近三百名讲师或主治医师以上的医疗、教学、科研骨干，支援了暨大医学院、华侨医院的创办。
一九七八年以来，越南当局残暴迫害、大肆驱赶长期同越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华侨和华裔，使得数十万难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廖承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严正谈话，并亲临广东等地部署难侨安置工作。一九七八年六月，他到湛江港为前往越南接难侨的商轮送行。接着，他又与有关部门协商，迅速创办了一批新的华侨农场、华侨工厂，在不长的时间内，使二十五万难民得以在祖国安居乐业。
一九七九年，广东、福建两省根据廖承志的意见，对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重戴地、富帽子的侨户，发了 《改变成分通知书》。一九八二年，在国务院侨办召开的广东、福建等省的二十个城市落实华侨政策座谈会上，廖承志强调应优先照顾、尊重归侨知识分子。
在负责侨务工作期间，廖承志对陈嘉庚、庄希泉、蚁美厚等著名华侨十分尊重。一九四九年，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多次派人同当时还在泰国的蚁美厚联系，要他回国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蚁美厚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当时我非常激动，我想自己是华侨当中普通一员，只不过在抗战中尽了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廖公就把我记住，国家就给我这么大的荣誉。”廖承志对陈嘉庚有关侨务的许多意见，总是虚心倾听，诚恳接受。对于陈老发展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陈老提出的有利于国家的建议，他都不遗余力予以支持。陈老每次到北京，他在百忙中也亲自去访问，征求陈老对侨务和国家大事的意见。他还在百忙中抽空接见来访的侨胞和外籍华人，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来访的侨胞和外籍华人感到格外亲切。早在五十年代，在归国华侨中就流行这样一句话： “回北京，三件大事，毛主席接见、天安门观礼、听廖公做报告。”廖承志能深入浅出地传达中央在不同时期的侨务政策，象点滴入地的春雨一样，滋润着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心。他不愧为党的侨务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为祖国的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收回香港主权、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巳经提上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为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为统一祖国的千秋功业而努力，廖承志忘我工作、鞠躬尽瘁。
廖承志对将来收回香港主权后仍保持它的繁荣，作了很大努力和贡献。早在一九五八年，他就负责港澳工作。在港澳，从普通市民到有社会地位的教授、工商业家和银行家，他都能谈得来，都能交成朋友，香港人士称他为“知港派”。近年来，中英为香港问题进行接触和谈判时，他为稳定香港人心、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做了极其出色的工作。他会见了香港联成轮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包玉星、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香港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景禧、香港联沪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翔千、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香港美丽华大酒店总经理杨志云、香港东亚银行总经理李国宝、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费彝民等。许许多多的香港朋友对中英谈判及香港的前景有疑虑时，都愿意请教他，都以能听他一言为慰。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廖承志出席香港新界人士参观访问团在北京举行的宴会时，向访问团申明了中国对处理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他明确表示，中国将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收回香港后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的决策，廖承志公开肯定了香港流行的“港人治港”的提法，对稳定香港人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廖承志在北京会见安利肖氏集团董事肖汉森夫人时，肖汉森夫人问： “北京的政策，我们很信任，不过如果你们这一辈退休了，会不会改变?”廖承志回答： “绝对不会!”肖夫人又问： “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后，香港人的物业及财产，会不会没收?” 他笑着答： “绝对不会”。在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接触、谈判，香港人心浮动的日子里，他的谈话在稳定香港人心、保持香港繁荣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廖承志为使和平统一台湾这一政策形成千百万广大海内外中国人的行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七八年十月，廖承志随邓小平访问日本，经过香港时，会见了香港联成轮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包玉星。廖承志向包玉星阐述了中共的和平统一政策。他说： “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愿意把以前封闭的门户打开。今后，只要坚持这样做，大陆与台湾的骨肉同胞有一天必定能够团聚。”包玉星对廖承志说，全世界的中国人占百分之九十九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盼望着国家的统一。廖风趣而又满怀信心地说： “我看不赞成祖国统一的人没有百分之一那么多，最多只有百分之零点一。”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有一次，廖承志和一批从日本回国办事的台湾省籍华侨谈话。有一位被国民党杀了亲人的台湾同胞，对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一时想不通，廖承志说： “国民党杀了你的亲人，也指使暴徒杀害了我的父亲，还杀过我们共产党的人，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为了实现统一祖国的大业，我们不计个人恩怨呀。”促使这位台湾同胞质疑而来，满意而去。一九八一年，他会见原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马壁，说到台湾问题，廖承志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 “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台湾的老朋友完全可以放心。我希望台湾同大陆之间不必把精力花费在理论争辩上，我们海峡两岸要多进行些实际接触，以消除隔阂，在实际行动上把我们的民族感情表现出来。”一九八二年冬天，旅美多年的原国民党某高级将领回国观光，廖承志在北京接见了他，使他深受教育。他返美后来信说： “虽是初次见面，却有旧友重逢之感，对于祖国之行种种情景，不时回味。”以后，他在旅美的中国人中宣传中共的和平统一政策，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廖承志与蒋经国是世交。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廖承志致信蒋经国，以振兴中华相勉，以忠孝两全相劝，殷切期望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信中说：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 ‘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 ‘罪人’之说，实相悖谬。”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
“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 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①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香港《天天日报》社论指出： 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苏联曾派越飞来华，推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并使共产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而负责洽商接引的，就是廖仲恺先生。但后来共产党员都被排除清肃，而廖仲恺先生亦不幸被刺身亡。廖承志目睹此情，感于团结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容共政策”的被挠断，亦毅然加入共产党，在极艰苦中致力于革命工作，以迄至今。
香港《中报》社论指出： 综观廖氏一生，在时间上，他跨越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在个人身世上，他整个家庭的历史几乎就是国共恩怨的具体表现。也正因为他所具有的这种特殊身份，而使他在中共所提出的国共第三次合作设想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发表后，台湾一些“知名人士”写了文章，胡说廖仲恺是反共的，廖仲恺的死，是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搞的。为此，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日，廖承志在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 日，暗杀我父亲廖仲恺的元凶是胡汉民、吴铁城、邓泽如等人，同时强调这是个历史问题，决不影响当前的和平统一大业①。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
在此以后，廖承志又多次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愿意，他可以亲往台湾，举行和平谈判。一九八三年他会见台湾原《政治评论》月刊社社长马壁时说： “蒋经国先生是不会忘记我的，我也不会忘记他的。据我知道，他也是思念故乡的哟。我在七月份致蒋经国的信函中已经说过，我也可以去台湾同他见面，他若是来北京，我们更是热烈欢迎。”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应当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已成为全中华同胞的强烈呼声和海内外舆论的重要话题。祖国，正向着和平统一的最后归宿接近，这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的形成，廖承志所发挥的作用，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他的功名将永垂青史。
廖承志长期患心脏病，为了更好的为党为人民工作，一九八○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他说，与其带病工作效率不高，不如少活几年，更好的工作。他心里明白，做心脏搭桥手术后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手术后整整三年，他承担了比一个健康人还多的工作，几乎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时一天会见日本朋友、外籍华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华侨，多达七、八起，直至深夜。回到家中，还阅读大量重要文件，最后在床上，还翻阅港澳等外地书报。许多朋友都劝他注意健康，他总是一笑了之。
廖承志在党的第八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三年六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正当党和人民委他以重任，正当祖国统一大业期待他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廖承志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
注释
①《建国方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①廖承志: 《我的童年》,载《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9页。
①④廖承志: 《我的童年》。
②《丧弟的哀痛——廖梦醒回忆她的弟弟廖承志》,载1983年《中国建设》纪念廖承志专刊。
③廖六薇: 《承志弟二三事》,载《廖公在人间》第175页。
①廖六薇: 《承志弟二三事》。
①何香凝:《我的回忆》,《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页。
①思慕: 《六十年故交》,载《廖公在人间》第17页。
②司徒慧敏: 《我心中不灭的长明灯》,载《廖公在人间》第25 页。
③汤晓丹: 《廖公谈影片廖仲恺》,载《廖公在人间》第98页。
④1984年1月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①廖承志回忆周恩来的文章手稿,原件藏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廖承志的回忆时间上可能有出入。周恩来是1924年11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
②1984年1月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①廖承志对父亲的片断回忆,未刊稿,原件藏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②1982年8月30日廖承志在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原件现存该馆。
③据《廖承志早稻田大学成绩表》,影印件存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①1983年9月2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②黄鼎臣: 《廖公的青年时代》,载《廖公在人间》第14页。
①黄鼎臣: 《廖公的青年时代》。
②廖承志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年、月和介绍人系根据新华通讯社编发的《廖承志的一生》所载。
③廖承志自述,载1933年3月30日上海《新闻报》。
①廖承志致瞿秋白函(1929年10月10日),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②胡兰畦: 《回忆何香凝先生》,载《回忆与怀念》第195页。
①以上材料见1933年3月29日至4月2日上海《申报》、《新闻报》;廖梦醒: 《我的母亲何香凝》;经普椿: 《承志和我》;以及笔者1984年1月8日访问廖梦醒的记录。
②1983年9月28日访问廖梦醒记录。
①经普椿: 《承志和我》,见《廖公在人间》 (代前言)。
②廖承志致柳亚子函,原件藏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①郭久麟: 《罗世文》,重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①《红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
②郭久麟: 《罗世文传》。
①参见廖承志:《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①严长寿: 《廖承志在长征路上》,《星火燎原》1984年第3期。
①廖承志给母亲的信(1937年4月6日、6月20日),复印件存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②廖承志给母亲、姐姐的信 (1937年8月31日),复印件存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①廖承志给母亲、姐姐的信(1937年8月31日) 。
①梁上苑: 《追忆廖公在香港的时候》,1983年7月19日香港《大公报》。
②1939年2月5日香港《大公报》。
①廖承志: 《收获与教训》,救亡出版社1938年2月版。
①杨康华: 《我的追念》,1983年6月27日 《南方日报》。
①杨康华: 《我的追念》。
②《广东工作综合报告》,原件存中共广东省委档案馆。
①毛泽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第140页。
①廖承志: 《东江纵队史·序言》(1982年12月3日)。
①《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吴勤大革命时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南海县四区农会会长,南海县农团团长,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洋。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香港,拟回乡参加抗日斗争。
①毛泽东: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4页。
①郁风: 《他能使人快乐》,载《廖公在人间》。
①②③《廖承志的一生》,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①②③《廖承志的一生》。
①经普椿: 《承志和我》。
①据廖承志写的回忆。
②许涤新: 《钢铁意志,赤子心》,载《廖公在人间》。
①廖承志: 《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
①1946年4月19日 《新华日报》。
②经普椿: 《承志和我》。
①钱俊瑞: 《胸怀世界,永留人间》,《廖公在人间》。
①廖承志: 《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
①刘宁一: 《豪情如火的廖公》,载《廖公在人间》。
②朱子奇: 《一位心胸似海的人》,载《廖公在人间》。
①朱子奇: 《一位心胸似海的人》。
①铃木善幸: 《献身日中友好事业的卓越人物》,《廖公在人间》。
①《廖承志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一次华侨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53年1月)。
①②廖承志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发言。
①1982年7月25日 《人民日报》。
①廖承志:《历史问题要说清楚》,1982年8月31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 《廖公在人间》,三联书店1984年版。
2. 《廖承志的一生》,新华社出版1984年版。
3. 《廖承志——一个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中国建设》1983 年9月。
4. 《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中央档案馆馆藏有关廖承志的资料。
6.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存有关廖承志的讲话和批件。
7.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存有关廖承志的资料。
8.访问孙平化、彭光涵、杨荫东、黄四明、郑伟荣、廖梦醒、李湄等的记录。
推荐访问:杜甫的生平经历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