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生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其父为津市小贩。曹幼年失学，稍长，推车贩布于津沽间。二十岁投淮军当兵，继入天津武备学堂，1890年毕业后往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4年中日战争，曹锟随军去朝鲜。战后，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投袁部，任右翼步兵一营帮带。袁任直隶总督后，1902年委曹任直隶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一营管带。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后编为北洋陆军第一镇，曹任第一协统领[1]。1906年彰德秋操时，曾担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1907年初，他以尽先补用副将升新军第三镇统制。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移驻长春，后升记名总兵。日俄战后，东北三省人民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剧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曹锟因对人民血腥镇压“有功”，而屡获清朝统治者的嘉奖。1911年4月，授他以副都统衔，7月补总兵后以提督升用。
曹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曹锟受袁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
1912年2月，在南北议和的默契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袁南下就职。时第三镇改为第三师，驻南苑附近，曹锟任师长，于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袁任曹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2]。曹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与湖南都督汤芗铭共同监视南方革命势力的活动。
曹锟死心塌地依附袁世凯，成为袁实行帝制的支柱之一。1915年9月，他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上书袁世凯，请求改变国体[3]。10月，袁授曹以“虎威将军”的称号。袁称帝后，封曹为一等伯。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领导护国军讨袁，袁决心以武力镇压。1916年1月5日，曹锟、张敬尧受袁命率军入川，两部军纪极坏，沿途烧杀掳掠，川民恨之入骨。3月，曹、张统军和护国军战于叙(州)泸(州)间，张军大败，曹军亦受创后退[4]。6月，袁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率残部东归。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又成为段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任直隶督军，驻保定。
在黎、段“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中，曹的态度基本附和段，但也不愿结怨于黎。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附段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保持一定关系[5]。在此之前，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张的阴谋活动，早有默契[6]。及复辟丑剧登场，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曹见风转舵，投靠段祺瑞，担任了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借着这次政治投机，于军事结束后，担任了直隶督军兼省长。
复辟乱平，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了总理职位。段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纷纷随声附和声中，曹锟也通电助威[7]。自此以后，国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对抗;同时，北洋政府中的冯、段之间新的“府院之争”也发生了。冯、段分别以英、美和日本为靠山，成为北洋直、皖两系军阀的首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占有优势地位，段祺瑞妄想凭借日本的金钱与军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护法各省的反抗。冯国璋为了打击段祺瑞，作出“和平统一”的姿态，暗中勾结滇桂军阀，壮大自己。在冯、段对峙中，曹锟采取了骑墙政策。段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段;冯以直系结合为号召，抵制段的皖系势力扩张，他又附冯。1917年11月18日，在冯的授意下，他和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联衔通电，主张南北议和，声称愿作“调人”。事后，曹锟又赶紧向段祺瑞加以否认，声称签名系他人代庖。到21日他在徐树铮授意下，发表通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和议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的亲日卖国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军队溃退之后，段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8]。曹锟在徐树铮的利诱(许以“副总统”官位)下摇身一变，又积极主战，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冯国璋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之下，15日被迫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并兼两湖宣抚使;同时又策动直系长江三督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渐软化，曹锟乃于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湘桂军内部分歧，自动撤防，吴师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在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又一次组阁。组阁后，他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剥夺了曹、吴抢到的地盘，引起了曹、吴的不满。
段祺瑞为依靠外援，扩大实力，3月25日与日本秘密订立中日军事协定，进一步投靠日本，同时拟调徐树铮代曹锟为直隶督军[9]。曹锟获悉，便以病为辞，急回天津，并与张怀芝及长江三督联合声明，表示厌战。6月，曹锟又一次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督军会议，他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表示仍坚守“副总统”之约，于是曹又主战。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想以此换取他重上前线，但他却又提出各种借口，留津不动。吴佩孚在衡阳前线和滇桂军方信使往返，与对方暗订协定，前方战斗遂告沉寂。
当时，欧战即将结束，西方英美重新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吴佩孚于八九月间，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吴佩孚更加伪装同情群众运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遂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撤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迫徐世昌下令给曹、吴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直皖战争遂于14日爆发。奉系从东战场助直攻“定国军”，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皖系战败后，奉、直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发生争吵。1921年12月，由于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10]。梁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企图出卖山东利权，与日本秘密谈判借款，同时并起用了著名亲日派曹汝霖等人，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们乘机纷纷通电斥责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直指奉张。张作霖乃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张本系姻亲，因而曹锟对奉初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姻亲关系终不能不让位于集团和个人利益，他终于同意了吴的应战主张。1922年四五月间，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方的局面。
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民国六年(1917)旧国会，把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重光”的骗局来作为过渡办法，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于6月间拥黎重新上台。
曹锟晚年照片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曹急于爬上总统“宝座”，便唆使其弟曹锐及其党徒高凌霨、吴毓麟、边守靖等串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之流，收买议员，作驱黎拥曹的准备。黎元洪为延长自己的任期，主张先制宪法后选总统，曹家党徒则主张相反。同时，关于黎元洪的任期，黎、曹两派各有自己的解释，黎派认为任期应至1925年9月，而曹家党徒则扬言黎到1922年12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1]。此时，直系内部又分为保(定)洛(阳)两派，以曹锐为首的保派积极策划倒黎，拥曹锟上台;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则企图先以武力征服川湘，而后通过制宪与选举的形式以曹代黎。曹锟对吴的这种态度及其活动，甚“不见谅”[12]。到1923年春夏之间，保、洛两派在“驱黎拥曹”的步骤上才趋一致。6月，在曹锟的示意下，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的住宅、断水断电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台。
曹锟原拟于驱黎后立即进行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纳其党徒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见效，南下议员中一些见利忘义者，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受贿议员(人们斥为“猪仔”)把曹锟选为“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匆忙地赶制了一部“宪法”(人们斥为“贿选宪法”或“曹锟宪法”)，企图用以掩饰其贿选罪行。10日，曹锟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
自曹锟当上总统起，表面上直系势力极盛，而实际上内部更加分裂，外部的反直力量也酝酿成熟。1924年10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与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23日控制了全城。冯通电全国，痛斥吴佩孚，主张罢战言和。曹、吴对奉作战遂告失败。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南逃。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共推段祺瑞出来作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不久，冯、张矛盾又激化起来。1926年4月10日，冯部国民军将领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系，因而发动了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曹锟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1927年2月，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河南，奉系军阀渡河南下阻截之际，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西逃，曹锟又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此后，长期在天津作寓公。1938年5月17日，他在天津英租界本宅病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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